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说：“用兵之妙，存乎一心，做生意跟带兵打仗的道理是差不多的……除随机应变之外，还要放变化中找出机缘来，那才是一等一的本事。”任何世事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存在时机，只有抓住时机，及时选择、决策和行动，才能实现更高的效率，胡雪岩就是一个善于从变化之中寻找出机缘为我所用的高手。
见微知著，变中求胜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时势与英雄的关系是辩证的。时势是英雄诞生的前提与环境，它为英雄的出世提供了可能性。而如果想要成为真正的英雄，还必须学会善于借助时势的力量。胡雪岩之所以能够成为叱咤一时的红顶商人，就源于他对这个理论的深刻认识。
胡雪岩牛逢乱世，但是他却生对了时代。要知道在乱世只出两种人才，就是靠乱世取名和取财的人。
胡雪岩放在现在，他只能算是一个能力强、好交朋友的仗义之士，但他却生活在一个可以拿钱买官的时代。他紧密关注着时势的发展，从一丝丝细微的变化之中寻找着问题的关键，进而寻找到可被自己利用的有利之处，将这种“势”加以利用转化，为自己谋得利益。
胡雪岩对时势进行细微的观察，每当看见细微的征兆，他会赶快预测可能产生的后果。预测的时候先想会坏到什么程度，自己能不能够承担，用什么方式来支撑；再想好到什么地步，有没有需要特别小心的地方：然后在这最坏与最好之间寻找一条最有利的途径，全力以赴。胡雪岩从两手空空到开起一家闻名全国的大钱庄，靠的就是这种思想。
胡雪岩在经过谋划之后，做了一桩大胆而成功的生意，即接受失败逃亡的太平天国兵将的存款。要知道那是给逆贼存钱，是犯杀头之罪的，但他还是做了。这并不是他鲁莽的为了赚钱不顾一切，而是他在对。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时势与英雄的关系是辩证的。时势是英雄诞生的前提与环境，它为英雄的出世提供了可能性。而如果想要成为真正的英雄，还必须学会善于借助时势的力量。胡雪岩之所以能够成为叱咤一时的红顶商人，就源于他对这个理论的深刻认识。
胡雪岩生逢乱世，但是他却生对了时代。要知道在乱世只出两种人才，就是靠乱世取名和取财的人。
在经过多年征战之后，太平天国此时已成强弩之末，朝廷虽还没有将其完全肃清，但胡雪岩料定他们已是必败无疑。向逃亡的太平军兵将融资，接受的存款可以不付利息，因为那些逃亡兵将只求能保住这些钱财，因为那时他们的钱已没有钱庄敢收了，所以根本谈不上付利息。而胡雪岩将这笔钱用来放债，则可以有大笔可观的进账，实在是无本万利的便宜买卖。
这笔钱主要是放给调补升迁的官员和逃难到上海的乡绅，胡雪岩也有自己周密的考虑和长远的打算。放款给调补升迁的官员，是学山西票号“放京债”的做法。所谓“放京债”，就是放款给那些外放州府的京官。这些人在外放过程中需在京城里打点一下，以便能再回来，还要上任盘缠、到任以后买公馆轿马、置仪仗，这些都要花钱。于是这些人上任之前都要借上一笔钱，到任后再还上。
据说“放京债”比放高利贷还狠，一万两的借据实付只有七千两，而且还不怕借债的人不还，因为一来有京官做保，二来有借据，如果赖账，借据递到都察院，御史一参，赖账的人就要丢官。其实这些人到任之后搜刮一通，绝大多数都有能力还回借款。
“放京债”当然是指放给那些由京里补缺放出来的官员，但这些年战乱不断，南北道路艰难，官员调补升迁，大多已不按常规到京“送部引见”，而是直接到任了事，，江苏的知县调升湖北的知府，就可以直接由江苏赴湖北上任，但是这些人都需要一笔钱做安家银子。而这些人早一天到任，就能早一天开始搜刮，所以再高的利息他们也会借。胡雪岩只是“帮帮”他们的忙。
放款给由内地逃难到上海的乡绅，更不会吃倒账。这些人在原籍依赖祖宗留下的田产，靠收租过活，日子逍遥得很。初到上海，凭着逃难时带出来的一些银两细软，还能挥霍一时，但是时间一长，不免就要坐吃山空，也只好靠借债活命。但等到江、浙一带被官军收复，这些人回到原籍还是大老爷。现在可以让他们以田产做抵押，到时不怕他们不连本带利归还借款。
胡雪岩敏锐的捕捉到了时势的变化之处。在官军开始收复杭州时，他就知道太平军败局已定，并且准确料定太平军官兵一定会想办法隐匿私产，由此大胆决定吸收他们的存款，以达到融资、放债、以钱“生”钱的目的。
乱世之际民不聊生，但在乱世中总有那样一些人为自己找到了出路。从这个角度讲，很多人认为乱世好，因为发达的机会更多啊！但他们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从来都是太平盛世才是最适合人生存的。就像胡雪岩，他虽然在乱世发了财，但他后来为了生意好做，也做了很多帮助朝廷稳定局势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一个在和平年代不成功的人，那在乱世就更没出路了。不是有句话叫是狼在哪都吃肉，是狗在哪都吃屎吗？这句话虽然粗俗，但是话糙理不糙。所以看人不要只是看结果，而是要看人的真正本事。
胡雪岩善于驾驭时势，还体现在他与洋人打交道这件事情上。随着胡雪岩生意的蒸蒸日上，他与洋人的交往也日益增多，他也在交往中逐渐领悟到洋人不过是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
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胡雪岩之所以能对整个时势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就是因为他总是细心的观望着时局，所以总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与那些一旦面临纷乱时势，便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就会一下子显现出来。他先人一步的从时势中找到了自己的突破点，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在乱世中为自己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平台。我们都清楚，时局对社会活动的影响是巨大的，商业活动尤甚。
商场本就变幻莫测，再加上时局的左右，因此要想在生意上有所作为，就必须有见微知著、因势利导的本领。一个人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只要你能观察思量好身边可利用的条件，或者什么都没有时能够为自己创造条件，那么同样在机遇面前，你就能快人一步。
“世界船王”包玉刚，就是一个很善于经营的商人，也善于因势利导，尤其是用他人的钱办自己的事。
包玉刚于1918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殷实的家庭，包玉刚的父亲包兆和是一位老式商人，经营着一家造纸厂，家境相当富裕。包玉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无忧无虑地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时光。
13岁那年，父亲送他到上海求学，到上海不久，他就一头扎进了吴淞船舶学校学起了船舶。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了重庆，在这里他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继续进大学深造，而是自作主张地跑到一家银行当了一名小职员。
他很快就得到了升迁，当抗战胜利后他返回上海的时候，还不到30岁就已经是上海银行业务部的经理了，第二年他又被任命为银行副总经理。这段工作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金融知识，见识了形形色色的商业手法，对他日后的事业发展有很重要的帮助。
1949年初，包玉刚与父亲一起到香港另闯天下。包玉刚一心迷上了航运，希望创办自己的航运公司，在航运行业有所发展。当然他有这种想法和他最初学习航运有着必然的联系，同时香港是国际码头，养船的利益巨大。
然而，他买第一条船的时候，却费了一番周折。当时他的资金有缺口，求借无门。于是他同日本人做成了一笔交易，日本神户银行贷款给包玉刚买船，包玉刚把船转租给一家日本航运公司，然后再以货船的租金作为向神户银行贷款的抵押。
就这样，包玉刚在父亲的资助下，再加上银行的贷款，筹集到了七十多万美元，专程到英国买回第一艘旧货船，正式打出了环球航运公司的牌子。包玉刚就是以“负债、赢利、偿还”这种在银行工作期间学到的商业运作方式，建立起自己的公司，以这种近似于“坐享其成”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航运生涯。
现在这种方式已被普遍运用了，老百姓用这招买房、租房，尤其是在现今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先只需首付把房领到手，然后就出租出去，再用租金还贷。
后来包玉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开始制造、购买新船。他由一条船起家，几年时间，靠租船的收入就发展到了7条船的规模。
他一直不放弃创业时使用的方法：他先找到需要租船的航运公司，签下租船合约，然后以此合约中规定的货船租金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再将贷款得到的资金向造船厂订购船只。包玉刚借助银行的资金，壮大了自己的船队。
当然不要以为谁都可以做到这样的，这不仅是因为时代不同，更重要的是包玉刚有着银行家的背景，还有他那强大的关系网，以及他善于利用时势的能力。相比起其他的一切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活络经商，巧打擦边球
我们知道，胡雪岩是“官商”结合的典范，与官府打交道肯定是懂法的，更应该守法，所有的官和商可都是盯着的。但是，在不改变法律形式的前提下，却可以变法律为己所用，这一谋略真是登峰造极。
胡雪岩说过：“犯法的事，我们不能做，不过，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东西，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就是守法。他没有说，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胡雪岩主张的是只有守法才能用法，才可以适当地打一些“擦边球。”
钱庄本来就是以钱生钱的生意。胡雪岩与张胖子筹划的吸收太平军逃亡兵将的私财，向得补升迁的官员和逃难到上海的乡绅放款的“买卖”，的确是一桩无本万利的好买卖——得来的存款不需付利息，而放出去的款子却一定会有进账，岂不就是无本万利？
可是张胖子不敢做这笔生意。张胖子有张胖子的道理，他认为，按胡雪岩的做法，虽不害人，但却违法，因为太平军兵将的私财，按朝廷的说法无论如何应该算是“逆产”，本来是朝廷追缴之列，接受“逆产”代为隐匿，可不就是公然违法？
然而胡雪岩却不这样看。胡雪岩也有胡雪岩的道理。在他看来，犯法的事情自然是不能做的，但做生意要知道灵活变通，要能在可以利用的地方待机腾挪。
比如，朝廷的王法本来是有板有眼的东西，朝廷律例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越雷池一步，这就是守法。而朝廷律例没有说的，我也可以按我的意思去做，王法上没有规定我不能做，我做了也不能算我违法。
他的意思很清楚，不能替“逆贼”隐匿私产，自然有律例定规，做了就是违法。但太平军逃亡兵将绝不会明目张胆以真名实姓来存款，必然是化名存款的。朝廷律例并没有规定钱庄不能接受别人的化名存款，谁又能知道他的身份？既然不知道他的身份，又哪里谈得上违法不违法呢？
胡雪岩的说法很有些为我所用的诡辩，但也确实透出他头脑的灵活和手腕的不凡。胡雪岩的说法和做法，用我们今天的一种说法，也就是所谓打“擦边球”，说穿了，也就是在法令法规不尽完善的地方钻“空子”。
不过，从事过商业活动的人都知道，打“擦边球”有时确实也是一种很有成效的商业运作手段，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形成初期，在市场还处在由无序向有序化发展的阶段，有魄力有头脑的经商者，往往能够借助打“擦边球”的手段，使自己在激烈的商战中保持主动的和领先的地位。循规蹈矩，有关法令法规规定不能做的不做，在两可之间，可能担几分风险的事情又不敢做也不知道怎样去做，这样的人，恐怕很难在商场上做出大成就。
但是有一点需注意，可以打“擦边球”，甚至还要敢于打“擦边球”，但“起板”打“球”的人必须先弄清自己确实是打“擦边球”而不是“界外球”。“擦边球”是好球，而“界外球”则无论如何都是坏球、臭球，而且，商场上打了臭球、坏球，还往往不仅仅是失分的问题，它带来的后果，常常就是悲惨地出局。这里有一个“度”的把握，其中机理，实在只可悟而不可言。
以变应变，才有出路
成大事者必须灵活如脱兔，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位置和做事的角度，以便让自己处于优势之中。但是话虽这样说，可有些人在这方面却很难开窍，总是死守一点，不够活络，所以越做越差。而胡雪岩却善于变通，他能审时度势改变自己的做事手法，达到最终获利的效果，同时还能另辟出路，有出奇制胜之功。
做生意要以变应变，主要的意思是指不要死守一方天地，而要能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灵活反应。一个生意人如果只能看到自己正在经营的熟悉的行当，最终只会是抱残守缺，连正在经营的行当都不一定经营得好，更不用说为自己广开财源了。
胡雪岩的生意做得活络，在他驰骋商场一步步走向鼎盛的过程中，他灵活机动，四下出击，真可谓是一步一个点子、一路一趟拳脚、一动一套招式，而招招式式都能为自己点化出一条财路。
胡雪岩为自己的蚕丝生意和帮办王有龄湖州官府的公事，几下湖州，结识了湖州颇有势力的民间把头、当时正做着湖州“户房”书办的郁四。胡雪岩凭着他的仗义和识见，也因为他帮助郁四妥善处理了家事，深得郁四敬服。
为了报答胡雪岩，郁四做主，为胡雪岩娶了寡居的芙蓉姑娘做“外室”。芙蓉姑娘家原来是开药店的。胡雪岩一定要认了这门亲，就是看准了芙蓉姑娘家的祖传秘方。
胡雪岩经商手法活络，他才不会固守着钱庄这一种行当，在乱世中，他一下就看出药店生意将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财源。其一，军队行军打仗，转战奔波，一定需要防疫药；其二，大战过后定有大疫，逃难的人生病之后要救命药，只要货真价实，创下牌子，药店生意就不会有错。
而且，开药店还有活人济世行善积德的好名声，容易得到官府支持，在为自己赚钱的同时，还能为自己挣得好名声，何乐不为？自己不懂这行生意不要紧，可以借助行家为己效力。想妥这些之后，胡雪岩请郁四帮忙，摆了一桌“认亲”宴，就在这认亲宴上便谈妥了药店开办的地点、规模、资金等事项。
胡雪岩的“胡庆余堂”也就这样立起来了。在其后的几十年中，“胡庆余堂”成为名闻天下的老字号药店，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说。胡庆余堂药店不仅成为胡雪岩的一个稳定财源，也为他挣来了“胡大善人”的好名声，为他的其他生意也带来了极好的影响。
一个钱庄老板，在本业之上还要去做蚕丝生意销“洋庄”，在做着蚕丝生意的时候又想起开药店，胡雪岩这四面出击，不断为自己广开财源的灵活，确实不能不让人叹服。
事实上，做生意最没出息的，大概就是死守着一方天地。一笔生意再大，也只能有一次的赚头，一个行当再赚钱，也只是一条财路。因此要广开财源，生意才有更大的发展。
胡雪岩说，做生意要做得活络，这里的活络，自然包括很多方面，但不死守一方，灵活出击，而且想到就做，绝不犹豫拖延，应该是这“活络”二字的精义所在。
灵通应变，维护大秩序
有道是：“灵活变通是最好的生意经。”对于善于变通的生意人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挣不了的钱，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而已，所以善于变通的生意人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成功。
胡雪岩从商业经验出发，认为社会要想存在，必然有一个秩序的核心。这一核心起作用与否，全看我们一般人的态度。
假如我们投注力量，加以维护，那么这个核心秩序必然是有效的，其生发的秩序，使我们每一个人受益。假如我们人人自危，对这个核心也采取瓦解之态度，那么秩序必然无效，社会也自然堕入一种无序状态，而一个无序的社会，对我们任何—个人都是不利的。
基于这一认识，当太平军起事时，胡雪岩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好机会。在他看来，混水摸鱼，只是因为水是混乱的，才让人侥幸有所获。倒过来想，胡雪岩认为自己应该替官府维护秩序，秩序建立起来了，自己也有一个从事商业的好环境，官府感谢你，也会给你提供好多便利。
故而胡雪岩提出，他的当务之急是帮助官府打太平军，而不是今天从太平军那里捞一把，明天从官府那里捞一把。因为这样的话，两面都面临信任危机，太平军怀疑你与官府有勾结，官府怀疑你替太平军着想，商业最重要的是一个信用，信用丢了，生意就做坏了。
出于同样考虑，当清政府发行官钞时，胡雪岩做出了与钱业同行不同的选择。同行们都认为，太平军近在眼前，政府是否可信大成问题。如要今天我接了这官钞，明天没有人要，兑换不出去，那就烂在手上，白白损失。
胡雪岩的看法不同。按他的分析，朝廷毕竟大势还在，尽管朝廷遇到了许多麻烦，不过社会要想运转，还非得靠现在这个朝廷不可。况且朝廷的信用是大家做出来的，人人出来维护，他的信用自然就好。所以别人不理这官钞，胡雪岩却要接。不但自己接，还动员别人接，并且以自己的信用作保。
帮助官府，就是胡雪岩善于处变的体现。胡雪岩这种看法，符合商业的一般原则。任何一个商人都要求稳定。商人可以面临纷乱的局面不顾生死去求取利润，但这种纷乱局面却不是商人的愿望。任何一个商人都希望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下进行风险最小的投资，以求得利润最大。更何况当时的清廷，基本结构还在，所受的只是猛然一击，但却并非致命一击。
对于清廷旧制，胡雪岩还有另外一层看法。许多人只是畏惧官府，没有想到驾驭官府。胡雪岩一开始倒不会有驾驭官府之想，但是在他帮助王有龄升官之后，他逐渐发现自己借王有龄获得的便利甚多。首先是资金周转便利，因为有了官府之流转金作依托；其次发现官府的好多事，自己可以以商业活动的模式完成，既减少了官僚办事的低效，自己也赚取利润；第三是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许多以商人身份很难涉足之事。
所以后来胡雪岩对于利用旧制有了信心。一开头他并不愿捐官，认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别扭。后来想法变了，既然官府与生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妨捐官，涉人官场。这样做其实也是经商手法活络的一种表现。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阻。换一层讲，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阜康钱庄。
胡雪岩一方面获得了信用，另一方面也清扫了在封建时代无所不在的对商人的干预，所以才能让他如同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去从事商业活动。
对于太平军，胡雪岩的应对又有不同。
有许多商人，洪杨起事后，他们抱了投机的心理，想乘机捞上一把。所以他们就没一条准则、一条理念，只图一时的利润。这样做无异于自毁信用。到头来，太平军也不信任他了，因为他是依顺官府的；官府也不信任他了，因为他曾暗通太平军。
胡雪岩的原则很明确，太平军的口号不得人心，总是长久不了的。所以必须帮助官府打太平军，以维持一个大秩序。
不过胡雪岩对于因为洪杨起事而自己纷扰不安的一般人，却有另一层同情的看法。
在胡雪岩看来，太平军起事，有好多老百姓都是被迫卷入这场纷乱中的。
有了这种同情的认识，胡雪岩对他们也就不那么苛刻，他能以同情心对待，愿意以自己的商业活动，给他们一个再生之希望。
当然也可以说，胡雪岩这里边有商业的动机在。不过，如果不是有这种同情的了解，胡雪岩就不会看得那么深，他对这些人手头的银子就会唯恐避之不及。因为很显然，这些人是与太平军有染的。
但是胡雪岩不这么看。与太平军有染，没错。不过要看是什么原因，什么姿态。这些人都是些老实的小民。你不吸收他的存款，他就不得不把它们给太平军用，或者被无理的官差劫掠走。这样于秩序无益，反倒有害。
照胡雪岩的看法，就是商人对客户讲信用，对朝廷讲良心。两者对象不同，原则不同，假如各行其事，各司其职，整个社会便井然有序。否则就只会增加混乱，而于事无补。
胡雪岩的这种灵活的思路，保证了他对所有可能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人财产的吸纳。一些人愿意存于阜康，除了上述的信用好以外，就是看中了胡雪岩在经营钱庄时，坚持钱庄只管吸款，不问款项来源的原则。款项来源的正当与否是款项持有人和官府间的事。
在现代，是财产持有人和法院间的事，而不是财产持有人和银行之间的事。胡雪岩之过人之处，就在于不是怕官府，以至于不敢按自己的思路经营，而是理清思路，放手去做。
对于洋人和洋务，我们在前边已经有所交待。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船坚炮利，最先与洋人打交道，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他从事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的活动。对洋人之态度还成了他依附官府，维持社会大秩序，最终开拓出一个经营好环境的资本。
萧伯纳说： “聪明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只会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成大事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听说哪个抱残守缺、止步不前的人，可以先拔头筹；也没有听说哪个立志求新、应变而起的人，没有取得成功。
我们所处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不适应它是无法生存的，只有随时随势而变，才能够跟上潮流，不被时代抛弃。
风云变幻，存乎一心
左宗棠说：遇不如意事，见不如意人，最可验平素道力。也就是说碰到不如意的事情，见到自己不想见的人，这个时候最可以检验一个人平时的修为。
商场如战场，更是要求一个想成大事者必须要有定力，要有担当。一个人要想收获多，不仅要有大抱负，更重要的是要有承担风险的魄力。人们都晓得利润大风险就大，所以要想得到大利时一定要想到大险。
胡雪岩的忍耐和意志不但表现在艰难困境中，还表现在顺境处世上。比如，和漕帮做生意，胡雪岩不但要力争把生意做成，还要力争让别人认为胡雪岩做人也是很漂亮的。
胡雪岩觉得，别人既然爽快地放交情给自己，自己这一面就不能知难而退，光顾自己事情办成了，不去帮助别人分担难处。如果是这样的话，交往就这一次，不会再有第二回了。因此他宁可自己这面多承担些责任，也一定要替对方打算，这样做虽然自己的担子重了些，但真正交了朋友。事情要从长远看，只要能有朋友，不愁没有前途。
胡雪岩正是凭着这种气魄才会交到天下才士。他在与漕帮借粮一事上就表现出一个商人的德行，只赚该赚的钱。即使自己有再大的经济风险，也决不做对不住朋友的事。
我们说人的意志不仅要表现在能够忍受艰难困苦，且能够忍受平淡寂寞，把平平庸庸的生活都做好了，做活了，让维持顺境的因素变成化顺境为得意之境的因素。如果是这样，一个人就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强者的意志力会贯穿一生，无论任何身份和处境。有了钱不知节用就会丧产，有了地位不知节制就会丧权，有了名气不知节制就会自毁名节。这就要求一个人要有平常心，也只有一颗永远坦然的心，才会经受大起大落。
当然，我们讲人的心理承受时，更多的时候是看一个人在逆境中的表现。因为在逆境中矛盾更集中，成败的抉择更为追在眉睫，生死的较量、善恶的较量、伟大与渺小的较量更为紧张。逆境犹如悲剧的**，剧情的进展集中在主人公身上，要由主人公的行为来凸显主人公的意志和品质。
比如，垄断上海丝茧市场，当时有长达半月的一段煎熬，就是在这样的大局面下，胡雪岩处变不惊，通过与同业的协商而渡过了难关。
又比如，杭州光复后胡雪岩晋见左宗棠，左宗棠因误信人言，误会了胡雪岩，见面时连凳子也没给一个，并准备上折参革胡雪岩。面对这样的荣辱浮沉，胡雪岩仍是处变不惊，将提前就想好了的一套说法抛出，终于使左宗棠相信，胡雪岩潜出杭州城并非是贪生怕死，而是为了千万饿殍待哺的浙江灾民。不仅有道理上的根据，而且有实际行动。胡雪岩晋见左宗棠之时，就已经采购好了大米万石，后继陆续还会运来。这就使左宗棠怒气全消，把胡雪岩奉为上宾进而收为幕僚。
胡雪岩面临过的最大的困境，就是他的整个钱庄王国的崩溃。从钱庄挤兑开始，促成了胡雪岩整个事业的失败，那么，胡雪岩在这样一个大的失败面前，表现又是如何的呢？
挤兑钱庄是由邵友濂、盛宣怀合谋挑起的，邵、盛二人属李鸿章门下，李鸿章与左宗棠不和，早有剪左羽翼的打算。胡雪岩是左宗棠门下，要饷、要粮、要军械，左宗棠一求，胡雪岩无不即刻办理，从无延迟，是左宗棠的左膀右臂，自然首先就要拿他开刀。邵、盛二人派人四处传谣，说胡雪岩手下的阜康钱庄内部虚空，信用不足。
谣言一起，阜康在上海的分号即刻遭殃，不到一天就宣布关门歇业，随即牵动杭州、宁波分号，胡雪岩此时正乘船到了杭州，上岸伊始，就遇上了这么一个大变故，真是犹如晴天霹雳，胡雪岩明白现在只能保持镇静。
这就好比一条船遇到了大风浪，如果船长先慌了手脚，必然会引起船员更大的慌乱，最终会导致船毁人亡。反过来，只要船长镇静，能把整船的人都组织起来，同心协力，就有逃出险境，化险为夷的可能。
所以，胡雪岩让钱庄继续营业，有他胡雪岩的其他生意做后盾，一切困境都会克服。他专程前去拜访藩司德馨，德馨和胡雪岩的关系一向甚好。因为他知道胡雪岩平素的为人，也知道面对这样的崩溃局面，这位胡先生绝不会像其他一些小商人那样一逃了之，于是帮助胡雪岩疏通浙江巡抚和京城里的老爷，让大家一起来支持胡雪岩，给胡雪岩时间，让他自己来弥补因挤兑而带来的损失。
正因为有了政府官员的帮助，胡雪岩才能从容讽度、挽救危业。胡雪岩能在这样纷乱的气氛下有条有理地处理问题。更是显示出胡雪岩的气度来。这不得不使我们又想起了“一种心态就是一种人生”这句话是多么的有道理。在当时的情况下，胡雪岩所着重考虑的已经不是防止经济受损这样的事了，而是不能够输掉自己的气度。
所以说一个成功人士的气度并不是表现在他收获的时候，相反却是显现于他屡屡受挫的时候，没有哪个人是随便成功的。
在全球财富市场竞逐中，华商早以其智慧勤奋、容易与异族文化融洽相处的独特气质与阿拉伯商人、犹太商人并驾齐驱。他们勤劳的身影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商业世界引人注目的一群。
文化人类学的成果告诉我们，人群的差异性其实是由文化的差异性决定的。在阿拉伯商人的精神世界中，伊斯兰理想是他们心灵的寄托和至高无上的人生信仰，宗教的习俗和原则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处事方式，造就了他们诚实守信的经商理念。
自中世纪以来，犹太人到处受排挤、驱逐，甚至屠戮，生存的压力让犹太商人处处精打细算，对金钱的认识让他们常胜不败。中国儒家构建了“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从古至今的中国商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一儒家伦理观念的熏染浸润，从而在其经商过程中表现出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南洋实业家陈嘉庚先生。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陈嘉庚在创业过程中遭遇到了多次挫折，他在17岁时接手亏损严重的家族企业，等他把生意做的红红火火时，一场意外火灾的发生将其辛苦劳动的成果毁损大半。最可怕的是一战的爆发，当时拥有全新加坡菠萝业50％、熟米业60％的陈嘉庚受到很大的影响。面临破产。
原来新加坡的宗主国是参战国之一，把大批的船只用于繁忙的军事运输，并严格限定非军需品和日用品运输，菠萝和熟米因此不能运往外地，导致他的货物堆积如山，期货合同不能履行，现金也无法回收，他的事业一下子再次陷入低谷。但是成功者不同于庸才的是，他们总能在逆境中看到希望，如果你不自己倒下是永远不会被打垮的。
正是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货物无法运出去，他才决定投身到航运业，这不仅解决了他的货物的运输问题，最重要的是他还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后来他又投身到橡胶业，也许上天真是将降大任于他吧，他的橡胶业刚有起色，南洋橡胶的价格却大跌，让其损失30多万元。但陈嘉庚并没有动摇发展橡胶业的决心，终于在他的坚持下赢来了转机，后来他又创建了一个集农工商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繁荣，发达国家的汽车制造业发展迅猛，对橡胶的需求量激增，这使陈嘉庚成了名副其实的“橡胶大王”。
到1925年底，陈嘉庚已拥有橡胶园1.5万多英亩，以及100多万平方尺的房地产，公司开设的大型机械化橡胶厂及菠萝、饼干、肥皂等各种轻工工厂达30多所。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打击，陈嘉庚终于发展成为闻名海内外的南洋大实业家，其资产达到1200万元（合黄金百万两），成为千万富豪。
后来，人们把他屡败屡战的精神称为“陈嘉庚精神”。
其实每个人在生命途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机会和挫折，但为什么有些人成功，而有些人却倒在了原地呢？那就要看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了，一句话，成功有成功的理由，失败有失败的借口，看你选择是站着还是趴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