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焦虑与罪疚感的结论，是在几年的时间里逐渐发展出来的，追溯我获得这些结论的某些轨迹可能会有所帮助。

一

关于焦虑的起源，弗洛伊德的理论开始于以下假设：焦虑起源于力比多的直接转化。在《抑制、症状与焦虑》（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中，他回顾了自己关于焦虑起源的各种理论。如他所言：“我提议将我们知道的所有关于焦虑的事实汇集起来，不带偏颇，也不要期待能够获得一个新的整合”（S.E.20，第132页）。他再次提到焦虑起源于力比多的直接转化，但是这次似乎认为焦虑起源的这个经济层面不是那么重要。他在以下的声明中认可了这个观点：“我想如果我们认同以下这种明确的说法，整个问题就能得以澄清；作为压抑的结果，原来要发生在本我中的兴奋过程完全没有发生，自我成功地抑制了此过程或使其转向。若是如此，就没有在压抑之下‘情感转化’的问题了”（同上，第91页）。而且，“焦虑的发生如何与压抑相关，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正当地坚持这样的观念，即自我是焦虑真正所在的位置，并且放弃我们先前的观念——被压抑的冲动的能量贯注（cathectic energy）自动地变成焦虑”（同上，第93页）。

关于儿童的各种焦虑表现，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源于孩子“思念他所爱与渴望的人”（同上，第136页）。在讨论女孩最根本的焦虑时，他描述了婴儿对于失去爱的恐惧，他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对男婴与女婴都适用。“如果妈妈不在或者不爱自己的小孩，婴儿就不能确定自己的需要可以被满足，而且也许会暴露在极为痛苦的紧张感之中”（S.E.22，第87页）。

《精神分析新论》（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提到了这样的理论：焦虑来自未被满足的力比多转化，弗洛伊德说这个理论已经“在某些相当常见的儿童恐惧症上找到了支持的证据——婴儿期的恐惧症以及在焦虑性神经症中对于焦虑的期待，提供给我们两个例子，说明神经症性焦虑源起的一种方式——力比多直接转换”（S.E.22，第82—83页）。

从这些论述中我得到两个结论：一是小孩子身上的力比多兴奋未被满足就会转变为焦虑；二是最早期的焦虑内容是婴儿害怕万一妈妈“不在”，自己的需要将不能被满足的危机感。

二

至于罪疚感，弗洛伊德主张其根源在于俄狄浦斯情结，它的产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结果。虽然如此，在有些篇章里，弗洛伊德清楚地提到冲突与罪疚感是来自生命更早期的阶段，他写道：“……罪疚感是一种冲突的表达，而这种冲突是因为生本能与破坏或死亡本能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所带来的矛盾（ambivalence）状态所致。”（粗体为作者所标示）他还写道：“……由于与生俱来，源于矛盾情感的冲突，以及爱与恨两种倾向之间的永恒斗争所致，产生了逐渐升高的罪疚感”。【《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S.E.21, 第132—133页）。】

此外，在谈及某些作者提出的挫折强化了罪疚感的观点时，弗洛伊德说道：“我们要如何根据动力与经济因素来说明罪疚感的增加出现在未被实现的情欲需求上？这点只有通过绕圈子的方式才有可能——如果我们假设：由于情欲未得到满足，唤起了一些攻击性来对付那个干涉他获得满足的人，而且这种攻击性反而必须被它自己抑制。但若是如此，终究只有攻击性是通过抑制转移给超我而被转化为罪疚感。如果精神分析对于罪疚感是如果发生的发现被限定在攻击本能上，我相信许多过程将具有一个比较简单且清楚的说明。”【同上引文中第138页。在同一本书中（第130页），弗洛伊德接受了我的假设[发表在我1928年的文章《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以及1930年的《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在某种程度上，超我的严厉源于儿童的攻击性被投射到超我身上。】

在这里，弗洛伊德明白地表示罪疚感来自攻击性，而这一点连同以上所引用的句子（《矛盾情感的固有冲突》），都指向了起源于发展最早期的罪疚感。然而，用整体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的观点时（正如我们看到它们被重新概括在《精神分析新论》中那样），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他维持着他的假设：罪疚感的开始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一个后果。

亚伯拉罕特别在他对力比多组织【《根据心理障碍来看力比多发展简论》。】的研究中，阐明了最早期的发展阶段的情形。他在幼儿性欲领域中的发现，与探讨焦虑和罪疚感来源的新方法是密切相关的。亚伯拉罕认为：“在带有食人性目标（cannibalistic sexual aim）的自恋阶段，本能被抑制的第一个证据之以病态焦虑的形式来呈现的，克服食人冲动的过程伴随着罪疚感，这个罪疚感此时明显成为一个属于第三阶段（较早期的肛门施虐）典型的抑制现象。”【《根据心理障碍来看力比多发展简论》，第496页。】

亚伯拉罕提供的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焦虑与罪疚感的来源，因为他是第一位指出焦虑、罪疚感与食人欲望之间有关联的人。他将他对新兴发展所做的简要调查与“快车时刻表”（只列出快车停靠的大站站名）相比较，提出“这些大站之间的停靠点，无法在这种摘要中标示出来”。【同上，第495—496页。】

三

我自己的研究不仅证实了亚伯拉罕关于焦虑与罪疚感的发现，并用自己的视角说明了这些发现的重要性；而且还进一步将其发展，将它们与儿童分析所发现的许多新事实结合在一起。

当我分析婴儿期的焦虑情境时，我看到了来自所有来源的那些施虐冲动与幻想的根本重要性。它们涵盖了最早期的发展阶段，并且在这些阶段中达到顶峰。我也看到早期的内射与投射过程，导致极度恐惧及迫害性的客体与极端的“好”的客体一起在自我内部建立起来。这些形象（figures）被理解为婴儿自己的攻击冲动与幻想，也就是说，他将自己的攻击性投射到内在客体上，形成了早期超我的一部分。从这些来源中产生的焦虑被附着上了罪疚感，这些罪疚感源自婴儿对他爱的第一个客体的攻击冲动（内在与外在皆然）。【参见：我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在后来的一篇文章【《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a）。】中，我通过一个极端案例描述了一种婴儿焦虑的病态影响。这种焦虑是被他们的破坏冲动所唤起的。我的结论是：最早期的自我防御（不论是正常或不正常的发展），是针对攻击冲动与幻想所引发的焦虑而出现的。【在《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一书的第八、九章中，我从各个角度更加完整地阐释了这个问题。】

几年后，我试图获得对婴儿的施虐幻想及其起源更为充分的理解。这导致我将弗洛伊德假设的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斗争，应用于在儿童分析中所获得的临场材料上。我们记得弗洛伊德曾说：“个体用各种方法来处理危险的死本能：它们有一部分与情欲成分（erotic components）融合在一起而被认为是无害的；有一部分则被导向外部世界，以攻击的形式表现出来。然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无疑继续着其未受阻碍的内部运作。”【《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 1923, S.E.19, 第54页）。】

顺着这个思路，我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参见：《儿童精神分析》，第126—127页。】：焦虑是被来自死本能且威胁到有机体的危险所诱发的，我认为这是焦虑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弗洛伊德对于生、死本能之间拉锯争战（导致了一部分死本能转向外部以及生、死本能的融合）的描述，提出的结论是：焦虑的起源在于对死亡的恐惧。

弗洛伊德在一篇关于受虐狂的论文【《受虐狂的经济问题》（The Economic Problem in Masochism, 1924）。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首次将新的本能分类应用在临床问题上。“道德受虐狂因而变成了本能融合存在的典型例证之一。”（S.E.19，第170页）】中，提出了一些关于受虐狂与死本能相互关联的基本结论，认为各种焦虑是由死本能之活动转向内部所致【同上，第164页。】。不过在这些焦虑中，他没有提到对死亡的恐惧。

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与焦虑》中，讨论到他不把恐惧死亡（或是为了生命而恐惧）视为原初焦虑的理由。他这个观点是根据他的观察得出的。他认为：“无意识似乎不含有提供我们生命灭绝概念的内容”（S.E.20，第129页），这是因为除了可能的晕眩之外，任何像死亡的事情都无法被体验到。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对死亡的恐惧应被视为与阉割恐惧相类似的体验。”

我不赞同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因为我在分析中的观察显示，在无意识中存在着对生命灭绝的恐惧。我也认为，如果我们假设死本能是存在的，那么我们也必须假设，在心灵的最深层存在着一种对这种本能的反应，这个反应是以恐惧生命被灭绝的形式来表现的。因此，在我看来，死本能的内在运作所产生的危险是焦虑的首要原因。【见：《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在1946年，我获得了这样的结论：这种原初的焦虑情境在精神分裂疾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生本能与死本能两者之间的拉锯是持续终生的事，这种焦虑的来源从来就不会被排除，而且会成为一个持续的因子，进入所有的焦虑情境。

我认为焦虑起源于对灭绝的恐惧，这样的主张是根据我在分析儿童中累积的经验得来的。在这些分析案例中，婴儿的早期焦虑情境被唤醒并重复着，最终被导向自身本能的、与生俱来的力量，具有相当的强度而可以被觉察出来；其存在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当我们考虑到内部或外部的挫折在迫害冲动的各种变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这一点仍然是真的。这里不宜详加举证来支持我的论点，但我要引用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提到的一个例子。一个5岁的男孩，常常假装他拥有各式各样的野兽，例如大象、花豹、鬣狗和狼，来帮助他对付敌人。这些动物代表危险的客体（迫害者），不过他已将它们驯化，可用来保护他对抗敌人。但是分析过程显示，这些动物也代表他自己的施虐性（sadism），每一种动物都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施虐来源以及他在此联系中使用的器官：大象象征了他的肌肉施虐性，想要践踏、跺脚的冲动；可以将猎物撕裂的花豹代表了他的牙齿与指甲，以及它们在他攻击时所具有的功能；野狼象征了他的排泄物被赋予了破坏性的品质。他有时候变得非常恐惧，害怕他已经驯服的野兽会反过来对付他并把他除掉，这种恐惧感传达了他被自己的破坏性（以及内在的迫害者）威胁的感觉。

正如我用这个案例所说明的那样，对儿童的焦虑所进行的分析，让我们懂得了存在于无意识中的对死亡的恐惧的各种形式，以及这种恐惧在各种焦虑情境中所起的作用。我已经提到过弗洛伊德的一篇文章《受虐狂的经济问题》，其论述的基础是他对于死本能的新发现。拿他所列举的第一个焦虑情境【S.E.19，第165页。】来说：“害怕被图腾动物（父亲）吃掉”，在我看来，这是害怕自我被完全灭绝的直接表现。怕被父亲吞噬的恐惧，是由婴儿吞噬其客体的那些冲动经过投射而来的。经由这种方式，首先是母亲的**（以及母亲）在婴儿的心中变成了吞噬他的客体【参见：伊萨克斯（Issacs）1962年的文章中给出的例子：男孩说他母亲的**曾经咬过他，女孩认为母亲的鞋子会吃掉她。】，然后这些恐惧很快扩展到父亲的阴茎及父亲身上。与此同时，由于“吞噬”从一开始就隐含把被吞噬的客体内化的意思，自我在感觉上就包含着被吞噬且吞噬他的客体。于是，超我从这个会吞噬他的**（母亲）再加上吞噬他的阴茎（父亲）那里建立起来。这些残酷而且危险的内部人物形象，成为死本能的代表。同时，早期超我的另外一面成形了，首先是来自于内化的好**（加上父亲的好阴茎），它们被视为哺喂与有帮助的内在客体，也被看作是生本能的代表。而害怕灭绝的恐惧，包括了唯恐内在好**被摧毁的焦虑，因为这个客体被认为是延续生命不可或缺的。在内部运作的死本能对自我造成的威胁，与抑郁被内化的“食人母亲与父亲”的危险息息相关，导致了对死亡的恐惧。

根据这个观点，死亡的恐惧在一开始就进入了对超我的恐惧，而且并非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是对超我的恐惧的“最终转化”。【《抑制、症状与焦虑》（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S.E.20，第140页）。】

至于另外一个基本的危险情境，这是弗洛伊德在他的一篇关于施虐狂的文章中提到的，也就是对阉割的恐惧。我要提出的是，对死亡的恐惧参与且强化了阉割恐惧，但是并不“类似”于阉割恐惧。【对于和阉割恐惧相互作用的焦虑来源的详细讨论，见我的论文《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克莱因文集，第一卷）。】由于**不只是最强烈的力比多满足的唯一来源，也是生本能的表现。而且，由于生育是对抗死亡的基本方式，失去**可能就意味着保持并延续生命创造力的结束。

四

如果我们试着用具体的形式将原初焦虑（也就是灭绝的恐惧）视觉化，我们必须记得婴儿在面对内部与外部危险时的无助感。我认为因内在死本能的运作而产生的原初危险情境，被个体感受为压倒性的攻击与迫害。让我们在此关联中首先来考虑某些随着死本能转向（deflect）外界而发生的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影响联系于内外情境的焦虑的方式。我们可以假设，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斗争从刚出生时就在运作了，并且增强了受到这种痛苦经验激发的被害焦虑（persecutory anxiety）。似乎这种经验具有一种效果，就是使得外部世界（包括第一个外部客体，也就是母亲的**）看起来是有敌意的，自我将破坏冲动转向这个最初的客体，就促使了上述情形的发生。受到**挫折（事实上意味着生命受到威胁）的体验，对小婴儿来说，是**在报复他对它的破坏冲动，所以令他感到挫折的**是在迫害他。另外，他将自己的破坏冲动投射在**上，也就是说，将死本能转向外界，通过这些方式，受到攻击的**变成了死本能的外部代表。【在《儿童精神分析》（第124页及其后）中，我提出婴儿最早的喂食困难是被害恐惧的表现。（我指的是喂食困难，是即使母亲奶水充足且没有外部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依然无法形成令人满意的喂食情境）。我的结论是：当这些被害恐惧过度的时候，便会导致对力比多欲望的深远抑制。又见于我的文章《婴儿的情感生活》（The Emotional Life of Infant）。】“坏”**也被内射，而且这一点（如我们所推断的那样）强化了内部的危险情境，也就是对死本能在内部运作的恐惧。因为通过内化“坏”**，之前被转向外界的死本能，与所有随之而来的危险，再度被转向内部；而且自我将对自身破坏冲动的恐惧，依附在这个内化的坏客体上。这些过程可能同时发生，因此不宜将对它们的描述视为一个具有先后发生顺序的说明。现在作一个总结：令婴儿挫折的（坏的）外部**，由于投射机制而成为死亡的外部代表；通过内射机制，它增强了原始的内部危险情境，这导致了自我的一部分更迫切地想将内部危险（主要是死本能的活动）转向（投射）到外部世界。个体一直摆**在对于内部坏客体与外部坏客体的恐惧之间，以及运作于个人内部与转向外部的死本能之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生命初期）介于投射与内射间相互作用的一个重要层面，外部危险被体验为内部危险，并因此而被强化。从另一方面来说，任何从外部威胁着个体的危险，强化了永久的内部危险情境。这种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外化（externalized），事实上缓解了焦虑。这种内部危险情境的外化，是自我最早的对抗焦虑的防御方式，也是个体发展中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防御方式之一。

被转向外界的死本能活动以及其内部的运作，与同时发生的生本能活动是不可分割的。生本能紧随着死本能被转向外界，并通过力比多依附在外部客体（满足他的好**）上，这个客体于是成为生本能的外在代表。此时个体内射这个好客体，并增强了生本能的力量。内化的好**被认为是生命的资源，形成自我的重要部分，将其保存起来成为一种必要的需求。因此，内射这个最早被个体所爱的客体，和生本能所引发的所有过程由密不可分的练习。被内化的好**与具吞噬性的坏**，一起形成了超我核心中好与坏的两个方面，它们代表了自我在生本能与死本能之间的挣扎。

第二个被内射的重要的部分客体是父亲的阴茎，它也被赋予了好与坏的品质。这两个危险的客体（坏**与坏阴茎）是内部与外部迫害者的原型。那些带有痛苦性质的经验，那些来自内部与外部的挫折，都被感受为迫害，而且主要被归因于外部与内部的迫害性客体。在所有这些经验中，迫害焦虑与攻击彼此增强。婴儿投射出去的攻击冲动，在他建构迫害者形象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基本而重要的角色。这些迫害者的形象增加了他的迫害恐惧，并随之增强了他的攻击冲动与幻想，以应对这些在感觉上是危险的外部与内部客体。

成人的妄想症紊乱，在我看来，其根源是在生命最初几个月所感受到的被害焦虑。妄想症病人被害恐惧的本质，在于感觉有一种带有敌意的作用力或机构处心积虑要加害于他，使他受苦、受伤，并且最终被灭绝。这个迫害的作用力或是机构，可能由一个人或是许多人，甚至是自然力为代表。这种恐怖的攻击有各种数不清的样貌，在每个病人身上都有其独特的形式。但是我相信，妄想症患者被害恐惧的根源，是自我最终被死本能所毁灭的恐惧。

五

现在我将更明确地来讨论罪疚感与焦虑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应该思考弗洛伊德与亚伯拉罕关于焦虑与罪疚感的某些观点。弗洛伊德从两个主要的角度来探讨罪疚感的问题：一方面，他毫无疑问地相信焦虑与罪疚感是互相紧密关联的；另一方面他得到一个结论，即“罪疚感”这个词只适用于与良心的表现有关的范围，而良心是超我发展的结果。我们知道，在弗洛伊德看来，超我的发生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结果，因此，在他看来，对于四五岁以下的儿童来说，“良心”（conscience）与“罪疚感”这两个词并不适用，而且发生在生命最初几年的焦虑与罪疚感是不同的。【关于焦虑与罪疚感之间联系的重要参考，包含在下面的文字中：“在此，也许我们可以高兴地指出，罪疚感充其量不过是焦虑的一种地形学变体”（《文明及其缺憾》，S.E.21，第135页）。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明确地区分了焦虑与罪疚感，在讨论罪疚感的发展时，他提到“罪疚感”这个术语的使用和早期“坏良心”的表现有关，并说道：“这种心理状态被称为‘坏良心’，但实际上它不该被如此称呼。因为在这个阶段，罪疚感明显只是一种对爱的丧失的恐惧，是一种‘社会性’焦虑。对幼童来说，它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在很多成人身上，它也不过是改变到以下程度而已：父亲或双亲的位置被更大的人类社会所取代——一个重大的改变只发生在权威经由超我的建立而被内化的时候，良心的现象于是达到了更高的阶段。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才能谈论良心或罪疚感。”（S.E.21，第124—125页）】

根据亚伯拉罕的说法（1924），罪疚感源于克服较早的肛门施虐阶段中的食人（也就是攻击）冲动。这发生在一个比弗洛伊德所推断的更早阶段，但是他并未在焦虑与罪疚感之间做出区别。费伦齐也没有关注焦虑与罪疚感之间的区别，他认为罪疚感的本质中有某些部分源于肛门期，他的结论是可能存在一种超我的生理预兆（physiological precursor）。他称之为“括约肌道德感”（sphincter-morality）。【费伦齐，《性癖好的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of Sexual Habits, 1925，第267页）。】

恩斯特·琼斯（1929）曾研究过恨、恐惧与罪疚感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将罪疚感的发展区分为两个阶段，并且称第一个阶段为罪疚感的“前邪恶期”（pre-nefarious stage）。他把这一阶段与超我发展过程中“施虐的前性器期”（sadistic pre-genital stages）相联结，并且主张罪疚感“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恨的冲动”；第二个阶段是“真正罪疚感的阶段，它的功能是要保护个体免于外部的危险”。

在我的论文《论躁狂抑郁位置的心理成因》中，我将焦虑分为两种主要形式：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但这两种焦虑决不是截然分明的。带着这种限制，我认为这两种焦虑形式的区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观点来看，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上文提及的论文中，我得出一个结论：被害焦虑主要和自我的绝灭有关，抑郁焦虑则主要和个体自身的破坏冲动对他所爱的内在与外在客体所造成的伤害有关。抑郁焦虑有许多种内容，例如：好客体受到伤害，它正在受苦，它处在恶化的状态中，它变成了坏客体，它被灭绝了、丢失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存在。我还得出结论：抑郁焦虑与罪疚感及其进行修复的倾向密切相关。

当我首次在上文提及的那篇论文中，介绍我对抑郁位置的概念时，我提出抑郁焦虑与罪疚感的发生伴随着完整客体的内射。我在偏执—分裂位置【《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这个位置发生在抑郁心理位置之前）的进一步工作，引导我获得这样的结论：虽然在第一个阶段是以破坏冲动与被害焦虑为主，抑郁焦虑与罪疚感已经在婴儿最早的客体关系（也就是在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中扮演了某些角色。

在偏执—分裂心理位置期间，即生命最初的3—4个月期间，分裂的过程（包括第一个客体“**”的分裂以及对它的感觉的分裂）正是最活跃的时候。恨与被害焦虑依附在使个体挫折的（坏）**上，爱与抚慰则依附在满足他的（好）**上。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这种分裂过程从来就不是完全有效的；因为从生命刚开始时，自我即倾向整合它自己，以及将客体的不同面向加以整合（这种倾向可以被视为生本能的一种表现）。甚至在非常小的婴儿身上，看起来都存在着一些朝向整合的过渡状态，这些状态随着发展的进行而变得更为频繁与持久。在这些过渡状态中，好与坏**之间的分裂较不明显。

在这种整合状态中，某些与部分客体相关的爱与恨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整合。根据我目前的观点，这引发了抑郁焦虑、罪疚感以及修复他所爱且被他所伤害的客体的欲望——首先要修复的是好**【虽然如此，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在这个阶段，母亲的脸、双手以及她整个身体的“在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逐渐建构起来的母子关系中，在这个关系里的母亲是完整的。】，也就是说，我现在将抑郁焦虑的发生与对部分客体的关系连结起来。这种修正是我对最早期阶段进一步工作的结果，也是更充分认识婴儿情绪发展本质的结果。我始终认为，抑郁焦虑的基础，是对一个（完整）客体的破坏冲动与爱的感觉之间的整合。

接下来，让我们思考这个修正对于抑郁位置概念的影响有多深远。现在我要将这个位置作如下描述：在3—6个月期间，自我的整合有了相当大的进展，婴儿的客体关系及其内射过程在本质上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婴儿知觉到的母亲与内射的母亲越来越接近一个完整的人，这意味着更完整的认同以及和母亲有更稳定的关系。虽然这些过程主要聚焦在母亲身上，但婴儿与父亲（以及其他周围的人）的关系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于是父亲在他的心中也被建构为一个完整的人。与此同时，分裂过程的强度减弱了，它们现在主要是和完整的客体有关，而在较早的阶段中，它们主要是和部分客体有关。

客体的对立面以及与客体相互冲突的感觉、冲动与幻想，在婴儿心里更加紧密地聚集在一起。虽然被害焦虑持续地在抑郁位置上扮演它的角色，但是在数量上却减少了；而抑郁焦虑则增加并超过了被害焦虑。由于感受到（被内化的与外在的）所爱之人受到攻击冲动的伤害，婴儿遭受强烈的抑郁感。这种情形比他在更早期阶段曾短暂经验到的抑郁焦虑与罪疚感更为持久。现在这个较为整合的自我，越来越多地面对一种非常痛苦的精神现实——即从被内化的受到伤害的父母那里散发的抱怨与责难。此时的父母，是完整的客体与完整的人——而且为了应对这种痛苦的精神现实，自我被迫处在更大痛苦的压力之下。这就导致了一种压倒性的想要保存、修复或复苏所爱客体的迫切需求：即进行修复的倾向，自我强烈地诉诸躁狂防御【躁狂防御的概念及其在心理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在我的两篇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与《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中有较为详细的讨论，这两篇文章皆出自《克莱因文集Ⅰ》。】，则是一种处理焦虑的替代方法，也非常可能是一种同时使用的方法。

我所描述的发展，不仅隐含了在爱、抑郁焦虑与罪疚感中发生的一些重要的质变与量变，而且还有许多因素的新组合，从而构成了抑郁位置。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我对关于较早发生的抑郁焦虑以及罪疚感的观点所做的修订，并未对我关于抑郁位置的概念产生任何根本的改变。

此刻我想要更加专注地思考抑郁焦虑、罪疚感及修复冲动的发生过程。正如我先前所述，抑郁焦虑的基础，是自我朝向某一客体整合破坏冲动与爱的感觉的过程。所爱客体受到伤害的感觉，是个体自身的攻击冲动造成的。我认为这种感受是罪疚感的本质（婴儿的罪疚感可能扩展到每一种降临在其所爱客体身上的灾祸，甚至包括了他的迫害客体所造成的伤害）。个体认为是自己造成了这种伤害，产生罪疚感，于是导致想要撤销或修复这种伤害的冲动。因此，修复的倾向可以被视为罪疚感的后果。

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罪疚感是否是抑郁焦虑的一个要素？这两者是否都是同一过程的不同层面；或者，是否其中一者是另外一者的结果或表现？虽然现在我无法提供确切的答案，我仍想指出抑郁焦虑、罪疚感以及修复冲动，经常是同时被体验到的。

有可能只有当客体的爱的感觉超越了破坏冲动时，抑郁焦虑、罪疚感与修复冲动才会被体验到。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假设：反复体验到“爱”超越“恨”（说到底，是生本能超越了死本能）是让自我能够整合自己并将客体的对立面综合起来的一个基本条件。在这种状态下，与客体坏的方面的关系（包括被害焦虑）已经减弱了。

然而，在生命最初的3—4个月期间，根据我目前的看法，这也是抑郁焦虑和罪疚感发生的阶段，正是分裂过程与被害焦虑最活跃的时候，于是被害焦虑非常快速地干扰着整合的进行，而且抑郁焦虑、罪疚感与修复的经验只具有短暂过渡的性质。结果是被爱的受伤客体可能快速地转变为加害者，而修复冲动则可能转变为安抚或取悦加害者的需要。但是，即使在下个阶段（抑郁位置），当更加整合的自我内射并且建构逐渐完整的人物形象（person）时，被害焦虑仍然持续着。正如我先前描述的那样，在此期间，婴儿不仅体验到哀伤、抑郁和罪疚感，也体验到与超我的坏层面相联系的被害焦虑。所以，应付被害焦虑的防御机制与应付抑郁焦虑的防御机制是同时存在的。

我已经反复指出，抑郁焦虑和被害焦虑之间的区别是建立在一个有限的概念上，但是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许多分析师都发现区分这两者有助于了解与阐明情绪的状况。现在我提供一个例子，它显示了在分析抑郁病人时，我们可能会遭遇到的典型情况。在一个特定的治疗时段里，病人可能因为无法修复感觉上是他所造成的伤害，而遭受强烈的罪恶感与沮丧感的折磨，因而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改变：这个病人突然带出了被害的内容，他指控分析师分析这件事，除了是她受伤之外，什么帮助也没有，并且抱怨先前受到的挫折。促成这个改变的过程，可以总结如下：被害焦虑已经占了优势，罪疚感消退，同时对客体的爱似乎也已经消失了。在这种情绪状态下，客体就变成坏的、不能被爱的，因此将破坏冲动朝向它似乎也就是合理的。这意味着，为了逃避罪恶感与沮丧感带来的压迫性负担，被害焦虑与防御已经被增强了。当然，在许多案例中，患者可能同时显示罪疚感与相当多的被害焦虑，而转变到以被害焦虑为主的过程，并非总是看起来像我刚刚描述的情况那么戏剧化。但是，在每一个此类案例中，区分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都有助于理解我们试图分析的一些过程。

对于抑郁焦虑、罪疚感与修复，以及被害焦虑与此焦虑的防御，在这两者之间所作的概念性区别，不仅在分析工作上证实是有帮助的，还有更广泛的含义。它说明了许多与人类情绪及行为有关的问题【马尼-基尔在他的论文《朝向共同的目标——精神分析对伦理学的贡献》（Towards a Common Aim—a Psycho-Analytical Contribution to Ethics）中，将被害与抑郁两种焦虑的区别，应用在对于一般伦理学的态度上，更特别应用在对于政治信念的态度上，在他的著作《精神分析与政治》（Psycho-Analysis and Politics）中拓展了这些观点。】，我发现这个概念对于“儿童的观察与了解”这个特殊领域，具有启发作用。

在此，我要对我在本节所提出的焦虑与抑郁之间的关系，简短地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罪疚感和焦虑（更确切地说，是与其特定的焦虑形式——抑郁焦虑）是密不可分的，它导致了修复倾向，并且发生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中，它还和最早阶段的超我有关。

六

原初的内在危险与来自外界的危险，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了“客观的”与“神经症的”焦虑相对应的问题。弗洛伊德将“客观的焦虑”与“神经症的焦虑”的区别定义如下：“真实的危险是可知的，现实的焦虑是对于这种可知危险的焦虑；神经症的焦虑是对于未知危险的焦虑，神经症的危险因此是一种尚待发现的危险，分析已经显示它是一种本能的危险。”【《抑制、症状与焦虑》（S.E.20，第165页）。】而且，“真实的危险是来自于外在客体并威胁到个体，神经症的危险则是来自于本能的要求而威胁到个体”。【《抑制、症状与焦虑》（S.E.20，第167页）。】

然而，在某些联结上，弗洛伊德提到了这两种焦虑来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弗洛伊德提到这种源自于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的两种焦虑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与某些神经症的焦虑有关。“危险是可知的，但是与它有关的焦虑却过度强烈，超过了适当的程度——分析表明，未知的本能危险会依附在一个可知而且真实的危险上。”（同上，第165—166页）】，而且一般的分析经验也表明，客观焦虑与神经症焦虑之间的区别是无法截然划分的。

我要在这里回到弗洛伊德的描述：焦虑是源于儿童“思念某个他所爱与渴望的人”。【同上，第136页。】弗洛伊德在描述婴儿的基本失落恐惧时说：“他们尚不能区分‘暂时不在’和‘永久失去’的不同，只要没看见妈妈，就会表现得好像再也见不到她似的。重复与此相反的抚慰经验是必要的，以使婴儿得知母亲在消失之后通常会再次出现。”【《抑制、症状与焦虑》，第163页。】

在另一个描述丧失爱的恐惧的段落里，他说这种恐惧“明显是一种当婴儿发现妈妈不在时，所引发的焦虑的后期延长，你将会明白这种焦虑所指出的危险处境是何等的真实，如果一个母亲不在了，或是不再爱她的孩子时，婴儿将不再确知自己的需要是否能被满足，并且可能暴露在最痛苦的紧张感觉中。”【《精神分析新论》（1932），S.E.22, 第87页。】

然而，在同一本书的数页之前，弗洛伊德从神经症焦虑的观点描述了这种特别的危险处境，这一点似乎说明了他是从两个角度来探讨这个婴儿期处境。在我看来，这两个主要的婴儿期失落恐惧来源可以被描述如下：一种是对母亲的完全依赖，为了满足他的需要与释放紧张，来自这种来源的焦虑可以被视为客观的焦虑。另外一种焦虑的来源，衍生于婴儿担心他所爱的母亲被他的施虐冲动所摧毁，或者母亲正岌岌可危，这种恐惧（可以被称为“神经症的焦虑”）与母亲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外在（与内在的）好客体有关，而且促使婴儿感觉到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这两种焦虑的来源（也就是客观的焦虑与神经症的焦虑，换句话说，来自外界与内在来源的焦虑）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断互动的关系。

此外，如果外在危险从一开始就和来自于死本能的内在危险有所联系的话，那么幼儿就不会体验到来自外界的危险处境，而且是被当作纯粹来自外在的可知危险。但是并非只有婴儿无法做如此清楚的区分，在某种程度上，内、外在危险处境之间的互动是持续终生的。【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中指出：“如果一个正常人被置于严酷的内、外在压力中，或者如果他生病了，或在某些方面失败了，我们可以在他身上观察到其最深层的焦虑处境的完整而直接的运作。然而，由于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有可能罹患一种神经症，理所当然地，他永不可能放弃他旧有的焦虑处境。”】

这一点清楚地显示在战时所进行的分析，甚至对正常成年人来说，被空袭、轰炸、火灾等客观的危险处境引起的焦虑，只能通过分析各种被唤起的早期焦虑来加以减轻，分析可以超越真实处境的影响。对许多人来说，这些焦虑的来源导致了对客观危险处境的强大否定（躁狂防御），而以缺乏明显的恐惧显示。这经常可以在小孩子的身上观察到，而且无法只以他们未完全体认到实际的危险来加以解释。分析显示，客观的危险处境重新唤醒了孩子早期幻想的焦虑达到某种程度，导致了他必须否认客观的危险处境。在其他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战火的威胁之下，有些孩子仍处于相对较为稳定的状态。与其说是由躁狂防御所决定，不如说它决定于较为成功地缓解了早期的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因此孩子对内在与外在世界有较多的安全感，与父母也可以维持好的关系。对于这些孩子，即使父亲是缺席的，来自母亲的“在场”与家庭生活的慰藉，也可以抗衡由客观危险所引发的恐惧感。

如果我们记得，幼儿对外在现实与外在客体的知觉，常常被他的幻想所影响而带有某种幻想的色彩，并且这样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持续终身，那么这些观察就变得易于理解了。唤起焦虑的外在经验，甚至也会立即启动正常人身上的精神内源性焦虑，介于客观焦虑与神经症焦虑之间的互动（或者换句话说，外源性焦虑与内源性焦虑两者之间互动），对应着外在现实与精神现实之间的互动。

当我们分析焦虑是否是神经症的性质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弗洛伊德曾一再提及的一点，也就是内源性焦虑的量有多少。这个因素无论如何都关联着自我进化出适当的防御以应付焦虑的能力，即焦虑强度与自我强度的比例。

七

本文未加言明的是：这些观点是从一种对攻击性的探讨中发展而来的，基本上和主流的精神分析思想是不同的。弗洛伊德最早发现攻击性的时候，是将它当作儿童性欲的一个元素看待的，似乎它是力比多（施虐性）的附加物。这使得在很长的时间里，精神分析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力比多，攻击性也大致上被看作是力比多的附属物。【参见：宝拉·海曼（1952）的文章，她在其中讨论到这一理论偏见，即偏重于探讨力比多以及它对理论发展的影响。】1920年，弗洛伊德发现了在破坏冲动中表现出的死本能，并且它是和生本能融合在一起运作的；接着，亚伯拉罕在1924年对幼童的分析中，对施虐性有了更深入的探讨。但是，即使在这些可见于精神分析文献的发现之后，精神分析思想也仍然明显地停留在与力比多以及对力比多冲动的防御有关的领域，相对地低估了攻击性及其蕴含的重要性。

在我开始精神分析工作之初，我的兴趣集中在焦虑及其诱因上，这样的兴趣让我可以更容易地去了解攻击性与焦虑之间的关系。【对焦虑的着重强调，在我早期出版的著作中就已经存在了。】对幼童的分析（为此我发展了游戏的技术）支持了这一研究方向，因为这些分析显示：只有靠分析幼童的施虐幻想与冲动，并且对存在于施虐性与焦虑诱因中的攻击成分有更多的认识，幼童的焦虑才能获得缓解。如此较完整地评估攻击性的重要性，使我获得了一些特定的理论性结论，这些结论曾发表在我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s of the Oedipus Conflict, 1927）上。在该文中我就儿童的正常发展与病理发展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在生命第一年出现的焦虑与罪疚感，和内射与投射的过程密切相关，也和超我的发展及俄狄浦斯情结的最初阶段密切相关。还有，在这些焦虑中，攻击性以及对它的防御机制具有无比的重要性。

大约1927年之后，循着这些方向，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的工作者展开了进一步的工作。在该学会中，许多精神分析师利用密切合作的工作方式，为了解攻击性在心理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做出了无数的贡献。【参见：里维埃（1952）的论文附带参考书目。】然而，若对精神分析思考作一个纵览，过去10—15年中，这个方向上的观点改变则显得如凤毛麟角一般稀少了。不过，近来这些思想已日渐增多。

对攻击性进行不同以往的新工作，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认知到修复倾向的主要功能，也就是生本能对抗死本能的一种表现。从此，我们不仅可以用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破坏冲动，对生本能与死本能的互动也有更完整的了解，更因此对力比多在所有心理与情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多的认识。

在本篇文章里，我已经清楚阐释了我的主张：死本能（破坏性冲动）是引发焦虑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我对于导致焦虑与罪疚感的过程所进行的说明中，也暗示了破坏冲动所朝向的原初客体也是力比多贯注的客体；而且，正是攻击性与力比多的相互作用（基本上，既是两种本能的两极对立，也是两者的融合）引发了焦虑与罪疚感。这种相互作用的另外一个层面是力比多对破坏冲动的缓和作用。力比多与攻击性两者互动的最佳状态，意味着死本能的永恒活动而产生的焦虑，虽然从不止息，却受到生本能力量的对抗，并且确保其不造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