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与超我早期阶段的关系

在前面一章中，我们探讨了个体早期焦虑情境和它们带来的各种影响，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力比多以及力比多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影响和改变那些焦虑情境。

口腔挫败体验促使儿童寻找新的满足感来源【在《口腔性格形成补充解释》中，爱德华·格劳弗（Edward Glover）已经指出挫败感是激发个体发展的因素。。女童的注意力从母亲身上转移，代替她口头满足感的是她对父亲阴茎的注意，它变成女童的早期目标。这时候，性器趋势的发生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对比我的两篇论文，《早期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和《俄狄浦斯冲突的几个早期阶段》（1928）[两篇都收在《克莱因文集Ⅰ》]。。

就男童而言，他在母乳吮吸的基础上（因为母亲的**和阴茎是等同关系【在他的论文《儿子诞生于父亲的死亡》（1923）中，骆伊姆（Roheim）评论说儿子们通过吞噬掉原始父亲的尸体，他们把他当作母亲一样的角色——提供食物营养。骆伊姆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儿子们把他们仅对母亲的爱转移给了父亲，并且他们对父亲的态度，曾经是纯粹否定态度，现在获得了一些肯定的成分。），也发展了与父亲阴茎的积极正面的关系。在吮吸阶段，对母亲**吮吸的专注转变成对父亲阴茎的注意，我认为这是“同性恋”【对比弗洛伊德的《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一文。我们将在第十二章密切关注这些发展过程，讨论男孩性发展的过程。（homosexuality）得以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正常情况下，男童对父亲阴茎的专注被俄狄浦斯唤醒趋势【下面的例子来自现场观察，它解释了从喜欢到厌恶的转变过程。男童断奶后的几个月中，他表现出更喜欢鱼类食物，只要是鱼他都喜欢。在男童一岁时，他常常饶有兴趣地看着母亲在厨房杀鱼和烹制鱼。不过，很快他发展出对鱼食的厌恶情绪，这种情绪蔓延，他开始不喜欢看见鱼，最后发展为对所有鱼的害怕。许多早期的精神分析表明，攻击鱼、蛇、蜥蜴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攻击父亲的阴茎的表征，这些分析的经验帮助我们理解儿童的行为。母亲剖杀鱼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男童对父亲阴茎的施虐冲动，但是这也让他害怕他的父亲，或者，我们说得更确切一点，他害怕父亲的阴茎。抵消。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他对父亲阴茎的态度发展成他与自己性别的良好关系；同时，男童“异性恋”得到完整发展。但是，男童在母乳吮吸阶段，对父亲阴茎的关注有可能在某些情境下发展为“同性恋”；而对女童而言，这种关注常常是“异性恋”（heterosexual）冲动的先兆。当女童对父亲产生依恋时，她的力比多欲望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而当男童再一次转向母亲（依恋）时，他把母亲确认为“**”（genital love）的目标，完成“性器”差别的确认。

在父亲阴茎关注的早期阶段，施虐达到高峰。我已经发现，所有性器前期和性器期接替迅速，在性器前期和性器期之后，力比多逐渐巩固它的地位，并且与破坏本能力量发生角力。

生命本能（life-instinct）和死亡本能（death-instinct）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可以把这两者的互相斗争看作是一个关键因素，它在思想变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力比多和破坏趋势之间有一个无法切断的纽带，这个纽带在很大程度上把力比多置于破坏趋势的强大势力之下，尽管如此，死亡本能却构成绝对的“险恶循环”，其间，侵犯上升为焦虑而焦虑进而强化侵犯。当力比多力量增强的时候，这个“险恶循环”被力比多力量打破。在儿童发展的几个早期阶段，生命本能必须倾其所有的力量来保全自己，打败死亡本能。这个生命本能同时刺激了性发育。

由于性器冲动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隐藏状态，我们不能清楚地看出儿童的破坏冲动和力比多冲动两者之间的冲突，也不知道它们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起伏变化和相互渗透情况。我们已经熟知各个阶段的结构，它们的出现不仅与力比多的重要地位一致（力比多在与破坏本能的角力中取胜并牢固树立了地位），而且，它们与力比多之间还要相互适应，因为力比多和破坏本能既是团结一致的盟友又是两个死对头。

深层次的精神分析揭示施虐症频频发作，但是，这在儿童身上却无法看出端倪。我的观点是：在儿童发展的最早阶段，他经历了各种起源的施虐高峰。这个观点只是把广泛接受和认可的理论放大了数倍：口腔施虐的同类相残（cannibalism）阶段后面紧跟肛门施虐阶段。我们必须牢牢记住那些同类相残的趋势找不到心理上的对等表达，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只能找到相当微弱的标记来表明儿童破坏客体（同类相残）的种种冲动，我们所见的仅仅是儿童幻想的衍生物。

有一种说法，儿童富余的幻想在儿童发育的最早期出现，它们从未变成有意识的思想。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个现象，亦即儿童表达了他对真实客体的施虐冲动，而幻想表达却与客体没有关系；另外，我们还应该要记住，自我发展阶段的幻想源自儿童早期，这个年龄的儿童与现实的联系还没有发展，而他的幻想占据主要地位。自我的发展还有另外几个原因。儿童的身高、体重和生理特征与成年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看见儿童针对无生命客体和小动物表现出了破坏本能。生殖冲动虽然隐藏在视线之外，它已经对儿童施虐症施加了一种约束力量，这种约束力量有助于儿童减轻针对外部客体的施虐趋势。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力比多发展的简短研究》（1924，第490页）中，亚伯拉罕（Abraham）说：关于内射身体部位需要注意的一点，阴茎常常被等同于女性的**，而其他部位，比如手指、足、毛发、大便和臀部可以代表**和阴茎，不过它们不重要。特别指出，儿童的客体关系和性格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儿童前导性固着定位决定的——不论口腔吮吸阶段还是口腔施虐阶段。我认为，这个因素对于超我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由于**等同于阴茎的缘故，儿童对慈爱母亲意象的内射，也将影响父亲慈爱意象的建立；同样，在超我的建立过程中，在口腔施虐冲动的影响下，口腔吮吸阶段的固着将妨碍由焦虑所引发的认同。

随着儿童施虐趋势的减弱，儿童的超我形成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力度减弱，并且，自我的反应也经历了调整。儿童对超我和客体的过度恐惧占据儿童发展的最早阶段，并促成过激反应。似乎是自我首先尽力保护自己免于超我的侵犯，自我 “无视”（scotomizing）超我的存在，随后抛弃超我（用拉弗格的说法）。一旦自我胜过超我【在亚历山大（Alexander）的《完整个性的心理分析》（1927）中，他曾经指出，本我在某个意义上来说贿赂了超我，并且本我和超我之间的“默契”使得本我可以执行被禁止的行动。，并且避免后者对本我的冲动形成对抗，我认为，自我开始认可超我的力量，并做出应对反应。当后期肛门阶段的启动时，自我前所未有、无比清晰地认识到超我携带的力量，并且不断做出种种努力与超我达成妥协。自我在认可超我力量的同时，还对超我的种种强制性命令表示完全顺从，与此同时，自我采取步骤，对内心现实（intrapsychic reality）表示认可（内心现实的认可依赖于外部现实的认可，前者是后者【在费伦齐（Ferenczi）的《接受不愉快思想的问题》（1926）中，他评论说，外部世界的知识与内心现实的知识达成了一致。的先决条件）。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在早期阶段曾经是排挤关系，在后期肛门阶段变成自我对本能的压制（suppression），或者，确切说来，【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中，他说：“虽然是这样，为将来考虑，我们还是要牢记这种可能性的发生，压抑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与力比多的性器结构有特殊的关系，并且自我必须自保，转向其他的防御方法，避免力比多在其他结构层次……”（《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125页）是自我对本能的压抑（repression）。

由于与超我和本我相关的恨被置换到客体上，所以恨的程度（对客体的恨）得以减轻。随着力比多成分的增加，针对客体的原始施虐趋势的破坏成分同时减少【这个句子表述不清，应该从上一个句子的意思来理解：客体由于本能的排挤和压抑，客体的仇恨得以减少。——译注。当这个过程发生时，自我似乎害怕客体处罚的意识越来越强了，自我臣服于严厉的超我，并且接受超我施加的禁令，如此一来，自我加大了对客体力量的认可，而这又强化了超我等同客体的趋势。这个等同关系进一步调整焦虑程度，通过投射和置换手段，促进儿童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自我现在开始有效控制焦虑，努力满足外部要求和内化客体的要求。自我开始保护它的客体（亚伯拉罕把这个行动归结到后期肛门阶段），这种针对客体行为方法的改变可能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1、个体可能离开客体，因为个体害怕客体作为危险之源的存在，同时，个体也为了让客体不受施虐冲动的影响；2、个体可能以更强大的积极情感转向客体。这个与客体发生关系的过程表现在“好”母亲形象和“坏”母亲形象的区别上。这种对客体的矛盾心理标志着个体与客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且有助于改善儿童对超我的恐惧，这种恐惧被转移至某个外部客体，随后通过置换延伸至好几个客体。有些客体变成被攻击对象，他们是充满威胁的客体，而另一些人，尤其是母亲，她是慈爱和被保护的客体。个体克服焦虑越来越成功。由于婴儿在性器阶段的成长进步，个体内射更友好的意象，因而导致超我行动方式的改变。

至此，超我降低对个体疾风暴雨式的威胁强度，转而采用温和的谆谆教导方式，自我在这种积极肯定的关系中找到应对超我威胁的支持力量。自我现在可以怜悯同情它的客体，采用恢复机制和做出应对措施来安抚【基科（Jekels）在他的论文《怜悯和同情心理》（9130）中，他表示个体对客体的情感和个体与超我的情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超我。自我从那些客体和外部世界接受的爱和认可，被认为是超我获得认可的公开展示方式。在自我和超我的这种联系中，区分“好 ”形象和“坏”形象的机制很重要。自我离开发出威胁的客体，它转向友好客体，尝试修复想象中遭受的创伤，接着自我升华的过程进入【参考我的论文《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艾尔拉·夏普表示（Ella Sharpe），在升华过程中，儿童投射他的内射父母至外部客体上。儿童从父母获得施虐和修复趋势的满足，在与父母的联系中，儿童获得魔法般的无所不能的情感。。个体对友好客体做出修复反应，这是他在所有升华过程中的一个根本驱动力量，也是个体在最早期的升华过程中的一个驱动力量（比如早期玩游戏的冲动是其最原始的表现）。修复趋势和升华的发展有一个前提，超我施加的压力应该被自我缓解，并且自我产生罪疚感，自我这种特质上的变化发端于生殖冲动的加强。客体关系影响超我和自我的关系，最终造成自我的罪疚感。一旦这种罪疚情绪变得强大，自我将马上感受到焦虑情绪【同时参考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就这个主题的贡献：《恐惧、罪疚和仇恨》（1929）。，如果这个思路正确，那就不是超我有缺陷的问题，而是超我的某些特征导致某些人社交能力的缺失，这个人群包括罪犯和被称为“不社交”的人群【费尼秋（Fenichel）在他的论文《认同》（1926）一书中也采纳了这个观点。。

根据我的想法，儿童在早期肛门阶段会抵制他在口腔施虐阶段内射的可怕意象。排挤超我是克服焦虑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在这个阶段不能取胜，因为这个克服焦虑的过程太强大，并且，激烈的排挤手段将不断带来新的焦虑情绪，而不能缓解的焦虑促使儿童在下一个阶段（晚期肛门阶段）释放大量的力比多，所以，我认为焦虑感是儿童成长的有益工具。

我们知道，对于成年人而言，超我和客体根本不是一回事。其实我已经竭尽全力地证明，它们对于儿童而言也不是同一回事，它们之间的差异造成自我努力把真实客体和客体意象进行相互转换，而我认为这种转换是儿童成长过程的重要因素【第十章将深入讨论这个因素的重要性——对自我发展的影响和自我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个成长过程以如下的方式表现出来：客体和超我的差异化程度变小，同时，性器阶段占据更多的主导地位，意象越来越接近真实客体；幻想和焦虑引起的意象（属于发展过程的最早期阶段）退回到不重要的地位；同时，个体的心理平衡变得越来越稳定，早期焦虑情境得到更好的改善【这个句子的文字表述是：差异越小，生殖阶段主导下的意象就与真实客体关系越紧密，幻想产生焦虑的意象（属于最早的发展时期）退回到不重要地位的越多，个体心理平衡就越稳定，并且早期焦虑情境获得成功改善的机会就越多。——译注。

随着性器冲动渐渐获得力量，自我对本我的压制失去了往日雄风，这两者之间获得更多“默契”。因此，更多良好、积极的客体关系在性器阶段之前发生，它们可能被认为是超我—自我以及自我—本我之间关系良好的标志。

我们已经知道，精神病的几个固着点发生在发展的最早期，并且早期肛门阶段和晚期肛门阶段的分界是精神病和神经官能症的分界线。我认为，那些固着点不仅仅是晚期精神病发作的开始，而且还是各种情绪不正常的开始，这些情绪不正常是儿童生命最早期的经历。在上一章【同样，参考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扮演》（1929，《克莱因文集Ⅰ》）。中，我们已经看见过于强大的焦虑情境在施虐高峰期产生，这种焦虑情境是精神错乱的一个最重要的病因。我还发现，在发展的最早期，儿童通常会经历精神病特征的焦虑情境。如果鉴于外部世界和个体内在的原因，那些早期的焦虑情境被激化到一个较高程度，儿童将表现出精神病特征。如果引发儿童焦虑的意象压迫太厉害，不能充分利用良好意象和真实客体，不能充分抵制意象，儿童将承受精神病的困扰【读者可以回想三个病例：厄娜（第三章），埃贡的（第四章）和伊尔莎（第五章）。，儿童将发展类似成年人的精神病，并且通常在生命后期发展为真实的精神病，或者构成严重疾病的发病基础或者发展为其他疾病。

由于这些焦虑情境在每一个儿童身上有时候变得积极活跃，并且达到一定厉害程度，每个儿童将不定期地表现精神病病状。儿童情绪在亢奋和悲伤两级之间变化是典型的精神忧郁症，我们常常在儿童身上发现这些症状。儿童的悲伤和其特点常常不被人理解，因为这种情绪的发生是如此的频繁而又如此的反复无常，但是分析和观察已经让我了解他们的悲伤和压抑。他们虽然没有成年人忧郁症那么严重，他们却有着相同的原因，而且常常伴随自杀的想法。发生在儿童身上的或大或小的事故，以及他们自我的伤害经常都是企图自杀造成，而他们采取的自杀手段往往无效。逃离现实是精神病的标准表现，对儿童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却往往被认为是正常现象。偏执狂的特征在幼童身上不容易被发现，因为这些特征被看作是鬼鬼祟祟和欺瞒哄骗的伎俩（它们都是精神失常的表现）。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幼童往往会感觉自己被幻想的人物包围和追击。在分析一些幼童的心理【儿童相信，那些想象中的乐于助人的人物的确存在，比如仙女和圣诞老人帮助儿童隐藏和克服对“坏”意象的恐惧感。时，我发现，当儿童独处时，尤其是夜晚，他们觉得自己被各种迫害者包围，比如魔法师、巫师、幻想中的人物和动物。这些恐惧具备偏执狂焦虑的症状。

儿童神经官能症呈现一幅内容丰富的画面，这幅画面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病特征，包括神经官能症的各种特征以及各种机制（我们仅能在成年人身上找到的特征和机制）。在这个复杂的画面中，这种精神错乱或者那种精神问题的不同特征在不同的时间得到着重强调，但是，在很多病例中，各种精神错乱和儿童的心理防御机制却是在相同时间展开，导致儿童神经官能症完全无法识别。

弗洛伊德在他的作品《抑制症状和焦虑》【《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36页。中，他说“婴儿最早期的恐惧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解释”，并且，“完全不知道这些恐惧症与儿童后期的神经官能症有什么联系”。我的经验是，儿童早期的害怕情绪就是早期焦虑的表现（在超我形成之初的焦虑）。最早期的儿童焦虑情境在他半岁时，亦即施虐增加时产生。焦虑情境包括害怕外部和内射的暴力客体（比如它们的吞噬、切割、阉割行为），而害怕和焦虑在如此早的阶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

根据我的观察，幼童就餐的困难与他们最早期的焦虑情境有关系，无一例外，两者的根源都是偏执狂。在同类相残阶段，儿童把每一种食物等同于客体，这些客体都代表某些身体器官，因此，食物可能是父亲阴茎，也可能是母亲的**，儿童热爱、憎恨或者害怕他们；流质食物，比如牛奶，表征大便、尿液和精液，而固体食物表征大便和其他身体部分。食物导致所有的恐惧情绪上升，儿童害怕被毒害、被伤害。如果儿童早期焦虑情境发作厉害，恐惧情绪就会在儿童的内化客体和排泄物上表现出来。

婴儿对动物的种种害怕反应是这种早期焦虑的表现，这些恐惧是在早期肛门期对可怕超我的排挤反应。婴儿期的恐惧过程有几个步骤，在这个过程中，婴儿纠正对可怕超我和本我的恐惧，第一步，排挤超我和本我，把它们投射到外部世界，超我因此得以与真实客体等同。第二步，把对真实父亲的恐惧置换到动物身上——我们对此非常熟悉。第二个步骤在自我发展的最早期阶段完成。在很多病例中，这样的置换通过改善幻想中超我和本我与野蛮、危险动物的对等来完成，自我选择不太凶猛的动物来代替野蛮和危险的动物，这个不太凶猛的动物变成外面世界的某个焦虑客体。焦虑得以置换至这个动物身上，它表征的不仅仅是儿童对父亲的恐惧，也常常是儿童对父亲的钦佩。这个置换标志着理想主义的发生【亚伯拉罕（Abraham）接下来说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儿童的对动物的仇恨可能是因为动物对孩子的苛责。亚伯拉罕曾经拿了一本图画书给他的一个亲戚的孩子，这个孩子还不到一岁半，他给他翻看书上的图片并且大声朗读文字。在书的某页，有一张猪的图片，这张图片上的猪告诉儿童“要爱清洁”（书页上的文字）。这些文字和图片显然让这个男孩很不悦，因为他想要很快翻过这一页，而且，当亚伯拉罕翻回到这一页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看这个图片。后来，亚伯兰罕了解到虽然这个男孩非常喜欢这个图画书，他却不能忍受这本书上那个猪的图片。在跟我讲这个故事时，亚伯拉汗补充道：“他的超我那时那刻一定是一头猪。”，因为恐惧得以改善，幻想中的野蛮和凶猛动物已经与超我毫不相干。我们从此处看见了超我、客体关系和动物恐惧三者之间紧密的联系。

弗洛伊德写到【《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26页。：“之前，我提到儿童的害怕有投射特征，在投射中，他用观察到的外部危险代替了内部和本能的危险，这样做的优势是主体通过避开可观察到的外部危险保护自己，但是逃离内部的种种危险是一种无效行为。我的这个说法并不是不正确，但是它并没有探寻事物表面现象以下的原因。本能的要求本身并不是危险的，只有在招来真实危险的情况下才有被阉割的危险，本能的要求才具备危险性，因此，对付恐惧的最后一个招数就是采用一个外部危险代替另一个外部危险。”我大胆地设想，恐惧的根源其实是来自内部危险——个人对他自己破坏本能和对他内射父母的害怕。在同一篇文章中，弗洛伊德描述了替代具备的优势，他说【同上，《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25页。：“害怕产生焦虑，这有一个前提，只有个体察觉到令人害怕的对象后，个体焦虑才出现。的确如此，危险情境是个体对外部现实的判断。个体不用害怕被不在场父亲的阉割（个体却不能去除父亲的权威，因为权威可以在任何时候出现）。如果威严的父亲被动物替代，个体只需要回避动物（回避动物很容易做到）就可以不受危险和焦虑的影响。”

这个动物替代方式的优势很明显，通过动物替代，自我不仅能够用一个外部客体代替另一个外部客体，还可以把已经内射（所以无处可躲）的非常可怕的客体投射至另外一个不太可怕的客体上面。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被阉割的焦虑曲解了这个民间说法——儿童害怕被马咬，被狼吃（它们代替了阉割）。儿童早期的焦虑就是害怕吞并一切的超我（devouring super-ego）的出现，而这个焦虑是儿童害怕动物的根源。

为了进一步解释我表达的意思，让我们采用两个害怕动物的病例来说明：小汉斯和狼人。弗洛伊德已经指出【同上。，尽管两者之间有一些相似性，他们却还是存在很大差异。我们观察到小汉斯的害怕包含许多积极情感特征，他对动物本身并不害怕，他甚至还对动物抱有一定程度的友好情感，这种情感可以从他与父亲一起与几匹马玩耍中观察到（在他对动物的害怕发生之前）。他与父母的关系以及与环境的关系整体上良好，他的总体发展表明他已经成功战胜肛门施虐阶段并且到达性器阶段。他害怕动物是最早期焦虑的特征，因为超我在这个阶段中等同于一只野蛮和可怕的怪兽，儿童对客体的恐惧感非常强烈。在总体上，小汉斯似乎已经克服并且相当完美地改善了早期焦虑。弗洛伊德如此描述汉斯：“就俄狄浦斯情结的积极意义而言，小汉斯似乎已经是一个正常的男孩子了，因此，他的婴儿神经官能症可以被视为轻微甚至已经‘正常了’。我们知道，他的焦虑症很快可以用简短分析结束了。”

那个称之为“狼人”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是一个四岁的男童，他却呈现另外一番景象。这个男童的心理发展不能视作正常，弗洛伊德这样描述这个“狼人”：“……他对女性客体的态度被早期的**破坏，而他被动的女性位置得到强化发展。对他梦境中狼的分析，表现出微乎其微的对父亲的蓄意侵犯。睡梦分析带出一个毫不怀疑的证据：抑制取代了他对父亲的温柔情感。在狼人的个例中，其他因素可能曾经也运作过，但是他们没有明显证据【同上。。”“狼人”的分析表明，“被父亲吞噬的想法解释了狼人发展的降级退回，回到温柔和消极的冲动状态，他希望以一种**方式被父亲所爱。”【同上，第105页。

从我们先前的讨论来看，这个观点不仅表达了一种降级退回的消极温柔情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是最早期发展的遗留特征【我认为，它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理论性，更是其临床疗效，在治疗时，儿童的神经官能症刚发作，需要决定被吞噬的想象是否是情感贯注的退化，还是这个想象保留了后期有所修饰的原始行为，因为我们关注的不但是想象本身的内容，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想法本身带来的焦虑。我们需要识别神经官能症焦虑和精神病的区别，否则无法对焦虑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如果我们视这个男童害怕被狼吞吃的恐惧不仅替代了男童害怕被父亲阉割的想法，我还认为，作为一种严重焦虑情绪，它以一种顽固的形式存在，并且以种种改头换面的方式，紧紧跟随他对父亲的害怕，这种恐惧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不正常发展的道路。当口腔施虐本能导入，并达到最高峰时，这个男童渴望投射他父亲的阴茎。伴随他强烈的口腔施虐仇恨冲动，这些情绪上升，变成对充满危险的、饕餮动物的恐惧——他把这种动物等同于他父亲的阴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功克服和改善他对父亲的恐惧将部分取决于恐惧的破坏强度。“狼人”并没有克服他的早期焦虑，他对狼的恐惧代表了他对父亲的恐惧，表明他思想上一直保留着父亲的饕餮野狼的形象，我们知道他后期的父亲意象一直是这匹野狼，它反复出现，他的全部心理发展都受那个强大【参考鲁斯·马克·布朗斯威克（Ruth Mack-Brunswick）的研究《对弗洛伊德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发展史的补充》（1928）。的恐惧制约。我认为，对父亲的强烈恐惧是产生反向俄狄浦斯情结的一个潜在原因。在分析几个四至五岁高度神经质男童的时候（他们都有偏执狂特征【我对成年人的精神分析强化补充了这些发现结果。、严重神经官能症、俄狄浦斯情结），我确信对父亲强大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几个男童的发展历程，这种恐惧在心灵最深处仍然存在，这种恐惧的根源针对父亲，这是强大的初始攻击冲动。

俄狄浦斯情结导致了与父亲的矛盾冲突，这个冲突不可能引发幻想，专门来针对危险而又吃人的父亲（devouring father），因此异性恋位置必须被抛弃。在“狼人”身上，这些焦虑情境在我看来是他对父亲消极态度的表现，不同性别的姐妹对他的**只是强化和确认他对父亲的恐惧态度一直存在。我们知道“从这个梦见野狼的决定性梦境开始，这个男孩变得调皮捣蛋，他欺负别人，并且有施虐倾向”，他很快发展成精神分析中一种严重的病例，亦即真正强迫性神经管能症。这些事实似乎证明了我的观点：即使在男童对野狼恐惧的阶段，他也积极抵制他的侵犯趋势【在上一个引证的文章中，弗洛伊德似乎保留了这个可能性：施虐冲动的防御在“狼人”病例中还可能起到作用（虽然这个作用不明显）。。在汉斯的恐惧中，他对侵犯冲动的抵制清晰可见（狼人的冲动却隐藏很深）。我似乎可以用这个事实来解释：后者极大的焦虑，或者说是强大施虐曾经以一种非常不正常的方式被处理了。汉斯的神经官能症没有表现出强迫性特征，而狼人很快发展出常见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这一点与我的观点完全一致——如果强迫性特征在婴儿神经官能症中出现得太早和太多，我们一定可以得出结论：非常严重的精神干扰正在发生【关于这一点，对比第六章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