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国家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漫画家，他总是喜欢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台球、十字填充游戏、大提琴、浆洗的衬衫和门前的擦鞋垫是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的呢？

不过，我想知道的是那些接受命令去操纵大型现代攻城炮的人是什么样的心理反应。战争期间，许多人做着形形色色奇怪的工作，但是还有比发射贝尔塔巨炮[1]更加荒诞可笑的工作吗？

其他士兵或多或少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飞行员可以从飞腾而起的红光中判断是否击中了煤气工厂。

潜艇指挥员在返航两三个小时后，可以通过残骸漂浮物的多少来判断战果如何。

趴在壕沟里的可怜虫，凭借自己还坚持在某个堑壕里，便知道是守住了阵地，心里也沾沾自喜。

即便是那些野外的炮兵，在向看不见的目标射击后，也可以拿起耳机，向他那藏在七英里以外一颗枯树上的同伴询问，所要摧毁的教堂塔尖是否有倒塌的迹象，是否需要调整角度再打一次。

但是，那些操作使用贝尔塔巨炮的弟兄们却生活在奇怪虚假的孤独世界中。他们冒冒失失地把炮弹射往天空，即使有资深弹道学专家的帮助，也无法预见炮弹的命运是什么。炮弹也许真的击中了目标，也许落在了兵工厂或要塞中心。然而它也会击中教堂或孤儿院；或者安静地潜入河底，又或者扎入石坑沙砾中，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

依我看来，作家在许多地方与攻城炮兵有相同之处。他们也在操纵一门重型火炮，他们的文学炮弹也许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引发一场革命或是引起一场大的火灾。不过一般发射的只是可怜的哑弹，无声无息地静卧在附近的田野里，最后被当作废铁，或者制成雨伞架和花盆。

的确，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像众所周知的“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消耗了这么多的纸浆。这个时代就是通常说的“文艺复兴”。

意大利半岛上的每一个托马索、里卡多和恩里格，条顿大平原上的每一个托马修斯博士、里卡都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钦，都急匆匆地印刷出版自己的作品，所用的纸张最小也是十二开的。更甭说模仿希腊人写的动人的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以及参照罗马祖先的佳篇文体写颂歌的里卡蒂诺了。还有那些不计其数的人，热衷于收藏古钱币、雕塑作品、肖像画、作家手稿和古代盔甲。他们用近三百年的时间，每天都忙于把刚刚从前人的废墟里挖掘出来的东西分类、整理、制表、登记、存档和编纂，用无数对开纸印出集子，再配上美丽的铜版和精制的木刻。

人们的这种求知热，无疑使弗罗本、阿尔杜斯、爱提恩尼以及其他新印刷公司发了财，他们靠着古滕堡[2]的发明大捞油水。（而此项发明却使古滕堡公司破产）不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并没有在当时的世界——艺术家们生活的十五、十六世纪——产生巨大的效果。贡献出新思想的杰出人物，也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手握鹅毛笔的英雄，他们像那些开巨炮的朋友一样，并没能亲眼看到自己取得多大成功，也无法知道自己的作品对社会造成了多大的毁坏。但是，他们毕竟是铲除了进步道路上的种种障碍。我们应当感谢他们，是他们干净彻底地清扫了堆积如山的精神垃圾，没有他们，这些垃圾还会在我们的思想领域里碍手碍脚。

不过，严格地讲，文艺复兴起先并不是一次“复古”的运动。它鄙视刚刚消失的过去，称上一代人的著作为“野蛮”之作（或“哥特式的野蛮”之作，因为哥特人曾一度和匈奴人一样声名狼藉）。文艺复兴的主要志趣在艺术品上，因为艺术品里蕴藏着一种叫“古典精神”的物质。

如果非要说文艺复兴为人的良知自由，为宽容事业或为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起到推动和振兴作用的话，那也不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们最初的本意。

早在此之前，便有人提出质疑，罗马主教有什么权力强行规定波希米亚农民和英格兰自由民必须用哪国语言祈祷，应该用什么精神来解读耶稣的教诲，应该为自己的放纵行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又应该读些什么书以及怎样教育子女。他们公开对抗这个超级王国的强权，却被它打得粉身碎骨。即使他们以民族事业的名义而战，还是难逃失败的命运。

伟大的约翰·胡斯[3]余火未息的骨灰被耻辱地掷入莱茵河，这显然是对全世界的警告：教皇的统治仍然是至高无上的。

威克利夫[4]的尸体也被官方行刑人焚烧了，似乎是在昭告莱切斯特郡卑微的下层农民，枢密院和罗马教皇还能把手伸到坟墓里。

显然，正面攻破是不可能的了。

“传统”这座坚固的堡垒，是在一千五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用巨大的权威逐渐精心地建立起来的，单靠外力是无法攻破的。在这神圣的高墙壁垒之中，也不乏许多丑闻。三个教皇之间争战不休，谁都说自己是合法的，是圣徒彼得的唯一继承人；罗马和阿维尼翁[5]教廷腐败至极，制定的法律，只要肯花钱，就可以购买而随意践踏；修道士的生活完全糜烂堕落；还有一群贪财谋利之人，利用人们对炼狱与日俱增的恐怖心理，从死去孩子的可怜的父母那里敲诈大笔钱财，因为没有父母愿意自己的孩子遭受炼狱之苦。所有这一切，尽管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却又丝毫无碍于教会的存在和安全。

但是，也有一些人对基督教事务毫无兴趣，对教皇和主教也没有什么不满，然而，他们无意间胡乱地开了几炮，却最终导致这座陈旧的大厦轰然倒塌了。

那个来自布拉格的“身材瘦弱而面容苍白的人”（指约翰·胡斯），有着向往基督美德的崇高理想，可他没有完成他应该完成的任务，但却被一群混杂的平民百姓实现了。这伙人别无他求，于生于死（最好是能享尽天年）只想能诚心地为世界做诸般善事，做教会的虔诚弟子。

这些人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代表各行各业的人群。如果当时的历史学家指出他们的所做所为的真实本意，他们也许还会非常恼火。

以马可·波罗为例。

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他一生见过无数美妙绝伦的风光。然而，每当他向人们说起，他看到的金色御座有塔那么高，大理石墙的长度犹如从巴尔干到黑海的距离，总是引得他们捧腹大笑，并调侃地称他为“百万美元的马可”，因为他们一辈子都局限在西方城市的狭小地域内，从来就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

这个小个子也许有些手足无措，然而不管怎样，他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文笔并不好，他和与他同时代同阶层的人一样，对文学也怀有偏见。他们认为，一个真正的绅士（即便是对复式记账法再熟悉不过的威尼斯绅士）应该挥舞宝剑而不是摆弄鹅毛笔，因此马可先生不愿意成为作家。然而，一场战争使他进了热那亚的监狱。为了打发枯燥的铁窗时光，他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奇遇，讲给同监室的一个可怜的文人。靠这种间接的途径，欧洲人终于了解了许多过去一无所知的事情。

马可·波罗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他坚信他在小亚细亚见过有座山被一个虔诚的圣人挪动了两英里，因为圣人想告诉异教徒“真正的虔诚的信仰有多大的力量”；他也轻易地相信了许多广为流传的故事，比如“没有脑袋的人”和“三只脚的鸡”。但是他讲述的游历经历对推翻教会的地理学理论的作用，胜过此前一千三百年中所发生的一切。

当然，马可·波罗一直到死都是教会虔诚的信徒。如果有人试图将他和与他几乎是同时代的著名的罗吉尔·培根相提并论的话，那他肯定会怒不可遏。因为培根是个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他为了追求知识，忍痛整整十年没有写作，还在监狱里关了整整十四年。

不过，这两个人相比较，还是马可·波罗更具危险性。

因为，会跟随培根追逐天上的彩虹，琢磨那些颠覆当时神圣观点的进化理论的人，恐怕十万个人中最多只有一个；而每一个只学过ABC的平民百姓，却可以从马可·波罗那儿了解到，世界上竟然还存在着《旧约》作者想都没有想到过的东西。

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在世界尚未获得一丝一毫的自由之前，仅靠出版一本书就能引起对《圣经》的权威性的反叛。大众的启蒙教化，从来都是历经数百年艰苦准备的结果。但是，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们那些通俗易懂的解释和说明，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就为怀疑论精神的兴起，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怀疑论是文艺复兴后期的特点。有了这种怀疑精神，人们开始去说去写那些以前从不敢触碰的东西和话题，而在这之前不久，发表这些言论就足以使其落入宗教裁判所的魔爪。

以薄迦丘[6]的奇特故事为例。他的朋友们从佛罗伦萨出发，进行充满趣味的长途旅行，旅行的头一天便听到了这些故事。故事里面讲到，所有宗教体制都可能有对有错。可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所有宗教体制都对错参半，那么许多观点就无法证实或否定，既然如此，持各种观点的人为什么还要被判处上绞刑架呢？

读一读像洛伦佐·瓦拉这样著名学者的探险经历，会更加让人称奇。他生前曾是罗马教会机构中受人尊崇的高级官员。可是，他在钻研拉丁文时，却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传说中“关于君士坦丁大帝曾把罗马、意大利以及西部所有省份赠送给西尔敏斯特教皇”的说法（从这以后的历代教皇都以此为依据，以为自己是整个欧洲的最高统治者）完全是一场拙劣的骗局，只不过是在皇帝死去几百年后，由教庭里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官杜撰编造出来的。

再回到更加实际一点的问题上来，看看一直受圣·奥古斯丁思想熏陶的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圣·奥古斯丁曾教导他们说，谁要是相信在地球的另一端也有人存在，谁就是在亵渎神灵，是异端分子，这些卑贱的人是不可能见到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因而根本没有理由活在世上。然而，当1499年达·伽马首航印度群岛归来，描述了他在地球另一端发现的人口稠密的王国的时候，这些虔诚的信徒又该如何看待圣·奥古斯丁的教义呢？

这群头脑简单的人一直被灌输这样的思想，我们的世界是平面的圆盘，耶鲁撒冷则是宇宙的中心。然而，当“维多利亚”号轮船环球航行平安返回，告诉人们《旧约》中的地理学理论有许多相当严重的错误，那么这些人又应该相信谁呢？

在此我重申，文艺复兴并非一个自觉钻研科学的时代，在精神领域中也缺乏真正的志趣，这一点令人感到十分遗憾。在这三百年间，对一切事物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是人们追求美和追求享乐的欲望。虽然教皇通常会对一些臣民所持的异端邪说暴跳如雷，但是如果这些反叛者碰巧十分健谈或者懂一点绘画和建筑的话，他倒也十分乐于邀请他们共进晚餐。而那些美德的热情鼓吹者，如萨伏那洛拉[7]，以及不可知论者，则都有牺牲生命的危险，年轻的不可知论者很聪明，在他们的诗歌和散文中，用严厉的措辞而非平和的语言，猛烈地抨击了基督信仰的基本观点。

人们表露出的是对生活的新的向往，但是毫无疑问这里面却蕴藏着一种潜在的不满，那是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对拥有无上权力的教会严酷束缚人类理性发展的不满。

从薄迦丘到伊拉斯谟，中间差不多有近两个世纪的间隔。在这两百年里，抄写工和印刷商从未清闲过。除了教会自己出版的图书外，所有重要的著作几乎无一不间接地暗示，这个世界已经陷入了无可救药的困境，由于野蛮人的入侵造成的混乱局面取代了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西方社会落入了无知的僧侣掌管之下，世界便陷入了极为悲惨的灾难境地。

与马基雅维利[8]和洛伦佐·美第奇[9]的同时代的人对伦理学并不是很感兴趣。他们都是讲究实际的人，善于利用现实世界。他们表面上与教会和平共处，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一个组织强大、影响深远的庞大机构，如果和它作对，有可能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因此，他们从不有意识地参加任何改革的尝试，或对管辖他们的制度提出质疑。

但是他们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永不满足的求索之心，对新的**的不断追求，那不肯安稳下来的极度活跃的思想，这一切的一切，都促使人们从笃信的“我们知道”，转而开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知道吗？”

而这些，要比彼特拉克[10]的所有十四行诗以及拉斐尔[11]的所有绘画作品更值得后人纪念。

[1] 贝尔塔巨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研制出的专门用于攻克堡垒的大炮。大炮长7米，直径420毫米，炮身连同炮车重达120吨，能将1吨重的炮弹发射至14.5公里外。

[2] 古滕堡，德国活版印刷的发明人。

[3] 约翰·胡斯，捷克宗教改革者，受火刑而死。

[4] 威克利夫，英国神学家，欧洲宗教改革的先驱。

[5] 阿维尼翁，坐落在巴黎和蓝色海岸之间，也是普罗旺斯省的必经之门。它是法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十四世纪时曾是教廷所在地，当时的宫殿保留至今。

[6] 薄伽丘（1313—1375），意大利作家，人文学者。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其最著名的作品《十日谈》。

[7] 萨伏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主张重整社会道德，提倡虔诚修行生活。

[8]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理论家，主张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著有《君主论》。

[9] 洛伦佐·美第奇（1449—1492），意大利银行家和政治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学术的主要支持者。

[10]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和人文学者，被认为是最早的现代诗人。

[11]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著名画家，也是“文艺复兴后三杰”中最年轻的一位，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从事理想美的事业所能达到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