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茶道是吸收了中国唐、

宋的禅茶思想及茶礼，

部分兼收了儒家的和与敬，

突出了禅宗的苦与寂，

又结合日本本民族宗教、

美学等诸多文化元素后逐渐形成的。

径山风光

茶文化史上，“茶道”一词最早是由身在释门，心融儒道的唐代诗僧皎然大师提出的，皎然为中国茶道的开山之人。在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皎然首次提出了“茶道”这一概念，并且高度肯定了道人丹丘子识得茶之真谛进而得葆素全真之果：“此物清高世莫知。”“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丹丘即陆羽《茶经》转录《神异记》中所载叫作丹丘子的道人：“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在《饮茶歌送郑容》中皎然接着说：“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空知，骨化云宫人不识。”这个故事体现了道家对自然之趣的追求，亦即老子《道德经》所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天人合一的哲思。与李商隐齐名，时称“温李”的唐代著名诗人温庭筠于《西陵道士茶歌》中言：“仙翁白扇霜鸟翎，拂坛夜读黄庭经。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可见，中国的茶道在诞生之初即契合了本土道教清静无为、返璞归真之理念。

宋 龙泉窑青瓷斗笠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皎然对丹丘子的肯定是建立在自己“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这三碗神思相连的茶饮基础之上的，即已然明心见性、禅茶一味的基础之上的。皎然亦首次将“去痰热、止渴、利小便，消食下气，清神少睡”的农产品茶饮带入了滋养性灵的精神世界，这也直接促使了晚唐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中最精彩部分“七碗茶歌”的诞生。七碗茶环环相扣，把饮茶的精神世界作了完美动人的诠释。日本人对卢仝推崇备至，常常将之与“茶圣”陆羽相提并论。

让唐代“茶道大行”的陆羽三岁被僧人收养，长于佛寺，对佛事耳濡目染，后离寺入伶门，终了从士。陆羽为人重友谊，《新唐书》记载：“（陆羽）闻人善，若在己；见有过者，规切至忤人……与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陆羽一生交友无数，除“与吴兴释皎然为缁素忘年之交”，与颜真卿、黄甫冉、张志和等官员、隐者往来密切外，还与著名的女道士李秀兰熟识。陆羽的思想由儒释道三家并汇而偏儒。在《陆文学自传》中，陆羽曾说：“始三岁……育于大师积公之禅院……积公示以佛书出世之业。予答曰：‘终鲜兄弟，无复后嗣，染衣削发，号为释氏，使儒者闻之，得称为孝乎？羽将校孔氏之文可乎？’公曰：‘善哉！子为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大矣。’公执释典不屈，予执儒典不屈。”安史之乱时，山河破碎，人民流离，陆羽“行哭涕泗”，于悲愤中写就了忠君忧民的《四悲诗》：“欲悲天失纲，胡尘蔽上苍；欲悲地失常，烽烟纵虎狼；欲悲民失所，被驱若犬羊；悲盈五湖山失色，梦魂和泪绕西江。”在《茶经》中，陆羽更多地表达出了儒家的人格思想，《茶经·一之源》即开宗明义地提出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与儒家看重君子的品德修养高度一致。

黑色油滴盏

公元607年，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出使中国，并受到了隋炀帝的接见，由是拉开了中日官方文化交流的大幕。其后大唐灭隋建国，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二十多次遣唐使团，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实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遣唐使团内的很多成员各自担任不同的工作，通过对各自领域地学习，为日本回输了唐朝律法、制度、历法、习俗，及汉文、诗赋、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经消化改造后融于日本民族文化，对日本的政治、经济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元780年陆羽《茶经》问世后，茶文化开始在唐代社会风行，茶自然也为来华的日本人所接触。在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很特殊，即日本的留学僧人，正是他们起到了把大唐饮茶之风带回日本的作用，由此中国的饮茶文化走上了东渡之路。

论及唐代茶文化向日本的传播，不得不提的是最澄、空海、永忠三位僧人。先从最澄和尚谈起，公元804年，日本天台宗的开创者最澄来华。第二年最澄返回日本，在把大量佛经带回日本的同时也带去了中国天台山的茶种，并把它们植于京都的日吉神社，这是日本最早的茶园。跟最澄同船来唐的还有一位高僧叫空海，他是日本真言宗的创立者。空海在长安学习佛法，并学会了中国的制茶及饮茶方法。公元806年，空海归国，除了带回经书、法器等物亦带回了中国的茶籽，并将之献给了嵯峨天皇。其后空海与茶相伴度过了自己的余生，在此期间他大力向周围的友人及官员推荐茶饮。永忠和尚是在公元775年来到唐朝学习的，他在长安西明寺一住就是30年，于公元805年回到日本。回国后永忠除管理佛事外，还自行植茶、制茶。815年，在其掌管的寺院中，永忠循唐法亲手为嵯峨天皇煎茶。天皇的支持加上这些著名僧侣的推广，中国的茶叶及饮茶方法在弘仁年间植根于日本，并在其时形成了一股“弘仁茶风”。

其后的近二百年间，中日两国减少了交流往来，茶事交流活动亦基本停滞，此状况一直持续到南宋时日本荣西和尚来华。荣西为研究禅法，两度入宋学法，于1191年回到日本。这次回国，荣西将南宋的禅法及饮茶文化带回日本，开创了日本临济宗，并植茶于平户。七十四岁时，荣西著日本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吃茶养生记》的重点不是讲述禅茶与茶道，而是着重在论述茶的药理性能，主旨是养生，但这不妨碍其成为日本茶道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日本人接触和饮用茶是从实用这一前提开始，才逐渐发展出今天的茶道。日本镰仓幕府官修的编年体史书《吾妻镜》记述，大将军源实朝饮酒过度身体不适，家人吏仆方法用尽一筹莫展。适逢荣西到来，荣西见状立即命人取茶，亲自为将军点茶一碗。将军饮后酒意全消，吃惊于此为何物，荣西答此物为茶。随后荣西献上《吃茶养生记》，并向将军历数吃茶的诸多益处。将军大喜，遂力举茶饮于朝。自此《吃茶养生记》与南宋饮茶之法在日本得以普及，茶风日盛。荣西在日本被尊为“茶祖”。

宋代 “喫茶去”茶碗娄底娄星区文物管理所藏

前文我们已经提及在唐代禅寺饮茶之风即已盛行。如泰山灵岩寺的“降魔师”煎茶，赵州从谂禅师的“吃茶去”，尤其百丈怀海设立的《百丈清规》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思想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如此制度下茶饮在寺院进一步普及开来，并逐渐发展出鉴水、选茶、煮茶、饮茶之技艺以及对饮茶环境的讲究。进入宋代，此风日盛，饮茶已经成为寺院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景德传灯录》记载：“晨朝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佛前礼拜；佛前礼拜了，和尚主事处问讯；和尚主事处问讯了，僧堂里行益；僧堂里行益了，上堂吃粥；上堂吃粥了，归下处打睡；归下处打睡了，起来洗手面盥漱；起来洗手面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东事西事了，斋时僧堂里行益；斋时僧堂里行益了，上堂吃饭；上堂吃饭了，盥漱；盥漱了，吃茶。吃茶了，东事西事……”北宋黄山谷有诗戏僧：“不与一瓯茶，眼前黑如漆。”宋时的《禅苑清规》更是细化了丛林茶礼，从禅僧入院挂搭、离院，念诵到四节茶会都离不开茶礼。南宋时径山寺名声大噪，径山茶礼使茶成为体正禅法、接待云水的助缘，并以修行赋予了茶“三千威仪”的摄受力。其后径山茶礼传至日本，成为日本茶道的源头。

径山寺

径山位于杭州城西北五十公里，是天目山脉的东北峰，因径通天目故而得名。北宋苏东坡这样描绘径山：“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径山之上有始建于唐代的径山寺，唐天宝年间，僧人法钦在此开山结庵，成为径山寺的开山鼻祖。径山在唐代便开始植栽茶树、制作茶叶，以鸠坑群体种为原料的我国传统名茶——径山茶即产自此。径山寺在宋代被列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在中日佛教乃至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径山寺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荣西之后还有两个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就是南宋时来华学法并把对日本茶道予以深远影响、代表中国禅茶文化的径山茶礼传回日本的圆尔辨圆与南浦绍明。

径山鸠坑群体种茶青

圆尔辨圆、南浦绍明是日本静冈同乡，二人先后赴宋，在径山寺分别师从无准师范、虚堂智愚法师学习。圆尔辨圆在1241年、南浦绍明在1267年先后回国。圆尔辨圆带回了径山茶的种子，将其种在了他的老家静冈，并且教会了那里的人们种茶、制茶，生产出了高档次的日本抹茶。他在东福寺制定了《东福寺清规》，其中就有效仿径山茶宴仪式的茶礼。这套茶礼一传就是700多年，直到现今。

南浦绍明带回七部茶典及点茶器具一套，《本朝高僧传》记载：“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类聚名物考》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中……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与此同时，很多到径山寺学法的日本僧侣回国时，都把中国烧造的黑色釉盏带回来。这些茶盏在当时点茶之风大兴的日本被奉为珍宝，人们争相收藏。由于径山寺地处天目山，亦称天目山径山寺，所以这些被带回国的黑色茶盏就自然被日本人称作天目盏。自此，“径山茶宴”暨中国禅院茶礼系统地传入日本，并逐渐演化为日本茶道，成为日本幕府、高层社会的仪节。其后，日本茶道在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手中相继传承，至千利休，日本的草庵茶道全面形成。

于茶事来讲，一些缺乏专业知识的人因看到日本茶道中尚留有中国很少见到的唐宋茶道遗风，就大肆散布“中国茶道早已断代”“中国茶道在日本”这类荒唐之论。殊不知，唐代的煎茶道与宋代的点茶道，只是中国茶道的起始与初展，只是中国茶文化历史进程中的两段风景，不过是自明代起趋于式微而逐渐自然消亡罢了。这些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在当今社会饮茶生活中之所以基本见不到，不是因为茶文化的断代，而是因为茶在沿着删繁就简、趋于自然、科学合理这一历史车辙前进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唐煎宋点的饮茶模式下，就不会有元代的揉捻工艺、明代的散茶瀹泡，更不会有清代白、绿、黄、青、红、黑六大茶类的缤纷绽放。

日本茶道是吸收了中国唐宋的禅茶思想及茶礼，部分兼收了儒家的和与敬，突出了禅宗的苦与寂，又结合日本本民族宗教、美学等诸多文化元素后逐渐形成的。日本茶道需用严格详细的行茶方式与礼仪规范通“道”，偏重方法器具与仪轨程式，茶在其中充当的只是一种修行媒介。在日本，技或术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道”，如花道、柔道，这与中国茶道的内涵是大不相同的。明代文人高漉在《四时幽赏录》中说.“每春当高卧山中，沉酣新茗一月。”中国人之浸于茶中，如山水造化，适意随性，无牢不可破之程式。藉茶，人可神游宇宙，清思亘古。

在中国，茶道是物质与自然的统一，是社会伦理观念的体现，是茶与人的自然交融。中国茶道兼容并蓄了儒、道、佛之思想，儒家的“无所为而为”让我们拿得起，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让我们放得下，佛家的“禅茶一味”让我们看得开。于此道中，令人领略的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情来朗爽满天地”“更觉鹤心通杳冥”之人与自然和谐相契的绝妙感受。我老早前始终没想明白日本的茶文化有儒有佛，为何单单没学去中国的道家精神？多年后的某天豁然开朗，位于地震带上的海岛国家，只能勤奋入世与天抗争，怎么领会得了中国本土道家“退一步海阔天空”之意境呢。

山中茶会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粗茶淡饭皆得乐，你骑宝马我骑驴。

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