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乾隆年间，工夫茶在福建漳州地区，其技法已经基本趋于成熟和完善，并且已完全世俗化、大众化，甚至已经成为商人、茶客们炫耀摆阔、斗豪竞奢的一种生活娱乐方式。

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龙溪县志》记载：“灵山寺茶，俗贵之；近则远购武夷茶，以五月至，则斗茶。必以大彬之礶，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壮之炉，扇必以琯溪之箑，盛必以长竹之筐。凡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水以三叉河为上，惠民泉次之，龙腰石泉又次之，余泉又次之。穷乡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费，岁数千。”龙溪县，为隶属福建省漳州市的千年古县。与嘉庆初年、俞蛟在程江上的花舟中所见一样，“今舟中所尚者，唯武夷，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而非此前舟上流行的蜀茶。过去的漳州，也是以灵山寺所产的茶叶为贵。到了乾隆年间，龙溪人便改弦易辙，纷纷争相远购武夷茶。这充分说明，武夷茶作为一个崭新的茶类，在刚刚诞生不久，便受到了闽南人的热捧。每年的五月，等武夷茶运至龙溪，民间便开始斗茶。斗茶的茶与茶器，随着工夫茶的普及而渐趋奢侈化、标签化，并且是必以大彬壶、若琛杯、大壮炉等为尚，烹茗以水为本，火候佐之。而明末张岱笔下的闵汶水，却是“刚柔燥湿必身亲，下气随之敢喘息？到得当炉啜一瓯，多少深心兼大力”（《闵汶水茶》）。“今来茗战得异人，桃叶渡口闵老子。钻研水火七十年，嚼碎虚空辨渣滓”（《曲中妓王月生》）。从龙溪民间不惜财力的斗茶实践及其规制，我们尚能隐隐窥见闵老子原创工夫茶对后世的影响。由此可见，到了乾隆年间，工夫茶在福建漳州地区，其技法已经基本趋于成熟和完善，并且已完全世俗化、大众化，甚至已经成为商人、茶客们炫耀摆阔、斗豪竞奢的一种生活娱乐方式。

乾隆三十一年（1766），福建永安县令彭光斗，在《闽琐记》中说：“余罢后赴省，道过龙溪，邂逅竹圃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茗相待。盏绝小，仅供一啜。然甫下咽，即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多矣。”古永安县，隶属现在的三明市，作为一县之长的彭光斗，客闽三载，只在卸任后、路经龙溪的竹林环绕的小院中，品过一次真正的工夫茶。无独有偶，雍正年间的崇安县令刘埥，在《片刻余闲集》里写道：当时真正的武夷岩茶，在崇安的市场上是无法买到的，各地来游武夷山的宾客，唯有从九曲内的各寺庙里，方可少量购到。“唯粤东人能辨之”，“余为崇安令五年，到去任时，计所收藏未半斤，十余载后，亦色香俱变矣”（刘埥《片刻余闲集》）。两个在福建任职的县令，都异口同声地表达了当时武夷真茶的难觅，这说明了什么？首先，是当时的武夷岩茶，产量确实稀少。其次，此时的武夷岩茶，不同于产量巨大的专供出口的武夷茶（红茶），其销售渠道被粤东（汕头、潮州、汕尾、梅州、揭阳）、汀州、泉州、漳州的商帮控制着，尤其是漳州商人。康熙年间，释超全在《武夷茶歌》的“近时制法重清漳”以及《安溪茶歌》的“迩来武夷漳人制”，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那时经营、控制武夷茶的商人，自然最熟悉武夷岩茶的泡法，而工夫茶烹治技法的最初传播，一定是在茶商的宣传、鼓动、主导下，随着工夫茶类的四散传播而普及的。

最早记录工夫茶饮法的文献，当属乾隆年间的袁枚。他在《随园食单·武夷茶》中写道：“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曼亭峰、天游寺诸处，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乾隆五十一年（1786），袁枚从南京出发来到武夷山，寺庙的僧人争相献茶，以小如香橼的瓷壶泡茶，杯小如核桃大小。如胡桃大小的茶杯，不就是闵老子最早使用的小酒杯的形制吗？

清代乾隆珐琅彩花卉茶碗

袁枚在寺庙里饮完武夷茶后，写了一首《试茶》诗云：“道人作色夸茶好，瓷壶袖出弹丸小。一杯啜尽一杯添，笑杀饮人如饮鸟。”“采之有时焙有诀，烹之有方饮有节。譬如曲蘖本寻常，化人之酒不轻设。我震其名愈加意，细咽欲寻味外味。杯中已竭香未消，舌上徐尝甘果至。叹息人间至味存，但教鲁莽便失真。卢仝七碗笼头吃，不是茶中解事人。”从袁枚的这首工夫茶诗，我们能够看出，上述袁枚在《随园食单》记载的所品尝的武夷茶，恰恰也是他在《试茶》诗中所描摹的内容。僧人用弹丸大小的瓷壶泡出的茶，分斟到如鸟食罐一样大小的茶杯里，一杯饮尽再次注茶，此情此景，不禁让袁枚这位见多识广的文人才子，感到好奇、感到可笑。袁枚作为乾嘉文人的代表，一生尝尽天下美食，饮遍南北名茶，却从未见过用如此小壶、小杯喝茶的怪异方式。鉴于此，我们就能顿悟，曾以小酒盏酌客的闵汶水，为什么会受到文人周亮工的耻笑？但是，才思敏捷的袁枚明白，这种迥异于传统文人的饮茶方式，却是“烹之有方饮有节”，“细咽欲寻味外味”。即是杯中的茶汤已尽，杯底冷香依然缠绵悠长。待到“舌上徐尝甘果至”，这分明是人间啜茶的“至味存”呀！不可因为自己的鲁莽、偏见、粗糙等，而失去或错过茶中的真香、真味及其韵致。

叙述至此，我们不禁又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如此精巧、细腻的饮茶方式，袁枚作为一个闲散归隐的文人，只是对工夫茶浅尝辄止，而没有极力去倡导、去推广呢？其根本原因，在于明末清初遭到普遍唾弃的程朱理学，又被清代统治者捡了回来，并成功打造成为笼络知识阶层与统治、禁锢、约束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政治工具。因此，当程朱理学再次高踞庙堂，并确立了其在官方哲学与道德领域的独尊地位，重塑了崇儒重道的清代文化格局以后，清初的文人士族阶层，便产生了一种明显复归传统的复古潮流。例如：程朱理学要求士人阶层必须清高、廉洁，不能亲近钱财，不能亲近商人，否则便会玷污作为士人的纯洁。因此，清初以降的士人饮茶风尚，又重新回归到以儒家伦理精神为核心的传统审美，明末涌现出的诸如世俗快乐、感官享受、人性欲望以及精神自由等思潮，重新又被严酷地束缚在封建传统、理学条文的牢笼里。当饮茶方式再次被儒家赋予浓重的自省、养廉、雅志、修德等教化色彩以后，以追求生命感性存在与物质享受的具有世俗之美的工夫茶，自然在以儒家为正统的文人士族阶层，失去了培植其生存、发展、壮大的土壤。于是，工夫茶只能在封建统治薄弱、商品经济发达的少数地区，偏之一隅，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清代雍正珐琅彩茶盅，高4.4厘米，口径7.2厘米

综合上述文献我们知道，最早敢于以小酒杯酌客，并把茶的烹饮精致化、世俗化的，是明末金陵的闵老子。他把品茶的个人雅兴，通过七十余年的钻研精炼，逐步提升成为高超过人的专业技能，并且很成功地把自己的精湛技艺与盛名赫赫，进一步地商品化、世俗化了。明末清初的松萝制法，深刻地影响了武夷岩茶的诞生。黄山僧人在传授松萝制法、改进武夷茶的过程中，一定会演示、传授松萝茶的泡法与品饮技艺的。一个创新并模仿松萝茶的新茶类的出现，必然会带来泡茶手法、品饮方式的重大改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胡适先生曾经说过：所谓创造，只是模仿到了十足时的一点儿新花样。任何人的成长，任何风尚的形成，都离不开对优秀的模仿。因此，在武夷松萝的冲泡方式中，一定会带着挥之不去的松萝茶瀹饮泡法的影子。而在明末清初，对松萝茶的研制与瀹泡技法，不可能会有第二个人，能比茶道大家闵汶水的知名度更高、影响力更大了。在明末，上至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下至秦淮名姬，都以能得到闵茶或者能到花乳斋品茶为幸事，故闵汶水瀹泡松萝茶的技法、对茶器的选择与审美，必然会成为松萝茶泡法的最高典范，深刻地影响着或提高着爱好松萝茶的人们的泡茶水准。袁枚在武夷山寺为之一新的工夫茶体验，让他意识到用小壶、小杯品茶，其滋味会好于大盏。如果再像原来那样去粗放地饮茶，是很难品出茶的舌有余甘、味外之味的。道光十二年（1832）编修的《厦门志·风俗记》记载：“俗好啜茶。器具精小，壶必曰孟公壶，杯必曰若琛杯。茶叶重一两，价有贵至四五番钱者。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以饷客，客必辨其香味而细啜之，否则相为嗤笑，名曰工夫茶。”流俗其所喜好的“文火煎之，如啜酒然”一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用小酒杯替代茶杯喝茶，还是有点不太习惯，感觉像是在品酒，这是否仍会让我们想起张岱、周亮工、陈允衡眼中的闵老子来？“自起当炉，茶旋煮，速如风雨”（《陶庵梦忆》）。“见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盏酌客，颇极烹饮态”（《闽小记》）。“汶水君几以汤社主风雅”（《花乳斋茶品》）。咸丰年间，寄泉的《蝶阶外史·工夫茶》中有：“工夫茶，闽中最盛”“瓯如黄酒卮，客至每人一瓯，含其涓滴，咀嚼而玩味之”的说法。这基本可以证明，咸丰年间的福建某甲家巨富，在品饮工夫茶时，用的仍然是小酒杯，或者是参照酒杯形制仿造的小茶瓯了。

一个新茶类的诞生，一定会引起品饮方式的变化，相应的茶器与审美，必然会随之改善与调整。这种饮茶方式的全新改变，通过顺藤摸瓜，追本溯源，从中仍能感受到，闵汶水的松萝制法、松萝饮法对当时武夷松萝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