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分裂机制【（1952年版本的脚注）这篇论文于1946年12月4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宣读，在稍作修改后（只加上了一个段落和一些脚注），基本维持原貌出版。】的论述 （1946）02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阐释了在客体关系上过度内射与投射的一些影响。有些病例因为某种原因而以内射为主，其他病例则是以投射为主，但我并非试图在此探究各种因素的细节。至于正常的人格，我们可以这么说：自我发展与客体关系的过程，由早期发展阶段中内射与投射之间可以达到的最佳平衡所决定，这一点又和自我的整合以及内在客体的同化有关。即使失去了这个平衡，而导致这两种过程的任何一种变得过度，内射与投射之间也还总是存在着一些相互作用。例如，由于受到被害恐惧的制约，充满敌意的内在世界向外投射，再将带有敌意的外在世界摄取回来，导致了一种内射；反之亦然，将扭曲与敌意的外在世界内射，强化了内在敌意世界的投射。

如我们所知，投射过程的另外一面，是关于自我的某些部分强行进入并控制了客体。因为这样，内射可以被视为由外而内强行侵入，作为暴力投射的惩罚。这可能带来一种恐惧，害怕不只是身体，连心智也被他人用充满敌意的方式所控制。结果可能是在内射好客体时产生了严重的紊乱，这种紊乱会阻碍所有的自我功能与性发展，而且可能导致过分地退缩到内在世界。虽然如此，这种退缩不仅是肇因于对内射外在危险世界的恐惧，也是源于对内在迫害者的害怕，以及随之而来的逃遁到理想化的内在客体。

我已经提到，过度的分裂与投射性认同导致了自我贫乏与弱化，这个被弱化的自我也因而无法同化它的内在客体，于是造成了自我被这些客体钳制的感觉；同样，这个被弱化的自我感到无法将投身于外在世界的部分再摄取回来。这些发生在内射与投射交互作用的种种紊乱暗示了过度的自我分裂，对于个体内在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有不良影响，并似乎成为了某些精神分裂类型的根源。

投射性认同是许多焦虑情境的基础，我现在就来谈这一点。幻想中，强行侵入客体引发了焦虑，害怕来自客体内部的危险会威胁到个体，例如，想要在客体里面控制它的冲动，激起了害怕在里面被控制与被迫害的恐惧感。通过将先前强行侵入该个体的客体内射与再内射，个体内部被迫害的感觉亦被增强。由于“再度被内射的客体”被感觉为包含了自我的危险部分，这种被害感因而更加强烈。当这种性质的焦虑累积时，自我（如过去一样）被卷入种种内在与外在的被害情境中，这是妄想症的一个基本要素【赫尔伯特·罗森费尔德在《对一例带有人格解体的精神分裂状态的分析》与《关于男同性恋与妄想症的关系评论》（Remarks on the Relation of Male Homosexuality to Paranoia, 1949）中，讨论了那些精神病患者身上与投射性认同相联系的妄想性焦虑在临**的重要性。在他描述的两个精神分裂症案例中，病人明显都被一种害怕分析师强行侵入的恐惧所支配，当这些恐惧在移情情境中得到分析时，病情会得以改善。罗森费尔德进一步将投射性认同（以及相应的被害恐惧）一方面与女性的性冷淡相联系，另一方面与男性同性恋和妄想症的经常发生相结合。】。

此前，我已经描述了婴儿关于攻击与施虐性地侵入母体的幻想【《儿童精神分析》第八章以及第十二章。】，造成了各种焦虑情境（特别是害怕在母体内遭到囚禁与迫害），而这些焦虑情境则是妄想症的基础。我也呈现了害怕在母体内被监禁（特别是怕阴茎受到攻击），是造成日后男性性功能障碍（**）与幽闭恐惧症（claustrophobia）的重要因素【琼·里维埃（Joan Riviere）在一篇未出版的文章《见于日常生活与分析的妄想症态度》（Paranoid Attitudes seen in Everyday Life and in Analysis, 于1948年宣读于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中，报告了大量临床资料，其中投射性认同明显可见。强迫整个自体进入客体的内部（以获得控制与占有）的这种无意识幻想，由于对报复的恐惧，导致了各种被害恐惧，比如幽闭恐惧症或是诸如害怕窃贼、蜘蛛、战时侵略等这类常见的恐惧症。这些恐惧与无意识的“灾难性”幻想相联系，比如被肢解、被掏空内脏、被撕成碎片，以及身体与人格的内在受到完全的破坏。这些恐惧是对灭绝（死亡）的恐惧的延伸，而且都具有增强分裂机制与自我瓦解过程（见于精神病患者）的效果。】。

分裂的客体关系

现在，我来总结见于分裂人格的一些紊乱的客体关系：自体的暴力分裂与过度投射，导致了那位收到投射的“他人”被该个体认为是迫害者。由于自体将具有破坏性与恨的部分裂解并投射出去，这个部分被感觉为对他所爱的客体是个危险，于是引发了罪疚感。这一投射过程也以某种方式隐含着一种罪疚感从自身转向他人。然而，罪疚感并未被处理掉，这个被转向的罪疚感被感觉成一种对“他人”的无意识责任，这些人已经成为自体具有攻击性部分的外在代表。

分裂的客体关系的另一种典型特质，是其自恋本质。这种自恋源于婴儿期内射与投射的过程。如我之前所说，当理想自我被投射到另一个人时，他变得几近完全地爱着、赞赏着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拥有他个体“好”的部分。同样，与他人的关系若是建立在自体“坏”的部分投射到他人体内的基础上，这个关系就具有自恋的性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客体同样相当程度地代表了自体的一部分。这两种自恋的客体关系通常呈现了强烈的强迫特质。如我们所知，控制他人的冲动是强迫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的一个基本元素。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他人的需要，可以用控制自体某些部分的冲动被转向来解释。当这些部分被过度投射到另一个人的时候，只能透过控制这个人来控制它们。因此可以从婴儿期投射过程的特殊认同中，找到强迫机制的一个根源。这个关联也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些经常有修复（reparation）倾向的强迫元素，因为个体想要修复的，不仅是一个令他感到罪疚感的客体，也是自体的某些部分。

所有的这些因素，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个体与特定的客体之间形成了一种强迫性的束缚关系；二是个体从人群中退缩，以免自我的破坏性部分侵入他人，并受到他人报复的危险。对这类危险的恐惧，可能在客体关系中透过种种负面的态度表现出来。例如，我的一个病人告诉我，他不喜欢那种太容易被他影响的人，因为这些人变得太像他自己，所对他对他们感到厌烦。

分裂的客体关系的另外一个特征，是明显的造作与自发性的缺乏。与这一点息息相关的是对自体的感觉发生了严重的紊乱，或者，如我以前所说，是与自体的关系发生了紊乱。这个关系也显得造作，换句话说，精神现实以及外在现实的关系同样受到了干扰。

自体分裂的部分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基本上影响了客体关系、情感生活与作为整体的人格。为了说明这个主张，我选择了两个普遍的现象作为例子，这两个现象是相互关联的：孤独感与分离恐惧。我们知道，伴随着与人分离而产生的抑郁感，其来源之一可以在个体对客体遭受攻击冲动破坏的恐惧中找到。不过更确切地说，是分裂与投射的过程形成了此类恐惧的基础。如果在客体关系中，攻击性元素居多，并且被分离挫折强烈地诱发，个体便会感觉到自体的分裂部分（被投射到客体）；同时，内在客体与外在客体一样被感觉到处于同样的破坏危险当中（自体的一部分被感觉到留在该外在客体中），结果造成自我过度的弱化，感觉没有东西可以支撑自我，于是产生了相应的孤独感。这个描述适合神经症的患者，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以下这个事实我们不需要多作说明：分裂客体关系的某些其他特质（我之前所描述的），也可以在正常人身上看到其较轻微及较不明显的形式，例如害羞、缺乏自发性，或相反，比如对人有特别强烈的兴趣。

同样的，思考过程的正常干扰与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偏执—分裂位置有关。因为我们都难免会发生暂时性的逻辑思维障碍，也就是思绪与联想被切断，情境经验被分裂成彼此失去连接的片段。事实上，这就是自我暂时被分裂的状态。

抑郁位置与偏执—分裂位置的关系

我现在要探讨的是婴儿的后续发展。此前，我已经说明了生命最早几个月所特有的焦虑、机制与防御方式。随着婴儿将完整的客体内射，显著的整合发生在第4—6个月的时候，这意味着客体关系中的一些重要改变。对母亲的爱与恨的部分不再被感觉为互不相干，结果是婴儿害怕失落的感觉增加了。这种状态类似于哀悼与强烈的罪疚感，因为他（现在可以）感觉到攻击冲动的目标是他所爱的客体，于是发展进入了以抑郁位置为主的阶段。接着，感觉到抑郁的经验具有进一步整合自我的效果，因为它不仅带来内在与外在情境之间更好的合成（synthesis），也增加了个体对精神现实的了解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感知。

在此阶段显现的修复冲动，可以被看作对精神现实有更多洞察以及合成增加的结果，这一冲动表明了个体对悲伤感、罪疚感与丧失恐惧等感觉（源于对所爱客体的攻击），有更加符合现实的反应。由于想要修复或保护受伤客体的冲动，促成了个体发展更满意的客体关系以及升华，这个冲动随之强化了合成，并且对自我的整合有所贡献。

在出生后的第6—12个月，婴儿的发展在朝向修通抑郁位置的目标上，出现了重要进展。然而，分裂机制发挥作用，虽然其形式有所调整，程度也比较轻微，而且早期的焦虑情境被一再体验到。被害位置与抑郁位置的修通过程，在儿童期的最初几年持续延伸，并且在婴儿期的神经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焦虑减弱了，客体变得不那么理想化，也比较不那么吓人，自我变得更加统一。这一切都和现实知觉的增加及对现实的适应有着相互的关联。

如果偏执—分裂位置不能正常发展，而且婴儿（因为其内、外在的某些原因）无法应付抑郁焦虑的冲动，那么将会发生恶性循环。因为如果被害恐惧与相关的分裂机制过于强烈，自我将无法修通抑郁位置，迫使自我退行到偏执—分裂位置，而且进一步增强了较早期的被害恐惧与分裂现象，埋下日后各种形式的精神分裂症的基础。由于这种退行发生的时候，不只是在分裂位置（schizoid position）上的固着点被强化了，还有可能发生更严重的崩解的危险。而另一种结果可能是增强了抑郁的特征。

外在经验在这些发展过程中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一个表现出抑郁与分裂特征的病人中，分析过程鲜活地带出了他婴儿时的早期经验。这种经验如此鲜明，甚至在某几次治疗中，发生了喉咙或消化器官方面的身体感觉。这个病人在4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妈妈生病而突然断奶，此外有四个星期没有见到妈妈。当妈妈回来的时候，她发现这个孩子变了很多，之前他是一个活泼、对周遭感兴趣的小孩，而之后变得全然失去兴趣、面无表情。虽然他能够接受替代食品，但是不再渴求食物，体重下降，并且产生许多消化方面的问题。一直到将近周岁的时候，接触了其他食物，他的身体才再次有了不错的发育。

在分析的过程中，可以见到许多这种经验对他整体发展的影响，他在成年后的观点与态度源自于这个早期阶段所建立的模式。例如，我们一再观察到一种被他人以非选择性的方式影响的倾向，也就是贪婪地拿取任何他人所提供的东西；而在内射的过程中伴随着极度的不信任。这个过程总是被各种来源的焦虑所干扰，这些焦虑也促成了贪婪的增加。

将这个分析的材料作为整体来看，我得到了如下结论：当他突然失去了**与妈妈的时候，这个病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与“完整的好客体”的关系。毫无疑问他已进入了抑郁位置，但是无法成功地修通在这个位置上遇到的困难，于是退行性地增强了偏执—分裂位置，这表现在他的“淡漠”（apathy）反应上。而在此之前有一段时间，这个小孩对周遭事物已经能够表现出鲜活的兴趣。他已到达抑郁位置，并已经内射了完整客体。这经由许多方式表现在他的人格中，事实上他拥有了稳固的爱的能力，而且对于完整的好客体具有强烈的渴望。其人格的一个典型特质是：想要去爱并信任他人，无意识地重新获得与再次建立完整的好**，这个**是他曾经拥有，也曾经失去的。

“分裂”与“躁狂抑郁”现象之间的联系

个体总是会在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之间来回摆**，这些波动是正常发展的一部分。这两个发展阶段并非是泾渭分明的，此外两个位置之间的调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两种位置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我认为，在异常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相互作用影响着某些精神分裂症与躁狂抑郁障碍的临床表现。

为了描述这种关联性，我将要简短地介绍一些个案材料，在此我并不准备报告个案的病史，而只是选择某些与我的主题有关的部分来讨论。我记得的这个病人明显是个躁狂抑郁症患者（不止一位精神科医生对她作此判断），她表现了这个疾病的所有特质：在抑郁与躁狂状态之间的转变摆**、强烈的自杀倾向导致了反复的自杀行动，以及各种其他躁郁症状。在分析过程中她达到了一个阶段，获得了真实而重大的改善，不仅躁郁周期停止了，而且她的人格与她的客体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多方面的生产性以及真正快乐的感觉（不是躁狂的那种快乐）均得到了发展。随后，部分因为外部环境的影响，病人进入到另一个阶段，在这最后的阶段（持续了几个月），病人在分析过程中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与我合作，她规律地来分析，充分地自由联想、报告她的梦，并且为分析提供材料。然而，她不但对我的解释没有任何情绪反应，甚至表现出相当的鄙视，对于我所提示的部分，几乎没有任何意识层面的确认。不过她对于解释的反应所呈现的材料，反映了它们的无意识效应。这个阶段呈现的强烈阻抗，似乎完全来自于人格的某一部分，但同时人格的另外一部分则对分析有所反应。不只是她人格的某些部分未能和我合作，她的人格中不同部分之间似乎也不能互相合作，而当时的分析无法帮助病人去整合这些部分。在这个阶段里，她决定结束分析，外部环境强烈地促成了她做这样的决定，于是她约好了最后一次分析的日子。

在那个特别的日子，她报告了如下的梦：有一个盲人对自己的失明感到非常忧心，但是他似乎通过“触摸病人的衣服”及“试图找出她的衣服是如何被弄紧的”来获得安慰。梦中的衣服使她想到她的一件连体女装，扣子一直扣到脖子处。病人对这个梦有两个进一步的联想，她稍带阻抗地说，那个盲人是她自己，而当提到那件扣子扣到脖子处的衣服时，她认为她再度走进了自己的“隐藏之所”（hide）。我提示她说，在梦中她无意识地表达了她对自己困境的无视，而且她生活中的各种情景，乃至她对分析所做的决定，都与她无意识的知识不一致。这点也通过她所说的曾走进了她的“隐藏之所”而得以显现。走进“隐藏之所”意思是指把自己关闭隔绝起来，这种态度是她在前几个阶段的分析中所熟知的。因此无意识的洞识，甚至一些在意识层次的合作（认识到她是那个盲人，以及她已经走进自己的“隐藏之所”），仅来自于她人格中一些孤立的部分。事实上，在那个特定的一个小时中，对这个梦的解释没有达成任何效果，也没有改变病人要结束分析的决定。【我要声明，这个分析在中断一段时间后又恢复了。】

在这个病人与其他个案的分析中所遭遇到的某些困难的本质，在病人中断治疗前的最后几个月，就已经更清楚地显现出来了，正是“分裂”与“躁郁”的混合性质决定了她的疾病本质。因为在整个分析过程中（甚至在早期阶段，当抑郁与躁狂最为活跃的时候），有时候抑郁与分裂机制会同时出现，例如：病人持续数小时沉浸在无价值感之中，泪水从她的双颊流下，她的姿态表达了她的绝望。然而，当我解释这些情绪的时候，她说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些，于是她责怪自己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空无一物。在这几次分析里也存在思维奔逸的情形，思考似乎被切断，它们的表达也是不连贯的。

在解释了隐藏在这些状态下的无意识缘由之后，有时候在几次分析中，情绪与抑郁焦虑能够完全流露出来。在这个时候，思考与言语也更为一致。

这种在抑郁与分裂现象之间的紧密联结，虽然通过不同的形式持续显现在她的分析中，却在分析中断前的最后阶段（刚才所描述的）变得非常明显。

我已经提到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之间在发展上的关联，现在浮现的问题是：在发展过程中的这个关联，是否为这些躁狂抑郁障碍的混合症状甚至精神分裂症的根源？如果这个假说能够被证实，结论将会是：从发展的角度看，精神分裂症与躁狂抑郁障碍比我们原先认为的关联更为紧密。这一点也解释了那些难以鉴别的重度抑郁症（melancholia）或精神分裂症的个案。如果任何同仁通过丰富的临床观察，能够对我的假说有更多的阐明，我将会非常感谢。

某些分裂防御

一般都认为分裂病人比躁郁症患者更难分析，他们的退缩、缺乏情绪表达的态度，在客体关系中的自恋元素（我稍早曾提到），有种分离的敌意（detached hostility）散布在和分析师的整个关系上，产生了一种非常困难的阻抗。我相信主要是分裂的过程，说明病人在接触分析师时的困难，以及对分析师的解释缺乏反应。病人自己则感到被隔绝或与治疗师距离遥远，这种感觉和分析师的印象是相对应的：即病人的人格以及情绪有相当多的部分是无法触及的。具有分裂特质的病人可能会说：“我听见你说的话了，你可能是对的，但是那些对我没有意义。”或者，他们说感觉自己不在那里。这些个案所表达的“没意义”并非意味着他们对解释的积极排斥，而是提示了他们人格的某些部分与情绪已被裂解，因此无法处理所接收到的解释。他们既无法接受它，也无法拒绝它。

我将通过一名男病人的分析资料片段，来描述这种状态的潜在过程。我记得该病人在某次分析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他感觉到焦虑，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接着他拿一些比他成功、幸运的人当作例子来比较，这些评论也提到了我，他明显地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挫折感、嫉羡与哀伤。当我进行如下解释（现在提到的只是我解释的要点）：这些感觉是指向分析师且他想要摧毁我时，他的情绪突然改变了，声调变得不连贯，用缓慢而缺乏表情的方式说话。他说感觉到和整个情境脱节。他补充说我的解释似乎是正确的，不过这也无所谓，事实上他不再拥有任何愿望，而且没有什么是值得烦恼的。

我的下一个解释将重点放在这种情绪改变的原因上。我的解释是：当我进行解释的时候，那种“想要摧毁我”的危险对他而言已经变得非常真实，这立刻让他感到害怕失去我。以往在分析他的某些特定阶段上，随着这种解释会出现罪疚感与抑郁位置。现在不同的是，他试图利用一种特殊的分裂方法来处理这些危险。我们已经知道，在两难、冲突与罪疚感的压力之下，病人通常会分裂分析师，然后分析师可能在某些时刻被他所爱，而在其他时刻被他所恨。或者，他和分析师的关系可能以下列方式被分裂：他自己维持在好人（或坏人）的状态，而他人则成为相反的人物。但是，这不是发生在这个案例的分析方式。这个病人分裂掉自己的某些部分，也就是他感觉到自我中对分析师有危险与敌意的部分，他将他的破坏冲动从他的客体转向他的自我上，结果是他的自我有些部分暂时“不存在了”。在幻想里，这将导致部分人格的消失。将坏冲动转向自己人格一部分的特定机制，以及随后发生的“将情绪分散”（dispersal），能够把他的焦虑维持在潜伏的状态。

我对这些过程的解释再次改变了这个病人的情绪。他变得情绪化，表示想要哭泣，感到抑郁，但是觉得自己更加整合了；同时他还表示感到饥饿【饥饿感表明内射过程在力比多的支配下被再次启动。虽然他对于我对他的恐惧（害怕他的攻击会毁灭我）的初次解释，是立即强烈地分裂并毁灭自己人格的某些部分来回应，但是现在，他更充分地体验到哀伤、罪疚感与丧失恐惧的情绪，以及这些抑郁焦虑的稍稍缓解。焦虑的缓解导致了分析师再次代表了一个他可以信任的好客体，因此想要将我内射为好客体的欲望便得以显现。如果他能重建内在的好**，就能强化并整合其自我，而且更不害怕自己的破坏冲动。事实上，他能够因此而保护自己与分析师。】。

在焦虑与罪疚感的压力之下，将人格的一部分暴力地分裂并且摧毁，依我的经验看来，这是一种重要的分裂机制。现在简短谈谈另外一个案例：一名女病人梦见她必须应付一个执意要谋杀某人的邪恶小女孩，她尝试去影响或控制这个孩子，并且逼迫孩子招认（她认为这样对孩子有利），但是她失败了。我也进入了这个梦，病人以为我会帮助她应付这个小孩。然后，病人把小孩绑在树上，为了吓唬并阻止她去伤害别人。当病人要拉扯绳子，试图杀死这个孩子的时候，她醒了过来。在梦的这一段落，分析师也在场，但仍旧是袖手旁观的。

在这里，我仅提出我从分析这个梦所获得的诸多结论的精髓。在梦中，这名病人的人格被分裂成两部分：一个是邪恶难驯的孩子，另一个是想要影响、控制孩子的自我。这个孩子当然也代表了各种过往人物，但是在这个情境下，它主要是代表病人自我的一部分。另外一个结论是：分析师就是那个孩子想要谋杀的人，而我在梦中的角色部分是要防止谋杀发生，杀死孩子（这是病人所必须采取的方法）代表的是“消灭”她人格的一部分。

现在，浮现的问题是：“消灭一部分自我”的分裂机制如何与压抑发生关联。如我们所知，后者为的是要应付那些危险的冲动。不过，这一点是无法在此加以探讨的。

情绪的改变，当然不会总是像我在本节所提出的第一个例子那样，在单次分析中显现戏剧化的变化。但是我已经一再发现，解释导致分裂的特定原因会带来病人整合（synthesis）方面的进展。这些解释必须处理当下的移情情境，当然包括与过去的关联，并且与促使自我退行至分裂机制的焦虑情境的细节进行联结。依据这些方向所进行的解释而促成的整合会伴随各种抑郁与焦虑的发生，这种阵发性的抑郁位置（随后又更大的整合）逐渐导致了分裂现象的减弱，以及客体关系的根本改变。

分裂病人的潜伏焦虑

我已经提到缺乏情绪会使分裂病人反应迟钝，与此相伴的是缺乏焦虑，因此分析工作就少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因为对于那些具有非常明显或潜伏焦虑的其他类型的病人来说，焦虑经由分析性的解释获得了缓解，这种经验将促进他们在分析中的合作能力。

这种缺乏焦虑的情形在分裂病人身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分裂机制意指包括焦虑在内的情绪的分散，但是这些被分散的元素仍然存在于病人身上。这类病人具有一种特定形式的潜伏焦虑（以特别的分散方式将焦虑保持在潜伏的状态），感觉到崩解、无法体验情绪、失去客体，事实上这些就相当于焦虑。在得到整合的进展时，这一点变得更清楚了，病人当时感到极大的缓解是源于他体会到自己的内、外在世界不但变得更加整合，而且再次恢复了生机。回顾来看，当缺乏情绪，客体关系模糊不清，并且感到失去了人格某些部分的时候，一切似乎都死亡了。这些近乎一种非常严重的焦虑。这种焦虑通过分散被保持在潜伏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却被一直感受着，但是它的形式与在其他类别的病人所见的潜伏焦虑不同。

以“将分裂的自我（包括分散的情绪）加以整合”作为解释的目标，虽然在持续很久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事实上也许只是将思考的内容汇聚在一起，无法完全引发焦虑情绪，但这仍会使焦虑逐渐被病人感受到。

我也发现对分裂状态进行解释，特别需要用一种条理清楚的形式来进行，通过这种形式来建立意识、前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联结。当然，这一点永远是我们的目标，不过有时候它显得尤为重要，即当病人的情绪无法被触及，而我们似乎只能解释他的理智（不论它是多么破碎）之时。

我所提出的一些提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可应用在分析精神分裂病人的技术上。

结语

我现在要将本篇论文所提出的若干结论进行总结。我的主要论点之一是，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中，婴儿的焦虑主要被体验为被害焦虑，而这种性质的焦虑促成了一些特定的机制与防御方式。这些防御机制中，特别突出的是分裂内部与外部客体、情绪与自我的机制。这些机制与防御是正常发展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日后发生精神分裂症的基础。我描述了通过投射而发生认同的一些潜在过程，这些过程将自我某些部分裂解，然后将它们投射到另外一个人身上；我也描述了这种认同对于正常与分裂的客体关系的某些影响。进入抑郁位置的起始阶段是个关键点，此刻分裂机制可能通过退行而得以增强。我也提出在躁狂抑郁障碍与分裂疾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种关联的基础在于婴儿期偏执—分裂位置与抑郁位置之间的相互作用。

附录

弗洛伊德对史瑞伯（Schreber）案例【《对一个妄想症案例自述的精神分析注解》[Psycho-Analytic Notes upon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of a Case of Paranoia（Dementia Paranoides）（S.E.12）]。】的分析，包含了和本篇主题极为相关的丰富材料，不过我在此仅提出几点结论。

史瑞伯生动地描述了他的医师——弗莱克西（Flechsig，他所爱的与迫害他的人物）的灵魂分裂情形。“弗莱克西灵魂”曾经引进了一个“灵魂分解”（soul divisions）系统，在该系统中灵魂分裂为40—60个“次分裂体”（sub-divisions）；这些灵魂不断增加，一直到他们变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nuisance）。上帝对他们侵袭，结果“只有一种或两种形式”的弗莱克西灵魂存活下来。史瑞伯提到的另外一点是，弗莱克西灵魂的碎片慢慢地失去了他们的智力与力量。

在此案例的分析中，弗洛伊德获得的结论之一，是迫害者被分裂为上帝与弗莱克西，而且上帝与弗莱克西也代表了病人的父亲与兄弟。在讨论到史瑞伯有关世界毁灭的各种形式的妄想时，弗洛伊德说：“无论如何，世界末日是在他（史瑞伯）与弗莱克西之间爆发冲突的结果；或者，根据他妄想的第二阶段所采纳的病因来看，世界末日是在他与上帝之间应形成的无法消解的连结关系的结果……”（S.E.12【文中出现的“S. E.”为Standard Edition”的缩写，其后的阿拉伯数字为卷号。】，第69页）

我要提出的是（与本章所勾勒的假说相关），弗莱克西灵魂分解为诸多灵魂，不只是客体的分裂，也是史瑞伯感到自我分裂的投射。我在此仅提出这种分裂过程与内射过程之间的关联。这个结论本身意味着上帝与弗莱克西也代表了史瑞伯自我的某些部分，史瑞伯与弗莱克西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认为这一点对于世界毁灭的妄想起着重要作用），在上帝侵袭弗莱克西灵魂的行动中找到了表达方式。在我看来，这个侵袭行动代表了自我的某一部分将其他部分消灭，这种过程是一种分裂的机制。有关“内在的毁灭”与“自我的分裂”的焦虑与幻想，同这个机制密切相关。它们被投射到外部世界，并且形成了这个世界毁灭的妄想。

关于“世界末日”（world catastrophe）妄想底层的某些过程，弗洛伊德得出了以下结论：“病人已经从周遭的人们以及外部世界中，广泛地将他们曾经投注的力比多（libidinal cathexis）抽离出来，于是任何事物对他而言都变得无所谓、不相干，而且必须透过一种次合理化过程来加以解释，如同被‘神奇化、仓促而表面化地即席创造出来’。世界末日就是这种内部灾难的投射，因为自从他将爱从他主观的世界中抽离出来时，他的世界就已经走到尽头了。”（同上，第70页）这个说明尤其和客体力比多的紊乱，以及随之而来与他人及外部世界的崩解有关。不过，弗洛伊德更进一步地考虑到这种紊乱的另一个层面，他说：“我们不能忽略这种可能性，力比多的紊乱可能反应在自我贯注（egoistic cathexes）之上，就如同我们不能忽视相反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个次发的或者被诱发的‘力比多过程’的紊乱，可能产生于自我中不正常的改变）。事实上，有可能这种过程形成了精神病的特征。”特别是最后两句所表达的可能性，在弗洛伊德对“世界灾难”的解释与我的假设之间提供了联结。如我在第一章所提出的，自我中不正常的改变是源于早期自我的过度分裂过程，这些过程与本能的发展及本能欲望（instinctual desires）所引发的焦虑密不可分。弗洛伊德后期有关生本能和死本能（取代了自我本能和性本能的概念）的理论发现，力比多分布的紊乱假定了破坏冲动与力比多之间的离解（defusion）。我认为自我的一部分将其他部分消灭的机制，构成了“世界灾难”幻想（上帝对弗莱克西灵魂的侵袭）的基础，这个机制暗示了占优势的破坏冲动凌驾于力比多之上。接着，在自恋力比多分布上的任何紊乱，同与内射客体的关系有密切关联，而（根据我的工作）内射的客体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自我的一部分。于是，自恋力比多与客体力比多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应了“与内射客体的关系”以及“与外部客体的关系” 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自我与内化的客体在感觉上是碎裂的，那么婴儿就会体验到一种内部的灾难，并且会延伸到外在世界，被投射到这个世界。根据本章所论及的假设，这种和内在灾难有关的焦虑状态，发生在婴儿期的偏执—分裂位置时期，并且形成了日后精神分裂症的基础。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的决定性固着点是在发展的最早阶段。提到早发性痴呆（弗洛伊德将之与妄想症区别）时，他说：“决定性的固着点应该比妄想症发生在更早的阶段，而且应该大约在发展期开始，从自体情欲（autoerotism）进入到客体爱的时候。”（同上，第77页）

我想从弗洛伊德对史瑞伯的分析案例中，再提出一个结论：我认为侵袭（导致了弗莱克西灵魂被减少到只有1—2个）是企图康复的一部分，因为侵袭是抵消，或是说，通过消灭自我裂解的部分来让自我的分裂愈合，结果只有1—2个灵魂存活下来。如我们所推断的，这些灵魂会重新获得它们的智力与力量，不过，这种朝向康复的企图，受到自我为了抵制自身与其投射客体的极其破坏性手段的影响。

弗洛伊德对精神分裂症与妄想症等问题的探讨，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他关于史瑞伯的论文（在此我们也必须记得，弗洛伊德所引用的亚伯拉罕的论文【《癔症与早发性痴呆的心理性欲差异》（The Psycho-Sexual Differences between Hysteria and Dementia Praecox, 1908）。】）发展了我们理解精神病及其潜在治病过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