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许多进步的教育家、思想家,都把人们知识的积累与道德品质的形成看做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世界上没有不包含道德的知识,也没有不具备知识的道德。正是因为如此,古希腊三大哲人之一的苏格拉底提出了“知识即道德”“知德合一”的著名论断。后来德国18世纪的教育家赫尔巴特则从心理学方面立论,认为在知、情、意三者中,知是主要的,并提出了教学的教育性原则。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文以载道之说。可见,知识与道德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而且是互相渗透的。
然而,知识与道德的联系并非人人取得共识。比如,虽然“四人帮”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可是,他们曾经制造的理论上的混乱,人为地将知识与道德割裂开来的观点,到今天并不能说它的消极影响就完全烟消云散了。基于此,下面试图从以下几方面对知识与道德的联系进行理论分析,澄清认识上的各种错误观念。
(一)知识对道德的促进作用
知识作为道德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不仅是道德形成的基础,而且还是促进道德发展的动力。
首先,人类只是在自己有了文化知识的时候,才开创了自己真正文明道德的历史。我们知道,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动物界是不存在什么道德的。这一点,即使对于类人猿来说,也不例外。人之异于动物,其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正是以制造工具为标志,通过改造自然以谋取生活资料性质的劳动,才使我们的祖先——类人猿摆脱动物本能而最终成为人,而且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社会关系。从而在世界上也才开始有了道德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但就道德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来说,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恩格斯曾经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于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2]由于分工,人们彼此间的差别产生了,个人与部落氏族整体、个人利益与部落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日益突出了。这也就在客观上产生了要用某些特殊的传统和风俗来调节这些关系和各种矛盾的必要性,并成为人们自觉的道德要求。同时,也由于分工,出现了专门从事文字的发展及其使用的精神生产的脑力劳动者。人类的道德才从此成为理论思维的对象,进而形成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
作为知识载体的文字的出现与使用,为人类的文明道德史铺垫了形成与发展的基石,正如摩尔根所指出的那样:“倘若没有文字上的记录,历史与文明,都不能适当地说已经存在。”[3]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做动态考察,不难发现,人类的道德进步状况与知识发展的水平是成正相关的。比如,在原始社会,由于知识水平的低下,决定了原始人道德状况的贫乏性和朴素性。在道德观念上比较贫乏、直观,多半是从感情和感觉的直观形式上来加以理解;在道德调节的手段和方式上也显得十分简朴,仅仅是基于风俗和习惯;“公共联系,社会本身、纪律以及劳动规则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全靠族长或妇女享有的威信或尊敬来维持。”[4]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像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道德规范体系。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知识的积累与人类智慧的进步,道德才逐渐地成为独立的、系统的理论体系。
其次,个体的道德品质的培养与形成过程,也与其知识增长有着必然的联系。一般来说,伴随着知识量的增长,个体的道德认识能力便逐渐加强,道德情感便随之升华,道德信念亦更加富于理性,道德意志也愈加趋于坚定,道德践行也就必然成为个体的自觉要求。这是由知识的本性决定的。因为就其本质而言,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它必然使人养成追求真理、推崇公平、主张正义、热爱民主以及形成诚实、谦逊、友爱、热忱、乐于助人等许多可贵的优秀品质。总之,个体的道德品质的形成与培养,与其知识增长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必然联系。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是随处可见的。比如,一个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往往在政治、思想、品德方面也表现不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双差”生。对于这样的学生如果忽视对他们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补习与教育,而只注重道德说教,那是很难奏效的,这已为教育实践所证明。再如,就以品德构成要素中的品德认识而言,不同知识水平的学生对同一道德规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表现出不同的层次水平。老师要是向学生宣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小学生多半会将它与学雷锋、为别人多做好事联系在一起;中学生则会从多学知识,增长才干,将来好为国家和人民多做贡献考虑;大学生则会从更高的层次思考,不仅要将它理解为要学好专业知识,将来好报效祖国和人民,而且还要将它理解为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树立正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树立竞争意识、改革意识,等等。这种理解水平上的层次性,显然与他们的知识增长和积累有直接关系。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皮氏认为,对于“祖国”这一概念,“儿童直至年满十二岁或十二岁以上才能对这一概念获得恰当的情感价值”[5]。之所以如此,是与儿童在十二岁以前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因而缺乏对“祖国”这一概念的深层次理解有关的。皮氏的研究表明,个体道德品质的培养与形成是与知识的掌握成正相关的。
不容置疑,一个人掌握的知识越丰富、越深刻,对道德规范的理解也就越全面、越透彻、越正确,促使他们活动的道德信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以及由此而必然产生的道德行为也就越坚强、越持久。
最后,科学文化知识可以陶冶人的道德情操,提高人的集体主义道德精神。知识作为人类的集体财富,并不是某部分人个体思维的产物。科学上卓越的贡献也并非某个科学家单干研究的结果,而是社会群体智慧的结晶,现代社会尤其如此。正如一代科学巨匠牛顿所言:“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些,那只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科学文化知识既然是社会群体的产物,那么,人们在从事科学研究、文化知识学习的过程中,也就会克服彼此相互分离和疏远的现象,培养起共同协作,互相配合的集体主义道德觉悟。这也正是科学文化事业本身造就的优秀品质。20世纪40年代,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参加的科研人员达1500多名,仅用了3年时间就造出了原子弹。科学家们的共同协作,互相配合,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可见,现代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发展的规模日益社会化,客观上就要求科学工作者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许多科学家、知识分子也正是通过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逐步养成了令人敬仰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高尚情操。
此外,科学文化知识还是人们进行道德教育的有效工具。道德教育离不开科学文化知识,否则便失去了科学性和说服力。这是不难理解的。比如,关于近亲不能通婚的问题,过去我国许多人都认为近亲结婚是亲上加亲。现代遗传学与优生学的知识已证明:具有较多相同遗传基因的人通婚,具体说就是在三代之内通婚的话,后代智力低下并且易得遗传病。如果不用这些科学知识去武装群众,教育群众,而是武断地采用行政手段及其他强制措施,群众是不会口服心服的。反之,若用这些科学知识去摆事实,讲道理,人们就会自觉地认识到,既然近亲结婚有害后代,有祸国家,因而是错误的,是应当禁止的,从而建立起新的道德观念。
(二)道德对知识的促进作用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彼此联系的,这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现代系统科学的基本观点。道德对知识的渗透、促进,主要依靠社会舆论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实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道德本身具有认识功能,是人们获取知识的特殊方法。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反映世界的方法是有所不同的。如科学主要是以理论思维的形式去反映世界;艺术主要是以形象思维的形式去反映世界。而道德则主要是以道德评价的方式去反映世界的。道德通过对人们的言论及行为以及种种社会现象的评价而获得认识,这是道德本身所固有的认识功能。这种道德评价对他人或自己的行动做出善与恶、美与丑、利与害的判断。人们在这种道德评价活动中,逐步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社会,认识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获得新的道德认识。
第二,高尚的道德情操能够使人的知识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与应用。一般来说,人们知识、才能的发挥与运用是与人们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相联系的。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论述才德的关系时说:“德者,才之帅也”,“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这即是说,人的知识、才能是靠德来统率的,一个人道德觉悟的高低及好坏决定了一个人有了知识才能以后,是去干利国益民的事,还是去干有害国家和人民的事,一句话,是去干好事还是去干坏事。那种有才无德的人,反而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如在知识界和科学界,有的人沽名钓誉,窃取成果,损人利己,甚至为了自己取胜不惜打击他人的人也不在个别。著名的英国化学家戴维自称一生最大的成果是发现了法拉第。的确,在法拉第是一个订书工人时,他确曾给予过帮助。但是,当法拉第的科学威望日益提升时,他又百般打击法拉第,坚决反对英国皇家学会吸收法拉第为会员,直到皇家学会投票通过,他投的仍是唯一的反对票。20世纪法国著名的数学家波雷尔和勒贝格,为了争当法国科学院院士,曾多次互相攻击和辱骂,虽然两人一起获得了这一殊荣,但至今他们的行为仍使科学家们感到汗颜。
渊博的学识若能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则会使人焕发出巨大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于人民。我国著名老一辈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等堪称其典范。他们胸怀祖国,不为外国丰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所动摇,学成后毅然回国,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崇高的道德是人们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源泉。邓小平同志向年青一代提出了要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要求,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没有道德,没有理想必然无所追求,精神空虚的人会过着一种行尸走肉的生活。有了道德及理想,则会使人奋发向上,以追求知识、追求真理为乐。张海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身残志不残,勇敢地向命运挑战,凭着顽强的毅力,自学了小学、中学及一些大学课程。而且还学有所长,掌握了一定的医学知识,甚至还帮别人治病;她的外语水平足以使许多科班出身者相形见绌,并出了大部头的外文译著。是什么动因使海迪奇迹般的成为知识的占有者呢?是她高尚的道德情操,革命的人生观以及崇高的理想。
第四,炽热的道德情感是人类智力发展的催化剂。道德情感作为一个人心理活动的重要一环,它与人的认识活动相联系,并促进人智力的发展与知识的获得。西方教育史上有个“罗森塔尔效应”的实验,我国当今方兴未艾的教育改革实验也十分注重情感、意识、兴趣等非智力因素在教学认识论上的意义。教师对学生充满爱与信任,无疑会使学生对老师产生一种友好、倾慕、喜爱、认同等心理情绪。这种情绪会大大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学生自己产生一种对知识的渴求与向往。难怪古今中外许多教育家都把热爱学生作为师德的基本内容。苏霍姆林斯基深有感触地说:“同情心,对人由衷的关怀,这就是教育才能的血和肉。”[6]
不仅教学工作要求教师要有道德情感,就是搞其他科学事业亦要如此。正如列宁所说:“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对于真理的追求。”[7]很难设想,没有对无产阶级受苦受难的深切同情和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万分憎恨,马克思把一切世俗的事物抛在脑后,乃至自己的健康和他的几个儿子的成长他都没有过多的关注,以惊人的毅力用长达40年之久的时间去完成他那永垂千秋的划时代巨著《资本论》。也不难设想,没有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布鲁诺会成为哥白尼的追随者吗?庄严地宣布是地球围绕太阳转而不是相反。由于他动摇了千百年来《圣经》在人们心目中的绝对不能怀疑的地位,被罗马教皇烧死在罗马广场。试想,没有追求真理的热情,没有献身科学的道德品质,布鲁诺能那样去做吗?
上述分析说明,道德与知识的确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多维的,交互的。当然,它们也是有区别的。知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结晶;而道德则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人们思想意识及行为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是常识。我们无意混淆这二者的区别,只是针对一些人对知识与道德的联系认识不够,在教育实践中未能很好地处理二者间的关系这一实际情况,从诸多方面论证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旨在促使人们对知识与道德的关系引起多角度的思考,正确对待教学与教育智育及德育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更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0页。
[3]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1册),杨东药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8~49页。
[4]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4~45页。
[5] 皮亚杰,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13页。
[6] 苏霍姆林斯基:《和中学校长的谈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102页。
[7]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