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有些人常常以此来佐证基督教的教义必定有着天赋的神性。我无意对此争辩，只是想指出，早期的传教士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固然与他们的教义本身具有真知灼见有关系，但也与当时罗马人恶劣的生活环境大有关联。

在此之前，我已经向你们介绍了罗马社会的一个侧面，这个国家的许多士兵、政治家、富商、科学家，他们幸运地生活在拉特兰山的山坡上，或坎帕尼亚山峰峡谷里，或那不勒斯的海岸，接受文明的熏陶，享受人间的愉悦与闲适。

但是，这只是罗马的一个侧面。

在城郊多如牛毛的贫民窟里，那种能使诗人欢呼太平盛世、能激发演说家把屋大维[1]比做丘比特的繁荣盛况，却是很少见的。

那里只有一排排密密麻麻、死气沉沉、臭气熏天的出租屋，里面是拥挤的无数贫民，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永无止境的饥饿、辛劳和痛苦。他们开始相信一个木匠的故事，这个淳朴的木匠住在大海彼岸的小村庄里，用自己辛勤的双手换取食物，他因怜爱劳苦大众而被嗜血成性、贪得无厌的敌人杀害了。的确，贫苦的罗马人全都久闻密特拉、伊西斯和艾斯塔蒂的大名，但是这些神早在千百年前都死了，他们只能道听途说，而了解这些神的人也早已死了千百年了。

可是，拿撒勒的约书亚[2]，即基督耶稣，也就是希腊传教士口中的救世主，不久前还活在世上。当时的很多活着的人都知道他，在台比流斯皇帝当政时期，谁要是偶尔去过叙利亚南部，也许还听到过他的布道。

当然还有其他人，比如街角的面包师和邻街的水果贩都曾在阿皮恩大道旁边的阴暗的小花园里，和一个叫彼得的人交谈过，这个彼得是来自迦百农村的渔夫，耶稣先知被罗马总督的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可怕的下午，他就在各各他山[3]的附近。

我们要理解人们突然热衷于新信仰的原因，就必须记住这些。

正是这种深厚的人文关怀，这种通过亲密接触而产生的亲切的感情，使基督教在众多信仰中脱颖而出。基督教的爱表达了各国深受压迫、丧失权利的人们的呼声，因而传遍了四面八方。基督的话是否与后人所用的词汇一致倒是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奴隶们听得到，也能够理解。在美好未来的许诺前，他们颤抖着，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终于有人说要给他们自由了。

他们不再是卑微下贱的人了，不再是世俗权贵的眼中钉了。

相反，他们现在成了上帝的宠儿。

他们要继承世界的一切。

他们还将分享那些深居在萨摩斯岛[4]别墅里的许多不可一世的达官贵人一直独霸的欢乐新信仰。某督教是使普通人得到均等机会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宗教。

当然，我并不想把基督教说成是灵魂的感受——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是想说明，在腐朽的奴隶制世界里，这种教义散布开来，点燃人们感情上的熊熊烈火。但是历史除了个别情况外，是不记述普通人的精神历险的，不管是自由人的还是奴隶的。当这些谦卑的人被分为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和同盟，开始服从一个统一的指挥，积累起足够的财富来缴税，被强制入伍为征服其他民族而战时，也只有在这些时候，他们才会受到编年史家的注意和重视。因此，我们尽管对早期基督教会了解甚多，却对它的真正创始人知道得很少。这的确是憾事，因为基督教早期的发展在任何史籍里都不失为最有趣的史实。

基督教堂终于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它是两个对立利益相结合的产物，一个代表友爱慈善理想的高峰，是耶稣亲自教授的，另一个则代表狭隘的地方主义，在它的束缚下，耶稣的信徒们从一开始便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疏远了。

说得通俗一点，这种地方主义使罗马人的效率和朱迪亚人的专横融为一体，结果建立了压抑思想的恐怖统治，这种统治虽然行之有效，却又情理难容。

要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圣徒保罗的年代，也就是耶稣遇难后的头五十年，我们必须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内部的变革中产生的，是一场纯民族主义的运动，它从诞生之日起，所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王国的统治者。

基督在世时，当权的法利赛[5]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们自然十分害怕威胁着精神垄断的鼓动宣传，因为这种垄断只是建筑在野蛮武力的基础上。为了保住江山，他们被迫赶在罗马当局插手之前，惊慌失措地把这些害群之马送上了绞刑架。

耶稣生前到底做了什么，现在已无从考证。他去世之前还没能把信徒组成一个统一的宗派，没有写下任何东西告诉后人应该怎样做。

然而这倒成了福音。

没有复杂呆板的规章条例和戒律，反而使信徒们可以相对自由地理解先师话语里的精神实质，而不是生搬硬套。如果他们被一本书束缚了，势必会把全部精力用在理论讨论上，沉湎于对句号冒号的迷人的研究中。

当然，倘若如此，那么除了几个专业学者外，就没有人会对新信仰感兴趣了，基督教就会重蹈其他众多教派的覆辙，一开始就精心制定好各种书面条文，等到最后为各种神学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时，闻讯赶来的警察就把这几个争论不休的神学家都扔到大街上。

时隔将近两千年后，当我们意识到基督教给罗马帝国带来了深重灾难时，我们不禁疑惑起来：基督教的危害不亚于匈奴人和哥特人所发起的侵略，为什么罗马当局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镇压措施呢？他们当然知道，正是这个东方先知导致了家奴的**，女人们也喋喋不休地谈论上帝将要重返人间，许多老人还郑重其事地预言世界很快会被一个火球毁灭。

但穷人们为一个新的宗教领袖狂热起来，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当局必须严加看管，以防这些穷苦而又狂热的人们扰乱帝国的安宁。

事实也确实如此。

警方的确戒备森严，但没有找到诉诸武力的把柄。新的宗教追随者做事的方式无懈可击。他们并不想推翻政府，开始时有几个奴隶还期望上帝的父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之情会终止主仆之间的旧式关系，圣徒保罗赶忙来解释说，他的王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王国，凡是尘世的人最好对一切都逆来顺受，以期在天国里得到好报。

同样，许多妻子抗争着罗马法典规定的婚姻枷锁，她们断言，基督教意味着两性的解放，意味着男女平等。这时保罗再一次站了出来，花言巧语恳求心爱的姐妹们不要走向极端，以免遭来保守的异教徒的怀疑，并说服她们继续维持半奴隶的状态，毕竟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后，女人的命运就是如此。这些行为给足了当局的面子，因此，当局也就默许基督教传教士自由往来，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和方式传教。

但历史多次证明，群众的宽容心不如统治者。因为他们毕竟只是穷人，没有必要把自己搞得多崇高。对品格高尚的公民而言，良心会允许他们在积累财富时做出必须的妥协退让，还能保持富足愉悦。

几个世纪以来，罗马的底层群众习惯于恣意豪饮和打架决斗，因此，他们也逃不出这条规律。当那些虔诚的信徒聚精会神地聆听有关他们的上帝的离奇故事时——耶稣，他竟然像普通囚犯一样被不体面地钉死的十字架上，有些流氓向这些教众投掷石块和脏东西，他们还为这些人大声祈祷。起初见到此情景，底层民众从中获得了不少鄙俗的乐趣。

但罗马的传教士们无法对基督教的日渐兴盛熟视无睹。

当时罗马帝国奉行的宗教是一种国教，每逢特殊的日子都会有隆重的祭祀活动，人们要为此缴纳现钱支助，而这些钱当然又流进了教士们的腰包。但当成千上万的教众离教，转而投奔另一个根本不收钱的教派时，这些教士们的收入便大大缩水了。这当然不会使他们顺心，于是他们就大肆辱骂那些目中无神的异教徒，谴责他们向外邦先知进香，背叛了祖先的神灵。

但是除了他们，城市里还有一批更加痛恨基督教的人，那是一伙骗子，多少年来，倚靠着愚昧单纯的罗马中产阶级，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就像印度的瑜迦修行者和那些伊西斯、伊师塔（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的女神）、巴尔、西布莉等众神的大祭司一样。如果基督教与其他教派展开竞争，在给人们提供启示时也收取高昂费用的话，那么巫师、看手相的人和巫术师帮会是找不到理由抱怨的。生意场上毕竟有竞争，算命的行当让别人干一点儿也未尝不可。但是，这群可恶的基督徒却出了这么个该死的主意，居然分文不取，是啊，不光分文不取，甚至还与人分享自己的一切所有物，他们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给饥饿者饭吃，把无家可归的人请到家里住，这些都不求回报。这太过分了，他们肯定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做这么多善事的。

这时的罗马已经不再是自由民的罗马了，而成了成千上万来自帝国各地的破产农民的临时居留所。他们并不是安分守己的人，受约束自己行为举止的神秘规律影响，总是憎恨那些行为方式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对无缘无故想过正派节制生活的人存有戒心。至于那些和和气气，偶尔喝上一两杯，间或也请你喝上一杯的人都还是不错的邻居。而有的人却自命清高，从不去看科利西姆的斗兽表演，看到一批批战俘在卡比托利欧山[6]的街道上游街也无动于衷，那么这样的人就被他们当作逆子，甚至是社会的公敌。

公元64年，一把大火烧毁了罗马的贫民街区，一场针对基督教徒的进攻就要开始了。

最初的传言是说，当时的皇帝尼禄皇帝一时酒后昏了头，下令将都城付之一炬，以便按他的意思，除掉贫民窟，重新规划都城。但是民众似乎把这事看得更透。这肯定是那些犹太佬和基督徒干的，因为他们总是谈论有那么一天，火球将从天而降，邪恶的人在遭到报应时，快乐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这种说法一开始就很快引起反响。一个老妇人听到了几个基督徒与死人说话，另一个人说他们拐走小孩，割断喉咙，把血涂在稀奇古怪的上帝祭坛上。当然，没人亲眼目睹这些卑鄙勾当，但这一定是因为基督徒太狡猾，已经用钱收买了警察的缘故。而这次他们双手沾满鲜血，被当场抓住了，量他们再有本事，也必须为他们自己的罪恶行径接受惩罚。

我们无从得知有多少虔诚的教徒被私刑处死，或许保罗和彼得也是受害者，因为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不用说，这场民众性的可怕的大发泄一无所获。牺牲者接受厄运的凛然态度是对新信仰和死去基督徒的最好宣传。一个基督徒死了，却有十多个异教徒争先恐后地补上了他的位置。尼禄他在短暂无用的一生中做了唯一一件体面的事（这就是于公元68年他自杀身亡）以后，基督徒马上重振旗鼓，收复失地，一切又依然如初了。

直到此时，罗马当局才开始恍然大悟。他们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他们开始怀疑，基督徒并不仅仅是犹太人这么简单。

我们也很难责怪他们的错误，近百年来的历史研究日趋清晰地表明，犹太人集会堂其实是一个情报中转站，基督教是通过它传到世界各地的。

还记得吧，耶稣本人是犹太人，他一直不折不扣地严格遵守祖先制定的古老律法，只对犹太听众演讲。他只有一次离开过自己的国家，并且为时很短，但是他为自己制定的使命却是与犹太人共同完成的，目的也是为了犹太人。他的话中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使罗马人感到基督教与犹太人的区别。

这正是耶稣想要做的。他已经清楚地看到祖先的教堂里充满弊病陋习，也曾经大声疾呼过，并有效地作了斗争。但是他为之奋斗的只不过是内部的改革，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门新宗教的创始人。即使有人跟他提到这一点，他也会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但是，就像历史上其他改革宗教的人一样，他渐渐发现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想妥协都不可能了。当路德[7]和其他许多宗教改革者突然发现，他们自己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新宗教的领袖，而其本意只是想在原来的宗教“内部”做一些改良罢了，以致茫然不知所措了。耶稣与他们不同，他的英年早逝恰恰让他逃离了这个怪圈。

在耶稣死后很多年，基督教（当时这个名字还没有形成）仅仅是某个犹太小教派，只在耶路撒冷、朱迪亚村和加里利村有几个支持者，从未跨越叙利亚省一步。

是犹太血统的罗马公民盖尤斯首先发现这个新教义有可能成为世界范围的宗教。他的饱受磨难的经历告诉了我们，犹太基督徒是怎样激烈反对这个宗教世界化的。他们只愿意它在本国享受统治地位，只允许本族人加入。他们深恨一视同仁地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宣扬灵魂拯救的人。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如果没有罗马护照的保护，肯定会被怒火填膺的爱国同胞们撕成碎片，重蹈耶稣的厄运。

后来，半个营的罗马士兵被派往耶路撒冷，安全护送他到了一个沿海小镇，然后他又乘船回到罗马受审，但这个著名的审判从未发生过。

他死后没过几年，他生前经常担心而又不断预言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耶路撒冷被罗马人夷为平地。在曾经坐落过耶和华神庙的地方，建起了一座供奉丘比特的神庙。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名字也一度被改为“爱利亚·卡匹托里纳”，朱迪亚也变成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省的一部分，归罗马统治。至于耶路撒冷的居民们，不是被杀害就是被流放，在废墟周围方圆数英里内，不准有人居住。

这座圣城给犹太基督徒带来过许多灾难，现在终于化为乌有了。在这以后的若干世纪中，在朱迪亚内地的小村子里会发现一些怪异的人，他们自称是“穷人”，正在以极大的耐心和终日不断的祷告等待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他们是耶路撒冷老犹太基督徒的残余。我们还能时不时从十五、十六世纪的书中看到他们的情况，他们远离文明世界，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怪诞教义，以对门徒保罗的仇恨作为宗旨。到了七世纪左右，我们就没再发现这些自称拿撒勒人（拿撒勒是耶稣的故乡）的足迹。伊斯兰教的胜利者把他们斩尽杀绝了。不过，即使他们能再苟延残喘几百年，也是无法使历史倒退的。

罗马把东西南北集于麾下，政治上中央集权，使世界接受一个统一宗教的条件已臻成熟。基督教既简单又实用，教徒可以直接与上帝讲话，因此注定会成功，而犹太教、米思拉斯教以及所有其他参加竞争的教旨肯定要落败。但不幸的是，基督教从未摆脱过某些与其初衷相违背的弊病。

一叶扁舟将圣徒保罗和巴拿巴从亚洲带到欧洲，同时也带来了希望和仁慈。

但是另一个乘客也悄悄溜上了船。

他戴着圣洁与高尚的面具。

面具下掩盖的嘴脸却是残忍和仇恨。

他的名字就是：宗教专制。

[1] 屋大维（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第一位罗马皇帝。经过近百年的内战，重新恢复了罗马的统一和秩序，在其统治下，罗马进入了繁荣时期。

[2] 约书亚（Joshua），即耶稣（Jesus），Jesus源自希伯来人名的音译。约书亚是一个很常见的希伯来名字。

[3] 各各他山，即骷髅地，耶稣受难地，在耶路撒冷。

[4] 萨摩斯岛，希腊岛屿。

[5] 法利赛，一个犹太教别，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犹太教的一派，标榜墨守传统礼仪。

[6] 卡比托利欧山，罗马七山中最高的，也是最为著名的，该山有一些古迹，现在上面建起了博物馆。

[7] 路德，即马丁·路德（公元1483年—公元1546年）。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倡导者。新教路德宗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