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艰难的求知(1 / 1)

现代的不宽容,就像古代高卢人一样[1],可以分为三种:出于懒惰的不宽容,出于无知的不宽容和出于自私自利的不宽容。

第一种也许最普遍。它在每个国家和社会各个阶层都能看到,尤其在小村子和古老镇子里更为常见,而且不仅仅限于人类的范围。

我家养的那匹老马,前二十五年里在考利镇的温暖马厩度过了安定的生活,说什么也不愿意到西港的同样温暖的谷仓去,理由很简单,他一直住在考利镇,熟悉这里的一砖一石,即使康涅狄格州没有景致会吓到它,更不会打扰它平日里悠闲的散步。

我们的科学界迄今花费了巨大精力研究早已不复存在的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方言,却很可惜忽视了狗、猫、马和猴子的语言。不过,假如我们懂得一匹名叫“杜德”的马与从前考利镇的邻居说些什么,就能听到一场空前激烈的不宽容的大发泄。杜德已经不是小马驹,在许多年前就已定型,所以它觉得考利镇的礼节、习惯和风俗样样顺眼,而西港的礼节、习惯和风俗则完全不对头,到死它还是这样认为。

正是这种不宽容使父母对子女的愚蠢行为摇头叹息,使人们荒唐向往“过去的好日子”,使野蛮人和文明人都穿上令人难受的衣服,使这个世界充满了多余的废活,也使抱有新思想的人总被群起而攻之。

不过即使这样,这种不宽容相对来说还是无害的。

我们大家或早或晚都要因为这种不宽容而受罪。在过去的几代中,它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这样一来,大片荒地变成了永久居住区,否则那里还会是荒无人烟。

第二种不宽容更为严重。

无知的人因为无知而变得危险。

但是,他如果还为自己的智力不足措辞辩解,那就更为可怕。他在灵魂里建立起了花岗岩的堡垒,自我标榜一贯正确,他站在咄咄逼人的要塞顶端,向所有敌人(也就是不苟同于他的偏见的人)挑战,质问他们有什么理由活在世上。

有这种苦恼的人既苛刻又卑鄙。他们常年生活在恐惧之中,很容易变得残酷暴虐,喜欢折磨他们憎恨的人。正是从这伙人当中首先冒出了“上帝的特选子民”的念头。况且这些幻觉的受害者总是想象他们与无形的上帝有某种关系,以此来壮胆,为自己的偏执辩护增色。

譬如,他们绝不会说:“我们绞死丹尼·迪弗尔[2],是因为他威胁了我们的幸福,我们对他恨之入骨,只是喜欢绞死他而已。”他们是绝不会这样说的。他们凑到一起召开气氛庄严的秘密会议,一连几个小时、几天或几个星期详细研究上面说的丹尼·迪弗尔的命运,最后判决一经宣布,丹尼这个也许只搞了些诸如小偷小摸的可怜虫便俨然成为犯有重罪的最可怕的人物,胆敢违反上帝的意志(这意志只是私下授予上帝的特选子民,也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理解),对他执行判决是神圣的责任,法官也因为有勇气给撒旦[3]的同伙判罪而光宗耀祖。

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的人和野蛮粗鲁、嗜血成性的人一样,都很容易被这个最为致命的幻觉所迷惑,这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上已经司空见惯了。

人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一千名可怜的牺牲者遭难,他们肯定不是杀人犯,他们是正直虔诚的老百姓,自己还觉得是在上帝面前从事一件荣耀喜人的事情呢。

如果有人向他们提到宽容,他们还会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不体面地承认自己道德观念衰退。也许他们自己就不宽容,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反倒以此而自豪,还振振有词,因为在潮湿寒冷的晨光里站着丹尼·迪弗尔,他穿着藏红色衬衣和缀满小魔鬼的马裤,一步一步缓慢而坚定地走向执行绞刑的市场。示众一结束,人们便回到舒适的家里,饱餐一顿熏肉和豆子。

这本身不就足以证明他们所想的和所做的是正确的吗?

不然他们怎么能是观众呢?怎么不和死者调换一下位置呢?

我承认这个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但却很常见,也难予以回击,人们只是深信自己的思想就是上帝的思想,因此根本无法明白自己会有什么错误。

剩下的第三种不宽容是由自私自利引起的,实际上它是嫉妒的一种表现,就像麻疹一样普遍。

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后教导人们,靠屠杀十几只牛羊是换不到全能上帝的垂青的,于是所有靠典礼祭祀谋生的人都诋毁他是危险的革命者,在他还没有从根本上危害他们的大股收入时,就设法把他处死了。

几年后,圣保罗来到艾菲西斯,宣扬一种威胁珠宝商买卖的新教义,因为当时珠宝商通过制作和贩卖当地的女神黛安娜的小塑像大发横财,为此金匠行会差一点要用私刑教训这个不受欢迎的侵入者。

一些人依靠某种已经建立的崇拜来谋生,另一些人却要把人们从一个寺庙引到另一个寺庙,他们之间一直存在着公开的战争。

我们在讨论中世纪的不宽容时,必须记住我们要对付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是在极为个别的情况下我们才能遇到三种不同的不宽容中的单独一种表现。在引起我们注意的迫害案件中,常常三种情况并存。

一个组织如果拥有了雄厚的财富,掌管了数千英里的土地和统治了成千上万的农奴,它自然会不择手段地打压那些企图重建简单而质朴的“人间天国”的农民了。

这样看来,想要保证经济利益,就必须消灭异端分子,这种情况便属于第三类形式——出于自私自利而导致的不宽容。

不过还有一种人感到了来自官方禁令的压力,这就是科学家。这个问题更为复杂。

为了理解教会当局对揭示大自然奥秘的人所执有的邪恶态度,我们必须得回到若干世纪以前,研究一下欧洲头六个世纪内发生了什么。

野蛮人的入侵像一股无情的洪水扫**着欧洲大陆每个角落。在混浊的污水中还杂乱无章地矗立着几个古罗马的国家组织。但是,城墙里面的社会已经泯灭,书籍被浪潮卷走,艺术也在新型的无知泥潭里被遗忘。收藏、博物馆、图书馆和慢慢积累起来的科学资料全都被亚洲中部的野蛮人用来点了篝火。

我们还保留着一些十世纪图书馆的书目。至于古希腊的图书(君士坦丁堡除外,那时君士坦丁堡被视为远离欧洲中心的地方,就像如今的墨尔本[4]那样远)西方人所拥有的也寥寥无几。这说来似乎难以置信,但是书的确是没有了。学者为了熟悉古人的思想煞费苦心,但找到的只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著作中个别章节的翻译(译文也很拙劣)。要学习古人的语言也找不到老师教授,只有几个希腊僧侣,他们是在拜占庭的神学争吵中被迫放弃家园逃到法国或意大利避难的。

拉丁文的图书倒是不少,不过大部分是四世纪和五世纪才写成的。所剩无几的古人手稿被无数次漫不经心地转抄,如果不耗费毕生心血研究古代文学就根本无法看懂。

至于科学书籍,除去欧几里得的一些最简单的几何作图题可能幸免外,其他的在任何图书馆都找不到,更可悲的是,这些书也不再为人们所需要。

那时统治世界的人用敌视的眼光看待科学,根本不鼓励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的独立钻研,更不必说医学和天文学了,它们的地位低下,不为人们所重视,丝毫没有实用价值。

要现代人来理解这些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二十世纪的人都信仰进步,尽管各自的角度不同,我们并不知道是否能使世界趋于完美。不过都觉得应该试一试,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是的,进步已然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有时这个信念似乎成为整个国家的信仰。

但是中世纪的人却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希腊人曾经憧憬着这个世界将充满美好与生机,但是这个美梦最终昙花一现!政治的动**无情地摧残了它。以后几个世纪的希腊作家都成了悲观主义者,他们凝视着曾经一度是乐土的废墟,凄惨地认为人间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只不过是一场空!

另一方面,罗马的作家从近一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中得出了结论,从人类的发展中发现了一种蓬勃向上的潮流,罗马哲学家们,其中最著名的是伊壁鸠鲁,也兴致勃勃地为更幸福更美好的未来教育年轻一代。

这时,基督教到来了。

人们关心的中心从这个世界移到了另一个世界。几乎在一夜之间,人们又跌入万丈深渊,那里只有绝望和服从。

人是邪恶的。人的天性和偏好都是邪恶的。人在罪恶中孕育,在罪恶中生,在罪恶中活,在对罪恶的忏悔中死去。

但是新的绝望跟旧的绝望还是有差别的。

希腊人坚信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受过更好的教育,还怜悯那些不幸的野蛮人。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因为自己是宙斯的选民,而觉得比其他种族优越。

相反,基督教从未能脱离自己的老祖宗。当他们把《旧约》吸收进《圣经》,成为他们的信仰时,他们便继承了犹太人的那条难以置信的信条,认为他们跟别人不太一样,相信只有信奉正统的教义的人才能得到救赎,其他人都注定要走向灭亡。

当然,对于那些欠缺谦虚精神,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是众生中集上帝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人来说,这种思想是不无裨益的。正合了他们的胃口。在许多至关重要的年代里,这种思想使基督徒成为联系紧密、自成一家的整体,在异教横行的汪洋大海中超然地漂流着。

对于像德尔图良[5]和圣奥古斯丁[6],以及其他忙着把基督教会的思想写成具体文字的作家来说,在这股向四面八方扩散的浪潮里,别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他们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只想安全抵达彼岸,建立起上帝之城,而其他地方的人的愿望与他们毫不相干。

因此,他们为自己创造了关于人的起源和时间空间界限的完全新型的概念。埃及入、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发掘的秘密丝毫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真诚地相信,随着基督的诞生,一切过去有价值的东西都已土崩瓦解。

譬如关于地球的问题。

古代科学家认为地球是数十亿星球中的一个。

基督徒从根本上反对这个观点。在他们看来,他们借以生存的小圆地盘就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是为一群特殊的人专门创造的临时栖身之所。它的来龙去脉很简单,在《创世纪》第一章描写得一清二楚。

到了需要确定上帝偏爱的人在地球上生活了多久的时候,问题就更复杂了。因为在各个方面都能找到远古时代的证据,比如深埋地下的城池,灭绝的怪兽和早已石化了的植物。不过这些都不足为据,可以被忽视,或被矢口否认。这一切做完后,再决定创世纪的具体日期就易如反掌了。

在这样的宇宙里,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它从某年某月某时开始,又在某年某月某时结束。地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目的,根本没有数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探索求知的任何余地,因为这些人关心的只是一般规律和时间空间的永恒和无限,

的确,许多科学家抗议说,他们在内心里是上帝虔诚的儿子。不过正牌的基督徒都更明确地认为,一个人如果真心诚意地主张要热爱和忠诚于信仰,就不会知道得那么多,也不会有那么多书。

有一本书就足够了。

这本书就是《圣经》,里面的每个字、每个逗号、每个冒号和每个感叹号都是由受到神示的人写下的。

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如果要是知道世上存在这样一本所谓的圣书,里面包括一鳞片爪生涩难懂的民族史、感情混漠的爱情诗、半疯半痴的先知描绘的虚无缥缈的梦幻和对出于某种原因而惹恼了亚洲许多部落神灵的人连篇累牍的恶意痛斥,那他们是不会感兴趣的。

但是,三世纪的野蛮人却对“文字”拜服得五体投地,在他们看来,这便是最神秘的文明形式。经过他所在的教会多次召开会议后,才向他推荐这本书,并告诉他,这是一本完美无缺的书,没有任何错误、疏漏和缺陷。他便欣然接受了这本非同寻常的奇书,把他当作人类已经掌握并且希望掌握的所有知识的总和,还和作者一道,咒骂并迫害那些研究范围胆敢超出摩西和以赛亚所规定的界限之外,公然藐视天国的人。

甘愿为原则去死的人毕竟有限。

不过,有些人对知识的渴望是无法压抑的,积蓄已久的精力必须有发泄的地方才行。结果,求知与压制的矛盾冲突导致产生了另一株弱小乏味的智力幼苗,人们后来称它为“经院学派”[7]

这要回溯到八世纪中叶。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8]的妻子伯莎生了一个儿子,和路易[9]国王相比,这个孩子[10]更有理由被称做是法国民族的恩主圣人。因为为了路易的自由,国民不得不交付了约八十万土耳其金币的赎金,可是他对国民的回报,却是在自己的国家建立起一个宗教裁判所。

这孩子受洗礼时起名叫卡罗鲁斯,在许多古代宪章的结尾处都能看到他签的名字。他签字有些笨拙,不过他对拼写一向是马马虎虎的。他幼年时学过法兰克文和拉丁文,但他的手指由于在疆场上同俄国人和摩尔人搏斗而患了风湿病,很不听使唤,最后他不得不打消了写字的念头,请来当时最好的书写家当秘书,替他签字。

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在整整五十年里只穿过两次“城市服装”(罗马贵族穿的外袍),还以此而自豪,不过他真正了解学习的价值,把王宫变成了私立大学,教授他的孩子和其他官员的子女。

这个西方的新皇帝周围簇拥着当时的许多名人,他自己也很津津乐道于同他们消磨业余时间。他极为崇拜学院式的民主,甚至把礼节都放弃了,还像大卫兄弟那样积极参加各种讨论会,允许地位最低下的学者与他辩论。

但是,我们在审度他们在讨论中感兴趣的问题时,自然会联想到田纳西州任何一所乡间中学的辩论小组选中的题目。

这些人至少是很天真的。如果说公元800年的情况的确如此的话,那么公元1400年的情况也不例外。这并不能责怪中世纪的学者,应该说他们的头脑和二十世纪的后人一样敏捷。他们的处境和现代化学家和医师有雷同的地方,可是他们尽管享有调查研究的充分自由,但所做所为和主张却不能违反1768年的第一版《大英百科全书》,其原因很简单,那时的化学还是一个不大为人知的科目,外科也常常与屠宰相提并论。

结果(我有些混淆了自己的比喻),中世纪的科学家尽管有非凡的智力和能力,但试验的范围却很窄,就像在一辆旧汽车的底盘上安一台劳斯莱斯牌的现代引擎,一踏油门便会出现一连串故障。等他能安全操纵、按规定和交通规则驾驶这台古怪的新玩意儿时,已经变得荒唐可笑了,即使费上天大的牛劲,也无法到达目的地。

当然,面对这不得不遵守的限速规定,这一群精英很绝望。

他们想方设法摆脱教会鹰犬的无休止监视。他们写下了长篇大论,试图证明与自己的真实想法相悖的东西,以此来遮掩自己的真正思想。

他们做出各种掩人耳目的假象:穿上奇装异服,屋顶上挂满了鳄鱼,架子上摆满了装有怪物的瓶子,在炉子里烧些气味难闻的草药以便把左邻右舍从前门吓跑,这样便得到一种声誉,说他们是与人无害的神经病患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胡说八道,不必对自己的思想负很大责任。渐渐地他们形成一整套科学的伪装,甚至在今天我们也难以判断出他们的真正意图。

若干个世纪以后,新教徒也和中世纪教会一样对科学和文学毫不宽容,不过这里就不多谈了。

大宗教改革家们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声疾呼和咒骂,却从没能把恫吓转化为反抗的具体行动。

罗马教会却不然,它不仅有致异己于死地的威力,而且一俟时机成熟便加以施展。

对于那些喜欢抽象地思考宽容和专横的理论价值的人,上面所说的差别倒无足轻重。

然而,对于那些必须从当众放弃信仰和当众受鞭笞做出选择的可怜人来说,这可就是个大问题了。

而有时他们不敢说出真话,宁愿把时间花在用《天启录》中的动物名字组成的填字游戏上,我们倒也不必太苛求他们。

我敢肯定,假如倒退六百年,我也不敢写现在这本书。

[1] 《在高卢战记》中,恺撒从地理上把高卢人分为三种:比尔及人、阿奎丹尼人和克勒特人

[2] 丹尼·迪弗尔,英国诗人吉普林于1890年缩写的一首叙事诗中的主人公,这首诗被誉为是吉普林早期最杰出的作品之一。

[3] 撒旦,《圣经》中的魔鬼。

[4] 墨尔本,澳大利亚城市。

[5] 德尔图良(150—230),迦太基基督教神学家、伦理学家。宗教领袖,早期基督教作家。

[6] 奥勒留·奥古斯丁(354—430),罗马帝国末期北非柏柏尔人,早期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曾任北非城市希波(今阿尔及利亚安纳巴)的主教,故史称希波的奥古斯丁。

[7] 经院学派,中世纪神学和哲学的主要形式,始于11世纪的神学和哲学运动,既是一种方法论,同时也是一种体系,其主要目标是调和基督教神学与以亚里士多德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希腊哲学之间的矛盾。

[8] 丕平(714—768),曾任巴黎市长,公元751年—768年为法兰克国王。公元754年接受教皇迪芬二世的加冕。是查理曼大帝的父亲。

[9] 路易,指路易九世(1214—1270)。法兰克国王(1226—1270),被尊称为圣路易。他参加了十字军第四次东征。后在巴勒斯坦滞留四年,1254年回到法国。1270年他参加另一次十字军远征,死于北非的突尼斯。

[10] 指丕平国王的儿子查理曼大帝(724—814),公元768—814年为法兰克国王,他将法兰克王国的疆域扩大到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他征服了意大利。公元800年,罗马教皇里奥三世替他加冕为西罗马帝国皇帝,与都城在君士坦丁的东罗马帝国分庭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