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忱地向你们推荐伊拉斯谟[1]的信札，尤其是已经读腻了现代小说的人们。这位博学的求知者当年收到了许多比他更为胆怯温顺的朋友的来信，其中不乏老生常谈的警告。

“听说您正在考虑写一本关于路德派之争的小册子。”某位行政长官写道，“请注意掌握火候，因为您非常容易冒犯教皇，而教皇希望您能万事平安。”

又或者：“某君刚从剑桥回来，他告诉我，您正在筹备出版一本散文集。看在上帝份上，千万不要惹皇帝陛下不高兴，他有权有势，触怒了他会让您吃不了兜着走。”

一会儿是鲁汶[2]的主教，一会儿是英格兰国王，一会儿是索邦神学院[3]教师，一会儿又是剑桥大学可怕的神学教授，四面八方都得考虑周全，不然作者就会失去收入，丧失官方保护，还会落入宗教法庭的魔掌，在刑车轮下被辗成碎块。

如今，作为刑具的轮子（除作为运载工具外）已经降格放在老古董博物馆里了，宗教法庭在近百年里已经关门闭户，对致力于文学的人来说，官方保护没有一丝实用之处，历史学家聚在一起时更缄口不谈“收入”二字。

但是，一旦提到我要写一部《宽容的历史》时，另一种形式的警告和忠言便纷至沓来，拥入我那与世隔绝的小住所。

“哈佛大学已经拒绝黑人女学生入住宿舍”，一个书记官写道，“请务必在书中提一下这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

又或者：“马萨诸塞州弗拉明戈市的一家食品店老板公开宣称加入了罗马天主教，当地三K党已经开始联合抵制他，您在撰写宽容故事的时候一定会就此谈几句吧。”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事情都十分愚蠢、非常无聊，理应受到指责。不过他们似乎不属于论述宽容的著作范筹之内。这些只是恶劣做派和缺乏高尚的公共精神的体现，他们与官方形式的不宽容形式有很大不同。官方的不宽容是与教会和国家的法律紧密联系的，它使对安分守己的百姓的迫害成为神圣的职责。

正如白芝浩[4]所说，历史应该像伦勃朗的蚀刻画一样，对那些选定的最美好最重要的事物，应该用生动的光线来表现，至于其他的，则隐没在黑暗中，别去看吧。

现代的不宽容精神也曾经发疯般地爆发过，新闻报道如实地记录下了这一切，但即使从这样的报道里面，我们也能看到充满希望的未来。

许多事情在老辈人眼里或许合情合理，附上“一直如此”的批语，本应理所当然地被接受下来，可在今天却要引起激烈的争论。对那些我们的父辈和祖辈认为是荒诞不经和不切实际的思想，我们身边的一些人常常会拍案而起，挺身而出，为之辩护，并加捍卫。而且，在与某些甚为可恨的群氓思想的斗争中，他们通常还能取得胜利。

本书力求简明扼要。

生意兴隆的当铺老板之自私势利，独霸一方的北欧人之逐渐削弱的自豪感，边远地区的福音传教士之愚昧无知，乡村教士和巴尔干拉比（犹太法学博士）之偏执顽固，所有这些我都不会费力去讨论。这些人，人品倒是不错，只是思想糟糕得很，这样的人我们周遭有很多。

不过只要没有官方支持，他们相对来说倒也无害，在大多数开明的国度里，已经基本杜绝了这种可能。

个人的不宽容是个非常讨厌的东西，它导致社团内部的极大不快，它所带来的危害比麻疹、天花和饶舌妇人加在一起的还要大。但是，个人的不宽容不能采取刑罚手段。如果允许不宽容的人充当刽子手的角色，就像有些时候某些国家发生的情形那样，那就超出了法律的限度，成为警方关注的对象。

个人的不宽容不操纵监狱，也不能将其思想上升为国家意志，规定和限制人们的思想、言论以及吃喝等日常生活。如果真要这么做，就必然会招致所有正派的安分守己的民众的强烈不满，以至新的法令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即便在哥伦比亚地区也无法执行。

简言之，个人的不宽容是有限度的，即只能以自由国家的大多数公民不介意为极限，不得超越。然而官方的不宽容却不然，它可以权力浩大，无所不及。

它不承认任何高于自己的权威。

官方的不宽容专横跋扈、蛮不讲理，对给无辜者造成的损害，从来不予以任何形式的补偿，且不容分说，不听任何理论。它还求助于“神灵”来支持自己的决定，承担起解释上天旨意的职责，似乎打开生存之谜的思想钥匙为那些刚刚在大选中获胜的人所独有。

如果本书的“不宽容”一词总是意味着“官方的不宽容”的意思的话，如果我对个人不宽容的关注度不够的话，那还请充分谅解。

我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

[1] 伊拉斯谟（1466—1536），荷兰文艺复兴时期学者，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其作品主要包括《基督教骑士手册》和《愚人颂》。

[2] 鲁汶，比利时中部的一个城市。

[3] 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前身。

[4] 白芝浩（1826—1877），英国经济学家，报纸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