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儿童焦虑情境对自我发展的影响

精神分析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识别和改善焦虑，个体表现出来的精神病症是个体不能改善焦虑的结果。除了对焦虑进行改善，还有一些常规的治疗方法（这些方法是因精神病症而产生）。这些常规治疗方法对于自我的发展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在这一章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方法上。

在发展的初期，自我受制于早期焦虑情境的压力，自我的力量弱小。自我一方面要满足本我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残酷超我的威胁，自我不得不使尽全力去满足双方的要求。弗洛伊德描述自我是一个可怜的小家伙，服侍三个主人，被三处危险威胁【《自我和本我》（1923）（《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56页）。，这个描述对于儿童弱小、未成熟的自我来说尤其真实，因为儿童主要的任务是控制自己的焦虑【在一些极端的病例中，这个压力是如此的强大，它完全阻止了自我的发展。但是，即使是在更反常的病例中，压力不仅作为一个促进手段，更是作为阻碍发展的手段。为了得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在所有发展过程中，需要这个合作因素的最佳关系（对比我的论文《自我发展中的标记形成的重要性》，1930，《克莱因文集Ⅰ》。。

在游戏中，正如弗洛伊德在分析一个一岁半【《超越快乐原则》（1920）（《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8，第14页）。的儿童游戏中表明的那样：甚至是年纪非常小的儿童也会努力克服自己的不愉快经历。在这个游戏中，儿童把一个缠线的木卷线筒向外抛掷，它消失了，随后收线，线筒又回来了。儿童不断重复这个动作，他学会了控制不愉快事件的情境——母亲的身影只是暂时消失。弗洛伊德在儿童游戏中识别出儿童游戏行为普遍重要性的功能，通过游戏，儿童把被动经历转变成主动感受，并且把不愉快变成了愉快，他把当初不愉快的经历加上了一个快乐的结尾。

早期的精神分析已经表明，在游戏中，儿童不仅克服痛苦的现实，而且，他同时利用痛苦的现实来克服自己本能的恐惧和控制内部的危险（通过投射危险到外部世界）【弗洛伊德视投射的起源为“一个处理内部刺激的独特方法，内部刺激引起大量不愉快情绪上升，这种方法有一个趋势：把刺激当作外部的动作，而不是当作内部的动作，因此防御机制开始行动才可能展开，以应对刺激，这是‘投射’的起源。它注定在病理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超越快乐原则》，1920，《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8，第29页）。

自我努力把内在心理历程置换到外部世界并且让心理历程自由发展，自我的这种努力似乎与另外一个神经功能有联系，弗洛伊德在创伤性神经症病人的梦境中识别出这个功能的存在【弗洛伊德这样写道：“梦境生发的焦虑在白天受到忽略，其结果是导致了创伤性精神官能症。这些梦境通过回顾的方式，竭尽所能控制刺激，梦境因此提供给我们观察神经器官的功能。虽然它不与愉快原则产生矛盾，它却是独立于愉快原则之外，而且似乎比获得愉快和逃避不愉快的目的要更原始一些。”（《超越快乐原则》，《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8，第32页）。

置换本能和内部危险到外部世界的做法使得儿童不仅可以更好地克服焦虑，而且使得儿童为改善焦虑可以做更多准备【在前面两章中，我们已经看见个体发展的最早期阶段，他的自我不能完全承受他的本能焦虑和他对内化客体的惧怕，自我试图通过部分无视和否认心理现实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对于我来说，儿童在游戏中对克服焦虑多次做出的努力，这是儿童“通过发展焦虑的方法来控制刺激”【关于梦境和游戏之间的紧密关系，对比此书的第一章和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扮演》（1929）。。起源于儿童心理原因的焦虑被置换到外部世界，这个置换伴随自我破坏本能的外部偏向的发生。置换具有增加客体重要性的效果，因为它与那些客体或者它们的替代物发生了联系，这种联系的积极应对趋势同时得到确认【德文版本的用词是“被激活”（activated），英文译者认为是“确认”一词，这个词的拼写有误（“激活”和“确认”这两个词的德文拼写相近，后者多了一个字母“s”）。——译注，客体因此变成儿童危险的来源。但是，客体如果以友好的样子出现，它们就代表了对改善焦虑的一种支持。

弗洛伊德把“抛掷木线筒”解释为儿童针对母亲进行施虐的报复性冲动行为（母亲抛弃了他）。【《愉快原则之外的部分》，《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8，第14—26页。但是，当儿童又收回线筒时，表征母亲回来的事实。这个游戏似乎表现了被伤害的母亲得以神奇复原的现象【我在此书的第九章中已经指出罪疚感是最早期活动和升华的推动力。，因为我们认为抛掷等同于弑母。

除了投射使得焦虑得到释放以外（它使得内部本能刺激被当作外部刺激），由于置换的发生，内部危险与外部世界得以产生联系，这样就带来很多好处。儿童渴望知识的本能与施虐冲动曾经一起针对母亲身体内部，而害怕危险和侵犯强化了这种本能（这些都在儿童身体内部不断进行，而且没有任何办法对它们进行控制）。通过置换，儿童能够发现外部环境的本质，并且检测自己采取的应对办法是否可行，因此真实的外部危险更容易被解决。现实检测是一项有力的激励措施，它促进儿童发展渴求知识的本能和开展其他行动，所有的行动都帮助儿童保护自己免受危险，哪些行动击退恐惧，哪些行动确保个体对客体做出补偿修复。所有这一切都以相同的方式（它们作为冲动的早期表现）起到克服焦虑的作用，对抗既来自自身内部又来自真实世界和幻想的各种危险。

内射和投射之间的互动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对应超我形成和客体关系【参见第九章。两者之间的互动，其结果是儿童找到驳斥害怕外部世界的方法，同时，通过内射真实而“良好”的客体来缓和焦虑情绪。由于良好真实客体的存在还可以减少儿童对内射客体的恐惧和儿童的罪疚感，儿童对内在危险的恐惧加强他对母亲的固着，并且大幅提升儿童对爱和帮助的需要。弗洛伊德解释说我们能理解的儿童焦虑，他的焦虑可以被归结为一个原因：儿童想念他所爱的人或者他渴望见到想念的人【《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36页）。。弗洛伊德把焦虑追溯到未成熟个体完全依赖其母亲的那个阶段，想念所爱和渴望见到的人，经历得而复失的爱、危险客体的消失、黑暗中独处的恐惧、与不相识的人独处的恐惧，所有这些都是早期焦虑情境的不同形式，也就是说，都是儿童害怕的内化危险客体和外部危险客体。在晚期发展的某个阶段，除了这些焦虑，还有对客体的忧虑，儿童现在害怕他的母亲会在自己幻想攻击中死去，他会成为孤零零的一个人。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说【同上，第169页。：婴儿还不能区分暂时离开和永久离开。一旦婴儿看不见母亲，他就会做出行为反应，似乎他永远都看不见母亲了。儿童必须重复经历母亲不会消失的事实，最后确信这个真相：母亲暂时消失以后还会重新出现【但是幼童只能在如下的情况得到安慰：他最早期的焦虑情境不占据显著地位，而且，在超我形成中，他与客体的关系在游戏中表现了出来。我多次发现，年纪较大的儿童对母亲的离开做出最早期焦虑情境的反应，在这种焦虑情境的压力下，儿童认为母亲的暂时离开是永久离开。在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扮演》（1929）中，我报道了一个六岁男孩的病例。他让我扮演一个“仙女妈妈”的角色，这个角色的任务是保护他，让他免受父母的迫害，并且，帮助他杀害父母。我还得一遍又一遍地从“仙女妈妈”马上变成“坏妈妈”，作为“仙女妈妈”，我要给他治疗野兽（父母的联合体）对他造成的致命伤害；但是，接下来我又要离开一下并且马上回来攻击他（换成“坏”妈妈的身份），他说“出门的时候是仙女妈妈，你永远都不知道她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变成了坏妈妈。”这个男孩从婴儿期就对他的妈妈有强烈的依恋，他深信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已经遭遇不测。其结果就是他刚刚才见过母亲，他马上就没有安全感了，觉得她已经去世了。。

根据我对儿童的观察，母亲必须以她真实的存在多次证实她不是那个“坏”而充满攻击的母亲。儿童需要一个真实的客体，抗击他对可怕内射客体和超我的恐惧，再者，母亲的真实存在证明她没有死亡。随着儿童与现实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儿童更多使用他与客体的关系以及各种活动和升华，帮助抵抗超我的恐惧和超我的破坏冲动。我讨论的出发点是焦虑激发自我的发展，儿童在克服焦虑的努力中，儿童召唤自我支持建立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与现实的关系，所以，为了儿童适应现实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努力建立客体与现实的关系非常重要。

幼儿的超我和客体并不是一致的，但是超我持续不断地做出努力，使得它们的角色可以互换。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减少对超我的恐惧，部分原因是能更好地满足真实客体的需要（真实客体的需要不与内射客体的幻想要求重合），因此幼儿的自我负担了超我和自我的冲突，而超我包含了互相冲突的各种意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的要求。除了这些以外，幼儿必须应付超我要求和真实客体的要求，结果，幼儿总是在内射客体和真实客体之间——在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摇摆不定。

在幼儿阶段，超我和本我尝试互相适应的尝试是失败的，因为本我的压力和超我的严厉吸收了自我目前为止的全部能量。在潜伏期的开端，当力比多的发展和超我的形成都已经圆满完成，这时候的自我变得更强大，可以着手在更宽广基础上调整各相关因素的适应性。力量强大的自我与超我联合，建立一个联合援助计划，它首先包括了自我的顺从，以及自我对真实客体和外部世界的适应。在发展的这个阶段，儿童的理想自我是“举止礼貌得体”，满足父母和老师对“好”儿童的期待。

但是，这个稳定期在青春期到来之前被粉碎，青春期更是没有稳定性。力比多重新登场，这个时期的力比多强化了本我的要求，而同时超我的压力得以增加，自我又一次被猛烈挤压，自我面临必须做出新的调整的任务，因为以前的调整适应已经不合时宜。本能冲动不能像以前那样被压制和限制，儿童的焦虑由于这个事实而增加：儿童的本能现在可能更容易在现实中获得突破，导致比幼儿时期更严重的焦虑后果。

自我与超我达成一致。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目标，儿童需要放弃原先爱过的客体。我们观察到青春期的少年常常与他周围的一切发生摩擦，他常常盼望新的客体出现。其实，这样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是和谐的，因为，这时候现实施加各种要求更高的任务给青春期的少年。在他发展变化的道路上，他不断逃离原初客体，最终他脱离自己的一般意义上的私人客体，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原则和理想。

个体最后的稳定期要在他完全经过青春期以后才能达到。在这个阶段的终点，他的自我和超我终于能够就建立成年人的目标而达成一致意见，个体现在适应自己更广大的外部世界，而不仅仅只是依赖于自己所处的周围环境。虽然他认可这个新的现实的主张，他却把这些主张设置为他自己的内部要求。当他成功脱离他的原初客体以后，他在普通的客体上获得了更伟大的独立。这样的调整取决于他对新的现实的认可，并且，这个调整在更强大的自我的帮助下发生效果。在他的性生命绽放的第一阶段，压力对自我的强化做出很大贡献（压力来自本我和超我的夸张要求之间的压力情境）。与此相反，我们常常可以看见抑制这种压力的结果——对他个性产生约束，这种约束效果常常是永久性的，在此阶段结束时彻底完成。虽然童年第一阶段蓬勃发展的幻想，以较小的程度，伴随着性生命的出现而第二次出现，但是，当他已经经过了青春期后，他的幻想就被毫无意外地严重挤压，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

幼儿期还有一点，我们已经看见，超我和本我在这个期间还不能相互妥协；在潜伏期，自我和超我为了追求共同的目标，两者联合一起创造了稳定；在青春期阶段，与早期相似的情境再一次出现，个体的精神稳定再一次紧随其后。我们已经讨论了这两种稳定的区别，我们现在能够看见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两种情况中，自我和超我达成互相适应，彼此同意建立一个符合现实【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中，弗洛伊德说：“正如自我控制通往外部世界动作的道路一样，自我也同样控制通往意识的道路，在压制的过程中，自我在两个方面施加它的权利……”（《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95页）。另外，他说：“我描绘了一幅自我依赖本我和超我关系的图，而且自我在这两者面前是多么的无力和焦虑。”（同上，p.95。）关于自我成长，我的理论是与这两个陈述一致的，因为这个理论表明超我和自我相互作用并且决定个体发展的整个历程。要求的“理想自我”。

在这本书的更早一些章节中，我曾经尽力表明在潜伏期的肇始，超我的发展与力比多一起停止不前。我特别强调我们各个不同阶段都要处理的重要一点：在俄狄浦斯冲突下降以后，跟随其后的不是超我自己的变化，而是自我的成长，自我的成长包括了超我地位的巩固。在潜伏期，儿童的自我和超我分担了适应环境的目标任务和那种环境中的“理想自我”的角色任务，这个事实（而不是超我发生实际改变）可以解释潜伏期总的稳定状态的现象。

我们现在必须从讨论自我的发展转移，我们要考虑这个过程与克服焦虑情境的关系，我认为克服焦虑情境是自我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曾经说过，幼儿的游戏活动通过连接幻想和现实，帮助儿童克服内部和外部的危险。让我们拿小女孩办家家游戏中的“妈妈”角色举例，正常儿童的分析表明这些游戏除了满足儿童的心愿（包含早期焦虑情境中最严重的焦虑），在小女孩反复渴望洋娃娃的想法中，还存在着小女孩的安慰和确信需要。小女孩得到洋娃娃的事实是她没有被她母亲抢走孩子的证据，以及她的身体没有被母亲破坏，她还可以有自己的孩子。另外，照顾她的洋娃娃，给它们穿衣服（女孩已经把自己与洋娃娃等同），她确信自己曾经有一位慈爱的母亲，因此减少了她被抛弃、无家可归和变成孤儿的恐惧，这种自信在某个程度上也在其他游戏中表达出来：比如，男孩和女孩玩过家家和旅游的游戏，这两种游戏都是儿童渴望找到一个新家的愿望——最后的归属都是重新找到他们的妈妈。

典型的男孩子游戏清晰地表达出男性特征。这些游戏跟马匹、火车和马车有关，游戏象征着进入母亲的身体。在他们的游戏中，男孩子们一次次地上演每种不同的场景，在母亲体内与父亲打斗，与母亲**；在游戏中，男孩与敌人斗争，自我防卫的胆量、技巧和精明都确保他们成功地打败他们的父亲，男孩的胜利减少了对父亲的恐惧。通过这些斗争方式和通过与母亲**，他获得了阴茎和性能力——这两者都是男孩最害怕的事情，而且，在游戏中，伴随他的侵犯趋势，帮助母亲恢复完美的愿望一起出现。他要向自己证明，他的阴茎不具有破坏性，他以这样的方式减轻他的罪疚感【这个话题将在第十二章中完整讨论。。

儿童在游戏中无拘无束的巨大乐趣不仅来自他们的心愿已经圆满完成，而且来自他们在游戏中对焦虑的成功克服。在我的想法中，这不是两个分别完成的不同功能，真实的情况是：自我采取每一个“实现愿望”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克服焦虑的目的。因此，一个复杂的过程运作所有自我的力量，儿童游戏帮助其完成从焦虑到愉快的转变。我们将在后面仔细讨论这个重要的过程怎样影响成年人的精神生活和自我发展。

虽然如此，就儿童而言，自我永远不能通过游戏克服焦虑。只要焦虑保持潜伏状态，它就会成为玩游戏的动力，但是，只要焦虑一旦表现，它就会公开中断游戏的进行。

在儿童的游戏中，我们能认出儿童早期的自我仅仅部分达到了克服焦虑的目的。在潜伏期的发端，儿童能更好地克服焦虑，同时他表现出应对现实需要更强的能力。儿童的游戏失去所有想象的内容，而且想象力逐渐被学校作业取代，儿童专注于字母表、算术的数字和绘画，这些在开始都有游戏的性质，后来，很多都被取代了。儿童专注于字母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字母的写法和顺序，整齐划一的字母书写，这些准确到位的细节让儿童感觉非常愉快——儿童的精神状态与“造房子”“玩洋娃娃”游戏的精神状态完全相同。一个漂亮和整洁的作业本具有游戏中房子和家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象征健康和未受伤害的身体；对于儿童而言，字母和数字代表父母、兄弟、姐妹、儿童、**和粪便，它们都表示他的攻击趋势和他的反应趋势，他通过成功完成作业中断害怕，就像造房子和玩洋娃娃一样。对潜伏期儿童的分析表明，不仅仅是作业的细节，而且学校里还有所有手工制作和画画的各种活动都在幻想中出现，表征修复儿童的**和身体、修复母亲的身体和身体的其他部分、修复父亲的阴茎，也修复兄弟姐妹等等。同样地，儿童自己的每一件衣物和洋娃娃的每一件衣物，比如衣领、袖口、披肩、帽子、皮带、长筒袜、鞋子，它们都有象征意义【参考福卢格尔（J.C.Flugel）《服饰心理学》（1930）。。

在儿童发展的正常道路上，年幼儿童书写字母和数字的乐趣得到延伸。随着他们年纪的增长，这种乐趣变成智力上的整体成就。即便如此，他们成就感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赞赏，这是获得长者认可的方式。因此，在潜伏期，我们看见来自真实客体的爱和赞许帮助儿童缓解危险情境，这时，儿童的客体关系和现实关系受到过分强调。

就男孩子而言，写作表达男童特质【同样，对于女孩子来说，书写和其他类似活动主要来自男性特质。，钢笔笔画和字母写作代表的是**的积极表现，是他具有阴茎和性能力的有力证据，书本和练习本代表**或者母亲和姐妹的身体【与女性特质有关的是，男孩子的作业本代表的是他自己的身体，完成学校的作业是修复身体的尝试。。对于一个六岁的男孩子来说，大写的字母“L”意味着一个马背上的男人（他和他的阴茎）骑行穿过一个拱道（她母亲的**）；字母“i”是阴茎和他自己，字母“e”是他的母亲和母亲的**，而字母“ie”的拼写是他自己和母亲**结合，大写的字母和小写的字母分别代表的是父母和孩子【参考我的论文，《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1923，《克莱因文集Ⅰ》）。。男孩子积极的**幻想也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表现出来，我们发现同样的幻想表现在这些活动的细节和学校的作业中。男孩子希望超过他的对手，确保胜利战胜危险的父亲——这个愿望相当于男性处理焦虑情境的方式，这对于青春期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潜伏期时，他的这个愿望就存在了。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男孩子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要小于女孩子，取得自己的成就在男孩子的精神活动中已经占有更大分量（相比女孩子）。

我们描述的稳定状态发生在潜伏期，这是自我和超我适应现实，达成共识后的反应。稳定的达成取决于所有压制和限制本我的本能力量的联合行动，儿童停止**（masturbation）的努力在这个时候进入。借用弗洛伊德的话“这种努力占用了儿童潜伏期大部分的精力”。他所有的力量都是针对他的**幻想，而这些幻想正如我们反复看见的一样，不仅是儿童游戏的一个成分，而且还是他们学习活动和所有晚期升华的一个构成部分【在我的论文《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中（1923），我讨论了学校里某些文章的潜意识意义，仔细检查了学习和学生生活受抑制的潜在原因。过多压抑**幻想的结果是儿童的幻想受抑制，在学习中和游戏中都如此。在潜伏期，这种抑制在儿童性格上表现明显，在《外行精神分析的问题》一文中（1926），弗洛伊德写到：“我有一个印象，在潜伏期的肇始，他们的心智被抑制，变得更笨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的外表失去了魅力。”（《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215页）可以确定的是，自我保持了对本我的优越性，让个人做出极大牺牲，在那些生命阶段，当自我不能完全成功降服本我时（比如在性欲发展的第一期和第二期），自我的想象活动更完整，这样的想象一方面表达了心智不太稳定，另外一方面表达了个性非常丰富的事实。。

儿童在潜伏期需要客体的赞许，其原因是他想要减弱超我的对抗力量（超我在这个阶段往往对客体自适应），达到“去性”**幻想的目的。因此，在这个阶段，儿童一方面需要满足放弃**的要求，以及压制**幻想，另一方面需要满足反向要求，满足年长者每日“去性形式”（desexualized form）的**幻想的兴趣和活动。因为只有在这样令人满意的升华中，儿童才获得自我的需要，从而完全驳斥焦虑情境。儿童成功逃离这个尴尬局面取决于潜伏期的稳定状态，在潜伏期，儿童需要取得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批准，这是改善焦虑的前提条件，这样他才能控制焦虑。

让我们简短回顾如此复杂和分歧广泛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定是计划周密的过程。在真实情况下，正常儿童和神经症儿童之间的分界线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特别是在潜伏期）。神经症儿童可能在学校表现不错，表现正常的男孩常常用其他的方式否定焦虑情境，比如他展现他的力大无穷，而他并不是总是想要学习。潜伏期的正常女孩常常用非常男性的方式克服焦虑；另外，即使男孩选择更被动的行为方式或者女性行为方式来克服焦虑，他还是被看作是正常的儿童。

弗洛伊德让我们注意到潜伏期介入的典型的仪式行为，这是儿童努力抗拒**的结果，【参考《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16页）。他说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在自我中建立伦理和审美屏障”。由于“自我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反应形成，我们把反应形成视作正常性格形成的一种夸张形式”，【同上，第114—115页。强迫性反应和正常儿童人格发展（儿童在一定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分界线在儿童潜伏期并不是明确无误的。

你们要记住，我已经提出了一个观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早期。但是我之前表示，在这个发展阶段，只有孤零零的强迫症症状出现过，一直到进入潜伏期，这些症状并没有结构性地普遍出现过，所以不能形成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超我和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的各种认同得到更大整合，超我的要求更统一，内化客体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对比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扮演》（1929，《克莱因文集Ⅰ》）。联合建立共同目标，他们一起完成强迫性特征的系统化，并且伴随超我【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13页）中，弗洛伊德说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自我和超我在症状形成中承担了尤其重大的责任。”的巩固和自我的强化。这个共同的目的构成本我和超我制约自我的力量。虽然儿童本能的压制（客体提出的要求）在强迫机制的协助下得以展开，但是压制并不会如愿以偿，除非所有关联因素齐声反对本我。在这个结构综合完整的过程中，自我展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综合【同上，第112页。完成趋势”。

因此，在潜伏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充分满足儿童自我、超我和客体的需求。一般情况下，成年人拒绝小孩子的打扰，这是因为成年人认为拒绝是对儿童内在需要【儿童的环境也能直接影响他的神经症，我发现环境的改变造成对神经症患者有利的影响。这个因素解释儿童出现一组不同症状的事实，之前的症状非常麻烦，后来的症状不太明显。另外一个导致儿童症状消失的原因是他对客体恐惧的增加，我曾经有一个男童病例，他14岁（对比我的论文《促成抽搐症精神演变的原因》）（1925），他在学校里的功课非常好，但是他很拘束，从不参加任何体育活动。他的父亲离家外出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回来，并且要求他克服他的拘束心里，这个男孩处于对父亲的害怕，他努力克服自己的拘束；但是，他同时又被更严重的拘束（学习参加体育活动）所控制，他来找我做心理分析的时候，这个症状依然存在。的最好回应。我们常常在精神分析中经历这样的病例：如果成年人在与儿童相处的情境中产生冲突，成年人认为儿童“太不听话”和“太捣乱”，这时候儿童被迫忍受和进入内心冲突，他的自我觉得：只有通过成年人对自我进行各种友好帮助，它才能完成“压制本我”和“抵抗被禁冲动”的两项任务。儿童需要接受外部客体的禁令，因为这些禁令支持来自内部的禁令。儿童对客体的依赖是为了能够克服焦虑，这种依赖与其他发展阶段相比，在潜伏期表现得更强大。确实，我觉得儿童克服焦虑的能力取决于儿童的客体关系和适应现实的能力，这是他顺利过渡至潜伏期的先决条件。

尽管如此，为了儿童未来的长期稳定发展，这种克服焦虑的方法不应该占据先导地位和被过多使用。如果儿童的兴趣、成就，以及其他令人心满意足的做法所付出的艰苦努力，都是为了赢得客体的爱和认可（客体关系是克服焦虑和缓和罪疚感的最显要因素），那么，儿童将来的精神健康没有根植在牢固的土壤中。如果儿童对客体的依赖比较少，儿童的兴趣和成就（通过它们，儿童的焦虑感得以克服和罪疚感得以减轻）都是为了儿童自己本身的缘故，并且儿童从中获得回报和成就，那么，他的焦虑感就会得到更好的调整，最终得到广泛分散，无声无息。一旦儿童的焦虑被减弱，他的力比多满足感就会上升，而这是成功克服焦虑的先决条件。焦虑只能在这时候得到克服：超我和本我达成互相适应状态，而且自我获得足够的力量【如果我们及时注意到这些迹象，相比青春期而言，我们应该能够在儿童第一阶段观察更清楚地观察到后期疾病和发展缺失的先兆。在非常多的病例中，病人在青春期或者后期突然生病。他们在童年时期遭受了重大挫折，但是在青春期适应良好，他们在青春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困难，而出现的困难就他们的教育环境而言当时都是可以弥补的，甚至是太容易弥补了。在幼年阶段，焦虑太强大，或者没有被恰当改善，建立在强迫机制上的青春期的稳定过程就根本不会发生。。

既然潜伏期的客体关系对儿童的支持如此的强大，甚至对正常儿童的精神而言也如此，我们就并不难发现很多这样的病例，在这些病例中，这个支持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青春期，我们明显可以做到这样的支持，因为儿童对客体的依赖不再那么强烈（如果这种依赖是克服焦虑的主要手段），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精神疾病通常都是在后期爆发的原因之一（在青春期或者青春期之后爆发）。如果我们把自我的力量当作一把标尺——这把标尺取决于超我严重程度是否得以减弱，它包含了本能更大的自由范围，它与适应这个发展阶段的目标一致。我们不应该冒着很大的风险，要求儿童在潜伏期去适应教育和现实社会的很多要求。令人失望的是，这些要求往往都是衡量儿童成功发展和身心健康的标准【如果在潜伏期，儿童被强加了太多的要求，而且儿童太乖顺，他的性格和“自我理想”将终生保持对外界的屈从状态。一个弱小的自我是超我和自我互不调整和适应的结果，它不能执行青春期个体从客体分离的任务和建立独立内在标准的任务，所以他的人格独立将是一场失败。儿童对客体的依赖减轻与儿童青春期接受教育的要求相得益彰。在潜伏期的所有病例分析中，没有一个儿童以青春期同样的意义与客体分离，真实发生的情境是儿童的专注变弱并且矛盾，在这个人生阶段，在对客体减少依赖的时候，儿童更好地发现其他客体，因此为接下来的青春期客体分离做好准备，精神分析没有增加难度，相反却减少了儿童适应环境的难度并且最终与困难达成妥协，因为内在自由越多，儿童就能更好地应付客体分离。。

弗洛伊德说“青春期的来临翻开了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决定性章节”，并且，在这个时期，“早期侵犯冲动将被重新唤醒，但是更多或者更少的力比多冲动（甚至在糟糕的情况中，力比多所有冲动）将不得不跟随退回既定的方向，并且作为侵犯和破坏趋势重新出现。由于性欲乔装打扮成力比多冲动，以及自我做出强大的反应，开展对抗性欲的斗争将从此在伦理道德原则的旗帜下进行【《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16页）。。

儿童建立新的原则和新的理想父亲的形象，以及对自己要求的提高，目的都是为了与他原初的客体分离。虽然，他可以聚集对父亲的积极情感，也可能与父亲产生一些情感冲突，但是，他对父亲的情感不断加深。这个做法与父亲的分裂意象保持一致，崇高而又备受钦佩的父亲被儿童喜欢和爱戴，而“坏”父亲常常指生活中的父亲或者一个替代对象，比如校长，他唤起的是这个阶段普遍仇恨的情感。男孩在这样的情感关系中，他确定自己是与父亲棋逢对手的，不会被父亲比下去。男孩在对父亲的钦佩中，满足于自己有一个强大的和助人为乐的父亲，并与父亲产生认同感。这所有的一切都让儿童相信他有建构能力和性能力。

正是在此处，他的活动和成就开始进入。通过体力或者智力取得的那些成就（它们都需要勇气、力量、开创精神和其他因素）表明，他非常害怕的阉割没有发生在他身上，他并不是性无能。他的成就还满足他的反应趋势并减轻他的罪疚感，他的成就向他表明他的建构能力超过了他的破坏趋势，他的成就还代表对他客体的补偿修复，这些都极大增加他的满足感【在他众多的升华中，尤其是他在智力和艺术上做出的努力，这个男孩经常使用女性克服焦虑的方式；他使用书本和练习册（他们代表身体、生育和儿童等等）抵抗他身体的破坏力量，他以女性的角度等待母亲这个对手的竞争。。在潜伏期，当儿童各项活动的成就得到外界的赞许，活动成就与自我达成和谐，他的焦虑感得以弱化，罪疚感得以减轻；而在青春期，他的焦虑感得以弱化、罪疚感得以减轻的这些成就一定来自儿童学业上取得的成就。

我们必须简短梳理一下女孩子在青春期处理焦虑情境的方法。在这个年纪，她常常保留潜伏期的目标和这个阶段克服焦虑的模式，她保留的时间比男孩子要长，通常的情况是：青春期的女孩子克服焦虑的方式具有鲜明的男性特征。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为什么女孩子建立女性位置比男孩子建立男性位置要更困难，女孩子对她自己和对别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她的标准和理想具有更小范围的抽象原则，她的抽象原则与她钦佩的人有更多的相关性。她“悦人”的渴望延伸至精神成就，甚至在精神成就达到更高层次时，这种渴望仍然发挥作用。她对待学习的态度就是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只要男性特质没有明显的涉入），她的学习活动和身体活动很大程度上都与她的某些焦虑情境有关。一个美好的身体和一份完美的作业提供给正在成长的女孩一些证据——就像她需要一个孩子的证据，表明她的身体内部没有被破坏，孩子没有从她的体内取出。作为一个成年女人，她与她的孩子的关系常常代替她和工作的关系，这对她处理焦虑是一个极大的帮助。生养一个孩子，看着他成长，这些经历恰恰是童年照看洋娃娃的经历，再一次证明有自己的孩子不是危险的事情，孩子让她的罪疚感得以减轻【参见下一章讨论母亲和孩子关系的更多潜在因素。。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大大小小危险的情境都被估算过，如果事情顺利，就会持续缓解她幼年早期的恐惧。同样的，她与家的关系（相当于她与自己身体的关系）对于克服焦虑的女性模式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并且，还与她早期焦虑有直接的联系。我们曾经目睹，小女孩与母亲的竞争在幻想中以及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她渴望代替母亲，变成家里的女主人。男孩和女孩都有的焦虑情境（尤其是女孩）是害怕从家里被赶走，变得无家可归【害怕变成乞丐儿童或者无家可归的孤儿的恐惧出现在每一个儿童的精神分析中，这是儿童依恋母亲的主要原因，也是儿童害怕失去爱的一种表现之一。，他们在家里心满意足的部分原因是焦虑感被缓解。女人保持正常稳定状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她的孩子们、她的工作、她的各种活动、对她个人和家的关心和爱护，这些都是驳斥焦虑感的因素【在有些女性身上，我能确认一个事实，当她们完成早晨的洗漱后，与前一晚的压抑情绪相比，她们有一种精神焕发和精力旺盛的感觉，梳洗和着装代表了女性多方面的自我修复。。她相信，她与男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由男人对她的身体的“完美如初”的渴慕决定，因此，她的自恋对克服焦虑起到很大的作用。与男性克服焦虑模式相比，女性克服焦虑的模式更多取决于男性的爱和赞许以及其他客体，但是，男性从他的恋爱关系中获得焦虑缓解，并帮助满足他的性需要。

克服焦虑的正常过程似乎有几个因素调节，有些方法与数量因素有关，比如施虐和焦虑的程度，自我承受焦虑的能力。如果这些互相影响的因素达到一个最佳组合状态，儿童能够改善很严重的焦虑症，自我发展和心理健康取得满意发展和最高水平。儿童克服焦虑的能力和爱的能力都具备特定条件，这些条件与能力关系密切【参见第十一章。。有些病例，尤其是在青春期的病例，克服焦虑的条件是个体克服困境，尤其是导致强烈恐惧感的困境；在另外一些危险情境中，出于害怕心理，儿童往往会尽量避免极端情境，在这两个极端情境中，我们认为存在一个获得克服焦虑的正常动力，它并不是太直接，也不与焦虑密切相关，因此是更为分散的动力。

在这一章里，我尽力表明所有个人的活动和升华都是为了克服焦虑和减轻罪疚感，所有活动和兴趣的动机（除了满足他的侵犯冲动以外）都是个体想要对客体做出补偿和修复自己身体和性器官的愿望。我们也看见【参见第九章。在儿童发展的早期，儿童“无所不能”的感觉用在破坏冲动上，当他的反应形成启动时，这种消极的、破坏的“全能”心理让他无比信任他的破坏能力。施虐全能心理越强大，积极全能心里就越强大，其目的是为了他能够满足超我提出补偿修复的要求。如果补偿修复需要更强大的建构全能，比如，补偿父母、补偿兄弟、补偿姐妹等等，它们就都被置换到其他客体甚至是整个外部世界。那么，他一生是否有成就，他的自我是否发展和**是否成功【如果交给他的任务过于确切，他的破坏全能和建构全能的差距超出了一定限度，他的能力会受到抑制，生育和性欲发展会受到干扰。在第十二章中，我们将讨论一个这样的病例。，他是否更为拘谨压抑，这些都取决于他自我的力量和他适应现实社会的能力（这种能力调整他的想象力）。

总结一下已经讨论过的内容，我已经就这个复杂的过程发表了我的看法。这个过程包含了个体所有的能量，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努力克服婴儿期的焦虑，这个过程的成功意味着自我发展和心理健康的至关重要性。一个正常人从多方面自我确信，确信自己不焦虑、不内疚——这个过程持续不断，对各方面都确信无疑，包括他参加的各种活动和自己的兴趣爱好，他的社会关系和**的满意。这让他把原初的焦虑情境抛之脑后，弱化并且彻底改善焦虑对他造成的影响。其实，这个机制往往应用在平常的行为上，这是正常人克服小小焦虑的方法，用来处理日常生活的难题【如果每日的生活充满焦虑，这就解释了神经管能症的另外一个原因：这些事情如此的麻烦，儿童根本不想去完成。。

最后，我必须检验这一章中关于改善焦虑的正常方法的描述，并与弗洛伊德关于这个主题的论述进行比较【《抑制、症状和焦虑》（《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48页）。。在弗洛伊德的《抑制、症状和焦虑》中，他评论道：“因此，随着个体变得成熟，焦虑的某些决定因素消失。”这个陈述由他下文限定，在上面的引言之后，他又说：“还有，这些焦虑情境的某些部分凭着改头换面却侥幸逃脱，它们依旧出现在每日的情境中，影响到后期的发展。”我关于改善焦虑的理论帮助我们理解正常人通过什么方式摆脱焦虑情境，以及用什么方式改善焦虑。精神分析观察使我强烈倾向于相信：即使一般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焦虑，焦虑却不可能完全消失。就意图和目的来说，确实，这些焦虑情境不会对个人构成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在特定的场景中还会再现。如果一个正常人处于严厉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中，如果他突然生病或者人生失败，我们可以看见他最深层次焦虑情境的直接影响。那么，问题来了，每一个健康的人都可能受制于神经官能症，因为他不可能完全摆脱他的原初焦虑情境。

弗洛伊德的论述证实了这个观点。在上文提到的段落里，他说：“神经官能症患者对危险做出的反应要比正常人的反应强烈许多倍。长大成人并不能保证他不回到原来的创伤性焦虑情景，完全有可能的是，每一个个体都有一个焦虑极限，超出这个极限，他的精神和智力都不能发挥作用，不能处理超出他极限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