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图2-3-1）（图2-3-1-2）（图2-3-1-3）
l949年10月1日下午二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首次会议，宣布就职。委员会推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会议责成他们迅速组成各个政府机关并开始执行各项政府工作。会议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同时发表公告，向世界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愿和遵守平等互利及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下午三时，首都三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乐队奏国歌。毛泽东主席开动电钮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上二十二米高杆。这时在军乐声中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接着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随即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读毕，阅兵式开始。朱德总司令为阅兵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司令员聂荣臻为阅兵总指挥。朱总司令驱车检阅部队后，回到主席台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受阅各步炮骑兵部队由东向西分列经过主席台。人民空军的十四架飞机在会场上空飞行接受检阅。阅兵式达三小时。
晚上天安门广场变成了红灯的海洋。举着红灯游行的群众通过主席台时高呼：“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扩音器前大声地回答：“人民万岁!”并不时地向群众挥手致意。晚九时二十五分，游行队伍全部通过主席台。红灯队伍火龙似的穿过全城。首都二百万人民沉浸在狂欢之中。庆祝人民的新中国诞生的狂欢浪潮随即扩展到祖国的各个地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鼓舞了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从此，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结束，进入了中国现代史。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1.土地改革运动（图2-3-2）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后，政务院还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这些法令和文件是指导土地改革运动的基本文献。为了有准备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决定，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在全国分期分批地宪成土地改革。
第一批，l950年冬至1951春，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北等约1.28亿农业人口地区进行；第二批，l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华南、西南约l．1亿农业人口地区进行；第三批，l952年冬至1953年春，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约3000万农业人口中进行。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就是这条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具体化，并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情况作了某些新的规定，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对富农采取中立的政策。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到采取中立富农、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的一个最显著的区别。这是由不同时期的历史情况所决定的。土地改革运动，是按照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分配土地，整顿加强农村政权，这样几个基本步骤进行的。
2.“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图2-3-2-2）
三反和五反运动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进行的。三反运动是1951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五反是1952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始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这两次运动彼此联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的。
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揭露出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巨大贪污的犯罪事实。他们利用职权，通过盗用公款，倒买倒卖，盘剥民工从中渔利，共贪污盗窃公款旧人民币一百多亿元，引起了社会的震惊，同年12月，中共中央即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全国规模的“三反”斗争开始。至1952年5月，经过三反运动，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清除了一批腐败、贪污分子刘青山、张子善被依法处决，从而有力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对加强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政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在三反运动中，揭发出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内部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大多数是与不法资本家相互勾结进行的。揭发出不法资本家大量的“五毒”行为，因些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五反运动，毛泽东根据五反运动进展情况，作出了重要指示，指出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等。经过五反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行为，加强了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条件。
3.没收官僚资本
没收官僚资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是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建立国营经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条件。
194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接受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等文件。详细规定了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方针和政策。到1949年底，接收的官僚资本企业有：金融方面，国民党政府的“四行两局一库”及省市地方银行系统的银行2400多家，官商合办银行中的官股。工矿方面：控制全国资源和重工业生产的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兵工及军事后勤系统、四大家族等办的工矿企业2858个，职工l29万人。交通运输方面：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招商局等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原中国、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的12架飞机，也因为职工起义，回归祖国。商业方面：复兴、富华、中国茶业、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蚕丝、中国植物油、孚中、中同进出口、金山、利泰、扬子建业、长江中美实业等十几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
接管的官僚资本的金融、工矿企业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部分。我国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是在没收的官僚资本，收购、征购、征用和没收的外资企业转变为国有企业，再加上解放区原有的公有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4.收回国家主权
人民政府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同时，还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的一千多家企业，由我国政府加以监督和管制。
1950年l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公私财产，英国也追随其后，几次劫夺中国在海外的船只、飞机等财产。中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对策，l2月28日、29日，政务院相继颁布了《关于管制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及其登记办法。1951年4月征用或接管帝国主义在华企业。
到1952年底，基本上肃清了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经济侵略势力。这些企业转入我国手中后，也变成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5.稳定物价
制止通货膨胀，稳定市场物价，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需要解决的一项迫切任务。第一，加强金融管理，健全社会主义金融体制。第二，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系统，控制主要商品，并通过集中抛售商品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第三，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在这场斗争中，国家通过行政管理和运用经济力量这两种办法，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刹住了物价涨风，从而稳定了物价，巩固和发展了国营经济，并为其后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
6.统一财经
为了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为此，中共中央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实行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
1950年2月13日至25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确定了l950年财经工作的总方针：集中一切财力、物力做目前必须做的事。
统一财经工作，实际上是确立国家统一后的财经管理体制。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统—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第二，统一全国贸易和物资调度。为了把分散的物资集中起来，有计划地调节国内供求，控制市场和组织对外贸易，所有库存物资，均由中央财委统一调度。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国家指定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外汇牌价及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统一调度。
7.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2年底，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已胜利完成。从1953开始，我国进入了大规模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为适应这个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简言之，是“一化三改”。
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即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变个体私有制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总路线的目的，是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保证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总路线。
8.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图2-3-2-3）
l952年2月，中共中央决议指出：要按照积极引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发挥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提倡“组织起来”，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首先建立临时互助组，然后有步骤地发展成常年互助组和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央文件指出：必须绝对遵守自愿、互利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正确领导方法，只有坚持这些原则，农业互助合作才能健康地发展。
到1952年底，全国加入农业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40％。毛泽东阐明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即引导个体农民经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以邓子恢为部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密切注意和具体指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强调在农村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发展农业生产。这是衡量互助合作搞得好坏的标志。l954年春，全国初级社发展到10万个，到1957年前后，基本上完成了初级合作化。
9.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4月，中共中央指出，引导个体手工业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积极开展互助合作，由个体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把他们组织起来，逐步将他们纳人国家计划经济轨道。提出了手工业合作化的三种组织形式：即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要求各地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既反对要求过高过急，贪大贪多，盲目发展；也反对放任自流，停步不前。
1956年春，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手工业合作化**，手工业者整个行业和整个地区都组织起来。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者达到600多万人，占全部手工业者的91.7％，其总产值达ll7亿元，占当年手工业总产值的93％，基本上实现了全国手工业的合作化。
10.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图2-3-2-4）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就已经开始。当时采取初缓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在工业中主要是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主要是经销、代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的过程。
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从l954年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有了较大的进展。并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4年12月，中央提出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各个行业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先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然后实行公私合营，把个别合营同按行业的改组、改造结合起来。l955年京、津、沪等市一部分行业先后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l956年年底，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
11.1954年宪法（图2-3-2-5）
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制定和通过的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其内容包括序言；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旗、国徽、首都等五部分，共计四章106条。
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从而确立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这部宪法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两大原则，承载了中国人民长期努力奋斗的战绩，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努力奋斗的正确方向。
12.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形成
在国家“一五”计划期间，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形成。这种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表现在：在计划体制上，统一计划工作的领导。国家通过实行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管理的体制，从而加强了经济工作中的直接计划管理工作。
在财政体制上，实行绝大部分财政归中央和“统收统支”方式。一年以后，改为“划分收支，分级管理”，既是由中央、大行政区、省三级财政。大区撤消后，又改为中央、省（市、自治区）、县（市）三级财政。这就形成了财政由中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层层负责，但是绝大部分资金还是集中在中央。
在工业管理体制上，主要工业企业收归中央各部门直接管理，形成以“条条”为主的企业管理体制。
商业流通体制上，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从上到下建立起国营和供销合作社的商业体系。国营商业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制度，各专业公司对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统一管理、统一经营，实行物资大调拨和资金大回笼。
对外贸易上，始终实行国家统制政策，进出口业务均由国家所设外贸公司负责。
劳动工资体制上，首先，国家对人力、物力统一调配。形成了统包统配和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的劳动体制。l956年国务院颁布了工资改革方案，规定工资一律按货币单位计算。并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标准、定级、升级等，均按全国统一规定执行。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1957年整风运动（图2-3-3）
1956年11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主题，以及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本属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一批学术界的大家，如：费孝通、曾昭抡、丁玲、钱端升、储安平、陈达、潘光旦、刘海粟、吴泽霖、黄现璠、张申府、陈仁炳、彭文应、陶大镛、沈志远、徐铸成、钱伟长、向达、雷海宗、王重民、吴文藻、李景汉、吴景超、王造时、黄药眠、艾青、陈梦家等等人，被打成右派，含怨受难二十多年。
整风运动过后，非但没有达到毛泽东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目标，而且出现了相反的政治景观：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和党委过分集权的现象逐渐发展；民主法制建设日益受到削弱，法律虚无主义开始抬头；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受到损害，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个人崇拜开始盛行，群众性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思想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由活跃转入沉寂。尤其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发展，庐山会议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入了党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则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在社教运动中又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党的领导机关，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这些现象的不断发展和“左”倾错误的蔓延，一度造成了民主政治进程的巨大挫折和中断。
2.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58年5月5—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规定了它的基本点。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却有很大的片面性。
它过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要求，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要作用，过于强调速度，忽视了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这条总路线成为指导“大跃进”的总方针。
3.“大跃进”（图2-3-3-2）
“大跃进”的发动是从掀起农业生产**开始的。1957年10月ll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的社论，认为“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应该和可能更快些”，指出：“多数地区的多数合作社在五年内赶上和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这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一个大跃进。”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
通过这些社论，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大跃进”的号召。1958年春，全国农村动员了六七千万人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这实际上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
“大跃进”的主要表现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经济计划，制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在农业方面，原定用l2年时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目标，但成都会议提出争取7年实现，而各省市又层层加码，有的提出5年、3年，河南省则提出l年实现。伴随着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开来，这成为l958年农业“大跃进”的显著特征。在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不断报高产，放“卫星”。
这一时期的报刊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6月1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产生呼风唤雨的神奇力量。”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宣传报道。浮夸风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它使许多人产生一个错觉，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进而造成全党和全国的经济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引发了全民大炼钢铁。
自从中共中央提出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和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以后，追求钢铁产量的增长成为经济建设的中心，成为工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中共中央确定1958年钢产量必须达到l000万吨以上。6月19日，毛泽东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1100万吨(后对外宣布为l070万吨)。8月16日，毛泽东决定实行党委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大办钢铁。
1958年8月17—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北戴河会议”。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l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工业生产、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等问题，通过了《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l070万吨钢而奋斗》。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全国迅速出现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经过几千万人4个月的日夜苦战，到1958年底宣布全年钢产量为ll08万吨。但是，其中300万吨不合格，无法使用。钢铁生产指标虽然完成了，但以全民大炼钢铁为**的“大跃进”运动却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
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加工业与农业、工业与交通运输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积累与消费及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严重失调；占用农村劳动力过多，造成1958年农业丰产而没有丰收；经济效益极低，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被白白浪费，尤其矿产和森林资源损失严重；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4.人民公社化运动（图2-3-3-3）
随着“大跃进”运动在全国的掀起，农村广泛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l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认为，原有的农业合作社规模过小，应把小社有计划适当地合并为大社。3月20日，成都会议通过《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并经中央政治局批准。
7月16日，《红旗》杂志第4期发表陈伯达的一篇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文中转述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以后，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社根据毛泽东的话，正式成立河南第一个人民公社。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农村。在视察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毛泽东说，“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他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8月9日，在视察山东时，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的情况，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视察的消息公开报道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传遍全国，许多地区相继出现小社并大社和大社转公社的热潮。
全国各地在原有大社转公社的基础上，未经认真总结经验，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到年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社改组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民有l．2亿多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9％以上。
人民公社实行的一系列做法超越了我国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一种超阶段的空想，使我国农村经济陷入了混乱状态，粮食、油料、副食品供应出现严重不足的局面，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5.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图2-3-3-4）
庐山会议指l959年7百2日至8月l6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为了进一步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中共中央于7月2日至8月1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毛泽东的讲话，批评了党内一些干部认为“大跃进”得不偿失的说法。他强调总路线、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他宣布会议到15日结柬。
在会议讨论过程中，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由于他对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就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坦诚，于l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认为人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l958年以来，“成绩确是伟大的”。其次总结了1958年以来犯错误的经验教训。
7月1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与会者讨论。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在讨论中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观点。这一切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他认为，坚持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l958年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毛泽东认为这是怀疑和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右倾的表现。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气氛骤然紧张。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开始对彭、黄、张、周进行错误的揭发批判。
8月2日至l6日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进一步开展对彭、黄、张、周的批判，“新账老账一起算”，毫无根据地指责彭德怀“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最后，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八届八中全会要求在“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下，以跃进的速度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庐山会议以后，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开始了。
6.八字方针
l960年七八月间，在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对国民经济要进行“调整、巩固、提高”。8月底，国家计划委员会向国务院汇报时，周恩来表示赞成，并且加上“充实”两字，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
到1965年底，经过5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国民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很大发展。(--)工农业生产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农轻重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平衡发展。(二)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三)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市场供应显著改善。总而言之，5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说明中国共产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是正确的，国民经济已经摆脱困境，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7.七千人大会（图2-3-3-6）
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加强民主集中制，动员全党继续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更坚决地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共中央于l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118人，故通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提出了1962年经济建设方面的l0项工作，主要有：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力争多生产一些粮食等作物；积极增加轻工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继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工业企业的生产任务，坚决压缩或者停止那些原料、材料消耗多和产品质量低的企业的生产。
七千人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但是，在这次会议仍肯定“三面红旗”，仍坚持对彭德怀原有的错误结论，不给他平反。这样，使得“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不可能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
8.包产到户
在党中央的“八字方针”指导下，安徽省在采取更为有效的农村经营管理方式来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方面首先进行了大胆探索。l961年，安徽省的农民提出把田包给社员种，统一分配的办法，即实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制度。安徽省委支持农民的这一举动。很快这一做法在安徽迅速推广，到年底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85．4％。同时，广西、广东、河南、湖南、贵州、四川、河北、甘肃和东北三省等省区灾情严重的地区也先后采取了这种办法。
到1962年7月，全国大约20％的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经过广泛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的做法。他认为，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必须有严格的责任制，而农业生产责任制不与产量联系是很难包的。刘少奇、陈云都支持过这种主张。这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在许多方面是适应中国农村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状况的，是符合大多数农民的要求的。它可以被看做是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声。
无产阶级**
1.文革的性质（图2-3-4-4）（图2-3-4-5）
“**”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种矛盾、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和积累的结果。
其一，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是“**”发生和持续的直接原因；其二，中国共产党内和国内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现象的逐步发展，严重损害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为“**”的发生提供了便利条件；其三，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利用、助长党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也是导致发生“**”和持续的重要原因；其四，毛泽东晚年在关于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存在一种脱离实际、带有空想色彩的思想，他认为这是发展马克恩主义，是不断革命，发动“**”正是为了扫除实现这一思想的障碍；其五，“**”的发生和持续还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从国际上看，苏联的“变色”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极大震动，提高了“防修”的警惕性。从国内来看，一方面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缺乏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只有在探索中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其难免出现曲折和失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的灾难。
2.文革的导火线（图2-3-4）
l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发表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成为发动“**”的导火线。
《海瑞罢官》是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为响应毛泽东学习海瑞的倡义，于1960年底写成的。江青、康生、张春桥组织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文章污蔑彭德怀就是海瑞，罢官就是要造毛泽东的反，就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并同意后发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并未研究讨论。
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都抵制姚文元的文章。《人民日报》和北京的主要报纸没有转载。直到ll月30日，在了解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后，《人民日报》才予以转载，并加了经过周恩来修改的编者按语，强调：《海瑞罢官》应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做法极为不满，他指责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些话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色彩，造成批判运动的范围迅速扩大。
3.一月风暴（图2-3-4-2）
l967年1月，由上海扩展到全国的一场“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潮，标志着“**”进入“全面夺权”阶段。
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为首者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干事王洪文。他们宣称“要夺权”，要求中共上海市委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在遭拒绝后，王洪文纠集几千人到上海附近的安亭站，要强行登车赴京“告状”。当上海市委出面劝阻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制造了沪宁铁路运输被阻断达30余个小时的“安亭事件”。l2月1日，“工总司”围攻《解放日报》社。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制造了l0万人围攻上海市委院内2万多名工人赤卫队员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康平路事件”。这个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到上海，策划夺权。4日和5日，上海“造反派”相继夺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大权。6日，上海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大会，批斗了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等人，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这就是“一月革命”的风暴。
毛泽东肯定了“造反派”对《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4.二月抗争
l967年2月11日、l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问题，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向江青汇报，并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月18日深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提意见的老同志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批评，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责令他们检讨。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7次“政治生活会”，江青、康生、胨伯达、谢富治等人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判这些老同志。同时，江青、康生一伙还在社会上掀起“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
5.粉碎“四人帮”（图2-3-4-3）
毛主席逝世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猖狂活动，使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l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载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声称“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文章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中央领导人，实际上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信号。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危机的关头，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在多数同志同意的情况下，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于10月6日晚采取果断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当晚l0时，中央政治局在北京玉泉山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
10月7日凌晨，会议一致通过华围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各地纷纷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欢庆这一历史性的胜利。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标志着“**”的结束，从此，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形成
1.十一届三中全会（图2-3-5）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全会明确指出，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法、活动方式和思想方法，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是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
2.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图2-3-5-2）
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l979年9月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当前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二十五项政策和措施”。《决定》强调，各级行政机关的意见，“除有法律规定者外，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社、队执行，应该允许他们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这就为鼓舞农民在实践中创造新的经验，并据此进行农村的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
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多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农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农民生产的东西，“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而且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这种责任制更加适合于我国大多数农村的经济状况，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更快发展。这种责任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和农户保持着发包和承包关系。集体统一管理、使用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有一定的公共提留，统一安排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有的还统一规划农田基本建设。
所以，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同于农业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经济，它没有否定合作化以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做到有统有分，统分结合，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将会逐步发展成更为完善的集体经济。
3.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图2-3-5-3）
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
1978年10月，四川省首先选择了6个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l980年发展到6600个，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逐步推开了，到1982年已经在全国普遍推行。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只是城市改革的单项改革，而没有城市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企业自主权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落实。这样，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1年7月，国务院批准在湖北沙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1982年3月又批准在江苏常州进行综合改革试点。但是，这两个城市都是中等城市，条块分割等矛盾不如大城市突出，为此，在1983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批准在四川重庆进行大城市的综合改革试点。在3个试点城市的带动下，其他城市也积极进行了改革的探索。
1984年10月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增强企业活力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必须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第一，必须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关系问题，扩大企业自主权；第二，必须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
4.乡镇企业
农村改革的另一个大收获，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农业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农村中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推动下，农村中集体的、个体的及私营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
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乡镇企业的兴办，不仅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更新农民观念方面起到重大作用，而且在提供财政收入、发展出口创汇、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兴起了一大批小城镇。这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新事物，它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5.一国两制（图2-3-5-4）（图2-3-5-5）
为了实现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祖国大统一，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这是一个非常大胆、非常有创意的方针。邓小平多次谈到：“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
1984年5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这表明，中国领导人的设想，已成为一种国策而具有法律效力。l997年7月1日，中央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l999年12月20日，中央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得到了成功的实践，这是我国综合国力提高的表现，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新中国的民族、外交、国防政策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图2-3-6）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三级。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有以下类型：(一)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主建立的自治地方，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二)以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联合建立的自治地方，如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三)以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联合建立的自治地方，如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等；(四)在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内，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自治地方，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恭城瑶族自治县等；(五)一个民族在多处有聚居区的，建立多个自治地方，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等。对于有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因地域太小，人口太少，不宜建立自治地方和设立自治机关的，中国政府通过在这些地区设立民族乡的办法，使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也能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民族乡是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种补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0年实践证明，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和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正确道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图2-3-6-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政府总理周恩来首先提出和坚持的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新中国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得到印度政府的赞同。
1954年6月，周恩来出访印度、缅甸。6月28日，在周恩来和尼赫鲁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重申在处理各国之间关系时应按照：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就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月29日，在周恩来和吴努发表的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两国总理同意关于中国和印度所协议的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
中印、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博得了国际舆论的极高评价，并已成为世界上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3.《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图2-3-6-3）
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给了中国人民很大的支持。l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中苏两国领导人讨论了两国有关的重要政治、经济问题，并于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2月17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离莫斯科回国。
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于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打破帝国主义孤立和窒息新中国的政策；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远东和平；对于促进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是对中国很重要的国际支持。
4.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图2-3-6-4）
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给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
1954年4月，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我国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为代表团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立场，强烈谴责了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由于美国的无理阻挠，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5月8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于7月21日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使持续8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战争得以停止。
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亚非问题国际会议（故又称万隆会议)。中国政府派出以周恩米总理为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是亚非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由亚非国家自己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的会议。
周恩来面对帝国主义对会议的破坏阴谋及与会各国间矛盾分歧错综复杂的情况，鲜明地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合作，为推动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做出重大贡献。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宣言》中提出的十项原则，实际上是中印、中缅在1954年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展，亦即亚非人民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促进世界和平的万隆精神。
第三篇世界古代史
世界古代史始自三四百万年前人类的出现，止于约公元15世纪，分为上古和中古两个历史时期，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文明出现之前，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史前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社会逐渐被阶级社会所代替，从五六千年前开始，在亚非的大河流域、欧洲的希腊和罗马相继诞生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出现了国家，进入了奴隶社会。在奴隶制度衰落和崩溃的过程中，封建制度得以发展和确立，社会经济和文化缓慢地向前发展。
在世界古代史时期，各地区各民族创造的古代文明为近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形成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人类文明出现到15世纪，亚洲、非洲和欧洲之间的接触和交流逐渐加强，美洲和大洋洲则与亚洲、非洲和欧洲处于基本隔绝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