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泡茶器的排序上，许次纾认为，内外挂釉的柴、汝、宣、成之类的瓷壶，也是优先选用的泡茶佳器。
饮茶的壶泡法，在唐代中期陆羽的《茶经》中，已见端倪。《茶经·六之饮》云：“贮于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痷茶。”缶其小者谓之瓶。古代的瓶、缶、壶，并无太大差别，它们都是圆腔形的器具。《礼记·礼器》记载：“门外缶，门内壶。”缶和壶，皆是以小为贵的盛酒器。相对而言，缶更贵重一些，因此，在门外以缶敬酒，在门内用壶献酒。汤可敬在《说文解字今释》中说：“缶，大腹、小口、有盖。”先把茶叶投入瓶缶之中，再以沸汤浇而淹茶，即是最早的壶泡法的雏形。清代，叶隽在《煎茶诀》中讲得很明白：“瓶中置茶，以热汤沃焉，谓之泡茶。”
明代，最早系统记载壶泡法的，要数张源的《茶录》。据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为《茶录》作的序跋记载：“樵海先生，真隐君子也。平日不知朱门为何物，日偃仰于青山白云堆中，以一瓢消磨半生。”樵海先生，即是张源。张源，字伯渊，号樵海山人，苏州西山人。他长期隐居西山，汲泉煮茗，殚精竭虑，以究茶之指归。张源泡茶所用的壶，就是当时流行的锡瓢。其泡茶择器，如他所讲：“若山斋茅舍，惟用锡瓢，亦无损于香、色、味也。但铜铁忌之。”此时的张源，身处于中国江南的文化高地——苏州，为什么没有以紫砂壶作为泡茶器呢？这是因为他著《茶录》的成书时间，至少是在明代正德四年（1509）之前。而最早的紫砂壶的问世时间，不会早于正德四年。崇祯年间，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说：“故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也就是说，从正德初年到崇祯十三年（1640），在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泡茶器的革故鼎新，的确存在着从金银器、锡器到瓷器，再到崇尚紫砂壶的一个黜奢崇俭的历史大变局。根据文震亨的《长物志》记载：“锡壶有赵良璧者，亦佳，然宜冬月间用。近时，吴中‘归锡’，嘉禾‘黄锡’，价皆最高，然制小而俗，金银俱不入品。”
清乾隆铜胎珐琅冰梅纹壶
赵良璧与“归锡”的主人归复，均是万历年间苏州顶尖的制作锡壶的高手。清代谢堃在《金玉琐碎》中提到归壶时说：“取其夏日贮茶无宿味，年久生鲇鱼斑者佳。”嘉禾黄锡，是指万历年间，嘉兴黄裳制作的锡器。嘉靖年间，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记述：“里中黄裳者，善锻锡为茶注，模范百出而精雅绝伦，一时高流贵尚之，陈眉公作像赞，又乞余，予数语谩应之。”张岱在《陶庵梦忆》中也写道：“锡注，以黄元吉（黄裳）为上，归懋德次之。”并且，张岱同时记载了当时黄锡茶壶不菲的价格，一把价值五六金，与当时的龚春壶、大彬壶等价。
陈师在《茶考》中记载：“予每至山寺，有解事僧烹茶如吴中，置磁壶、二小瓯于案，全不用果奉客，随意啜之，可谓知味而雅致者矣。”陈师，钱塘人，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举人。其《茶考》的成书时间，大约是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左右。从陈师的记载可以看出，壶泡法在万历二十一年，已经明确存在了，并且磁壶与茶瓯的泡茶组合方式，应该是从苏州的吴中地区肇始的。从“吴中”与“磁壶”在上文的同时出现，基本能够确认，陈师所见的磁壶，即是我们今天常用的紫砂壶。“磁”是“瓷”的俗称，明清以降，“磁”与“瓷”始才通用。故清初王士祯在《居易录》里说：“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皆吴人。瓷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二三千钱。”
万历二十五年（1597），许次纾在《茶疏》中，已对当时所见的茶壶，做出了较为准确的系统总结。其中写道：“茶注以不受他气者为良，故首银次锡。上品真锡，力大不减，慎勿杂以黑铅。虽可清水，却能夺味。其次，内外有油瓷壶亦可，必如柴、汝、宣、成之类，然后为佳。然滚水骤浇，旧瓷易裂可惜也。近日饶州所造，极不堪用。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许次纾，字然明，浙江钱塘人，嗜茶成癖，精于茶理，他对茶注“首银次锡”的选择，仍然受到了唐宋审美与习俗的左右。由于许次纾与时大彬是同时代的人，因此，许次纾在谈到紫砂壶时，才会谈到“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但是，在选择泡茶器的排序上，许次纾认为，内外挂釉的柴、汝、宣、成之类的瓷壶，也是优先选用的泡茶佳器。因为他推崇的茶注，“宜小，不宜甚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大约及半升，是为适可。独自斟酌，愈小愈佳。”而当时的紫砂壶，容量普遍较大，大概在1—2升。万历二十一年（1593），张谦德在《茶经》中有如下记载：“茶性狭，壶过大，则香不聚，容一两升，足矣。”
供春之后，开宗立派的里程碑式的紫砂巨匠，要数时大彬了。明末，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评价说：“予为转一语曰：明代良陶让一时，独尊大彬，固自匪佞。”时大彬，号少山，又称时彬。据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乃系宋尚书时彦之裔孙。其父时朋，与董翰、赵梁、元畅，并称为明代制壶“四大名家”。时大彬在祖师供春及其父时朋的影响下，喜做大壶，容量在2L左右。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中又说：“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壶。”明末清初，周容在《宜兴瓷壶记》里这样写道：“今吴中较茶者，壶必宜兴瓷。云始万历间，大朝山寺僧（当作金沙寺僧）传供春者。供春者，吴氏小史也。至时大彬，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刳山土为之。供春更斫木为模，时悟其法，则又弃模。”此文虽短，却是异常重要，它准确记述了金沙寺僧、供春与时大彬三人之间的传承关系及其紫砂制作技术的演变。
大彬壶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时大彬在其子参加院试时，游历娄东。据明末江盈科所著《谐史》记载：“宜兴县人时大彬，居恒巾服游士夫间。性巧，能制磁罐，极其精工，号曰时瓶。有与市者，一金一颗。郡县亦贵之，重其人。会当岁考，时之子亦与院试。”从上文可知，时大彬出行时，穿的还是明代文人的巾服，以一副文人的装扮，游走在官宦、文人之间。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对时壶由大变小的缘源及其这段重要经历，讲得非常清楚：“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琅琊、太原诸公，品茶试茶之论，乃作小壶。”也就是说，时大彬在游历娄东时，受到陈继儒、王诗敏、王鉴等文人的影响之后，才开始把紫砂壶小型化、文人化、精致化的。自此以后，需要双手持举泡茶的大壶，才改变为单手可持的文气小壶。正是因为时大彬，在洞察领悟到文人泡茶的真正需求之后，更符合文人情趣与审美的新设计的紫砂小壶，因其粗而不媚、朴而大雅，得幽野旨趣，才会成为文人案头的清供雅器，如周高起所言：“几案有一具，生人闲远之思。”
明代天启元年（1621），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时大彬所制又太小。”文震亨认为最佳的泡茶器，应该是：“若得受水半升，而形制古洁者，取以注茶，更为适用。”由此可见，以文震亨为代表的明末文人，他们推崇的泡茶器的容量，与万历年间许次纾对茶注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他们认为“是为适可”的紫砂壶的容量，大约是在500ml左右。而时大彬所做的小壶，其容量究竟为多大呢？从目前有迹可查的资料推测，其容量应在300ml左右，但不会低于200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