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为这本书（即《精神分析的发展》，参见《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的说明性批注）提供的文章中，我从我的朋友劳拉·布鲁克（Lola Brook）那里获得了有价值的协助。她仔细地看过我的手稿，并且在数据的论述与安排方面提供了许多有帮助的建议，我非常感激她对我的作品持续不减的兴趣。】 （1952）02

如同本章稍早所讨论的，当婴儿内射了比较令他安心的外在现实，他的内在世界也会得到改善，而这一点又通过投射而有助于改善他所感觉到的外在世界图像，于是当婴儿一再地重新内射更现实与更令他安心的外在世界，并在某种程度上也于内在建立了完整与未受伤的客体时，超我的组织方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发展。不过，当好客体与坏客体彼此靠近在一起时（坏的方面被好的方面所缓解），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自我对超我循序渐进的同化发生了。（见本章末，批注二）

在此阶段，修复受伤客体的冲动开始充分运作，正如我们稍早知道的，这种倾向与罪疚感是密不可分的。当婴儿感觉到他的破坏冲动与幻想是指向所爱客体的整个人时，便引发了强烈的罪疚感，伴随着想将受伤的所爱客体修复、保存或复苏的迫切冲动。在我看来，这些情绪等同于哀悼的状态，而运作的防御则等同于自我企图克服哀悼。

由于修复的倾向基本上是来自生本能，靠的是力比多的幻想与欲望，这一倾向参与了所有的升华，并且从这一阶段开始，一直是远离与降低抑郁的良方。

似乎在早期阶段里，心理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都被自我用来防御焦虑，修复倾向（首先以全能的方式运作）也变成了一种重要的防御。婴儿的感觉（幻想）可以被描述如下：“我的母亲不见了，她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她在受苦，她死了。不，这不可能，因为我可以救活她。”

随着婴儿逐渐获得对客体与自己的修复力量的信心，全能感减少了。【在成人与儿童的分析中，可以观察到：希望的感觉随着完全体验到抑郁而一起出现。在早期发展中，这是帮助婴儿克服抑郁位置的诸多因素之一。】他感觉到所有的发展进程与新的成就都为周围的人带来了喜悦，而且通过这个方式表达了他的爱，反向平衡了或抵消了他的攻击冲动所造成的伤害，并且对受伤的所爱客体进行修复。

于是，正常发展的基石被奠定了下来：婴儿与他人的关系开始发展，与内在和外在客体有关的被害焦虑减轻了，好的内在客体更稳固地建立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安全感，这些都强化并丰富了自我的内涵。这个更加强壮且协调的自我（虽然它仍然使用相当多的躁狂防御），一再地将客体与自体的裂解部分聚集在一起，并且加以合成。逐渐地，分裂与合成的过程被用在彼此区隔较不远的层面，对现实的感知增加了，客体显现出较合乎现实的样貌，所有这些发展都导致了对外在现实及内在现实的不断适应。【如我们所知，在矛盾情感的压力之下，分裂在某种程度上会持续一生，并在正常的心理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婴儿对挫折的态度方面，也有相应的改变。如我们所知，在最早期，母亲（她的**）坏的迫害性的方面在孩子心中，代表了一切挫折他的邪恶东西（外在的与内存的皆然）。当婴儿对其客体关系的现实感以及对客体的信任感增加时，他变得更有能力辨别来自外在的挫折与幻想的内在危险之间的不同。因此，恨与攻击就更加紧密地联系于源自外在因素的真实挫折或伤害。对于处理其攻击性，这是朝向更合乎现实与客观方法的一步。这样的方法引起较少的罪疚感，而且从根本上让孩子以自我能接受的方式，升华并体验自己的攻击性。

另外，这种对待挫折更合乎现实的态度（意味着和内在及外在客体有关的被害焦虑已经减弱了），让婴儿在挫折和经验不再运作时，具有更大的能力来重建与母亲和他人的良好关系。换句话说，对现实的不断适应（和内射及投射运作的改变息息相关），带来了和内在与外在世界之间更安全的关系，导致矛盾与攻击性的减弱，从而使修复的冲动得以完全运作。通过这些方式，发生于抑郁位置的哀悼过程逐渐被修通了。

当婴儿到达约3—6个月的关键阶段，面临抑郁状态中固有的冲突、罪疚感与哀伤时，他处理焦虑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较早期发展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决定于在生命最初的3—4个月期间，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并建立其自我核心的好客体。如果这个过程是成功的（而这意味着没有过度的被害焦虑与分裂过程，而且一种整合已经发生了），被害焦虑与分裂机制就会逐渐减弱，自我便能够内射并建立完整的客体，顺利度过抑郁位置。但是，如果自我无法处理在这个阶段所引发的许多焦虑情境（这种失败由外在经验与基本的内在因素共同决定），那么婴儿将可能会从抑郁位置强烈退行到较早期的偏执—分裂位置，这也会阻碍内射完整客体的过程，并且强烈影响第一年与整个童年的发展。

二

我提出的婴儿期抑郁位置的假说，是根据早期生命阶段的基本精神分析概念，即原初的内射及在婴儿期占优势的口腔力比多和食人冲动。这些是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的发现，对于了解心理疾病的原因有很大的贡献。通过发展这些概念，并且将它们联结到对婴儿的了解上（当它浮现在儿童的分析时），我了解到早期过程与经验的复杂性，以及它们对婴儿情感生活的影响，而这一点必定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心理障碍的原因。我的结论之一是：在婴儿期的抑郁心理位置和哀悼与抑郁现象之间，有特别密切的联系。【关于婴儿期抑郁位置与躁郁状态的关系，以及与正常哀伤反应的关联，参考我的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和《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两篇都收录于《克莱因文集Ⅰ》）。】

亚伯拉罕继续了弗洛伊德在抑郁症方面的工作，指出正常与不正常哀悼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异（见本章末，批注三）。在正常哀悼中，个体能够成功地在他的自我中建立失去的所爱之人，但是在抑郁及不正常哀悼中，这个过程是不成功的。亚伯拉罕也描述了某些决定成败的根本因素，如果食人冲动过于强烈，内射失去的所爱客体就会失败，从而导致疾病；在正常哀悼中也是一样，个体被驱使将失去的所爱之人在自我中重新复原，只是这个过程是成功的，不只是如同弗洛伊德所说的，依附于失去之所爱客体的力比多贯注被撤回并且再投注，而且在此过程中，失去的客体会在内部被建立起来。

在我的论文《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中，我发表了如下看法：“我的经验引导我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正常哀悼的特征是个体于内部建立起失去的所爱客体，但是他并非第一次这么做，而是通过哀悼的工作，重新复原该客体及所有他感到失去的他所爱的内在客体。”只要发生哀伤，就会干扰安全地拥有所爱的内在客体的感觉，因为它会重新唤起早期对于受伤与被破坏的客体的焦虑（关于碎裂的内在世界），罪疚感与被害焦虑（婴儿期抑郁位置）被大量地再度激活。将被哀悼的外在爱的客体成功地重新复原，而且其内射通过哀悼的过程而得以强化，意味着所爱的内在客体被复原、失而复得。因此，在哀悼过程中特别显现的现实感，不只是更新与外在世界联结的方式，而且将瓦解的内在世界重新建立起来。所以哀悼涉及了重复婴儿在抑郁位置所体验到的情境，由于处在害怕失去所爱母亲的压力之下，婴儿努力地建构与整合内在世界，将好客体安稳地建立于内在。

在我的经验看来，失去所爱的客体（因为死亡或其他原因）究竟是否会导致躁郁症，或是能够安然度过，其中的基本决定因素之一是在生命第一年中，抑郁位置被成功修通，以及内射的所爱客体被安稳地建立于内部的程度。

抑郁心理位置与婴儿力比多组织中的一些根本改变关系密切，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大约第一年的中间），婴儿进入了直接与反向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在此我仅限定在最广的概述上来说明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参见：海曼（1952），第二部分。我已在《儿童精神分析》（特别是第八章）中对俄狄浦斯的发展给出了详尽的说明。另外，可参考我的文章《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及《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两者都收录于《克莱因文集Ⅰ》）。】这些早期阶段的特征在于，部分客体在婴儿的心理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他与完整客体的关系正在建立当中。而且，虽然性器欲望正要开始活跃，口腔力比多仍是处于主导位置的。强烈的口腔欲望，因为受到与母亲关系的挫折经验而升高，继而从母亲的**转移到父亲的阴茎【在《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第490页）中，亚伯拉罕写道：“关于被内射的身体部分，阴茎通常被对等于女性的**，而其他身体部分，例如手指、脚、头发、粪便与屁股，则可被视为这两种器官的次级代表……”】。男婴与女婴之性器欲望与口腔欲望结合，于是与父亲的阴茎发生了具有口腔与性器性质的关系，性器欲望同样指向母亲。婴儿对父亲阴茎的欲望和对母亲的嫉妒密切相关，因为他觉得母亲接收了她所渴望的客体，这些两性皆有的情绪与愿望，导致了反向与直接的俄狄浦斯情结。

早期俄狄浦斯阶段的另一个方面，和母亲的“内在”与婴儿的“内在”在婴儿心里所扮演的基本角色息息相关。在先前的阶段里，破坏性冲动占优势时（偏执—分裂位置），婴儿想要进入母亲身体并占有其内容物的冲动，主要属于口腔与肛门的性质。这种冲动在接下来的阶段（抑郁位置）仍然是活跃的，不过当性器欲望升高的时候，它更多地被导向了父亲的阴茎（等同于婴儿与粪便），他感觉这些东西是母亲的身体所含有的，同时对父亲阴茎的口腔欲望导致了它的内化，而这个内化的阴茎（既是好的也是坏的客体）在婴儿的内在客体世界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俄狄浦斯发展的早期阶段是最为复杂的，各个来源的种种欲望交织在一起，这些欲望不只是朝向完整的客体，也朝向部分客体。父亲的阴茎既被欲求也被怨恨，其存在不只是父亲身体的一部分，同时也被婴儿感觉到是存在于他和母亲身体内部的东西。

嫉羡似乎天生就存在于口腔的贪婪中，我的分析工作表明，嫉羡（与爱以及满足的感觉交替发生）最初是指向哺育的**。当俄狄浦斯情境发生时，嫉妒就加在了这个原初的嫉羡上。婴儿感觉和父母的关系似乎是：当他受到挫折时，父亲或母亲享受着他所欲求而被剥夺的客体（母亲的**、父亲的阴茎），而且一直是如此享受着它。婴儿强烈的情绪与贪婪的特征，是他认为父母处在持续互相满足的状态中，而且这种满足具有口腔、肛门及性器的特质。

这些性理论是“联合父母意象”的基础，母亲包含了父亲的阴茎或是整个父亲，父亲包含了母亲的**或是整个母亲；父母在**时密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关于“联合父母意象”的概念，参见：《儿童精神分析》一书，特别是第八章。】这种性质的幻想也促成了“有阴茎的女人”这样的观念。此外，由于内化的过程，婴儿于内在建立了“联合父母意象”，这一点已被证明为许多具有精神疾病性质的焦虑情境的基础。

随着婴儿和双亲逐渐发展出比较合乎现实的关系，他可以将他们视为分开的个体，也就是说，原初的“联合父母意象”在强度上减弱了。【婴儿能够同时享受与双亲的关系的能力，是其心理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特征，并且因为受到嫉妒与焦虑的刺激，而与他想要分离他们的愿望相冲突，这种能力是建立在他能够感觉到父母是分开的个体上。和双亲有比较整合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基于强迫性的需要，想将双亲分开并且防止他们**），代表婴儿更好地理解了他们彼此的关系。这也是婴儿希望自己可以以一种快乐的方式将他们联系并结合起来的一个前提。】

这些发展和抑郁位置是互相关联的。在两性中都是如此，怕会失去妈妈（原初的所爱客体）的恐惧（也就是抑郁焦虑）带来了对于替代者的需求，于是婴儿开始转向父亲（他在这个阶段也是被当作完整的个人而内射）来满足这个需要。

通过这些方式，力比多及抑郁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母亲，而这个分配过程减轻了抑郁的强度，也刺激了客体关系。因而，直接与反向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缓解了孩子的焦虑，并且帮助他克服了抑郁位置。不过，由于对父母的俄狄浦斯愿望，隐含了嫉羡、竞争与嫉妒（在此阶段仍然强烈地受到口腔施虐冲动的激扰），这些在此时被体验为针对两个既爱又恨的人，新的冲突与焦虑发生了。修通这些最初发生于俄狄浦斯情结早期阶段的冲突，是缓和焦虑过程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延伸至超过婴儿期，进入到童年期的头几年。

总而言之，抑郁位置是儿童早期发展中的重要部分，而且一般而言，在5岁左右，当婴儿期神经症结束时，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已经进行了修正。不过，修通抑郁位置的基本步骤是在婴儿建立了完整的客体时发生的（也就是说，在第一年的下半年），而且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这些过程成功的话，就已经达成了正常发展的一个前提。在这个阶段中，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被一再地激活，例如在经历长牙与断奶的时候。这种介于焦虑与身体因素之间的互动，是第一年复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方面，涉及了所有的婴儿情绪与幻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也适用于生命的所有阶段。

我已经在本章一再强调，婴儿的情绪发展与客体关系的改变是逐渐发生的。抑郁位置逐渐发展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通常此发展对于婴儿的影响，并未以突如其来的方式表现出来。【虽然如此，在仔细观察之下，可以在正常婴儿的身上观察到再发抑郁感的现象。在特定的情境下，例如生病、与母亲或保姆突然分开、改变食物等，严重的抑郁症状会显著地发生在婴儿身上。】我们也必须记住，自我在体验到抑郁时，也同时发展了对抗这些感觉的方法，依我看，这一点是经历着精神病性焦虑的婴儿，与患有精神病的成年人之间的许多基本差异之一。因为当婴儿在经历这些焦虑的同时，缓解这些焦虑的过程已经在运作了（见本章末，批注四）。

焦虑的进一步发展与缓解

一

婴儿期神经症可以被视为某些过程的组合，通过这些过程，联结、修通与缓解了一些精神病性质的焦虑。缓解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的基本步骤是婴儿第一年中发展的一部分。在我看来，婴儿期神经症开始于生命的第一年中，并在早期焦虑已被缓解时进入尾声。

发展的所有方面都促成了焦虑缓解的过程，因此，焦虑的各种变迁形式，只能由它们与所发展因素之间的互动来加以了解。例如，获得身体技能、游戏活动、语言与智力的大致发展、卫生习惯、升华的发生、客体关系范围的扩大、儿童力比多组织的进展等，这些成就都与婴儿期神经症的许多方面（基本上是和焦虑的变迁形式，以及为了回应它们所演化而生的防御）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在此，我只能选择这些交互作用因素中和少数几点，来说明它们是如何促成焦虑的缓解。

我们已经讨论过，最初外在的与内在的迫害客体是母亲的“坏”**与父亲的“坏”阴茎，而且，联系于内在和外在客体的被害焦虑是彼此互动的。这些焦虑最初是体现在父母身上的，它们以早期的恐惧症表现出来，并且严重影响了孩子与父母的关系。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从根本上促成了发生于俄狄浦斯情境【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之间的相互关系及阉割恐惧两方面的议题，在我的文章《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中有详细讨论（《克莱因文集Ⅰ》）。】的各种冲突，而且影响了力比多的发展。

朝向父母的性器欲望，启动了俄狄浦斯的早期阶段（大约在第一年的中间），这些欲望最初和口腔、肛门、尿道的欲望及幻想交织在一起，具有力比多与攻击的双重性质。来自这些来源的破坏冲动引发了具有精神病性质的焦虑，而这些焦虑倾向于再增强这些冲动，如果过度的话，会导致顽固地固着在前性器阶段。【海曼与伊萨克斯（1952）。】

力比多发展的每一个步骤都受到焦虑的影响，因为焦虑导致了在前性器阶段的固着，以及一再地退行到这些阶段；另一方面，焦虑、罪疚感及随之而来的修复意向，推动了力比多的欲望，并且刺激了力比多的前倾性，因为给予力比多满足的经验缓解了焦虑，而且也满足了进行修复的冲动。因此，焦虑与罪疚感有时阻碍了力比多的发展，有时则加强了力比多的发展，这不只是在不同的个体间会有所不同，而且根据内外在因素在不同时刻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在同一个体身上也会有所不同。

在直接与反向俄狄浦斯情结不断波动摆**的情况下，所有的早期焦虑都会被孩子体验到，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的嫉妒、竞争与怨恨，会一再地激起被害与抑郁焦虑。当婴儿从他与外在父母的关系中获得更多安全感的时候，针对内在父母形象的焦虑就渐渐被修通，从而减弱。

在强烈受到焦虑影响的前行（progression）与退行的相互作用中，性器倾向逐渐升高，结果使得修复的能力增加，修复的范围扩大，升华的强度与稳定性也得到增强，因为在性器水平上，它们与人类最具有创造性的冲动密切相关。在女性位置上，性器升华和受孕功能（生育能力）密切相关，因而也和丧失或受伤客体的再创造有关；在男性位置上，生育并由此将受伤或被摧毁的母亲复原或复苏的幻想，强化了那些“给予生命”的元素。因此，性器不只是代表**，也代表了修复与再创造的方式。

性器倾向的升高意味着自我的整合有了长足的进步，因为这些倾向取代了前性器期力比多欲望及修复欲望，而且出现了前性器期与性器期之修复倾向的合成，例如接受“好的事物”的能力，最基本的就是婴儿所渴望的来自母亲与食物的爱，以及想要喂食母亲作为回报并由此将她修复的冲动（口欲升华的基础），这些都是性器期成功发展的前提。

与逐渐增加的性器力比多（包括修复能力的进展）同时并进的，是逐渐减弱的由破坏倾向所唤起的焦虑与罪疚感，虽然在俄狄浦斯的情境之下，性器欲望是引起冲突与罪疚感的原因。因此，性器首位意味着口腔、尿道与肛门的倾向和焦虑都降低了。在修通俄狄浦斯冲突与达到性器首位的过程中，孩子变得能够安稳地在内心世界里建立好客体，并且与父母发展稳定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代表他正逐渐修通并且缓和被害与抑郁焦虑。

我们有理由假设：只要婴儿将兴趣转向母亲**以外的客体（例如母亲身体的某些部位、其他周围的客体、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等），便开始了升华与客体关系的成长所必经的一个基本过程。爱、欲望（攻击的与力比多的）与焦虑从最初独一无二的客体（母亲），转移到其他客体，而新的兴趣发展起来，成为原初客体关系的替代物。不过，这个原初客体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好**，而这种情绪与创造的感觉（这些感觉和外在世界发生关联）的转向和投射密切相关。在这些过程中，象征形成与幻想活动的功能是极具意义的。【在此，我必须避免详述象征形成从一开始是如何与孩子幻想生活及焦虑的更迭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参考伊萨克斯（1952）与我的文章《关于婴儿的行为》（On the Behaviour of Young Infants），还有我先前的一些著作：《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 1926）和《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当抑郁焦虑发生时，特别是在抑郁位置发生时，自我感到被驱使，将欲望与情绪、罪疚感及进行修复的冲动，加以投射、转向并分配到新的客体与感兴趣的事物上。我认为，这些过程是贯穿生命始终的升华的主要因素。不过，在欲望与焦虑被转向与分配的时候，能够维持对最初客体的爱，是升华（还有客体关系与力比多组织）成功发展的一个前提。因为，若是充斥着对最初客体的怨恨，会危及升华与替代客体的关系。

如果因为无法克服抑郁位置，而导致修复的希望受阻，或者，换个方式说，如果对加诸所爱客体的破坏感到绝望，就会引起修复能力与作为结果的升华能力的另一种干扰。

二

如上文所提到的，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与婴儿期神经症息息相关。婴儿期神经症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早期的恐惧症，它开始于第一年，在童年期的数年中，会以不同的形式与内容出现或再现。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两者构成了早期恐惧症的基础，这些恐惧症包括进食困难、梦魇（pavor nocturnus）、与母亲不在有关的焦虑、对陌生人的恐惧、与父母的关系以及一般客体关系上的紊乱。将迫害客体外化的需要，是恐惧症机制的一个内在要素，【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125页、第155—156页。】这个需要既源于抑郁焦虑（针对内在迫害者对内在好客体构成危胁性的危险），也来自（和自我有关的）被害焦虑。对内在迫害的恐惧也以疑病焦虑来表现，它们也促成了许多身体疾病，例如幼儿经常性的感冒。【我的经验表明：那些促成疑病的焦虑，也是癔症性的转换症状的根源。两者共有的基本因素，是与存在于体内的迫害（被内化的迫害客体攻击，或是个体的施虐性对内在客体的伤害，例如受到其危险排泄物的攻击）有关的恐惧，这一切被感觉到是作用在自我上的身体伤害。揭露并阐明这些被害焦虑转化为身体症状的潜在过程，也许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癔症的问题。】

口腔、尿道与肛门焦虑（同时发生在卫生习惯的养成与抑制过程中），是婴儿期神经症的症状学中的基本特征，在第一年中，各种症状的复发也是一个特质。如我们在上文所见的，如果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受到增强，将退行到较早的阶段和相对应的焦虑情境，这种退行的表现是，例如破坏已养成的卫生习惯，或是显然已被克服的恐惧症可能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再现。

在第二年中，强迫倾向变得显著，其表现结合了口腔、尿道与肛门焦虑。强迫特征可见于睡前仪式、与清洁或食物等有关的规矩，以及普遍对于重复的需要（例如一再重复听同一个故事，甚至用同一种表现形式或是反复玩同样的游戏）。这些现象虽然是儿童正常发展的一部分，但还是可以称之为神经症症状。这些症状的缓解与克服，相当于口腔、尿道与肛门焦虑获得了缓和，也意味着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得到了缓解。

自我一步步发展出使它能够修通焦虑的防御能力，这是缓解焦虑过程的基本部分。在最早的阶段中（偏执—分裂），焦虑被极有力的防御所抵制，例如分裂、全能与否认。【如果这些防御过程过度持续，超出了适合它们的早期阶段，那么发展将会遭遇各种困难。整合受阻，幻想生活与力比多欲望也会受到阻碍，结果是修复倾向、升华、客体关系以及与现实的关系都可能受到损害。】在接下来的阶段中（抑郁位置），如我们所见，这些防御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其特征是自我具有更大的承受焦虑的能力。当第二年自我发展有进一步进展的时候，婴儿运用他与时俱增的适应外在现实以及控制对身体功能的能力，通过外在现实来测试内在的危险。

这些改变都是强迫性机制的特征，而此机制也可以被视为非常重要的防御，例如，通过养成卫生习惯，婴儿对于其危险的粪便（也就是它的破坏性）、内化的坏客体及内在混乱的焦虑被一再地暂时减轻。对括约肌的控制，使他相信自己可以控制内在的危险和客体。此外，实际的排泄物对他在幻想中恐惧粪便的破坏性提供了反证。这些排泄物现在可以配合母亲或保姆的要求而被排出，并且母亲或是保姆通过对排泄物产生的情况表现出认可的态度，似乎也认可了粪便的质量，而这样的态度使得粪便成为“好”客体。【认知到儿童有获得卫生习惯的需要，而且这个需要与焦虑和罪疚感及对这两者的防御息息相关，这样的认知带来了如下的结论：如果进行卫生习惯的训练时没有施压，而且是在此需要的迫切性变得显著的阶段（通常是在第二年期间），那么如此的训练可能有助于发展。如果在更早期的阶段就将这样的训练强加于孩子，则可能具有伤害性，甚至不论在哪个阶段，孩子应该只能被鼓励，而不是强迫他获得卫生习惯。对于育儿的重要性来说，这必然是一个不完整的参考。】结果是，婴儿可能感觉到在其攻击性幻想中，他的排泄物对内、外在客体所造成的伤害可以被抵消。于是，养成卫生习惯也减弱了罪疚感，而且满足了修复的冲动。【弗洛伊德对于强迫性神经症过程的“反应形成”（reaction-formation）与“抵消”（undoing）的见解，构成了我的“修复”概念的基础，而我的概念更包含了各种自我借以抵消在幻想中所造成的伤害，以及恢复、保存与复苏客体的过程。】

这些强迫机制形成了自我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使自我能够暂时不受焦虑的侵扰，反而帮助自我达到更大的整合与强度，因而有可能逐渐修通、减弱并缓和焦虑。不过，强迫机制只是此阶段的众多防御之一，如果它们过度而成为主要防御的话，可以作为一个指标，即自我无法有效处理具有精神病性质的焦虑，以及在孩子身上发展出一种严重的强迫性神经症。

防御的另一个根本改变，以**力比多增强的阶段为特征。如同我们已经了解的，当这个改变发生时，自我是比较整合的，对外在现实的适应改善了，意识的功能扩展，超我也更为整合。无意识过程（也就是说在自我与超我的无意识部分中）已经发生了更完整的合成，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区分更加明显。这些发展使得压抑有可能在众多防御之中居于支配位置。【参见：弗洛伊德：“……我们应该为了将来考虑，谨记这样的可能性，即压抑的过程与性器期的力比多组织有特别的关系，以及当自我稳固自己，以对抗在组织中其他水平的力比多时，它会诉诸其他的防御方式。”（《抑制、症状与焦虑》S.E.20，第125页）】压抑的一个基本因素是超我的谴责与禁止方面，这个方面在超我组织发展的结果下被强化了。超我要求将特定的冲动与幻想（同时带有攻击与力比多的性质）摒除在意识之外，而自我更容易达成此要求，因为它在超我的整合与同化方面已有进展。

我在前面的章节曾如此描述：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中，自我抑制着本能欲望，刚开始时是受到被害焦虑的压力，稍后则是受到抑郁焦虑的压力影响。当自我能够运用压抑时，本能抑制便有了进一步发展。

我们已经了解自我在偏执—分裂期当中，如何运用分裂机制。【参见：《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分裂机制构成了压抑的基础（正如弗洛伊德的概念所隐含的那样），但是与导致崩解状态的最初分裂形式相较，压抑通常不会造成自体崩解的状态。因为在此阶段，心理的意识与无意识的各部分有较好的整合，而且，由于在压抑的作用下，分裂主要影响的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分隔，自体的这两个部分都不会遭遇先前阶段产生的崩解程度。不过，在生命开始的最初几个月中，诉诸分裂过程的程度强烈地影响了在稍后阶段中压抑的运用。如果分裂机制与焦虑尚未被克服，结果可能是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缺少一个流动的界限，从而产生了一道坚硬的阻隔。这一点指出了压抑是过度的，而且后果是发展受到了干扰。另一方面，在适度的压抑之下，无意识与意识更有可能保持互相通透，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冲动及其衍生物被允许从无意识中一再地浮现出来，受到自我选择与拒斥过程的控制。冲动、幻想与思考如何被选择出来加以抑制，取决于自我已提升的接受外在客体的标准的能力。这种能力联系着超我内部更大的合成及自我对超我的进一步同化。

超我结构上的改变是逐渐发生的，而且始终与俄狄浦斯期的发展有关。这些改变在潜伏期开始时促成了俄狄浦斯情结的衰退。换句话说，力比多组织的进展与自我在此阶段能够达到的各种调适，与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这些焦虑和内化的父母有关）的缓解息息相关，这意味着在内在世界产生了更大的安全感。

就焦虑的各种变迁来看，潜伏期开始时的典型改变可以总结如下：与父母的关系比较安全，内射的父母比较接近真实父母的形象；他接受并内化了父母的标准、告诫与禁止，因此俄狄浦斯欲望的压抑就更加有效。这些都代表了超我发展的高峰，而这是在生命最初几年中所延伸的过程的结果。

结论

我已经详细讨论了克服抑郁位置（生命第一年的下半年所具有的特征）最初的几个步骤。我们已知在最早的阶段中，当被害焦虑占优势时，婴儿的客体具有原始与迫害的性质，它们会吞噬、撕裂、毒害、淹没等，也就是说，各种口腔、尿道与肛门的欲望与幻想，既被投射到内化的客体，也被投射到外在的客体。随着力比多的组织发展与焦虑的缓解，这些客体的形象在婴儿心中也逐渐改变。

他与内在及外在世界的关系同时改善了，这些关系之间的相互依赖状态，表示内射与投射过程发生了一些改变。这些改变是减轻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的基本因素。这一切导致的结果是，自我具有更大的能力去同化超我，并因而提高了自我的强度。

当达到稳定的时候，有些基本的因素就发生了改变。在此，我关心的不是自我的进展（正如我曾试图呈现的，它在每个阶段都和情绪的发展及焦虑的缓解息息相关），我要强调的是在无意识过程中的改变。我认为，如果我们将这些改变联系于焦虑的起源，就会更容易理解。在此，我要重提我的论点：破坏冲动（死本能）是引起焦虑的首要因素；【参见：《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本书第二章）。】贪婪因为抱怨与怨恨（也就是破坏本能的外在表现）而升高，而这些外在表现又反过来为被害焦虑所增强。在发展过程中，当焦虑减弱且比较安稳地被防护着的时候，怨恨与贪婪都减弱了，而这一点从根本上导致了矛盾情感的减少。根据本能来表达这一点：当婴儿期神经症自然发展时，也就是当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都被减弱与缓解时，融合生本能与死本能（也就是在力比多与攻击之间）这两方面的平衡已经在某些方式上改变了。也就是说，在无意识的过程中，即在超我的结构中，以及在自我的无意识与意识部分的结构与领域中，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我们已经知道在不同的力比多位置之间，在前行与退行之间的摆**波动是童年期最初几年所具有的特征。它们的产生与被害及抑郁焦虑（发生在婴儿早期）的变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这些焦虑不仅是固着与退行的基本因素，也长久地影响着发展过程。

正常发展的前提之一，是在退行与前行之间的互动中，原来已经达到的进展的基本方面仍然可以维持住。换句话说，整合与合成的过程并未受到根本与永久性的干扰。如果焦虑被逐渐缓解，前行必须会超越退行，而且在婴儿期神经症的过程中，心理稳定的基础便得以建立。

批注

批注一

玛格雷·丽宝（Margaret A.Ribble）曾报告对500名婴儿的观察[《与人格发展有关的婴儿期经验》（Infantile Experience in Relation to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1944）]，并表达了她的看法，其中有一些补充了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上所获得的结论。

关于生命初期婴儿与母亲的关系，她强调婴儿对“被母亲照料”的需要超越了吸吮的需要，例如在第631页，她说道：

“儿童人格的品质与凝聚性，大多取决于他在情绪上对母亲的依恋。这种依恋，（用精神分析的话来说）或是对母亲的贯注，由他从母亲那里获得的满足经验中逐渐发生。我们已经研究了这一发展性依恋的本质，它是如此的难以理解，但是其细微处却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主要促成其形成的是三种感官体验：触觉、动觉（或是对身体位置的感觉）与听觉，几乎所有的婴儿行为观察者都提到了这些感觉能力的发展，但是未曾强调它们对母亲与婴儿之间个人关系的重要性。”

她在几个不同的地方强调了这种个人关系对于儿童身体发展的重要性，例如在第630页，她说：

“……在婴儿照顾上最细微的不规律性，例如与母亲接触太少、身体接触太少、保姆换人或是常规的改变等，经常会导致婴儿的一些紊乱，诸如脸色苍白、呼吸不规则、喂食困难等。对于先天体质上敏感或缺乏组织的婴儿来说，这些紊乱如果太过频繁，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器质性（organic）与精神性（psychic）的发展，而且威胁到生命的例子也不少见。”

在另一段文字中，作者将这些紊乱概括如下（第630页）：

“由于婴儿的大脑与神经系统尚未发育完成，他无时不处于功能解组的潜在危险当中。外在的危险是与母亲突然分离，母亲在直觉上或认知上必须要保持这种功能的平衡。实际的忽视或者爱的缺失，可能同样具有灾难性；内在的危险似乎是升高的紧张，这种紧张来自生物需求，以及有机体无法维持其内在能量，或是代谢的平衡与反射的兴奋性。其中对氧气的需求极为迫切，因为婴儿的呼吸机制尚未发展妥当，不足以应付因快速的前脑发展而升高的内在需求。”

根据丽宝的观察，这些功能紊乱可能等同于危胁生命的危险，可被视为死本能的一种表达。而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死本能是朝向有机体自身的[《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我曾主张：这种危险由于引发了被灭绝的恐惧与对死亡的恐惧，是导致焦虑的首要原因。丽宝的观察所阐释的事实是：生物、生理及心理的因素从婴儿出生时就是密切相关的。我想进一步提出结论：母亲对婴儿持续的关爱与照顾，强化了婴儿与母亲的力比多关系，而这个关系对“体质敏感或是缺乏组织”的婴儿来说，甚至攸关其生存。这一点支持了生本能对死本能的抗争。我在本文与《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本卷）中充分地讨论了这一点。

丽宝医生的结论中，另外一个与我的结论相契合的议题，与她所描述的大约发生在第三个月的改变有关。这些改变可以被视为我所描述在抑郁位置发展时，对应于情感生活特征的生理反应。她说（第643页）：

“在此之前，呼吸、消化与血液循环的器质性活动开始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表示自主神经系统已经掌控了其独特的功能。我们从解剖学的研究知道，胎儿的循环系统通常是在此时被阻断的……大约在此时，典型的成人脑波模式开始在脑电波图上显现……而它们可能意味着一种比较成熟的大脑活动形式。观察显示，情绪反应的发作（虽然不是常能区分清楚，但是明显地表现出正向与负向的方向）涉及了整个运动系统……眼睛聚集良好，能够跟随着母亲的移动；耳朵运作良好，能够区别母亲的声音。母亲的声音或影像产生了正向的情绪反应，在以前，这样的反应只能靠接触来获得，而且现在包含了适当的微笑，甚至是真正的喜悦反应。”

我认为，这些改变与分裂过程的减弱，与自我整合和客体关系的进展（特别是婴儿能够将母亲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感知与内射的能力）是息息相关的，我所描述的这些，都发生在3—6个月进入抑郁位置的时候。

批注二

如果自我与超我关系中的基本调适，在早期发展过程中没有发生的话，那么精神分析程序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使病人能够回溯性地完成它们。只有通过分析发展的最早期阶段（以及稍后阶段），并且不只分析正向移情关系，也对负向移情关系进行彻底分析，才有可能达成这样的任务。在波动起伏的移情情境中，形成原初超我及客体关系的外在与内在形象（好的与坏的），被转移到精神分析师身上。于是，他必然常常会代表恐怖的形象。而且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婴儿期的被害焦虑才能被充分地体验、修通且减弱。如果精神分析师倾向于增强正向的移情关系，那么就避免了在病人心中扮演坏形象的角色，而主要是被内射为好的客体。于是，在某些病例上，对好客体的信任可能被强化。但是这样的好处可能很不稳定，因为病人尚未能够体验在早期阶段中同双亲的恐怖与危险方面有关的恨、焦虑与怀疑。只有通过分析正向移情与负向移情，精神分析师才能够交替地以好客体、坏客体的角色显现，时而被爱，时而被恨，时而被赞美，时而被惧怕。病人因而能够修通并缓解早期的焦虑情境。好形象与坏形象之间的分裂减少了，它们变得比较能够被合成在一起，也就是说攻击性被力比多所缓和。换句话说，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在其根源上被减弱了。

批注三

亚伯拉罕提到，力比多在口腔水平上的固着，是抑郁症的根本病因学因素之一。他用一个特别的病例来描述这种固着：“在抑郁位置中，他沉溺于对母亲**的渴望，这个渴望是难以言喻的强烈，并且不同于其他任何的事情。如果个体长大后，力比多仍然固着在这一点上，那么就具备了发生重度抑郁症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亚伯拉罕文选》，第458页）

亚伯拉罕的结论，让我们更加了解抑郁症与正常哀悼之间的关联。他用两个病例的摘要片段证实了他的结论，事实上，这是最早接受完整分析的两个躁郁病例（这是精神分析发展中一次新的冒险）。在此之前，很少有发表的临床数据来支持弗洛伊德对抑郁症的发现。如亚伯拉罕所言：“弗洛伊德概要地描述了发生在抑郁病人身上的心理性欲（psycho-sexual processes）过程，他能够从偶然治疗抑郁症病人的经验中获得有关这些过程的一种直觉性想法。但是迄今为止，精神分析文献中并没有多少临床资料被发表以支持这个理论。”（同上，第433—434页）

不过，即使只有通过这少数几个病例，亚伯拉罕已经了解到：在童年期（5岁时）就已经有过真正的抑郁症状态了。他说他倾向称其为“随着俄狄浦斯情结而来的‘原初的情感倒错’（primal parathymia）”，并且总结描述如下：“我们称作抑郁症的就是这种心理状态”。（同上，第469页）

桑多·雷多（Sandor Radó）在他的论文《抑郁症的问题》（The Problem of Melancholia, 1928）中，更进一步地认为：正在吸吮的婴儿的饥饿处境中，可以见到抑郁症的根源。他说：“在被威胁失去爱的情境（弗洛伊德）中，特别是正在吸吮的婴儿的饥饿处境中，可以发现抑郁气质最深层的固着点。”拉多提及弗洛伊德的陈述：自我在躁狂状态中再次与超我结合为一体，他推论道：“这个过程是精神内在经验（那种发生在吸吮母亲**时与母亲整合的经验）的忠实重复。”不过，拉多并未将这点结论应用在婴儿的情感生活上，他只提到抑郁症的成因。

批注四

我在这两个段落中概述的生命最初6个月的样貌，意味着对我发表在《儿童精神分析》中的某些概念的修正，我在该书中描述了来自各种来源的攻击冲动的混合，我称之为“极度施虐阶段”。我仍然相信：攻击冲动在被害焦虑盛行的阶段达到高峰。或者换句话说，被害焦虑是由破坏本能激起的，并且不断地因为将破坏冲动投射到客体而增强，因为被害焦虑的本质在于它增强了恨意与对客体的攻击，这个客体被感觉为具迫害性的，而这一点又反过来增强了被害的感觉。

在《儿童精神分析》出版之后，我完成了抑郁位置概念的建构，依我现在所见，在3—6个月大时，随着客体关系的进展，破坏冲动与被害焦虑都减弱了，抑郁位置便发生了。虽然我对于“被害焦虑与施虐性盛行两者之间有密切关联”的观点并未改变，但是在日期方面我必须做一个变更：以前，我提到施虐性居于高峰的阶段大约是第一年的中期，现在我认为这个阶段跨越生命的最初三个月，而且对应于偏执—分裂位置（本章第一节有描述）。如果我们假定：攻击性在婴儿身上的总量因人而异，那么我认为这个总量在刚出生时，不会比食人冲动、尿道冲动、肛门冲动及幻想强烈运作的阶段要少。如果只是考虑量的方面（不过，这种观点并没有考虑到决定两种本能运作的其他各种因素），可以这么说：当攻击性的更多来源被触及，并且有可能表现出更多攻击性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个分配的过程。越来越多的能力倾向（aptitudes）（身体的与心理的）逐渐开始运作是发展所固有的，而来自各种来源的冲动与潜意识幻想，彼此交织重叠、互动、增强，这样的事实也可以被视为表现了整合与合成的进展。此外，攻击冲动与幻想的混合，与具有力比多性质的口腔、尿道及肛门幻想的混合相对应。这意味着：力比多与攻击性之间的抗争在更宽广的领域上发生了。正如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所说的（第150页）：

“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组织化阶段的一一浮现，我认为不仅对应着力比多在其和破坏本能的抗争中赢得并且建立的位置，而且由于这两种要素永远互相对立，又互相结合，因此也对应着在它们之间逐渐增强的适应性。”

婴儿进入抑郁位置的能力，与在其内部建立完整客体的能力，意味着他已不再像早期阶段那样，强烈地受到破坏冲动与被害焦虑的左右。不断强化的整合促使其焦虑在本质上发生了一些改变，因为当客体关系中的爱与恨变得更加综合时，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会引起强烈的精神痛苦——即引起抑郁感与罪疚感。恨在某种程度上被爱缓解了，而爱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则受到恨的影响，结果是：婴儿对于其客体的情绪在性质上改变了。同时，整合与客体关系的进展，使得自我能够发展出更有效的方法来处理破坏冲动，以及它们所引发的焦虑。不过，我们不可以忽视以下事实：施虐冲动（特别是由于它们在不同的区域运作）是婴儿在这个阶段所产生的冲突中最强烈的因素，因为抑郁位置的本质包含了婴儿的焦虑——他担心所爱的客体会因他的施虐性而受伤或是被破坏。

生命第一年中，情绪与心理的过程（重复发生直到5或6岁）可以根据攻击性与力比多斗争的成败来确定；而抑郁位置的修通，意味着在此斗争中（在每一次心理或身体之危机中重来一次）自我能够发展出适当的方法来处理并缓和被害焦虑和抑郁焦虑——根本性地减少并避免攻击性朝向所爱客体。

我选择“位置”这个词用在偏执与抑郁的阶段上，是因为这些成组的焦虑与防御虽然最初是发生在最早的几个阶段中，但是并不局限于这些阶段，而是会发生且再现于童年期的头几年，或是发生在日后特定的情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