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结束的标准，对于每一个精神分析师都是一个重要问题。有许多标准是我们大家都公认的，在本文里我要对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探讨途径。

经常可以观察到：分析的结束会重新唤起病人早年的分离处境，而且这种过程的本质是一种断奶的经验。这意味着，正如我的工作所显示的，当早年婴儿期的冲突浮现时，婴儿在断奶时所感觉到的情绪，在分析接近尾声时被强烈地重新唤起。因此，在结束分析之前，我必须自问：生命第一年所体验到的冲突与焦虑，是否都已经在治疗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分析与修通。

我在早期发展方面的工作（1935，1940，1946，1948）使我区分了两种焦虑：一种是被害焦虑，它在生命的头几个月中是最主要的，并且引起了偏执—分裂位置；另一种则是抑郁焦虑，它大约在出生第一年的中期发生，并且引发了抑郁位置。由此我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婴儿从刚出生时开始体验内源性与外源性的被害焦虑。就其外源而言，出生经验对于婴儿来说感觉就像攻击一般；就其内源而言，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对有机体的威胁是来自死本能，在我看来，这种威胁激发了被灭绝的恐惧，也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我认为这种恐惧就是焦虑的首要原因。

被害焦虑主要和自我感觉到的危险有关，抑郁焦虑则是和感觉上威胁到所爱客体的危险有关，这种危险主要是由个体对客体的攻击所致。抑郁焦虑发生在自我的整合过程中，由于不断的整合，于是爱与恨以及客体好与坏的层面，在婴儿的心理更加紧密地靠近彼此。并且，某种程度的整合也是将母亲当作完整的人来内射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大约6个月大的时候，婴儿的抑郁感与焦虑达到了巅峰，即抑郁位置。被害焦虑在此时虽然有所减弱，但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和抑郁焦虑相关的是罪疚感，这种罪疚感与食人和施虐的欲望所造成的伤害有关。罪疚感引发了个体修复其所爱且被其所伤害的客体的急迫感。这种想要保存并复苏客体的急迫感加深了爱的感觉，并且促进了客体关系。

在断奶的时候，婴儿感觉到他失去了第一个所爱的客体——母亲的**。这个客体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而且他的失落是因为他的恨意、攻击性与贪婪所致。断奶加强了他的异域感，这种感觉形成了哀悼的状态。随着抑郁位置而来的痛苦与逐渐洞察到精神现实是息息相关的，这种洞察促进了个体对外在世界有更好的了解。通过逐渐适应现实并且扩展客体关系的范围，婴儿变得能够对抗与减轻抑郁焦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稳固地建立他内化的好客体，也就是建立超我中具有帮助与保护性的那一面。

弗洛伊德曾经描述现实检验（testing of reality）是哀悼工作的重要部分，我认为现实感最早是在早期婴儿阶段被启动的。当个体企图克服抑郁位置的哀伤时，而且在以后的生命中，无论何时，只要体验到哀伤，这些早期的过程就会再度被唤起。我发现对成人来说，哀悼的成功不仅需要在自我中建立被哀悼者（这是我们从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那里得知的），而且必须重新建立最初所爱的客体，这些客体在早期婴儿阶段受到了破坏性冲动的威胁或伤害。

虽然抗衡抑郁焦虑的基本措施在生命的第一年中就已经产生了，被害与抑郁的感觉在整个童年期还是会重复发生。这些焦虑是经由婴儿期神经症（infantile neurosis）的过程而得以修通，且大部分都被克服。通常是在潜伏期开始的时候，适当的防御已经发展妥当，而且某些稳定的机制已经出现。这意味着已经达到了以性器首位（genital primacy）且令人满意的客体关系，而且俄狄浦斯情结的强度已经减弱了。

现在我要根据刚才所陈述的定义，即被害焦虑是和感觉是威胁到自我的危险有关，而抑郁焦虑则是和感觉是威胁到所爱客体的危险有关，提出一个结论：这两种形式的焦虑构成了孩童期经历的所有焦虑情境。被吞噬的恐惧、被毒害的恐惧、被阉割的恐惧、害怕身体内部受到攻击的恐惧，全部都属于被害焦虑的范畴，而一切与所爱客体有关的焦虑，则都是以抑郁焦虑为本质。不过，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虽然在概念上彼此不同，在临**却经常混在一起。例如，我已经界定了阉割恐惧（男性排名第一的焦虑）具有被害的性质，由它所引发的那种无法使女人受孕的感觉来看，这种恐惧是与抑郁焦虑混在一起的，其本质是他无法使他所爱的母亲受孕，因此无法为他对母亲的施虐冲动所造成的伤害进行修复。应该无需提醒，**经常导致男人的严重抑郁。现在来看看女人最常见的焦虑，女孩害怕惊恐的母亲会攻击她的身体以及身体里的婴儿，这种恐惧在我看来是女性最根本的焦虑处境，就定义来说它是被害的性质。然而，由于这种恐惧意味着她所爱的客体，也就是她感觉到在她体内的婴儿遭到破坏，因而令其包含了一种强烈的抑郁焦虑元素。

和我的论点一致，正常发展的前提是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必须被大量减少并有所缓和，因此，正如我希望在先前的论述中已经明确的那样，对于结束儿童与成人分析的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我可以界定如下：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必须被充分地减轻，而且依我看，其前提是要分析最初的哀悼体验。

在此我要顺便提一下，即使分析追溯到发展的最早阶段（这是我的新标准的基础），其结果仍然会依据每个病例的结构与严重程度而有所不同。换句话说，虽然我们的理论与技术已经有所进展，但我们必须将精神分析治疗的局限铭记于心。

现在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我所提出的处理方式，和某些我们熟知的标准（例如一种已经建立的潜能与异性恋；具有爱、客体关系及工作的能力；以及特定的自我特质，这些特质促成心理稳定，并且和适当的防御有关）有多大的关联呢？所有这些发展的层面与被害、迫害焦虑的缓解是相互关联的。关于爱与客体的能力方面，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只有在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并未过度的情况下，这些能力才能自由地发展。而在自我的发展方面，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在这个联系中有两个特征经常会被强调，即稳定性与现实感的增长。但是我认为在自我深处的扩展也是同等重要的。具有深度与完整的人格，其内含要素之一是具有丰富的幻想生活，以及能够自由感受情绪的能力。我认为，这些特质的前提是婴儿期的抑郁位置已经被修通，也就是说，所有和原初客体有关的整套经验：爱与恨、焦虑、哀伤与罪疚感等以经被反复地体验过。这种情绪的发展和防御的本质有密切的关系。抑郁位置修通工作的失败，密不可分地联系着抑制情绪及幻想生活并阻碍洞察力的那些防御机制的主导地位。这些防御机制（我称之为“躁狂防御”）虽然并非不符合自我的稳定性与强度，却是肤浅的。如果在分析中我们成功地减轻了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并因此而减少躁狂防御，那么结果将会是自我在强度与深度方面的提升。

即使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分析的结束必定会激发痛苦的感觉，并且再度唤醒早期的焦虑，形成哀悼的状态。当分析结束所代表的失落已经发生时，病人仍然必须自己进行他所担负的那部分哀悼工作。我想这一点解释了以下事实：在分析结束之后经常会获得更多的进展，如果我们应用我所提出的标准，便可以更容易地预测这一点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少。因为只有在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已经大部分被缓解之后，病人才有可能靠自己进行最后一部分的哀悼工作，这再一次隐含了一种现实检验。此外，当我们决定可以结束分析的时候，我认为在数个月之前让病人知道结束的确切日期是非常有帮助的。这种做法可以帮助他在仍接受分析的期间，修通并减少不可避免的分离的痛苦，并且为他将要进入的过程——独自完成哀悼的工作做准备。

我已经在本文中清楚地表明：我提出的标准，其前提是分析曾经追溯到发展的早期阶段，到达心理的深层，并且已经修通了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

这一点将我带向一个与技术有关的结论，在分析过程中，分析师经常看起来如同一个被理想化的任务。理想化被当作对抗被害焦虑及其后果的防御，而且是这种防御的必然结果。如果分析师容许过度的理想化持续存在，也就是说如果他主要依赖于正向的移情关系（positive transference），他可能真的获得某些进展。不过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任何一个成功的心理治疗。只有通过分析负向的移情关系，而不只是分析正向的移情关系，焦虑才有可能在根本上获得减轻。在治疗过程中，精神分析师在移情的情境中代表了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和那些在早期发展过程中被内射的形象是相互呼应的[克莱因，1929；斯特雷奇（Strachey），1934]。因此，有时候这些人物形象被内射为迫害者，有时候则被当作理想的形象。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形象存在着。

随着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在分析过程中被体验到并最终得以减轻，分析师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更大的整合，同时在超我的各个方面之间也获得了更好的整合。换句话说，最早期的恐怖形象在病人的心中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们可能会说他们基本上是改善了。只有在迫害形象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严重分裂得到减轻，攻击以及力比多的冲动已经彼此靠近；只有当恨已经被爱化解时，好的客体（不同于理想化客体）才能够在病人心中被稳固地建立起来。整合能力方面的进展，证明了源自早期幼儿期的分裂过程已经减弱了，而且自我的深度整合已经发生了。当这些正向的特质被充分地建立时，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分析的结束并不是过早的，尽管它会再度唤起急性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