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思考的人，一定是做到哪儿算哪儿，成败全凭自己的运气，很容易功败垂成。因此，做事一定要有一个运筹、谋划和权变的过程，这个过程通俗地讲就是算计。算计并不是阴谋，只是做事所需要的技巧，是人们为达到成功所采取的正当手段，它使我们更具魅力，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做到潇洒自如、游刃有余。

凡事要有长远的筹划

胡雪岩说做生意要有长远的眼光，要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这一吃、一挟、一看，可谓形象生动地道出了谋略的本质。

一个生意人要想有大的作为，眼光不仅要看得准，而且还要超前，能够看到以后的别看不到的事情，看出变幻莫测的商海中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人们经常把商场比喻成没有硝烟的战场。有时候商场上的拼杀甚至比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打斗更残酷、更**。一个没有长远眼光的人是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商人的眼光，主要是指不断发现、开辟自己财源的眼光。正如要取水就必须有水源一样，要赚钱也要有财源。一个人要想立足商界，首先要见识卓远，才可能发现属于自己的财源，才可能在商场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发现财源，首先要求商家有长远的生意眼光。商家的眼光一定要远，也就是不能总盯着一门一行，把眼睛盯在眼前利益上，而是要像胡雪岩所说的那样，“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要能在商海变幻莫测的复杂形势中看出有利于己的大方向，按照这个大方向来经营好自己的财源。

胡雪岩的生丝生意还没有开始运作之前，就洞察到用代理湖州官库的银子贷到杭州，脱手后再解“藩库”银两的商机，这一步可谓之“远”。湖州的公款本来就要解往省城杭州，交付“藩库”的，先垫支一下，用它买丝到杭州变成现银之后再交付“藩库”并不为过。如此一来，死钱变成了活钱，把它作本钱为己所用，何乐而不为呢？

不仅如此，胡雪岩的商业见识还有看得更长远的。在丝茧生意还没开始时，他就想到了和洋人做生意，组织生丝出口，即当时所谓的销“洋庄”。

清朝开埠之后，中国与欧美及日本的贸易主要还是以江南的丝、茶业为大宗，而随着十八至十九世纪西方纺织工业的飞速发展，生丝的需求量日益增大，经由上海外销的江南丝绸，在整个上海“洋庄”贸易中已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治、光绪年间，仅江苏镇江就以丝绸“行销于北省以及欧、美、日本者，岁入数百万”。从业者之多，可见当时之盛况。

胡雪岩要和洋人做蚕丝生意的念头，也是起于与杭州丝商有关蚕丝生意的交谈。丝商告诉胡雪岩，销“洋庄”把上万两的丝囤积起来，等价钱上涨时再卖给洋人，所赚极多。只是销“洋庄”需要的本钱太大，并且洋人做生意非常狡猾，表面上与你讨价还价，不断地与你周旋，暗地里又去寻找其他的门路。有些商人因为资本有限，急于将货物脱手，便杀价出售手中的货。这就增加了生丝生意的风险，不但与洋人的生意没有做成，自己的货又砸在手里。因此，销“洋庄”既要有雄厚的资本，又要有敢于承担风险的意识。

可胡雪岩不这么想，他认为，和洋人做生意就怕心不齐，如果这些专与洋人做丝生意的“丝行”、“洋庄”能像茧行收茧一样，同行公议，定一个价，愿买就买，不愿也不调价，洋人也就只能服帖了。对于那些本钱不足，因周转不灵而急于脱货求现的商行，也有办法。第一，可以由同行出价收购，同样的价格，你若卖给洋人，不如卖给我。第二，对方如果不接受收购，则可以约定不卖给洋人。我这里有钱庄做后盾，可以让你用货物做抵押，贷款救急，迫洋人就范，货物脱手之后再还。洋庄丝价卖得好，能多赚钱谁不乐意！假如在这样的条件下还有人要把自己的货杀价卖给外商，那就一定是暗地里收受了外商的好处，这就是吃里扒外，自贬身价，可以联合同行和他断绝往来。如此一来，这样的人在同行业中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

胡雪岩的这一构思可谓是有远见、有气魄的。他后来在生丝生意上的发展证明了这一构思确实是见地不凡而且行之有效。生丝生意开始时，胡雪岩来往于杭州、湖州、上海三地之间，在联合丝行、控制市场、垄断价格上绞尽脑汁，精心策划，与外商买办斗智周旋，终于按他的构思做成了第一笔洋庄生意，赚下了十八万两银子的利润。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胡雪岩通过这笔生丝生意，一方面与丝行巨商庞二结成了可靠的生意伙伴关系，在蚕丝行业建立起了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通过这笔生意，他和外商取得了联系，积累了与他们打交道的实战经验，为他后来驰骋十里洋场打下了基础。这再一次证明了胡雪岩商业意识的卓远。胡雪岩对整个时事的了解和把握总能够先人一步。所以他总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便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

据《光绪实录》记载：“光墉所营以丝业为巨擘，走营出口，几乎垄断国际市场。”1872年，在新丝将出的时候，胡雪岩特地派人去各地收买生丝，江浙各州县无一漏脱，这一年他为了垄断市场收购生丝投入了二百万两资金，使外商“欲求一斤一两而不可得”。在生丝生意上，胡雪岩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成了仅次于钱庄、典当行的重要商务领域，而且一直以外贸为主。正因为胡雪岩见识卓远，生意自然就做到世界范围上去了。胡雪岩说：“放长线才能钓大鱼。要想取之，必先予之。”

精明的生意人是不会在第一笔生意上赚取别人多少钱财的，而是巧用鱼饵，通过让利、促销等手段来引导消费、刺激消费。即所谓“要想取之，必先予之”。做什么生意，都应遵循这个道理。以小赚大，以少敛多，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牌子后，再靠货真价实的产品去赢得消费者的青睐，这才是商家的明智之举。

当年杭州城被朝廷从太平军手里夺回之后，左宗棠把战后的处理工作交给了胡雪岩。正当胡雪岩忙于此事之际，杭州城里来了一位洋人，并且指定要见胡雪岩。胡雪岩暗自惊讶，迎出来一看，原来是驻扎在宁波的“常捷军”——法军军官让内。在收复杭州城的时候，“常捷军”曾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个时候，胡雪岩受左宗棠之托，负责联系洋人，尽可能地从他们那里弄到先进的火炮，因为杭州城城高墙坚，如果硬冲，枉耗人力。胡雪岩因为有钱庄在宁波，和那里的洋人有一定的交情，所以能说得上话。

胡雪岩领命后，辗转来到宁波，找到法国人让内。胡雪岩向他保证，杭州城的太平军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只需借重他的洋枪洋炮作个样子吓一吓，自然土崩瓦解。这些洋人只要中国肯出钱，没有不答应的。于是让内领头，带着一支约二百人的洋枪队，各国人都有，号称“常捷军”，直开杭州城下。果不其然，这支洋枪队没有任何伤亡，只是多耗十几箱炸药子弹，便把杭州城拿下。让内欢天喜地，回到宁波，在胡雪岩的钱庄里支取了全部佣金。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宁波在紧接着的日子里流行起瘟疫，让内也没能幸免于难，一连几日，高烧不止。因为胡雪岩有嘱在先，让内为“光复”杭州有功，只要他在中国一日，在宁波的钱庄就要尽力帮助他。宁波钱庄的档手，听说让内感染了瘟疫，就带了“诸葛行军散”等散丸药去看望他，让内服药一日，居然能下床走动了。

到了第二日中午，让内坐不住了，精神十足地跑到阜康账号，问档手送他的是什么神药，档手说是胡雪岩自开药铺炮制的中医药方，由老中医主持，一般都是祖传秘方。让内一定要档手再给他一些，好拿回去给其他同胞。档手打开抽屉，让内欢天喜地，把店里所存的这种药全部掳去。洋人服了药，个个精神抖擞，于是派让内到杭州来，让他向胡雪岩多要一些这种散丸药。

外国人看中了此药，胡雪岩这一得意非同小可，就实实惠惠地送了他两大箱。让内一定要留下钱，胡雪岩说是我送你的，不要钱。让内不解追问胡雪岩，你不收钱岂不是赔本？

胡雪岩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其实，在胡雪岩的心中已经有了更远的想法——利用让内为胡庆余堂做一个活广告。果然，让内回去一宣传加上用药人相互转告，胡庆余堂还没正式挂牌，名声早已在外了。所以后来胡雪岩刚到上海，便有洋人找了来，说在宁波服过胡庆余堂的药，药效奇佳，现在他要随船回国，希望胡雪岩卖他一批成药，并留下订金，说下次再来中国，还要采购。

中国有句古话说：要想取之，必先予之。胡雪岩利用这个外国人为自己的药店造声势，就是用的这一招。这样一来，胡庆余堂的药物不仅中国人知道，而且外国人也知道了。渐渐地，胡庆余堂的名号就闻名了。虽说不敢与历史悠久的“同仁堂”相比，但在整个南方，胡庆余堂确实声名在外，两堂一南—北，俨然又是“北票南庄”的格局。

如果用今天的商业眼光来看，胡雪岩送药给洋人们的举措，其实也就是一种特殊的广告宣传方式，是一箭双雕甚至一箭几雕的绝招。首先，为自己挣得了慷慨仗义的好名声；第二，利用洋人为自己做了“活”广告，为刨下自己的品牌，立定了脚跟；第三，又进一步为自己打通了和洋人之间的通商之路。

胡庆余堂开业之初，胡雪岩在做名气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要想取之，必先予之”这八个字的精髓所在。

纵观胡雪岩的经商套路一般都是先予后取。而且事实证明此举确实行之有效。在胡雪岩所处的商业时代里，还不存在广告效应，但反观胡雪岩的经商手腕，行事手法却能如此之高，实在叫人佩服称绝。

在经商之路上需要深谋远虑，见识卓远，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同样，在从政之途中，更须谋深虑远，才能事事顺遂。

深谋远虑，营造无形之势

每个人的际遇各有不同，有运好的时候，有运坏的时候，在各种不同的境遇中，自己又如何能要求特别的呢？也就是说，好运不会永远伴随着你，你只有不停的自我超越，有危机感，才有动力向前。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你不能为生活想得远时，那生活就会把你抛得很远。

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开业这天，信和钱庄的大东家和档手张胖子、大源钱庄的大东家孙德庆以及鸿财钱庄的档手等一批名闻苏杭、富甲江南的钱庄业巨头纷纷前来贺喜。他们“堆花”的存款都有好几万，而那些散放在柜台上的贺银更是不要说了。

其余贺喜的同行也络绎不绝，钱庄门前车水马龙，直引得行人驻足观望。纷纷猜测，为什么杭州城一个小小的钱庄“伙计”开钱庄会有此等风光呢！其实这全是靠胡雪岩巧妙地在王有龄身上和钱庄“大伙”身上的投资所换来的成果。通过对王有龄的投资，大家都知道胡雪岩在官场有朋友，今后难免会有事相托，同时又加上他人缘极好，同行中都认为他是个诚实、守信之人。

等到客人宴罢离开，胡雪岩又开始盘算开业的情况，虽然来了个“开门红”，看起来情形不错，但他感觉这是常人走的老路，做生意第一步最重要，不是谋名就是取利，只有走准了第一步，以后的生意才会水到渠成，不断做大。

胡雪岩低头暗自思忖了好一会儿，明白做钱庄生意的第一步就是要闯出名头，要让人感到在你这里存钱不但安全，而且还有利可图。

如果能做出名气，即使刚开始成本高一点，以后肯定也能财源滚滚。但是怎样才能尽快闯出自己的名头呢？

不愧是在钱眼里翻跟头的人，胡雪岩头脑中灵光一现，立刻把总管刘庆生找了过来，要他开立十六个存折。每个折子存银二十两，一共三百二十两，挂在自己的账上。胡雪岩拿起给巡抚姨太太的折子，这个姨太太就是先前那个李治鱼的未婚妻，胡雪岩为得到李治鱼这个人才，硬是拆散了人家。然后，叫来一长相英俊的小伙计谢青，立刻给抚台府邸送去，并嘱咐务必见到姨太太且讨个回讯。

谢青来到抚台府邸，下跪请安后，从怀里掏出折子递过去。玉菡疑惑地打开折子，见自己名头下存银20两，不禁惊讶道：“我从未存过你家钱庄，别是弄错了吧？”

谢青说是胡老爷吩咐，这20两银子是敬送夫人的薄礼，夫人若要体恤我们钱庄，有不急用的银钱可存入庄里，利息优厚，取用方便。

姨太太见了这样漂亮的伙计，又见了这样会办事的东家，就拿出一张500两的银票交给谢青。谢青回到钱庄，回复胡雪岩。胡雪岩见这招如此管用，于是命伙计分头去送折子。没过两天，果然抛砖引玉，各家官眷纷纷来投桃报李，把各种私房钱都存入阜康钱庄，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上万。

胡雪岩找的这条门路，不仅聚集一大笔资金，而且挣得了一块天大的面子。人人都知道阜康钱庄与衙门上上下下关系密切，便都格外另眼相看。名气一响，生意也就自然兴旺起来了。

胡雪岩就像是一大鳄，这点名气他根本就没有满足。正在这时，朝廷又分派官票。为了使发行顺利，户部规定各省布政司衙门，每省必须吃下官票若干。然后，再由各省布政司衙门，通令省内钱庄或票号等民间金融机构，强行分摊，全数吃下官票。也就是朝廷凭空发行纸钞（亦即官票），强制兑换民间现银。

这事让下面的钱庄很是为难，谁都知道纸不当钱花，再说官家的事情，谁知有什么变化呢？胡雪岩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他认为越是乱的时候越有机会，凡事有其弊必有其利。

最关键的是，一定要随时抓住有利的一面，就会永赚不赔。他对刘庆生说：“京里发放这种官票，只不过是想聚敛银两，充实军饷以对付长毛。我看长毛胜则弥骄，败则气馁，不得人心，甘于守成，必不能成大器。现今官兵得西洋利器相助，长毛必败无疑。因此，无论亏盈，我都要帮官兵打赢这场仗。只要官军铲徐了长毛，世间太平，朝廷必将感激。到时候无论做什么生意，朝廷必将一路放行，这哪有不发的道理？你明白了吗？记住，做生意要将目光放远，生意做得越大，目光就要放得越远。不要怕投资过大，只要能用在刀刃上，投资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做大生意一定要看大局，你的眼光看得到一省，就能做下一省的生意；看得到一国，就能做下一国的生意：看得到国外，就能做下国外的生意；看得到天下，就能做天下的生意。”

两天后，杭州钱庄同行开会，商讨如何处理上头交下来的二十五万两“户部官票”，杭州城里大大小小钱庄老板无不哭丧着脸。那次同业聚会胡雪岩没有参加，但他事前明白告诉了“阜康钱庄”档手刘庆生要帮助朝廷对付起义军，刘庆生就在众人犹豫观望之际，主动站出来一下子认购两万两。

当时，杭州城里加上新开业的阜康，共有大同行九家，小同行三十三家，按大同行一份，小同行一半，阜康一下子就挂了头牌。在阜康的带动下，各钱庄认购踊跃，结果二十五万两的“户部官票”还不够分。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能出现如此景象，实在难得。阜康的行为不仅仅得到了同行的赞赏，而且还得到了朝廷的褒奖。

也正是因此，阜康这块招牌一下就在官商两界响亮起来，经过阜康钱庄转兑、私蓄的朝廷官员也越来越多。胡雪岩聪明、能钻，这是商界对胡雪岩的共同评价。事实上商界也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谁能钻善算，谁就是“适者”。

胡雪岩的深谋可谓远矣，但主要是他会看世事，如果没这本事也不要做大生意，换成普通人会把钱给素不相识的王有龄，会看到起义军会失败？正是他有深谋远虑的智慧，才有了他的传奇。

王永庆是台湾著名的实业家，他经营的台塑集团是台湾岛内最大的企业。王永庆在做生意的时候，常常会采取一些其他商人想不到的做法。

王永庆认为，在经济委靡之时投资新的项目，此时建厂的成本较低，可以增强产品的竞争力。而且经济形势的好坏，大都遵循一定的周期运转。兴建一座现代化工厂约需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在经济不景气时建厂，等到市场逐步恢复，刚好建成投入使用，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石化工业普遍不景气，美国的石化工厂纷纷停产、倒闭，此时那些苦苦支撑的企业更是紧缩财政支出。而王永庆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派人赶到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去兴建大规模的石化工厂，不久，又向美国几个大公司购买了两个石化工厂与8个聚氯乙烯加工厂，这在别人看来简直是寻死路。

然而事实证明，王永庆此举确实是棋高一筹。工厂兴建没多久，石化工业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开始复苏，聚氯乙烯及其附加制品开始供不应求，王永庆的投资服光也在这一次的投资行动中为世人所称道。他的另一次投资更是让人叹为观止。

1985年是台湾经济最不景气的一年，各种指标都显示台湾经济陷人低谷，企业界的投资意愿普遍低落，各大企业纷纷裁员以渡过危机。

然而，在这年4月召开的南亚塑胶公司的股东大会上，王永庆却出人意料的宣布，目前是投资的最佳时机！南亚公司将在未来的一到两年之中，计划投资47亿元，发展信息电子工业。此言一出，顿时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纷纷怀疑他仅是在造势而已，未必真会启动这一计划。但王永庆又一次让众人跌破眼镜，计划以最快的速度开始进行。当然这个计划为王永庆再一次带来巨额财富。

在选择投资地区时，王永庆的看法也是很有见地的，而且其行动的果断也是其他人所不及的。

除台湾外，他还积极向海外投资。最开始，他曾选择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印尼、泰国等，但由于这些国家有的盛行排华主义，有的政局不稳，而且国家保护主义盛行，投资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这种情况下，王永庆毅然决定将对外投资的重点，放在竞争激烈而且成本较高的美国市场上，这一冒险的举措又一次给他带来了成功。

1989年，在大陆和台湾关系还较为紧张的时期，王永庆果断地做出决定，又在大陆投资建厂，全力发展石化企业。这在当时的台湾岛内引起了极大轰动。在他的这一举措的带动下，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纷纷登陆内地市场。

王永庆的智慧与勇敢带动了台塑集团的发展，台塑集团的资本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成为一个跨国大企业。王永庆的个人财富和声望在台湾也达到了无人能及的地步。

冒险不是盲目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考虑通盘，能预见到成功的结局。这也证明了那句话，思考的人是成功的人。

经营无息币，行计然之策

应对生意变数的方法非一般人能所尽知，它如同一部《圣经》。胡雪岩则对经书烂熟于心，运用自如，有着非常灵活的手腕，并且长于变通。

事物之间总有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而且总是互用互变的。胡雪岩是一个很善于从事物的发展中找出其必然规律，并能积极地运用规律办事、经营的人，其中典型的一例，就是胡雪岩对货币运动规律的把握并按规律经营。

在钱庄的经营中，胡雪岩发现了“无息币”的规律并积极贯彻于其经营之中。所谓的“无息币”是指不要让货币滞留于手中。这一规律体现了商人资本的动态特点。

为了取得利润，就必须不断地买进货物卖出货物，与此相应，货币也必须不停地流动。这就是陶朱公“计然之策”所要求的“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断地买进卖出过程，就是商人资本的存在形式。如果让货币停留在手中，就只是守财奴的行为。所以，从货币形式来看商人资本，是货币在流通领域中的不断运动，“无息币”则是对这种运动的最好表达和概括。

胡雪岩自小在钱庄当学徒，深知钱业生意之奥秘。所以在开业之初，虽只有十万左右的款项，且每笔款项的存货日期相逼甚紧，但他还是能够调动资金，及时投入新的丝茧生意。

钱庄档手刘庆生刚开始对胡雪岩超常规的大胆运作迟迟不敢苟同。因为作为一名优秀钱庄伙计，他深知钱庄需要有大批头寸垫底，方可不陷窘迫。胡雪岩猜透了他的心思，就拿“无息币”的道理给他讲一番。

胡雪岩说，搞钱庄生意的，就是要七个盖子八个坛，盖来盖去不穿帮才显出你的本事。要算准了，今天进款多少，余款多少，什么时候要支出多少，有可能还有些什么样的进项。眼光要放远，总起来盘算，让钱活起来，不要积死在手上，钱业生意最害怕的就是烂头寸。别人存款来了一大堆，放不出去，没地方用。要是这样的话，不过几天，你就要准备关门了。

胡雪岩在从刘庆生手里调动这笔资金时，他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估计到王有龄一俟署理湖州，另一批新款自然源源而来。这也更促使他做出冒险放款的决定。

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第二天就有好事登门，由于事先曾有款放给了调任江苏藩司的麟桂，麟桂到任后马上派人来告诉阜康钱庄，浙江押往江南大营的协饷全部由阜康来代理。相形之下，连刘庆生也感到第一天放款出去是极为正确的。不然的话，这么多头寸摆在那里，真是只落个虚好看了。

所以，从胡氏经营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普遍一般性的方法，即要善于从事物中找出其规律，从偶然中看出其必然，并按这个规律、必然去行事。

苏轼的《题西林璧》中有一句话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此诗之寓意是对一个事物的看法与认识，从不同的角度与视角，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对事物的认识程度也完全不同。

所有成功的商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路子”。不难发现，他们的目标虽然同是赚钱，但达到目标的方法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很多时候，经营手法的特殊，使他们更快走向成功。由本质来判断，视角主要源自于经营者个人的眼光。也正是胡雪岩的眼光，使他有精准分析问题的商务视角，从而挖掘出长流不断的财源。

只要你细心留意，学会用多棱镜观察问题、寻找商机，定能印证“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俗话。

审时度势，超前判断

心理学家阿德娄总结道：人类最奇特的特征之一，是那种可以把减号变成加号的能力。借势就是“把减号变成加号”。可以这样说，借势对于成大事的人的作用，犹如羽翼之于飞鸟。

社会是人群的集合，无数个体的竞争之力汇合起来，构成巨大的社会力量。一个人要想做出一番非凡的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的努力，必须寻找一切成功的契机，寻求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借为己用。借势而起，借力而发，对胡雪岩来说轻车熟路。

不少人，希图以一己之力摇旗呐喊，造成对自己有利的态势，殊不知这样做往往得不偿失，真正高明的人必然是顺流而行，借势而行。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顺利利地办成了，就是懂得借势的缘故。胡雪岩为帮助左宗棠筹办船厂和筹措军饷向洋行借款成功，就是借势而行的结果。

胡雪岩是中国历史上以商人身份代表政府向外国引进资本的第一人。而在他之前，清朝政府还没有向洋人借款的先例，当时的官府明确规定不能由任何人代理政府向洋人贷款。曾是军机首领的恭亲王，就曾拟向洋人借银一千万两用于为海军购置军舰，朝廷的批复却是：“其请借银一千万两之说，中国亦断无此办法。”朝廷重臣恭亲王的碰壁，甚至让一向果敢又决断的左宗棠，对向外商借款能否获朝廷批准也心存犹豫。

胡雪岩却不像左宗棠那样看待向洋人借款一事，他认为此一时，彼一时，同样是向洋人借款，那时要办断不会获准，而这时要办却极可能获准。因为形势已经变化了，这是时势使然：

一是那时向洋人借债买船，受到洋人多方刁难，朝廷官员中的大多数人不以为然，恭亲王独木难支，亦开始打退堂鼓，自然绝不会再去借洋债。而此时洋人已经看出朝廷镇压太平天国，收复东南财富之区的信心和决心，自愿借款以助朝廷军务，朝廷自然不大可能断然拒绝。

二是当时发展军务并不是朝廷的头等大事，向洋人借款买船仍然可以暂缓。此时朝廷认为发展军务重于一切，而重中之重又是镇压太平天国。为军务所急提出向洋人借款的要求，朝廷也一定会言听计从，批准借款申请。

三是此时领衔上奏的左宗棠本人手握重兵，权倾朝野，且因平定太平天国有功而深得内廷信任，由他向朝廷提出借款事宜，其分量自然也不一般了，朝廷也自然应当颇为重视。

抓住机会，借助这三个条件形成的大势，向洋人借款不办则罢，一办则准成。事实也确实如胡雪岩分析的那样，朝廷批准了向洋人借款事宜。

“与其待时，不如借势”，这里所说的势，即恰逢其时、恰在其地，几好合一，对于事件的成功能够起积极作用的机会集合而成的某种大趋势。具体说来，这种“势”也就是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时、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助成“毕事功于一役”的合力。

这里的“时”即能够促使事情成功的有利时机，“事”是指具体要进行实施的事情。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同样一件事，时间不同了，条件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彼时去办，也许无论花多大的力气都无法办成，而此时去办，可能“得来全不费功夫”。因此在处理事情时，我们应认识到：一定的时机办一定的事情。

乘时和借势是成大事的重要因素。由于时和势常常处于变化之中，时而有利，时而不利，这尤其需要借势成事者审时度势，超前判断，在形势变得即将对己有利时，抢先出手，方能抢占先机，进而借势掌握全局，最终实现成事之效。

三思而后行，谋定而后动

生意场上，充满了搏杀，也充满凶险，往往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而且生意越大越难以照应，也就越容易出现疏忽。因此，驰骋于生意场上，不能恃强斗狠，也不能大意粗心。一事当前要谋定后动，未雨绸缪，是生意人一定要记取的。

胡雪岩说：“这时候做事，不能说碰运气，要想停当了再动手。”他这里说的“这时候”，自然不是指商事运作的时候，而是指危机时刻，不能一味指望运气好转，要把思路想透彻再选择前行方向。但这其中包含的道理，用于阐释商事运作却也是极为恰当的。

杭州被太平军团团包围，王有龄遵地方官“守土有责”的惯例，率杭州军民坚守孤城，终至粮草尽罄，断粮达一月之久，连药材南货，比如，熟地、黄精枣栗、海参之类，都拿来做了充饥之物，再后来就是吃糖、吃皮箱、吃草根树皮，最后已经到了割尸肉充饥的地步。胡雪岩冒死出城，到上海买得一船救命粮；运至杭州城外的钱塘江面，无奈进城通道已经完全断绝，城内城外相望而无法相通。

在经历了三天度日如年、寝食俱废的等待之后，胡雪岩终于同意进陪他·起到杭州送粮的萧家骥冒险进城，向城中通个消息，并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将粮食抢进城中的办法。萧家骥出发之前，胡雪岩问他如何到对岸，如何进得杭州城去，遇到敌、我双方的人又如何应对。

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萧家骥其实想都没想，以他的意思，这种情况下，原本只能见机行事碰运气。胡雪岩不同意只是去见机行事碰运气，他告诉萧家骥“这时候做事，不能说碰运气，要想停当了再动手”。并且为他筹划了细致的应对方案，才放他出发。

其实，在成大事的过程中许多时候遇到的情况与萧家骥此时冒险进城也非常相似：

救命大米费尽辛苦已经运到城外，绝没有无果而返的道理。但当时的情形是，城外的人对城内的情况一无所知，城外有重重围兵，抓住想要与城中守军互通消息的人，一定会予以重罚，弄不好还会杀头。

而被围的人此时实际上也已成惊弓之鸟，萧家骥在城中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加以这个时候又不能写一个能够证明他的身份的文书信函之类的东西带在身边，进得城去也有可能被当成奸细。

也就是说，无论是落入围兵之手，还是进得城去，应对稍有差池，都会性命不保，更不用说完成此行的任务了。萧家骥此行，实在吉凶难分，结果只能等到最后才能见分晓。

所以，一个欲成大事的人，必须时刻注意提醒自己，要谋而后动，“想妥当了再动手”。

未雨绸缪，思想行动要有防患

“未雨绸缪”即趁天还未下雨，赶紧修补好门窗，作好准备，以防不测。再引申一步则成为做事、处世的一种谋略。

天有不测风云，更何况随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世事人心。凡成就大事业者，对不测事变都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防患于未然。特别是事业一帆风顺，成功接踵而至之时，更该有所警醒。

老子曾说：“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民间的俗话也说：“晴带雨伞，饱带饥粮。”这些说法都深刻地阐明了一个道理：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做事要懂得算计，要走两步看三步，才有取胜的可能。

胡雪岩十分注意给自己留退路，这也是“未雨绸缪”的一种做法。胡雪岩在自己生意的鼎盛时期，总是能够深谋远虑，十分注意未雨绸缪。

可惜的是，在后期的事业中，他在一些重大问题和事情的处理上，却一方面由于社会环境，官场斗争等客观情势的限制，一方面由于他的用人不当与失察，也更由于他自恃实力雄厚，反而把一条驰骋商场必要的原则忽略了，以至于最后在挤兑风潮来到之时，终因无救而导致自己辛勤一生积累的巨大家业彻底崩溃。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为帮左宗棠西征筹饷而向洋行借债一事：

按说，借洋债用于军需粮饷，这本来是国家事务，但这两笔巨债最终却错综复杂地落在了胡雪岩身上。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西征期间，粮款奇缺，但他深信西征迟早会成功，可谓志在必得，因此他要胡雪岩出面邀集商户，同时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以解军需之急。最终从华、洋两面共借得商款达六百五十万两用于西征粮饷……

本来照左宗棠自己的计算，还清这笔款项应该不难，因为预计七年之中，光陕西就可得协饷一千八百八十万以上，以这笔饷款清偿“洋债”足够了。但因协饷解到时间不一，所以协定不做还款期次限制，六年还清即可。除此之外，左宗棠在奉调入京之前，为了替后任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再次在近乎独断专行的情况下又向汇丰银行招股贷款四百万两。

之后不久，左宗棠为借洋债之事入奏朝廷，但一个月以后接到朝廷批复，大意竟然是不予理睬。因为朝廷认为左宗棠系借商款，以致京内各项开支都无从筹措，自然还款也就不能帮你左宗棠了。

朝廷这种连推带拖、“概不负责”的态度，无疑使借款的风险一点一点都转嫁到了当时出面商借的胡雪岩一人肩上。因为虽然说好这两笔借款都由各省解陕的协饷还付，但一来协饷解到时间不能有明确期限，而且原议解陕的协饷还有可能被取消。那么协饷不到，无法还款，洋行自然是找胡雪岩，而胡雪岩为了自己的信用，也就只能尽力筹措还款。正常情况下，以胡雪岩的财力当然问题不大，但局势如果发生变化，后果必将不堪设想。

后来的事实证明，为筹饷而向洋人借债实际上是很不合算的事情，洋人课以重利，本就息耗太重，而且此项借款又不是商款，可以楚弓楚得，牟利补偿。倘以一国之力前来承担自然不是问题，但如果转嫁到一个商人身上，则无疑是灾难性的隐患。

乱世之中，最终竟然不得不以一人之力而担国家的债务，这显然是胡雪岩没有为自己算计到的一步棋。而且当时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上海市面已经极为萧条，市面存银仅百万两，特别是此时，李鸿章要整掉胡雪岩的端倪已现，在此时接受为左宗棠筹集粮饷任务，更是没有为自己绸缪。

同时，在另外一件关于生丝的生意上，胡雪岩坚持与洋人一拼到底，决心“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不肯将囤的丝、茧脱货求现，则更加是不仅未绸缪，甚至是将自己逼上绝路而致背水一战。这样，风波突起之时，也就除了破产查封偿债之外，别无他路了。

胡雪岩自然是明白人，但这节骨眼上，就连胡雪岩如此精明的人，也不免失误。未雨绸缪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行动问题，认识到了却不采取行动还是没用。

众所皆知，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正因为这样的局限性，才使得人们考虑问题难以周全；同时，由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处境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的，在这些变化中，其中有些变化是可以预见，可以把握，但更高更深的变化并非如此。因此，人在考虑问题时，就应该多做几手准备，处处算计到，真正做到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