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可以在一定时间欺骗一些人，但你不会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的人。所以永远不要试图去靠欺骗来得一时之利。尤其是作为一个生意人，那就一定要长久的取信于人，因为好名声得来不易，失去它只是一瞬间的事。”胡雪岩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决不是仅凭钻营就能做到的，他所依仗的还有坦诚和守信。
诚信待人 顶天立地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可以在一定时间欺骗一些人，但你不会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的人。所以永远不要试图去靠欺骗来得一时之利。尤其是作为一个生意人，那就一定要长久的取信于人，因为好名声得来不易，失去它只是一瞬间的事。”
诚信难寻，所以才显得珍贵。胡雪岩在生意场上如鱼得水，决不是仅凭钻营就能做到的，他所依仗的还有坦诚和守信。
清朝末年，有一个大人物叫李鸿章。他认为交朋友要以忠信为本，只有这样才可以纠正自己不对的地方，只有以忠信为基本原则交的朋友才会更加紧密，这在他看来是一种做人的学问，这一点确是有乃师风范。他的老师可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呢！
同治年间，朝廷命李鸿章接替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一职，李鸿章兴冲冲地去见曾国藩。因直隶总督常常要和洋人打交道，所以曾国藩就问李鸿章，你准备用什么方式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说，对付洋人，只要打痞子腔就行了。
对此，曾国藩大为不满，他告诫李鸿章，对待洋人一定要诚心，只有以诚心待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李鸿章虚心听从了曾国藩的教导，到任后与洋人诚心交往，成功赢得了洋人的信任。所以，李鸿章对“诚”字深有感触，这也正是他为什么会说出“吾学先贵立诚，固合人己而一以贯之者”这句话。
信用、信义是一个人立身成事之本。商场中是最要讲究信用的，没有信用，坑蒙拐骗，偷奸耍滑，生意最终不可能长久。但是人们往往或基于私心杂念，或出于明哲保身，或纯粹是为了损人利己，从而干出一些阳奉阴违、欺上瞒下的不诚之事。
胡雪岩深深地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经常说：“做人无非是讲个信义，生意失败，还可以重新来过；做人失败，不但再无复起的机会，而且几十年的声名将付之东流。”
其实，做生意与做人在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一个真正成功的商人，往往也应该是一个讲信义之人。胡雪岩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仗义守信的成功商人，也可以说他的仗义守信，正是他能够比一般人更成功的重要条件。
那是在胡雪岩的钱庄刚刚开业不久。一天，他的店中来了个叫罗尚德的六品武官，他在军旅中省吃俭用地苦熬了13年，积蓄下了一万多两银子，因为马上要上战场，没有可靠的亲眷相托，于是他就拿来打算存入阜康钱庄。
他将银子存入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既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一来是因为他的同乡刘二经常在他面前提起胡雪岩，而且只要一提起来就赞不绝口，他因此相信阜康钱庄的信誉；二来是因为自己要上战场，生死未卜，存折带在身上也是一个累赘。
但胡雪岩知道后仍然执意要按照规矩来办，不但要给他开具折子，而且坚持要在三年期满后付给他五千两利息。
罗尚德最终还是拿上了存折，满怀激动的离开了阜康钱庄。回到军营后，他向周围的战友们讲述了自己在阜康钱庄的经历，使得阜康钱庄的声誉一下子就在军营中传开了，许多军营官兵都把自己多年积蓄的薪饷甘愿“长期无息”地存入阜康钱庄。要知道当时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刚刚开业，根本没有多少资金流通，可以说军营中官兵的这些存款成了阜康钱庄的“第一桶金”。
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胡雪岩的做人的确是仁义尽至，信用讲到了极点。后来罗尚德的两位同乡在没有任何凭据的情况下，就来到阜康钱庄办理存款的转移手续，阜康钱庄在证实了他们确是受罗尚德的委托之后，非常痛快的就为他们办理了手续。胡雪岩“人以信立”的人生信条再一次闪现。
当今有些研究者认为，胡雪岩的发迹是他与官家勾结的结果。我们不妨想一下，既然是勾结，为什么那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官家子弟却没有发财呢？如果他们想做，岂不是比胡雪岩更容易成功？因此，单单的官商勾结并不能称得上是问题的关键，起决定作用的应当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就是舍得。
坚守信用这句话挂在嘴上说谁都可以，但真要做起来其实很不易，因为它直击人性中那最阴暗的一面，只有那些真正有智慧的人才知道什么是舍，什么是得。胡雪岩不是一个只见小利之人，他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就是“信”，而这个“信”可不是一万两银子能买来的，只有通过“诚心”的去做才能得到。
从后来那些当兵的把钱存在他的钱庄，就可见出他的这一步棋走得高妙。难得的是胡雪岩作为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人能做到以信为经营理念，其实也正是这一理念，才使得一些有智之士总是为我们所仰视。
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信”，人无信不立；讲究“诚”，以诚待人。西方人也把“诚”、“信”列为资本主义商业精神的重要内容。我国当代高明的商人们早已经将东西方的经营理念兼容并蓄，在商业交往中运用诚信原则，赢得了客户的好感和满意。
宁波“五金大王”叶澄衷的发迹史就与诚信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还颇具传奇色彩。在叶澄衷传奇性的创业历程中，正是坚守诚信的性格让他在穷途末路之际遇到难得的机缘，冲破萧条，昂首前行。因此，在宁波商帮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做人当如叶澄衷”。
叶澄衷早年在黄浦江上靠摇舢舨卖食品和日用杂货为生。一天，一位英国洋行经理雇他的小舢舨从小东门摆渡到浦东杨家渡。船靠岸后，洋人因事急心慌，匆忙离去，将一只公文包遗失在舢舨上。叶澄衷发现后打开一看，包内装有美金数千元和钻石戒指、手表、支票本等。他没有据为己有，而是急客人之急，在原处等候洋人以便归还。
直到傍晚，那位洋人才在到处寻包不见后懊恼地返回，他没有想到包会落在舢舨上，更没有想到这个船工一直在等着还他包。洋人寻见包后大为感动，打开皮包，原物丝毫未动。一个中国穷人竟有如此品德，对外来之财毫不动心，洋人真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
洋人立即抽出一叠美钞塞到叶的手中以示谢意，叶澄衷坚决不收，还包后就要开船离去。这位洋人见状又跳上小船，让叶送他到外滩。一靠岸，洋人拉他到自己的公司，诚恳地邀请他一起做五金生意，这次叶澄衷答应了。
从此，叶澄衷走上了经商之路，在其后的经营中，他诚实守信的口碑和精明的商业头脑，很快就让他得到了另一个宝贵的商业机会，有人将他推荐给美孚石油公司。当时，美孚正急于扩展火油在中国内地的销售，正寻找新的有能力且值得信任的中国代理商。
美孚给出了每加仑火油25％的佣金，独家长期经销和结账收款时间90天的优惠条件，而美孚给原来的代理商老晋隆洋行的佣金只有20％。这些优厚条件其实是美孚对叶澄衷良好个人声誉的投资，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仅火油生意就至少为叶澄衷带来10万元的利润。 我们再回到当初，试想，如果当时叶澄衷只贪那一包之利，那他只能花得一时，而他正是凭一颗诚信之心，为自己的人生开辟了一个新的前景。
由此可见，一个人只有具备优良的品德之后，才会比其它的人更接近成功，在这一点上，叶澄衷是如此，胡雪岩亦是如此，可见其共通性。
在生意场上，不单单做人要讲求诚信，一家企业要想做大做强，也要将企业培养出诚信的品质来，只有这样，企业才会更具有竞争力。
台湾的统一企业是食品行业的大户，早在1985年，统一企业就获得过台湾食品类金商标奖冠军，“统一”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和影响力更是不用说。
“统一”本着诚信原则，坚持“三好一公道”的经营思想，即“质量好、服务好、信用好、价钱公道”，以这种商业理念来面向顾客，面向市场。他们把蒙骗顾客和对顾客不负责任，都当作自我糟踏和自杀行为来看待。
而一家企业诚信理念的建立也一定是从内起始的，这从他们对股东和员工的态度，也可略见一斑。一般的公司会认为，员工不过是打工的，股东才是公司的主人。“统一”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股东投入的是资金，很容易收回；而员工投入的是青春和智慧，青春一去不复返。因此，他们觉得员工更应该受重视，企业更应该为他们负责，这是一种强势对弱势的诚信守护。
企业以“信”的态度对待员工，那员工就会以“诚”回报企业。从来都是弱者付出他们的心，而强者付出他们的财，两者在合作中得到他们想要的。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诚信上，这也是所有成功者坚守的信念。
如果想要成功就要以诚信待人，无论是从事哪种行业都是要先做人后做事，如果一个人做人不成功，那他做事也不会成功，因为人们不给他机会。
有信则达，尽可施为
这里所说的“达”字，可以是达到目的之意，也可以理解为发达之意。信既是作为德行的标准，那就应是修身之要素，行走于世德馨而志达，志达而身显。
我们说胡雪岩的发迹史，就不得不提到他拿他所工作钱庄的钱去资助落魄的王有龄。本来拿钱庄的钱去做自家的人情就是不信之举，可为什么所有人，无论是当时还是现代，对其都无恶感呢？
原来，当时胡雪岩替老板所收的账是个死账，也就是说这笔钱原是要不回来的，如果能收到，完全是意外收入。世间的一切就是这样的环环相扣，本来这个欠债之人可以说是个无赖，可胡雪岩偏就是个和什么人都能搭上交情的人，而且这个无赖那两天竞也赚了些钱，于是这笔没指望的死账他就给要了回来。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是我们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本来胡雪岩可以不让老板知道这笔钱要回来了，他作为一个曾经的有钱人家的少爷，如今处在这种寄人篱下的地位中，对金钱有着比常人更多的渴望。现在看胡雪岩可能觉得他的一生都是在为金钱而奋斗，但细究起来，他可能是为一种家族使命而奋斗。穷人挣钱是为过上好日子，而对于他却是一种责任。这就为他后来的行事做了注脚，穷人也许会偷偷地留下这笔钱，但他没有，而是把钱投资在了四处求官的王有龄身上。这一做法很像吕不韦把钱投在了子楚身上，很有点奇货可居的意思了。
故事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胡雪岩拿了别人的钱去做自己的“生意”实乃不信之举，但胡雪岩作为后世商人的楷模还有惊人之笔。他让王有龄写了个欠条，并且他就拿着这个欠条向老板交差了，这可是砸自己饭碗的做法啊！如果他不说或许没人知道他要回了这笔钱，但胡雪岩却是一个如此有信之人，也是一个如此有担当的大丈夫！
老板无论对其是多么欣赏，却也不能容忍他自作主张拿店里的钱去做人情，这不仅仅是损失五百两银子的问题，而是他的这种做法等于给店里的其他伙计树起了一个坏榜样。如果对他的这种行为不严加惩治，那将来别的伙计也会做出这种可怕的事情来的。
在同行和熟人那里，也不相信精明的胡雪岩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因为毕竟这种回报是没法预见的，也许王有龄从此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所以，很多人认为这笔钱是被胡雪岩私自花掉了，对他的坦言相告也不相信，认为他可能是狂嫖滥赌掉了。后来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被开除了，他不仅是被他的老板开除了，同时也被这个行业开除了。
失业的困顿使他在杭州的生活日益艰难，他只好背井离乡来到了上海找出路。为了填饱肚子，这个曾经穿长衫的人只好去做了苦力，还时常进当铺当东西，受了很多苦，但他还是没办法让自己吃饱。
更严重的是他依旧没有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因为对于当时的胡雪岩来说，他矢志要成为有钱人。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使他茫然无助。这时唯一还能令他念念不忘的就只有他在王有龄身上的那笔投资了，于是他决定还是回到杭州去看看。
可在杭州他是没有办法再干本行了，谁也不会雇一个拿东家钱去乱花的人。好在胡雪岩骨子里是个商人，而不是一个酸腐的文人，他竟托人介绍自己到妓院去工作了。
看到这里我们或许都在为他感到悲哀，他因为自己的诚实而被迫去那样的地方工作了，但如果他要是一帆风顺的话，我们还在这里说他做什么呢？
故事就在这时有了奇迹般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他的投资也许是无法收回来的，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王有龄捐官成功，并且这个王有龄还一定要能记住他，这等于是双重的恐惧。
上天似乎总是会特别眷顾一些人。胡雪岩因为实施这次投资而走了背运，但他的投资却升值了。这个王有龄在天津遇到了自己的同学，又得其资助并向上推荐使王竞得了个浙江海运局坐办的肥缺。这一职位主要是负责管理海上运输，想想这其中的好处吧！而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这一切都是为了胡雪岩而准备的呢？
历史上对王有龄这个人的长相没有做过太多的记载，但可以想象得出，能让胡雪岩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去帮助的人，一定是气宇不凡的。胡雪岩果然没有看错人！过上了好日子的王有龄没有忘记这个把他拉出苦海的恩人，他派人到钱庄去找胡雪岩未果后，就又派人到处打听胡的下落。
故事到了这里，就要出现柳暗花明的转机了。像所有发了财的人一样，这个王有龄也是刚吃饱就开始思**欲了。他决定要到万花丛中去走一走，也正是这次寻花问柳使得两个故人相遇了。
这次的相遇才是胡雪岩传奇人生的真正开始。
整个故事起于一个“信”字，胡雪岩最初就是为了帮老板要回死账，作为伙计他是忠于自己的职责的，他完成得很好。他资助王有龄虽是出于商人的考虑，但也有同是不得志之人的惺惺相惜之情在里面。但他把这件本可不为人知的事坦言告于老板，这种不失信于人的德行才是他成功的关键，也是胡雪岩一生行事的根本。上天没放弃这个守信的商人，让他一步步走到了辉煌。
不可否认，胡雪岩以他的诚信品行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延续。在我国的香港，就有这样的一位商人，他同样以他诚信的品格为自己的发展之路开辟了一段坦途，他就是李嘉诚，这个在东西方文化双重熏陶下的商人。
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工业化形成热潮，港产工业品源源不断的打入国际市场，越来越引起国际商界的重视。1957年末，李嘉诚的长江塑胶改名为长江工业有限公司。公司总部由新莆岗搬到北角，李嘉诚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厂家分为两处，一处仍生产塑胶玩具，另一处生产塑胶花，李嘉诚把塑胶花作为重点产品。
李嘉诚非常渴望能将自己的产品打入欧美市场，因为他通过《塑胶》杂志得知，香港塑胶花正风靡欧美市场。但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李嘉诚这个公司是如此的小，根本就不敢奢望有银行会贷款给自己。
这时，有个欧洲批发商看到李嘉诚的产品后很满意，但为保证合同的如期完成，他要求李嘉诚找个担保人。谁会为这样小的公司做担保呢？但李嘉诚可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他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企业的实力。
其实在李嘉诚的内心，太想做成这笔交易了。这个批发商的销售网遍及西欧、北欧，那是欧洲最主要的市场。李嘉诚不能找到担保人，往下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故事没有结束。他坚信只要给人足够的诚信，那么世上就会有奇迹。
他和设计师通宵达旦，连夜赶出9款样品，期望用样品打动批发商。若他产生浓厚的兴越，看看能否宽容一点，双方寻找变通方法；若不成，就送给他做留念，争取下一次合作。9款样品，每3款一组：一组花朵，一组水果，一组草木。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把这些样品拿给这个批发商看。批发商全神贯注，足足看了10多分钟，尤其对那串紫红色葡萄爱不释手。李嘉诚绷紧的神经稍稍放松，他知道批发商对样品还是很看好的。
批发商的目光落在李嘉诚熬得通红的双眼上，猜想这个年轻人大概通宵未眠。他太满意这些样品了，同时更欣赏这位年轻人的办事作风及效率。不到一天时间，就拿出9款别具一格的极佳样品。他记得当时只表露出想订购3种产品的意向，结果李嘉诚每一种产品都设计了3款样品。
他充满欣赏地说：“李先生，这9款样品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好的一组，我简直挑不出任何毛病。李先生，我们可以谈生意了。”
但是李嘉诚非常坦率地告诉批发商，自己虽然非常希望能与对方做生意，但因找不到担保人无法合作，感到很是遗憾。
李嘉诚看到批发商并没责怪的意思，就诚恳地说：“请相信我的信誉和能力，我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小业主，在同行和关系企业中有着较好的信誉。我是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同仁朋友的帮助，才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的。因此，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能够建立合作关系，并且是长期合作。尽管目前本公司的生产规模还满足不了您的要求，但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扩大生产规模。至于价格，我保证会是香港最优惠的，我的原则是做长期生意，做大生意，薄利多销，互利互惠。”
李嘉诚的诚恳执著深深打动了批发商，他们很快签了第一批购销合同。因为他诚恳的态度使得对方很相信他，对方竟提前一次付清货款，这也使李嘉诚的资金短缺问题得到了解决。李嘉诚做成了这笔常人看来没有可能的生意，而这次长期性的合作，对他后来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坚固的基石。
从以上这两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商人的胡雪岩和李嘉诚，对诚信理念的理解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深刻的知道一个人、一家企业若想要成功，那么首先就要做到诚而有信，只有这样，方能立而通达！这在李嘉诚并不让人奇怪，毕竟他生存于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但胡雪岩能在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思想，则不能不说是种进步。
常人都说无奸不商，但有一点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商人，一个想要做大做强的商人却是最讲信用的。
胡雪岩为了一个“信”字失去了在钱庄的工作，也正是因为一个“信”字，他又回到了钱庄，并最终拥有了钱庄。而李嘉诚凭一个“信”字赢得了别人的信任，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诚信之心，并告之自己所不足，有时实话比浮华的语言更能打动人，李嘉诚成功了。他创造的神话还在继续呢。
越在危险时越要守信用
对于那些成功人士来说，冒险更像是飞行，如果你有翱翔天际的勇气，并用几年时间积累经验，那么，飞行是充满乐趣和令人兴奋的。但是如果你连“飞”的尝试都没有，那么，飞行对于你来说就是相当危险的冒险。决定承担风险，首先要具备的是心理素质，即使是双腿打颤，也要硬起脖子。
胡雪岩的确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勇气，有着过硬的心理素质，就是人不敢冒的险他敢冒。
当年杭州被太平军紧紧包围，浙江巡抚王有龄率杭州军民拼尽全力居城坚守已达一个多月。王有龄派胡雪岩冒死出城筹办粮食以救助杭州城的军民，自己守在城中，绝不弃城图存。
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全城军民的眼睛都盯着王有龄的举动，容不得他逃；其次，即使有机会能够逃出杭州城，不仅已经吃过的苦头都算白吃了，而且还会像在常州做了逃将的何桂清那样，被朝廷查处后议罪严办，落个菜市口斩首示众的下场——王有龄其实也是逃无可逃。除这两种原因外，还有一点，那就是被围城中与外界隔绝了消息，因而也不知情况严重，在王有龄心中还存有一丝侥幸，以为朝廷不会坐视杭州处于危难而不顾，一定会派援军解杭州之围。援军一到，杭州自然可以得救。
其实，杭州的情形，从外面看才知道当时的情形已经无法可救了。当时太平军由忠王李秀成带领，以主力部队进攻浙江，以巩固江浙根据地，同时缓解南京被围的压力，冈而是志在必得。而杭州被太平军围困之后，官军虽有李元度率衢州新军驰援，但实际上在太平军的全力堵截之下很难靠近杭州城。同时，即使清军能够打到杭州，也并不一定能够击退重重围住杭州的太平军。
历尽艰辛从杭州到上海筹备粮食的胡雪岩综合各种情况进行认真地分析，心里已经十分清楚杭州为太平军攻破只是迟早的事，也知道王有龄与杭州玉碎“殉节”已成定局。但他仍然不顾古应春夫妇的劝阻，坚持要将在上海采办的一万石大米，冒死运去杭州。
古应春夫妇劝阻胡雪岩的原因，当然是认为此行凶多吉少。此时江苏、浙江大部分地区已为太平军占领，况且白上海至杭州，一路上太平军严密封锁。而胡雪岩在江浙一带本就负有盛名，几乎家喻户晓，甚至在太平军兵将中，都有许多人了解他。因而他几乎没有办法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胡雪岩被太平军认出，并且被他们知道是为杭州城里的军民送粮，他将必死无疑。另外，杭州被太平军重重包围，与外界联系已经完全断绝，即使粮食运到杭州城下，也没有办法派人将粮食送进城去。
但胡雪岩认为，一来做事要讲信用，二来要尽到心力，无论如何，一定要把粮食运到杭州。至于危险，胡雪岩说了一段既是安慰古应春夫妇，同时也十分有道理的话。他说： “我当然不会闯到死路上去。我说的闯，是遇到难关，壮起胆子来闯……这一路来，我遇到太平军，实在有点怕，现在我不怕了。越怕越误事，索性大胆去闯，反倒没事。”
从胡雪岩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在成大事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困境。这时，就需要“壮起胆子”，才能镇静自己，从容应对，才有可能真正冷静而准确地判断局势，为自己找到一条降低风险的路来，假若不能处变不惊，由惊慌必至失措，导致措施不当而被困难吓倒，许多立事者在关键时刻功亏一篑，也多半是由心理素质不过关所致。
不轻易许承诺，一诺就要值千金
胡雪岩深知许诺对于别人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在于别人对他产生的期望。如果承诺不能兑现，他人就会对自己失望，自己也就自然失去了影响力。最为痛楚的是，下次你说的话，做的事，即便是真心实意踏踏实实做下来的，别人也会在心里给你打个折扣，发个疑问，这种不被人相信的痛苦确实难以忍受。
胡雪岩曾经有过一个承诺二十多年后才兑现的事情：
那时胡雪岩用信和钱庄的外债，收回后资助王有龄去京中捐官。这等于是断了自己杭州的生路，于是，他去投靠上海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试图在上海谋条路子，同时也兼学生意。
刚到上海，却发现这位朋友已经由于家乡有紧急事情，回到浙江绍兴去了，别人告诉他不会等很久，这位朋友就会回来的。于是，胡雪岩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这家小客栈就是“老同和”，谁知这一等就等了十天，人没等到，盘缠用光了，只好在小客栈里苦熬日子，囊中无钱，一筹莫展，只好闭门不出。
但客栈钱好欠，饭却不能不吃。他每天都在“老同和”吃饭，先是一盘白肉，一碗大血汤，再要一样素菜。后来减掉白肉，一汤一素菜，再后来大血汤变成黄豆汤，最后连个黄豆汤也吃不起了，买两个饼，弄碗白开水就算一顿饭。
这种日子过个有七八天，实在过不下去了，头晕眼花，倒还在其次，心中慌得很，那种滋昧真不是人受的，好像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于是这天发个狠，拿一件夹线长袍子当掉后，头一件事就是到“老同和”去“杀馋虫”，但仍旧是白肉、大血汤和一样素菜。
吃饱后付账，回到客栈，忽然发现当票弄丢了，这样以后即使有钱也赎不雪岩非常感动。
原来当时老板的女儿阿彩，由于在前堂招待客人，天天见胡雪岩来吃饭，是大血汤和白肉，后来只有大血汤，再后来变成黄豆汤，这天忽然发现和原来一样，但身上却变成了“短打”。后来，胡雪岩付账时，将长袍当票掉在地上，晚上打烊时被店里伙计阿利发现，送交账台阿彩。阿彩于是悄悄将长袍赎了出来，关照阿利送回。
胡雪岩了解到事情经过，便托阿利给阿彩带了句话：代我谢谢你们阿彩，她替我垫的钱，以后会加利奉还。从此也就没有再见阿彩的面。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胡雪岩也曾想起要还款，但不便对人说明缘故，办得不遂。此后想起来，不是时间不对就是辰光不对，这件事情就这样搁下了，直到胡雪岩的生意濒临危险，胡雪岩到上海与古应春商量办法，正事谈完到夜市逛逛。偶然中，胡雪岩踏进了“老同和”的门。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真是物换星移转头空，阿彩，这位当初站账台招待客人的姑娘家，如今已成“老同和”的老板娘，平时再也不会出来侍奉客人了。
当年的伙计阿利是现在老同和的老板，他人赘，成了阿彩的丈夫，膝下一子一女，当时阿利阿彩正准备将“老同和”翻造，因主要修马路，老同和房子前面要削掉一半，平房改建成楼房。若要造得好一点，将老同和后面的一块地皮买下来，方方正正成格局，要用到一千五百两银子。盖成之后，老店新开，重起炉灶这笔本钱也要一千五百两银子。
夫妻俩正为此发愁，胡雪岩问明了情况，决定一定要好好为这事上帮一把。按着他的性格，原想帮阿利“老店新开”，弄得轰动一下，但想一下当时自己的处境，自嘲地摇一摇头，最后叫古应春带三千两银子的汇票给阿利，再时古应春去跟阿彩谈一番，告诉她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路做下来，胡雪岩和古应春二人都觉舒畅，胸怀不禁为之一宽。
正因为有当时的许诺，胡雪岩始终未敢忘记这件事，终于碰上一次兑现诺盲的机会，胡雪岩大报特报，将一桩陈年小事引起的承诺实现得漂漂亮亮。要么就不做承诺，承诺一旦做出，则必须竭力兑现。
胡雪岩的做法不仅仅适用于商业领域。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你已经许下诺言，那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反悔。假如你已经做出了某个承诺，而你却言而无偿，最终将导致糟糕的局面。
信誉是生命，经商要有德
胡雪岩是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被誉为“商鬼”。他认为：“做人总要讲宗旨，要讲信用”，在商场上，讲“信用”尤为重要。胡雪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就是在自己的丝业将要倒闭之时，仍然十分地讲信义，宁可自己损失利益，也不抛弃做人讲信用的原则。
一代豪商胡雪岩的最后倒闭，与他坚守诚信，宁可自己损失，维护蚕农利益，不甘做外商洋行的附庸，始终坚持与洋人“斗法”有很大关系。在胡雪岩的生意达到巅峰状态时，他的生丝生意专营出口，几乎垄断了晚清时期的国际贸易市场。
1882年，胡雪岩为了最大限度地垄断蚕丝行业，垫付资本两千余万两，套购生丝一万四千包，使洋人“欲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洋商与洋行为了控制中国蚕丝业，联合起来报复胡雪岩的招术很凶狠。
他们已经看出，在上海市面开始萧条的情况下，胡雪岩用于收购蚕丝垫付资本太多，必将导致资金周转不灵，而胡雪岩此时要应付的方面又太多，比如，要按约定偿还外国银行的贷款，要为左宗棠购置军火等。因此洋人们冲着胡雪岩发誓“今年不贩生丝出口”，紧接着向胡雪岩催收贷款，使胡雪岩一下子陷入危机之中。
胡雪岩当时陷入生意运作的危机还有两个原因。
第一，古应春投资房地产损失惨重。古应春投下去的资本达五十万两银子，其中三十五万是从阜康借贷的。这一情况胡雪岩事先并不知道，由于上海市面趋于萧条，阜康银根随之紧缩，胡雪岩在上海钱庄的大伙计宓本常为了自保，逼古应春偿还在阜康的借款。胡雪岩得知这一情况后，以他的性格和为人，必然要想方设法帮助古应春。但阜康也确实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第二，由胡雪岩出面为朝廷筹集粮饷借贷韵汇丰洋行的贷款，第一期五十万两本银的还款限期已近。依照当时与洋行签的合同，还款来源是各省外交上海道衙门代收的协饷，数目不够由阜康代鹅。但银根如此紧张，代垫这笔贷款几乎没有可能，而上海道邵小春与胡雪岩为敌，从中作梗，又借故将各省协饷拖延不给。这样一来，胡雪岩的资金危机也就显得更加严重了。
不过，胡雪岩此时也还有一条路可以进行自救，他可以向上海地区已有的三家新式机器丝厂出售蚕茧。当时外国新式机器缫丝已经传入中国。浙江、江苏一带出现了好几家机器缫丝厂。机器缫丝技术的引进对于以用传统手工缫丝的养蚕做丝人家冲击很大，一经推广，江南地区必将有大批以做丝为生的人家破产。
经过十数年的苦心经营，此时的胡雪岩实际上已经是丝业的老大，为了抵制机器缫丝，维护江南蚕农利益，这几年他大量收购蚕茧，以切断机器缫丝的原料来源。由于他大规模地囤积蚕茧，已经使上海地区三家机器缫丝厂由于没有原料面临停产倒闭。
商人图利，胡雪岩的蚕茧囤积居奇，这个时候如果答应蚕丝出手给缫丝厂，自然可以卖出一个相当好的价钱，可以部分解决眼前的资金危机。而且，机器缫丝厂出丝快，质量好，向洋商找买主也容易。如此看来，出售蚕茧给缫丝厂，还可以带动生丝生意。
事实上，此时胡雪岩的生意伙伴、好朋友古应春、宓本常为胡雪岩利益着想，劝胡雪岩考虑出售蚕茧，但胡雪岩就是不愿意出售蚕茧。他这样做当然并不是不知道此时出现危机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也并不是不知道机器缫丝质量和产量确实都优于土法缫丝。
他这样做，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讲诚信，不违背自己的诺言，他曾与那些丝户达成过协议，由他到蚕农手中收购蚕茧，交由丝户缫丝，丝户则必须将生丝交由他来经营。由此既抵制了丝厂来抢做丝人家的饭碗，保护了蚕农的利益，他自己也有了稳定的货源可以控制洋庄市场。
既然自己说了话，就要说一句算一句，就要守信用。既使在自己陷入困境之时，要损失经济利益时，也不能做这种背信弃义之事。否则，那些丝户将因为自己的不守信用而利益受到损失。
胡雪岩当时讲的那段话就是：“做人总要讲宗旨，要讲信用，说一句算一句，我答应过的，不准新式缫丝厂来抢乡下养茧做丝人家的饭碗，我不能卖茧子给他们。”表现了胡雪岩不为利益所**，以信用为重的良好的商业道德。
说实话，胡雪岩视信用为商人的生命，不想在任何情况下失去信用。今天看来，胡雪岩抵制机器缫丝自然有一种有违历史发展趋向之嫌，而且洋人还有其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胡雪岩难免落败。但胡雪岩在自己遭受经济损失、资金紧张，生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仍不肯背信弃义，这种精神的确让人敬佩，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向胡雪岩学习的地方。
当我们的社会进入激烈竞争的经济时代的时候，很多人的信用观念早已不复存在。人们开始学习玩小聪明，耍歪手段；羡慕阴谋诡计，弄虚作假；崇尚无原则办事，拍马投机。
在一个信誉被肆意践踏，信用渐被抛弃的年代，正直的人们无不为失去这些而扼腕叹息。经商有经商的规矩，游戏有游戏的规则，做人有做人的原则，处世有处世的方圆，从过去到昨天，亘古依然。而唯独今天，我们的信用就可以轻易地抛弃吗？
其实，我们今天更需要信用。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讲究信誉的人不仅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尊敬，而且事业也会一帆风顺；而不讲信誉者必将遭到人们的唾弃，最终只能落得自悲自叹的下场。
为富且仁，诚实戒欺
无论是做官还是经商，都需要培植做人的根本。胡雪岩是清末乱世的一代巨商，但是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个奸商。因为在他一生的经商过程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的一个“仁”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胡雪岩常常告诫手下的一句话。这个“道”，在胡雪岩看来就是“以仁取众”。
做生意的资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形的，如钱物店铺，一类是无形的，如仁慈善举。有形的资本能创造利润，无形的资本也可以带来财富。胡雪岩常说：“做生意赚了钱，就要做好事。”作为商人，胡雪岩做生意不唯利是图，而且往往能从大局出发，为朋友甚至是为素不相识的百姓着想。
因此被当时的人尊称为“胡大善人”，也正因为他“善”名远扬，这个“善人”的好名声就成了胡雪岩的无形资本。所以人们都愿意与他做生意，他的生意也因此越做越大，红遍大江南北几十年。
胡雪岩一生做了数不清的好事，根据史料记载，同治十年，直隶水灾，胡雪岩捐制棉衣15000件，并捐牛具、种子、银10000两；光绪三年，陕西旱灾，饥民急需粮米充饥，胡雪岩拟捐银20000两、白米15000石装运到汉口再转运进陕，后来左宗棠考虑到路途遥远，转运艰难，他于是就改捐银50000两。
此外，胡雪岩还捐输江苏沭阳县赈务制钱30000串；捐输山东赈银30000两、白米5000石、古制铜钱3100串，捐棉衣30000件；捐输山西、河南赈银各15000两……光绪四年，左宗棠上奏朝廷的《胡光墉请予恩济片》称，胡雪岩捐增各款估计已达20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他捐运西征军的药材等事项。
胡雪岩做善事，而且有些事情还变成了他的定规定例，比如，饥荒战乱年景，他就设粥场、发米票，天寒地冻之时，他会施棉衣、舍棺材。甚至到了他面临破产倒闭的那一年，这些善事也没有中断。
胡雪岩在湖州有一家大兴丝行，开张后不久他到了湖州。一到湖州，他就吩咐他的丝行档手黄仪做一件能够给人以实惠的好事。
当时正值七月中旬，酷热笼罩着整个湖州城，人们除非迫不得已，一般绝不肯踏出家门半步。胡雪岩吩咐黄仪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丝行门前施茶、施药，给过往的行人及那些为丝行供货的丝农提供方便。
黄仪自然很了解胡雪岩的脾气，当天就在大兴丝行门前摆出了一座木架子，放了两只可装一担水的茶缸，茶缸里的茶水还特意加了**、麦冬等清火败毒的药材。行人路过此地，可以随意饮用。
另外，丝行门前还贴出了一张告示：“本行敬送辟瘟丹、诸葛行军散，请内洽索取”。这样一来，原本冷清的丝行门前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仅当天一上午就送出去二百多瓶诸葛行军散，二百多包辟瘟丹。丝行档手黄仪见此情景心中不免生起一些疑虑，一是担心如此下来花费太多，难以为继；二是担心前来讨药的人太多，会影响丝行的正常生意。
但胡雪岩却要求他一定要坚持做下去。他的观点很明确，施茶施药是件实惠的好事，既然已经开了头，就要做下去，因为收丝的生意已经接近尾声，生意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而前来讨药的人虽多，但实际花钱也是很有限的。
再说，丹药不像银子，越多越好。已经讨过药的人如果不是一定需要，也不会来一讨再讨。施药的第一天人多是一定的，过两天必然会逐渐减少。事实上，也正如胡雪岩所料想的一样。此后，施茶送药成了胡雪岩丝行收丝时节必有的善举，而且还扩大到了药店，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胡雪岩同样是开药店，但是他的做法更加复杂而且技高一筹。首先，他是从从“仁”字出发的。
在腐败的清王朝的统治之下，社会动**，百姓常常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因而瘟疫、病患常常是防不胜防，而百姓又是贫寒之民，无钱治病。基于此，胡雪岩下令各地钱庄，另设医铺，有钱收钱，无钱白看病、白送药。
那个时候，南京已经被太平军攻下，清廷派重兵驻扎南京外围，成为“江南大营”。各地百姓则是颠沛流离，四处奔逃。打仗自然有死伤，逃难自然有瘟疫，军民两方面都是急需药材，药材生意自然也就看好。
胡雪岩头脑灵活，什么事都能让他玩出花样来。他准备大量应急药材，赠送给江南大营，施舍给逃难黎民。这些药材并不昂贵，也无非是“诸葛行军散”之类的普及性小东西。以今天标准来看，大概也就是风油精之类的成药。
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天下仕子云集天府，进行科举考试，胡氏又派人送各种药品、补品给这些仕子。
胡雪岩广施小惠，得到的利益却是不可估量的。小的施舍，不仅为他药店带来了更多的生意，也让他的名声更加响亮。
他开药店进行义诊，使得天下人都知道，浙江有个“胡善人”；他为军营送药，曾国藩忍不住夸他，而使他成为忠义之士；他为应考的仕子送补品，天下仕子都感激他……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
胡雪岩是一位商人，商人自然要把利益放在第一位。但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协助其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殓了数十万具无人认领的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运输，解决了百姓出行的困难；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胡雪岩不仅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大大提高，而且，财源也滚滚而来……
清军攻破太平军占领的杭州城后，战后的杭州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胡雪岩安排妥家人，马上就去拜见左宗棠，主动提出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举行义葬。
杭州一役，胡雪岩眼见官兵、民众和太平军死伤无数，尸横遍野。如果不及时埋葬，一来人心不安，二来也会造成瘟疫盛行。所以他请求左宗棠准许，不管死者何人，一律由他出钱义葬。左宗棠听了不仅欣然同意，还大加赞赏。
但是，义葬刚刚开始，就有人向左宗棠打小报告，说胡雪岩与太平军素有瓜葛，杭州城被困期间，胡雪岩的家人就是因为得到太平军的周济才得以活命的，现在胡雪岩表面上说是要义葬，其实是要安葬太平军的首领。
左宗棠听后一笑置之：打仗时是各为其主，死了以后不管是谁，都应该好好埋葬。况且那些说法都是无凭无据，不足为信。有了左宗棠的支持，义葬的事情终于得以顺利进行。
第二件，招抚太平军余部。
胡雪岩认为，如果对散落民间的太平军严加追查的话，难保不会再起骚乱，而且不少太平军身上有很多钱，如果招抚，还可以追缴一部分款项。所以他向左宗棠提出建议，出示布告，宣布凡是愿意自首的，罚款或是坐牢可以任选一条，过后便可既往不咎。
左宗棠自然也清楚太平军大都是贫民百姓出身，因为朝廷腐败，民不聊生才会起事，现在太乎军战败，如果网开一面，准许投降，总比逼他们走投无路，再起战事要好得多。所以他欣然采纳了胡雪岩的这一建议。
告示一出，果然就有不少的太平军散兵游勇陆续前来自首。好不容易结束战乱，谁愿意去坐牢呢，所以大都是情愿交罚款抵罪。而官府收到的罚款，自然都存到了胡雪岩的阜康钱庄。胡雪岩的这一招可以说是公私两便，尽量替公家做事情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很多好处。
如果一个人出发点为公，然后对私人有所帮助，这叫公私两便，与营私舞弊是完全不同的。
当时也有人以此事向朝廷参奏左宗棠，说他纵容洪匪。由于左宗棠为人一向光明磊落，口碑很好，所以朝廷并没有追究此事。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想到，一个人的信誉是多么的重要。一个人有好的信誉，就算有人打小报告，有人投匿名信，有人弹劾参奏你，大家都会往好的方面想；但是如果一个人信誉不好，稍有风吹草动，大家就会很自然地往坏的方面去考虑。
胡雪岩提出的第三件事，就是要赈济贫民。胡雪岩说，只有与官府齐心协力，我们生意人才有前途。左宗棠一听他的计划，觉得这更是好事一件。赈济灾民本该是由朝廷来做的事情，现在朝廷没有能力，胡雪岩愿意做，左宗棠当然乐观其成，称赞胡雪岩有良心，有眼光，也很有见地。
得到左宗棠的首肯，胡雪岩在杭州城各处开设粥场，施米施粥，救济了大批无米下锅的杭州百姓。胡雪岩的仁义之举，不仅博得了左宗棠和朝廷的嘉许，而且也为自己赢得了人心，为百姓带来了实惠，可谓一举多得。
胡雪岩生活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转变。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使当时中国社会的伦理观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
一方面，竞争意识日渐加强，有利于冲破传统封建思想的禁锢，改变人们心中“轻商”的思想；但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建立的人性基础就是一个“私”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逐利拜金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冲击了中国的道德传统，出现一股影响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逆流，一些惟利是图的商人甚至偷工减料，以假乱真，以次充好。
然而，胡雪岩在经营中一直本着一个信条：“凡贸易均不得欺”，就是说交易不能以欺诈为手段。
相传，他的胡庆余堂是在一怒之下创建的。有一次胡雪岩的老母亲胡老太太生病，请来杭州城里的名医，一番望、闻、问、切后，开了一张药方，胡雪岩立即命家仆去当时杭州最大的药店买药，不料药抓回来后，却发现其中有几味已经发霉了。仆人返回药店同店主理论说：“你们卖的药怎么发霉了啊？这可是给我们老太太买的，给换些好药吧。”
谁知对方非但不给退换，反而讽刺说：“谁家没有老太太？本店只有这种药，要好的，你们自己去开家药店！”仆人回来对胡雪岩这么一回复，胡雪岩可真是火冒三丈，同时决定：“我就开一个药店给你看看！”于是，胡雪岩一怒之下创办了胡庆余堂。
当然，这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但胡雪岩在经营药店时，一直非常重视药品的质量却是真实的，他深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不可欺”，这在那个年代来说，已经难能可贵的了。
那个时期，不仅商品掺假，连做的广告也真伪难辨。当时店铺在报章上做的广告多以他人赞美的信函形式为主，那些信函配以发函人的姓名、地址，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而其实是甲地店铺自拟信函连同邮票寄往乙地，托一人书写后再寄回来。还有的药店挂其歌功颂德的牌匾，什么“济世为怀”等，题者大都是达官贵人，其实这些人根本就未曾用过该药店的药，只不过是药店老板自己或托人用钱换来的，不明真相的人还真以为是药店好呢。
胡雪岩开办的胡庆余堂经营的是商品中极为特殊的药材，它的质量直接关系人命。药品的加工制作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很多刚采回来的生药材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毒素，必须经过必要的程序才能既保持药性又避免对人体产生毒副作用。在达到药用要求后，还要对药材作取舍搭配，这又涉及到药的种类、数量和质量等，半点都马虎不得。如果以假乱真，以次充好，或减少贵重药品的配量，轻则会影响疗效，重则会危及生命。
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在经营时为讲求药品质量，在店中专设金锅、银铲等炼药器具，当客人来买药时，如果对药材的真假有怀疑，店员就会将药品的炼制过程给他演示一遍，以消除客人的疑虑。药店的大堂里还悬挂着两块大匾，一块朝向门口，上书“童叟无欺”，另一块朝向柜台，上书“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是胡雪岩对店员无声的告诫，其中“修”字是指对生药材的加工炮制，除去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毒素，同时又能保持药效；“合”字则指药材的取舍搭配，不同种类、数量的药材搭配组合起来炼制成药。
当时，中药的修合大多沿袭单方密制，外人看到的只是成品，药品的优良外行人是看不出来的，因而一些不法药商往往就钻了这个空子，以假乱真、以次充好或减少贵重药品的配量，牟取暴利。胡雪岩立下这一块匾额，对店员谆谆告诫，让他们做事时凭良心，不要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眼睛。
这两块匾额体现了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时的经营宗旨，给顾客留下了诚实可信的印象。正是抱定这一原则，经过多年发展，胡庆余堂的“余”字招牌成为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代号，深受人们的信赖。
胡雪岩在挑选店员时也秉承这一原则，第一要诚实，因为不诚实的人卖药，尤其是卖成药，份量不足，服用了会害人。其次要心慈，医家要有割股之心，卖药也是如此，时时刻刻也得为病人着想，才不会忽视药的品质。
胡雪岩的这种“戒欺”主张，代表了当时一部分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商人对整肃假冒伪劣现象、确立商品经济伦理规范的呼声，具有扶正祛邪的现实意义。从这一点看，胡雪岩为胡庆余堂设立的经营宗旨是有远见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标向的作用。
胡雪岩深知，靠投机欺诈虽获取眼前的蝇头小利，但却会毁掉辛苦得来的信誉；抓好质量，诚实经营才能创出牌子，钱财才会滚滚而来。
胡雪岩作为一个有眼光、有谋略的经营者深谙此道。胡庆余堂“戒欺”这一店规世代相传，成为“传世秘方”。一百多年来，胡庆余堂真正做到了童叟无欺、货真价实，这些为胡庆余堂带来了至上的信誉，也带来了滚滚的财富。
诚信守义，万事顺通
信义同诚实一样，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极力提倡，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鞔，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意思就是说人不守信用，那怎么行呢？就如同大车小车没有车轴而无法行走一样。因此，诚信守义是一个人成功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在名利场上，信义同样极为重要，谁如果背叛了信义，必会遭到合作者、追随者或消费者的唾弃，一个成功的人，无论是从政还是经商，往往都是一个重诺言、守信用的人。
经商与为人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信义对于商人来说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当然，商人重信义，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自己的生意，为了赚更多的利润，所以真正精明的商人，不会把信义和利益看成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他们往往都能在这其中准确地找到一个契合点，并恰当地把握好一个度。
我们都知道，商业活动重买卖双方的关系，就是一种交换关系。这种关系应当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大家在商务运作中，应当以自愿为原则，以互利为目的，只有如此，这种关系才能长期保持，生意才能长久兴隆下去。
古话说“巧诈不如拙诚”，也就是说真正能使事业兴旺发达起来的不是奸诈、虚假，而是诚实！同样，一个商人如果能以信义来经营自己的事业，他就一定会成功。
孔子还说，“人无信不立”，就像人靠两条腿支撑才能站立起来一样，诚信两个字对经商者来说就是支撑事业的柱础。对已经承诺的事就要全力以赴，哪怕会给自己带来某些不便，而你会因此得到别人的尊敬，也将因此赢得无穷的信誉和商机，从而赢得长久的利润。
王有龄一上任就遇到了令他头疼，且关系到他的官场前途的问题，在胡雪岩的周旋下终于有了一个很不错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