在写每一本书的过程中，作者都会有那么一段危机时期，有时出现在前五十页，有时却直到稿子快要结束时才冒出来。的确，一本书如果没有危机，就像一个孩子没有出过天花一样，也许这正是问题的所在。

这本书的危机在几分钟前出现了，因为想在1925年撰写论述宽容思想的著作似乎相当荒谬，也因为我迄今为这部基础研究而花费的那么多宝贵时光和艰辛劳苦可能徒劳无益了。我很想用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和怀特的书点燃篝火，也想把我自己的著作丢进火炉付之一炬。

这该怎么解释呢？

有很多原因。首先，作者长久地思考一个问题，难免会出现倦怠情绪。其次，我还真有点儿担心这类书写出来没有一点儿用处。最后，我怕这本书发表之后，有不宽容之人断章取义，从本书中摘取某些表面内容为自己的不正当利益作支撑。

可是除去上述问题（在大多数严肃图书中这些问题也的确存在），这本书还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即它的“结构”。

一本书要获得成功，必须要有开头和结尾。这本书倒是有个开头，但是能漂亮地收尾吗？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我可以举出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它们表面上打着公正和正直的旗号，实际上却是不宽容的结果。

我可以描述那些痛苦的日子不宽容被抬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可以痛斥和嘲弄不宽容，直到读者异口同声地大声疾呼：“打倒专制，宽容你我！”

但是有一件事我做不到。我说不清怎样才能达到我奋力追求的目标。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手册向我们讲述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从饭后的闲谈到如何表演口技。上星期日我看到一张函授课程广告，不少于二百四十九个题目，学院保证学生的水平能登峰造极，而且费用很少。但是至今没有人提出如何用四十（或四千）个课时讲明白“怎么做到宽容”。

历史据说是能解开许多秘密的钥匙，但却无法帮助我摆脱这种危急情况。

的确，人们可以写出大部头的专业著作，谈谈奴隶制、自由贸易、死刑和哥特式建筑，因为这些问题是非常明确具体的。即使任何资料都没有，我们至少还可以研究在自由贸易、奴隶制和哥特式建筑中大显身手或大力反对的男男女女的生平。从这些优秀人物讲述他们的命题的方法中，从他们的个人习惯上、社会联系上，从他们对食品、饮料和烟叶的嗜好上，甚至从他们穿什么样的马裤上，我们都可以对他们热情赞助或恶毒诋毁的理想得出某些结论。

可是从没有人把宽容作为自己的职业。一些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人只是出于很大的偶然性。他们的宽容只是一个副产品。他们所追求的是别的东西。他们是政客、作者、国王、物理学家或谦虚的美术家。在国王的事务中，在行医和刻钢板中，他们有时间为宽容美言几句，但是为宽容而奋斗却不是他们的毕生事业，他们对宽容的兴趣就像对下象棋和拉小提琴一样。这伙人非常怪异混杂（想一想斯宾诺沙、弗雷德里克大帝、托马斯、杰弗逊和蒙田竟会是好朋友），要发现彼此性格中有共同之处几乎不可能，尽管一般来说，从事共同工作的人都有共同的性格，不论这个工作是从戎、探测还是使世界免于罪孽。

因此，作家很想求助于警句。世界的某一处有一句警句，能应付各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但是在这个特殊问题上，《圣经》、莎士比亚、艾萨克·沃尔顿[1]和老贝恩哈姆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也许乔纳森·斯威夫特[2]（按我的记忆）接近了这个问题，他说，大多数人都用足够的宗教信仰做依据憎恨旁人，却不能爱别人。遗憾的是，这条真知灼见还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目前的困难。有些人对宗教的熟悉不逊于任何人，也从心底里仇恨别人。有些人全无信仰宗教的天性，却对野猫、野狗和基督世界的人类倾注了真挚感情。

不行，我必须得出自己的答案。经过必要的思考（但是没有多少把握），我要讲述一下我自己所认为的真理。

大凡为宽容而战的人，不论彼此有什么不同，都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的信仰总是伴随着怀疑；他们可以诚实地相信自己正确，却不能使自己的怀疑转化为坚固的信念。

在如今这个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时代，我们总是热情地叫嚷要百分之百地相信这个，百分之百地相信那个，但是我们不妨看一看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它似乎一直对标准化的理想很反感。

纯粹依靠人喂大的猫和狗是人所共知的傻瓜，因为如果没人把它们从雨里抱走，他们就会死亡。百分之百的纯铁早已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混合金属：钢。没有一个珠宝商会费尽心思地去搞百分之百的纯金、纯银手饰。小提琴无论多好，也必然是由六七种不同木材组成的。至于一顿饭，如果是百分之百全是蘑菇，非常感谢，鄙人实难领教。

一句话，世间绝大多数有用的东西都含有不同成分，我不明白为什么信仰要例外。我们“肯定”的基础里要是没有点“怀疑”的合金，那我们的信仰就会像纯银的钟一样总是丁当作响，或像铜制的长号一样刺耳。

宽容的英雄们正是由于深深赞赏这些，才与其他人分道扬镳了。

在人品的正直上，诸如对信仰的真诚，对职责的无私忠实，以及其他人们所共知的美德，他们中大多数人本来可以被清教徒法庭视为十全十美的完人。我想讲得更深一些，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人活着和死了以后本可以进入圣人行列，可是他们的特殊意识逼迫他们成为某一个机构的公开可怕的敌人，而这个机构自称只有自己才有权力把普通百姓加封为圣人。

这些英雄怀疑天国的神灵。

他们知道（一如前辈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浩瀚无际，头脑正常的人绝不期望能够解决。他们一方面希望并祈祷自己所走的路能最终把他们引向安全的目的地，另一方面又不相信这条路是唯一正确的，其余的全是歧途，更不会认为那些引诱单纯的人们上道的都是通向地狱之路。

听来这与《宗教问答手册》和伦理学教科书上的观点截然相反。这些书宣传由绝对信念的纯洁火焰照耀的世界具有绝对的美德。也许是这样。但是整整几个世纪里，尽管那团火焰一直以最强的亮度熊熊燃烧，但普通大众却不能说是幸福美满的。我并不想搞激烈的变革，但是为了变换一下，不妨试一试别的光亮，宽容行会的兄弟们靠着它一直在审度着世界的事情。如果这试验不成功，我们还可以回到父辈的传统里。似是如果新的光亮能把一缕宜人的光芒照射在社会上，多带来一点仁慈和克制，使社会少受丑恶、贪婪和仇恨的骚扰，那么收获一定会很大，我肯定，所花的代价也会小得多。

在介绍完这条我认为有价值的建议后，我必须回到历史上来了。

当最后一个罗马人被掩埋后，世界的最后一个公民（取其最佳、最广泛的意义）也泯死消亡了。古代世界充满了人道的古老精神，这是当时先进思想的特点，只是过了很长时间，它才平安地重返大地，社会才又一次有了安全的保障。

我们知道，，这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

国际贸易的复苏为西方贫穷的国家带来了新的资本。新的城市平地而起，出现了新的阶层。他们资助艺术、解囊购书，还投资给随着繁荣而兴起的大学。一些“人道思想”的支持者大胆地以整个人类作为对象进行试验，高举叛旗，打破旧式经院哲学的狭小局限，与旧的虔诚之徒分手了，因为后者把他们对古人智慧和原理的兴趣看作是邪恶肮脏的好奇心的体现。

一些人站在了这一小队先驱的前列，这本书以后的部分全是他们的故事，其中最可称赞的要算那个温顺的灵魂：伊拉斯谟。

他固然很温顺，却也参加了当时所有的文字大论战，并且精确地操纵了各类武器中最厉害的一种——幽默远程大炮，从而使自己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炮弹里装着由他的智慧制成的芥子气，径直射往敌人的国土。伊拉斯谟式炮弹种类繁多，很危险。一眼看去似乎毫无害处。它没有劈啪作响的明显导火索，倒像是绚丽多彩的花炮，可是，上帝保佑那些把这些玩意儿拿回家让孩子玩的人们吧。毒气肯定会进入幼小的心灵，而且根深蒂固，整整四个世纪都不足以使人类免除后遗症。

这样一个人，竟出生在北海淤泥沉积的东海岸的一个索然无味的小镇子，也颇为奇怪。十五世纪时，这些被水浸透的土地还没有达到独立富足的全盛时期，只是一群无足轻重的小公国，处于文明社会的边缘。他们长年累月闻着鲱鱼味，因为鲱鱼是他们的主要出口品。即使招徕一个客人，也只能是个走投无路的水手，他的船在阴沉的岸边触礁沉没了。

这样讨厌的环境会形成童年的恐惧，但也会刺激好奇的孩子奋力挣扎，最后摆脱出来，成为那个时代最知名的人物。

他一生下来就事事不顺当。他是个私生子。中世纪的人们与上帝和大自然亲密无间，诚挚友好，对这种事情比我们现在要计较得多。他们为之甚感遗憾。这种事既然不应该发生，他们当然也就很不赞同。不过除此之外，他们的头脑过于简单，没有想到要去惩罚播篮里的小生命，因为这不是孩子的过错。伊拉斯谟的不正规的出生情况并未对他造成很大不便，它只是表明他的父母太糊涂，根本没有能力应付局势，只好把孩子和他的哥哥留给了不是笨蛋就是流氓的亲戚照看。

这些叔叔和监护人不知道怎样打发他们的两个小监护对象，母亲一死，两个小家伙就无家可归了，首先他们被送到代芬特尔[3]的一所负有盛名的学校，那儿的几个教师加入了“共同生活兄弟会”[4]，不过我们如果读一读伊拉斯谟后来的信件，便可以判断出，这些年轻人只是在共同生活这个词的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共同”。继而，两个孩子分手了，弟弟被带到豪达[5]市，置于拉丁文学校校长的直接监督之下。校长是三个被指定管理孩子继承的微薄产业的监护人之一。如果伊拉斯谟时代的学校像四个世纪以后我参观过的学校那样糟，我只能为这可怜的孩子感到难受。更糟糕的是，三个监护人这时已经挥霍掉了孩子的每一分钱，为了逃避起诉（那时荷兰法庭对这类事情毫不通融），他们急忙把他送进修道院，让他出家修行，还祝他幸福，因为“现在前途有保障了。”

历史的神秘磨盘终于从这些可怕的经历中磨出了具有伟大文学价值的东西。中世纪末期，所有修道院中半数以上的人都是只字不识的乡巴佬和满手老茧的种田人，这个过于灵敏的年轻人形孤影单，多年被迫与这些人住在一起，一想起来真觉得不是滋味。

幸运的是，施泰恩修道院纪律松弛，使伊拉斯谟能把大部分时光用在前任修道院长收藏的拉丁文手稿上，这些手稿搁置在图书馆里早已被忘记了。他吸吮着卷帙浩繁的著作，最后成为古代学问的活的百科全书。这对他以后有很大的帮助。他总是在活动，很少去参考图书馆的书。不过这倒没关系，因为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记忆加以引用。大凡读过收有他著作的十大本卷宗或是只通读了其中一部分的人（因为现在人的命太短促了），一定会对十五世纪所说的“古典知识”大加赞叹。

当然，伊拉斯谟最后还是离开了那个古老的修道院。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被环境左右的，这样的人造出自己的环境，而且是用根本不成器的材料创造的。

伊拉斯谟的余生完全自由了，他没完没了地要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以便使工作不受慕名来访的客人们的干扰。

可是直到他行将辞世，对童年时代“活生生的上帝”的缅怀使他的灵魂陷入死亡的沉睡中的时候，他才饱尝了一会儿“真正的清闲”。这对于紧步苏格拉底和齐诺[6]后尘的人来说，一直是极少有人得到过的最美好的佳境。

这些过程经常被描写，我就不详细赘述了。每当两个或更多的人以真正智慧的名义凑在一起时，伊拉斯谟或早或晚一定会出现。

他在巴黎学习过，是个穷学者，差一点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他后来到剑桥任教，在巴塞尔印过书，还想（几乎是徒劳无功）把启蒙之光带进远近闻名的卢万大学，冲破壁垒森严的正统偏执。他在伦敦度过很长时间，获得都灵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他熟知威尼斯大运河，咒骂起泽兰[7]的糟糕道路来就像咒骂伦巴第[8]一样熟悉。罗马的天国、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在他的头脑中留有深刻的印象，就算遗忘河[9]的水也无法抹去他对这座圣城的记忆。他只要还在威尼斯，便可得到一笔慷慨的年金，每当威尼斯兴办一所新大学，他肯定会被请去，担任他选中的任何课程的教授，即使他不愿任教，只要偶尔光临一下校园也会被视作莫大恩惠。

但他坚定地回绝了诸如此类的邀请，因为这里面含有一种威胁：束缚和依赖。万事之中他首先要自由。他喜欢一间舒适的屋子，而不是条件糟糕的屋子；他喜欢有趣的同伴，而不是愚钝的人，他知道布尔根迪的美味佳酿和亚平宁的淡色红墨水之间的区别。但所有这些都必须以自由为前提，如果任何人强迫他叫“主人”，他肯定不干了。

他为自己选定的角色做了一盏地地道道的知识探照灯。在时事的地干线上，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伊拉斯谟立即让自己的智慧明光照在上面，尽力让旁人看清那东西的真面目，剥光它的装饰，戳穿它的愚蠢和他所痛恨的无知。

伊拉斯谟在历史的最动乱时期能这样做，既避开了新教狂热者的愤怒，又不惹恼宗教法庭的那帮朋友，这是他的一生中最常被人们指责的一点。

后代子孙似乎一提起古人，便对殉道牺牲者有真挚情感。

“这个荷兰人为什么不挺身支持路德、不拼出性命与其他改革者站在一起呢？”几百年来，许多仁人志士总爱纠结于这个问题。

诉诸暴力并不是伊拉斯谟的本性，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什么运动领袖。他也绝不会像有些人那样自以为是，教导世人应该如何迎接千禧年[10]。这确是一大特色。此外，他还认为，我们每次觉得有必要重新布置住所时，不一定非得把旧房子拆掉。的确，地基亟待整修，下水道也过时了，花园里杂乱不堪，很久以前搬走的人家扔下了许多破烂。可是，如果房主兑现了诺言，花些钱做些立竿见影的改进，容貌便会焕然一新。伊拉斯谟所要做到的也仅限于此。尽管他像敌人讥讽的那样“中庸”，但成功却不亚于（也许高于）那些“激进派”，世界上原来只有一个暴君，激进派却带来了两个。

伊拉斯谟像所有真正的伟人一样，对制度毫无好感。他相信世界的美好在于每个人的努力，改造好每一个人，便是改造了世界。

于是，他走到人群中间，向广大民众呼吁，将矛头指向时弊，但他的方法非常巧妙。

首先，他写了很多信，寄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和恶棍。他写信给每一个想接近他的人（那时信封上尚无需盖邮戳和写上发信人的地址），一拿起笔就洋洋至少八页。

第二，他还校正了大量古籍，这些古文常常被传抄得十分糟糕，已经文不达意。为了搞好编辑，他不得不学习希腊文，他煞费苦心要掌握这门被教会禁用的语言文法，致使许多虔诚的大主教徒指责他内心里与真正的异教徒一样坏。这听来未免荒诞无稽，但却是事实。在十五世纪，体面的基督徒绝不会梦想学会这门禁用的语言。会一点希腊文会使人陷入无数困境。它会**人拿福音书的原文与译文做比较，而这些译文早已得到保证，说它是原文的忠实再现。这才是个开头。不久他便会到犹太区去，学会希伯来文法，差一点就要公开反叛教会的权威了。在很长时间里，一本画得稀奇古怪歪歪扭扭的文字书，便可以成为秘密革命倾向的物证。

为了查禁这些“违禁品”，教会当局常常会突然闯入人们的住所，进行搜查。一些拜占庭难民为了谋生私下教一点本国语言，便常常被赶出借以避难的城市。

伊拉斯谟克服了这些障碍，学会了希腊文。他在编辑西普里安[11]、屈梭多模[12]和其他教会神父的书时加入了一些注释，里面巧妙地藏匿了许多对时事的评论，这些话如果作为一本小册子的主题，是断不会给印出来的。

但是，注释的顽皮精灵在伊拉斯谟创造的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学形式中出现了，我是指大家都知道的他的希腊和拉丁文成语收藏。他把成语归到一起，以便使当时的孩童都能学会古文，变得高雅。这些所谓的“格言”中充满了精妙的评论，在保守派看来这肯定不是出于教皇的好友的手笔。

后来，他又写了一本书，可以算是时代精灵所孕育的最怪异小书中的一本。这种书其实是为了几个朋友一笑而作的。却在古典文学史中占据了一席，连作者本人也没有想到。这本书叫《愚人颂》，而我刚好知道它是怎样写成的。

那是在1515年，一本构思精巧的小册子震惊了世界。没有人知道它是在攻击修道士，还是为修道院生活辩护。封面上没有姓名，但对作者有些了解的人认了出来，它出自一个有些古怪的人之手：乌尔里希·冯·胡滕[13]。他们猜得对，因为这个有才干的年轻人、桂冠诗人[14]、奇怪的城市游民在这本大作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写了有用的滑稽部分，他自己也颇为之自豪。他听说连英国新学领袖托马斯·莫尔都称赞了他的书，便写信给伊拉斯谟，请教他一些细节。

伊拉斯谟对冯·胡滕没什么好感。他的头脑有条有理（表现在他生活的有条理），厌恶邋里邋遢的条顿人，这些人在上午和下午都为启蒙事业疯狂地挥舞笔和剑，晚上则到附近的小酒馆里喝得酩酊大醉，暂时忘却现实的黑暗。

不过，冯·胡滕的确是个很有天赋的人，伊拉斯谟的回信也彬彬有礼。他写着写着，就对他伦敦的朋友托马斯·莫尔[15]的美德赞不绝口，并描绘了托马斯爵士一家和睦美满的景象，足以成为所有家庭的永久楷模。在这封信里，他提到莫尔这个作用非凡的幽默家怎样赋予了他写《愚人颂》的最初灵感，很可能正是莫尔创立的善意的闹剧（一个真正的挪亚方舟，有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鸟、狗、私人动物园、私人业余演出和业余小提琴乐队），启发他写出了使人兴奋的并使他一举成名的作品。

这使我隐约想起了英国木偶剧《庞奇和朱迪》，在好几个世纪里，它是荷兰儿童唯一的娱乐节目。《庞奇和朱迪》木偶剧中有大量粗俗的对话，却又保持了一种格调严肃高雅的气息。用空洞嗓音说话的“死神”出现在舞台上。演员们一个挨一个来到这位衣衫褴褛的主角面前，自我介绍一番。接着，死神拿了根又大又粗的木棍，敲打他们每个人的脑袋，然后把他们扔到假设的垃圾堆里，这始终是孩子们最爱看的一幕。

在《愚人颂》中，整个时代的社会面纱被仔细地剥去，而“愚人”就如一个受到感化的验尸官，始终站在劳苦大众这边，用他的评论为大众说话，且他想要点评的人一个都不能逃脱。整个“中世纪主要街道”里的合适形象被搜集一空。当然，当时的野心家和那些满口胡诌要拯救人类的僧侣，自然都没有被落下，他们假装虔诚地游说、无知无知和空洞浮夸的言辞也一同被写进书里，遭到严厉的抨击。

教皇、红衣主教和主教这些与加里利的贫苦渔民和木匠南辕北辙的后裔，也出现在人物表里，占据了好几章的篇幅。

不过，伊拉斯谟撰写的“愚人”相对于其他幽默文学作品中搞怪的形象来说，更切合实际。在整本小书中（其实在他所写的一应文字中），他都在宣扬自己的一套哲理，人们不妨称它为“宽容的哲学”。

他希望人们都能宽以待人；他坚信信奉神圣律法的精髓，而非死扣原著的字句；他主张人们将宗教以道德的方式来接受，而非某种统治的形式。这些使得伊拉斯谟成为一本正经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攻击的对象，说他是“不信上帝的流氓”，还把他列为教会的敌人，因为他在嬉笑怒骂中，隐藏有“亵渎上帝”的真实意图。

攻击（一直持续到伊拉斯谟去世）没有起任何作用。这个尖鼻子的矮个子一直活到七十岁，而那时有谁想从官方既定的文字里增加或减少一个字都会导致绞刑。他对风靡一时的英雄毫无兴趣，也公开这样讲。他从不希望从剑和火绳枪里得到任何东西，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神学上的一点争执便导致世界范围的宗教战争，那么世界将要冒多么大的危险。

于是，他像个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地筑造理智和常识的堤坝，惨淡地希望能挡住不断上涨的无知和偏执的洪水。

他当然是失败了。要挡住从日耳曼山峰和阿尔卑斯山上冲来的邪恶意图和仇恨的洪水根本不可能。他死后没几年，他的书也全部被冲走了。

不过，由于他的杰出努力，许许多多沉船的骸骨又冲到了后代人的岸边，成为永远无法制服的乐观主义者们的好材料，他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建起长堤，切实挡住洪水。

伊拉斯谟于1536年6月与世长辞了。

他到死也一直保持着他那独有的幽默感。他死在他的出版商家里。

[1] 艾萨克·沃尔顿（1593—1683），英格兰文学家。

[2] 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生于都柏林，讽刺文学大师，以《格列佛游记》《一只桶的故事》等作品闻名于世。

[3] 代芬特尔，荷兰中部城市。

[4] 共同生活兄弟会，中世纪后期的一个修道团体，由戈洛特（1340—1384）和拉德文（1350—1400）创办。

[5] 豪达，荷兰西部城市。

[6] 齐诺，东罗马帝国皇帝。为了消除一性论造成的宗教摩擦，于482年发表题为《和谐》的布告，意图统一互相争斗的派系，却遭到了教皇菲利克斯二世的否定，促成了东西教会的第一次大分裂。

[7] 泽兰，荷兰省名，为荷兰西南部一农业省。

[8] 伦巴第，意大利北部的一个行政区。

[9] 遗忘河，希腊神话中冥府里的五条冥河之一。亡魂须饮此河之水以忘掉人间事情。

[10] 千禧年，又名千福年，其概念源于基督教教义，可以简单地理解为1000年。

[11] 西普里安（约200年—258年），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拉丁神父，曾任迦太基主教，其著作《论恩宠》和一些书信是了解北非基督教的重要资料。

[12] 屈梭多模，古代基督教希腊神父。生于叙利亚境内安提阿。

[13] 乌尔里希·冯·胡滕，德国诗人和人文学者曾被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他热情鼓吹日耳曼爱国精神，极力支持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

[14] 桂冠诗人，欧洲中古世纪，在皇帝的侍从队伍内也有诗人，他们的工作就是写下纪念某事或某节庆的诗歌，这种诗人在英国就称之为桂冠诗人，其职位由国王任命。

[15] 托马斯·莫尔，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其名著《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而名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