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98年，一个名叫洛太里奥的塞格尼伯爵继承了他叔叔保罗在位没几年的教皇宝座，他就是英诺森三世。

他就位时年仅三十七岁，是拉特兰教堂里最杰出的教皇之一。他是巴黎大学和布伦大学的优等生，他富有、聪明、精力充沛、志向远大，他在位时大展宏图，把整个世界收入囊中，而不仅仅是教会。

他把驻罗马的帝国执政官赶出城去，再次征服了由帝国军队控制的那部分巴尔干半岛，最后把皇位继承人逐出教会，使那个可怜的王子身陷困境不能自拔，乖乖地放弃了阿尔卑斯山东面的领地。这样，洛太里奥使意大利摆脱了日尔曼人的干涉。

他组织了闻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过压根儿没去“圣地”，而是奔向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以至后来到希腊港口的十字军士兵无不忧心忡忡，生怕被当作亡命徒送上绞架。少数基督教徒对这种令人发指的行径深恶痛绝，英诺森三世虽然也对此行径表示过不满，但他毕竟是个实际的人，很快接受了现实，并任命一个威尼斯人去当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这聪明的一招使东方教会重新归入罗马教会的管辖范围，同时又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好感，从此，威尼斯共和国把拜占庭领地看成是自己的东方殖民地，在那里肆意发号施令。

在精神方面，他也显示出很高的造诣和老道的手段。

在酝酿了快一千年之后，教会终于开始插手人们的婚姻生活。他们认为，婚姻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民事契约，而是一桩圣事，只有在神父当众祝福后才生效。法国的菲力浦·奥古斯特和莱昂的阿方索四世曾经一意孤行，按照自己的好恶治理国家，但很快就得到警告让他们记住自己的职责，由于他们一生处世小心，便立即按教皇的旨意行事了。

甚至在欧洲的北部高地，尽管基督教刚刚传入，人们也明确意识到谁是真正的主人。哈康四世国王（同伙海盗们习惯称他为“老哈康”）刚刚征服了一个小帝国，除了他所在的挪威外，还有苏格兰的一部分、整个冰岛、格陵兰岛、奥克尼群岛（英国苏格兰原郡名，由奥克尼群岛构成，已改为行政区）和赫布里底群岛（位于苏格兰西部，被小明奇海峡分为内赫布里底群岛和外赫布里底群岛），建国之初，为了能在特隆赫姆（挪威中部港市，临特隆赫姆海港）教堂顺利登基，他还不得不向罗马法庭交代他复杂的出身。

就这样，教会的势力越发坚固。

保加利亚国王曾一味屠杀希腊战俘，偶尔还折磨拜占庭的皇帝。他对宗教思想根本不感兴趣，但他竟千里迢迢赶到罗马，奴颜婢膝地向教皇俯首称臣。远在英格兰，几个男爵发动了一场政变，颁布了《大宪章》[1]，想要限制国王的权利。但很快，他们就被粗鲁地告知文件无效，因为这是“靠暴力取得的”。接下来，他们就因为起草了举世闻名的《大宪章》而被开除教籍。

所有这些都表明，无论是胸无城府的纺织工人，还是大字不识的牧民，谁要是胆敢挑战教会的权威，英诺森三世是绝不会手软的。

不过，还真有人这么大胆。

关于异端邪说这个题目实在令人伤透脑筋。

异教徒大都是贫苦百姓，没有什么搞宣传的才能。他们偶尔会用拙劣的文笔写几本小册子，阐述自己的见解，以保护自己不受敌人侵犯。但是马上就会被当时掌权的宗教法庭派出的机敏鹰犬抓住把柄，大祸临头。他们的敌人为了杀一儆百，欺世惑众，也写文章披露“新撒旦的反叛”，我们对异端邪说的了解都是从这些文章和审判记录中略知一二的。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幅场景：异教徒披头散发，衣衫褴褛，住在最下层贫民窟的最低洼的一间空****的屋子里，拒不沾崇高的基督食品，一味吞嚼菜帮菜叶，只喝白水，对女人避而远之，念念有词地叨唠救世主第二次重返人间的预言，责骂教士的庸俗和邪恶，还恶意攻击万物的内在规律，让周围的人难以忍受。

当然，许多异教徒的确令人讨厌，这也许是自命不凡的人的天命。

他们中的很多人追求神圣的生活，却怀着一种近乎邪恶的热情，又脏又臭，看起来像恶魔一样。而且，他们那些关于真正基督存在的怪诞思想把乡村的平静生活搅得鸡犬不宁。

不过，他们的勇气和诚朴还是值得赞许的。

他们所获无几，却失去了一切。

一如既往，他们一事无成。

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趋于组织化。最后，就连根本不相信组织的人为了有所成就也要成立一个“无组织促进协会”。喜爱神话、沉湎于感情的中世纪异教徒也不例外。他们谋求生存的天性使他们聚在一起，一种不安全感迫使他们在自己的神圣教旨外面裹上了几层玄奥莫测的礼仪。

但是，忠诚于基督教会的公众却不能区别这些教派。他们把所有异教徒混为一谈，称他们是肮脏的摩尼教[2]教徒或用其他不恭的字眼，以为这样就能一了百了。

这样，摩尼教徒成了中世纪的布尔什维克，当然我不是说当时有一个纲领明确的政党，像数年前在俄帝国建立的统治力量一样。我是指一种含混不清的谩骂，如今的人也用它来诅咒房东，因为房东如果嫌开电梯的小伙计没有把电梯停在适当位置，就要向他要房租。

在中世纪的上等基督徒眼里，摩尼教徒是最讨厌的家伙。可是他们又没有真凭实据进行审判，便以道听途说之词施以诽谤。这个方法在私下聚会中倒颇有成效，比一般的法庭审判还快一些，但常常欠准确，导致了许许多多冤案。

可怜的摩尼教徒的情况愈变愈糟，因为创始人波斯人摩尼是宽厚和仁慈的化身。他是历史人物，生在公元三世纪前叶一个叫艾克巴塔娜的小镇子里，父亲帕塔克是当地有影响的财主。

他在底格里斯河畔的泰西封[3]受过教育，他在那里度过了他青年时期。泰西封所处的环境就像如今的纽约一样，是个多种语言共存的国际性城市，既有虔诚的民众，也有不信神的人，既物欲横流，又具有理想主义的精神。在从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熙熙攘攘来访美索不达米亚大商业中心的人群中，各种异端、宗教和教派都有自己的追随者，摩尼倾听着各种说教和预言，把佛教、基督教和犹太教混在一起，再掺上一点古巴比伦迷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哲学。

如果不考虑摩尼教徒有时把教义扯向极端，那么摩尼只是复苏了古代波斯神话中的好上帝和坏上帝的说法。坏上帝总是与人的灵魂作对，摩尼把万恶之神与《旧约》中的耶和华联在一起（于是耶和华变成了魔鬼），把万福之神看作《福音书》里的“天父”。而且，（这里可以体会到佛教的影响）摩尼认为人的血肉之躯是邪恶龌龊之物，天性可卑，所有人都应该不断磨砺体肤，忍饥缩食，以期摈除自己的凡俗野心，才能不沦入万恶之神的魔掌，不被地狱之火烧为灰烬。他恢复了一大批禁忌，这不能吃，那不能喝，给追随者的食谱只是凉水、干草和死鱼。这后一项条令也许会使我们吃惊不已，不过教徒们一直认为海里的冷血生物对人的不朽灵魂损伤小一些，比陆地上的热血亲族强，这些人宁愿死也个肯吃一块牛排，而吃起鱼来却津津有味，毫无恶心厌恶之感。

摩尼把妇女视为草芥，这也表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东方人。他禁止信徒结婚，主张逐步灭绝人类。

至于对犹太派创立的、洗礼者约翰发起的洗礼以及其他仪式，摩尼对之深恶痛绝。因而即将就职的圣职人员不必将身子浸入水中，而是要行按手礼。

二十五岁那年，这个怪人开始向全人类解释他的思想。他首先来到印度和中国，获得相当大的成功。继而他转回故土，要把教义的祝福带给自己的邻邦。

可是，波斯教士们已经感到超凡脱俗的教义的成功使他们失去了大宗秘密收入，于是转为反对摩尼，请求对他施以极刑。起先摩尼受国王保护，但是老国王死后，新国王对宗教事务毫无兴趣，把摩尼交给教士阶层裁决。教士们把摩尼带到城墙下，钉在十字架上，还把他的皮剥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以此警告对这个预言家的异端邪说感兴趣的人。

经历了与当局的激烈冲突，摩尼教最终败下阵来，分崩离析。但是摩尼教思想中残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就像划过天际的流星一样，在欧洲和亚洲的大地上广为传播，在以后的世纪里在朴实贫苦的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民众不自觉地拣起了摩尼的思想，仔细审视它，发现它很合乎自己的口味。

摩尼教是何时，怎样进入欧洲的，我也不得而知。

很可能它是经过小亚细亚、黑海和多瑙河流传过来的。继而它翻过阿尔卑斯山，很快在德国和法国享有崇高声誉。新教义的追随者给自己起了个东方名字：叫“卡特里”，即“过纯洁生活的人”。这种令教会深感痛苦的思想迅速在西欧蔓延开来，以至在整个西欧，这个词与“异端邪说”相提并论了。

不过请不要认为“卡特里”就是某个明确的宗教教派的成员，根本没人试图另立一种新教派。摩尼教的思想对许多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些人却又咬定自己只是基督教会的虔诚儿子。这使这种特殊形式的异端邪说非常危险，难以察觉。

但对于那些连紫外线都发现不了的细菌，我们只有祈求上天保佑了，因为它们有可能“继承我们的地球”

用基督教的观点看，摩尼教是最危险的社会瘟病，这种不寻常的精神折磨方式使教会高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这些话不过是些窃窃私语，然而早期基督信仰的最坚定支持者也的确表现出了这种病的征兆。就拿圣奥古斯丁来说，这个十字军的杰出勇敢卫士曾经一马当先摧毁了异教的最后堡垒，但据说他内心里却向着摩尼教。

公元385年，西班牙主教普里西利安[4]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了。他因被指控倾向摩尼教，而成为反异端法的第一个牺牲品。

就连基督教会的头面人物也渐渐被可怕的波斯教义吸引。

他们开始劝告不懂神学的门外汉不要读《旧约》，最后在十二世纪还宣布了著名的条令：所有神职人员都必须保持独身。在这个波斯禁欲理想的深刻影响下，造就了一位伟大的精神改革领袖，这位令人尊敬的伟人吸收了摩尼教严格的修行理念，建立了一套新式修道院制度。这使他赢得了“西方佛陀”的美名，他就是阿西西的方济各[5]。

当甘愿清贫的保持谦卑灵魂的高贵精神开始逐渐向贫民阶层渗透的时候；当皇帝与教皇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当外国雇佣军各自扛着镶有十字架和苍鹰的旗帜为地中海岸珍贵的弹丸之地拼杀得你死我活的时候；当大批十字军携带从朋友和敌人那儿掠夺的不义之财蜂拥回国的时候；当修道院长豢养一群阿谀之徒深居在穷奢极欲的宫殿的时候；当教士们乘马撞过清晨熙攘的人群去饱享狩猎早餐的时候；一桩不妙的事情已经注定要发生，而且真的发生了。

毫不奇怪，对基督教现状的不满首先产生在法国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古罗马文化传统虽然维持得最长，但野蛮却没有能够融化在文明之中。

从地图上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它叫普罗旺斯，我们可以发现，它就坐落在地中海、罗纳河[6]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三角地带。曾经沦为腓尼基殖民地的马赛是这个地区最重要的港口，这儿有不少富裕的乡镇和村落，有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雨水和阳光。

当中世纪的欧洲还在听着长发日耳曼英雄的野蛮故事时，普罗旺斯的游吟诗人就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即现代小说的雏形。普罗旺斯人与邻邦西班牙和西西里的穆斯林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这使人们能够及时接触到科学领域的最新图书，而在同时期的欧洲北部，这类出版物还屈指可数。

在这个国家，要求回归早期基督教的运动最早在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便已初见端倪。

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公开的叛乱都是没有的。只是某个小村子里的有些人，开始暗示牧师应该跟他们过得一样朴实简单；有的拒绝随国王征战（啊，多么令人怀念古代的烈士啊！）；有的想学一点拉丁文，以便自己能够阅读和研究福音书；有的表示反对死刑；有的否认“炼狱”的存在，而早在耶稣死后六世纪，“炼狱”就被官方视为基督天国的一部分；还有的则拒绝向教会交纳自己百分之十的收入（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但反对教会当局的反叛头头，教会都会尽可能地将他们揪出来。如果他们不听劝解，就会被悄悄处死。

但是邪恶之事还在继续蔓延，以至于整个普罗旺斯的主教们全被号召聚到一起，商量采取什么行动阻止这场非常危险的煽动性**。他们的争执一直延续到公元1056年。

这时已经清楚地表明，一般性的惩罚和逐出教会是徒劳无功的。要过“纯洁生活”的朴实乡民只要有机会在监狱铁窗里表现基督仁慈和宽厚的信条就高兴不已，如果有幸被判处死刑，他们便如温顺的绵羊一般奔赴刑场。一位殉道者死去了，还有更多鲜活的生命为了神圣的事业，义无反顾地填补他的位子，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教会的代表坚持要采用更残酷的迫害，而地方贵族和牧师（由于了解老百姓的本意）则拒绝执行罗马的命令，他们抗议说暴力只能使异教徒以更坚定之心反对理性的声音，是白白耗费时间和精力。就这样，两方面的意见争吵了整整一个世纪。

到了十二世纪末期，这场运动受到了来自北方的激励。

与普罗旺斯隔着罗讷河的里昂，住着一位商人，叫彼得·沃尔多。他严肃，却不失慷慨、善良之心，他一心渴望追随耶稣的榜样，几乎像着魔了一样。耶稣曾经说过，想让富有的年轻人进入天堂，比让骆驼穿进针孔还难，多年以来，基督徒绞尽脑汁想弄明白耶稣说这话时的确切含意。彼得·沃尔多并没有这样，他读了这句话便深信不疑。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分给了穷人，然后退离商界，不再积累新的财富。

有二十位教皇曾评注过这句话，并小心翼翼地规定，要在什么条件下，凡人才可以在没有教士的帮助便研读《圣经》。

但彼得·沃尔多不这么看。

既然约翰写道：“汝等需自寻圣经。”

那么好吧，彼得·沃尔多就要自己读一读。

当他发现一些与哲罗姆（约347—420，教堂交付和翻译家。传统上认为他是最博学的拉丁神父，写有很多圣经评注。406年他完成拉丁文《圣经》的翻译工作）的结论不相吻合的东西，他便把《新约》译成自己的母语，把手稿散发到普罗旺斯各地。

起先他的活动并未引起很大注意。他渴望贫穷的热情似乎没有危险。很可能他会建立一种新的修道院苦行制度，以满足那些想过真正艰难生活的人，他还指责现存的修道院有点儿太奢侈太舒服了。

罗马是很会为信仰热情过盛而常常闹出乱子的人找到适当发泄场所的。

但是一切都要按照常规和先例办。如此说来普罗旺斯的“纯洁人”和里昂的“穷人”真是棘手万分。他们不仅不告诉教皇他们的所作所为，甚至还胆大包天地公然宣称没有职业教士的指点他们也能成为完美的好基督徒，罗马的主教在自己的司法权限之外没有权力告诫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信仰什么，正如培尔塔利的大公爵或巴格达的哈里发也没有这种权力一样。

教会当时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实事求是地讲，它等待了很长时间才最后决定诉诸武力根除这些异端邪说。

但是如果一个组织基于的原则是：只有一种正确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其他的都是臭名昭著、人所不耻的，那么当它的权威受到质询时，它就必然会采取极端措施。

教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无法生存，这终于迫使罗马采取果断行动，制定出一整套惩罚条例，使以后的持异见者都心怀恐惧。

阿尔比教徒（以阿尔比城命名的异教徒，该城是新教义的发祥地）和沃尔多教徒（因其创始人彼得·沃尔多得名）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因而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他们被选中作为第一批牺牲品。

一个教皇的代表统治了普罗旺斯好几年，他把那里当作被征服的领土作威作福，结果被杀死了。这给英诺森三世的干涉提供了借口。

他召集了一支正规十字军，攻击阿尔比教徒和沃尔多教徒。

凡是参加了讨伐异端分子的为期四十天远征的十字军战士，都可以免征债务利息，赦免过去和将来所犯的一切罪孽，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不受一般法庭的审判。这些恩惠煞是可观，北欧的人正求之不得。

他们何苦远道征战巴勒斯坦？去富饶的普罗旺斯打仗就可以获得与东征相同的精神和物质奖励以及同等的荣誉，并且服役时间还要短很多。

于是，圣城暂时被人遗忘。来自法国北部、英国南部、奥地利、萨克森和波兰的贵族绅士中的败类纷纷为躲避地方官员，南下到富饶的普罗旺斯进行烧杀抢掠，还顺便充实一下亏空的金库。

被十字军绞死、烧死、斩首或大卸八块的男女老幼的数目众说不一，我也不清楚究竟有几万人送了命。各地在正式的执行大规模死刑后很少提供具体数字，通常都在两千和两万之间，视城镇大小而定。

贝济埃城被占领后，十字军士兵分辨不出哪些是异教徒，哪些不是，左右为难。这个问题被送到随军的教皇代表精神顾问那里。

这位善良的人回答说：“孩子们，干吧，把他们全杀光，主自会分辨！”

当时有一个英国人叫西蒙·德·孟福尔（约1165—1218，讨伐阿尔比派十字军的法国首领，后在包围图卢兹城时阵亡），是个久经沙场的正牌十字军。他残暴无比，嗜血成性，不断变出新花样杀戮掠夺。作为对他的“功绩”的报答，他得到了大片刚被他抢掠过的土地，他的部下也按“功”分得赏赐。

有少数几个沃尔多教徒躲过劫难，逃到了人迹罕至的皮德蒙特山谷。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教会，直至十六世纪的基督教改革运动。

但阿尔比教徒就没那么走运，在历经长达一个世纪的不断迫害之后，他们的名字已经从宗教法庭的庭审记录中消失了。但是，三百多年后，他们的教义稍微调整了一下形式，又重现人间，并由一个叫马丁·路德的萨克森牧师广为传播。他们将要进行一场改革，打破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教廷垄断统治。

当然，这一切都瞒过了英诺森三世的机敏眼睛，他还以为困难局面已经终止，绝对服从的信条已经成功地确立了。在《路加福音》中有一条著名的命令，讲的是一个人想举办一个晚会，他发现宴席上有空位子，几个客人还没有来，便对仆人说：“到大街上去，给我拉几个人进来！”如今，这种事情再一次发生了。

异教徒也就这样被被拉进来了。

教会发愁，怎样才能让他们老实待在里面，这困扰了教会很多年，始终没得到解决。

由于地方法庭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诸如在第一次阿尔庇教徒造反时组织的特别调查法庭便在欧洲其他首都纷纷建立起来。法庭专门审判所有异端邪说，后来人们干脆称它们为“宗教法庭”。

甚至在今天宗教法庭早已不起作用的时候，这个名字仍然使我们心惊肉跳。我们仿佛看见哈瓦那的黑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科夫的生锈铁锅和烙人的刑具，黄色的头巾和黑色的面具，以及一个下额宽大的国王凝视着一排排望不到边的男男女女慢慢地走向绞架。

十九世纪后期的几部通俗小说的确描写了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我们可以把其中百分之二十五的内容归于作者的想象，百分之二十五归于异教徒的偏见，即使这样所剩下的恐怖也足以证明所有秘密法庭都是难以容忍的魔鬼，在文明世界中是绝不会被容忍的。

亨利·查理利在煞费苦心写成的八卷书中讲叙了宗教法庭的活动。我在这里把它缩减至两三页，要在这样短的篇幅内对中世纪最复杂的问题做一精辟解释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宗教法庭能与如今的最高法院或国际仲裁法庭相比。

在不同的国家里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法庭，它们又都负有不同的使命。

最著名的是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罗马的圣宗教法庭。前者主要处理地方事务，包括监视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地的异教徒。

后者的魔爪伸往欧洲各地，在大陆北面烧死了圣女贞德，在南面烧死了乔达诺·布鲁诺。

严格他讲，宗教法庭从未杀过任何人。

由教士组成的法庭宣判之后，异教罪犯便被送到非宗教的当局手里，当局可以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他。不过当局如果没能判处他死刑，便会招致许多麻烦，甚至被逐出教会或失去教廷的支持。如果罪犯逃离了此难，投有被送到地方当局，这类事也曾发生过，那么他受的磨难就更大，因为他会被囚在宗教法庭的孤独牢房里惨熬余生。

相比在岩石城堡的阴暗洞穴里被慢慢逼疯，死在火刑架上更痛快。于是，许多罪犯拼命往自己身上揽各种根本就没有犯的罪行，这样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

要想毫无偏见地阐述这个问题真的太不容易。

说来令人难以相信，在整整五个多世纪里，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与世无争的平民仅仅由于多嘴的邻居道听途说而半夜三更被人从**拖起来，在污秽的地牢里关上几个月或几年，眼巴巴地等待既不知姓名又不知身份的法官的审判。没有人告诉他们罪名和指控的内容，也了准许他们知道证人是谁，不许与亲属联系，更不许请律师。如果他们一味坚持自己无罪，就会饱受折磨直至四肢都被打断，别的异教徒可以揭发控告他们，但要替他们说好话却是没有人听的。最后他们被处死时连遭到如此厄运白原因都不知道。

更难以置信的是，已经入土五六十年的男女也会被从坟墓中挖出来“缺席”判罪，以这种方式定了罪的人的后裔还要在罪犯死去半个世纪之后被剥夺财产。

但事实的确是这样，因为宗教审判官正是靠分享所有被没收来的物品来填充私囊，所以这种荒唐的事就绝非罕有，时隔两代的祖父据说干过某件事而导致孙子们被逼得一贫如洗，这种事屡见不鲜。

凡读过二十年前沙皇俄国处于全盛时期的报纸的人都记得什么是暗探。这种暗探总是以引人注目的个性和“悲伤”的样子出现，扮成地地道道的小偷或洗手不干的赌徒。他故作诡秘地使人知道他是由于创痛才参加革命的，常常能博得诚心反对帝国政府的人的信任，但他一旦探得新朋友的秘密，便向警察局告密，把报酬装进腰包，再到另一个城市重演卑鄙的勾当。

在十三、十四和十五世纪中，南欧和西欧布满了这些居心歹毒的私人暗探。

他们的谋生方式是靠告发那些据说抨击了教会或对教义中的某几点持怀疑态度的人。

如果周围没有异端邪说者，暗探就要人为地制造出几个。

他心里有数，被告不论多么清白无辜，在严刑拷打下也会承认罪名。他丝毫不会担风险，可以无止境地从事这个职业。

在许多国家中，人们可以匿名告发别人思想不端，这种制度在人们头上笼罩了恐怖。最后，就连最亲密无间的朋友都不敢相信，一家人也要互怀戒心，留神言辞。

掌管宗教法庭大量工作的托钵僧人充分利用了他们造成的恐惧，在差不多两世纪中他们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

是的，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广大民众对这些盛气凌人的乞丐深恶痛绝了，他们披着虔诚的外衣，闯入安分守己的公民家里，睡在最好的**，吃最好的饭菜，嘴里还喋喋不休地说他们应该被当作上宾招待，应该活得无比舒服。他们的唯一本领就是恫吓人们，他们说，如果他们没有得到理所应当的奢侈豪华，就要向宗教法庭告发施主。

教会当然可以答复说，宗教法庭这样做完全是起思想健康检查官的作用，立誓要尽的职责就是防止错误思想在群众中流传开来。它可以举例说明对于出于无知而误入歧途的异教徒的既往不咎。它甚至还可以宣称除背教者和屡教不改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人被处死过。

可事实又如何呢？

一个鬼把戏可以把无辜的人变为死囚，也可以使他表面上悔过自新。

暗探和伪造者从来都是如影随形。

而对于这些奸细来说，伪造几份文件又算得了什么呢？

[1] 《大宪章》，英国的一些男爵（没有封地的国王的家臣）反对国王约翰增加税赋，武装反对国王，后经过谈判，于1215年签署了该宪章。

[2] 摩尼教，是一种古代宗教，以其创始人波斯智者摩尼（约216年—276年）的名字命名，在几百年间是基督教的主要对手。

[3] 泰西封，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座城市，位于底格里斯河畔。

[4] 普里西利安，西班牙主教，公元四世纪末创立异端派别普里西利安派，深受摩尼教的影响，提倡独身，主张苦修。

[5] 方济各（1182—1226），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创始人。1209年经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正式成立方济各托钵修会。

[6] 罗纳河，法国东南部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