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

曰：“无以异也。”

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译文】

梁惠王说：“我很乐意听取您的指教。”

孟子问道：“用木棍杀死人和用刀杀死人，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惠王答道：“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又问道：“用刀杀死人和用苛政害死人，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惠王答道：“没有什么不同。”

孟子说：“厨房里有肥嫩的肉，马棚里有健壮的马，而百姓却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尸体，这就像带着野兽来吃人啊！野兽自相残食，人们见了尚且厌恶，而身为百姓父母的国家领导者，管理施行政事，却不免于带着野兽来吃人，这又怎能算是百姓的父母呢？孔子说过：‘最初造出陪葬用的木俑土偶的人，该会断子绝孙吧！’这是因为木俑土偶像人的样子却用来殉葬。这样尚且不可，那又怎么能让百姓们活活饿死呢？”

【孟子的大智慧】

梁惠王主动向孟子请教，于是，孟子向梁惠王阐述了一番关于君王应该怎样为民父母、善待百姓的道理。

孟子以杀人作为话题展开论述。首先，孟子使梁惠王承认一个事实，即杀人者无论通过什么手段致人于死地，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并且通过对比层层递进深入，最终和君王治理国家管理百姓联系起来。孟子认为，如果君王自己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全然不顾百姓因饥饿而死，那么这样的君王就不配为民父母。虽然他们没有率兽食人之心，但与率兽食人并无差别，犹如使用某种手段致人于死地一样。孟子想通过此种方式来劝谏警示梁惠王，不要只顾一己之私欲，而不体恤百姓的疾苦。

孟子对梁惠王的论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凡事不可损人利己，自私自利，只顾自己享乐，完全忽视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这样只会使你身边的人对你避而远之，甚至使你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

【孟子大智慧的解读】

通常来说，人有三种行为：一种是舍己利人的行为；：一种是利人利己的行为；一种是损人利己的行为。

舍己利人或公而无私的行为是人类高尚的行为。能舍己利人或公而无私的人是我们应该敬仰的人。

利人利己及利公利私的行为是人类完美的行为。能利人利己及利公利私的人是我们应该尊重的人。

损人利己和损公肥私的行为是人类野蛮恶劣的行为。那些损人利己和损公肥私的人是我们应该鄙夷和唾弃的人。

舍己利人、公而无私是非常规的行为，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必要去做那些舍己利人、公而无私的事。并且，舍己利人应有所针对，被利者应是那些处于困难或危险环境而无以自救的弱者。

商业或职业行为是人类利人利己、利公利私行为的普遍表现。人们工作或经营为别人提供服务是付出，是利人行为的表现；从工作或经营中获取工资或利润是取得回报，是利己行为的表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幸福基础之上，实现了利人与利己的完美结合。享有权利，履行责任；履行责任，享有权利，这种商业社会的平等思想正是由人的利人利己、利公利私行为演绎而来的。

有些人惟利是图，喜欢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盗窃、诈骗、抢劫、贪污受贿，诸如此类。对这种损人利己和损公肥私的人，我们要在道德上予以谴责，在法律上要予以严惩。

历史上，那些只顾自己纵情享乐，不顾国家、人民利益的从政者，往往都没有好下场。

1894年11月7日，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太后的60岁生日，慈禧准备在颐和园大规模地进行庆祝。

1893年1月，光绪十八年十二月，慈禧委派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总办万寿庆典。不久，又成立庆典处，专办庆典事宜。仿照乾隆年间为皇太后祝寿的成例，自紫禁城西华门至颐和园东宫门跸路所经，分设60段点景，建造各种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江南、杭州、苏州三个织造衙门，特造彩绸10万匹，以供庆典之需。

1894年7月，光绪二十年六月，中日战争爆发，中外舆论都认为中国必胜。光绪帝主战，慈禧太后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太后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后来，清军在朝鲜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海军又在黄海之战中受到严重挫折，慈禧太后转而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幻想外国出面调停。

由于形势日益紧张，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在大连陷落，旅顺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在宁寿宫度过了她的60岁生日。

该年十月二十四日，旅顺失守。美使田贝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为中日调处，先令停战，若议不成，再开战。光绪帝认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无以计误我耶？”不愿接受。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珍妃之兄礼部侍郎志锐“上书画战守策，累万言”。并与文廷式等弹劾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主和派大臣。

为了打击主战派，十月二十九日，慈禧太后以“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为借口，将晋封不久的瑾妃、珍妃降为贵人。一天之后，又说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诸多不法”，交内务府杖毙。接着，将奉光绪帝之命在热河练兵的志锐召回北京，调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并裁撤满汉书房以孤立光绪帝。

但是，主战的呼声并未因之停止。十二月初一日，御史安维峻上书，请杀李鸿章并弹劾军机大臣，认为“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并托之传闻说，“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尽管他表示对于这样的传闻“未敢深信”，而“未敢深信”的理由则是：“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五年正月丁卯。把予头直接指向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大怒，将安维峻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1895年2月7日，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清廷派往日本议和的使臣张荫桓、邵友濂又遭到拒绝，日本要求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的人为谈判代表。慈禧太后决定派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议。这时，李鸿章已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正月十八日，慈禧太后面谕军机大臣：“即著伊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奕??说：“上意不令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太后说：“我自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次日，发布上谕，李鸿章著赏还翎顶，开复革留处分，并赏还黄马褂，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马关条约》。

慈禧铺张奢华的六十大寿庆典，间接导致了军费不足的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这么大规模的庆寿。花了多少钱呢？有一本书叫《藏园群书题记》，说花了七百万两银子，户部国库出四百万两，京官捐了121万两，外官捐了167万两，两淮盐商各捐40万两，宫女太监也都要捐银子，要摆饽饽桌，北京城里摆到颐和园，摆饽饽桌，摆850桌，张灯结彩，红的绸缎十万匹，红的地毯五十万尺。大家注意，这个时候北方闹灾荒，哀鸿遍野，北京城多处设粥厂，救济灾民，后来慈禧也看到问题的严重，有所收敛。不过为时已晚。

慈禧为了一己之私，完全弃国家、人民于不顾，不但失去了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民心，更重要的是，在历史也留下了千古骂名。

在现今生活中，也有像慈禧一样的超利己主义思想，还有超利人主义思想。超利己主义者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觉得：人天生就是自私自利的，只利人不利己是愚蠢的和不切实际的。而超利人主义者认为：理想的人只应该利人利公，不应该利己利私，因为利己利私是不道德和为人所耻的。其实，这两种思想都走了极端。我们没有必要否定人的利己行为的存在，也没有必要否定利人行为的存在。

利人与利己、利公与利私之间完全可以实现完美的结合，我们不应该将两者绝对对立起来看待。而超利己主义与超利人主义者就是将利人与利己、利公与利私之间的相对矛盾关系作为绝对矛盾关系来认识，而得出其偏激与极端的结论。

【家长里短说孟子的大智慧】

损人利己，出发点是利己，损人不是目的，损人是为了对自己有利。或者为了升官，或者为了得利，或者为了出名，不一而足。这种人是可悲的，也是极其狭隘的，为一己之利，或一点蝇头小利，就不惜损害他人利益，甚至违法乱纪，这种行为只会让人鄙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