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发展，世俗流行的诸多时尚新潮，青楼女子仍是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从明末清初的《随见录》，至清末民初的《可言》所载，工夫茶一直是作为武夷岩茶的代名词存在着的。民国以后，武夷岩茶已不再被称为工夫茶，取而代之的则是特指出口的精制传统红茶，如政和工夫、祁门工夫、宁红工夫等。到了清代嘉庆六年（1801），梦厂居士俞蛟，在《梦厂杂著·潮嘉风月》中，首次提到“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从此之后，工夫茶之名，始与泡饮之法建立了或疏或密的联系。俞蛟书中所记的工夫茶泡法，是在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五年（1793—1800）期间，他以监生身份，赴嘉应州任兴宁县典史时，在程江六篷船上的见闻。
俞蛟，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字清源，号梦厂居士，生于乾隆十六年（1751）。《梦厂杂著》是他唯一的传世著作，嘉庆六年，成书于广东齐昌官舍凝香室。《梦厂杂著》全书共分七卷，第七卷《潮嘉风月》，记录了潮州、嘉应州一带20余名船妓的遭遇。其中就有“态度丰艳、柔情绰约”的濮小姑，“故当时才流，凡有雅集，必登小姑舟，如奉为吟坛主”。据俞蛟记述：在六篷船上，名人书画，红闺雅器，无不精备。“闲倚蓬窗，焚香插花，居然有名士风味。对榻设局，脚床二，非诗人雅志不延坐。”当时的六篷船，究竟有多么豪华呢？据清代长沙人周寿昌说：“水国游船，以粤东为最华褥，苏、杭不及也。”明清的苏杭，可谓是“人间都会最繁华”。既然苏杭的花船所不及，则证明了六篷船上的吃穿用度，无不奢华异常。其经济后盾与消费基础，无可争议是来自于韩江商路的熙攘与繁荣。而极其雅致又带有书香气息的六篷船上的妓女，据记载，大多扮相时尚，工诗善唱，熟谙工夫茶饮，喜交品味高的文人士大夫。乾隆年间，状元吴鸿任广东学政时，在赴潮嘉（即潮州与嘉应州）典试途中，就曾在六篷船上结交了俞蛟笔下的濮小姑，并题扇赠诗云：“轻衫薄鬓雅相宜，檀板互敲唱竹枝。好似曲江春宴后，月明初见郑都知。折柳河干共黯然，分衿恰值暮秋天。碧山一自送人去，十日蓬窗便百年。”
俞蛟在《潮嘉风月·丽景》一篇写道：“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尚者，唯武彝，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白镪即是白银。从俞蛟所记，我们可以看出，潮嘉舟中引以为尚的，是价格高昂的新贵——武夷茶，而非此前的川茶。
俞蛟为其作传的船妓月儿，“姿首清丽，白昼相接，如对名花，映烛而坐，愈觉其妍，故人呼为‘夜娇娇’。桂山邱学士赠诗云：春衫窄袖小云鬟，烛影浮杯照远山。怪煞纤纤江上月，夜来光彩满人间。由是月儿名噪甚，远近文学之士，得识一面以为快。”俞蛟选择登临月儿的舟中吃茶，是否也是慕其艳名而来？巧合的是，俞蛟在舟中的舱壁上，无意中发现了同为浙江举人王昙（万花主人）题写给月儿的诗句：“宴罢归来月满阑，褪衣独坐兴阑珊。左家娇女风流甚，为我除烦煮凤团。小鼎繁声逗响泉，蓬瀛夜静话联蝉。一杯细啜清于雪，不羡蒙山活火煎。”俞蛟下船后，回到广东兴宁官舍的凝香室，把自己的所见、所感以及月儿泡茶的程式详细记录下来，便是《潮嘉风月》所记：“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识，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各一。唯杯之数，则视客之多寡，杯小而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寻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
俞蛟的上述记载非常重要，既然嘉庆初年，俞蛟能在往来程江的六篷船上，见到成熟的工夫茶烹治之法，这说明工夫茶的烹饮，在潮、嘉社会各阶层中，已不陌生或已司空见惯，同时也大致描绘出了工夫茶在汀州、梅州、潮州之间的传播路线。此刻，在我们脑海里，是否也会浮现出秦淮名妓王月生等人，“虽大风雨、大宴会，必至老子（闵汶水）家，啜茶数壶始去”。纵观历史发展，世俗流行的诸多时尚新潮，青楼女子仍是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既然工夫茶诞生于武夷山区，那么，它又是怎样在潮汕地区开花结果的呢？
明末，闵老子娴熟高超的泡茶技法，虽无工夫茶之名，却已具工夫茶之实。当工夫茶（武夷茶）受到松萝茶的制法的影响诞生以后，工夫茶在运输、售卖、烹饮、传播过程中，渐渐才由一种崭新的茶类，通过以讹传讹的约定俗成，成为武夷茶的一种考究精致的烹治、品饮方式。
明代万历年间，郭子章的《潮中杂记》记载：“潮俗不甚贵茶，佳者多不至潮。唯潮阳间有之，亦闽茶之佳者耳，若虎丘、天目等茶，绝不到潮。”这说明在明末，潮汕地区的制茶技术较差，茶的消费水平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潮州府志》记载：“茶，潮地佳者罕至，今凤山茶佳，亦云待诏山茶，亦名黄茶。”康熙二十五年（1686）的《饶平县志》也记载：“粤中旧无茶，所给皆闽产，稍有贾人入南都，则携一二松萝至，然非大姓不敢购也。近于饶中百花、凤凰山多有植之者。其品亦不恶，但采炒不得法，以致苦涩，甚恨事耳。”这说明，到了康熙二十五年，潮汕地区的制茶技术，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商贾豪门权贵所饮的茶，皆是由茶商从武夷山采购的松萝绿茶。雍正八年（1730），《潮安县志》仍旧记载：“茶，潮地佳者罕至。”到了清末，同治二年（1863）黄剑的《镇平县志》记载：“今邑中有所谓武夷茶者，用以饷客，盖来自崇安也。余尝至东麓山房，杨友竹出手制本山茶尖数片，瀹之隽永，不减雀舌，可见本山所产亦不恶，惜制之者无此细腻风光也。”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到了清代顺治年间，武夷山已经借助松萝茶的烘青技术，完成了蒸青茶的改造，并且在康熙年间发明了乌龙茶的制作技术，工夫茶于此业已问世。而潮汕地区，在康熙年间，仅凤山的制茶技术稍有起色，凤山黄茶才刚刚诞生。而单丛的主产区凤凰山，仍然采炒不得法，以此做出的绿茶，滋味依旧偏苦涩。到了同治年间，品质好的茶叶，还是来自武夷山区。本地土著鉴茶之优劣，仍是以绿茶（雀舌）为标准，这基本能够证明，乌龙茶的制法、饮法，在当地仍然没有得到崇尚和推广。但是，黄剑也承认，本地所产茶青的品质优良，只是制茶技术太粗糙、落后了。上文中提及的“黄茶”，不同于六大茶类中的黄茶类属，可能是炒焙工艺不得法，以致绿茶的干茶泛黄；也可能是品种原因，致使绿茶的外观微黄故名。
潮州乌岽山古茶树
清末乌龙茶的挑拣
那么，潮州乌龙茶到底起源于何时呢？从以上史料可知，它应该诞生在武夷岩茶出现之后，是武夷岩茶的制作技术，影响和左右了潮州乌龙茶的发展。早期的凤凰单丛，并没有自己的专属名字，它常被称作“广东武夷”。陈椽先生在《中国茶叶外销史》中，引述1836—1840年“英国输进中国茶叶花色一览”，记录有如下花色：“广东武夷，福建武夷工夫、红梅、珠兰、安溪……”民国二十四年（1935）的《广东通志稿》，记载了凤凰单丛的制法：“将所采茶叶置竹匾中，在阴凉通风之处，不时搅拌，至生香为度，即用炒镬微火炒之，至枝叶柔软为度，复置竹匾中，用手做叶，做后再炒，至干脆为度，即可出售。”“茶为凤凰区特产，以乌岽为最佳，每年产额二十余万元。”直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潮州志》中，才明确记载了凤凰茶的炒焙两法兼用。这就意味着，在民国前后，凤凰单丛的青茶制作技术，才基本趋于成熟和完善。
清代，毗陵太守李宁圃《程江竹枝词》诗云：“程江几曲接韩江，水腻风微**小?”。“怪他楚调兼潮调，半唱销魂绝妙词”。程江，发源于江西寻乌县的大帽山，一百多里的旧河道，流经梅县，在梅州市区的老百花洲汇入梅江。而发源于武夷山南段的汀江，在流过汀州后，与梅江在三河坝汇成韩江。韩江自古就是贯通闽西、粤东的交通大动脉，也是整个潮汕、兴梅、闽西南以及赣南地区商业联系的纽带。尤其是在清代康熙中后期，随着禁海令的废除，水流潮汕的千年汀州府，迅速成为闽、粤、赣三省的物流交易中心，而潮州则一跃发展成为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从此，潮汕地区也成为汀州商人对外商贸的主要区域。在潮汕经商的大量汀州、龙岩商人，为联络乡情，方便商业洽谈，于潮州成立了汀龙会馆。而来自潮州、汕头、潮阳、澄海等地的商人，也在作为闽、粤、赣物资流通中转站的汀州，相继建立了广东会馆、潮州会馆等。潮、汀双方密切的贸易往来，必然会带来韩江水运的空前繁忙。修篁夹岸，六篷参差，商人、文人如过江之鲫，熙攘往来于江上岸下，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催生了娼妓娱乐业的发达兴旺。如俞蛟所见：“绣帏画舫，鳞接水次；月夕花朝，鬓影流香；歌声戛玉，繁华气象，百倍秦淮。”韩江古渡，鬓影脂香，六篷船上，风月之盛，由此可见一斑。袁枚在《随园诗话》说：“传闻潮州六篷船人物殊胜，犹未信也。”待读罢李宁圃的竹枝词后，“方悔潮阳之未到也” 。晚清诗人丘逢甲，有感于此，也写过“五州鱼菜行官贴，两岸莺花集妓蓬”的诗句。
千年古汀州
我们有幸能在武夷山市的星村黄花岭上瞻仰的天上宫，就是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由汀州商人历时十年、集资兴建的汀州会馆。会馆的大殿，供奉有妈祖神像，也是闽北规模最大、建筑最精美的妈祖庙。古老的汀州会馆，它一方面见证了，曾云集武夷山的汀州茶商的人数众多及其所拥有的巨大财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常年往来于湍急水上运输的汀州茶商，对能庇护个体生命与财富安全的超自然神灵的渴望。嘉庆十三年（1808）的《崇安县志》，在写到星村茶市及汀州茶商时有：“茶市之盛，星渚为最。初春后，筐盈于山，担属于路。负贩之辈，江西、汀州及兴、泉人为多。”武夷山的妈祖庙，在当下的近乎销声匿迹，也如实反映了，武夷茶由过去水路运输向今天陆路运输的重大转变。
光绪年间，徐珂在《清稗类钞·饮食类·邱子明嗜工夫茶》中写道：“闽中盛行工夫茶，粤东亦有之。盖闽之汀、漳、泉、粤之潮，凡四府也。”清代的闽中范畴，是泛指福建地区，包含中国台湾。粤东，是指与福建龙岩、漳州等地接壤的潮汕、梅州等地。从徐珂的记载来看，闽中盛行工夫茶的地区，主要包括汀州、漳州、泉州等地。而粤东，主要是指韩江、梅江、程江流域的梅州、潮汕地区。乾隆二十七年的《龙溪县志·风俗篇》，详细记载了龙溪县工夫茶的精致与兴盛。清代的龙溪县城，即为今天的漳州古城。乾隆三十一年，客闽三年的永安县令彭光斗，在路经龙溪县时，于路边第一次品尝到沁透心脾的工夫茶。乾隆五十一年，袁枚在武夷山游览天游寺时，首次见到“笑杀饮人如饮鸟”的工夫茶。待到乾隆五十一年，绍兴人俞蛟出任韩江上游的兴宁县典史，在程江船妓月儿锦绣夺目的六篷船上，见识了鸦片与工夫茶，两者皆是六篷船上招待客人的必备之物，并亲身体验与详细记载了较嚼梅花更为清绝的奢华工夫茶的范式。由此可见，工夫茶从福建渐次向潮汕地区的传播，不仅依靠福建汀州、龙岩、漳州的商人，而且漂泊在韩江流域上的各色船妓，也是一股无法忽略的重要推手。那时穿梭在韩江上的六篷船，究竟有多少呢？清代大埔人张对墀的《茶阳竹枝词》云：“三水三江合一河，沿河来去客船多。盈盈无数疍家女，皓腕明妆照绿波。”民国四年（1915）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述异·卷十二》则说：“中国讲求烹茶，以闽之汀、漳、泉三府，粤之潮州府功夫茶为最，其器具亦精绝，用长方瓷盘，盛壶一杯四。”清代中期以降，随着汀州与潮汕商品交流的日益密切，随着潮汕地区经济水平的越来越高涨，工夫茶的传播与发展，从曾经的“闽中盛行工夫茶，粤东亦有之”，到“粤之潮州府功夫茶为最”，自然是在意料之中的。工夫茶的兴盛及其所用茶器愈渐精绝的背后，比拼的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人们的强大消费能力。
清代雍正钟形八鹅杯，高3.8厘米，口径7.4厘米
1957年，潮州人翁辉东，在《潮州茶经》讲得很明确：“潮人所嗜，在产区则为武夷、安溪。”综合上述内容，能够足以证明，潮汕工夫茶，主要是由康熙以降的福建汀州、漳州、龙岩商人以及程江、汀江、梅江、韩江上的各色船妓，在长期的闽、粤、赣之间的商业往来中，在商品经济的强力推动下，不断渗透、熏染、改进、完善起来的。当工夫茶从武夷山开枝散叶传播而来时，闽、粤两地茶商的伺机介入，也是有所贡献的。
总之，工夫茶最终在潮汕地区发扬光大，翁辉东在《潮州茶经》，已经讲得很直白了。首先，清代中期以后，福建汀州货物顺江而下，改由潮汕出口。潮汕海货也大规模地进入汀州，潮州凭借其独特的地理区位、经济实力迅速崛起，从此商业发达，潮民殷盛，物产亦饶，巨富商贾众多，其经济发展水平，能够足以匹配工夫茶崛起的耗费。其次，当饮茶被文人雅士捧为风雅之举之后，大众便以饮茶相夸尚，且潮人历来喜尚风雅，举措高超，自然也会不甘平庸。最后，在福建汀州、漳州、龙岩富商的高调引领下（雍正十二年，龙岩始从漳州分离出来，升格为龙岩州），在本地富商的推波助澜下，在高等级船妓的奢华示范下，多种力量的协同并举，使潮人开始变本加厉，“继则不惜重资，购买杯碟，已含玩弄古董性质。”故翁辉东说：“唯我潮人，独善烹制，用茶良窳，争奢夺豪，酿成‘工夫茶’三字，驰骋于域中。”其实，工夫茶自从在闵汶水的“花乳斋”萌芽，在特别讲究水火烹制之外，就已经开始以古为雅，刻意追求茶器的精绝，这种奢靡与炫耀之风，一直贯穿于工夫茶发展的始终。“穷山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费，岁数千”（乾隆二十七年的《龙溪县志》）。“彼夸此竟，遂有斗茶之举。有其癖者，不能自已。甚有士子终岁课读，所入不足以供茶费”（道光十二年《厦门志》）。光绪年间，张心泰在《粤游小记》中也说：“潮郡尤尚工夫茶”，“甚有酷嗜破产者”。上述三段记载可以证实，从康熙年间的漳州，道光年间的厦门，再到光绪年间的潮汕地区，为工夫茶所拖累者，为工夫茶所破产者，恐怕不在少数，也绝非仅限于记载中的寥寥几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