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还想象他的父母把外**和排泄物作为危险的武器，他们彼此相互攻击。这些想象丰富并且意义不凡，包括吞入母亲身体的阴茎变成了危险的动物或者装满了爆炸物的武器，或者她的**被想象成一个危险的动物或者某个致死工具，比如一个下了毒药的老鼠夹。这种主观想象的性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有施虐的特征，在他的想象中，他的父母彼此互相伤害。

儿童的施虐在最初的每一个阶段都经历了数量上的增加，除此之外，质量上的改变也同时发生，并且起到加强效果的作用。在施虐阶段的后期，儿童想象各种非常暴力的客体攻击行为。他利用各种方式来施虐，他秘密进行施虐攻击，不厌其烦地重复进行，这样使得施虐变得更加危险。比如，在这个阶段的第一部分，儿童常常采取公开的暴力行为（open violence reigns），以及粪便等排泄物作为直接攻击的工具，而爆炸和毒品这一类破坏工具获得某种意义。所有这些物质加在一起增加了施虐想象的程度，其数量、种类和丰富内容多得无法穷尽。实际上，这些施虐冲动是针对父亲和母亲的**，它导致儿童想象父母对他采取联合惩罚的焦虑。在这个早期阶段，这种焦虑起到强化施虐的作用，而且增加了他破坏危险客体的冲动，因为儿童带来更大量的施虐和破坏的欲望，加诸在他的父母结合体上，因此，他更害怕父母联合一起对他的仇视。

根据我的观点，俄狄浦斯冲突介入男童的时间是当他开始情感上仇视他父亲的阴茎，并且，他想要与母亲取得外**的结合。他想要破坏父亲的阴茎——他认为留在母亲体内的阴茎。我认为早期外**冲动和幻想在施虐症阶段进入，构成了男童和女童早期的俄狄浦斯冲突，因为冲动和幻想满足了儿童被接受的原则。虽然儿童的外**前期冲突仍然表现显著，但是，儿童已经开始感觉到，除了口腔、外尿道、和肛门的欲望，还有对父亲或者母亲的外**的欲望、嫉妒，以及对同性父母亲的仇恨。儿童在这个早期阶段也开始经历对后者的爱恨冲突。我们甚至可以更夸张一些地说，俄狄浦斯冲突的强烈程度起源于这个早期情境。比如，女童因为对母亲的仇恨和失望，她把口腔和外**的欲望转向她的父亲。同时，女童这种情感还与母亲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女童的吮吸固着和无能感）；男童因为积极口腔情感而对父亲产生依恋，与此同时，男童因为早期俄狄浦斯情景中的仇恨也远离父亲。情感冲突在儿童早期发展中并不是如上文描述的清晰可见。我认为可以这样解释这个事实：幼童具备较少表达自己情感的方法，在这个早期发展阶段，儿童与客体的关系仍然模糊、不清晰。儿童对客体的反应被传递至儿童的幻想客体（phantasy-objects）【儿童对想象客体的情感依附不仅仅是仇恨和焦虑的情感，而且还是正面积极的情感。在这个过程中，儿童从真正客体中抽离情感。不论这种与客体的情感关系是太消极还是太积极，儿童都不能完全把吮吸想象或者补偿想象投射在儿童的客体上，其结果是儿童不得不适应糟糕的现实和接受自己与客体关系被破坏的事实。上，儿童把整个焦虑和仇恨都投射到后者身上，尤其是内化的客体上，所以儿童对父母的矛盾态度仅仅反映出儿童对客体【我将在以后讨论这些客体关系。态度经历的部分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有其他一些表现方式，比如，我曾经接触幼童的“夜惊”和“恐惧”，它们都是俄狄浦斯冲突造成。

我不认为在俄狄浦斯冲突早期和后期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因为据我观察，性器冲动与前性器冲动同时发动，前者对后者产生影响并进行调整。这些冲动本身带有某些儿童发展后期阶段【比如，我不认为芬妮切尔（Fenichel）区分“俄狄浦斯情结的前性器先驱”（pregenital precursors of the Oedipus Complex）和“俄狄浦斯情结”本身有什么道理。他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前性器阶段》中做过这样的分析。的前性器冲动的一些印记，对于性器阶段，这些冲动仅仅意味着性冲动的一种强化形式，因此，前性器冲动和性器冲动可以合并。我们可以观察到两者的合并，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当儿童目睹原始场景或者进行原始想象——这两者都是性器特征，他们都产生非常强烈的针对他们父母**的前性器冲动，比如尿床和大便，并伴随施虐想象。

根据我的观察，儿童的“**”性想象其核心部分是针对父母**的早期施虐想象。在这些交织力比多的破坏冲动中，超我建立起防御抵抗的“**”性想象，并且偶然抵抗“**”本身。儿童的早期“**”犯罪感来自儿童针对父母的施虐想象，而且，由于那些“**”想象包含了俄狄浦斯冲突的基本内容，因此可以被认为是**的中心点。它的罪疚感就力比多冲动来看，的确是对破坏冲动与力比多冲动交织在一起的反应【我参加了1929年在牛津举行的一次精神分析大会。在会上我宣读了一篇论文《自我发展中表征形成的重要性》。我表达了如下的观点：“只是在俄狄浦斯冲突的后期，对力比多冲突的防御才出现；在更早期几个阶段，防御直指对抗破坏冲动。”（《克莱因文集Ⅰ》）在同一次会议上，恩斯特·琼斯在他的论文《恐惧、犯罪和仇恨》（1929）中，强调了侵犯行为在罪疚感上升中的重要性。。如果情况的确如此，俄狄浦斯冲突就不仅是导致“**倾向”（incestuous trends）的原因（儿童因此产生强烈罪疚感），而且导致破坏冲动（“**”恐惧最终来自于破坏冲动）。俄狄浦斯冲突与儿童最早期的“**倾向”永远联系在一起。

如果我们估计正确，儿童俄狄浦斯趋势的进入发生在施虐到达最高峰时。我们就此得出一个结论，主要是仇恨的冲动挑起了俄狄浦斯冲突和超我的形成，而且，仇恨冲动占据了这两个最早和最有决定意义的阶段。这样的观点起初看起来与已经接受的精神分析理论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符合我们了解的一个事实，亦即力比多的发展是从前性器到性器阶段的推进。弗洛伊德反复指出“恨”的情感出现在“爱”的情感的前面，他说【《本能和本能的变迁》（1915），p. 139。：“恨作为与客体的联系比爱要更古老，前者来源于自恋情感对外界接二连三的刺激的初始排斥”，然后【同上，p. 138。“自我仇恨、憎恶并且蓄意破坏所有客体，这些客体是不愉快情感的来源，超我根本不考虑他们是否意味着性欲得不到满足或者‘自我保护的需要’【在他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弗洛伊德说得更入门三分：它（侵犯）形成了人们之间每一种情感关系和爱（也许除了唯一的一个例外，亦即母亲与她的儿子的情感关系。）我自己的观点是俄狄浦斯冲突从原始施虐开始，这似乎对于我来说补充了弗洛伊德的言论：既然俄狄浦斯冲突解释了为什么恨应该是客体关系的基础。这个关系决定了所有未来客体关系的根本决定性意义，在施虐趋势到达最高程度时，儿童对母亲的**客体感受到的模糊不清的情绪，在经历口腔挫败和俄狄浦斯情感爆发时增强，最后，这种情绪发展为完全施虐行为。（self-preservative needs）受到挫折。”

人们最开始认为超我的形成是在性器阶段（phallic phase）。弗洛伊德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一书中表示俄狄浦斯情结是在超我树立起来之后才得到发展，俄狄浦斯情结分裂化解并且超我取代了其地位【《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177页。作者显然从记忆中引用的语言，尽管引用的确切说法在所提之处无法找到；但是这个引用完全正确。见《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177页。——译注。我们后来又在他的《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26页。中读到这么一段话：“因此，对动物的焦虑是自我对危险的有效反应，而这种方式标记出来的危险却是一种被阉割的危险。这种焦虑与自我对现实感受的焦虑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这种焦虑在潜意识中存在，并且焦虑以扭曲的方式变成有意识）。”尽管如此，影响儿童的焦虑持续至潜伏期的发端，直到单独与男童的阉割恐惧发生联系，以及与女童失去爱的恐惧发生联系。超我一直要等到前性器阶段之后才会开始形成，它也将受到退回口腔阶段的影响【自我和本我，《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29页。。弗洛伊德这样写道：“在最开始阶段，亦即在个人原始口腔阶段，客体贯注（object cathexes）和客体认同毫无疑问是不能互相区别开来的，并且超我事实上是第一次客体贯注的催化者，并且是俄狄浦斯情结结束以后的继承者【《外行分析的问题》（1927），《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223页。。”

根据我的观察，超我的形成是一个更简单和更直接的过程。俄狄浦斯冲突和超我【在她的论文《匮乏和罪责》（1929）中，苏珊·艾萨卡（Susan Isaacs）指出弗洛伊德的“最初认同”在超我的形成中比我们曾经知道的充当更重要的作用。在性前器冲动的绝对控制下进入。已经被内射进口腔施虐阶段的客体——最开始的客体贯注和认同，形成超我的早期阶段。超我的形成并制约超我最早期阶段的是破坏冲动和其引发的焦虑感。在我的观念中，客体的意义对于超我的形成完全有效。但是，如果我们视个人冲动为超我形成的根本原因，超我将以另外的方式出现，比如儿童最早期对客体的认同是一个非真实的和扭曲的客体形象。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理论【亚伯拉罕（Abraham）写道：“就身体已经被内射的部分，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阴茎等同于女性的**……”（《从精神错乱看力比多发展的简要研究》）（1924），论文选》，p.490。，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父亲的阴茎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焦虑客体，真实内射的客体主要代表客体器官，它们等同于各种各样的危险武器和各种各样有毒和撕咬的动物；在无意识状态，**代表了一个危险的开口【参见多次在精神分析文献《有牙齿的**》中提到的幻想。。这些等同效果在超我的形成过程中是一个普遍（universal）重要的机制。据我判断，超我的核心内容在同类相残发展阶段【在下一章中，尤其是在第十一章中，我将努力说明儿童内射（不真实存在）幻想既有好图像又有坏图像；并且，随着儿童对现实的逐步适应，以及超我形成的向前发展，那些图像越来越接近他们代表的真实客体。在这一章中，我只打算就儿童的施虐趋势描述一幅发展的图形，并解释儿童早期超我形成和焦虑情境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部分合并时将表现出来，并且，在这个阶段，儿童早期意象（early images）出现了前性器冲动的印记【在我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中，我曾这样描述：“我们似乎并不清楚为什么四周岁的儿童往往会在头脑中树立起一个关于父母的非真实的幻想图像，这些图像中充满了对父母进行吞噬、切割、嘴咬。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一周岁儿童的焦虑由俄狄浦斯冲突的发端引起，这种焦虑以一种被吞没和被破坏的形式出现。随后，儿童通过吞没和切割的方式破坏力比多，但是，内射客体把俄狄浦斯倾向唤醒，儿童因此期待被惩罚，并且害怕这个犯错行为会带来惩罚，他的超我将变成某个客体，它会嘴咬、吞没和切割。。

自我往往会把内化的客体看作是本我的敌人，而破坏本能是超我针对外部客体的结果，所以我们预计破坏本能有针对本我的仇恨。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些最早期的强烈焦虑感的起源与身体机能发育有关（phylogenetic）。就我的分析经验看来，儿童从他的内化客体那里感受到最早期的强烈焦虑。原始部落的父亲是外在的威权，实施对本能的抑制【参考弗洛伊德的《图腾和禁忌》（1913）。，对父亲的害怕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获得的。当人们开始内化客体时，这种害怕部分可以防御和抵制破坏本能引发的焦虑【自我将让客体和破坏冲动这两个敌人相互对决，这样做会让自我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同时，威严的父亲保护个体并抵抗破坏冲动。因为个体对父亲权力的崇拜，而个体也可以在发育中获得同等权力。在幼儿精神分析中，我们发现男童和女童不仅害怕他们的父亲，而且对父亲的权力有无尽的崇拜，这是一种很深而又原始的情感。我们必须记住，随着儿童的成长，超我担任的角色虽然是严厉的父亲，但是绝对不是不仁慈的父亲。弗洛伊德在《论幽默》（1928）这篇论文中，说道：“最后，如果超我通过幽默的方式安慰自我，并且保护自我不受苦难，这种方式与父母的作用不相矛盾。”《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166页。。

就超我的形成而言，弗洛伊德似乎有两条思路，这两条思路之间在某种程度相互补充。思路一，超我的剧烈程度来源于父亲严厉禁令和禁令重复的次数【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中，弗洛伊德说儿童的自我在俄狄浦斯情结被阉割后转移，“父亲或者父母双亲的权威内射到自我，在那里，权威构成超我的核心，这个核心接管了父亲的严厉并且渗透他禁止**的禁令，因此保证自我力比多客体贯注的重复发生。”（《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176页，第177页）在《自我和本我》（1923）中，我们了解到，这个禁令没有完全限定超我与自我的关系：“你应该像你的父亲一样——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做到那些你父亲所做的所有事情，有些事情是他的特权。”自我的理想的双面性在于自我理想的客体压制了俄狄浦斯情结，正是在那个革命性的时刻它才赢得了自己的存在。要注意的是，压制俄狄浦斯情结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儿童的父母，特别是他的父亲被看作是实现他的俄狄浦斯愿望的障碍，所以，他婴儿期的自我强化是为了去除父亲这个障碍。通过在儿童内部树立相同障碍以强化这个压制，自我从父亲处借来力量来完成这项任务，并且父亲出借的力量是一种非常巨大的推动力。超我保持了父亲的人格特征，而俄狄浦斯情结越有力，自我就越快臣服于压抑（在权威力量、宗教教义、学校教育和广泛阅读的影响下），更厉害的是，占据上风的超我以有意或者无意犯罪的方式在后来战胜自我。我因此假设，超我以这种方式掌控力量的根源是一种强迫式的人格，它以绝对命令的方式展现出来。（《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34页，第35页）。思路二，正如弗洛伊德在他作品的一两段中表述的那样，超我的剧烈程度是个体破坏冲动造成的结果【在《自我和本我》（1923）中，他说：每一个这样的自我认同在本质上是去性化，或者甚至是性**升华。当这类转变发生时，本能消失也在同时发生，升华之后的性欲不再能阻挡整个合并一起的破坏力，因此它以一种攻击导向和破坏的形式释放。这种本能消失是粗暴残忍的根源，它以理想的状态表现出来，亦即“你应该怎样怎样”的专制命令。（《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9，第54页，第55页）。

精神分析没有沿袭第二条思路，精神分析文献采用了这样的理论：超我来自于父母的权威，这个理论成为所有进一步调查此主题的基础。虽然是这样，弗洛伊德最近部分证实了我的观点【我的观点与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爱德华·格劳弗（Edward Glover），琼·里维埃（Joan Riviere）以及赛尔（M.N.Searl）这些人的观点一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讨论这个主题，他们已经得出的结论是：儿童早期的幻想和力比多的发展在超我的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比《儿童精神分析研讨》[1926]一文）；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在《超我的起源和结构》（1926）一文中，他指出：“完全有理由相信超我的概念是一个节点，在这个节点上，我们可以期待所有晦涩难懂的问题，比如俄狄浦斯情结和自恋，以及仇恨和施虐症在此会合。”（p.304）：强调个人冲动的重要性是超我起源的因素，并且强调超我与真实的客体不一致【在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我们读到：“然而经验却表明，儿童所发展出来的超我的严厉无法与儿童他自己被对待的严厉相一致，并且自我的原始严厉不是儿童经受的严厉，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代表儿童经受的客体严厉，它代表是儿童个人对客体的攻击性。”（《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129页，第130页）。

我认为，把“儿童超我形成的早期阶段”称为“早期认同”是言之有理的，我曾经用过相同的名称来称呼“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在儿童发展的最早期阶段，这些客体贯注的效果会施加某种影响。虽然超我早期阶段的特征和影响不同于后期阶段的自我认同，但是，这些客体贯注的特征是超我缺位的表现。施虐特征显著的超我可能比较残酷，它却是此阶段本能抑制的工具。从这里开始，本能抑制朝前发展，它继续对抗破坏本能，并且对自我进行防御。

费尼秋运用某些标准【费尼秋（Fenichel），《识别和认同》（1926）。区别超我和“超我先驱”（precursors of the super-ego），他对早期认同的称呼与瑞奇的建议如出一辙【参考瑞奇（Reich）《受驱力限制的人格》（1925）。。与超我相反，他认为这些“先驱”以分散的状态存在并且各自独立，它们缺少统一性和严厉性。强大的潜意识是超我（俄狄浦斯情结）这个继承者的特征。我倒是认为，这种的分散状态的说法，从几个方面来看都是不正确的，就我已经能够观察到的事实证明，恰恰是超我早期尤其严厉。就正常个体来看，幼年时期的自我和超我如此对立，没有哪个人生阶段的对立如此强烈。确实，这个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在人生的第一阶段，自我和超我的对抗表现主要是焦虑感。我已经发现儿童身上超我的潜意识指令和禁令并不比在成年人身上少，我认为费尼秋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他说儿童的超我还不是成人的超我。除了个别情况，很多幼童表现出一个完好架构的超我，而成年人表现出一个微弱架构的超我，我认为这个相异之处仅仅是因为儿童心智还不成熟。

我也知道幼童比潜伏期的儿童有一个更低级架构的自我，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我，他们有自我的先驱。

我已经提到过，当施虐症达到高峰时，更进一步的施虐趋势导致焦虑的上升。早期超我对自我的威胁在细节上包含了针对特定客体的施虐幻想，这些幻想现在逐个对抗自我。早期阶段的焦虑压力将在数量上对应最初的施虐强度，也将在性质上对应施虐幻想的种类和数量【参见我的论文《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克莱因文集Ⅰ》）。。

逐步克服施虐和焦虑【参见下一章，下一章将更完整地讨论这一点。的过程是力比多向前发展的结果，但是，儿童强大的焦虑是个人克服焦虑的动力，焦虑有助于几个性感带的强度增加。口腔和外尿道施虐冲动主导被肛门施虐冲动主导代替，强大的早期肛门施虐已经在早期防御的焦虑中积极行动起来，而这种焦虑是个人发展的不同凡响的预先抑制功能，同时是一个促进儿童自我【参见本书第十章的内容讨论自我发展中焦虑的意义。成长和性生命发展的根本因素。

在超我形成的早期阶段，儿童的防御方法是极端暴力的，因为防御方法与过多焦虑压力成比例，我们知道在早期肛门施虐阶段，儿童排放（eject）的是客体——某个仇视他的客体，而且是他等同于排泄物的客体。正如我亲眼所见，在早期肛门施虐阶段已经被投射的是可怕的超我，他已经把超我内射入口腔施虐阶段，因此他的投射行为是由他的恐惧自我对超我采取的防御手段。投射驱逐内化的客体并且在同时把他们发送至外部，个人的发射和驱逐机制与超我的形成过程紧密捆绑在一起。正如儿童的自我通过激烈投射来破坏超我，努力保护自己不受超我的控制，因此自我也尽力摆脱自己被强力驱逐的命运。弗洛伊德考虑“防御”的概念【《抑制、症状和焦虑》，《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63页。特别适合所有超我在“冲突”中所有防御的总称，这些冲突可能导致神经官能症（我们保留“压抑”这种特殊防御方法的说法）。我们调查研究的方式使我们在第一时间更加熟悉了解“压抑”。弗洛伊德更进一步强调了这种防御方法：“压抑是一个过程，它与力比多**结构有关系；当自我必须在其他结构【同上，第125页。层次获得保护，并且免受力比多的攻击时，自我求助于其他防御方法。”我的观点也得到亚伯拉罕的支持，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到：“饶恕客体并保护客体的这种趋势来自于更原始压抑的破坏趋势。”【《力比多发展的简要研究》（1924），第428页。

关于两种肛门施虐阶段的分界线，亚伯拉罕如此表达【同上，第433页。，“这条分界线非常最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我们与普通医学观点一致。我们精神分析人员对实证材料的划分与临床医学的神经官能症和精神分析的分类出奇地一致，但是分析人员当然不会尝试在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疾病之间划一条严格的分界线；相反，分析人员意识到任何个人的力比多有可能退化并跨越两个肛门施虐阶段的这条分界线。我们需要考虑到精神疾病的特殊原因，以及力比多发展的几个固着点（这些固着点往往发生跨越退化）。”

我们知道，正常人的神经官能病患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数量上不同而已。亚伯拉罕的研究表明，他认为精神疾病和神经官能症仅仅是程度的不同。我的儿童精神分析作品不仅在观点上证实精神疾病的固着时间存在于发展阶段，亦即在二期肛门阶段之前，而且还确信，虽然这些固着持续时间对于普通儿童而言时间较短，但是固着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和普通儿童身上。

我们知道精神病比神经官能症的焦虑更多，但是，这个事实目前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样强大的焦虑在发展的最早期就形成了（根据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的观点，精神病的固着点在最早期形成）。弗洛伊德在他的《抑制、症状和焦虑》中的最新理论排除了一个可能性：大量焦虑可能从不满足的力比多转化而来。我们也不能认定儿童害怕被父母吞噬、切割和杀害是真实的恐惧，但是，如果我们假定这种过多的焦虑仅仅是内在心理历程（intra-psychic processes）的结果，我们就不应该抛弃我提出的理论：早期焦虑由破坏趋势和早期超我压力导致。儿童发展的早期压力是超我对破坏趋势的防御造成的结果，而且压力在程度和种类上与施虐幻想相对应。我观察到，这种压力出现在焦虑情境的最早期阶段，这些焦虑情境与施虐阶段紧密相连，他们驱动了自我防御的特别机制并且决定了精神病特征及其完全发展【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中，弗洛伊德如此写道：“而且，运作中的危险情境和随之而至的神经官能症表现的形式之间，有可能存在某种相当密切的关系。”（《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42页）的重要原因。

在研究早期焦虑和精神病特征的关系之前，还是让我们首先转向超我的形成和客体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如果超我形成于自我发展的很早阶段，而这个阶段还仍然与现实脱离，我们就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客体关系的成长。儿童客体的图像被个人的施虐冲动扭曲，因此，儿童与客体的关系不仅影响了客体的本来面目，客体还对超我的形成发挥很大作用。当个体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他首先开始内射他的客体，我们必须记住这些还仅仅是他的身体各个部分对客体做出的模糊区分。出于对那些内射客体的害怕，儿童启动了投射和内射机制（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接下来是投射和内射的互动，这似乎对超我的形成、对客体关系的发展和对现实的适应都很重要。儿童渴望连续不断地把可怕的认同投射到客体上，在更强大的冲动下，重复内射的过程在儿童与客体【在他的《本能和本能的变迁》（1915）中，弗洛伊德表示，当客体是愉悦的来源时，自我接受客体，把它接受为自己的一部分，并且内射此客体（“内射”是费伦齐[Ferenczi]的用词[1909]）；与此同时，自我驱除所有内在的、导致不愉快的内射客体。（《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4，第136页）的关系演变中有具重要意义。

客体和超我的互动有事实为证：自我在对付客体的每一个阶段所采用的方法与超我对付自我所采用的方法相对应，也与自我对付超我和本我所采用的方法相对应。在施虐阶段，个体不害怕来自内射客体和外部暴力客体的威胁，他通过自己的想象双倍加强他自己的破坏力量。个体赶走他的客体，这会让个体的超我威胁起到部分失效的目的，而这种反应有假设前提，假设投射机制在两条轨迹上启动：其中一条轨迹是自我代替超我角色，而超我同时也获得解脱；另一条轨迹是客体代替自我，而自我本身也获得解脱。这两条轨迹的发展方式使得本来针对本我和超我【西奥多·雷克（Theodor Reik）在他的论文《焦虑与仇恨》中表示焦虑增加仇恨情绪。的恨得到转移，导致针对客体的恨大大增加，所以，情况似乎就变成了这样，对于那些早期焦虑情况严重的人们，以及在早期阶段就保持了防御机制的人们，出于对超我的恐惧（各种外部和内在的原因，超我僭越了某些范畴），他们将会破坏他们的客体，形成犯罪行为发展的基础【如果犯罪行为的确来自早期焦虑的这种类型，我们就可以了解犯罪分子。我们可以改造罪犯的唯一希望似乎只能来自深层的心理特征分析。。

我认为，这些过于强大的早期焦虑情境也是导致精神分裂症的最根本的原因，但是我只能提出一两条假设来支持这个观点。正如上面所述，儿童投射可怕的超我至客体，他对那些客体的恐惧感上升，因而对客体非常害怕，除此之外，还出现这样的结果：如果他的主动进攻趋势和焦虑感太强大，他就会视外部世界为一个充满恐怖的地方，并且，他的客体也变成了对他造成威胁的敌人，他同时被来自外界和自己内射的敌人的迫害。如果他的焦虑感太强大，或者他的自我不能承受强大的焦虑，他就会想方设法避开他对外部敌人的恐惧，他会停止使用他的投射机制。他在回避敌人的同时，也会阻止任何客体内射行为的进一步发生，如此一来，他就将阻止他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进一步成长，【参考我的论文《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克莱因文集Ⅰ》）。梅里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曾经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把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切断，逃进他自己的“美好”的内在客体世界中。他停止投射并且不顾一切地以自恋者的态度来爱护和过度补偿他的内在客体，用这种方法，他可以逃避“邪恶”内射客体和外部客体世界。他对它们充满了恐惧。（《文化背景下精神病发病机制的研究》，1930，和《迫害妄想症的心理探究》，1931）。而他将日日生活在已经内射客体的恐惧中。在这种恐惧的心理下，他幻想被各种内在敌人攻击和伤害，而他自己却没有逃生之处。这种类型的恐惧很可能是忧郁症（hypochondria）最深刻的根源之一。这种情绪发展到极致时，它拒绝接受任何主客观的改善方式或者替代方式，所以就会自然而然地召唤特别强大的防御手段。投射机制受到破坏似乎是与内心世界【在他的论文《现实感发展的几个阶段》（1913）中，弗伦齐（Ferenczi）评说：对现实的完全否决是心理反应的最早期形式，精神分析的几个关注点应该放在儿童精神发展对应的几个早期阶段。的否决态度相辅相成，受到影响的儿童因此可以说不仅精神上否决【根据梅里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的说法，否决焦虑带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否决内射客体的存在，因为焦虑产生的影响等同于内射客体带来的影响（《迫害妄想症的心理探究》，1931）。（去除【拉法格在他的《精神分裂症的精神防御机制》（1926）中，提出“精神防御机制”的名称来描述这种心里防御，提醒大家关注精神分裂症。了焦虑的根源）外界敌人和内射的敌人，而且采取行动，除去了其后果，结果是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的种种症状。这些症状可以解释为尝试抵抗、控制内部敌人的斗争。比如，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僵直性昏迷（catatonia）可以被认为是个体企图让内射客体失效的病症，个体保持客体无法移动的状态，因而达到阻止客体发出威胁的目的【根据梅里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的说法，僵直性昏迷精神病代表死亡，这种精神病是病人逃避各种各样攻击的一个手段。。

施虐阶段的初期带有暴力攻击客体的显著特征，这个阶段的后期恰巧与肛门阶段的初期不期而遇。在肛门阶段初期，肛门施虐的冲动首当其冲，隐秘的攻击方法逐步加强，取得很大势力，比如采用一些有毒的、爆破式的武器。在这个阶段，粪便表征的是各种毒品【对比我的论文《自我发展中标记形成的重要性》（1930），以及另一篇论文《智力制约理论的研究》（1931）[两篇均来自于《克莱因文集Ⅰ》]。在另外一篇论文《呼吸内射》（1931）中，芬妮切尔（Fenichel）描述了一种施虐幻想——粪便作为杀戮工具。大便用作投毒、爆炸；小便用作毒液。根据他的说法，这些幻想导致儿童对毒药粪便的恐惧。我认为芬妮切尔的论文强化了我在上面两篇文章中提到的观点。，儿童在想象中把大便当作攻击武器【参考欧布伊森（Von Ophuijsen）的《论迫害情感的起源》（1920）和斯达克的《迫害妄想中的力比多标记的反面》（1920），根据这两个研究者的理论，妄想狂患者在潜意识中想象，幻想存在一个迫害者，而这个迫害者的干大便代表的是迫害者的阴茎。我发现，儿童在施虐幻想中，他把一件件工具当作迫害者，想象把小便和大便用作投毒和破坏工具，用来专门针对母亲的身体。来对付儿童的客体。他不停地、不厌其烦地、隐而不宣地把粪便塞入肛门，也塞入那些客体的孔缝中，并且让粪便永久留在那里【骆伊姆（Roheim）在他的《通向内心之路》（1923）中表明，在原始部落中，黑魔法师杀害一个成年男子，并且，魔法般地把粪便或者其他类似粪便的东西塞入到这个男子的体内，达到让这个男子生病的目的。。接着，儿童开始害怕自己的粪便，他觉得它们是对他的身体有害和危险的东西；他也开始害怕他的那些客体携带的粪便，因为他知道它们也武装了相同的秘密攻击武器。儿童的各种幻想导致他害怕自己体内的各种迫害者，害怕自己被投毒，这种种担心害怕就是忧郁症的最初根源。这些幻想也让儿童更加害怕携带大便【亚伯拉罕（Abraham）在（《力比多发展的简短研究》，1924）中已经表明，被仇视的客体等同于大便。另外，请对比骆伊姆（Roheim）《通向内心之路》（1923），以及西梅尔（Simmel）的《医生——疾病游戏，疾病和医学职业》（9126）。的内射客体，因为内射客体与有毒的、破坏力强的干大便联系在一起。儿童对客体的恐惧感无以复加。

事实上，作为尿道施虐冲动的结果，儿童还认为尿尿作为某种危险物可以用来焚烧、切割、投毒。儿童在潜意识状态下视阴茎为施虐器官并且害怕她父亲（施虐者）【参考我的论文《智力制约理论的研究》（1931，《克莱因文集Ⅰ》）。危险的阴茎。潜意识中，儿童用以施虐的粪便改头换面，变成有毒之物。儿童在他的幻想中感觉施虐已经取得成功，而幻想加深了儿童内在的迫害焦虑情绪。

在这个阶段，有毒粪便的攻击占据主导地位，儿童害怕来自粪便和类似物发动针自己的攻击，这些攻击针对儿童内化客体和外部客体。随着这种恐惧日益增加，儿童自己施虐方式的种类也在日益增加，这些恐惧情绪把儿童投射机制的效果发挥到最大的限度。儿童的焦虑蔓延并波及许多外部世界客体，因此，儿童现在害怕被各种各样并且种类繁多的迫害者攻击【对各种迫害者的恐惧不仅是肛门施虐的起源，而且是许多大便迫害工具和口腔施虐的起源。我认为，在儿童性理论中，他的母亲在每一次**中都吞入阴茎，而他的父亲提供很多次的阴茎。儿童对性的认识导致儿童惧怕很多迫害者。梅里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认为，这些多重的迫害者是儿童自己口腔施虐攻击父亲阴茎所产生的投射结果，父亲阴茎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焦虑的新客体（对比梅里特的论文《文化背景下精神病发病机制的研究》，1930）。，这些攻击具备隐秘性和狡诈性。儿童不断观察这个世界，他保持高度警觉和怀疑。他需要增加自己与这个世界的种种联系，虽然这些联系对儿童来说是单方面发生的；与此对应的是，儿童对内射客体的害怕是他源源不断的动力，其目的是保持投射机制的运行。

我认为妄想狂症患者的固着点就是施虐**阶段。在这个阶段，利用有毒危险的粪便【对比我的论文《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我认为，我的观点与亚伯拉罕的观点完全一致，亚伯拉罕认为妄想狂的力比多退回到更早期的肛门期，而我也觉得施虐期的高发期由口腔施虐开始，并且，在更早肛门期的下降时终止（这个阶段在前面已经描述过）。我认为施虐是妄想狂的根本特征，施虐期占据更早肛门期的控制地位。我认为，这里描述的内容补充了亚伯拉罕的观点，解释了在前面提到的施虐期中，各种施虐手段联合使用并且无所不用其极；尿道施虐趋势的重要性与口腔施虐的重要性同时得到强调，它们同时也提供了构成那些幻想的许多素材，所以，属于更早肛门施虐期的施虐趋势通过这些幻想得以充分表达。，儿童对母亲身体内部和母亲体内的阴茎进行攻击，我觉得指称和迫害幻想似乎就是来自这些焦虑情景【梅里特·希米德博格（Melitta Schmideberg）曾经描述过两个病例。在这两个病例中，迫害幻想和迫害所指都与这种焦虑情境相关（对比《迫害念头和幻想的心理探究》1939）。。

我的看法是，儿童对内射客体的害怕促使儿童把它投射到外部世界【儿童对那些表征身体器官的客体具有破坏欲望，从而引发对那些客体器官的恐惧。这种恐惧与力比多功能密不可分，它们把身体器官和其他事物等同起来，因此，这些事物变成了焦虑客体，这种恐惧导致儿童不断放弃这些客体，并且，他继续寻找新的客体。这就是象征主义的由来。[对比我的论文，《象征在自我发展形成中的重要性》，1930（《克莱因文集Ⅰ》）]。。在完成这样的动作时，儿童把他的器官、大便和各种有关的事物，以及儿童内化的客体，全部等同于他的外部客体；同时，他还把他对外部客体的恐惧分配在大量客体上，让他们之间互相等同。【费伦齐（Ferenczi）已经表明，儿童在外部世界的每一件物体上寻找自己身体器官的对应物，他试图重新发现外部世界，找出外部世界的物体与自己身体器官的一致性。象征主义从这里开始。根据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象征的理论》，1916），愉悦的原则使得个体与各种事物之间可以相互比较（如果他们唤起类似相同的兴趣）。这个观点强调力比多功能的重要性，它是儿童认同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象征主义得以发展的原因。

儿童与许多客体的关系部分通过焦虑体现出来。我认为就个体而言，这是客体关系在向前推进，而且，这是儿童对客观现实适应的表现。在儿童的最初客体关系中，它仅仅包括了一个客体，亦即代表母亲本人的**。在儿童的幻想中，这些与多项客体发展的关系恰好位于这么一个位置：它们正好是他的破坏趋势和力比多趋势的主要目标，当然也是他学习知识愿望被唤醒的时候。也就是说，随着他的施虐趋势的增加，在他母亲的身体内，他占据母亲身体内部的幻想增加，母亲的那部分身体变成了客体的具体代表，同时，她的身体象征着外部世界和外部现实。最初，儿童的客体由母亲的**代表，**等同于外部世界，但是，现在她的身体同时代表了客体和外部现实世界（以一种外延的方式），因为母亲的身体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包含了多重客体，它们表征儿童广泛分布的焦虑。

因此，儿童关于母亲身体内部的施虐幻想很重要，它们为儿童发展外部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重要关系打下了基础。但是，施虐侵犯和侵犯焦虑也是他的客体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他的力比多，它非常活跃并且影响了儿童与客体的关系。他与客体的关系、积极活跃的力比多，以及外部现实施加的影响抵消了他对内外敌人的恐惧。他相信友善和助人为乐型人物的存在，这种信仰建立在他自己力比多【参考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扮演》（1929，《克莱因文集Ⅰ》）。效能的基础上，在这种信仰中，外部现实（他与客体的客体关系）以更强大的形象出现，而他的幻想意象退回到次要地位。

超我形成和客体关系的相互影响建立在投射和内射之间的互动基础上，它深刻地影响了儿童的发展。在早期阶段，儿童把可怕的意象投射到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变成了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客体变成了敌人。但是，当真实客体的内射同时发生时，事实上，内射得到很好的处理，它朝着相反的方向做工，减少了儿童对客体害怕的程度。如此说来，儿童的超我形成、客体关系以及对现实的适应，这三者都是两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儿童对施虐冲动进行投射，儿童对客体进行内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