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开创的“礼”、“仁”之教不仅对中国、对东南亚国家，而且对全世界各国的教育都产生了十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朱熹曾盛赞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北宋有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传闻；美国出版的《大众年鉴手册》更是将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这并不奇怪，仅就道德教育而言，孔子不仅富有创造性地构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而且还在他创立的私学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可贵的实践探索，并培养出了如曾子、颜渊等七十二贤才。而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虽晚孔子180余年出生，然而他受业于孔子之孙孔伋的门人，算得上是深得孔门真传。受其影响，孟子对宗师孔子学说的遵从和对孔子本人的膜拜是难以言状的，他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并常以“孔尼之徒”自居，难怪在其所著的《孟子》一书中，孔子的身影和言行几乎随处可见。事实上，如果仅把孟子称为儒学大师还是不够的，因为他不仅在道德教育方面传承了孔子的德育思想，而且在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德育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思考了仁德教育何以可能的人性基础，并且在注重对学生道德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正面肯定人性的光辉、坚信教育和环境的作用以及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等方面更是有所创新发展。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在我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多是孔孟并称为所谓“孔孟之道”。他们创立的儒家文化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恰恰相反，在教育国际化、现代化的同时更要注重教育的本土化和民族化。为此，本文就孟子对孔子德育思想传承与弘扬的主要内容做一些探讨。
一、以“仁义”为本的道德教育核心内容
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虽然孔子也非常注重“礼”教，但“礼”的形成要以“仁”为基础和前提，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此话不无道理，“礼”类似于今天的政治教育（当然不全是，“礼”除了当时的社会政治规范外，还包括“交际的礼节仪式，贵族的冠、昏、丧、祭、燕、飨的典礼”[1]），而“仁”则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道德教育。根据德育学原理，道德教育是德育如政治教育、法纪教育等的基础，孔子以“仁”为本的德育思想反映了德育这一原理。十分难能可贵的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真不愧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仁”是何含义？又有哪些方面的要求呢？笔者曾讲过：“‘仁’从字面上理解，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思想可见于孔子对樊迟的问答：樊迟问仁，子曰：‘爱人’。”[2]《说文解字》对“仁”是这样解释的：“仁，亲也，从人从二。”说明是要以仁爱之心去调节和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论语》里，孔子反复提到“仁”的地方多达近百处，大多是有针对性地回答弟子的，概而言之，有三点。第一，“仁”的根本含义和总体上的要求是“爱人”，所谓“仁者爱人”。孔子创造性地提出了“仁”即“爱人”的道德规范，而“爱人”的最高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最低要求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第二，“仁”的道德内容涵盖了五个主要方面，即“恭宽信敏惠”。当子张问“仁”于孔子时，孔子答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并在子张的追问下孔子解释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其意是说，能够在天下践行五种品德便是仁了，它们是：恭、宽、信、敏、惠。对人恭敬自然就不会受到侮辱，待人宽厚会得到别人的拥戴，诚实守信会得到别人的信任，做事雷厉风行会提高行动的效率，乐于助人会得到别人对你的支持与帮助。孔子还讲“刚、毅、木、讷，近于仁”（《论语·子路》）。毛主席对此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比如他给他女儿取名李讷、李敏就是证明。第三，“仁”德的形成贵在修身，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颜渊曾问老师修“仁”要做到哪几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呢？孔子回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认为，要达到仁德的道德要求，在视、听、言、动等各个方面都要与礼规保持一致。换言之，仁德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人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过程。
客观地讲，在当时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轨的历史时期，孔子在看到当时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情况下而提出的用“仁”的道德主张去调节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人际关系的想法不免带有道德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其中蕴涵的“仁者爱仁”“博施于民”的仁爱思想和人民性思想却代表了人类道德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未来，因而它同时又闪现着对人类普世伦理价值追求的理性之光！其道义性和正当性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十分崇拜孔子的孟子，非常肯定孔子的仁爱思想。孟子坦言：“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并把仁与人心相等同：“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朱熹解释说：“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孟子集注·梁惠王上》）在孟子看来，仁是人对于自己同类相爱的一种高尚而自然的情感，自然也就值得肯定，所以，他告诫人们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基础上更是把人民的利益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孔子只是告诉统治者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要“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而孟子更是视人民为父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当他看到统治者贪婪无度以致“率兽食人”的剥削现象时，他满怀愤怒（对统治者）和同情（对人民）地骂道：“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以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而死也？”（《孟子·梁惠王下》）抚今追昔，孟子不愧为人民的代言人。在君权高于一切的封建社会，孟子以一个思想家和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和大无畏的勇气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仁爱”和民本思想，应该说已大大超越了历史的局限，与两千多年后我党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利益主张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真可谓是高瞻远瞩，高屋建瓴。
孟子不仅把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升华为民本思想，而且更是把“仁”创造性地上升到“义”的道义高度。在孔子看来，“仁”是人为之奋斗的道德境界和一生追求的崇高目标，它甚至是高于生命的道德信念。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不求苟全生命而损仁，而宁肯牺牲生命成全仁德。弟子曾子把老师的教导牢记于心，并穷其一生以求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意思是说，读书人不能不心胸宽广大度，意志刚毅，因为他重任在身而奋斗之路却漫长，应当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负担不也是很沉重的吗？生命不息则奋斗不止，践行仁德之路难道不是十分漫长遥远的吗？而孟子更是把仁提高到社会道义的高度，要求人们要做到“以义为上”。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何谓“义”呢？墨子讲得很好：“义，利也。”（《墨子·经上八》）义是指个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其责任与义务的落脚点实际上是要考虑到社会和他人的需要。义，只不过是利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人出于生物本能自然有“为我”的一面，也就是说，在许多情况下，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考虑个人利益，但是这种利益的获得不得以损坏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为前提，这就是孟子把“生”“义”比喻为“鱼”和“熊掌”的真正含义。一个人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孟子提出了要有铁肩担道义的“大丈夫”气概：“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舍生取义的道德价值观主张，要求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要有不为物喜、不以己悲的君子之风。所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孔孟强调的仁义之德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之魂，不是吗？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可以随口说出“仁义”之辞，儿时父母亲赞许别人或教导我们的时候常是将“仁义”挂在嘴边；“义不容辞”“舍生取义”“义无反顾”等成语随处可见。在“仁义”的道德感召和教育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典范人物：苏武留胡而节不辱，文天祥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绝世佳句奏出了生命的礼赞，王夫之高歌“天下兴旺，匹夫有责”！无数革命先烈更是用他们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曲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无一不强调为了仁义许多时候必须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甚至要献出可贵的生命。这是两位被称为“至圣”和“亚圣”的先哲留给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遗产和精神财富，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和传承的。
二、注重对学生道德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上人们的一般看法，都认为儒家伦理是非常强调等级制观念和服从的，证据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和“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误解。通读《论语》，可以看出，孔子在道德教育方面是非常强调对弟子道德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的，而孟子在这一点上与孔子也是一脉相承的。
孔子作为一代教育宗师，深知对于弟子来说，无论是道德知识的内化还是道德是非观念的形成，都必须要经过学生自身头脑的过滤与思考，因而他非常强调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这句话深刻地反映了学与思的辩证关系，是教学主客体关系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正确体现。“学”是学生作为教育客体同时也是作为学习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关系的把握，带有感性认识的色彩，是对知识和信息的接受。但“学”只是道德教育的低级阶段，为了使学生成为真正有道德推理能力和有自己独到见解的道德行为主体而不是道德教育的“奴隶”，则必须要有学生自主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建构。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是学与思的有机结合。在片面或过多强调学生“听话”和“服从”的德育的今天，倍感孔子德育思想的深刻与可贵。孔子讲：“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一言以蔽之，但凡做任何事情都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其中所言的“疑思问”更是直接强调了学生应当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为了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孔子认为师生关系首先应当是平等的，老师和学生构成的道德教育活动要能够平等地相互交流、讨论和切磋，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语·学而》）其次，学生对老师不能无原则地听从，不能不问是非地顶礼膜拜，在是非善恶面前，要唯“真”唯“善”是从。他不仅口头上这么讲，而且榜样示范地落实到自己的教学行为过程之中。他鼓励弟子要“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其弟子经常向孔子提出批评性意见，他均是洗耳恭听，有过则改。比如，有一次鲁国的一位名叫公山弗扰的人发动叛乱占据了费邑之地，欲邀请孔子去参加他的庆功活动，孔子觉得不好推脱打算前去，弟子子路丝毫不留情面地批评阻止说：“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老师你没有地方走动就算了吧，何必要到乱贼公山氏那里去呢？孔子回答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解释道：那叫我去的人，难道会让我白去吗（一定是要用我才叫我去）？如果询问倾听我的意见，那我就要让周文王、周武王之道复兴东方。既然是叛乱之徒，又怎么可能听得进孔子的忠告呢？所以，孔子思考再三，还是觉得子路的话是对的，因此没有应邀前往。孔子强调的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主张，深得弟子好评和肯定，学生子夏深有体会地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
孟子继承了孔子这一思想，力主要敢于质疑和批判。《孟子》一书名言警句无数，其中之一便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3]（《孟子·尽心下》）孟子讲得好：尽信书，还不如无书。本来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对儒家经典是十分信奉的，可是对于孔子编纂的“六经”之一《书》经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孟子认为有些不太切合实际，值得怀疑而不能全信。对儒家经典尚且如此，更勿论其他著作了。孟子认为，即便是《诗经》上的诗句，也要带着自己的思考去研判作者的原意，不能拘泥于字句而望文生义或人云亦云，正所谓“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也”（《孟子·万章上》）。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以孔孟为代表创建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和儒家文化，从来是不乏批判精神和独立之志的，那种认为儒家学说强调的是君臣之间的等级制观念，反对“僭越”和强调服从、“君违礼不能指责”[4]等观点是不太符合历史事实和儒家学说的精神实质的。有例为证，一次孟子与齐宣王对话，齐宣王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孟子答曰：“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回答齐宣王“臣子犯上杀死君主，行吗？”的话是极具批判性的：破坏仁的人称“贼”，破坏义的人叫“残”，毁仁害义的残贼叫做独夫民贼。我只听说是把独夫民贼纣处死了，这哪里算得上是君主被臣下杀害了呢！
顺便要指出的是，受孔孟思想的影响，阐述儒家伦理的《孝经》也远非一些人戴上阶级偏见的有色眼镜所说的是鼓吹愚忠愚孝用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5]而是包含着进步的非常具有批判性思想的伦理著作和德育经典。[6]《孝经》讲的“孝”并非只是一种子女对父母长辈的家庭伦理，而是从君主到平民的一种普遍的政治和道德规范要求：天子的“孝”是“德教加于百姓”；诸侯之“孝”是“保其社稷而和其民”；卿大夫之“孝”是“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士之“孝”是“以孝事君，以敬事长，忠顺不失，以事其上”；庶民则须“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如果我们的党和政府及社会民众能够按照以上要求践行孝道，那不就是一个真正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和人民心连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吗？《孝经》特别强调不讲是非善恶的愚忠愚孝非孝也，而是应当唯义是举：“当不义，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与孔子的“当仁，不让于师”，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告诫提倡何其相似乃尔。在我国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教育日渐式微、传统与现代近乎断裂的今天，难道我们不应该进行孔孟般的反思和孟子式的传承与弘扬吗？
三、承认和肯定人性的光辉
在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争论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激烈和深刻，诸子百家的言论与观点至今仍闪烁着人性和道德哲学的光芒。在诸子百家中，有所谓的性恶说（以荀子为代表，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性无善无恶说（以告子为代表）、性善恶混合论说（以杨雄为代表）、性三品说（以董仲舒为代表，称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之分）等，在诸多关于人性的思考中，唯有孔孟的性善说最为著名和最具积极意义而在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细推物理，是因为孔子和孟子的人性观点奠定了人何以能为善的教育学之生物前提，辩证地阐释了人的仁义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心理基础。应该说，性善说是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观与品德观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7]
《论语》里并没有孔子关于人性善恶的直接论述的话语，最接近人性思考话题的当属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其意是说人的本性或天性是相似的，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是受到不同环境或习气的沾染便使得人与人的差异相距甚远了。的确，孔子没有直接谈论过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一形而上的问题，但是从孔子“仁者爱仁”的思想是可以逻辑地推导出孔子是持人性善的观点的。如明代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就分析说：“夫子说，‘性相近’，即孟子说性善。”[8]另有学者认为，孔子“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仁’，即人者仁也，同时，又把‘仁’定义为‘爱人’”，因此孔子“实质上是持人性善”的观点的。[9]的确，我们是可以从孔子关于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等诸多论述中，看出孔子事实上还是持人性善的观点和态度的，只不过他没有明说而已。如有怀疑，试问：难道性恶之人能够不以恶待人而是以善（仁爱）待人？如真如此，那不太有悖逻辑和常理了？因此，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孔子“仁者爱人”的人性前提必是“人性善”。
既然从孔子的“仁学”思想中可以逻辑地推导出“人性善”的观点，作为很早就“乃所愿，遂学孔子”的孟子自是懂得其中的道理的。孟子在充分吸收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地研究了人性问题，明确地提出了“人性善”的观点，找到了教育为什么能使人向善的生物学基础，这样就把“仁义”伦理道德教育和人性善的内在逻辑关系揭示出来了，在理论上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引向了深入。这是孟子对儒家道德教育的理论贡献。《三字经》对此也有明确地肯定：“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要正确理解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观点，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人性的含义。人性概而言之，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生物学层面，即人的自然性；二是社会学层面，即人之为人的社会属性；三是伦理学层面，即人的道德性。生物学层面的含义没有道德评价的意义；社会学层面的含义政治属性较强，具有某些道德评价的意义；伦理学层面的含义具有强烈而鲜明的道德评价的意义。先秦诸子关于人性的争论，有时是不在一个层面上的，典型例子当属孟子与告子等人的对话——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母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上述引论可知，告子只看到了人的自然属性，而孟子高明和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仅看到了人的自然属性，更看到了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和伦理道德追求。张岱年先生对此也持同样的评价：“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以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之人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10]我们应当明确，孟子讲的人性不是抽象的与动物相类的性，而是有异于动物的人之为人的社会及道德属性。
其次，孟子关于人性善的观点包含了“仁义礼智”四个方面的内容。为了说明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孟子举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孩提之童”和“恻隐之心”两个例子。他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并断定孩提之童的这种亲情反应是“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以此来说明人性的天生向善。另一个是用“人见孺子落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来论证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天生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四种美德，他把其称作“四端”。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四心”是与生俱来的，它们是形成人的“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的心理学与生物学基础（孟子所说的“端”即“开端”，也即基础）。应该说，孟子的性善论并非是唯心主义的观点，而是对人具有天生向善的生物学与心理学的客观分析，是具有科学性和进步意义的。今天的科学研究更是表明：人“有优于禽兽的遗传素质，有天生向善的生物基础（从生物学的食性理论方面来讲，凡食草动物均属温顺动物，凡食肉动物均属凶残动物，人基本上算是食草动物）”[11]，因此，孟子的人性善的基本观点是值得肯定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认为人虽有“仁义礼智”四端，但并不意味着人就必然成为善人，而是要靠后天环境和教育引导以及加上自身的主观努力。正如笔者曾经分析指出的那样：孟子“并未声称道德是人的本能，而只是说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有‘仁义礼智’四端。所谓‘端’，只是人产生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生物基础，而这个‘端’随时都有可能变化，比如孟子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12]因此，我们切不可断章取义地去解读孟子的人性善观点，而是要辩证地全面地研判。
四、坚信教育及后天环境对人的品德形成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孔子和孟子作为一代教育大家，十分强**育和环境对人的品德形成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孔子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话语，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深受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孔子以一个教育家的教育爱和一个社会活动家的救世之心提出了“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教育主张，对学生求学是来者不拒，哪怕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给点干腊肉当学费他也欢迎，所谓“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这与我国今天某种程度的教育产业化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他对弟子的教育内容是“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四教，“文”是学生道德品质形成的文化和智力基础，后三者全部为道德教育内容；他对弟子的德育要求是：“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他认为，唯有通过教育和学习才能克服“愚”“**”“贼”“绞”“乱”“狂”等品德缺陷：“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他鼓励学生要进德修业：“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孔子还认为，环境特别是人际交往环境对人的品德形成有重要影响，因此，他告诫学生要与有德之人交朋友，而千万不要与品德不好的人交友，因为那是十分有害的。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篇》）意思是：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同为人正直、诚实、博闻见广的三种人交朋友，是有益处的。而同逢场作戏、两面三刀、巧舌如簧三种人交朋友，是十分有害的。
孟子与孔子一样，十分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品德形成的重要影响。孟子对涵养人的品德心性的教育职业十分赞赏，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天王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论语·尽心上》）他还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论语·尽心上》）孟子不仅与孔子一样，十分重视教育对人的品德形成的重要影响，而且自身经历过不同环境的熏染，孟母三迁的故事想必孟子的体会一定是十分深刻的。因此，孟子比孔子更加注重环境对人的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影响。
既然人性本善，那么为什么会有小人和“不善”呢？孟子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不良环境对人造成的负面影响。他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论语·告子上》）他拿种麦为例，指出麦种都相同，然而由于土质肥沃程度等的不同却造成了收获上的差异，所谓“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论语·告子上》）。据此，他提出了“居移气，养移体”（《孟子·尽心上》）的重视环境对人的品德形成的重要主张。
从哲学和教育学的角度看，人的道德品质的形成，除了人性善是其内在重要依据外，教育和环境作为影响人的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社会历史转型时期，如何通过道德教育和道德的社会环境去塑造道德的公民，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五、充分肯定人的自我教育的主体性作用
作为把道德教育放在首要的和最高的教育目的的孔子，非常重视道德上的自我教育的主体性作用，并认为它是任何其他教育无法替代的。他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孔子关于道德教育上的自我教育的主体性思想是十分丰富、深刻而全面的，他从个体内在的道德追求的学习心理到外在的道德行为表现向弟子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自身要有自我教育的主观追求。在道德教育方面，学生首先要有这方面的内在心理追求，道德品质的形成主要靠道德主体自身的主观努力，否则就会落空。孔子告诫弟子：“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孔子认为“道不远人”，只要自己有这方面的决心和追求，就会有成仁之德。
第二，要善学知仁。孔子十分强调通过学习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自己一生是“学而不厌”（《论语·述而》），他的名言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深有体会地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要形成一个人的美德，没有文化与道德知识作基础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多识”（《论语·述而》）。应该说，孔子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由于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因而人的任何行为无不以道德认知作前提和基础。我国曾经提倡的“五爱”国民公德中就有“爱科学”、邓小平提出的“四有”新人中就明确要求“有文化”，其道德意蕴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三，要内省思仁。孔子常告诫弟子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内省也”。（《论语·里仁》）他自己就是内省思仁的榜样，他常自省自警：“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孔子一生最担忧的是那些不善不改、不学无术、不知自我反省之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孔子的教导和榜样示范下，许多弟子通过自我反省终成志士仁人。曾子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坚持内省修养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要“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述而》）孔子说，真正的道德君子有“九思”，全属内省的内容。如果通过内省而没有发现什么过错，则可以“内省不疚”（《论语·颜渊》）；如果有过失，则要在内省的基础上做到有则改之。孔子十分欣赏那些内省改过的人，他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
第四，克己力行。孔子认为，人都有逐利和欲求富贵之心，但是一定要以仁道为原则，否则就应当克服私欲，孔子这一思想是十分唯物而又辩证的。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他告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只顾一己之私，而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由此可知，孔子并不是唱道德高调的伪君子，他并不一般地反对追名逐利和欲求富贵，他自己也曾坦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从之。”（《论语·述而》）意思是说，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即使是手执皮鞭当一个令人讨厌的下贱的市场守门员，我孔子也是乐意去干的，但千万不能以利害义。为此，他要求弟子一定要做以仁义为上的君子，而不要做见利忘义的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当遇到个人私利与仁义道德发生矛盾怎么办呢？孔子明确告诉弟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难怪他一再告诫学生要“克己复礼”。实事求是而言，孔子的道德教育从内容到方法既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人性根源，又有超越人性和现实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追求，做到了“实然”与“应然”的辩证统一。孔子还认为，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行动上去的，因此，他格外强调“行”的重要性。他说：“力行近乎仁，”（《中庸》）他一再告诫弟子“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叮嘱弟子一定要当“躬行君子”（《论语·述而》）。孔子特别反对那些花言巧语、华而不实的人，他告诉弟子“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甚至会“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学派的后学之中，有两位儒学大师是在不同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一是孟子，说孟子在唯心主义方面把儒学推向了**；二是荀子，说荀子在唯物主义方面弘扬了儒家精神。笔者认为，此种说法并不妥当。比如，荀子提出的“人定胜天”思想，即便是在科学技术十分发达、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张扬的今天，也是无法实现的，其主观唯心主义色彩恐怕无人能及。而对于孟子来说，我们又怎能凭他含有一定科学性的“良知”“良能”说就判断他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呢？若如此，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格言“有志者，事竟成”不更是成了唯心主义的典范之言？可以说，孟子在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弘扬人的主体精神方面倒真的是把儒家学说推向了前进。与此相连，在道德教育方面，他更加深入系统地论述了道德上的自我教育，大大地弘扬了孔子“君子求诸己”的思想。孟子非常强调道德主体的自我教育，他说：“夫志，气之帅也”，要求人们要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并提出了一套“尚志养气”（有人问孟子“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反求诸己”的自我教育方法。概而言之，有以下几种。
第一，要“尽心知性”。孟子认为，既然人的天性是向善的，因此，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有从善如流的主观愿望，努力行善以懂得人的本性与自然法则。正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在孟子看来，只要努力行善，就能够由知“心性”到知“天性”，从而找到安身立命之本。这种观点并不唯心，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由于人来源于自然界，因此，有许多人间法则与自然规律是存在着普遍的联系性的，这并非机械类比，而是孟子在为人的善心善行苦苦寻找道德哲学基础。孟子不愧为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哲学家。
第二，要“反求诸己”。孟子告诉弟子：“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这段话的大意是，我爱别人而别人并不亲近我，就该用仁德标准反问自己；把别人没有教育或管理好，就该反问自己方法是否恰当；尊敬别人而没有得到别人的回报，就要问自己是否在尊重别人方面还有欠缺；总之，行动而无效果，就要反问自己是否做好了。孟子的“反求诸己”法显然是对孔子“内省”法的继承与运用。
第三，要“寡欲养心”。孟子认为，许多人之所以“善端”丢失甚至有的人几近于禽兽，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受到了太多的欲望的干扰和支配，因此要能够尽心知性以保存善端，还必须尽力保持克制，减少自己的私欲。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也；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也。”（《孟子·尽心下》）孟子把减少欲望看成是个人品德修养的最好办法，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寡欲，即便善性有所失也很少；相反，如果一个人多欲，即便是善性有所保存也不多。的确如此，现实生活中，一些不德之人不正是因为缺少节制而生太多贪婪心而干出损人利己甚至杀人越货的勾当吗？孟子寡欲养心的思想不仅是对孔子“克己复礼”思想的发扬光大，而且与古希腊伦理思想家德谟克利特的观点有着惊人的一致。德谟克利特指出：“不应该追求一切，而应该满足自己所有的……如果接受了这一原则，你就能生活得更愉快，并且驱逐了生活中不少的恶：嫉妒、仇恨和怨毒。”如果一个人能保持节制和自持，他离道德君子的标准和要求也就相距不远了。
第四，要“动心忍性”。孔子并没有直接论述过要成为志士仁人一定要经历千辛万险的考验，但他在表扬弟子颜回身处逆境而人穷志不穷且苦中求乐所说的话里隐含有此意，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孟子深化和拓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并把它上升到一种道德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在孟子看来，一个人要到达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就必须要经历各种艰难险阻，经历诸多的考验，并举了历史上一些贤君名士做例子。他说：“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此段话中的关键词“动心忍性”，意指一个人在外界无论怎样剧变、怎样艰难困苦以致可能动摇其心的情况下，均要有顽强的意志站稳立场而坚忍其性。此番话可谓孟子的肺腑之言，且符合历史与现实，是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在道德修养上的投射和反映。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等名言佳句指的就是此意。从德育学的角度分析，在“知、情、意、行”结构中，“动心忍性”属于道德意志的磨炼与形成阶段，而道德意志在由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的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它甚至成为“英雄”和“狗熊”的分水岭，比如，江姐和甫志高就是最好的证据。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讲了大量的例子：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修得《兵法》；韩非囚秦，著成《说难》和《孤愤》。而司马迁本人因受宫刑而忍辱负重，发奋著述，终成《史记》。蒲松龄落第不落志，年过古稀而初衷不改，以“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自勉，写就《聊斋志异》不朽名著。以上事例都是对“动心忍性”意志磨炼法的极好佐证。
六、注重因材施教
孔子作为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非常善于根据学生不同的发展水平（包括智力、品德和知识等诸方面）和不同的个性特点等因材施教，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当属以下两句话。孔子说：“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中庸》）孔子已经隐约感觉到了学生具有不同的遗传素质，因此，必须要因人而异地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孔子又讲：“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意思是说，教育的要求也要因人而异，对于中等（智力、道德）水平以上的学生，可以对他们提出较高的要求和讲授高深学问；对于中等水平以下的学生，则不能提出高要求和讲难度较大的内容。孔子因材施教的观点实则反映了教育的一条基本规律——教育必须要遵循儿童的个体差异，否则就会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教育。
孔子在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中更是将这一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第一，他能根据学生提出的同一问题，针对学生的不同表现做出有侧重性的回答。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仁”的有关回答，比如：颜渊问仁，子曰：“爱人”；子张问仁，子曰：“恭、宽、信、敏、惠”；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此等等。第二，善于根据学生所处的不同家庭环境与客观条件，而对同一问题做出完全不同的回答，但其根本宗旨是以礼仁为本。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论语·先进》中记载的一段孔子与弟子子路、冉有、公西华的对话。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意思是，听到了就要付诸行动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随便听到就要行动起来呢？可是当回答冉有提出的“闻斯行诸”时，孔子不假思索地回答“闻斯行之”。令在场的公西华很是不解，斗胆问老师为什么同一个问题却回答完全相反？孔子解释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意思是：冉有做事畏缩，因此我鼓励他；子路勇气可嘉但做事有些鲁莽，所以我教育他要做事慎重。
正因为孔子的因材施教，弟子都在自己条件不同的基础上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愚鲁的高柴和曾子（《论语·先进》记有孔子对二位的评价：“柴也愚，参也鲁。”），前者以一个“不盈五尺”的身躯而成为卫国的士师，后者则成为思孟学派的先驱而被后世尊为“宗圣”。就连年少时“戴鸡佩豚、勇猛无礼”、班上年纪最大的仅比孔子小九岁的子路，也在孔子的**下“渐渍磨砺，阖导牖进，猛气消损，骄气屈折，卒事能政，序在四科”（王充《论衡·率性篇》）。朱熹为此赞扬说：“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小成，大以大成，无弃人也。”[13]正所谓“弟子三千，贤才七十有二”，孔子不愧为万世师表。
孟子根据孔子言论及其自身的教育实践，归纳概括出了五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塾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因材施教的具体方法，这是对孔子因材施教思想的超越与发展。孟子认为，一个真正懂得教育的人，应该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以及其他不同的情况灵活施教，不能僵化。对于道德修养最好、学习最好的学生，有如春风化时雨一样地润物细无声，点到为止；对于天性善良的学生，则要加以熏陶浸染，使之成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君子；对于比较务实，能干具体事情的学生，就要培养他的实干精神和做事的实际才能；对于一般学生而言，能够给他们答问释疑、解其所惑、引导他们学习和思考问题就可以了；对于那些因种种条件限制不能登门求学的人，也要以无私的胸怀做到有问必答、有求必应而不吝赐教。真是讲得太精彩了，特别是孟子提到的“私塾艾者”，在今天看来，那根本就不是正式的学生，而孟子依然以一个仁爱之师的博大情怀毫无所求地做到有求必应，这与当下一些教师把学校俨然开成了“学店”，把学生当做利益算计的对象所形成的反差，真乃“君子”与“小人”之别。
这里还应特别提到的是，虽然《孟子》一书并没有多少直接论述因材施教的言论，但孟子着实不仅把孔子的因材施教教学思想进行了系统化和概括化的提炼与总结，而且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的教学思想。他说：“教亦多术也，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意思是，教育也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比如）我不肯对他进行教诲（让他羞愧自惭而发愤），这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方式。的确如此，学生有时有一种逆反心理，你越是苦口婆心，他反而越听不进去。面对这种情况，老师就要运用高超的教育智慧，采用“激将法”而行“不言之教”，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去引起学生的反思和激发学生自强。孟子的这种“予不屑之教诲”方法已超越有形有声的教法而化为了一种高超的“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教育艺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孟子不仅共同创造了儒学，形成了以孔孟为代表的所谓“儒家学派”，而且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创立了中国的伦理道德型教育，他们给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颇具东方特色的儒家文化遗产和颇具中国特色的道德教育遗产，仅此两位先贤就足以彪炳史册、光耀千秋。如果说，孔子是儒家文化和中国伦理道德型教育的鼻祖和原创者，那么，孟子则是在充分传承孔子思想基础上的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型教育的集大成者和继往开来者。孔子和孟子是中国思想史、中国教育史上的两座堪与日月同辉的历史丰碑；他们深刻的充满着民本意识和人文关怀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充满教育智慧、洋溢着教育爱的教育思想早已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不朽经典。他们以“仁义”为本的道德教育核心内容，注重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承认和肯定人性光辉的阳光教育思想，重视学生主体的自我教育以及因材施教等主张，依然是当今我国教育所大力提倡和致力追求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型教育也应以博大的胸怀与世界交流与对话。但是，必须有一个前提，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说，那就是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真地研究孔子和孟子的道德教育思想，尤其要像孟子那样创造性地继承和弘扬中国的传统道德教育。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挑战与冲击，在社会风气浮躁、伦理道德失范、教育功利化的当下中国，如何有效地继承传统道德教育的优秀历史遗产、批判性地做到“古为今用”、创造性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摆在我们每一位教育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任务。
[1]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8、69页。
[2] 冯文全：《论孔子对老子德育思想的借鉴》，载《教育研究》，2010年第12期。
[3] 《武成》是《尚书》的篇名。朱熹有注：“武王伐纣，归而记事之书也。”参见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5页。
[4]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8、69页。
[5] 华中师范大学等六院校合编：《德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94页。
[6] 冯文全：《德育原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9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6页。
[8] 张立文：《王阳明全集》，红旗出版社，1996年，第128～129页。
[9] 陈德述：《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载《孔子研究》，1997年第1期。
[10]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年，2005年，第185页。
[11] 冯文全：《德育原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91页。
[12] 冯文全：《德育创新不能背离教育的历史逻辑和德育的基本原理》，载《教育研究》，2011年第12期。
[13] 朱熹：见《孟子集注》（卷十三），《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