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论孔子德育思想对老子道德哲学思想的借鉴及其现代启示——基于《论语》与《道德经》的解读
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更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和伦理思想家。两位先贤堪称我国思想史上的“双子星座”。如果以有书为据的《道德经》和《论语》为佐证，两位大师也可称得上是开创了我国古代传统道德教育的先河，只不过他们俩采取的方式与途径不同：老子并没有直接从事过教育工作，而是以他深沉的智慧、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他做过周王室图书馆管理员的饱学多识，用笔墨给我们留下了内涵丰富、深邃玄奥而又博大精深、流传万古的《道德经》；而孔子则以一个政治家和教育家的救世之心开创私学，以他的“礼”“仁”之教聚徒讲学，“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好在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怀着对老师“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的敬仰之情，将孔子生前教导弟子的言论辑录成语，行之于文，遂成《论语》传诸后世。无论是老子的著书立说，还是孔子的教书育人，其伦理思想和道德教育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道德价值观早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之中，而且给我们的民族性格烙上了刻骨铭心的烙印。然而，在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今天，不少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间常感失落和迷茫，甚至产生了信仰失落和道德失范的现象，而这些都给我国的学校德育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要塑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宜的伦理道德，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作指导；另一方面还“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1]。然而，纵观《论语》和《道德经》，却不难发现孔子的许多道德教育思想却与他略为年长的老子的道德教育思想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儒道的传承？下面主要以《论语》和《道德经》为依据，就这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做一些追本溯源的探究，一是为了正本清源；二是为了“古为今用”，以期对我国今天的学校教育与德育改革和发展有所裨益。
（一）《论语》与《道德经》内涵略考
众所周知，《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从书中内容来看，应当是孔子（公元前551～前479）生前教导弟子的言论，并为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篡，故谓之《论语》。”[2]简而言之，《论语》即为孔子与弟子在教学过程中讨论各种问题的言语。因其蕴含哲学智慧、人生智慧、教育智慧与道德智慧，为了不至失传和发扬光大，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其辑录而成，并据意取名《论语》，该书是我们研究孔子德育思想的重要历史文献。下面依据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四书全译》之《论语》[3]对孔子与老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之共同点进行探析。
《道德经》又名《老子》，是我国春秋时代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老子所作。老子生平事迹，史书记载较少。据司马迁的《史记·老子传》有如下记叙：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除《史记》外，《礼记》《孔子家语》《庄子》等书都有关于老子生平事迹的记载。有人根据各种史书的记载，推测“老子是春秋时期陈国人，大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之间”[4]。如此看来，孔子大致比老子小20来岁，上面引述的《史记·老子传》所记孔子向老子讨教礼的事件的真实性应该是较高的。正是这次讨教，老子所讲的话对孔子后来的思想言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可以通过对照《道德经》上的诸多关于“道”与“德”的论述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道德经》总共八十一章，[5]由于前三十七章论“道”的多（如开篇第一章即是“道可道，非常道”），后四十四章论“德”的多，故名《道德经》。纵观老子的论述，概而言之，“道”有以下几种基本内涵。
第一，“道”是一种物质性存在，先是无形的，然后才是有形的，所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
第二，“道”先于天地万物而生，它是宇宙一切物质的总根源，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二十五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
第三，“道”是一种规律性存在，既是自然规律，也是社会规律，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而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
第四，“道”是客观规律在人脑中的正确反映，所谓“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七十七章）。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德”的含义与我们今天讲的“道德”基本相同，其依据是“道”，所谓“孔德之容，唯道是从”（二十一章）。在老子看来，“道”是自然规律和客观法则，其属性表现为“德”。凡是符合“道”的行为，就是“有德”；凡是不符合“道”的行为，就是“失德”，总之，人类的“德”与自然的“道”是分不开的。老子在为人类的“德”寻找自然哲学基础，这与古希腊赫拉克里特的“逻各斯”思想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6]
（二）孔子对老子德育思想的借鉴与传承
孔子是一个“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虚心好学的教育家，“久居周室”而饱读经书的老子无疑对孔子产生了一种巨大而无可阻挡的吸引力。孔子数次向老子讨教道德问题，老子以长者的口吻对孔子多有教诲与训诫，秉持“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的孔子，虽然并非在一切方面都赞成老子的观点，但由于老子的睿智、人生阅历的丰富以及对道德教育极具批判性和辨证性的诸多观点，还是在孔子的心底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这些观点不仅影响了孔子为人的道德偏好与价值取向，而且也对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1.求真务实，力戒空谈
老子与孔子都是很内敛、不事空谈、只求平实做人的人。如前所引，孔子适周曾问礼于老子，老子看到孔子一副年少气盛、春风得意的样子，就以一个长者的身份批评孔子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即是说：“我倒是听说，精明的商人常常总是把自己的奇货隐藏起来，好像几无陈货；道德高尚的君子在外表上倒是不显山露水，也不夸夸其谈，甚至看起来还有点傻乎乎的样子。依我看，孔子你最好打掉你身上的骄气，去掉自己那些过多的欲望，收敛一下你那些喜怒哀乐的表情，抛弃你那些脱离现实的幻想般的抱负。”老子这番盛气凌人的批评，的确令涉世不深、修养或有欠缺的孔子遭到当头棒喝，很是不给孔子面子。但老子的这番忠言逆耳的劝告使得孔子明白了一些做人立德的道理，在孔子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他一直奉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的做人原则。
孔子不但本人轻言重行，而且他也教育他的学生要当躬行君子。一个人有无品德修养，不能只听他说得怎么样，更重要的还要看他做得怎么样，这是孔子在受到了老子的训诫后通过自我反思和在自身教育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总结。弟子宰予平常惯于说好听的话，可上课却不专心甚至打瞌睡。孔子此前比较轻信他的花言巧语，自从经历了宰予这件事情后，他痛心疾首地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他一再告诫弟子：“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刚、毅、木、讷近于仁”（《论语·子路》），反复告诫弟子要做“躬行君子”（《论语·述而》）。孔子特别反对那些夸夸其谈的人，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孔子这些观点不独是受到老子那次面对面的教导的影响，而且也是对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道德经·八十一章》）的极富辩证法思想的吸取与融合。
受老子道德教育思想的影响，加之孔子在其一生的教育生涯中的大力推行与倡导，求真务实、力戒空谈的躬行实践法不仅成为我国古代德育的优良传统，而且至今仍是我国学校德育极力倡导的方法。
2.待人处事不偏不倚，立定中道
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道德经·四十二章》）意思是：一切事物都是背阴而向阳，并且在阴阳二气的不断**中形成与发展……（所以）做事走极端而强暴的人不得善终，我把这句话当做教育别人的宗旨。老子还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道德经·四十四章》）意即知道满足就不会招致屈辱，懂得适可而止才不会遭遇危险，如此可以长久平安。老子一生为人平和，不大喜，不大悲，立定中道，诚如他自己所言：“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道德经·五章》）
老子的“中和”道德观，是孔子“中庸”道德哲学智慧的思想源泉。“中庸”是孔子道德哲学的核心思想，是最高的道德原则：“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一词从字面上理解，即是折中平和之意，故“中庸”又称“中和”。这可以从阐述孔子中庸道德哲学思想的儒家经典《中庸》名篇不解释“中庸”而解释“中和”这一事实看得更加清楚：“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7]按照《中庸》的说法，人的喜怒哀乐情感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称为“中”；表现出来经过修饰合于常理称为“和”。“中”是天下之根本；“和”是通行天下的原则。一旦达到“中和”的境地，天地便各在其位了，万物便生长发育了。由此可知孔子的“中庸”即为老子的“中和”思想，虽提法不完全一样，但内在的精神实质却是高度一致的。
“中庸”作为儒家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孔子把它看做是君子型理想人格的重要要求和标志。“中庸”要求人们的言行要“允执其中”，保持在无过无不及的理想状态。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狂即狂妄，狷即拘谨，是两种偏激的品格。一个有道德修养的君子应秉持中庸之道，不狂不狷，尽力做到“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孔子为人是“温而厉”，“恭而安”（《论语·述而》）。“中庸”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有道德修养的重要标志，“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8]。正是在孔子的身教言传下，弟子无不仿效老师而修中庸之德，如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孔子在老子那里领悟到的中庸思想，不仅作为自己立身处事的人生哲学，而且在君子型理想人格的塑造方面和在道德教育中推崇和强调中庸风格、提倡中和之美，对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心理与民族性格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审视之，老子讲的“中和”，孔子讲的“中庸”，与辩证法讲的“质、量、度”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就具有了如此高的道德哲学智慧，这不能不令我们今人佩服不已。
3.为人要仁慈宽容谦卑
老子称得上是以慈悲为怀的道德哲学家，而谦卑与宽容是其主要的表现。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六十七章》）老子所谓的“三宝”中，有“慈”、“谦”（即不敢为天下先）二宝是属于仁慈谦卑宽容的道德范畴的。“俭”（节俭）则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应对贫苦的传统美德。老子所讲的“慈”即柔慈、慈忍之意，核心是要有爱心、同情心、宽容心，要善待万物（更勿论人类）。老子本人也是这么做的，他总以慈悲为怀，对当时苦难中的人民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关怀，他总是站在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一边，满怀愤怒（对统治者）和同情（对人民）地揭露道：“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道德经·七十五章》）人民之所以食不果腹，完全是因为统治者吞食的赋税太多造成的；人民之所以难以统治，完全是因为统治阶级政令刑律太多弄得老百姓不得安宁造成的；人民之所以不把生命当回事，完全是因为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和贪婪过度造成的。这是一种怎样的世道啊！老子由此想到了“天道”与“人道”的巨大反差：“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自然界的规律是抑强济弱（的确如此，先秦有诗人说得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而人世间的做法却是反自然规律的——劫贫济富因而贫者愈贫（《诗经》上所言“鹭鸶腿上劈筋肉，鹌鹑肚里寻豌豆”）。谁能匡扶正义，替天行道？老子把希望寄托在深刻地理解了自然法则的有“道”之人身上。老子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可以说溢于言表，日月可昭。依笔者所见，老子是一位仁慈宽厚热爱人民的思想家，他的观点后来直接成为历代农民起义革命的行动纲领和思想基础。
老子不仅对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的同情，而且与人为善，宽厚待人，善待万物。他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道德经·二十七章》）意思是说圣人总是善于挽救人，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总是善于爱惜每一件东西，所以没有无用之物。即便是对于那些做过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事情的人，老子也是持一种慈爱之极的以德报怨的态度：“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道德经·四十九章》）
与老子慈爱宽厚品德相联系的是谦卑，老子十分赞赏守柔、守雌的不争之德，所以“不敢为天下先”。他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十章》）不与人争有、争多，而应该先帮助人、施惠于人，其结果便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道德经·八十一章》）。老子还认为，作为最高理想人格的圣人也应该具备这种谦卑品德：“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六十六章》）老子还深情地把谦卑的美德比喻为水和江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八章》）在老子眼里，美德就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但从不与之争高低。水总是居位在众人最不愿意去的低洼地带，而这种品格最接近“道”。他十分赞赏江海处下而为王的海纳百川的谦卑与包容豁达的大度的品格：“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道德经·六十六章》）老子上述言论无不表明其贵谦卑的道德观。
受到老子慈爱谦卑德育思想的影响，孔子不仅继承了这些优良美德，而且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众所周知，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礼”与“仁”，而“仁”又是“礼”的基础和前提，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由此可见，“仁”是孔子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仁”从字面上理解，是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思想可见于孔子对樊迟的问答：“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众所周知，“爱”的繁体字是含“心”和“友”两个字的，由此可见“仁”的内涵与老子讲的“慈”相同，正因为如此，后来我们便将两位先贤的话语合意而用为“仁慈”。“仁”源于“慈”还有有力的论据支撑：老子言“慈故能勇”（《道德经·六十七章》），孔子讲“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两者连语言表达形式都是一样的。从品德的心理结构分析，“仁慈”与“勇敢”二者确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在“知、情、意、行”四要素中，品德情感是一个人品德认知转化为品德意志与行为的中介和“催化剂”，所以，对同类之爱，对弱者之同情，必能激发起护卫同类和保护弱者的勇气。
一部《论语》，讲到“仁”的地方竟多达70余处，而核心是“爱人”。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轨的时期，孔子传承了老子“慈”的伦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仁者爱人”的道德主张，并且赋予了“泛爱众”的人道主义关怀，不仅在当时来看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普遍的人类道德价值的。在孔子看来，只要人类充满爱，人与人之间就能很好地协调各种矛盾，社会即可安定和谐。要培养君子型道德人格，进行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育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当弟子问“仁”时，孔子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爱人”。客观地讲，孔子主张的“爱人”并不是像过去有些人戴着“左”倾有色眼镜所说的只限于统治者，而是刚好相反，更多的是针对芸芸众生而言的，这正是孔子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一面。以例为证：一是有一次孔子家马房失火，孔子首先想到的是他家佣人的生命安全而非当时价值更高的马：“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二是对创制陶俑陪葬之事的责骂，以俑替人陪葬本已是一种莫大的社会进步了，可是在孔子看来，依然有些不忍心让似人的陶俑陪葬，怒骂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这充分说明孔子的仁爱思想远远超越了阶级甚至人类的范畴，冲破了把奴隶当牛马并把人与牛马同栏关宿的非人对待的传统观念，甚至连形似人的陶俑代替葬品也不能容忍，这与老子的“圣人常善救人”，“常善救物”的慈悲思想何其相似乃尔？！上述两例也充分说明孔子具有老子般的人民性思想，他在为奴隶和下人争取做人的权利和尊严。孔子“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更是比资产阶级伦理思想家早提出了两千多年，这足见他又是何等的超前与伟大！孔子仁爱道德要求的最高表现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这又体现了孔子何等博大的胸怀！
孔子在老子那里传承升华而成的“仁者爱人”的道德教育思想，经儒家后学的弘扬而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造就了许多堪与日月同辉的道德典范。孔子本人自不必说，其后学孟子一生践行和提倡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情系天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宋代文豪范仲淹一生忧国忧民，先人后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礼记·礼运》要求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今天，我们党提出的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无疑也是“仁慈”的传统美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与弘扬。
4.处变不惊，贫贱不移，保持良好心态
前文讲道，孔子经常向老子就道德问题进行讨教，老子“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的规劝也深深地影响了孔子的人生观与道德心态。老子的话的意思是：孔子你是个君子吧，君子就要守道待时，时运来到就像驾车的人一样快马扬鞭奋勇向前，若时运不济你最好就像那荒原的蓬草一样随风而动地调适自己。老子寓意深刻的谈话，孔子可以说是默记在心，他不仅时常提醒自己要心境恬淡，而且教导弟子要随遇而安保持良好心态。
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如果荣华富贵是可以求得的话，就是干手执皮鞭守护市场秩序那样的下贱差事我也是乐意的。但如果得不到那些，我也不会垂头丧气，而是要去干我喜欢的事情。孔子一生堪称命运坎坷，甚至有些生不逢时。孔子虽出身名门贵族，但到了他那一代，家世已经很没落衰败了。孔子三岁就死了父亲，从此幼年的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可不幸的是，十七岁时母亲辞世，生活的艰辛与重担一下落在年少无靠的孔子的肩膀上。为了求得生存，他干过许多在世俗的眼光看来很卑贱的事情，如他替人放过牛羊，看管过仓库，并主要靠干替富贵人相礼的“儒”（儒家学派由此得名）职维持生计。他用自己的现身说法教导弟子说：“吾少亦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纵观孔子一生，他的确是一个善于调节自我，保持乐观心态的人，且当“不得其时”时他确实也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孔子前半生未能步入仕途，家境也很贫寒，他并未因此丧失进取精神，而是如饥似渴地研习古代典章制度，四处求学礼仪，遂成博学君子。年过半百的时候，他在鲁国步入官场当了中都宰，由于为政有绩升为司空再升为司寇（相当于宰相），然而好景不长，他仅做了三个月的司寇。孔子对这些荣辱是不喜不惧，在位时认真办事，颇有政绩，从齐国收回了鲁国的几个城池。当鲁国不重用他的时候，便带领一群弟子，坐着马车周游列国推行他的仁政主张，在外流浪漂泊了14年，即便是穷到饿肚子的程度，他也不心灰意冷。当诸侯各国对他不理不睬，而自己通过十多年的努力也未能说服统治者推行他的政治主张时，他便回归故里聚徒讲学。虽然此时他已是68岁的老人了，但他依然以一颗充满活力的年轻的心去感化教育弟子，并亲自编纂教材讲授《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培养了不少杰出的人才。他一再告诫弟子要正确地对待富与贵、贫与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保持良好的“道”心。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一个人只要有了孔子那种处变不惊、贫贱不移的道心，自然就能够守道安贫，不畏权贵，不为物喜，不以己悲，保持乐观旷达的平和心态，恰如孟子所言：“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讲的“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是有深刻寓意的，它要求人们不仅要有山的高大、恢弘，还要有在逆境面前，在荣誉面前坚如磐石的“山”的静穆与稳重。
5.道德教育重在行“不言之教”
老子的道德教育主张是由他的天道自然的哲学观决定的，在《道德经》中老子对自己的“无为”哲学观有诸多的论述。他说“道”对万物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十章》），那么法天地之圣人，当然也应该是“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道德经·二章》）。按照天道自然的规律，社会应该多实行“无为”之治，而且“无为”之治还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果：“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在老子看来，正因为统治阶级政令太多，对老百姓约束太严而自己的私心欲念太重，才造成了“民弥贫”“国家滋昏”“盗贼多有”（《道德经·五十七章》）的“不德”的反道德现象，因此，在教育方面也要奉行“无为”之道。老子明确主张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二章》）老子认为，不假言词的教导，就是身体力行的教导，并不是不要教育，而是要重“行”轻“言”的典范教育。老子坚信少说话的教育是合乎自然之道的教育：“希言自然。”（《道德经·二十三章》）老子行“不言之教”、“希言自然”的教育观与近代西方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和当代美国道德教育家班杜拉强调榜样作用的社会学习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孔子作为一代思想家和教育宗师，自是懂得对人类道德教育理论与经验的总结和借鉴的，尤其是对老子奉行自然的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和行不言之教的道德教育思想完全是“默而识之”的。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时，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君臣率先垂范，民众自然响应。如果统治者没有私欲，即便是用奖赏的办法去鼓励偷盗，老百姓也不会去干的，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为官清廉，则民风自朴；政治腐败，则盗贼不止。这是被人类社会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真理，“上梁不正下梁歪”可算得上是对行不言之教的反面注解。孔子的教育观与政治观是高度一致的。在教育上，他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师德典范。他自己一生是“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以致顺次达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由道德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登峰造极之道德造化境界。他对学生施行的德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不言之教，正如他自己所说“子欲无言”（《论语·阳货》）。当弟子问他：“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与老子一样，立即把天道拿来作比较、打比方：“无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说了什么呢？一年四季不是照样运行吗？万物不是照样生长吗？孔子充满自然哲学智慧的回答正是他关于道德教育方法论的表达。抚今追昔，我们今天这个充满物欲而躁动不安的社会以及一些教育者言行不一的表现给我们的学校德育带来了多么大的负面影响和伤害，学校德育的低效甚至无效难道不值得我们进行孔子般的借鉴与教育反思吗？
6.道德品质的形成主要依靠道德主体的自我教育
在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方面，老子高扬人的道德主体性的大旗，教导人们应执著于对人生终极目的“道”的追求，不要受五光十色的外界的**，而要成为一个具有自我修养的自我教育的道德主体。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道德经·十二章》）意思是说：缤纷的色彩，令人眼花缭乱；嘈杂的音乐声，使人听觉失灵；丰美的食物，使人口舌不知其味；纵情打猎，使人心发狂；珍贵稀奇的东西，容易诱使人失去操守而犯下偷盗的行为。因此，修道的圣人只求果腹而不求声色之娱，所以要摒弃各种感官的**而心存无欲。老子通过打比方讲事实的方式劝说人们，人应该在充满**的现实社会中控制和把握好自身，不要受感官的蒙蔽，而且个人道德修养的过程恰恰就是个人私欲不断减少的过程，正所谓“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道德经·四十八章》）老子教导人们时常要反躬自省：“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道德经·十章》）大意是，能做到精神与形体合一而不分离吗？能专心致志地把精气调和得十分柔和，像无欲的婴儿一样纯朴吗？能洗涤思想的杂念，使心地清澈犹如一尘不染的明镜吗？能热爱人民治理好国家，自己做到自然无为吗？能够不受感官的**，甘于居静守雌（柔）吗？老子这种重道德主体的自觉性、自律精神和不断超越自我的自我教育法，与现代教育提倡的主体性教育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作为把道德教育作为最高的和首要的教育目的的孔子，他重视道德上的自我教育的主体性教育思想明显打上了老子的烙印。孔子非常强调道德主体的“内省”作用，他告诫弟子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内省也”。（《论语·里仁》）见到好的道德榜样，就要主动向他们学习看齐，见到不好的人和事，就要反躬自省自己是否也有类似的毛病。孔子十分欣赏那些知错能改的人，他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今；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有过则改，自然是令人称赞的。孔子一生最忧虑担心的是那些不学无术、不善不改不知自我反省之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与老子一样认为，道德品质的形成主要依赖个人的自我修养与自我教育。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孔子从老子那里承袭而来的注重“内省”的自我教育方法，使无数弟子通过自我修养、自我矫正而成为品德高尚的人。曾子就是其中之一，他每日不断内省修养，以至于“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吾·述而》）孔子还提出，真正的道德君子有“九思”，全属内省的内容。如果通过内省而没有发现什么错误，则可以“内省不疚”（《论语·颜渊》）；如果有过失，则可以在内省的基础上进行自我教育、自我修养，做到有则改之。
（三）儒道融汇对我国学校教育与德育改革的启示
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所著述的《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道德哲学的先河。他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是他关于道德和道德教育的诸多论述不仅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而且见解独到。而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孔子，不仅“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而且虚心好学，广采百家之长，其弟子辑录而成的反映孔子教育思想的《论语》更是成了我国古代教育经典中的奇葩。儒家学说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的主流，与孔子对老子道德教育思想的借鉴与弘扬是分不开的。我国在21世纪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课程改革运动，改革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我国教育的发展乃至民族的未来。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教育历史，在这个多元而开放的世界里面，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对道家老子思想的吸收与弘扬给我们今日的学校教育和德育改革带来了诸多深刻的启示。
1.教育与德育改革应当充分尊重我国的历史文化和教育传统，做到“古为今用”
近现代的中国，教育改革此起彼伏，一直就未停止过。屈指数来，旧中国从洋务派主张的“新教育”的“洋务运动”到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实行的教育改革运动共计就有六次；而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首次教育改革到21世纪初实施的新课程改革运动又有八次之多。总的来说，这些教育改革在使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毋庸讳言，其间某些改革在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方面并未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观点，而是将历史与现实割裂开来，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如“五四”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文革”时的大破“四旧”以及“四人帮”横行时的“批林批孔”运动等做法使传统与现代出现了断裂，从而使许多现代的年轻人不知道我国古代灿烂的道德文明与教育文明。不少人在传统伦理道德方面成了“道德文盲”，甚至一些专事教育理论研究的学者由于对我国传统教育理论遗产一无所知而每每在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的双重层面上“言必称希腊”[9]，产生了一种无知的盲目崇洋心理。这些做法无论是对教育科学研究还是教育改革与发展都是极其不利的，尤其是对中国本土教育理论的形成和中国教育的本土化来说，那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致命伤”。抚今追昔，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事实上，孔子在借鉴融汇老子道德教育思想以及上古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立的儒家文化和道德教育学说，在诸多学派中能脱颖而出甚至鹤立鸡群，自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儒家擅长办学，尤以伦理道德教育彪炳史册。自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创私学布衣授徒以来，德育在儒家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中一直占据着中心地位，并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而颇具中国特色的德育观，它支配着中国的教育长达两千多年之久，铸造了一种以儒家政治理想、伦理道德观念为核心的中国道德型教育模式。儒家德育思想，不独对中国而且对儒学文化圈的亚洲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今天，它已成为一份珍贵的世界德育遗产而备受西方教育界的青睐。
当然，应当看到，任何一种思想意识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0]“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11]因此，儒家德育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的、在今天看来是过时的东西。比如：儒家的德育目的、任务和以“纲常”为核心的某些德育内容等，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的社会基础。然而，儒家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形成的一些德育理念、经验与方法甚至许多超越时代和阶级的一般道德提倡，却是不能完全否定的，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正如毛主席曾经讲过的那样：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毛主席本人对孔子的许多言论与观点也是持非常肯定的态度的，比如，他从孔子“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中抽取“讷”“敏”二字为女儿取名李讷和李敏，希望女儿成为像孔子所说的那样的说话谨慎小心做事雷厉风行的“君子”。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也十分肯定儒家讲的“慎独”的修养方法，希望共产党员能达到自我约束的道德“慎独”境界。因此，我国的德育改革唯有在批判继承以儒家德育思想为代表的传统德育理论的基础上才有中国德育的生命之“根”与未来之“命”。
2.在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上，不要将某一理论全盘否定或定于一尊，而应秉持中庸立场，做到相互融通
我国的历次教育改革，在冲击教育积弊、催化新的教育模式、孕育新的教育主张方面是起到了推动作用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改革常常违背中庸之道，不少是以错误纠正错误的方式而展开的。比如，“**”时期，针对教育领域里的“书本至上”“分数至上”的弊端而实行的“开门办学”和取消考试的教育改革，不但未能把教育推向进步，反而使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学校教育几乎崩溃和瓦解，导致教育的历史性大倒退。我国自2001年以来开始实行的新课改运动，一些人的提倡和做法似乎又在重蹈历史覆辙。例如：有的人将新课改所倡导的素质教育当做应试教育的矛盾概念，试图跟由自己冠名诠释的“应试教育”进行“最彻底的决裂”[12]；有的人把中小学教育中的应试现象归咎于高考的竞争，因此“将高考看成是推行素质教育的‘绊脚石’，认为不废除高考就难以推行素质教育”[13]；甚至有的人把传统教育理论比作“幽灵”和“阴魂”[14]，因此，新课改要通过“革命”方式对现行学校教育实行“大破大立”和“重起炉灶”，如此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没能在老子和孔子的“中和”“中庸”的哲学思想中去汲取理论营养和教育智慧，而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而出现了教育改革的颇为折腾的“摆钟”现象。
老子的“中和”和孔子的“中庸”思想告诉我们，我们对任何事物都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居中的客观的理性立场，在看到事物不足的同时，又要看到它的优点和长处。毛主席曾经把孔子的“中庸”思想说成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这种观点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术语来讲，也就是要持一种辩证的否定观。恩格斯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15]辩证的否定是要“保持肯定的东西”的否定[16]。如是观之，无论是传统教育理论的代表人物赫尔巴特还是凯洛夫，他们关于强调学校课堂教学的重要性、书本知识学习的重要性、讲授法的必要性、教师在学生知识学习、品德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等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抓住了学校教育的本质和教育的主要矛盾。当然，他们在看到主要矛盾的同时，忽略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忽略了教育方法的多样性，过分看重类经验而忽视了学生个体经验，在看到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未能充分看到学生主体性和能动性等观点又是美中不足之处。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而不应该是像杜威所说的那样教育改革要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导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我国目前的新课改也并不是要由过去的重视知识的教育走向轻视知识甚至不要知识的教育，而是要在重视知识传授的基础上再向前迈进一步，通过实践教学让学生将知识内化和转化为能力，做到知识教育与能力培养并重；新课改也不是不要考试，因为考试是教学质量评价和人才选拔的一种最基本的手段，显然考试制度的改革要由过去的重单向度的静态知识的测评走向多元的认知和能力的测评，由过分注重甄别的选拔性考试走向注重激励与引导学生认知发展的形成性考试，等等。
3.作为道德基础与核心的“仁慈”传统美德，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学校德育改革进一步加以传承与弘扬
老子言“慈”，孔子曰“仁”，其核心思想均突出一个“爱”字。老子一生以慈悲为怀，善爱万类，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上善若水”，以守柔处下的“赤子”之心与世无争。孔子多次问礼于老子，老子的慈祥和关于慈德的教诲可以说他是默而识之，他不仅自己是一个对人民和弟子充满仁爱之心的道德典范，而且常用“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其言也仞”“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恭、宽、信、敏、惠”“温、良、恭、敛、让”等仁德思想去教育和感化学生，以至于无数弟子成为具有博大爱心的道德君子。经儒家后学的代代相传，“仁慈”美德已融入我们华夏民族的血液之中而转化为一种道德基因。
但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过去我们曾用政治教育取代了道德教育，用抽象的爱的教育代替了具有具体内涵的仁慈的教育，使不少人成了缺乏爱心的政治动物。今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向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无疑依靠的是利益驱动，因而，不可不讲求功利，不能不关注个人利益，这种价值观的变化有助于为我国的经济与道德生活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但市场经济也是一把道德的双刃剑，它的负面影响可能诱使人们“一切向钱看”（所谓“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良心道德，一斤值几何？”）。事实上，一些人压抑久已的物欲在今天市场经济的开启下有如决堤的洪流一发而不可收，有的甚至走向极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经济生活中的掺杂使假、坑蒙拐骗现象数不胜数。一句话，不少人由过去的缺少仁慈之心的政治动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夜之间又变成了经济动物。在致力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和新课程改革的今天，有什么药方可以为我们民族的道德肌体疗伤呢？有什么法宝可以使我们的学校德育改革获得蓬勃生机呢？有的，那就是：回头2500年，到我们的道德圣人老子和孔子那里去吸收他们那充满仁慈心的道德智慧。将“仁慈”的伦理道德和传统美德编进我们的教科书，融入我们的课程中，印入学生的心坎里，用“仁慈”的心灵“鸡汤”去抚慰那几近干涸的民族心灵，让德育充满爱，让神州大地充满爱，让世界充满爱。
[1] 黄亮宜：《试论“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载《求是》，1998年第17期。
[2] 罗炽，简定玉等：《中国德育思想史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5页。
[3] 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336页。
[4] 徐澍，刘浩注译：《道德经》，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本论文所引《道德经》原文及章次均以此版为据。
[5] 同上。
[6] 赫拉克里特提出的“逻各斯”思想与老子的“道德”论思想有着惊人的一致。赫氏认为：“逻各斯”是一种万物共同的、普遍的东西，要求人们“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他批评那些不去认识“逻各斯”而只知凭感觉糊里糊涂过日子的人是“愚昧”的，是与支配一切的“逻各斯”格格不入的，唯有遵循这个“逻各斯”，才是智慧的，才能避恶趋善。由于赫氏“逻各斯”思想的提出，使古希腊的道德思考有了自己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道德规范不再仅仅是以道德戒律、格言、箴言等形式出现，而是同整个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联系在一起。赫氏的这一思想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被称为“宇宙主义”学派。参见罗国杰等：《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3～80页。
[7] 刘俊田，林松，禹克坤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页。
[8] 同上，第33页。
[9] 国内教育界现在形成一种颇为流行的教育研究范式，即某一研究框架或理论假设，一定要找一个老外的观点来作所谓的理论基础。其实在许多洋光环的背后却是了无新意。比如，这几年被热炒的所谓现象学强调“回到事实本身”的研究方法与我们讲的“实事求是”有何本质区别呢？生搬硬套胡塞尔“日常生活世界”的哲学术语而提出的要“回归儿童真实的生活”的所谓“生活德育论”并不比儒家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更科学。一些人所提到的所谓建构主义的课程观，认为“课程知识是儿童自身经验的建构”的否定类经验而只强调个体直接经验的有失偏颇的经验主义的知识观，比起孔子既重视类经验又重视个体经验的“学而时习之”的极具辩证法思想的教学理论来，简直就是相形见绌了。至于片面强调学生通过自身头脑的思考去获得知识的所谓“反思性学习”，比起孔子强调的学思结合的“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的观点来，究竟孰优孰劣更是不言自明，如此等等。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
[12] 张登华：《“人本”与“经本”博弈——素质教育何以步履艰难》，载《教育导刊》，2007年第12期。
[13] 郑若玲：《高考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关系新论》，载《教育发展研究》，2007年第7～8期。
[14] 钟启泉，有宝华：《发霉的奶酪》，载《全球教育展望》，2004年第10期。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4页。
[16]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