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心理学教会了我们几件有用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极少出于一种单一的动机而做一件事情。我们不论是向一所新大学解囊捐赠一百万美金，还是连一个铜子也不愿意给饥饿的流浪汉；不论是宣称只有在国外才能得到真正的精神自由，还是发誓永远都不离开祖国；不论是坚持把黑的叫做白的，还是坚持把白的叫做黑的，我们做出这些决定时，总是出于几种不同的动机，我们内心深处也明白，这的确是真的。但是，我们要是真敢对自己和周围的人老实承认这一点，那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形象可就寒碜可怜了。出于天性，我们总要从各种动机中挑选出最值得钦佩、最有价值的一项，修饰一番以迎合公众口味，然后公之于世，称它是“我们做某件事的真正理由”。

不过这虽然可以在大多数场合下蒙骗住大家，却从来没有一个方法能蒙骗自己，哪怕是蒙骗一分钟。

大家都清楚这条使人尴尬的真理，因为自从有了文明以来，人们便狡黠地达成默契，在任何公共场合里都不得戳穿它。

我们内心怎样想，这是自己的事。只要外表保持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心里便会感到满足，因此就很乐于遵守这样的原则：“你相信我的谎话，我也相信你的。”

大自然却没有礼仪之限，它在我们的一般行为准则中是个绝大的例外，因此它极少能被允许跨入文明社会的神圣大门。由于历史迄今只是少数人的消遣之物，所以名叫克利俄[1]的可怜女神至今一直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尤其与不如她体面的姐妹们相比更是如此。她的姐妹们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可以自由地唱歌跳舞，还被邀请参加每一个晚会，这当然引起了可怜的克利俄的无比愤恨，她不断施展微妙的手腕，以图报复。

报复纯属人的天性，却又很危险，在人类的生命和财产中常常索价高昂。

每当这个老妇人向我们揭露数世纪流传下来的成套的谎言时，整个安宁幸福的世界就陷入动**之中，狼烟四起，上千个战场包围了世界。骑兵团开始横冲直撞，漫山遍野的一队队步兵慢慢地爬过大地。以后，所有的人都回到各自的家舍或墓地，整个国家一片荒凉，不计其数的金银枯竭到最后一文钱。

如前所述，我们的同行现在已经开始认清，历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大自然的法则没有什么事物能够逃脱，在化学实验室和天文台里要遵守它，在历史领域也同样如此。因此，我们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科学普及运动，希望对子孙后代造福匪浅。

这终于把我带到了本章开始时的题目，那就是：基督教改革运动。

直到前不久，对这场社会和思想的大变革只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全盘肯定，一种是全盘否定。

前种看法的支持者认为，它是一次宗教热情的突然爆发，一些品行高尚的神学家对教皇龌龊的统治和受贿大为震惊，自己就建立起独立的教堂，向真心诚意要当真正基督徒的人传授真正的信仰。

仍旧忠于罗马的人绝没有这么高的热情。

按照阿尔卑斯山另一端的学者的说法，宗教改革是一场既可憎又可恶的反叛，几个卑鄙的王公贵族不想结婚，还希望得到本该属于教会圣母的财产，于是便开始阴谋闹事。

一如既往，双方都对，可又都错了。

宗教改革是形形色色的人出于形形色色的动机造成的。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明白，对教会的不满只是这场大动乱的一个次要原因，实际上它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和经济革命，神学的作用在这里显得微乎其微。

如果教导我们的子孙，使他们相信菲利普亲王[2]是个开明统治者，他对改革后的教义很感兴趣，这当然要比向孩子们说明一个无耻政客如何通过狡猾诡计，在向其他基督徒开战时接受了异教的土耳其人的帮助要容易得多。于是几百年来，新教徒便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伯爵打扮成慷慨大度的英雄，却只字不提他实际上是想看到现在掌权的哈布斯堡家族（欧洲最古老的王室家族，其成员从1273—1918年当过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奥地利、奥匈帝国的皇帝或国王）被其对手黑森家族（旧时德国中西部一个地区）所取代。

另一方面，如果把克雷芒主教比做是仁慈的牧羊人，他把日益衰竭的最后精力都徒然地用在保护羊群不跟随错误头领误入歧途上，这要比把他描写成典型的美第奇家族[3]的王子更易于理解，因为美第奇家族把宗教改革看成是一群酗酒滋事的德国僧人的不光彩吵闹，并运用教会的力量扩展意大利祖国的利益。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传说中的人物在天主教的课本里对我们微笑，我们丝毫不必惊讶。

这种历史在欧洲可能是必要的，不过我们既然在新世界上幸运地落了脚，就不必坚持欧洲大陆祖先的错误，而应该自由自在地得出自己的结论。

黑森的菲利普是路德的挚友和支持者，他虽然怀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却不能说在宗教信仰上不虔诚。

绝不是这样的。

1529年他在著名的《抗议》上签字时，他和其他签名者都知道，他们会“遭到猛烈暴风雨的严酷打击”，还会在断头台上了却一生。他如果不是具有非凡的勇气，就不能扮演他实际上扮演了的角色。

不过我要讲明的是，历史人物受到启发做了一些事情，也被迫放弃一些事情，但如果不深入了解他的各种动机，要对他（或者对我们所熟悉的人）做出公允的评判是下很困难的，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法国有句谚语：“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这个解决方法似乎过于简单。我想做一点补充，修改成：“了解一切即理解一切。”善良的主在数世纪前已经把宽恕的权力留给了自己，我们还是让他去尽宽恕之职吧。

我们也谦虚一些，尽量去“理解”，这对于人类有限的能力来说已经足够了。

现在我还是回到宗教改革上来，这个题目使我把话题扯开了一些。

据我的“理解”，这个运动起初是一种新精神的体现，它是前三个世纪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后来被人称为“民族主义”，因此它与那个外来的国上之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前五个世纪的欧洲各国都被迫要看那个国上之国的眼色行事。

要是没有同仇敌忾，就不能使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瑞典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挪威人紧密团结为一体，形成强大的力量，足以摧毁长期监禁他们的监狱围墙。

如果各自怀有的险恶嫉妒之心没有由于一个伟大的理想而暂时收敛，超脱私人的仇视和野心，宗教改革也绝不会成功。

反之，宗教改革就会变为一连串小规模的地方起义，只需一支雇佣军团和几个精力旺盛的宗教法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镇压下去。

改革领袖便会重蹈胡斯的厄运，追随者们也会像从前被杀的韦尔多教派[4]和阿比尔教派[5]的人一样被处死。教皇统治又一次轻易得胜，接踵而来的便是对“违反纪律”的人们施以施雷克里克式的恐怖惩戒。

改革运动虽然胜利了，但成功的范围却小到了极点。胜利一到手，对反抗者生存的威胁一解除，新教徒的阵营便瓦解成无数个敌对的小山头，在已经大大缩小了的范围内重演敌人当权时的所有错误。

一个法国主教（很遗憾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曾经说过，我们必须热爱人类，不论人类处于什么境况。

我们从局外人的角度回顾一下，在近四个世纪的时光里，人们曾充满希望，但同时也陷入更大的绝望。多少男男女女怀着崇高的勇气，在断头台和战场上为了理想抛弃了生命，而理想却从未实现过。我们也看一看数以百万计默默无闻的小市民，他们认为某些东西是神圣的，便为之牺牲；还有新教徒的起义，他们本想建立更自由更开明的世界，却一败涂地。这都会使人们的博爱之心受到异常严峻的考验。

直言不讳地讲，新教徒奉行的主义从这个世界上剥夺了许多美好、高尚和美丽的东西，又加进了不少狭隘、可憎和粗陋的货色。它不是使人类社会更简朴、更和谐，而是使它更复杂、更无秩序。不过，与其说这是宗教改革的过错，倒不如说是大多数人本身具有的弱点造成的。

他们从不慌慌张张。

他们根本跟不上领导者的步伐。

他们并不缺乏善良的愿望，最终他们会跨过通往新世界的天桥。但是他们要选择最好的时机，而且还不肯放弃祖宗留下来的传统。

宗教大改革原想在基督徙和上帝之间建立一种完全新型的关系，摈除过去的一切偏见和腐败，可是它完全被追随者们头脑中的中世纪包袱搞得混乱不堪，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很快便发展成为一个与它所深恶痛绝的教廷组织毫无二致的运动。

这便是新教徒起义的悲剧，它无法超越它的多数支持者平庸的才智。

结果，西欧和北欧的人并没有像所期望的那样取得长足的进步。

宗教改革运动未能产生一个所谓一贯正确的人，却贡献了一本书，据说是完美无瑕的。

不是出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当权者，而是涌现了无数个小当权者，每一个都想在自己的范围里充当领袖。

它不是把基督世界分为两部分，一半是占统治地位的，一半是占非统治地位的，或者一半是虔诚的教徒，一半是异端分子。而是制造出无数个意见分歧的小团体，彼此毫无共同之处，还深恨所有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

宗教改革后，并没有建立起宽容的统治，而是效法早期教会，一旦获得权力，便依靠不计其数的宗教手册、教旨和忏悔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便公然宣战，无情打击不赞同他们社团的官方教义的人。

但是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思想发展中，这是无法避免的。

要形容像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领袖的勇气，只有一个词，说来还相当吓人：胆大包天。

德国边远地区的不毛之地有一所靠近海岸的大学，里面的一位教授是一个朴实的多明我会[6]修道士，他公然烧毁了教皇谕旨，用自己的叛逆思想狠狠敲击了教会的大门。还有个体弱多病的法国人，他把瑞士的一座小村镇变成了堡垒，完全不把教皇的力量放在眼里。这些事例展示了人们的刚毅坚韧，堪称超世绝伦，现代世界无一可与之媲美。

这些胆大包天的造反者很快找到了朋友和支持者，只不过这些朋友都抱有个人目的，支持者也只是为了浑水摸鱼捞一把，好在这不是本书探讨的问题。

这些造反者为了自己的良知以性命赌博的时候，并不能卜测出世界将会怎样，也没能预见到北部大部分民族最后会云集到自己的旗帜之下。

但他们一旦卷入自己引起的大漩涡，就不得不随波逐流了。

不久，怎样使自己保持在水面上这个问题就耗去了他们的全部力气。教皇在千里之外的罗马终于了解到，这场人所不齿的动乱要比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修道士之间的争吵严重得多。它是一个法国牧师的阴谋。为了赢得众多资助人的欢心，教皇暂时停建了心爱的大教堂[7]，开会商讨发动战争。教皇的训谕和逐出教会的命令飞送到四面八方，帝国的军队开始了行动。造反的领袖们无路可退，只好背水一战。

伟大的人物在你死我活的冲突中丧失了公允判断的能力，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同一个路德曾经疾呼，“烧死异教徒是违背圣灵的”，可是几年后，他一想起邪恶的德国人和荷兰人竟然倾向于再洗礼教派[8]的思想，就恨得咬牙切齿，似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这个无畏的改革者在开始时还坚持认为，人们不应把自己的逻辑体系强加于上帝，而到了最后却烧死了理论明显比他更高一筹的敌人。

今天的异教徒到了明天就成为所有持异见者的大敌。

加尔文和路德总是谈论新的纪元，那时黑暗之后终归会出现曙光，然而他们在有生之年却一直是中世纪传统的忠实后裔。

在他们眼里，宽容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美德。他们在没有容身之地的时候，还心甘情愿乞灵于信仰自由的神圣权力，以它作为攻击敌人的论点。一旦仗打赢了，这个深得信赖的武器便被小心翼翼地放在新教徒的废品仓库的墙角，和其他很多善良的意愿一起被当作不实用的东西扔掉。它躺在那里，被忽略，被遗忘，直到许多年后才从盛满旧式说教的木简后面被翻找出来，人们捡起它，擦去污迹，又一次走向战场，但是使用它的人的本质已经改变，与十六世纪初期奋战的人截然不同。

不过，新教徒革命也为宽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倒不是革命本身取得的，这方面的收益的确很小。但是宗教改革的结果却间接地促进了各个方面的进步。

首先，它使人们熟悉了《圣经》。教会从未严令禁止人们读《圣经》，但也没有鼓励普通凡人研究这本圣书。现在每个正直的面包匠和烛台制造师终于可以拥有一本圣书了，可以在工棚里独自研究它，得出自己的结论，完全不必担心在火刑柱上被烧死。

熟悉可以消除人们在面对一无所知的神秘事物时的敬畏和恐惧。在宗教改革后的两百年里，虔诚的新教徒相信自己从《旧约》中读到的一切，无论是巴兰[9]的驴，还是约拿[10]的鲸鱼。那些敢于质疑哪怕一个逗号的人（博学的阿伯拉罕·科洛威斯的“带有启发性的”元音点）知道最好别让他人听到他们怀疑的窃笑。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仍然害怕宗教法庭，而是因为新教牧师有时会使他们的生活很不愉快，众口纷纭的责难所导致的经济后果即使不是毁灭性的，也会十分严重。

实际上这本圣书是一个由牧民和商人组成的小民族的历史，但是长期不断地研究它却逐渐产生了一些后果，这是路德、加尔文和其他改革者未能预见的。

假如他们预见到了，我肯定他们会和教会一样，讨厌希伯来文和希腊人，小心谨慎地不使《圣经》落入凡世俗人之手。到头来，越来越多的治学严谨的学生只是把《圣经》当作一本有趣的图书来欣赏，在他们看来，里面的许多描写残忍、贪婪和谋杀的鲜血淋漓令人发指的故事绝不会是在神示下写成的，根据内容的性质判断，那只能是处于半野蛮状态的民族的生活写照。

从这以后，许多人当然不去再把《圣经》看成是唯一的智慧源泉。自由思考的障碍一旦扫除，被阻塞了近一千年的科学探索潮流便沿着自然形成的渠道奔腾而去，一度中断了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的成果又从二十个世纪以前丢下的地方重新捡了起来。

其次，从宽容的角度来看，还有一点更为重要。宗教改革把西欧和北欧从一个权力专制中解脱了出来，这个专制尽管披着宗教组织的外衣，但实际上却是罗马精神专制的不折不扣的翻版。

信仰天主教的读者肯定很难苟同于这些观点，但他们也会对这场运动怀有感激之情，因为它虽说是无法避免的，但对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也有好处。本来，天主教会这个一度神圣的名字已经沦为贪婪和暴虐的代名词，所以教会才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扫清这些指责。

天主教在这一点上取得了相当辉煌的胜利。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梵蒂冈不再容忍博尔吉亚家族[11]的人了。诚然，教皇和从前一样，仍然都是意大利人，要改变这种规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如同古罗马时期受信任的大主教们在选举教皇时要是挑上一个德国人、法国人或其他任何一个外籍人，下层百姓非把城市闹得天翻地覆不可。

新教皇的选举万分慎重，只有最德高望重的人才有希望当选。新主人由忠诚的耶稣会[12]会士辅佐，一上任便要进行大清洗。

放纵胡为的事情不再有市场了。

修道院的神职人员必须研究（也就是服从）修道院创始人定下的规矩。

在文明城市里，行乞的僧人踪影全无。

大家对宗教改革的不屑一顾态度已经消失，继之而来的是热切向往圣洁有益的生活，做善事，竭力帮助那些无力承担生活重担的不幸的人。

即使如此，教廷还是未能收回已经失去的大片疆土。按地理概念讲，欧洲北半部人信奉新教，只是在南半部保留了天主教。

不过，如果我们把宗教改革的成果用图画来说明，那么欧洲实际发生的变化就更为清晰。

在中世纪，有一座精神和思想的监狱，它包罗万象、无所不能。

新教徒的起义摧毁了旧的建筑，并用现成的材料建立起自己的监狱。

1517年以后，出现了两座地牢，一座专为天主教徙，另一座是为新教徒。

至少原定的计划是这样的。

可是新教徒没有经受过几百年的迫害和镇压，少了这种训练的优势，便没能建立起对抗反对者的监狱。

大批桀骜不驯的囚徒从窗子、烟囱和地牢的大门逃跑了。

不久，整座监狱已成残骸。

到了夜晚，异教徒便整车地搬走石头、大梁和铁棍，次日早晨用它们建造了一座自己的小堡垒。它的外表很像一千年前格里高利一世和英诺森三世建造的监狱，但缺乏必要的内在力量。

堡垒一旦投入使用，新的规定和制度一旦被张贴在门上，大批心怀不满的信徒便蜂拥出走了。他们的上司，即现在的牧师教长由于从未掌握过旧式执行纪律的方法（逐出教会、酷刑、处决、没收财产和流放），只好无可奈何地站在一旁观望着已经下定决心的乱民。这帮叛逆按照自己的神学偏好建起了一道防卫木桩，宣布了一套暂时能迎合他们信仰的全新教旨。

这一过程经常往复，最后在不同的禁地之间形成了精神上的“无人区”，求知者可以在这里自由闲逛，诚实的人则可以自由思考，不会受到阻碍和干扰。

这就是新教为宽容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

它重建了人类的尊严。

[1] 克利俄，希腊神话人物中九位古老的女神之一。这九位女神代表是传统的音乐和舞蹈、即时的和流传的歌所表达出来的传说。她们是海林肯山的泉水的水仙。在罗马时代，人们认为每一位缪斯掌管一门艺术，克利俄掌管历史。

[2] 菲利普亲王，这里指德意志新教领袖。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宗教改革运动席卷整个德国，他站在路德一边，后来和德意志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公爵结成防御联盟，并成为该集团的领袖。曾因重婚罪受到皇帝的审判。

[3] 美第奇家族，意大利贵族家庭，出了三个教皇、两个皇后。

[4] 韦尔多教派，原为十二世纪起源于法国的宗教运动，现指流行于法意边境地区的瑞士基督教派。

[5] 阿比尔教派，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法国南部的新教徒教派成员，在中世纪宗教法庭活动期间作为异教派而遭到根除。

[6] 多明我会，又译为道明会，也称“布道兄弟会”，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会士均披黑色斗篷，因此称为“黑衣修士”，以区别于方济各会的“灰衣修士”和加尔默罗会的“白衣修士”。

[7] 指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8] 再洗礼教派，又称重浸派、重洗派，是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发生时，从瑞士苏黎世的宗教改革家茨温利所领导运动中分离而出的教派。

[9] 《圣经》中的先知，被派去诅咒以色列人，在遭到自己所骑驴子责备后，反而祝福了以色列人。

[10] 约拿，《圣经》故事人物，以色列的先知。

[11] 博尔吉亚家族，定居于意大利的西班牙世袭贵族家族。

[12] 耶稣会，又称耶稣连队，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主要任务是教育与传教，在欧洲兴办许多大学，培养出的学生，除了是耶稣会人才外，也活跃于政界与文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