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久以来，人们对儒家德育思想的研究，有的戴上了政治有色眼镜，以“左”的观点对待之。以至于不顾事实与史实，把一些本是正确的道德主张说成是错误的，把本是具有唯物主义观点的认识论思想当做唯心的，把本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说话的措辞反看做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作辩护的而进行批判；有的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对待之，或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或曲解原意，或用现实去剪裁历史，甚至是反其原意而释之。对孔子“义利观”的曲解、阉割，缺乏求实精神的研究态度和做法便是其中之一。其最大弊端，便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得是非颠倒，谬误流传，以讹传讹，造成人们对孔子义利观的极大误解和普遍否定。

今天，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特定历史时期，不少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间常感失落和迷茫”。一些人信仰失落，道德失范，义利观迷茫，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义利观又未如期建立起来。这一切，都使得我们的学校德育遇到了空前挑战，我们怎么办？除了以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武器之外，还“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1]因为，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毕竟对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此，我们有十分的必要对孔子的义利观进行全面审视和再认识，以达到正本清源、恢复本来面目、进而做到“古为今用”和批判继承之目的。

（二）

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孔子的义利观是一种“重义轻利”的义利观，甚至是一种“义利对立”的义利观。笔者随手翻阅了几本学术期刊，便见到了如下说法：孔子的儒家持的是一种“重义轻利的义利观”[2]，孔子学说是一种“只要义不要利”的说教，它把“义与利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导致了对人的自然属性的严重贬抑乃至抹杀，用抽象的道德原则否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需要和追求，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社会本质从根本上遭到扭曲”[3]。还有人在我国权威教育理论刊物《教育研究》上撰文声称：“以道德与物欲相对立，这在孔子语录中可谓俯拾皆是”，并举例说：“如‘君子谋道不谋食’‘优道不优贫’。”[4]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果真如此吗？孔子真的是只言“义”而不言“利”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伪君子吗？难道他真的是铁打的金身不懂得衣食之需吗？窃以为，孔子作为一代宗师和圣人，他不至于糊涂到把“义”与“利”，也即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弄到极端对立的地步而看不到它们的联系与相容。况且，孔子为人做事立定“中庸”是出了名的，怎么就在义利观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一反常态呢？如果以上判断纯属我主观臆测的话，那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去翻读和研习一下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原著吧。

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看做是将“义”与“利”对立的、无可置疑的铁证。的确，孔子讲了这话。如果不从孔子本身的言与行以及《论语》全篇的有关论述去做分析考查，而单是从这一句话本身去理解，孔子好像真是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了的，硬是视金钱如粪土。然而，通读《论语》全篇，再结合孔子为人处世的言行，不难发现，孔子绝不是一个将义利对立的言义不言利的唯心主义者和虚伪的道德说教者，而是一个对义利观有独到见解和辨证思考的闪烁着哲人智慧的具有极高的道德品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有道德修养的人明白自己所肩负的道义，无德之人只懂得个人利益”。这句话一点也看不出有丝毫将义利对立起来的意味。那么，人们为什么把孔子的这句话当做义利对立的论据呢？除了过去的政治因素、“左”倾观点导致误读以外，对孔子语录的断章取义、望文生义以及简单化的理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君子”一词在古汉语中有几层含义，一是指有社会地位和一定职位的人；二是指有较高道德修养的人。孔子在《论语》中大多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君子”一词的，而非“政治左视者”所理解的所谓“统治者”；“小人”一词也是在其对立的意义上（即缺德或无德）使用的而非指“劳动人民”。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随处可见，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坦****，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等等。

义利之争，古已有之。概言之，有重义轻利说，有重利轻义说，有义利并重说等。利，一般是指人们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方面获得的某种好处（不过更多地强调的是前者，后者的需要与满足常称为“名”，所谓“图名图利”、“名利双收”）；义，是指个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的落脚点，实际上是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和他人的需要。义，只不过是利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在义利问题上，孔子总是从对立中去寻求统一，力主义利兼顾，并常常教导弟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自己希望达到的，也希望别人达到；自己所不愿的东西也不要强加于别人；有道德修养的人应成全别人的美事。这些又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德育不正是把培养社会责任感，把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为我们的德育目标吗？至于“小人喻于利”，在义利问题上，只想到自己狭隘的个人利益的满足而放弃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的，甚至不惜干些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行为的自私自利者，不也是我们的道德教育所要批判的吗？抛开孔子义利观的时代内涵，就孔子对于义利观所持的原则立场和态度而论，在今天也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应该说，在两千多年前，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反映己与群、人与社会关系的义利观问题上，有如此富有人道主义思想和社会责任感的观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事实上，对于利的追求，孔子认为，只要符合道义，是正当的，是应该受到肯定的。富贵如果可以通过努力而求得的话，就不应当放弃。孔子坦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古代手执皮鞭在市场守门的人，这里借指干下贱差事的人。笔者注），吾亦从之。”（《论语·述而》）如果富贵可以求得的话，即便是干守门那样的下等差事我孔子也是愿意的。孔子讲这话是有其感性基础的。我们知道，孔子虽出生贵族，但到了他出世的时候，已经没落衰败了。“屋漏偏遭连夜雨”，孔子三岁的时候死了父亲，与母亲颜氏相依为命，十七岁时母亲又去世，生活的艰辛与重担双双落在孔子一人稚嫩的肩膀上。由于生活贫困，为了求得生存，他从小就干过许多在常人看来颇为卑贱的事，主要靠“儒”（替富贵人相礼的职业）维持生计，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这为他后来同情劳动人民的处境、奉劝统治阶级施“仁政”以及实行富民政策奠定了感情和思想基础。对物质生活的向往是孔子的人生理想之一。他的弟子子贡曾问他：“有美玉于斯，韫犊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论语·子罕》）这里假如有块美玉，是把它收藏起来放在柜子里呢，还是找个识货的商人把它卖掉？孔子态度坚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卖掉!卖掉!我等待着一个肯出价钱的识货的商人把它卖掉呢。”看，孔子在对待物质利益的问题上，观点是多么的实在!

马克思说：“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人要生存，就必须解决与肉体组织相关的衣、食、住、行等问题，怎么能不考虑物质利益也即“利”呢？所以，孔子虽然首创私学并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民主教育主张，还成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师典范，但他还是无力实行不要“利”的免费教育的。做他的弟子，得有个最低条件：“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凡给我孔子送上十条干肉做学费或见面礼的，我从来就没有不收他为徒而教诲的。

孔子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个人利益追求的合理性，但与此同时，也强调求利行为的正当性。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在这里，他把人们的逐利行为置于道义的伦理规范之下，告诫人们不要见利忘义，只顾一己之私，而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最反对那种为富不仁的人，而不是一般地反对那种富有的人。比如，当时季氏是鲁国的大夫，作为国家官员，本该“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应当勤政廉洁，公而忘私，他却想方设法为自己聚敛财富，结果“季氏富于周公”（《论语·先进》）。孔子以为这不能容忍，但他又无法制裁季氏，只好责备给季氏当家臣的他的学生冉求，认为他不但不予劝阻，反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论语·先进》）。孔子怒不可遏地对弟子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看，孔子在这里爱憎分明的道德情感和一身正气的君子形象是何等的鲜明。他号召其弟子要与冉求划清界限，并要对冉求展开公开的批判和攻击！

事情是复杂多样的。在一般情况下，求利而不舍义，义利并存固然是最好不过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义与利，就像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那该作何取舍啊？孔子坚决地指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不肯苟全生命而损害仁义，而宁肯牺牲生命而成全仁义。在个人利益（包括生命）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毫不犹豫地舍“小我”之利（甚至生命）而顾大局之义。如果将孔子的话语推陈出新，赋予新的内涵，是应当受到肯定的。

还有一些论者把义利观的对立强加于孔子的另一“铁证”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那就让我们再回到《论语》里把这段原文仔细品读一下吧！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君子用心求道，而不去求吃的东西。种庄稼的人（本是为衣食而耕）却常常饿肚子；用心读书的人，尔后就会做官而领取百姓和政府给的俸禄。所以，君子只担心道不能得，而不用担心贫穷。这段话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作为要做官的“君子”，应该追求治国安邦之道而不应该为自己吃穿等利益着想。为什么呢？因为政府和百姓已给了你俸禄。为衣食而忧的倒该是那些山野田夫、种庄稼的汉子，因为他们终年劳累却食不果腹。孔子的坦诚和直言足以令所有正直的人为之肃然起敬，令那些爱讲假话的人无地自容。劳动“异化”现象看来是古已有之，孔子作为一代宗师和圣哲，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所以，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的道德规劝（孔子不是政府官员，作为教育家他只能付诸道德说教）。同时，孔子极力主张，一个社会，首先要增加人口，发展生产力（在人少地广的古代，这种观点是对的）。其次，就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富了之后再发展教育。孔子“庶—富—教”（《论语·子路》）的思想也可以证明他对利益追求的态度和看法。至于孔子把教育放在经济发展之后，这在食不果腹的古代也是极具合理性的主张。今天，也有研究者不历史地看问题，拿现实去剪裁历史，武断而肤浅地认为孔子的观点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讲过：我们总不能饿着肚皮去“正谊明道”吧。当然，这是题外之话，只是顺便说说。

孔子一方面对劳动人民劳而不得“利”或得“利”太少而鸣不平并为之争“利”；另一方面，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放弃“义”而只为自己谋利的现象感到十分愤慨。这里我们不妨再引述一段子贡与孔子的对话：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诏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行，行必果，轻径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嗯!斗宵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

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子贡是在问孔子哪些人可以称得上是“士”，孔子回答是那些以自己的行为不端为耻辱，出使四方不负君主重托的人称得上“士”；接着问哪些人算是第二、三等的“士”，孔子回答说：称讲孝悌的人称得上第二等的“士”；说话一定讲信实，行为一定果断坚决，这是不问是非曲直只管固执己见的小人呀，不过也勉强称得上是第三等的“士”（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许多人还把“言必行，行必果”说成是孔子所推崇的做人的美德呢[5]）。孔子一连三答均未提到当时形象看似君子的从政者，子贡有些按捺不住地直接问：今天从政的人怎么样？孔子不屑一顾地回答道：这些气量狭小只顾自己利益的小人哪算得上什么等级呢？中国知识分子疾恶如仇、追求正义与完美人格、强调义利并重、不见利忘义的伦理价值取向的秉性在孔子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并形成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人格特征。

（三）

通过以上举例分析，不难看出，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对义利观问题的看法是不乏独到见解和正确认识的。《论语》博大精深，作为一篇论文，只是就涉及孔子义利观方面的内容在《论语》中择其数例以辨析之。纵观《论语》和孔子的实际言行，可以看出，孔子的义利观绝非是人们断章取义地理解的那种将义利对立的义利观。而是一种力图克服片面重义或重利，力避片面将义利割裂或将二者对立起来的义利观。他那在义利可以兼得的情况下主张义利并重、在义利冲突的情况下强调舍利取义的极具辩证思想的义利观体现了一种着眼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体现了一种崇尚道义、关注利益、深沉博大的民族精神，形成了普照社会的理性之光。受此熏染，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涌现了许多大义凛然、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和为人民利益而战的革命豪杰，这些都折射出了孔子义利观的积极意义。

当今中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之际，因而，对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的义利观进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就显得特别重要。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特别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曾一度片面强调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义），而忽视了个人利益（利），使义利割裂，结果脱离了群众，抑制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今天，我们实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无疑靠的是利益驱动，因此，不可不讲求功利，不能不注重个人利益。这种变化，有助于为经济和道德生活注入生机，使人们的义利观发生变革。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少数人过去压抑已久的物欲在今天市场经济的开启下有如决堤的洪流一发而不可收，甚至走向极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有利则干，无利则罢，将个人利益至上视为人生“真谛”（所谓“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这种动摇于“义”与“利”之间的“摆钟”现象，究其原因，除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未能彻底深入人心以外、数十年来我们对孔子义利观研究的“左”倾性、不实事求是性、片面性和阐释的断章取义性以及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全面否定（“五四”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文革”大破“四旧”，“四人帮”横行时的“批林批孔”运动）等做法都是难逃其责的。

“亡羊补牢，未为晚矣。”今天，是该我们以客观的态度、理性的立场去正视和认真研究孔子的“义利观”的时候了。不过，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要把孔子本人的义利观思想和后学者的思想严格地区分开来，否则，就会真假难辨。事实上，孔子去世后，历代统治阶级，他们往往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和利益出发，去任意扭曲孔子的形象，剪裁孔子的学说，歪曲孔子的义利观，甚至把义与利严重对立起来，拼命否定人民的利益要求，抛弃了孔子“仁者爱人”的宝贵思想，使儒学思想成为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

统治阶级利用孔子，把他尊为“至圣先师”，把他神化、偶像化，使他和人民隔离开来。后学者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和动机需要，肆意篡改孔子的义利观，如汉代董仲舒把孔子装塑成神学家、教主，要人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宋明理学家把孔子改装成了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僧侣主义的理学家，等等。这些都是孔子生前始料不及的，也不是孔子本人的过错。

孔子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其义利观是不容歪曲和阉割的，也是不能彻底否定的。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当然，孔子的义利观思想终究也是时代的产物，必然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和阶级局限性，我们一定要加以批判继承，推陈出新，从而做到古为今用。但我们也一定要吸取以往的历史教训。我们过去往往根据政治标准去决定对于我国古代德育思想的扬弃和取舍，这是一种以现实去剪裁历史、阉割历史的实用主义做法；另外有一种值得警惕的研究方法，就是图省事，不去研读原著和历史，作风浮躁，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就像毛泽东同志过去批评的那样：有哗众取宠之意，而无实事求是之心。这些做法，就很容易造成随心所欲地歪曲事实、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以假乱真现象，丧失学术的严肃性和科学研究的求真本质，进而造成人们思想上的迷茫、认识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盲从。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武器，对待我国的德育遗产。并以马克思主义的义利观思想为指导去构建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新型义利观。

[1] 全世界健在的诺贝尔奖得主于1988年在巴黎召开会议，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2] 黄亮宜：《试论“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1期。

[3] 易杰雄：《德本才末是非辨析仁》，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3期。

[4] 杨启亮：《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与21世纪的学校教育》，载《教育研究》，2009年第12期。

[5] 胡守棻：《德育原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