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教会在早期还是一个很简单的组织，当人们发现，世界末日暂时还不会降临，耶稣死后，最终的审判也没有到来，教徒们还可以在忏悔的泪水中继续苟活一段时间。于是乎在教派内确立某种管理机构便成了当务之急。

基督徒最初（由于全是犹太人）都在犹太教堂里聚会。由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产生摩擦，非犹太人就到某人家中集会，如果找不到能容纳所有虔诚（包括好奇）的信徒的房子，就干脆在露天或废石场集会。

最初，集会都在星期六举行。但随着犹太基督徒与非犹太基督徒之间的感情日趋恶化，非犹太基督徒便废弃了星期六安息日，把聚会改在星期日，也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

这些庄严的仪式完全体现了大众化和情绪化。没有固定的讲演和说教，没有教士，所有男女只要感到内心被圣火激励，都可以站起来剖白内心的信仰。按照保罗的描述，这些虔诚的弟兄们“以雄辩的口才”，使这位伟大的圣徒对未来担忧。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平民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从不怀疑别人即兴发挥的劝诫是否真诚，而且往往他们的情绪会异常激动，像疯子一样失控地喊叫，教会虽然顶得住迫害，却受不了人们的冷嘲热讽。于是，保罗、彼得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不得不花费力气维持秩序，平息人们因急于表达精神世界和神圣热情而引起的纷乱。

开始时，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因为规章制度与基督教的民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不过人们最后还是从实际出发，同意集会按照某种固定的仪式进行了。

集会以一首赞美诗开始（用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然后，全体教徒就高唱新近为罗马和希腊崇拜者谱写的赞美曲。

唯一预先拟好的讲演是一篇倾注了耶稣一生哲学思想的著名祷文。然而几百年来，布道都是完全自发的，谁有话要说，便可以自行发表演说。

但是，随着集会次数的增加，警察开始注意他们了，警察总是对秘密组织严防死守。因此必须推选出某些人代表基督徒与外界打交道。保罗早就强调过领导天赋的重要性。他把他在亚洲和希腊走访的小团体比做惊涛骇浪中的小舟，要闯过怒涛汹涌的大海，就必须有聪明绝顶的舵手。

于是虔诚的信徒们又凑在一起，选出男女执事。他们是整个团体的“仆人”，要照顾好病人和穷人（这是早期基督徒关心的事情），管理好教会财产，还要料理所有的日常琐事。

到了后来，教会的成员有增无减，事务性管理变得复杂不堪，非有专职的执事不可，于是几位“长者”被推举担当此任。他们的希腊称呼是“长老”，按我们说法就是“神父”。

又过了几年，每个村庄和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教堂，因此又有必要提出大家都要执行的共同政策。人们选出了“总监”（即主教）来监督整个教区，并代表教区与罗马政府打交道。

很快，罗马帝国的各个主要城市里都有了主教，而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的主教则由受到人们广泛尊重，有权势的人担任，他们的地位甚至不亚于各省的行政和军队长官。

在开始阶段，主教掌管着耶稣当年曾经生活、受难、死去并广受尊敬的大部分地方。但是，自从耶路撒冷被摧毁，期待世界末日和天国成功的一代人从地球上消失以后，可怜的老主教在他狼藉的宫殿里被剥夺了原有的威望。

虔诚的信徒首领的位置很自然地被那个“总监”顶替了。“总监”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守卫着西方大圣徒保罗和彼得当年殉教献身的地方——他就是罗马大主教。

这个主教与其他主教一样，也被称做“神父”或“圣父”，这是对圣职人员的通用称呼，表示热爱和尊敬。然而在以后的数世纪里，“圣父”这个头衔在人们心目中只与主教管区的首领相联系。每当人们提到“圣父”，所指的只是罗马的大主教——教皇，绝不会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这是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总统”一词时，根本没有必要再加上“美国”一词作限定，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而不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国联主席。[1]

“教皇”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公文里是公元258年。那时罗马还是强盛帝国的首都，主教的势力完全被皇帝所吞没。但是在以后的三百年中，恺撒的后裔时常受到外侵内乱的威胁，便开始寻找更为安全的新巢穴。后来，他们在国土的另一端找到了一座城市，名叫拜占庭[2]。它是根据一个传说中的英雄拜扎斯而得名的，据说特洛伊战争结束不久，拜扎斯曾经在这里登岸，它坐落在几条割开欧亚大陆的海峡之畔，虎视黑海通向地中海的商业要道，控制几家独一无二的工商业中心，在商业上享有重要地位，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了争夺这个富足的要塞，曾经拼杀得你死我活。

然而拜占庭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前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它落入马其顿之手没多久，便纳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

经过一千年的持续繁荣后，拜占庭的“金角湾”[3]海港停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这里即将成为帝国的中心。

罗马的居民被撇下，听任哥德人、范达尔人、天知道还有哪些野蛮人的虐待宰割。他们看到皇宫一连好几年空空如也，看到政府部门接二连三地搬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看到首都的居民竟要遵照千里之外制定的法律行事，都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皇帝走了，留下的主教就成为市镇中地位最显赫的人物，他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皇冠荣耀的继承人。

他们抓住这个大好时机。教会的声望和影响吸引了意大利所有最顶尖的人才，这使主教们又变成了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他们感到自己俨然是某些永恒信念的代表，因此大可不必着急，而是采取潜移默化的方法，看准时机出奇制胜。他们不像许多人因为迫于操之过急造成的压力，仓忙决断，最后乱中出错，导致失败。

不过重要的是，主教们只抱有一个目的，只向一个目标坚韧不拔地前进。他们所做所说所想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为了使在凡世代表上帝意志的教会更为强大有力。

以后十个世纪的历史表明，他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当时野蛮部落横扫欧洲大陆，在风卷残云的冲击下，帝国的围墙一面面倒塌了，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那样古老的体制像垃圾一样七零八落，只有教堂坚如磐石，在各个时代，尤其在中世纪，犹如中流砥柱。

胜利虽然最后到手了，但是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基督教虽然起源于马厩，却可以被允许在宫殿里寿终正寝。它本是以抗议政府起家的，然而后来自命能沟通人与神联系的神父却坚持让每一个凡世庸人做到无条件地服从，基督教本来带有变革色彩，但日后不断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竟形成了新的神权政治集团。古老的犹太国家与之相比，倒成了幸福无虑的臣民居住的温和自由的联邦。

然而这一切又合乎逻辑，不可避免。我下面要进一步说明。

大多数游览罗马的人都要去看看科利西姆，在饱经风沙的围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块凹地，数千名基督徒曾经在这里倒下，成为罗马专制的牺牲品。

不过尽管确有几次对新信仰倡导者追随者的迫害，却都与宗教的不宽容无关。

迫害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派别，享有最广泛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公开宣布自己由于宗教道德而拒服兵役，甚至当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还大吹大擂什么和平主义，而且不分场合公开诋毁土地法律。这些教徒作为国家的敌人，被处决了。

基督徒是按照头脑中的神圣信条行事的，但普通的警方法官不管这个，基督徒极力解释自己的道德本质，可是长官大人却迷惑不解，一窍不通。

罗马的治安长官毕竟是也是人，他们突然发现，他应召而来进行审判，可是犯人陈述的道理在他看来却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弄得他简直不知所措。长期的经验告诉他，对神学中争论的问题应采取超脱态度，他还记得许多皇帝在敕令中曾经告诫公职人员，对付新教派要圆滑老练，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企图说理。可是当全部争论集中到一个原则问题的时候，一切逻辑方法又都徒劳无功了。

最后，治安长官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要么放弃法律的尊严，要么坚决捍卫至高无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显然，牢狱之灾和严刑拷打对于基督徒来说简直微不足道，因为他们坚信，生命只有在死亡之后才会开始，一想到可以离开这黑暗的人间，享受天堂的欢乐，便兴奋不已。

就这样，罗马当局和基督教徒之间痛苦而漫长的游击战争开始了。究竟有多少人丧生，我们没有死亡人数的官方统计资料。按照公元三世纪的著名神父奥利金[4]（他的一些亲戚在亚历山大城的一次迫害中被杀死了）的说法，“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目还是可以统计出来的。”

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早期基督教圣人的生平，就会发现许多鲜血淋淋的故事；我们不禁奇怪，一个屡遭迫害杀戮的宗教怎么会留存下来呢？

不论我提供什么样的数据，肯定会有人指责我心怀偏见，是个大骗子。我且在这里持保留意见，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吧。人们只要看一看罗马德西乌斯皇帝[5]和瓦勒良皇帝[6]的一生，便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迫害最猖獗时罗马专制的真正本性。

如果你们还记得，就连马可·奥勒留[7]这样睿智而开明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很好地处理与基督教众的关系；你们就能理解偏居于帝国一角的无名小吏们的两难处境了本想尽忠职守的芝麻官，不是必须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词，就是必须处死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这些亲朋好友不能也不愿意服从帝国政府为保存自己而制定的几项简单法令。

与此同时，基督徒没有受异教臣民的假惺惺的伤感的迷惑，他们还在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终于，在四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徒上诉说，在异教偶像的阴影下面过日子实在有伤感情，请求格拉提安[8]皇帝把胜利女神像搬走。于是，这座矗立在恺撒建立的宫殿里达四百年之久的神像从此远居他乡了。几个元老曾经表示抗议，但是无济于事，反而导致了一些人被流放。

这时，远近闻名的忠诚爱国者叙马库斯[9]挥笔写下了一封流传后世的信函，信中他提出了折中的建议。

“为什么，”他问道，“我们异教徒与基督徒比邻而不能和平相处呢？我们仰面看到同样的星空，并肩走在同一块土地上，住在同一苍天之下。每个人自己寻求选择最终的真理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生存的奥妙玄机莫测，通向真理的道路也不是只有一条。”

他并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也不是只有他才看到古罗马宗教宽容开放政策传统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随着罗马胜利女神像的搬迁，已经在拜占庭立足的两个敌对基督教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引发有史以来有关宽容的最富有才智的大讨论。哲学家忒弥修斯[10]是讨论发起人，他对祖先信奉的神灵忠诚不渝，但当瓦伦斯[11]皇帝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偏袒一方时，他也感到必须晓以皇帝真正的职责。

他说：“有一个王国，任何统治者休想在那里施展权威，这就是道德之国，特别是个人的宗教信仰领域。任何强制信仰的行为，都可能导致伪善，即使人们改变了原先的信仰，那也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皈依。因此，统治者还是以容忍一切信仰为好，因为只有宽容才能防止公众冲突。况且，宽容乃神圣之道，上帝自己已经明确表明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上帝能够独自辨明人类用以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上帝欣赏对他的形形色色的崇拜，喜欢基督徒的一种礼仪，也喜欢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其他礼仪。”

这的确是金玉良言，但根本没人听。

古代世界连同思想和理想已经死了，任何倒转历史时钟的企图都注定失败。生活意味进步，进步意味磨难。社会的旧秩序迅速土崩瓦解。罗马的军队全是外国雇佣军组成的乌合之众，边境发生公开叛乱。英格兰及其他边沿地区则早已落入野蛮人之手。

在最后的灾难爆发的时候，数世纪以来一直从事国家公职的聪明年青人发现，晋升之路除了一条以外都阻死了，这条路就是教会生涯。西班牙的基督主教可以操纵地方长官的权力，基督教作家只要全心从事神学主题，就能获得广泛读者，基督教外交官只要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庭里代表罗马教皇、或愿意冒险到高卢或斯堪的那维亚博得野蛮人酋长的友情，就可以步步高升。要是当了基督教财务大臣，还可以掌管那片曾使拉特兰宫的占有者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财富飞快增长的领地，尤其可以大发横财。

我们在过去五年中已经见过本质相同的事情，直到到1914年，那些野心勃勃、不指望靠手工劳动过活的欧洲青年人仍想挤入政府部门供职，在不同的帝国和皇家陆军、海军中当官。他们把持法庭要位，掌管财政，或在殖民地当几年总督或军事司令官。他们并不奢望富有，但他们的官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威望，只要聪明、勤奋、诚实，就可以赢得美满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晚年。

然后战争爆发了，旧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被一扫而空。下层民众掌握了政权。一些正式官员已经年迈，不能再改变一生形成的习惯，便典卖了自己的勋章，悲凉地死去。然而绝大多数人都顺潮流而动。他们从小接受教育，经商的人总是低人一等，上不了台面，也许生意是不足挂齿的，但人们总得选择是进办公室还是进贫民窟。为信念宁愿饿肚皮的人相对是少数，大动乱后没过几年，我们便发现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都并非情愿地跑起生意来，而十年前他们是绝不会问津此事的。此外，由于他们中多数人的家庭世代从事行政工作，指挥别人轻车熟路，于是慢慢地，他们发现自己在新领域里混得如鱼得水，日子过得既富足又美满，大大超乎之前的预想。

今天的生意场，就相当于一千六百多年前的基督教会。

对于具有赫尔里斯神、密特拉神或特洛伊英雄血统的年轻人来说，听从具有奴隶血统的牧师的命令，似乎有点儿困难。但如果这位牧师的训导正是年轻人需要的，甚至是迫切需要的，那就另当别论了。因而，如果双方都是聪明人（也很可能是这样），便会相互虚心求教、取长补短、和睦相处了。这边是另一条奇特的历史法则：表面的变化越大，就越一成不变。

自人类形成之时起，就似乎有一条不可避免的规律，即少数部分聪明的男女统治别人，而多数不那么聪明的男女则被别人统治。两类人在不同时代中分别有不同的名字，一方代表力量和领导，另一方代表软弱和屈从，分别称为帝国、教堂、骑士、君主和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操纵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都异曲同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它常常以怪异的或伪装的形式出现，披上拙劣的外衣，高喊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忠实和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好处的谦卑愿望。但是在美丽的外壳下面却一直藏有并继续藏有原始法则的严酷真理：人的第一职责是生存。一些人对于人类是脱胎于哺乳动物这样的事实感到很恼火，也对这种论断很反感。他们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称作是“唯物主义者”或者“犬儒主义者”[12]，如此之类。他们一直把历史当作娓娓动听的神话故事，因此一旦发现历史也是一门科学，同样需要遵循那些操纵其他事物的无可动摇的规律时，他们就惊得目瞪口呆。没准他们也许还会反对平行线公理和乘法口诀表吧。

我奉劝他们还是遵从客观规律、接受客观事实为好。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对人类有实用价值，而不再是某些人的帮凶和同盟了，帮助他们专门从种族歧视、部落专制以及从大多数人的愚昧无知中获益。

谁要是对此怀有疑心，便请在我几页前所写的这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寻找佐证吧。

请他研究一下公元一至四世纪之间那些基督教领袖的生平吧。

他会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现，这些宗教领袖都来自于原本属于异教徒的社会阶层，在学校里受到希腊哲学的教育，只是到后来不得不选择一个职业时才转到基督教会。当然其中有几个人是受了新思想的吸引，虔诚地接受基督的教诲，但大部分人从效忠凡世主人转变到效忠基督教的上帝，是因为晋升的机会多一些。

教会一方也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因而并不过分细究许多新信徒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突然改奉基督教的，还认真地对所有人做到仁至义尽。有些人向往实利凡俗的生活，教会便提供机会使他们在政界和经济界大显身手。情趣不同的人对信仰情深义重，教会便提供机会让他们离开拥挤不堪的城市，在安宁中深思冥想现世的邪恶，这样他们便可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神圣感，而这对实现他们灵魂永恒幸福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想要过这样一种思考与奉献的生活，一开始并不难。

教会在建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只是一个松散的精神纽带，它将与权力和财富不沾边的劳苦大众凝聚起来。但是当教会继帝国之后成为世界的主宰、成为拥有大片土地的强大政治组织之后，隐居生活的可能性便减少了，许多善男信女开始向往“美好的往事”，那时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可以致力于做善事和祷告。为了追寻幸福，他们便想用人为的方法创造一些条件，再现过去在自然发展中形成的局面。

他们发起的追求隐居生活方式的运动给后来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为基督教会招纳了一大批忠实的突击部队，他们在教会与东方异教徒和异端分子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对此不必惊诧。

濒临地中海东岸的国家的文明已经很古老了，那里的人们对朝代更替已经精疲力竭了。仅在埃及，自从第一个来到尼罗河谷的人开始，已有十种不同的文明在这里周而复始地兴盛与衰亡。在富饶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也是这样。生活的虚无缥缈和人类努力的徒劳无益，都反映在路旁成千上万个庙宇和宫殿的废墟里，比比皆是。欧洲这个年轻的民族，精力旺盛、满腔热忱，欣然接受了基督教，将它当作对生命的迫切希望。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自己的宗教生活却有迥然不同的看法。

宗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解脱与希望，可以逃离生命的苦海。他们期待死亡瞬间的愉悦，这样他们便可以躲进记忆的集中营，奔向大漠，那里只有他们的忧愁、他们的上帝，无须再看现实的人生一眼。

有趣的是，改革似乎总能对军人有特殊号召力。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为直接地了解到人类文明的残忍和恐怖。而且，他们还懂得，没有纪律就一事无成。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的勇士是查理五世军队中的一个上尉。他是把精神落伍者组成简单团体的第一个人，曾在君士坦丁皇帝的军队中当过列乓，名叫帕科缪[13]，埃及人。他服完兵役后，便加入到一群隐士当中，为首的是同样来自埃及的，名叫安东尼[14]的人。他们远离城市的喧嚣，来到荒野，与豺狗为伴，过上了平静安宁的生活。但是，孤独的生活似乎给人带来了诸多思想上的折磨，造成某些过分虔诚的表现，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荒芜的坟墓里面度日（这给异教徒以笑料，使真正信仰者悲伤），于是帕肖米厄斯决定将他们的生活变得务实一点，这样，他建立了第一个宗教制度。从那时起（四世纪中叶的某一天），住在一起的隐士们要听命于一个总指挥，即“修道会总长”，由他来任命院长，负责各个修道院，这些修道院就是上帝在人间的各处要塞。

帕克缪死于346年。在他死去之前，他的修道院思想被亚历山大时代的阿塔纳修斯[15]主教从埃及带到了罗马。数以千计的人开始借此机会逃离现实世界，逃避世间的邪恶，当然，也有人用以逃避穷追不舍的债主。

但是在欧洲，那里的气候和欧洲人的习性使帕肖米厄斯的初衷发生略微变化。不像在尼罗河谷地，欧洲的气候阴冷潮湿，饥寒交迫的滋味儿可不容易忍受。况且西方人的思想比较实际，神圣的东方理想表现出的既肮脏又邋遢，不但不会给他们以启迪，反而使他们觉得恶心。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扪心自问，“早期教会呕心沥血做的善事有什么结果呢？一群住在人迹罕至的潮湿阴暗的山洞里苦心修行，弄得憔悴不堪的热血教徒，真的能帮助寡妇，孤儿和病人吗？”

于是，西方人坚持换一种更合适的方式修行，这次改革，要归功于一位住在亚平宁山脉纳西亚镇的人。他叫努西亚的圣本笃[16]，总是被人们称作圣人努西亚的圣本笃。他的父母送他到罗马求学，但这座城市使他的基督心灵充满了恐怖。他逃到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躲进了尼禄时代的一座古老的乡间行宫里。

他与世隔绝地隐居了三年，美德的盛名便在乡间传开了。愿意与他接近的人很快能名满天下，于是隐居者蜂拥而至，多得足以组建十几座修道院。

于是，努西亚的圣本笃便告别了他地牢般的行宫，开始制定欧洲的修道院制度。他首先立法，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罗马血统的痕迹。发誓遵守他制定的院规的僧人可别指望能游手好闲，除去做祝福和默祷之外，他们还要在田野里躬耕。年纪太大不能干农活的，要教育年轻僧人如何当一个好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他们恪尽职守，使努西亚的圣本笃修道院的教育在一千年中独树一帜，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也承担着训练具有杰出才能的年轻人的重任。

作为报酬，僧人们得到了体面的衣服，丰富美味的食品和舒适的床铺，每天不干活不祷告的时候还能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僧人不可只是逃离现实世界和义务去为来世灵魂做准备的凡夫俗子，而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必须在漫长痛苦的试用期内使自己配得上新的尊称，继而在传播上帝的美德和力量的时候发挥直接和积极的作用。

在欧洲不信教的人群中的初步传教工作已经完成了。不过，为了不使教徒的成果化为乌有，必须得到当地百姓和政府一致而长久的支持。于是，僧人们扛着铁锹，拿着斧头，带上经书，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和冰岛的荒郊野地里。他们春播秋收，自力更生，布道传教，授业解惑，第一次给遥远的蛮荒之地带来了人们之前还仅仅只是耳闻的文明之光。

这样，基督教会的最高领袖——教皇充分利用了各种人的精神力量。

在教会里，头脑实际的人有机会让自己出人头地，同样，梦想家也有机会在静谧的丛林里寻觅快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没有白白浪费的。最后，教会的权利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以至于任何一个皇帝或国王都不敢无视臣民中自称是基督教徒的那些人的意愿而随心所欲地统治国家了。

基督教取得最后胜利的方法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表明基督教的胜利是有确实原因的，绝不是（如一般人所认为的）心血**迸发出来的宗教狂热的结果。

对基督徒的最后一次大迫害发生在戴奥里先[17]皇帝统治时期。

有趣的是，在被禁卫军拥立登基统治欧洲的皇帝中，戴奥里先并不是最差的一个，但他却有个统治者经常犯的毛病——对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一窍不通。

他很快发现自己掌控的帝国就要分崩离析四分五裂了。他一生戎马倥偬，他认为，致命的弱点就在罗马的军事体制内部，这个体制把边沿地区的防卫任务交给占领地的士兵，而这些士兵早已经丧失斗志，变成了悠闲自得的乡下佬，卖白菜和胡萝卜给那些按说应该远远拒之于国门之外的野蛮人。

戴奥里先无法改变风雨飘摇的体制，为解救燃眉之急，他建立起一支新型野战军，由年轻机敏的战士组成，一有入侵便能在数周内开赴帝国的任何角落。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不过，就像所有带军事色彩的好主意一样，需要的花销十分庞大，而这些钱，又不得不以税收的形式落到国民头上。不出所料，百姓们群情激愤，高呼再缴钱就家徒四壁了。皇帝答复说百姓们误解了，并把只有刽子手才有的生杀大权交给了收税官，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各行各业的臣民兢兢业业苦干一年，到头来反而亏损，于是大批农民纷纷抛家弃业，拥进城内沦为流浪汉。可是皇帝陛下却一不做二不休，又颁布了一项用以解决困难的法令，这表明古罗马共和国堕入东方专制主义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大笔一挥，使所有政府机关和手工业、商业都成为世袭的职业，也就是说，官员的儿子注定要做官，不管愿意不愿意，面包匠的儿子即使有从事音乐或典当业的天才也要继承父业，水手的儿子即便在台伯河划船都晕船也得在船板上漂流一生。苦力虽然在理论上是自由的，但必须在出生地生老病死，不得越境一步，与奴隶无异。

戴奥里先对自己的统治才能无比自信，想一想，他能够或者愿意容忍一小撮按照自己的意愿，只接受他一部分律令的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评价戴奥里先对基督徒的粗暴时必须记住，他已经进退维谷，身不由己，他的措施让数百万人受益，但这些人却拒绝履行自己分内的责任和义务，这让戴奥里先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的忠诚。

早期基督徒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载，他们认为世界末日随时可能到来。因此，为什么要白费时间和金钱在文字工作上，不到十年的时间火球就会从天而降，到时什么都不会留下。然而新的天国一直没有到来，而耶稣的生平（经过一百年的耐心等待后）开始被人添油加醋地传来传去，到最后，连真正的信徒也难辨真伪了，于是，人们感到有必要搞一本权威性的书，把耶稣的几个短传和圣徒信件的原稿综合成一卷。这就是《新约》。

书中有一个章节叫《天启录》，它包括关于建立在“七山”之中的城市的引证和预言。人们自从罗慕路斯时代就知道罗马建立在七山之中。这个奇特章节的匿名作者的确小心翼翼地把那个城市称为他深为憎恶的巴比伦，但还是没有逃脱帝国官员的理解力。书中把那座城市说成是“妓女的母亲”和“地球的污点”，饱浸着圣人和牺牲者的鲜血，是所有魔鬼和邪恶生灵的栖身之所，是一切肮脏可憎的鸟类的卵巢，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不敬之词。

这些言论可以被解释为出自一个可怜狂热者的胡言乱语，这位狂热者想起了五十年来被害的许多朋友，被怜悯和怒火蒙住了眼睛。然而宣读这些言论是教堂庄严礼拜仪式的一部分，要周复一周地在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传诵，旁观者自然会认为，它表达了基督徒对台伯河畔强大城市的真实感情。我并不是说基督徒没有理由产生旁观者所说的感情，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戴奥里先没有和基督徒感同身受而责备他。

然而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罗马人对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日趋熟悉起来，这就是“异教徒”。起先“异教徒”的名字只是用于那些愿意相信某些教旨的人，或称一个“教派”。但渐渐地它的意思缩小到那些不信仰由教会权威制定的“正确”“合理”“真实”“正统”的教旨的人，用圣徒的话说即为“异端、谬误、虚假和永恒错误”的人。

从名义上来讲，那些仍然坚持古罗马信仰的少数人是不会被认定为异端分子的，因为他们游离在基督教教会之外，而且严格来讲也无须解释自己的观点。尽管如此，《新约》中有些描述的确有损帝国尊严，让这位骄傲的君主大为震怒。如“异端邪说是可怕的邪恶，犹如通奸、猥亵、****、偶像崇拜、巫术、怒火、争斗、凶杀、叛乱、酗酒”，还有一些，出于礼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所有这些导致了摩擦和误解，继而产生迫害。罗马监狱里又一次挤满了基督囚徒，刽子手大大增加了基督牺牲者的数目，血流成河，却一无所获。最后戴奥里先黔驴技穷，放弃了统治地位，回到达尔马提亚马海岸做罗纳的家乡，在自家后院种起了大白菜，以此消磨时光，乐此不疲。

他的继承者没有继续镇压政策。相反，他看到用武力剪除基督教已经无望，便大力从事一笔不光彩的交易，想通过收买来赢得敌人的好感。

这事发生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18]第一次以官方名义承认了基督教会。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有一个“国际历史修订委员会”，所有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凡享有“大”字称号的，都得证明自己如何胜任这个称号。在这些选手中，有一位候选人需要我们特别注意，他就是之前提到的君士坦丁大帝。

这个狂野的塞尔维亚人在欧洲各个战场上挥舞长予，从英格兰的沃克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姐夫和侄子（年仅七岁的小孩），还屠杀了一些地位卑微的亲戚。然而尽管如此，当他的军队遇到劲敌莫克赞蒂厄斯时，惊恐万分之际向基督教求援，竟然获得了“摩西第二”的美名，后来还在亚美尼亚和俄国教会被推崇为圣人。他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但他从生到死都是个野蛮人，甚至在临死前还掏出蒸熟了的祭羊的内脏来占卜未来。然而人们却忘记了这些，因为他颁布了著名的《宽容赦令》，保证了他心爱的基督教臣民们“自由表达意见”和“自由集会，不受干扰”的权利。

我在前面已经反复说过，公元四世纪上半叶的基督教领导人都是些实用政治家，他们终于使皇帝签署了这个值得纪念的法令，使基督教从小教派的行列中一跃成为国教。不过，他们知道成功是怎样取得的，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们当然对此也一清二楚，就算他们用华丽辞藻极力掩盖，但仍然掩盖不了这项交易最初的本质。

“交给我吧，强大的统治者”，内斯特主教对狄奥多西皇帝说道，“把教会的全部敌人都交给我吧，我将给你天堂。与我站在一起，把不赞成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与你在一起，打倒你们的敌人。”

两千多年来，历史上类似的交易屡见不鲜。

但像基督教这样厚颜无耻夺权的交易还是极其罕见的。

[1] President存在一词多义。可以是总统（the President of the U.S.A）、局长（the President of Pennsylvania）、校长（the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等。不过，the President不加任何修饰指的就是美国总统。

[2] 拜占庭，古代城市。大约于公元前660年由希腊殖民者建立，坐落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一侧，包括现在伊斯坦布尔的一部分。

[3] 金角湾，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港口。

[4] 奥利金（约185年—254年），希腊神父代表人物之一。

[5] 德西乌斯皇帝（公元249年—251年在位），以煽动对基督徒的第一次全面迫害而闻名。

[6] 瓦勒良皇帝（公元253年—公元260年在位），在位期间，罗马不断遭到外国的侵略。在与波斯人的交战中被俘，死于囚禁中。

[7] 马可·奥勒留（121—180），罗马皇帝（公元161年—公元180年在位）。禁欲主义哲学家。在位期间，战争频繁，传染病流行。她减轻赋税，兴建学校、医院、孤儿院。

[8] 格拉提安（359—383），西罗马帝国皇帝。基督教会的坚定支持者，他下令将胜利女神像移出元老院并停止对异教派别的资助，开始了使罗马共和国脱离异教的进程。

[9] 叙马库斯（340—402），公元373年任非洲总督。

[10] 忒弥修斯（317—387），哲学家、修辞学家、政治家。终生在君士坦丁堡居住和教学，除了曾短暂在罗马逗留之外。虽是异教徒，但是公元355年得以加入君士坦提乌斯二世领导下的元老院。

[11] 瓦伦斯（约公元328年—378年），东罗马帝国皇帝。

[12] 把愤世嫉俗、行为乖张的人格行为称作“犬儒”源于古希腊。把“犬儒”奉为信仰并坚持一定的主张，持有一定的理想，实践一种生活方式则成了一种“主义”。犬儒学派是古希腊一个哲学学派，由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西尼创立。

[13] 帕克缪，埃及人。公元四世纪上半叶，帕克缪首创集体隐修，在塔本西尼建起第一座修道院，把隐修士组成团体。

[14] 安东尼，埃及人。公元三世纪末，安东尼抛弃家庭前往荒野单独隐修数十年。苦行斋戒，冥思修炼，被称为隐修主义之父。

[15] 阿塔纳修斯，基督教神学家，主教，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

[16] 努西亚的圣本笃（约公元480年—约公元547年），蒙德卡西诺修道院的创始人，被誉为西方修道院制度之父。

[17] 戴奥里先（245—313），罗马皇帝，公元284年—公元305年在位，由禁卫军部属拥戴登基，开创四帝分治局面。公元303年起颁布四项命令，大肆迫害基督徒。

[18] 君士坦丁（约公元274年—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大帝，罗马帝国皇帝（公元306年—公元337年在位）。公元312年在罗马北郊大败马克森提乌斯，统一西罗马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