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现在的结论建立在那些男童的精神分析上，在这些分析中，我可以追溯男童的反常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超强施虐（或者施虐）没有得到成功纠正，这导致了人生很早阶段的过度焦虑发生。这是因为个体曾经非常排斥现实，产生了严重强迫症和偏执狂的特征。这些男童身上的力比多强化冲动和同性恋的构成改善或者驱走他们早期对父亲的恐惧，我认为这种应对焦虑的形式是偏执狂患者【第三章讨论了一个偏执狂症状的病例，我试图确立女性同性恋缘由的相似理论，读者也可能记得第四章中与埃贡有关的分析，我将在第十四章回到这个话题。洛埃伊姆（Roheim）在人类学研究资料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对比他的论文《弗洛伊德大众心理学中和个体分析中的团体心理分析》）。的同性恋病因原理，狼人后来发展的偏执狂症的事实支持了我的说法。【对比鲁斯·马克·布朗斯威克（Ruth Mack-Brunswick），没有具体引用内容。

弗洛伊德似乎证实了我的想法，在他的《自我和本我》（1932）【《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43页，第44页。中，他论及偏执狂患者的恋爱关系：“但是，我们通过分析偏执狂变化过程，得知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存在的机制。这个机制表明，爱恨的矛盾在起点就存在，两者间的转换（transformation）通过情感贯注反应的置换发生，能量从**冲动退出，并转移至仇恨冲动。”

在狼人恐惧症中，我相信我能清晰认出最早期的尚未改善的焦虑，他的客体关系也没有小汉斯的成功，他未完全建立的性器阶段和强大的肛门施虐冲动在严重神经官能症中可以被观察到，并且它们很快就完整表现出来。小汉斯能改善他危险而可怕的超我，改变超我的危险形象，并且克服他的施虐症和焦虑情绪，他在这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解释了他与父母的更加良好的客体关系，而且解释了两个事实：他积极显著的异性恋取向，以及他满意地到达了性器发展阶段。

我相信，在焦虑得到改善的过程中，肛门后期开始的那些机制与它发生联系。在肛门后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发作，我认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其实是治愈最早期精神病症状【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仅仅只是自我采取的治疗手段之一，其目的是为了克服这种早期婴儿精神焦虑。自我采取了别的治疗手段，这些将在第十二章中讨论。的一种努力，而且婴儿期的神经官能症的强迫机制和那些更早发展阶段的机制都已经在运作中。

初看起来，我所说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某些因素在婴儿神经官能症的情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说法与弗洛伊德所说的关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发病起始点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我相信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可以用一个基本道理来解释清楚。我发现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的早期，但是综合各种分散的强迫性特征，我们得出一个完整结构的整体——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在童年的后期才出现，也就是直到潜伏期才出现。大家普遍接受的理论是肛门施虐期的固着点不会成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发生的因素，而是要等到后期，当重新退回到施虐期的固着点时，才作为发生作用的因素。我的观点是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真正起点是在儿童发展强迫症状和强迫机制时——进入后期肛门制约阶段。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早期强迫性症状呈现一幅与后期完整发展的神经官能症不同画面的事实，如果我们记得，在潜伏期，成熟的自我调整了与现实的关系，着手精心准备和整合那些自从童年早期【我将在第十章考虑这些变化。在第十章中，我尽力证明在潜伏期，儿童的神经官能症帮助满足自我、超我和本我的要求。而在更早的阶段，当自我还不成熟时，自我还不能采用此方法控制焦虑。就异常活跃的强迫性特征。幼童强迫性特征不被识别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与更早期的精神疾病一起发作，而这些精神疾病没有与其他各种防御机制一起得到解决。

我已经努力证明【见第六章的内容。——译注，幼童太多时候表现出鲜明的强迫性特征，这个阶段被称为幼儿神经官能症阶段，一个真正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已经占据这个时期的画面【参见莉塔（第三章）这个病人，当她来接受分析时，她才两岁零九个月，她已经有明显的强迫性症状，最明显的症状是复杂的就寝仪式、极度秩序感和洁癖，后者在她的许多生活习惯中有表现，它们暴露了她的强迫性的性格特征，这个特点体现在她所有性格中；另外，这些习惯时间长久，她的就寝仪式习惯在她刚两岁时就开始了，她一直这样，厄娜（第三章）来接受分析时，她六岁，她的某些强迫性症状也追溯到她两岁结束的时候。在这种非常严重的病例中，神经官能症在很早时就表现出许多类似成年人的强迫型神经官能症症状。。我的经验是当早期焦虑情境太严重，并且没有被充分改善的时候，上述情况会发生，儿童将发展非常严重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我希望在区别强迫性特征的早期根源和后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过程中，我已经表达清楚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与大家已经普遍接受的理论完全一致。在《抑制、症状和焦虑》中，弗洛伊德说：“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起因表明，有必要驱走俄狄浦斯情结的力比多。”他继续表述：“力比多的性器结构很脆弱，抵抗力不够，所以当自我开始防御时，它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部分或者整体性器结构（阴茎阶段）退回至更早的肛门施虐阶段，而这个退回对后期的发展意义重大。”如果我们把力比多的各种波动变化视作退回，我认为这种退回波动是早期发展的特点：在早期，性器性欲多次发展被终止之后，最终得到完全确定和加强。如果我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很早就开始的提法准确无误，关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描述就不会与弗洛伊德上面所述的观点互相矛盾了。我的论点将证实弗洛伊德尝试性提出的另外一个提议，他说：“也许退回不是个体体质因素造成，而是时间因素，也许退回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性器结构太脆弱，也不是因为施虐最高峰时自我的反抗开始得太早。”弗洛伊德反对这个观点，他说：“我不准备就这一点发表确定的说法。”但是我想说，精神分析观察并不支持这样的假设。分析观察表明了在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进入时，性器阶段就已经启动；另外，神经官能症的开端属于生命后期，在歇斯底里症之后，属于童年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进入潜伏期时）【《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3页，第14页。。我的观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第一阶段，症状本身的显著表现却是在潜伏期的开端。如果我断言我的观点正确，这些反对意见就都可以抛弃了。

我相信强迫性机制在童年很早时期——幼儿一周岁以后就开始有活力。这个观点是我理论的一小部分，我认为超我在儿童生命的最早期形成，最开始感觉到的是焦虑，随后，早期施虐阶段慢慢接近，罪疚感也出现了。这个观点与我们目前已经了解的理论有很多不同之处。我在这本书的前面部分描述了病例分析，我的观点建立在这些病例上，现在我想从理论上支持这些病例分析。让我们再次转向弗洛伊德【同上，第128页。的观点：“就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而言，所有后期病症形成的主要原因一定是自我对超我的恐惧。”我却认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是纠正早期焦虑情境的手段，而且，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严厉超我并不与儿童发展早期未经修正的、可怕的超我有什么不同之处，这让我们更加接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为什么这种神经官能症的超我竟然如此严厉？

儿童罪疚情绪与外尿道施虐和肛门施虐紧密相关，这些情绪来源于幻想攻击，在施虐高峰期【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性器阶段唤起的罪疚感与“保持清洁”伴随的退回有关，此观点没有纳入这种严厉的罪疚情绪，也没有考虑焦虑情绪与前性器阶段发展趋势的紧密联系。这种早期“保持清洁训练”给成年人的永久印象及其影响儿童终身心里发展的方式——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成年人的精神分析中看见——它们均指向儿童早期“保持清洁”的做法，以及由此导致的罪疚情绪两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费伦齐（Ferenzi）在《性习惯的精神分析》（1925）中委婉表示，这两者之间有更加直接的因果关系，而且存在某个超我生理前导，他把此前导称之为“括约肌道德”（sphincter morality）。，儿童幻想攻击母亲的身体。在早期分析中，我们了解儿童害怕“坏”母亲，这个母亲不断要求儿童归还大便和从她那里被偷走的干净小孩，因此当生活中母亲（或者保姆）要儿童保持清洁的同时，她就变成了一个“坏”人，这个“坏”人不仅要求儿童远离大便，而且在儿童的幻想中，这个人总是想要从他的身体内武力夺走这些大便。另外一个巨大的恐惧来源是内射意象，因为儿童的破坏性想象力针对的是外部客体，他总是以为身体内部有同样野蛮的破坏性攻击。

在这个阶段，把粪便比作危险、有毒、可燃烧物甚至各种攻击武器，其结果就是儿童害怕自己的排泄物变成攻击自己身体的武器。这个排泄物等于攻击工具，以及儿童的攻击幻想进一步造成儿童害怕外部和内部客体的攻击，这些焦虑的源头全部都强大无比、手段高明，我认为训练孩子“保持清洁”是造成儿童焦虑情绪的最深层次的原因。

因此，儿童表示厌恶、遵守秩序和保持清洁，这些反应的形成来自于各种不同源头的焦虑情绪，这些源头都来自早期危险情境。从肛门期的第二个阶段开始，儿童与客体的联系已经发展，我们知道，他的怜悯反应更加显著可见。而且正如我之前所强调，他对客体的满意情绪保证了儿童自己的安全，保护他不受外在和内在的破坏，客体修复成原样也是他身体保持完整无损的必要条件【各种反应的形成和罪疚感进入时期是在自我形成的早期——最早是儿童进入一周岁时（亚伯拉罕[Abraham]在一两篇文章里支持了这个观点）。在他的《力比多发展的简短研究》（1924）中，他说：“在伴随同类相残的性目标的自恋阶段，本能抑制的第一证据以病态焦虑的形式出现，克服同类相残冲动的过程与罪疚感紧密相连，罪疚感作为第三阶段的典型抑制现象进入前场显目位置。”（第496页）。

我认为兴起于早期危险情境的焦虑与强迫特征和强迫症症状紧密相关。焦虑症牵涉到多重伤害，并且与身体内部的破坏行为有关，因此焦虑症存在于儿童身体内部，需要被改善。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或者客体身体的内部都没有明确了解，儿童不能确信他对内部伤害和攻击的恐惧是完全有根据的，他也不能确信他用强迫行为已经成功修复了内部伤害，其结果是儿童的这种不确信与强烈的焦虑结成联盟，并且加剧了焦虑程度。还有，儿童无法获知幻想造成的破坏，这导致对知识的如饥似渴的需求。儿童努力克服自己的焦虑，而焦虑的本质总是吹毛求疵，总是过多强调现实，过于追求精确等等，这种不确定性焦虑【在他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病例的解释》（1909）中，弗洛伊德评论：“从另外一方面看来，强制行为是一种尝试，它弥补怀疑并且改善抑制无法忍受的条件（怀疑是抑制的证据）。”（《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0，第243页）引起的怀疑不仅在造成强迫性特征中发生作用，而且激发儿童太强调确切无误，太强调秩序感，太遵守规则和仪式等等。

强迫症的另外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各种原因的焦虑——它的强度和数量，属于最早期的危险情境。这些强烈而多重的焦虑以同样强烈的冲动启动防御机制，引导儿童强迫自己保持清洁或者修补破损的东西，修复被破坏的东西，这些强迫行为与各种施虐幻想和幻想的细节相对应。

除此之外，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还强制别人，我认为这是多重投射的结果。首先，他试图甩掉无法忍受的强制，他只能把他的客体勉强当作他的自我或者超我，这样可以替代外界的强制。在完成这个过程中，他碰巧满足了折磨和征服客体的重大施虐愿望；其次，他把内射客体的破坏和攻击的恐惧置换到外部客体上，这个恐惧唤起他控制、管理他意象的强迫症。事实上，这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强迫症，它主要是针对外部客体发生。

我的观点是，强迫症行为具备强度和多样性，它与神经官能症的严重程度，以及与焦虑症的特征和范围不相上下（发端于最早期危险情境的焦虑症）。如果这个观点正确，我们应该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去理解这两者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偏执狂和严重神经官能症。根据亚伯拉罕的说法，偏执狂的力比多退回到这两个肛门期的早期。在我已经发现的结果的基础上，我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在肛门施虐期的早期，如果个体早期的焦虑情境运作猛烈，个体实际上跳过了他通常在第二阶段（肛门施虐的第二阶段）才克服的初步偏执狂状态，而且强迫症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偏执**扰的严重程度（偏执狂正好发生在强迫症之前）。如果他的强迫性机制不能充分克服那些干扰，他潜伏的偏执狂特征将会正式出现，不然，他就会忍受经常发作的偏执狂症。

我们知道对强迫行为的压制唤起个体焦虑，因此强迫行为事实上起到控制焦虑的目的。如果我们认为被控制的焦虑属于最早期的焦虑情境，并且儿童的恐惧达到顶点（害怕自己的身体和他的客体以不同的方式被破坏），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理解许多强迫行为的深层次意义。比如，一旦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识别焦虑的本质和罪疚的本质（隐藏在肛门期的物物交换现象下面），强迫性收藏各种物品和强迫性送掉各种物品的行为都变得更好理解。

在游戏分析中，我们找到了强迫性拿取和随后归还动作的各种解释，这些动作伴随焦虑感和罪疚情绪发生，这是对之前抢夺和破坏行为表征的反应。比如，孩子们把一个盒子里的东西转移到另外一个盒子中，并且小心翼翼地摆放和保存它们，每一个动作都表现出焦虑情绪。如果孩子年纪足够大，他还会计算盒子里东西的数量。盒子里的东西杂七杂八，里面有划燃过的几根火柴棍（上面的黑焦炭已经被孩子不厌其烦地擦干净）、折纸、铅笔、砖块、几根线头等等，它们代表的都是孩子从母亲身体里取来的东西——父亲的阴茎、孩儿、粪便、尿液和母乳等等。他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书写，把纸撕成碎片，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藏起来。

我们随后通常看见，在儿童不断增加的焦虑中，他不仅象征性地把他从母亲身体内取来的东西放回去，他还强迫自己从盒子里拿出来或者放回去。可是这些根本不能让他自己满意，他不断强迫自己以各种方式补偿。他还回去的东西和他这么做的过程都使他的施虐趋势得以继续打破他的反对趋势。

我的五岁小病人约翰是一个患神经官能症的小孩，他在他的精神分析阶段发展出计数痴狂症状（counting mania）。这个症状在他这个年纪会经常出现，所以这个症状之前并没有被注意到。在小约翰的分析中，他经常在一张纸上面仔细标注玩具小人和其他的玩具（他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这张纸上），标注完以后，他把它们转移到另外一张纸上。但是他不仅想确切知道这些东西之前所在之处（这样就可以把它们放在完全一样的位置），他还把它们数来数去以确保玩具的数量，也就是说一些大便、父亲的阴茎、孩子们的数量。这些都是从母亲的体内取出，而且他都要放回原处。在他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他说我很笨，责怪我瞎说，他说：“十不能减十三，二不能减七。”孩子担心放回去的东西数量超出自己拥有东西的数量，这种焦虑是孩子的典型表现。除了其他原因，这种焦虑还可以用儿童和成年人身高的差别，以及儿童罪疚感的程度这两个原因来解释。孩子觉得他不能把自己小小身体的东西全部拿给他的妈妈（相比之下，他妈妈的身体如此高大），这种沉甸甸的罪疚感让儿童一刻不停地因为抢夺和破坏母亲或者父母双亲而备受自责，而这种罪疚感又强化了他们永远也“还不清”的想法。在他们非常小的时候，“不知道”（not knowing）的这种想法大大加深了他们的焦虑。我将在后面回到这个话题。

儿童“还回去”（giving back）的表征常常被“上盥洗间方便”的借口打断。我另外一个小病人也是一个五岁小男孩，在他的分析问诊时间，他常常要去盥洗间方便，有时候多达四五次，当他返回的时候，他口头已经数到很大的数字，他试图说服自己这个数字（自己私人物品的数量）足够还回他曾经“偷”来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肛门施虐表征的聚藏私人所有物，似乎仅仅因为其行为本身带来的愉快，这个表征具备了另外一面。同样地，成年人的精神分析也向我表明，手中掌握一定的资金以备不时之需确实是渴望安全的需要，成年人通过金钱来武装自己，应对他们母亲的攻击（他们从她那里抢走东西）——虽然说母亲已经去世多年；同时，他们希望能够有朝一日归还自己从母亲那里偷来的东西，另外，他们害怕被夺去自己身体的某些部分，这种焦虑迫使他们不断积累更多金钱，如此一来，他们就做到“家中有粮，心里不慌”（reserves to fall back on）。比如，小约翰承认我的说法：他害怕不再能够归还母亲所有的大便和孩儿们（他幻想从母亲处偷来的），这种恐惧驱使他把收集的物品破坏掉，然后又去“偷窃”更多的东西。他还跟我解释为什么他不能修复他偷来的每一件物品，他说他的大便在偷来的时候就融化不见了，那个东西完全被他排泄掉，变没有了，所以，就算他想要造出更多的大便，他怎么制造都是不够的。他不知道大便是不是“足够好”，他所说的“足够好”的字面意思是他从母亲那里偷来的东西的“分量”（因此，他在此情境下“小心选择”表征“赔偿”的形状和颜色），但是，更深层的意思是“无害”【在德语版的《无害性》一书中，对比脚注②。——译注，没有任何毒性【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在他的论文《恐惧、罪疚和仇恨》（1929）一文中，曾经指出“无害”这个词表明“不伤害”。；另外一个方面，他经常便秘是因为他需要留存大便，这样自己就不会“空空如也”。这些许许多多互相矛盾的趋势（我仅仅略举一二）在儿童身上唤起了严重的焦虑情绪。每当他的恐惧情绪上升，他就害怕不能制造恰当的物品或者给予足够分量，甚至害怕不能修复他曾经破坏的物品。儿童的主要破坏趋势全面展开，他受应急反应趋势的驱使，他会撕破、切割和烧毁他已经做好的东西，比如：他粘贴的盒子（里边装满了代表母亲的东西），或者他在一张纸上作的画（也许是城镇构图），他破坏的欲望就会变得无法遏制。同时，儿童尿尿、大便的重大施虐行为意义变得清晰可见，撕纸、剪纸和烧纸的行为与水淹物品、木灰涂抹、铅笔涂鸦等等行为交替出现，所有这些行为都起到破坏作用。水淹、涂抹意味着浸没、淹死或者投毒，湿纸揉成团代表的是有毒投掷武器，因为水代表尿，纸代表大便。这些细节清楚表明尿尿、大便施虐是儿童罪疚感的确切原因，而且，罪疚感导致的偿还冲动在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机制中找到了解释。

焦虑上升导致退回，儿童发展退回到早期阶段的防御机制，这个事实表明属于最早期发展阶段的超我，其威力无比，施加的影响是致命的。这个早期超我施加的压力增加了儿童施虐专注，伴随的结果是儿童总是强迫自己重复初始的破坏行为，他担心事情没有弄对，这种担心导致更深层次的焦虑，在幻想中被他杀死的客体会反复来找他复仇。这些焦虑将启动属于早期的防御机制（因为无法安慰或者得不到满足的客体必须被放置一边），儿童力量弱小的自我无法与这么一个充满威胁的超我达成妥协。只有在更高级的阶段，焦虑才能发展为罪疚感并且启动强迫机制的运行。我们惊奇地发现，在精神分析期间，儿童在强大的焦虑压力之下，不仅具有很多施虐幻想，而且还把处理焦虑的能力变成自己巨大的愉悦感。

如此一来，儿童的焦虑直接上升，他需要手段应对超我和客体的威胁，他对物品的渴望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他努力想把物品还回去。但是儿童的焦虑太多而且冲突很严重，他这个愿望是无法达成了，因此我们看见这个神经官能症的孩子受累于“拿走”和“归还”两难的强迫行为（这个心理因素可以被标记出来，它是所有肠道消化功能性紊乱和身体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相反，由于焦虑的严重程度下降，它的反应趋势也失去了强度和强迫特质，趋势的发挥变得更稳定，其效果感觉更轻柔、更具连续性，不太会受到破坏趋势的介入干扰。但是儿童自己的修复取决于客体被修复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他的破坏趋势显然没有变成无效操作，它们失去了力量而且变得越来越具有适应超我需求的能力。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第二个阶段——反应形成阶段，这个阶段也包含了破坏因素，这些因素现在更多明确针对超我+自我，并且无所顾忌地追寻超我和自我认可的目标。

我们知道，在强迫行为和“万能思想”（omnipotence of thoughts）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弗洛伊德曾经指出【《图腾和禁忌》（1913）（《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3，第87页）。原始人类的最主要强迫行为在本质上具有魔法性，他说：“如果这些强迫行为没有魔法，它们就是对抗魔法的行为。这些行为计划周密，用来击退任何灾难，与此同时，神经官能症也得以发展。【同上，第87页和第88页。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也有保护程序，它以相应的魔法程序的方式存在。我们可以描述强迫行为的发展路径，我们发现，开始，这些强迫行为远离所有性行为，采取种种魔法机制来抵制邪恶念头，最后，强迫行为代替了被禁止的性行为，或者干脆采取一些类似性行为的模仿行为。”从这个描述中，我们看见强迫行为是对抗魔法的行为，它抵制邪恶想法（死亡的念头），【关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在《图腾和禁忌》（1913）中，弗洛伊德说，“尽管如此，儿童的罪疚感完全可以解释说明这个事实：它建立在强烈的、频繁出现的死亡念头上，这些念头在潜意识中不断发起攻击。”（《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3，第87页）它是抵制性行为的盾牌。

我们可以期待这三者已经联合一起的防御行为，它们在那些幻想中存在，它们在罪疚感的补偿行为中存在。我们将看见这个魔法的、邪恶的念头以及防御动作的联合出现。在最后一章中，描述婴儿玩弄自己**的情境完整说明了这三者的联合。

我在第十二章指出，俄狄浦斯冲突和施虐**的幻想在开始阶段与父母之间的**有关，并且与施虐攻击有关，它们因此变成儿童罪疚感最深的来源。我据此得出一个结论：破坏冲动造成的罪疚感主要是针对儿童的父亲和母亲，这些破坏性冲动引发儿童被禁止的**和其他性行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是邪恶的），这种罪疚感来自儿童的破坏本能，而不是来自儿童的力比多和**本能【在第一章中，我已经指出，在这个主题上，我的观点和弗洛伊德的某些结论之间的一致性，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他说：“压制和过渡为超我的攻击行为将转变成罪疚感。如果关于罪疚感起因的心里分析限定在本能攻击，我确信许多心理过程将暴露得更简单和更清晰。（《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138页）他还说：“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形成下面的说法，当本能经历抑制后，力比多转变成某些症状，它的攻击部分变成罪疚感。”（第139页）。

根据我的观点，俄狄浦斯冲突和施虐**幻想的开端是在自恋阶段——用弗洛伊德【《图腾和禁忌》（1913）（《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3，第89页）。的话来说：“这个主体在他自己的眼中有比较高的心理行为估值，而在我们的眼中却到达了一个过高的心理行为估值。”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儿童有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他相信他的**和肠道功能的强大，因而相信自己“无所不能”【费伦齐（Ferenczi）在他的《现实感发展的各个阶段》中（1913），他把注意力转到单词、手势的“全能”和他们的功能之间的联系上。请同时对比亚伯拉罕的《睡梦和神经官能症排泄过程中的自恋评价》（1920）。。儿童在幻想中展开对父母的多次攻击，他感觉内疚。但是，儿童相信粪便“无所不能”，这个想法造成他沉重的罪疚感。我认为这是造成神经官能症的原因，以及造成他保持或者退回到“无所不能”的原始想法的原因，当他的罪疚感启动强迫行为防御机制时，他的“无所不能”情感将起到补偿的作用，但是，这种“无所不能”的情感必须用强制和夸张的方式，这时候的“补偿”具备原始破坏性，它建立在“无所不能”的基础上。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很难判断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强迫行为或者保护行为是否遵循相似的行为规则（或者相异规则）。这些行为被非常小的物品替代（有些替代微不足道），所以，这些行为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早期的分析完整证实了一个事实：不论细节的数量和质量是否不同，补偿机制最终建立在相似（或相异）的规则上。如果儿童保持施虐幻想的“无所不能”的强烈情感，他将不得不坚信“无所不能”的创造性，它帮助儿童做出补偿。儿童和成年人的精神分析非常清晰地表明：这个情感因素在促进或抑制建设性的反应行为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主体“无所不能”包括他做出补偿的能力，这种能力很重要，他破坏性的“无所不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我们必须记住儿童的反应形成阶段在自我发展阶段和客体关系阶段进入，而客体关系要预先假定一个更高级的现实关系，因此，“无所不能”的情感虽然夸张，它却是补偿修复的必要条件。儿童相信自己能做出补偿的想法，在最开始就将受到阻碍。

在有些分析中，我发现这种阻碍效果是两种“无所不能”的情感所造成。这两种情感与破坏性相联系，而且那些与补偿有关的情感被强化。如果病人的原始施虐和“无所不能”的情感曾经无比强大，相应地，他的反应趋势也很强大。他的补偿修复趋势以各种稀奇古怪的杂合幻想为基础，他各种破坏力量的杂合有某种独一无二、无比奇特的效果，因此补偿修复的效果就一定是非同凡响的，甚至有震天撼地的效果，而此效果本身就是他完成建构趋势的巨大阻碍（虽然我的两个病人毫无疑问拥有非凡的创造天赋）。但是这个阻碍还需要以下几个因素的进一步补充和强化，与这些各式各样幻想一起的是儿童强烈的怀疑心理，他怀疑他是否拥有必需的、这种强度的“无所不能”的能力，结果，他试图在他的破坏行动中否决这种能力。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积极使用他的“无所不能”。这个表现证实了他曾经消极对待他的“无所不能”，因此他必须避免这两种态度的矛盾冲突。他希望拿出确切的证据表示他建构性的“无所不能”完全抵消了其反面效果。在对两个成年人的分析中，我记得他们有这种“有或者无”的矛盾态度，这种态度来自这些冲突的趋势，导致他们的工作能力受到严重抑制，在几个儿童病人的身上，这种态度严重抑制了他们的人格升华过程。

但是，这个机制并不是典型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我观察到的病人出现了各种混合的临床表现，而不仅仅只是强迫性症状。利用“替代成微小事物”的机制（在他的官能症中“替代”有很大的作用），强迫症的病人可以找到“无所不能”的建构【弗洛伊德在《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病例的解释》（1909）（《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0，第241页）中，他说“怀疑”实际上是个人对自己爱的能力的怀疑，而且这样的人可能怀疑每一种不值得称道的食物。证据（带着小小的成就感），还可以找到完全做出补偿修复的能力，因此，强迫症病人对他建构全能产生怀疑，而这是一个强迫性重复行为的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在渴求知识的本能和施虐之间存在紧密的纽带，弗洛伊德说【《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气质》（1913）（《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2，第324页）。：“我们经常得到一种印象，渴求知识的本能可以代替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中的施虐机制。”从我已经观察到的现象看来，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自我发展的最早期就形成了。在这个时期，施虐症到达高峰，这时候，儿童渴求知识的本能被“俄狄浦斯冲突唤醒”所激发，在最开始时，渴求知识的本能被用作口腔施虐趋势【参考亚伯拉罕（Abraham）《性格形成中的精神分析研究》（1925）。的帮凶。我的经验表明，渴求知识的本能的第一个目标是母亲身体内部——儿童首先就把它视作满足吮吸的客体。母亲身体是父母**的场所，这个场所是儿童幻想父亲的阴茎所在和儿童们的处所。同时，由于儿童想要强行进入母亲的身体，夺取母亲身体的内容并且破坏他们，儿童想知道母亲身体里到底有什么，里面的东西长什么样。依靠这个方法，他对母亲身体内容的渴望在许多方面等同于武力进入母亲身体的渴望，前一个渴望是后一个渴望的表征，它们相互强化，因此，渴望知识的本能与施虐的源头联系在一起（当施虐症到达高峰时）。这种联系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它们之间的纽带如此紧密，为什么渴求知识的本能在个体身上唤起了罪疚情绪。

我们常常看见儿童被很多问题困扰而且他的智力完全不适合解决很多困境。儿童苛责别人，特别是苛责母亲。这是因为母亲不回答他这些困扰他的问题，母亲的这种态度表明她不再满足儿童的愿望（不像满足儿童吮吸愿望一样）。苛责在儿童性格的形成中和知识渴求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种现象可以回溯到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当儿童无法听懂成年人谈话内容或者成年人的遣词用句时，儿童习惯性地开始苛责（听不懂某些词句发生在儿童还未开口讲话时）。另外，不论是听不懂内容还是听不懂用词，儿童都非常喜欢在这两种情境下“苛责和发脾气”。在儿童的精神分析中，这种时刻都会表现为“别人为什么听不懂我说话”，这种现象发生在两岁零九个月的病人莉塔【参见第二章的内容。身上。儿童同时还会表现得非常生气，他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说出自己的问题，他也不能听懂用语言表述的回答，儿童从未想过或者明白过这些问题。渴望知识的本能触动起源于自我发展的最早期阶段，我认为，儿童对这种触动产生失望的深层原因来自于本能严重受挫【还有，人们仇恨能够说另外一门语言的人，觉得学习外语感觉困难，这些现象都来自最早期的渴望知识本能的挫败感。。

我们已经看见，针对母亲身体的施虐冲动首先激发了儿童渴求知识的本能，但是，紧紧跟随的焦虑却又进一步助推了那个渴求本能的强烈程度。儿童渴望发现母亲身体内部的秘密和自己身体的秘密，同时儿童害怕前者的身体包含着危险。儿童害怕自己身体的内射危险客体和内部任何情况，他的渴望被种种恐惧强化；知识现在变成把握控制焦虑的手段，这导致儿童迫切希望获得知识，这种心情变成儿童渴求知识的动力，但是也是渴求知识过程被抑制的重要因素。我们在前面部分讨论了渴求知识的本能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参见病例描述，厄娜（第三章）、肯尼斯（第四章）和埃尔斯（第五章）。，在这些病例中，儿童知道了他对母亲身体造成的破坏性攻击（在幻想中）和他可能面对的反击和危险境地，他如此害怕这些事实，他甚至表现极端，索性打断渴求知识的本能。儿童最初非常强烈而又永不满足的愿望是：了解父亲的阴茎、自己的排泄、母亲体内的小孩儿，以及它们的特征、大小和数目。这些愿望都表现为儿童强迫式的揣摩测量、算术加减和口头计数行为。

随着儿童力比多冲动越来越强烈，他们的破坏性就越来越小，因此超我的特性得以持续不断地改变，超我的影响力被自我感觉为显著的约束力量；并且，随着焦虑的减弱，补偿修复机制的强迫性变弱，修复效果更稳定，更有效，具有更满意的结果。紧随其后的是，性器阶段的反应表现得更清晰。

性器阶段因而具备以下的特征：投射和内射之间发生互动，超我的形成过程和客体的关系发展之间发生互动，这些互动制约着儿童早期发展的全部过程。在其中，互动特征取得先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