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工夫茶的出现，弥合、拉近了过去以社会精英为代表的文人茶与民间饮茶在精神、审美层面的巨大鸿沟。
近代，台湾学者连横（1878—1936），在《雅堂笔记·茗谈》中写道：“台人品茶，与中土异，而与漳、泉、潮相同；盖台多三州人，故嗜好相似。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三者品茗之要，非此不足自豪，且不足待客。”对于台湾居民的构成，连横所讲是属实的。清代《小琉球漫志》也说：“台地居民，泉、漳二郡，十有六、七；东粤嘉、潮二郡，十有二、三；兴化、汀州二郡，十不满一；他郡无有。”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流行闽南、粤东的工夫茶，与台湾是何其相似了，两岸本是同根同族一家亲。连横作为历史学家，他此刻所见到的工夫茶，仍是一种不同于中国其他广大地区的小众饮法。构成工夫茶的三个要素，分别为名贵的武夷茶、孟臣壶、若琛杯。若三者缺一，则不能称之为工夫茶，待客则感觉自己底气与实力不足，甚至缺少彼此的地域认同感与归属感。
嘉庆初年，在往来梅州的程江六篷船上，俞蛟准确记录了船妓月儿泡工夫茶待客的场景，其中包括极工致且贵如拱璧的白泥炉、宜兴砂壶、瓷盘、瓷杯、瓦铛、棕垫、纸扇、竹夹等。在泡茶时，“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到了咸丰年间的《蝶阶外史》则有：“每茶一壶，需炉铫三。”“第一铫水（将）熟，注空壶中，**之泼去；第二铫水已熟，预用器置茗叶，分两若干，立下壶中，注水，覆以盖，置壶铜盘内；第三铫水又熟，从壶顶灌之周四面，则茶香发矣。” 《蝶阶外史》的作者高寄泉所述，比俞蛟多了“注空壶中，**之泼去”。而以沸水涤壶、温壶等环节，明代张源的《茶录》里早有详述，这说明工夫茶的瀹泡技法，是在久远的历史时空中，在历代茶人频繁用心的酌客中，在闽、粤之间次第有序的传播中，不断改良精进，愈臻完善的。
康熙五彩十二花神杯
在民国时期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中，所记载的工夫茶，开始强调以潮州为精、为最，其中写道：“中国讲求烹茶，以闽之汀、漳、泉三府，粤之潮州府工夫茶为最。其器具精绝，用长方瓷盘，盛壶一、杯四，壶以铜制，或用宜兴壶，小裁如拳。杯小如胡桃，茶必用武夷。客至，将啜茶，则取壶置径七寸、深寸许之瓷盘中。先取凉水漂去茶叶中尘滓。乃撮茶叶置壶中，注满沸水，既加盖，乃取沸水徐淋壶上。俟水将满盘，乃以巾覆，久之，始去巾。注茶杯中奉客，客必衔杯玩味，若饮稍急，主人必怒其不韵。”与之前的文献相比，到了清末，潮州工夫茶又增加了“先取凉水漂去茶叶中尘滓”、覆巾等程序。
1957年，随着翁辉东《潮州茶经·工夫茶》的问世，潮州工夫茶艺基本定型，臻于完美。首先，翁辉东在《潮州茶经·工夫茶》中，对潮汕工夫茶进行了较为准确的定义：“工夫茶之特别之处，不在于茶之本质，而在于茶具器皿之配备精良，以及闲情逸致之烹制。”以强调使用极其精绝的茶器瀹茶、待客，是工夫茶的外在特色。从明末闵汶水的“荆溪壶、成宣窑磁瓯十余种，皆精绝”，到乾隆年间《龙溪县志》，挑剔奢侈茶器的“六必”（必以大彬之礶，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箑，盛必以长竹之筐等）；从嘉庆初年，程江六篷船上的“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寻常舟中不易得也”，至《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记载的“其器具精绝”，等等。工夫茶与生俱来的应酬交际特征，决定了其烹制技法，必然具备了以器精绝、茶名贵、技法熟等高调炫耀示人的特征。其茶与茶器的选择，也必然走向了奢侈化、媚外化与标签化，工夫茶甚至已经成为商人或各阶层人士肯定自己、炫耀财富、博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这与古往今来儒家强调的精神内求、以茶修心、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的传统文人茶，从精神内核上形成了明显的分野，雅俗自见。
明代文徵明《品茶图》
翁辉东在“烹法”一节进一步说：“茶质、水、火、茶具，既一一讲求，苟烹制拙劣，亦何能语以工夫之道？是以工夫茶之收功，全在烹法。所以世胄之家，高雅之士，偶一烹茶应客，不论洗涤之微，纳洒之细，全由主人亲自主持，未敢轻易假人；一易生手，动见偾事。”在翁辉东的视野里，主人待客时，追求冲泡方法的精练、极致，始能体现出主人事茶用工致力的程度。其瀹饮程序，主要包括治器（泥炉起火，砂铫掏水，扇炉，洁器、候火，淋杯）、纳茶、候汤、冲点、挂沫、淋罐、烫杯、洒茶等。
在工夫茶的啜饮上，从嘉庆时期的俞蛟开始，就批判不暇辨味的拇战轰饮，强调需反复品味的“斟而细呷之”。“客至每人一瓯，含其涓滴，咀嚼而玩味之。若一鼓而牛饮，即以为不知味，肃客出矣。”（《蝶阶外史》）咸丰年间，寄泉记载的某富人的啜饮，与俞蛟记载的饮法，是极其近似的。此种啜饮品味的共识，如果溯其源头，还是能够从历代传统文人茶的饮法中觅到端倪。明末，屠隆在《考槃馀事》说：“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大焉。”但是，与工夫茶相比，文人茶更在意饮茶的清趣及与谁对饮。松月下，花鸟间，清流白石，绿蘚苍苔，云水之间，青山相伴，似乎才是幽人雅士追求的饮茶去处。北宋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诗有：“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嘉。”宋代点茶，有三不点的规则，其中若有坐客不嘉，举止粗鲁，可不点茶。“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屠隆《考槃馀事》）茶灶疏烟，松涛盈耳，独烹独啜，是一种文人乐趣。而饮侣的品格与茶品相得，素心同调、彼此畅运，才是文人饮茶的首要选项。北宋苏轼曾有诗：“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在传统文人的眼中，饮茶的本质，在于益思醒神，而茶的底蕴背后，寄寓的是以茶修身、养性、隐志、自省的精神诉求。茶虽微清小雅，若与俗人对饮，则有违文人赋予茶的精神。但工夫茶却是不同，可嘉会盛宴，可豆棚瓜下，无论文人雅士、宾朋杂沓，还是贩夫走卒、乍会泛交，都可在一席茶中，擎杯提壶，长斟短酌，芳香溢齿颊，甘泽润喉吻，两腋生清风，其喜气洋洋者矣。
明代仇英《东林图》，文人吃茶局部
到了民国前后，翁辉东则说：“杯缘接唇，杯面迎鼻，香味齐到，一啜而尽，三嗅杯底。”工夫茶所谓的一啜而尽，恰是中国传统文人极力反对的，更是“俗莫大焉”。翁辉东提倡工夫茶的“一啜而尽”，可能与品杯的容量变小、径不及寸有关，也是由工夫茶提倡的趁热、寻香、觅韵所致。工夫茶瀹泡过程中的淋壶、烫杯、低斟等，皆是为了提高茶汤的温度，而茶香的高扬与否，恰与温度是正相关的。
纵观今天的工夫茶，其备器、择水、取火、候汤、炙茶、“乘热连饮之”等思想精髓，还是受到了陆羽《茶经》的影响，故俞蛟说：“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是有一定道理的。工夫茶择器的精致，则是受到了唐宋以降文人雅士审美情趣的熏陶。“器具精洁，茶愈为之生色。用以金银，虽云美丽，然贫贱之士未必能具也。若今时姑苏之锡注，时大彬之砂壶，汴梁之汤铫，湘妃竹之茶灶，宣、成窑之茶盏，高人词客，贤士大夫，莫不为之珍重，即唐宋以来，茶具之精，未必有如斯之雅致。”明代万历年间，黄龙德《茶说》里的择器观点，可与乾隆《龙溪县志》对工夫茶器的记载相互印证，茶脉赓续，丝缕关联，由此可见。
工夫茶虽然是中国文人茶的商品化、世俗化的产物，但是，世俗中的人们，在充分满足了自然欲望和感官愉悦之后，在百姓日用中，使日常饮茶得以审美化，便在无形中拓宽了市井饮茶的审美视野。正是由于工夫茶的出现，弥合、拉近了过去以社会精英为代表的文人茶与民间饮茶在精神、审美层面的巨大鸿沟。工夫茶在把高雅俗化以后，又在长期不断的改善之中将俗雅化。而在世俗中所蕴含的美，在超越了生命感性的存在以后，便逐渐形成和丰富了大众饮茶的审美趣味。故翁辉东在《潮州茶经·工夫茶》总结道：“一啜而尽，三嗅杯底，味云腴，餐秀美，芳香溢齿颊，甘泽润喉吻，神明凌霄汉，思想驰古今。”境界至此，已得工夫茶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