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现在写历史越来越困难了。这就像我从小就是拉小提琴的,到了三十五岁时,别人突然给我宜家钢琴,要我像钢琴大师一样以此为生,它们不都是“乐器”吗?我已经学会了某个领域的技巧,却必须从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某个领域的技巧,我必须用一种既定的秩序,来审查过去发生的事,这个秩序是由皇帝、国王、大公和总统来统治,议员、财政大臣来辅佐的世界。另外,在我年轻的时候,上帝还默认是世间万物的主,理应受到推崇和爱戴。
但战争打响了。
旧秩序被打翻在地,皇帝和国王被废黜,负责的大臣被不负责任的秘密委员会取代,在世界许多地方,天国的大门被不经议会同意而颁布的敕令关闭了,一个已死的经济学雇佣文人被官方认做古往今来所有先知的继承人。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会长久,但却使文明再过几世纪才能赶上来,而到那时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但这并不容易。就拿俄国的情况来说吧。大约二十年前我在这个所谓的“圣地“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我们得到的外国报纸中总有整个四之一的篇幅被涂抹得漆黑一片,技术上称之为“鱼子酱”。这次涂抹是为了擦去一些内容,因为小心翼翼的政府不愿意让心爱的臣民们知道。
整个世界把这种监督看作是“黑暗时代”[1]的复苏,令人难以容忍,而我们这些伟大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们保留了不少涂有“鱼子酱”的美国报纸,把这些滑稽的玩意儿展示给国民看,原来那些远近闻名的俄国人是如此的封闭落后。
随后,爆发了俄国大革命。
在那接下来的七十五年间,俄国的革命者高呼人民生活困难,政治高压,根本谈不上“自由”,还举出证据,说宣扬社会主义的报刊都要接受严格审查。但到了1918年,原本受压迫的人占了上风。然而事情后来怎么样?曾经主张自由的那一方,在得胜之后真的取消了书报审查制度了吗?万万没有!凡是没有为这个国家的新主人说好话的报纸、杂志社,统统关门歇业,还抓了许多编辑,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和阿尔汉格尔斯克(俄罗斯西北部港市),可以选择的地方不是很多。与沙皇手下的那些广遭诟病的大臣和警察们相比,他们的宽容心还不及其百分之一。那位沙皇被称为“白袍小神父”。
我是在较为开明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成人的,这个社会信仰弥尔顿[2]的格言:“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阐述和自由地辩论。”
“开战了!”,正如电影里演的,我记得《登山宝训》(《新约·马太福音》中记录的宗教教义和耶稣发表的伦理演说,这是耶稣对其门徒和许多人做的训诫)被宣布是德国的危险文件,不允许在千百万王国臣民中流传,编辑和印刷商要是出版了它就会被罚款或坐牢。
鉴于这些,似乎放弃研究历史,搞短篇小说或搞房地产更明智些。
但这是服输认栽,我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尽量记住在秩序井然的国度里,每个正直的公民都应该有权表白、思考和陈述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只要不干涉他人的幸福、不破坏文明社会的礼仪和不违背当地警察局的制度就行。
当然,这使我备录在案,成为所有官方出版审察的敌人。依我之见,警方应该追查的倒是那些为了私利而印刷的色情杂志和报纸。至于其他的,谁愿意印什么就由他去印吧。
我讲这些并不是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或改革家,我很讲实际,最憎恶浪费精力,也很熟悉过去五百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对文字和言论的任何暴力压服都没有过任何益处。
胡言蠢话就如同炸药,只有放在狭小密封的容器里,再加上外力的打击,才会产生危险。如果放任一个可怜虫去讲演,他至多只能招来几个好奇的听众,他的苦心只会成为大家的笑柄。
同一个人,如果被目不识丁的粗鲁的地方长官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再判处三十五年的单独囚禁,那他就会变成大家同情的对象,最后还会被誉为烈士。
但是要记住。
既有为好事献身的烈士,也有为坏事送命的亡命徒,后者手段狡猾,人们无从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
因此我主张,由他们去说去写吧。如果说的是至理名言,我们就应该知道,如不然,也会很快被忘记。希腊人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罗马人在帝国时代之前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一俟罗马军队总司令成为帝国半神半人的人物、成为朱比特的远亲、远远地离开了普通民众,一切就都改变了。
“欺君犯上”的滔天罪名被炮制出笼。这是一种政治罪,从奥古斯都[3]时代到查士丁尼当政时期,许多人仅仅由于上谏直言稍有冒犯,便被投入监狱。但如果人们把罗马皇帝束之高阁不去搭理,也就没什么谈话题目可忌讳了。
到了教会统治世界的时候,快乐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耶稣死后没几年,善与恶、正统与异教之间便有了明确的分界线。一世纪后期,圣徒保罗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4]附近周游了很长时间。那个地方的护身符和符咒是闻名已久的。保罗四处传教,驱逐魔鬼,获得极大成功,使许多人承认了自己的异教错误。作为忏悔的象征,人们在一个晴空万里的一天,带着魔法书聚在一起,把价值一万多美元的秘密符咒付之一炬,你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可以读到这些记载。
不过这完全是出于忏悔罪人的自愿,《使徒行传》上并没有说保罗曾经禁止过其他依弗索斯人阅读或藏有这些东西。
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迈出了这一步。
以弗所城的一些主教发出命令,凡载有圣徒保罗的书都是禁书,忠诚的信徒不应当阅读。
在以后两百年中,被禁封的书籍很少,因为问世的图书也寥寥无几。
但是在325年召开尼西亚[5]会议以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对文字的审查随之成为教士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某些书是绝对禁止的。还有些书则被称为“危险品”,并有警告说,阅读这类书的人都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作者在出版作品之前,最好还是先获得当局的批准,以保平安,这形成了一种制度,作者的手稿必须送当地主教审批。
即使如此,作者也不总能担保著作可以久存于世。这个教皇宣布这本书无害,而他的继承人却会宣布它不正派。
不过总的来说,这个办法倒也较为有效地保护了撰写人免于与自己在羊皮纸上的作品一起被烧为灰烬。那时的图书还靠手抄相传,出版一套三卷本需要五年时间,所以这项制度甚为奏效。
然而这一切都被谷登堡(约1395年—约1468年,德国发明家。1455年完成杰作42本《圣经》,这是欧洲最早的活字印刷品)的发明改变了。他的别名叫约翰·弗莱士。
从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有魄力的出版商在不足两星期内便可以出版四百至五百本之多的图书,在1453年至1500年的短暂时间内,西欧和南欧的读者竟获得不下四万册不同版本的图书,这相当于当时较大的图书馆历代积累的全部藏书。
图书数量出乎意料地迅猛增加,使教会忧心忡忡。明知一个异教徒在阅读自抄的《马太福音》,却不能轻易逮捕他,不然的话对拥有两千万册编辑整洁的图书的两千万异教徒又该如何处置呢?他们对当权者的思想构成了直接威胁,看来必须指派一个特别法庭审查以后所有的出版物,决定哪些可以出版,哪些永远不能见天日。
这个委员会经常公布一些书目,认为这些书含有“犯禁知识”,由此产生了臭名昭著的《禁书目录》。其名声与宗教法庭的名声一样狼藉。
有人认为对印刷出版的监督是天主教会独有的。其实这并不公正。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害怕出版物像雪崩一样突然压下来,威胁国家的安宁。他们早已强迫出版商把书稿送到公共检察机关,凡是没有盖上官方批准大印的书都不得出版。
不过除罗马外,没有一个国家把这种做法延续至今,即使罗马的情形也与十六世纪中叶迥然不同。这也是势在必行。出版工作的进展迅猛澎湃,红衣主教是为审查各类印刷品而成立的“《禁书目录》委员会”,也就是红衣主教会议,很快就应接不暇、力不从心了。除图书以外,还有小册子和油印文稿,以报纸、杂志和传单的形式,如汹涌洪水冲击过来,再勤勉的人也休想在两三千年内通读一遍,更不用说审查分类了。
统治者对不幸的臣民施以了恐怖专横的手段,但自己也因为专横而大吃苦头。
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佗[6]就曾宣布自己“反对迫害作者”,认为“这种愚蠢的做法无疑给本来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书做了广告。”
“禁书目录”证实了这个论断。宗教改革刚一成功。目录上所列的禁书马上就成了希望掌握流行文学的人的便利指南。可还不止这些。十七世纪时,德国和低地国家[7]的精明书商还专门派代表到罗马,专门搜集被禁止或被删节的最新书目,到手后便由特别信使跋山涉水越过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谷,以最快速度送到赞助人手里。继而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厂着手工作,夜以继日抢印特别版,以高价卖出,由大批职业书贩偷偷运往禁令森严的国度。
不过偷运过境的书毕竟有限,而且在一些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禁书目录”不久前还在执行,其镇压影响仍在发挥显著作用。
如果这些国家在发展竞赛中落后了,这是情有可原的。大学的学生们无法接触到国外的教材,只能使用国内质量低劣的教科书。
最可悲的是,“禁书目录”使人们心灰意冷,没有心思再搞文学和科学了,因为头脑健全的人不愿意辛辛苦苦写下一本书,却被无能无知的检查官“修正”得七零八落,或者被无学无识的宗教法庭调查委员会校订得面目全非。
他情愿钓钓鱼,或者去化装舞会和酒馆消磨时间。
当然,也有人选择默默地坐下来,在对自己和民族的彻底绝望中,坐下来写出了堂吉诃德[8]的故事。
[1] “黑暗时代”,十八世纪左右开始使用的一个名词,指西欧历史的中世纪早期;具体地说,指西方没有皇帝的时期(476—800);更通常的说法是指公元约500—1000年之间。
[2]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他的文章多讴歌和捍卫民权与宗教自由。被认为是英国继莎士比亚之后最伟大的诗人。
[3] 罗马帝国的奠基人奥古斯都·恺撒是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伟大人物之一。他结束了公元前一世纪期间使罗马共和国陷入混乱的内战,重新组建了罗马政府,因此他的国家内部出现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太平盛世。
[4] 以弗所,古希腊小亚细亚西岸的一重要贸易城市。
[5] 尼西亚,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古城。
[6] 塔西佗(56年—约120年),历史学家,古罗马元老院议员。主要著作有《历史》《编年史》等。
[7] 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8] 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著同名小说及其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