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世俗的工夫茶饮中，感受到饮茶之美、饮茶之乐，以此消渴除烦，清心神而出尘表，不也是高雅之美吗？

明末文人的优雅代表文震亨，在天启年间，与好友沈春泽一起，曾在六朝烟水金粉之地的南京，赋诗作画，品茶听曲，与闵老子、王月生等，因茶在秦淮河畔有过交集，与阮大铖也互有唱和。文震亨有《秣陵竹枝词》诗云：“秦淮冬尽不堪观，桃叶官舟阁浅滩。”时人称：“词一出而唱破乐人之口，士大夫又群而称之。”可见，文震亨在江南的影响力之大、社会声望之高。因此，书香世家出身、表征着吴中风雅的文震亨，其对茶对茶器的认知，基本能够代表明末文人的美学高度与艺术水准。

文震亨在《长物志》认为：“壶以砂者为上”，“若得受水半升，而形制古洁者，取以注茶，更为适用”，“青花白地诸俗式者，俱不可用”。文震亨对茶盏的选择，基本照搬或抄袭了屠隆《茶笺》的原话：“宣庙有尖足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洁白如玉，可试茶色，盏中第一。”宣德年间的尖足茶盏，即使是在较大的博物馆里也极罕见。它的使用，必须要与朱红的漆雕茶托配套方可。由此可见，尖足茶盏的形制，仍然受到宋代审美的影响，其容量还是蛮大的。文震亨在谈到松萝茶时，则说“南都曲中亦尚此”，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以王月生为代表的秦淮名姬，皆崇尚隔壁花乳斋的闵茶。而张岱初见闵老子时，被闵汶水“导至一室”，只见“明窗净几，荆溪壶、成宣窑磁瓯十余种，皆精绝”，却是大有深意。张岱在闵汶水的花乳斋，所看到的荆溪壶、成化、宣德年间的茶瓯，即是以文震亨为代表的文人所崇尚的古雅之物。青花瓷壶，俗不可用。大彬壶虽雅，但小于半升，亦不适用。但是，闵老子为什么要向张岱展示自己收藏的荆溪壶、成宣茶瓯，而在招待周亮工等人时，却是以小酒盏酌客呢？张岱与闵汶水初次品茶时，是否用的也是小酒盏呢？关于这点，张岱在《闵老子茶》中没有交代，仅仅写道：“灯下视茶色，与磁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

明代永乐甜白碗

闵老子的松萝茶，做得名垂于世；其瀹茶，水火皆自任，并颇极烹饮态。由此可见，闵汶水在制茶技术与泡茶技法上，应该是远远高于年轻的周亮工的。究其资历与水准，二人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周亮工为什么会讥讽闵老子是“德山担青龙钞”，对茶并没有明心见性呢？问题大概首先出在闵老子以“小酒盏酌客”这个环节上。因为闵汶水在明末，敢为天下新，第一个以小酒盏酌客，这在当时，并不符合大部分文人对茶与茶器的瀹泡习惯与审美要求。而周亮工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正统文人，这恐怕是他从内心根本无法接受的，或许这才是周亮工认为闵汶水名不副实的根本原因之一。其次，闵汶水阅历丰富，世事洞明，他不必像当时的传统文人那样，去积极地治国平天下，去热衷于立言、立德、立功，故董其昌在《容台集》里高度评价说：他是海上之鸥，舞而不下。他不会像昔日陆羽那样，“以精茗事，为贵人所侮，作《毁茶论》。如汶水者，知其终不作此论矣。”隐君闵汶水，是高蹈之士，他不必像传统文人那样，对茶格物致知；不必像道家那样，修得仙风道骨，羽化成仙；也不必如佛家那样，追求茶禅一味。他是一个韬光养晦的商人，他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一方面，他需要把松萝茶做成董其昌口中的“得啜尤物”，做成名动天下的奢侈品，以获得良好的营销溢价。另一方面，也需要以创新的思维，凭借自己炉火纯青的精湛茶艺，把世人皆知的闵茶泡得尽善尽美，以汤社主时代风雅。闵汶水作为一个倾身事茶的老人，半隐半显，逍遥自在，一生清白又能名垂青史，不也足够了吗？

对闵老子倾慕不已的张岱，在明亡后，披发苦隐山中，写尽国破家亡之悲愤。相反，以文人自居的周亮工，在明清易代之际，却转而降清，历经宦海沉浮，受尽人格侮辱，他曾两度下狱，病死之后，又被乾隆皇帝列入钦定的《贰臣传》。周亮工半生坎坷，一世风霜，令人唏嘘，曾经的文人气节与风骨呢？孰是孰非，云泥之别。

从明代茶坛领袖朱权开始，提倡饮茶“有裨于修养之道”，喝茶“为君以泻清臆”，“然而啜茶大忌白丁”（《茶谱》）；到陆树生的“煎茶非漫浪，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茶寮记》）；再到文震亨的“必贞夫韵士，乃能究心耳”。在烹茶时，明代的文人包括朱权、陆树生、许次纾、徐惟起等，均极力主张：“择一人稍通茗事者主之，一人佐炊汲。客至，则茶烟隐隐起竹外”（《茶寮记》）。许次纾则认为：“然对客谈谐，岂能亲莅，宜教两童司之”（《茶疏》）。徐惟起则强调：“茶事极清，烹点必假姣童、季女之手，故自有致”（《茗谭》）。周亮工自然也不例外，烹茶时，也必须假借童子之手。他在《闽小记·德化瓷》一章写道：“予初以泻茗，黯然无色，责童子不任茗事，更易他手，色如故。”即是例证。而闵老子无论是张岱到访，还是周亮工见他酌客，他在泡茶时，凡事必躬自执劳，亲力亲为，从择水、起炭、冲瀹、酌茶等，不假童子，速如风雨，均是一人贯穿茶事之始终。这也是闵老子事茶，与明末传统文人的不同之处。

明代永乐甜白暗花菱花式杯，高3.8厘米,口径8.5厘米

明代中叶以降，资本经济开始萌芽，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随着明末政治局势的恶化以及阳明心学的兴起，曾盛行于明代前期的程朱理学，一度陷入巨大的信任危机之中，过去束缚着士人阶层的情感、欲望，获得了空前的承认与解放，这势必会对过去以儒家伦理精神为核心的传统古雅美学，从社会上层乃至底层，都形成了剧烈的动**与冲击。当基于人性之上的世俗之美，得到社会的默认或追捧之后，明末文人的审美与追求，自然也呈现出惊世骇俗的分化。从此，一大批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开始由关注外界评价，进而转向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由传统文人的栖神物外、不役于物、寄意玄虚，渐渐开始寄情于物、放纵性情、沉溺欲望、流于无度的感官享受。对茶的审美，亦非是过去超越世俗的道德领悟。对茶的感受，也不是纯粹的俭以养德、颐养性灵，而是全然地沉醉于色、香、味、形、韵的感官享受之中。当袁宏道受到李贽的影响之后，则说：“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袁宏道的观点影响到了张岱，故张宗子在《陶庵梦忆》中写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于是，癖好便成为明末部分文人标榜个性、才情、理想及生命本真的追求。吴兴姚绍宪，在写给许次纾的《茶疏序》中，曾评价道：“武林许然明，余石交也，亦有嗜茶之癖。每茶期，必命驾造余斋头，汲金沙玉窦二泉，细啜而探讨品骘之。余罄生平习试自秘之诀，悉以相授。故然明得茶理最精，归而著《茶疏》一帙，余未之知也。”张岱曾听周墨农说：“闵汶水茶不置口。”由此说明，闵汶水亦是有茶癖之人，故二人因癖遂成莫逆之交。这也是同一个闵老子，在张岱与周亮工各自的视角中，呈现出不同的气象、不同的评价的根本原因。

明末的饮茶风尚，由此前的文人雅士过于强调赋予茶的清苦、修身、人格、励志、脱俗、道德、精神等层面，进而转向痴迷于茶、沉醉于茶，因此，明末以降的部分文人，对茶的认知与审美，也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蜕变。此后，饮茶已无关道德、修养，也非纯粹的怡情养性，而是在饮茶之乐的物质享受中，寄托着自己的生活情趣与审美追求。总之，工夫茶在明末的萌芽、产生，是由文人雅士在当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大变革背景之下，通过个体对精神、物欲的关系调整，在自觉趋俗的过程中，借物性而成审美之乐，共同从文人茶道之中塑造、衍生出来的。

清代康熙祭蓝瓷壶

乾隆进士刘銮，在《五石瓠》中谈到闵茶回忆说：“其钟气于胜地者既灵，吐含于烟云者复久；一种幽香，自尔迥异。且此坞方圆径尺许，所产更佳，过此则气味又别矣。然盛必锡器，烹必清泉，炉必紧炭，怒火百沸，待其沸透，急投茶于壶。壶以宜兴砂注为最，锡次之。又必注于头青磁钟。产于天者成于人，而闵茶之真味始见，否则水火乖宜，鼎壶不洁，虽闵公所亲植者，亦无用矣。有识者知其味淡而气厚，瓶贮数年，取而试之，又清凉解毒之大药云。”

刘銮描述的闵茶，储茶用锡器，泡茶水择清泉，炉烧紧炭以求活火，壶用宜兴紫砂，水沸急投茶，如张岱所记“茶旋煮，速如风雨”，结合周亮工所见“见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盏酌客，颇极烹饮态”，从紫砂壶、小酒杯、紧炭、火炉、活水、活火等，到“水火皆自任”“颇极烹饮态”，等等。一套活脱脱的、较为标准的、形制完备的工夫茶立体演示影像，跃然而出，这不就是历史上最早的工夫茶泡法吗？

近代，翁辉东在《潮州茶经》中，对工夫茶做了恰当的定义。他说：“工夫茶之特别处，不在茶之本质，而在茶具器皿之配备精良，以及闲情逸致之烹制。”可见，工夫茶与泡什么茶类并无关系，首先要有闲情逸致，因茶施器，建立对茶与茶器的必要审美。其次，还必须要辨其香味而细啜之。而对茶的香气与滋味的细辨，就需要精心烹制。“少食多知味”，相应的就必须要对茶壶与茶杯进行小型化的改造。巨壶大盏，不可以入品。

在闵汶水之前，中国传统的文人茶道（以下简称文人茶），品茶首先强调的是人的品格、修养以及茶对自身道德、境界的提升与净化作用，其次，才是涤昏寐、解渴之用。而闵汶水却不同，他首先是一个在繁华地带、经营着自己茶馆的商人，他的主要任务，是必须先把茶泡得好喝，以获得较好的声誉与利润。因此，他必然会自发地对所持的茶与茶器进行小型化、精细化的革新，通过控制好水温、缩小茶壶与茶杯的容量、掌控好茶与水的最佳配比等技法，在世俗中把古老的中国茶的品饮技艺，改造得精益求精，使顾客在细啜慢品的极致感官享受之中，获得美的享受与启迪。闵老子这位张岱眼里的白下异人，“不信古人信胸臆”，“钻研水火七十年”，以小紫砂壶、成宣小酒盏冲泡松萝茶，茶器不可谓不精良。烹茶时，水火自任，速如风雨，颇极烹饮态，不可谓不具闲情逸致。那么，中国传统的文人茶与后世如火如荼的工夫茶，究竟区别在哪里呢？综合上述观点，从本质上讲，工夫茶其实是文人茶的商品化、世俗化、生活化。

清初，王弘在《山志》记载：“今之松萝茗最佳者，曰‘闵茶’，盖始于闵汶水，今特依其法制之耳。”明末清初，风靡江南的闵茶，即是松萝之中品质最佳的。而闵茶在部分传统文人眼里，因制作中施以兰熏，故香气过于浓郁，从而被批评为缺乏淡雅的韵致。周亮工对此在《闽茶曲》中有诗批评曰：“歙客秦淮盛自夸，罗囊珍重过仙霞。不知薛老全苏意，造作兰香诮闵家。”并在诗后自注说：“予谓茶难以香名，况以兰尽。但以兰香定茶，咫见也。颇以薛老论为善。”从上文可知，周亮工是认同福州薛老批评闵老子的观点的。他们共同认为，闵老子的茶与茶艺，全然就像明末苏州人所崇尚的奢靡浮华生活一样，世俗味浓且不够清雅。而仍固守传统的文人雅士，包括周亮工眼中的茶，应如陈贞慧在《秋园杂佩》所论：“色香味三淡：初得口，泊如耳。有间，甘入喉。有间，静入心脾。有间，清入骨。嗟乎！淡者，道也。”万历年间，长兴知县熊明遇，在《罗岕茶记》讲得也很透彻：“茶之色重、味重、香重者，俱非上品。”张源在《茶录》里也说：“茶自有真香、有真色、有真味。一经点染，便失其真。”而由闵老子创新的赢得市场喝彩的闵茶，虽然在上述传统文人的眼里，已混淆了茶之真香、远离了茶之淡雅，失却了部分韵致，但是，闵老子以一己之力，沟通雅俗，在世俗的感官享受之中，挖掘出了别样的茶饮之美，迎合了明末大众的审美与时尚。闵老子的茶中知己张岱，也是不同于那些传统儒家文人的，他的所好，也不外乎是一些声色世俗之美。张岱是在满足世俗的安逸与物质享受的基础上，去追寻精神层面的闲适和愉悦的。故他以茉莉花熏制兰雪茶，与闵汶水雅俗共赏，相互唱和。在明代，自从李贽提出“夫私者，人之心也”之后，诸多文人在锦衣美食、豪宅丽人面前，已不再假矜持、假清高，也开始追逐花天酒地、声色犬马的欲望享受，并把这些感官享受视为真性情。世俗以纵欲为尚，人情以**为快，纵任情性甚至被视为风雅之事，整个明末社会弥漫在享乐的氛围之中。

世俗，并非庸俗，也非低级趣味。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美学，基本是占统治地位的带有明显贵族特征的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文化，而与之对立的底层大众的文化，包括百姓日用之事，都会被斥之为“俗”。世俗化的本质，是以世俗欲求替代传统儒家的精神或理想。他们在高扬生命感性与心灵自由的基础上，逐渐摆脱程朱理学及封建道德伦理的束缚，更加关注自我及生命意识的完善，在获得最大限度的生命感受与快乐之中，丰富了审美的内涵，拓宽审美的视野。

明代永乐青花碗

在传统文人周亮工的眼里，从事商业贸易的闵老子是“俗”，自己所处的缙绅士大夫阶层为“雅”。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日渐活跃、发达，商人的地位开始不断提高，文人士大夫阶层，开始尝试突破以往“谋道”与“谋食”这一尖锐对立的道德枷锁，渐渐蠢蠢欲动、亦儒亦贾。在社会的雅俗合流中，世俗的日常生活便得以审美化。当他们在纷繁芜杂的世俗生活之中，不断挖掘出美的意义，“俗”便开始不断“雅”化。

从明代茶器的审美变化，也能看出俗与雅的嬗变、交融的端倪。例如：我们今天认为青花茶器，清新朴素、淡雅脱俗。其实，最早青花瓷的尚白崇蓝及装饰文案，是为少数民族或波斯等外来文化服务的，它与中国的传统审美相去甚远。故明代曹昭在《革古要论》批评说：“近世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明代的青花茶盏，自永乐起，才逐渐开始向传统的疏朗、简约风格回归。对此，文震亨在《长物志》评判说：“至于永乐细款青花杯，成化五彩葡萄杯及纯白薄如琉璃者，今皆极贵，实不甚雅。”中国茶器色泽的传统审美，是牢固建立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素以为绚兮”及“今也纯俭”的基础之上的，以纯粹、纯色为高雅之色，故明代文人对茶盏的审美，皆是以“纯白为上”。我们看看明代文人择器的态度，大致也能得出上述结论： “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屠隆《考槃馀事》）“欲试茶色黄白，岂容青花乱之。”（高濂《遵生八笺》） “盏以雪白者为上，蓝白者，不损茶色，次之。” （张源《茶录》）蓝白者，即是青花茶盏。“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定窑最贵，不易得矣。”“次用真正回青，必拣圆整。”（许次纾《茶疏》）回青，也是指青花茶器。对于上述种种，民国刘子芬，在《竹园陶说》总结得非常精辟：“五彩华丽，当时以其不合古训，固不重视，其实高贵之品，自以一道釉为古雅。”古训，是指传统的美学思想。一道釉，是指单色釉。即使到了清代，谷应泰在《博物要览》，仍然强调宣德白瓷茶盏，光莹如玉，“虽定瓷何能比方，真一代绝品” 。

明代宣德甜白暗花莲瓣纹莲子杯，高6厘米，口径10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饮茶的雅与俗，并非是完全对立的。仓廪实而知礼节。所谓的雅，是人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的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但是，雅又需依赖世俗生活提供滋养，没有俗，又何来雅？流行于大众的审美，大概率是世俗的。而属于大众的文化，其本质又是商业文化。能在世俗的工夫茶饮中，感受到饮茶之美、饮茶之乐，以此消渴除烦，清心神而出尘表，不也是高雅之美吗？当传统文人带着阶层的优越感，在刻意疏离于大众与时尚之时，其实已经陷入了俗的窠臼。故有“然矫言雅尚，反增俗态者有焉”之论。张岱与闵老子，虽然混迹于世俗之中，但是，倘若他们能以真性情，在享尽世间繁华，尝尽佳茗滋味的时候，依然能够高蹈不群，洋溢着某些超越世俗的清雅，不也是极富情趣、极可爱的人吗？

虽然说：淡者，道也。但是，就闵老子而言，不也能够“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