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因此，要充分“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应当说，以人为本作为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和理性反思。坚持以人为本，反映在学校德育过程中，就是要坚持以学生为本，把学生当人看，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主体人格、主体需要、主体情感和个性自由，以人为本的德育旨归要求教育与人的尊严、自由、幸福和终极价值联系起来，使人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及反映在教育上应当以学生为本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本观和德育观有着天然的思想和方法论渊源与历史继承性。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育思想，不仅能为以人为本的德育提供理论依据，而且会使我国的学校德育在如何做到以人为本这一方面更加自觉、理性，进而使以人为本的德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新理念，而是要变成我们德育的实际行为。

（一）马克思、恩格斯德育思想的主要观点剖析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们关于人的本质观与品德观方面，而他们关于人的本质观与品德观是对以往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的本质观与品德观的革命性超越，是对一切旧的人的本质观和品德观的批判、改造与创新。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观与品德观，可以归纳为如下的一些主要观点。

1.紧紧把握人的现实性，把人看做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把人的本质与品德跟“自我意识”等同起来，也就自然否定了人的真正现实性。而费尔巴哈虽然把人的本质与品德归结为人自身，但在他那里，人也并非是现实的人。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分析的那样：费尔巴哈的学说，就形式讲，它是现实的，它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费尔巴哈总是脱离一定的社会关系去看待人，“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1]。至于费尔巴哈的道德论也同样是抽象的，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2]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与品德观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从现实的人出发。

从现实的人出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这个问题时说：“这种观察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个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的、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这即是说，马克思主义虽然也把人当做研究历史的前提，但反对把人抽象化，反对离开现实的社会条件对人进行抽象分析。这样就使现实与人得到了统一。人既然是现实的，就只能是一些有血有肉，而且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活动的一些现实的个人。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必须把人当做是“一些现实的个人”，而不应看做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对于这些现实的个人，只能通过现实的历史去考察。“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4]。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本质与品德的现实基础不是别的，只能是现实的历史条件。也即是说，“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做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5]。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与品德观是以现实和人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要求考察人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必须把人看做是一定社会条件的现实人，是在特定环境中活动的人，是受社会现实生活条件制约的人。我们必须从现实的社会与现实的人出发去考察人的本质与品德。

2.在对人的多方面属性的认识上，坚持辩证统一的观点

人生活在世界上，总是同自然与社会发生多重关系，而且作为现实中活动着的人，人的现实生活与活动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属性也是丰富而多样的。不仅人的一般属性如此，而且带有根本性的属性也不例外。比如，在人的肉体与精神、自然性与社会性方面就具有错综复杂的多重属性。对人的本质与品德认识上的重大差异，不仅表现在是否承认人的属性的多方面性，更重要的是在于如何认识多重属性的相互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许多哲学家对人的本质与品德的认识，要么只抓住人的某一方面的特定属性，并使这一属性与其他属性相对立；要么就是离开人的现实性，曲解各种属性关系。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人都犯了这方面的错误。黑格尔把人的本质与品德归结到“自我意识”，从而否定了人的自然属性；费尔巴哈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人的本质与品德单纯地归之于人的自然性，其结果是否定了人的社会性。所以，他们都未能真正揭示人的本质与品德的深刻内涵。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与品德观对于人的各种属性的认识始终是辩证统一的。例如，对于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认识，就坚持了辩证统一的观点。

可是长期以来，有些人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既然断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它就是对人的自然属性的一种否定。所以，一谈到人的自然性，就觉得是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对立的。其实，深入地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论述就会发现，原来并非如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断定“个人是社会存在物”的同时，也肯定“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6]。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是把人的自然属性看做是人类历史的前提：“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7]因此，人的本质与人的品德跟人的自然属性必然有一定关系。比如，吃、穿、住、行这些是人的基本需要，满足这些需要的基本手段显然是劳动，而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热爱劳动人民、协作精神、团结互助、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道德意识与行为等显然是人的品德的重要体现。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把作为人的自然力而存在的体力与智力看做劳动力的构成要素；恩格斯在考察人类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时也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8]这即是说，人无论如何地发展，自身总是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总是具有自然性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还明确断言：“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9]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人的本质与品德的认识上，不但不忽视和否认人的自然性，而且还极其重视人的自然属性在人的本质与品德形成发展中的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当然，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在人的本质与品德观问题上只停留在人的自然属性层面，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高层次的社会属性方面。这一点是与费尔巴哈有着原则区别的。如前所述，费尔巴哈把人完全归结为自然。他在把上帝归之于人，把人归之于自然之后，就停止不前了，所以，在费尔巴哈眼里，人之所以为人就全在于他的自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不这么看，他们并不认为自然性是人的唯一属性。他们在充分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之后，便进一步强调了人的社会性。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本质与品德的学说不仅远远超过了费尔巴哈的见解，而且也超越了历史上一切有关人的本质与品德的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上，是辩证统一论者。他们认为人具有双重关系：“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0]人具有自然属性，同时又具有社会属性，正是这种双重关系的直接体现。对人的本质的这种双重属性关系的认识，是唯物辩证法的特点。恩格斯讲得很清楚：“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11]同时恩格斯还强调，从矛盾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不仅都具有两种以上属性，而且又都是“一个两面的过程”。为了把事物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当结果尚未综合出来以前，对两方面分别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片面地抓住一个观点，认为比起另一个观点来它是绝对的观点，或者，如果我们根据推理的一时需要而任意地从一个观点跳到另一个观点，那我们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思维的片面性；我们抓不住整体的联系，就会纠缠在一个接一个的矛盾之中”[12]。可见，唯物辩证法总是坚持从整体的、联系的观点去认识事物。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研究也同样坚持了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从没有片面地否定其中的哪一个方面，而是从双重性的相互联系，从人的整体性上进行考察，才断定了人的两种属性的统一。

但是，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里仍然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观与品德观的属性的统一，绝不等于是对人的两种属性的机械相加。马克思主义既然承认人的社会性，同时又不否定人的自然性，那么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是否同样都是人的本质特性呢？回答是否定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观点是辩证统一的，即虽然肯定人的自然性，但是同时他们也认为人的自然性是受社会性制约的，而且最终是由人的社会性来统一的。作为社会的人来说，不仅他的一切活动是社会的，甚至他的生命自然性也深深地打上了社会的烙印，是社会的自然。马克思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13]马克思认为，就人的自然性基础来说也是具有双重性的，这就是作为人的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反映着双重性质：一方面是“主体的自然”；另一方面是“客体的自然”。[14]作为人的客体自然，对于人来说，只有经过社会人的改造才能成为人生存的自然条件。因而这些客体自然也无不打上了社会的烙印。而作为人的主体的自然，也同样是在人们的共同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得到改造，“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15]因为劳动不只是人同自然界的单纯关系，而且还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所以劳动的实质是人的社会活动，经过劳动改变了的自然也就必然反映着社会属性。可见，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的自然属性和人与自然发生关系时，并没有像旧唯物主义者那样把人与动物简单地等同起来，而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同动物的自然属性和动物与自然界的关系严格地区别开来，这一区别的唯一武器就是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来考察。人是在社会劳动中从类人猿进化成人的。人的劳动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首先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而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自从在劳动中进化成人的那一天开始，人的自然实体，已经不再是像动物那样的自然实体，而是深深地打上了社会关系烙印的自然实体。人的生理活动也不简单是自然物质活动，而是同社会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句话，人的自然属性同动物的自然属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他的社会制约性。人的自然属性如果离开了人的社会属性的制约，它就只能向动物倒退。比如，人的饮食起居，男女之爱，固然也是人的自然属性，反映着生理需要。就这一点来说，人与动物没有多大区别——为了生存，都需要吃喝；为了种系延绵，都需要两性之爱。这是人与动物的共同本能。然而人毕竟是不同于其他动物的高等动物。饮食、**，对动物来说是终极目的，而人却绝不只是为饮食、男女之爱而活着。而且人类的饮食和两性之爱都具有社会性质，受一定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制约，相反，动物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些社会性质。诚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他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6]吃、喝、性行为作为自然的生理需要，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兽性”，是人永远不能摆脱的。但是，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是其内容或就其存在的方式而言，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17]。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两种属性及其相互关系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基本点：第一，马克思主义肯定人的社会性，同时也承认人的自然性。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社会性生成的物质前提，人的社会性反过来又对人的自然性起统御和制约作用。因此，人的自然属性不同于动物的自然属性。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承认人的社会性，不承认人的自然性，因而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片面性”需要补充和纠正的观点，实属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学说的严重曲解。第二，马克思主义坚持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观点，应当说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观与品德观的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是，我们必须正确理解这个“统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双重属性的统一，并不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二者的并列与机械相加，更不是把人统一到自然性上去，而是坚持人的双重属性统一于社会——“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统一”。那种虽然也坚持人的两种属性的统一，但最终把人统一到自然界上去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与品德观格格不入的。

3.肯定人的本质与品德的发展变化性

马克思主张首先应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再研究“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因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8]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将人性（即人的本质与品德）做静态的考察。人性既然是历史的、发展变化的，对人性的认识，也就必须在历史的发展变化中进行。肯定人的本质与品德的发展变化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与品德观的又一特点。

人既然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社会关系又是历史的、变化的，那么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本质与品德，自然也就是历史的、变化的。在谈到反映人的品德的社会诸多道德要求无一不是随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时，恩格斯指出：“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这个戒律是否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戒律呢？绝对不会。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宣扬者想来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19]“因此，我们驳斥一切想把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借口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20]。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的这段话透彻地表明，由于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作为反映人的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人的品德也是受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制约的，并且随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着。纵观人类历史，就其现实性来说，从来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本质，而存在着人的本质的永恒变化。不仅人的社会性一面是这样，而且人的自然属性的发展变化也是这样。毫无疑问，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自然属性必然是人的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历史上有些人如中国汉代的董仲舒和英国19世纪的杜林等总想追求所谓永恒不变的人的本质，结果要么是滑向唯心主义，要么是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人类思想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如果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去抽象地探究人的本质与品质，那是毫无意义的。

4.坚持人的本质的总和论

总和论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与品德观的最突出的特点。这一观点充分表明了人的本质与品德构成的复杂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著名论断，不只强调了人的社会关系，同时还突出了社会关系的“总和”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总是要相互发生多方面的关系与联系。马克思指出：“由于他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须要发生相互联系。”[21]其中，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必然的自然联系。因为人要繁殖后代，就必然要发生男女关系。没有这种关系，人种不能延续，社会也就无法维系。但人类要生存下去，不仅要生产人，而且还要生产维持人的生命的物质生活资料，这就必然要结成一定生产关系进行物质生产，由人们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组成的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的共同体，即是人类社会。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组成的整体，则表现为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形态。由此可知，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人与集体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还表现为人与阶级的关系，人与国家、与政党的关系等，其中生产关系决定着整个社会关系。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确认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总和”论再次说明，社会性才是人的本质所在，人的社会性表现在社会关系之中。探讨人的本质与品德，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人的本质不是社会关系的某一侧面，而是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过去的一些哲学家对人的本质认识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只抓住某一点、某一个方面去认识人的本质，看不到人的社会关系，更不能从“总和”的角度去分析人，因而也就不能全面地、系统地揭示人的本质。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马克思的“总和”论决不意味着各种社会关系、因素的简单相加和机械综合。马克思主义在强调人的本质应该从社会关系之总和的角度去认识时，仍然坚持的是辩证统一的“总和”观。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对社会关系的结构做了深入分析。他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22]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的认识并不是等量齐观的。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关系的观点时曾说过：他们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与思想关系，思想关系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关系则是人们维持生存与发展的活动的形式与基础。这即是说，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社会关系中物质关系与思想关系的相互作用规律，而且还从物质关系中分离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的总和看做社会关系中的基础和核心部分，看成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总和论观点才成为了迄今为止人类思想史上最科学的、最全面的、最辩证的人的本质观。

（二）马克思恩格斯德育思想对我国当代学校德育以人为本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育思想是对以往一切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伦理学家的有关德育方面的思想的继承、批判与超越，其诸多观点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科学、最为全面、最为深刻的德育观。因而，他们的德育思想对我国当今学校德育如何做到以人为本，具有深远而多方面的启示意义。

1.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人的本质观与品德观是以人为本的学校德育必须关注的两大基点

怎么认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是人的本质观与品德观的核心。德育怎么才能做到以人为本与如何看待德育同人的发展关系密切相关。片面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就会形成生物决定论的德育思想；如果单纯强调人的社会性，就可能导致社会本位论或环境决定论。这两种倾向在德育思想史上都是有先例的。只有坚持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才能使我们的德育在坚持以人为本时摆脱以往的片面性。

正确认识人的自然属性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培养人的品德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说过，人具有自然力和生命力，“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23]。这就是说，人的自然力有先天禀赋，也有后天因素，而这些都是德育的基础。作为具有自然属性的人，他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为了维持自身与延续生命，就有饮食男女等基本欲望，德育要以正视人的这些正当欲望与需要为前提，而且要正确引导年青一代如何去正当地追求与满足这些物质欲望与要求，绝不能采取“存天理、灭人欲”式的空洞而虚伪的反人性的道德说教。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在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层面上都不敢谈人，更不敢正视人自然性的一面。不了解甚至否认人的自然属性在德育中的意义，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德育的对象和根据。这种极“左”的德育观过去给我国的学校德育造成过严重的负面影响，至今也还不能说它已完全消失。因此，在今天的德育改革中必须防止和纠正以往的片面性。

德育必须同一切社会关系相联系，是德育在坚持以人为本时必须关注的又一焦点。人的本质与品德的社会性，要求德育不仅必须依据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行，而且必须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并通过社会关系进行德育。因为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人的自然属性是社会化了的自然属性，它是人的本质与品德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人的自然属性的社会化又决定了人的本质与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必须在社会环境中，在社会关系中，才是可能的。因此，我国学校德育以人为本就必须在充分尊重学生个人权利、个人利益的基础上，正视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特点，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要求，用社会主义荣辱观、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等教育年青一代，培养年青一代的品德。只有把受教育者放在生动而鲜活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中去，而不是关起门来进行封闭式德育，才能有效地提高学校德育的实效性，使年青一代具有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优良品德。

2.人的受动与能动相一致的德育观要求以人为本的学校德育要把学生看做是德育实践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体

科学的德育观必须对德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个正确的认识。要了解德育的作用，又必然涉及对人的受动与能动关系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德育观的确立，是以人的受动与能动的一致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观认为，人是受动与能动的统一体。人既不是自我意识的产物，也不是上帝意志的生灵，而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实体。人的品德向什么方向发展，如何发展，发展的程度如何等，都要受现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制约，“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24]可见，人是受动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就是对人的受动性的确认。同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人又是自身和社会的创造者，人并非像机械唯物主义者和环境决定论者认为的那样，只是单纯的消极客体。人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既是受动的，又是能动的，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具有“主观能动性”。马克思认为，一个物种的“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这个物种的“全部特性”，而“人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5]。这里所说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就指的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

人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的对立统一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人一出生就面临着一个对他起影响作用的社会环境。但他并不是消极地“受动”，而是通过主体活动—实践—“能动”地适应社会并改造社会，最终求得自身的自由与解放。为此马克思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26]这即是说，人的“能动性”是以“受动性”为前提和基础的。而人的“受动性”又是在人的能动的实践中表现与完成的。

人的受动与能动一致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德育观的客观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育思想重视社会条件对人的影响，重视德育在人的品德发展中的作用就是以人的受动与能动一致的观点为依据的。人既然是受动的，所以人的本性的改变，才是可能的。正是由于人的可变性，马克思、恩格斯才坚信教育的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德育观还依据人的“能动性”强**育同人的自觉积极性的结合，因为“就个别人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27]。所以，马克思主义德育观要求以人为本的学校德育必须充分考虑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把学生既看成德育实施的客体，又看成德育活动的实践主体。要使一切影响人的品德的外部条件同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德育过程中得到统一。而统一的基础是德育实践活动。德育实践活动既是外部条件对人的品德发生影响的途径，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由此可知，德育实践活动乃是主体与客体，人的受动与能动统一的中介与桥梁。重视德育实践活动的展开，是学校德育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

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受动与能动相统一的德育观，对于我们的德育理论与实践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告诉我们，德育在人的品德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既要发挥主导作用，又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要把学生看成是客体和主体的辩证统一体。能否处理好德育过程中德育工作者的主导作用与受教育者的主体能动性的关系，是正确发挥德育作用，提高德育实效的关键。在现实的德育实践中，依然存在着只重教师的教，单纯把学生看成是消极的客体和装载德育知识的容器，而忽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的“以教为本”的现象。德育实践中的教师中心主义，灌输式德育方法还依然盛行。这些在相当程度上制约和压抑了学生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当然，德育改革中今天有另外一种倾向也是值得警惕的。这就是在德育改革实践中，借口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贬低和否定教师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片面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主张一切都从学生的个性自由出发，甚至对学生放任自流，同样也是错误的。这种做法忘记了德育是由社会决定的，德育工作者乃是社会意志的体现者，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是要靠教育工作者去培养与调动的。我们的德育如果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就不能由重视和肯定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走到忽视和否认德育工作者的主体地位与主导性的另一极端上去，因为用错误纠正错误的做法会使我国的学校德育改革走弯路。

3.共性与个性统一发展的德育观要求以人为本的学校德育在学生的共性发展与个性塑造两个方面要保持协调

马克思主义从确认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观点出发，揭示人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的实质的同时，不仅肯定了人的共性的存在，而且非常重视人的个性的培养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同对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认识一样是辩证统一的。就人类整体而言，马克思认为存在“一般本性”，例如，人都具有意识、语言和劳动能力，都有理智、感情与意志力。诸如此类“种”的特性便是人类的“一般本性”，然而，马克思认为人又是群体，每个人都是群体的成员。人类群体在阶级社会里是通过阶级利益组织起来的，所以又具有阶级性特征，“某一阶级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反对另一阶级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社会关系，总是构成这样一种集体，而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种集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个集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关系中的”[28]。这即是说，人的这种群体的划分，在阶级社会里，必然使人的共性打上阶级的烙印。那么，是不是就不存在着人的共性了呢？不是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个人的这种发展是在历史上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的生存条件下产生的，也是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产生的，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当然就不难设想在这些个人中有类或人在发展，或者是这些个人发展了人。”[29]显然，这里讲的“类”或“人”，就是指人的共性。由此看来，人的阶级划分，并不完全同共性对立，只不过是使人的共性带上阶级性，并在阶级共同生存条件下发展着个性。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永远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在阶级社会则又是同阶级性统一的。因此，学校德育在坚持以人为本时，不能离开共性谈个性，也不能片面强调个性发展而忽视共性要求。脱离人的共性和个性，孤立地去谈德育和人的阶级性是不太妥当的，同样，超越阶级性而抽象地谈论人的共性与个性更是错误的。然而，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仍存在着两种具有对立和对抗性质的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因而道德和德育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一定范围内是客观存在的，但同时又必须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步伐的迈进，作为人类最后一个阶级社会资本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即现今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价值观和人类道德方面又有越来越多的共同性因素。这种对立与对抗性质的逐渐削弱直至最后消解与人类共同性因素（亦可称类本质）的无限增长既是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这正是我们学校德育为什么必须以人为本的社会基础。因此，以人为本的德育要将重心转向以人的生存、发展与幸福作为主要的价值目标，以满足人的内心需要的人格道德教育、普世伦理教育、国际理解教育、世界公民教育等作为主要内容，以凸显人的主体性的实践体验为主要方法，在德育管理上实现制度的人性化与民主化。

（三）余论

近年来一谈到学校德育要以人为本，很少有不打上“个性发展”这面旗帜的，“个性发展”几乎成了一句十分时髦而动听的口号充斥于各种类型的德育改革之中。但是，如何准确地把握个性发展的内涵，如何正确地处理个性发展与共性发展的关系，如何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德育的传统之一便是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去强调学生共性的培养。新中国成立后，在这种共性较强的教育下，我们培养了许多整体思想政治素质好，具有较强组织性、纪律性，具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观念，具有献身集体、报效祖国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但这种以社会为本而非以人为本的德育也带来了一些弊端，过分强调共性发展，带来了学校德育犹如工厂流水线一般的标准化、统一化倾向，有时对学生的德育要求存在着单一化、简单化、机械化的问题。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和道德素质，有时是以无视学生的个体差异、粗暴地侵占学生个体活动空间、压抑学生个性发展为代价的。没有个性的德育是一种外塑的德育，是一种忽视学生主体人格的奴性德育。在面向21世纪的挑战，培养新世纪创新性人才的今天，学校德育如何做到以人为本，在发扬我国传统德育中共性教育积极作用的前提下，发展学生优良的个性，使学生成为道德价值判断与道德践行的能动主体，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学校德育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所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博大精深的德育思想是我们永远用之有效的方法论武器，并会给我们的学校德育如何做到以人为本以无穷的启示。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2页。

[2] 同上，第23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0页。

[4] 同上，第2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8页。

[9] 同上，第14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06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8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4页。

[17] 同上，第122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74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3页。

[20] 同上。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4～515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3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7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4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07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7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4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