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盗取革命果实（图2-2-1）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束手无策。帝国主义列强企图通过袁世凯出山，为清王朝稳住阵脚。在各方压力下，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被迫屈服，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这样，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便实际上落入袁世凯手中。

11月1日，袁世凯南下视师，指挥北洋军攻陷汉口。然后返回北京，于ll月16日成立袁世凯“责任内阁”。帝国主义列强决定采取在“中立”的幌子下加紧扶植袁世凯，胁迫革命方面向袁世凯妥协的办法，利用袁世凯取代清王朝作为它们统治中国的工具。于是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南北停战议和的建议。

12月18日，袁世凯的议和全权总代表唐绍仪和南方各省军政府议和代表伍廷芳，开始在上海进行和平谈判。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势力进行**裸的武力威胁。终于南北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权，袁世凯则同意宣布赞成“共和”，并逼清帝退位。孙中山被迫同意在清帝退位后立即由袁世凯重组政府。

19l2年2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通过了《优待条例》之后，袁世凯立即对清帝实行逼宫。他指使北洋军将领段棋瑞等人联名发表通电，要求清王朝立即同意共和，否则将率领军队直捣北京。2月l2日，清帝宣布接受优待条件，正式退位。第二天，袁世凯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设院辞职。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在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为了防范袁世凯专制独裁，把中国纳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轨道，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三项条件，并派蔡元培等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南下。

袁世凯表示愿意南下就职，暗中却密令他的嫡系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暴乱，作为他不能南下的借口。孙中山等得知北京等地兵变的消息，决定出兵平乱，并由黄兴等发出率兵北上的通电。这时，帝国主义又一次出面配合袁世凯，纷纷从各地增调军队前往北京，加剧紧张局势。孙中山再次被迫退让。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

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次日，临时参议院决议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解职和临时政府的北迁，标志着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败。袁世凯成为窃夺中华民国的窃国大盗。

二次革命（图2-2-2）

袁世凯取得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掌握了中华民国。革命派希冀以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责任内阁制”限制袁世凯搞专制独裁，维护民主共和。由于袁世凯破坏“责任内阁制”，宋教仁主张积极从事民主政治的建设，通过全国民主选举产生国会，制定宪法，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织内阁，实行“责任内阁制”，以保障宪法的贯彻执行。

为了议会斗争的需要，l912年8月，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而由自己任代理理事长。由于另外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也希望在内阁中获得一份权利，实际对袁世凯的专制造成了压力。

从1912年12月到l913年2月，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为了实现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抱负，宋教仁亲自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游说，力图组织真正的国民党内阁。他还拟订了一系列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准备在他当政时施行。临时参议院的存在，第一届国会的选举和成立，表明议会民主制仍具有光明的前景，议员中的大多数都在为限制袁世凯专制独裁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

袁世凯决心用铁血手段扑灭民主势力。1913年3月，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在上海车站遭暴徒枪击，伤重逝世。袁世凯听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表示“愕然”，电令江苏地方官吏“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然而，“穷究”的结果，主使行刺的正是袁世凯自己，而直接布置暗杀的则是国务总理赵秉钧。

“宋案”真相公布，全国哗然。孙中山从迷雾中猛醒，认为“非去袁不可”，主张立即兴师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组织讨袁军，发表讨袁通电。黄兴迫于形势，也在南京逼使都督程德全宣布讨袁。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重庆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军队全被袁世凯打垮，“二次革命”遂归于失败。孙中山、黄兴等被迫再次逃亡海外。“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最后一战。“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无可挽回地最后失败了。

袁世凯复辟帝制（图2-2-3）

袁世凯当上正式总统，便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1912年9月，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要全国人民恪守礼法。1913年6月，他又颁发了“尊崇孔圣”的通令。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孔子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应召到北京向他祝贺。次年1月，政治会议决定恢复祀孔，随即他亲率百官到孔庙祭孔。12月，袁世凯又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并亲自到天坛祭天。祀孔祭天的活动，使人们预感到恢复帝制已为期不远。

1913年9月27目，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l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就任总理。《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大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中华革命党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坚持民主革命的道路，在袁世凯黑暗的专制统治下，再度举起民主主义的战斗旗帜。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从临时大总统做到正式总统，选而成为终身总统，但他的野心并没有满足，利令智昏，违背历史潮流，梦想恢复帝制。帝国主义则希望袁世凯能够加强对国内的控制，顺便通过他来扩大它们在华的侵略势力。

1914年前后，德、英、美等国先后怂恿袁世凯称帝。日本也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借以夺取大量权益。l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派遣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登陆，向德国侵占下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进兵，夺取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袁世凯政府竞宣布“局外中立”，并划出战区，供日本作战，听任其武装占领了青岛及胶济铁路全线。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令向袁世凯递交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一份。对袁世凯说：“如果总统现在接受这要求，日本人民将深信总统的感情是友好的，而且日本政府以后可能对袁总统提供帮助。”日置益还对外交部次长曹汝霖露骨地表示：“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显然是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作为交涉的引诱手段之一。

袁世凯看到西方列强正忙于欧战，在华势力相对减弱，而日本势力迅速扩张，只有取得日本的支持，才可以复辟称帝。于是，他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秘密谈判。在谈判期间．日本以“换防”为名，增兵大连、青岛、塘沽等地，进行武力威胁。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谈判，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袁世凯于5月9日接受它的要求，其中仅把原来的第五号内容改为日后另行协商。

“二十一条”的谈判与签订，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愤慨和反抗。10月8日，袁世凯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在各省军政长官监督下，加紧选举国民代表，即在当地进行国体投票和拥戴袁世凯为皇帝。12月7日，北京及各省投票推戴全部完毕，先后上报参政院，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ll日，参政院开会，举行解决国体总投票。各省代表l993人所投的票，全部拥护君主制，并“完全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次日一早，袁世凯发布命令，承认帝位。

13日，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同时下令查禁反对帝制的活动。31日，袁世凯下令明年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正式登上皇帝宝座。这出复辟帝制的丑剧，至此达到**。

护国运动（图2-2-4）

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卖国活动，早已激起全国人民的不断反抗。孙中山发表了《讨袁宣言》，领导中华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袁活动，准备武装反袁。l915年9月，梁启超拒绝了袁世凯20万元的收买，不顾枪弹威胁，毅然于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上发表了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随后北京、上海、天津、昆明的一些报刊相继全文转载。文章坚持共和制度、反对恢复帝制的态度是鲜明的。文章发表后，在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蔡锷于1915年l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成讨袁的“护国军”。1916年元旦，袁世凯在新华宫受百官朝贺的时候，云南军政府宣告成立，发布讨袁檄文，公布其十九大罪状。蔡锷推唐继尧为都督，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进军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担任留守。l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护国战争促进了反袁斗争形势的发展，继贵州之后。广西、陕西、浙江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广东在中华革命党压力下也被迫独立。

帝国主义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也因形势的变化而有了变化。云南起义后，日本转而变为倒袁政策。袁世凯的亲信也感到复辟帝制已经绝望，不愿跟着他同归于尽，因而各谋出路。段棋瑞和冯国璋、徐世昌即是如此。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窘境中，被迫于3月22日取消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4月，下令恢复内阁制，由段祺瑞组织责任内阁，他自己则仍赖在总统的位置上。

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芗铭，都是袁世凯一向宠信的心腹，迫于形势，也于5月22日和29日相继宣布独立，这使得他最后策划的军事挣扎也已绝望。6月6日，袁世凯这个独裁者、卖国贼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病死。

军阀割据（图2-2-5）（图2-2-5-2）（图2-2-5-3）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便都各自寻找和培养自己的走狗，扩张侵略势力。在列强激烈争夺下，中国出现了各派军阀割据和互相火并的局面。这种军阎割据的现象，是由于中国在半封建性质之下的必然特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决定的；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性质之下的必然特点，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支持各派新旧军阀所决定的。

北洋军阀早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就存在着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为首的皖系和冯国璋(直隶河间人)为首的直系。袁世凯死后，两派的分裂逐步表面化。段祺瑞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他担任国务总理，握有中央大权，控制皖、鲁、浙、闽、陕等省广大地盘，以北洋派正统自居，企图由他来宰制天下。

冯国璋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控制苏、赣、鄂等省长江流域最富庶的地区。他就任了副总统，但不肯离开老巢南京去北京。

以张作霖(奉天海城人)为首的奉系，原来盘踞奉天一带。护国战争期间，张作霖乘机在东三省扩张势力。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奉系成为皖、直两系以外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

此外，晋系阎锡山占据山西；张勋以长江巡阅使和安徽督军的名义，率“定武军”屯兵徐州，积极联络各地军阀，成为阴谋拥溥仪复辟的中心人物。在南方，各省军阀自行其是，并不听命于段棋瑞的中央政府。其中势力最大的，一个是唐继尧的滇系，一个是陆荣廷的桂系。滇系占有云贵两省，在护国战争中向四川扩张，与四川军阀进行争夺。桂系在护国战争时，把广东军阀龙济光赶到海南岛，占据两广，势力增大。

护法运动（图2-2-6）

护法运动是1917年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反对段祺瑞独裁统治的斗争。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任总理，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段祺瑞一上台就把毁灭约法和武力统一作为施政重点，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力求专制统一。孙中山号召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得到了西南军阀某种程度的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除了对付革命派以外，也直接危及到西南军阀的地盘，因此他们想借助孙中山的声望，以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和扩大自己的实力。海军总长程璧光反对段祺瑞**约法、破坏民国，率第一舰队脱离北洋政府，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

1917年7月17日，孙中山率领两艘军舰到达广州，正式揭起护法旗帜。在到达广州的当日晚，他就发表演说，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22日，程壁光率第一舰队从上海到广州，壮大了护法的声势。多数国会议员不满于段祺瑞的毁法专擅，纷纷南下。8月中旬，南下议员已达150多人，由于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召开正式会议，便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决定召开非常国会。8月25日，非常国会开幕，决定组织护法军政府。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云南督军唐继尧、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元帅，护法军政府成立。9月10日，孙中山宣督就职，宣布段祺瑞等为叛逆，并出师北伐。护法战争正式开始。

当时两广和云南、贵州相继脱离北洋政府，西南四川连成一片，成为护法中心。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国会议员纷纷南下参加护法。护法战争先在湖南开始。还在护法军成立前，段祺瑞为实现武力统一计划，即派其心腹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并源源不断地将北洋军开入湖南，引起湖南各界强烈不满。9月18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与驻衡阳的湘军旅长林修梅联衔通电，宣告湖南自主。10月6日，组成护法军湘军指挥部，推举程潜为总司令。同日，湘南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湘潭西倪铺接战，护法战争正式爆发。

此后，湘南护法军和两广护法联军与北洋军在衡山、宝山一带相持近一月，战况十分激烈。11月，南军开始取得优势，接连攻克宝庆、永丰、湘乡、衡山、湘潭等地。18日，湘南护法军占领长沙。此时，各省护法势力也纷纷起来响应。12月初，滇、黔、川护法联军赶走了段祺瑞派到四川的查办使吴光新，攻占了重庆。同月黎天才等人在襄阳通电宣告自主，组成“湖北靖国军”；郭坚等人在凤翔宣告独立，组成“陕西护法军”。此外，河南、山东等省也有靖国军相继起事。总之，护法军一度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湖南这个主要战场上，护法军连战连捷，迫使北洋军多次易帅。其他如四川、福建、湖北等战场，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护法运动就遍及到十几个省份。北洋政府内部直系和皖系各自从本系的利益出发，在对西南用兵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直系为了牵制皖系的力量，增强与皖系争权的实力，所以高喊“和平统一”，竭力要求保持西南各省的势力。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暂占上风，段祺瑞于11月16日被迫辞职。冯国璋劝说西南军阀放弃武力，“和平解决”。西南军阀本来就不是真心护法，现在自己的地盘和实力得到了巩固，于是就与直系军阀勾结，反过来破坏护法运动。12月，陆荣廷、唐继尧未经孙中山同意，自行在湖南、四川两条战线宣布单方面停战。

1918年1月，西南军阀于军政府之外另组“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以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加紧谋求与北洋军阀妥协。孙中山坚决反对妥协。为了把孙中山排挤出护法运动，西南军阀又进一步收买了非常国会。3月，段祺瑞重新上台，组织北洋军大举南攻，护法军在湖南占领的地盘很快大部丢失。4月10日，非常国会秉承西南军阀的意旨，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坚决反对这一荒谬决定。次日，他即向国会指出擅行改组军政府是非法的，并坚决表示：“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5月4日，孙中山愤而向非常国会提出辞职，通电揭露西南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的种种罪行，向国民沉痛宣告：“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5月20日，非常国会不顾孙中山的警告，改组军政府，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和岑春煊等7人为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废除大元帅制。至此，护法军政府完全被西南军阀所控制。5月21日，孙中山在绝望之余，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失败。

护法运动的失败表明，有帝国主义作后台的中国军阀势力，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强大得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无力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

新文化运动（图2-2-7）（图2-2-7-2）（图2-2-7-3）

新文化运动是指20世纪初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由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起，目的是要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力争实现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初迁到北京)为起点和中心阵地，以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运动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钱玄同等。

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要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提倡科学，反对尊孔复古思想和偶像崇拜，反对迷信鬼神，要求以理性与科学判断一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和文言文，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

陈独秀在《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大声疾呼，提倡民主与科学。他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民主）并重。”陈独秀勇猛地向封建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进行冲击，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主要倡导者李大钊，也相继发表文章，反对旧礼教、旧道德。他指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吴虞猛烈抨击封建宗法制度，高喊“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首先提出文学改良的主张，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代替仿古文学。2月，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文学，并把文学革命的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他提出文学革命军的“三大主义”，即：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真正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

1918年5月，鲁迅发表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了血泪控诉和无情鞭挞，树立了把文学革命的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典范，开拓了中国新文学的道路。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

在“五四”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五四”以前，倡导新文化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后的一年里，全国新出版的期刊猛增至400余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的《少年中国》、《曙光》、《新社会》；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湖南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武汉的《武汉星期评论》；浙江的《浙江新潮》，等等。“五四”前的进步社团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湖南的“新民学会”；湖北的“互助社”等。“五四”以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较著名的有：北京的“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湖北的“利群书社”、“共存社”；广东的“新学生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各地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报刊和社团的活动，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中共一大（图2-2-8）（图2-2-8-1）

l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移至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十二人，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参加代表的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决议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建立工会，开办工人学校，提高工人的觉悟，开展工人运动。在对待其他党派的态度上，要求党在政治斗争中，永远站在独立的立场上，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7月31日大会谢幕。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一个新型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2.中共二大（图2-2-8-2）

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确定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消灭阶级的奋斗目标。但是“一大”没能制定出切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民主革命的纲领。

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到会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蔡和森等十二人，代表党员一百九十五人。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革命的理论，讨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通过了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加入第三国际、议会行动、工会运动、少年运动、妇女运动、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等决议案，通过了党章，通过并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正式公布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宣言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高纲领，是党为之奋斗的最终目的。宣言同时指出，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

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最先进．最完善的革命纲领。

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失败

1.北伐战争（图2-2-9）（图2-2-9-1）（图2-2-9-2）

l925--1926年春，广东国民政府先后消灭了广东省和广东政权内部的反革命军阀势力，统一了军权财权，成立了国民革命军七个军，实现了两广的统一。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推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与此同时，吴张两大军阀以“讨赤”为基础联合起来，在北方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进攻，并积极准备向南方的革命势力发动进攻。

1926年7月，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北伐战争开始了。国民革命军的援湘作战，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国民党中央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6日，通过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宣言指出：“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断绝军阀之祸国殃民。”为建设统一政府及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这个宣言揭示了北伐的目的，表明了北伐战争的正义性质。

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北伐开始时，国民革命军共八个军，约十万人。蒋介石为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第一至第八各军军长分别是：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淋、程潜、李宗仁、唐生智。二、三、四、六各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分别为中共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除李济深统领第四军一部、第五军大部留守广州，第七军一部留守广西外，其他各部均出师北伐。苏联顾问随军出征。广东广大工农群众热烈拥护北伐战争，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支援前线的运动．

北伐战争所面对的军阀势力主要有三支：一是据有河南、湖北、湖南各省和直隶南部的吴佩孚，有军队约二十万人。二是盘踞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的孙传芳，有军队二十万人。三是据有东北和山东、直隶、热河、察哈尔等地的张作霖，有军队约三十五万人。根据敌我双方的军力情况，北伐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

北伐军计划在消灭吴佩孚的主力以后，再集中兵力转向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的军队。最后进入长江以北地区，消灭张作霖的部队。根据上述作战计划，两湖便首先成为北伐的主要战场。北伐军以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为先锋，四、七、八三个军共约五万人投入战斗。

1926年5月底6月初，叶挺独立团在湖南首战告捷，8月中旬，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往长沙，开始两湖战场的第二期作战。进入湖北时，吴佩孚命令二万多主力部队死守汀泗桥。独立团在当地农民的带领下，抄小路绕到敌人背后，出其不意发起猛冲，攻占了汀泗桥。独立团发扬猛打猛冲猛追的精神，在其他部队配合下，又袭占了鄂南另一战略要地贺胜桥，打开通往武汉的大门。

9月初，北伐军总攻武汉三镇。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9月6日北伐军攻克汉阳，7日占领汉口。吴佩孚逃往郑州。10月10日，北伐军胜利占领了武昌，全歼敌军二万多人。至此，吴佩孚的主力基本上被消灭，北伐军取得了湖南、湖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

在湖南、湖北战场上，叶挺独立团及其所在的第四军屡建战功，被人们称颂为“铁军”。吴佩孚的势力被打垮后，主要战场转向江西。

北伐军为平定江西，组成左中右三路，会攻南昌。11月5日，第四、第七军和独立第二师组成的左翼军攻克九江。孙传芳逃往南京。11月8日北伐军进入南昌。至此孙传芳的主力大部被消灭。

江西战场取得胜利后不久，福建战场也取得了胜利。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经第三次武装起义后占领上海，上海人民热烈欢迎北伐军进入上海。3月24日，北伐军攻克南京。

北伐战争进行中，1926年9月，冯玉祥国民军正式加入革命阵营。这一年5月，冯玉祥赴苏联访问。三个月后归国。回国途中。冯宣布国民军全体加入国民党。经与国民政府联系，冯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随后国民军经甘肃向陕西进军，1926年底占领陕西全省。后与北伐军会攻河南。

北伐军出师不到十个月，就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和上海，把革命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2.第二期北伐（图2-2-9-3）

1927年4月19日，武汉政府开始第二期北伐。第二期北伐的主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计六万人，唐生智为总指挥。这时河南的奉军约八万人。五月中旬，北伐各军集中驻马店地区，向奉军发起总攻。下旬，连克漯河、郾城、临颍、许昌、新郑。

冯玉祥军也于5月26日攻占洛阳，然后分两路向新乡和郑州进兵。奉军被迫放弃郑州、开封。6月1日，北伐军和冯玉祥军会师郑州。4日占开封。克复郑州，是北伐的又一个重大胜利。在武汉政府第二期北伐的同时，南京方面也北渡长江，攻打直鲁联军和孙传芳军。6月2日占领徐州。

3.中山舰事件（图2-2-9-4）（图2-2-9-5）

蒋介石的国民党新右派集团，经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地位上升之后，野心更加膨胀。蒋深知军权的重要，他首先在这个方面打击共产党，扩张自己的势力。为此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是蒋介石打击共产党、扩大反动势力、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重大步骤。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称奉蒋介石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当时是共产党员)即派出中山、宝璧二舰前往。但19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又将中山舰调回，l9日下午六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亦即诬蔑共产党阴谋暴动。蒋以此为借口，于3月20日凌晨擅自宣布戒严，调动大批军警，断绝广州市内外交通，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中山舰和海军局，扣捕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做党代表和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并包围了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两处卫队的枪械。

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按照蒋的要求，共产党员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部分苏联顾问被辞退回国。同时蒋诿过于汪精卫，说这个事件是汪在军校挑拨国共关系，引起误会造成的，迫使汪离开广州出国。这样蒋既伪装了自己，又排挤了政治地位比自己高的汪精卫。

4.整理党务案

l926年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做幌子，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的名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的部长；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给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发给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

对于蒋介石的新的进攻，中共中央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蒋介石的提案被通过。陈独秀致书蒋介石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他保证共产党决不会“倒蒋”。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蒋介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由陈果夫代理)、军人部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二中全会新设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原定蒋介石担任，后由张静江代理。谭延闿代理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党政军大权都掌握到了蒋介石一人之手。

蒋介石后来说，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是国共力量“消长的分水岭”。经过这两个事件，蒋介石扩张了权势，打下了以后实行军事独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