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忠心耿耿，可谓是中国古代忠实贤臣的典范。虽然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方面受到人们的质疑，但是，仅作为一朝的官员来讲，他真正做到了忠诚体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曾国藩处在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当时清王朝内忧外患，然而这些都没有阻碍曾国藩的一番抱负，他整顿政风、兴办洋务，为清王朝的中兴做了自己的贡献。
精识务实，亲力亲为
“旁观者清，浮夸者伪”。客观世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不会因为多加几个修饰词就改变了性质。所以，真正有所成就的人，所谓严谨务实的人，应当能够舍弃虚名，躬身入局。
曾国藩的一生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人科举为官、从军、救世无一不包含了务实和亲躬。其中，他对躬身实践最为执著，坚决不在危难之时闲做看客，事事由自身做起，虚心务实。他认为，凡事只留在口头都是没有意义的空头支票。若想让事情有本质的改进还需要用心去做。
躬身入局首先要求入局者做得正、行得端，这样才能对事情有积极的影响。正如《论语》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自己的行为对别人，对事态的发展都是有一定影响的。曾国藩深有体会地说：“为官应从州县起，方得立住脚。”
此外，良好的态度只是前提，还应有坚忍的性格，危难时候能咬牙坚持。世上没有不能胜任的事只有无法坚持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之后，曾国藩得出这样一个认识：无论什么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然要经得住磨练。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由此可见，意志也是很重要的成功要素之一。
他给湘军名将刘松山写过两封信，教导他面对困难的态度：“凡享有大名者，无不从坚忍艰苦而成。”鼓励对方越是艰苦之时越应支撑。所谓“坚忍”就是遇到逆境不低头不气馁，继续努力，直到成功。
曾国藩的一生讲求实用不尚空谈，认为说到就要做到。不管有多少艰难也绝不后退和放弃，即使举步维艰也不停下脚步。因为初入官场时的多言和空谈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所以成熟之后都不忘提醒子弟和后人：做大事者，切戒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实际行动是最好的能力证明。这一点对后世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为官治军的目的无非是要胜利。但必须审时度势，认清大局，该放弃的利益必须放弃，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精识是务实的前提，亲力亲为是务实的表现。由此可知，真正的务实精神是一门学问，需要虚心学习、踏实实践才有可能明白。
曾国藩最不喜欢经常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在此前提下，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躬身入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比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
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日；“见鲍春霆欤?”日：“然。”曾又日：“穿黄马褂耶?”日：“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遑，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亦不可不知之。此事可谓口到之至也。
曾国藩认为，做事能躬亲实践，且能行得端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会遵从，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体会到亲自实践的重要。
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从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曾国藩在两江做总督时，也曾经说：“作官应当从州县做起，才能够立得住脚。”
躬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曾国藩说：
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北宋吕蒙正为相，节制嗜欲。朝中有一官员家藏古镜，自称能照二里，想通过吕蒙正的弟弟进献给他，以求升迁。吕蒙正笑着说：“我脸面不过镜子大，安用照两里?”吕蒙正的弟弟才不敢再说了。
诸葛亮说：“屋漏在下，止之在上。”所以说，下边的流弊应该在上边杜绝，作为一个领导者就不能不端正自己的行为，要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或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能不谨慎吗?
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躬身人局的办法，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躬身人局的意义。为此他人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了人们所推崇的一个精神偶像。这表明：曾国藩的“入局”说即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太小。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精识是务实的前提，亲力亲为是务实的表现。由此可知，真正的务实精神是一门学问，需要虚心学习、踏实实践才有可能明白。曾国藩的一生就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他人科举为官、从军、救世无一不包含了务实和亲躬。其中，他对躬身实践最为执著，坚决不在危难之时闲做看客，事事由自身做起，虚心务实。他认为，凡事只留在口头都是没有意义的空头支票。若想让事情有本质的改进还需要用心去做。
廉洁奉公，淡泊名利
为官不贪是对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曾国藩虽然读了书，做了官，却仍然不改其质朴踏实的“乡下人”本色，从而平民色彩在他身上也有所体现。他曾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弟弟曾国潢：“俭以养廉，直而能忍。”后来，他又提起这件事说：“余往年撰联赠弟，有俭以养德，直而能忍二语。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为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后望弟于俭字下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平费，周济人情，亦有一俭字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吾弟以为然否?”
曾国藩在刚刚踏入仕途的时候，就为自己定下“廉明勤政”的原则。他写信告诉家人，千万不要到衙门里去干涉公事，如果一旦进入衙门卷入是非，不仪会是自己显得没风度，还会令朝中做官的家人没有脸面，地方上的长官也会因此而左右为难。所以自家有事，宁愿吃亏，也不要与别人对峙公堂，免得被别人说自家仗势欺人。
有一次，曾国藩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曾国藩知道后很是恼火，马上写信加以劝阻，并讲了一些廉洁奉公的道理。他的叔父接到信后觉得侄子不讲情面，不善于利用官场关系，曾国藩无奈，只得把老父亲请出来，拿出祖训规劝叔父，这才制止了叔父的错误行为。
曾国藩在京做官时俸禄很少，后来，皇上让他去四川任正考官，他这才得到为官生涯中最高额的俸银，不久便寄回老家接济家人。曾国藩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人，且以“勤俭”二字严于律己。他一生官位显达，但终身俭朴过着朴素的生活，他曾说：“我做官二十年，从不敢沾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一向恪守朴素的家风，俭朴节约可以，稍稍丰盛也可，但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也不愿的。”他早起晚睡，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一荤，非客至，不增一荤。
在清代众多的清官中，曾国藩独推崇汤斌，他认为汤斌是清朝的一流人物。曾国藩无论官居何位，却总以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他在位时，“署中没有敢以苞苴进者”，其夫人“无珍玩之饰”。
同治五年六月，曾国藩已是封爵开府，但仍时时不忘祖父在他中进士以后所说的话。祖父对他父亲说：“宽一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将这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曾发誓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决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曾国藩的女儿崇德老人回忆：曾家收受别人的礼仅一次，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黄翼升是长沙人，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很多年，在曾国藩组建水师时，他鞍前马后帮了许多忙，是曾国藩的爱将。建立淮扬水师后，黄翼升被提升为统带。l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曾国藩正值用人之际想调回黄翼升，曾多次写信与李鸿章商量都没有结果。因黄翼升本性宽厚，性情温良，深受众将士拥戴，所以，曾国藩千方百计要将其调回。李鸿章也非常尊崇并重视黄翼升，视他为左膀右臂，因此坚决不给，曾、李二人为此事相持不下，险些反目。
黄翼升其时身处两难境地，左右不是。这个时候，其夫人出面调解，事情才有了缓和的余地。黄夫人设法要拜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待到曾夫人寿诞之日，黄夫人带着蒲翠钥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顶前来拜寿，当着众宾客的面，黄夫人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碍于情面，只好收黄夫人为干女儿。事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说明这件事情，刚开始曾国藩很生气，但转而一想，此举既能缓解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关系，又能笼络将心，正符合了他以和为贵的原则，便不再说什么。
曾国藩官至大学士后仍两袖清风，廉洁自好，老朋友都戏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者，“一荤”也。日常穿戴曾国藩通常是旧衣布鞋，还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曾国藩一生“不贪财”，“不苟取”，“更不要非分之钱”，这就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观其一生为官处事之道，也的确如此。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曾国藩无论官居何位，却总以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他在位时，“署中没有敢以苞苴进者”，其夫人“无珍玩之饰”。曾国藩一生“不贪财”，“不苟取”，“更不要非分之钱”，这就是曾国藩的人生信条。观其一生为官处事之道，也的确如此。
勤政爱民，体恤百姓
勤、恕、廉、明，是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四字之中最不容易做到的，他认为是明字。而求明之诀，他认为是勤字。所以，他认为为官最要紧的是勤字。他认为：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是人。所以，他一生都在勤奋学习。
曾国藩说：”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
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曾国藩对这句话的理解是：知道了仁爱二字，却不能守住它，即使得到它也会失去它。知道了它，心中的仁能守住，不是庄严而谨慎地对待它，行动也就没有礼规，也就不是好的了。
守住了仁爱，就能看到人的性情，人的心血；守住了仁，就能看到人的德行，人的威严，人的仪表。行动有礼节，就能看到人的规范和道法。三者结合起来，就能看到圣人的风范和气象。
曾国藩一世廉洁，勤政爱民，了解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命，减免税赋。他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这种尽职尽责的精神很让一般人折服。
1851年12月28日，曾国藩对人民的疾苦向咸丰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其中提到了三个造成人民疾苦的主要原因：一是银价太高，钱粮难交。二是盗贼太多，良民难以安生。三是冤案太多，百姓申冤难。
曾国藩认为，养民是为民，做官也是为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让人深恶痛绝的事情。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谣，更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就可以的。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真心实意地去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至于“爱民”，曾国藩在给沅弟的家书中屡次提及，而且做得也很到位。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沅弟说：“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容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要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到，而寸心总未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还提道：“无论是与士兵还是与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之所以深得民心与军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与官民和绅士交往时，即使心里看不起某些人，也不能在语言上、表情上、礼节上表现出来，我之所以在官场上不得志，就是因为常常表现出来的缘故啊。”
至于说到曾国藩爱民的原因，他在给沅弟的信中说：“吾辈不幸生在乱世，又不幸而带后，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又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这里说的是办理军事，每天以杀人为职业，所以不能爱民。这是从职业方面着想的。
咸丰七年(1857年)十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围荃说：“我从前在江西，之所以郁郁不得志，第一，不能干预民众的事情，没有施惠于民众的地位，满腹仁爱的心思没有地方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属省里的文武官僚，接见有稽查，语言有监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属地方绅士与我往来，便因此受到责咎。因为以上三点，便郁郁不乐，没法施展，然而，这只是不适宜驻扎省城而生出的许多烦恼罢了。弟弟现在不驻扎在省城，除了接见官员这件事，没有必要计论以外，其他爱民和联络两件事，都应该实实在在去做。”
咸丰八年五月初六，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我不因为弟弟得官阶而高兴，而喜欢弟弟做官吏的才能过于带兵的才能，将来或者可以做一个刚正廉明的官长，切实做几件对老百姓有实惠的事情，那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长兄的幸运!”
不过对于“爱”，曾国藩认为如果功夫不够，也会出现负面影响。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写信给曾国荃说：“周济土绅、百姓，不是泛爱博施，只偶见一家之中，杀害几口人的，流转迁徙，回来缺吃的，房屋被烧，流离失所的，或给数千金，以应急需。”
关于这一点，曾国藩进一步阐述说：“施仁的方法，如果没有亲见，而泛泛去找受害人救济，与造册发赈二样，那么带兵的人专干沽名的事，一定被地方官所惑，并且有挂一漏万的忧虑，弟弟的见解切中事理，我是因为过去湖口绅士受害的惨况，没有力量救济,所以推而达于吉安，不是叫弟弟无缘无故去做沽名钓誉的事。”
爱要真实，也就是心中要守住“仁爱”，这样权力再大，也会把百姓装在心里。爱还要掌握方法，不能因“偏爱”、“错爱”引起纷乱与不安。爱是自然的情感表达，不求回报，尤其不可沽名钓誉。
从曾国藩的家书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百姓的爱。
曾国藩认为国家贫穷并不是最可怕的事，也不值得忧虑，最可怕的是民心涣散，社会风气衰落败坏，一个国家如果成了一盘散沙，提不起、放不下，那就会任人欺凌摆布。
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拖着病痛的身子赴直隶领导练兵、治河等事，那年华北大旱，老百姓的日子非常难过。曾国藩在永清、同安一带查阅永定河工程，见“麦稼既已全坏，而稷梁不能下种”的严重灾情，心情非常沉重，“念百姓遭此旱灾，殆无生理”，可自己能做些什么呢?一是向朝廷如实反映，尽快赈灾；二是节衣缩食，搭救穷人；三是恪尽职守，努力工作。这一年，曾国藩清理结案的直隶多年积下的案子达41000余件，“多年尘牍，为之一清”。
当儿子曾纪泽替父亲身体担忧时，曾国藩回信说：“亢旱焦灼，其忧有甚于病耳”，意思是说忧旱情甚于自己的病情。曾国藩如此“先天下之忧而忧”，其思想境界无论从儒家还是从道家，都能找到其心灵皈依的精神底蕴。
儒家思想从基本方向来说是民本主义，“天生民而立君，以为民也”，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观念，具体落实于民的身上，把民升到至关重要的地位。
曾国藩从儒家思想中总结出官与民之间的纽带是“爱”，于是发出“爱民为第一义”的心声。他反对战争，因为战争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如果不得已而打仗，就得“树兵勇正气，不犯民众秋毫”，要求部属们“不吸烟，不扰民，二者是吾辈办事根本”。
他还编写了一首《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第一扎营不要懒，全靠官兵来做主。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与碗。莫派民夫来探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土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我们在这里不得不佩服曾国藩，湘军的胜利与“爱民”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一个封建官僚，曾国藩有为统治阶级笼络人心的一面，但是，他处处为农民的利益着想，与他以民为本的思想有着密切的渊源。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勤政爱民的好官，他们以民为本，清明廉洁，体恤百姓，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从而政绩突出，青史留名。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好官，他始终都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从严治吏，罚奸除邪
民间流行一句话：国家多一个清官就少了一个贪官。为了减少贪官对社会的危害，从严治吏势在必行。曾国藩在当时就认清了这一点，所以他加大了从严治吏的力度，提倡治吏手段要严厉。
曾国藩为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计划将那些退缩、琐屑、敷衍、颟顸的官僚“转移”，淘汰冗官，建立起一支振作有为、精干而有效率的官吏队伍。
在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后，他对原有的官吏进行，裁革，对官吏的制度作了进一步整顿，把自己信任的人派到了重要的职位上。他在一条奏折中说道，“如今两江直隶的风气坏到各省都不能与之相比。等我到任后，一定要大力整顿，把所有的积案作一次彻底的清理，把停止任意摊派作为首要事务……我决心找出问题的要害，以图直隶的吏治得到有效的整肃。”曾国藩还认为，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心，不肖之人无所畏惧。如果这样，那么百病丛生，不可救药。
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治情况和官场的一些风习利弊，他目睹了当时的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面对着这种时局造成的政风颓靡，他心急如焚，勇敢地呈上了几道陈时弊的奏疏。其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上奏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从这一道奏疏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胆识的耿直风格，也为他以后的“平乱”事业奠定了基础。
在同治二年，曾国藩抱着“贪劣之吏须严惩”的态度，写下了《特参庐江县知县吴燮和贪劣科派请予革职折》，文中说：“我奉命整顿直隶吏治。我深知直隶地处天子脚下，达官显贵多如牛毛，很多人都有通天的本事，稍有疏忽即会出大问题。种种狡诈贪鄙的行为，确实是超出情理之外，若不从严惩办，凭什么来勉励廉洁、告诫百官呢?应当请示圣旨，将五品衔代理安徽庐江县事候补知县吴燮和立即革职，永不再用，还要下令追回所收亩捐钱米，如数清理上缴，以此来告诫那些营私舞弊、欺骗上司的人。”
随后曾国藩开始清查各官履历。对于要提拔的以及要参劾的官员，曾国藩不但将其历年政绩查阅一番，而且还亲自微服私访。研讨再三，审之又慎，他说自己“连日为此事疲弊精力，恐有差失也”。本着吏治为先的原则，曾国藩在慎重地参劾裁撤一批人以儆效尤的同时，着重从劝导、训化上下功夫。
曾国藩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吏治腐败的恶果，不由得深为吏治的腐败和民心的不满而忧惧。他深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民变四起的现状，仅仅凭借军事镇压，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必须从整饬吏治人手，唤回民心，才能缓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达到治本的目的。因而曾国藩力倡“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胃，断无挽回之理”。
曾国藩重视法制，主张法治的重要表现是：既不能任意赦免，又不可随便赎罚。他称赞西汉匡衡、东汉吴汉不愿放，三国时期刘备、诸葛亮不谈赦，认为赦免会使子孙不肖，十兵傲慢。曾国藩虽说赎有定数，不排“过失”、“老疾”，似乎特殊情况可以赎罚，但他又强调“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主张有罪必得罚。
这种不准赦免与赎罚，在一定程度上体观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和一律依法办事的原则，但不免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和没有掌握好时宜，并反映了他严厉惩罚农民起义军的立场和态度。
曾国藩重视执法人才的品格、才识，要求执法者既公又明、为民便民，否则立法冉好也会“全失本意”。他强调“任法不如任人”，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对后来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如清光绪年间刑部尚书薛允升说：“有法治而无治人，法亦系虚设耳”。“有法治尤贵有治人。”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认为，执法人才之重要，不仅在立法，更在执法。他说：“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
清朝咸丰年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际，平日里走访路过一个贫困的山区，那里土地贫瘠，老百姓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但这个县地处长江下游，水陆交通便利，经常有朝廷官员路过这里，这个县官免不了迎来送往，吃喝招待，更加重了地方的负担，百姓们苦不堪言。
后来曾国藩直接来管理这个县的一切政务，一天，一位衣着华贵的年轻官吏在驿站指手画脚地骂人，说驿站供应的马太瘦，马鞍太旧，菜食太差，竟把驿吏捆了吊在树上示众。驿站的人慌了，忙跑到县衙告知曾国藩。曾国藩问是什么人如此大胆，驿站的人说是江苏总督胡宪的公子，带了好多箱东西路过这里，并说胡宪是当朝宰相的亲信，没人敢得罪他。曾国藩马上带人赶到驿站，看到几十个大箱小箱都贴着“江苏总督府”的封条时，就明白了这其中的奥妙，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喝道：“呔!哪里狂徒，如此放肆，捆起来。”几个衙役应声上前，当即把胡公子捆了。
“谁敢捆我，我是胡总督的儿子。”曾国藩也不理睬他，命人从树上放下驿吏，接着又叫人撕掉箱子上的封条，一箱箱盘点，总共是8000两银子。曾国藩想：这些银子肯定都是沿途敲诈地方百姓所得。他把脸一沉，喝道：“来人，这个刁徒冒充总督公子，重打20大板!”
衙役们一齐上前将胡公子按倒在地，连打20大板，打得胡公子呼天抢地。
打完了屁股，曾国藩怒斥胡公子说：“你这刁徒，竟敢冒充总督的公子，一路上敲诈这么多银两。想那胡总督一向清廉，教子有方，哪会有你这样的儿子。单凭你给总督脸上抹黑，就该重重治罪。你若老实交待了，我就派人把你交给胡总督，请他亲自处置你这恶棍。”
胡公子平日横行乡里，哪见过这阵势，刚才的20大板屁股已被打肿了，现在又要他老实交待，怎么个交待法?若一口咬定自己是胡总督的儿子，说不定会被活活打死。他想：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只要这瘟官把我交给了总督，那还不等于送我回了家?到那时再叫父亲宰了这瘟官。他想好后说：“大老爷，小人实不姓胡，我叫张三，是冒充胡公子到各地骗钱的。小人该死，请大老爷千万别把我交给胡总督。”
曾国藩一听暗笑，这家伙挺滑呢，巴不得把他交给总督，却把话反着说。曾国藩说：“我得抓住凭据，再放你回去。”又问：“你说的这些可都是实话?”
“回老爷，小人交代的旬句是真，若有半句假话，任大老爷处置。”
“好，笔墨伺候!”曾国藩一声吩咐，衙役就把文房四宝放到了胡公子面前。胡公子这时有些犹豫了，但望了望满面怒容的曾国藩不敢改口，提笔在录供上签上了“张三”字样，并按上了指印。
接着，曾国藩给胡总督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有一刁徒张三冒充贵公子过敝县，诈银两、捆驿吏，横行霸道。久闻总督公正清廉，每巡视地方时再三告诫不准铺张浪费，不准送礼，以免增加百姓负担，下官对总督爱民之心深为感动。没想到这刁徒竟敢假冒总督公子之大名，到处招摇诈骗，可恶之极。为了总督清白之声誉，下官已没收张三敲诈所得纹银8000两纳入国库，再派衙役押送张三及其帮凶四名到府，由总督大人裁处，并将张三招供画押字据一并呈上。
事后，胡公子被押送到了总督府，胡宪见儿子一副狼狈的样子大吃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看了曾国藩的信，才知道自己被曾国藩戏弄了。
原来胡宪无论到哪里巡视，都要出布告“安民”，表白自己清廉，至于下属送他金银珠宝，他都来者不拒。胡宪明白曾国藩肯定是从他前任那里知道了他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内幕，这才借他儿子发泄对他的不满。
胡宪气得嘴脸乌青，但又想不出出气的办法，蠢猪般的儿子竞招了供画了押，连报复曾国藩的把柄都捞不到。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民间流行一句话：国家多一个清官就少了一个贪官。为了减少贪官对社会的危害，从严治吏势在必行。曾国藩在当时就认清了这一点，所以他加大了从严治吏的力度，提倡治吏手段要严厉。
公而忘私，自尽厥职
曾国藩由学入仕，作为清王朝的一名汉族官员，真正做到了不辞劳苦、勤于政务，以朝廷和百姓为重；忠于朝廷，大公无私。当然，清王朝也没有亏待曾国藩，给了他诸多殊荣。
在官场上，自古以来贪官污吏就为数不少，但不能否认也存在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
1849年2月，曾国藩荣膺礼部侍郎，从此仕途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曾国藩，对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教诲。两天以后。曾国藩开始赴任视事。礼部在六部中属于清要部门，大小琐事仍然繁多。作为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他的属员就有百余人，除了感到公事繁忙外，曾国藩的应酬私事也很多，他几乎没有一丝的闲暇。
父亲曾麟书为曾国藩担当大任而兴奋不已。但曾麟书也很了解曾国藩的脾气性格，他唯恐曾国藩有什么差错，立即给曾围藩写信一封，教诲于他，大意是说：官阶虽然高，但待人要谦虚，对待一切的应酬也是这样。见到恩师要尽到门生的本分和礼仪。对待与你同龄的人应该有恭谦的情谊。至于同乡为官的何予贞，他为你祖父七十大寿所写的序非常好，有这样学问好品行又端正的人，你应该好好待他。你的前辈立石梧做陕西巡抚时，你路过他处对你很好，还教你不少东西使你获益良多，他现在任两江提督了，每年都要去信问候一下。若以后有人想徇私贿赂你，应当立即拒绝。做官就要为公忘私，尽职尽责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公私分明不仅仅是个人的秉性，更是受到了家庭教育的影响。曾国藩自读书之日起就怀着匡济天下、公而忘私的理想和抱负，在实践中他是这样做的。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也以此训导自己的子侄和学生。在他的带动下，曾氏兄弟和门人都投入了维护清统治的镇压太平天国战争。1858年11月，太平军陈玉成部攻打曾国华、李续宾的湘军大营，一代悍将曾国华、李续宾战死。曾国藩对此万分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一定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并建议曾国荃作文以抒其意。重要的一个理由是曾国华舍身保家卫国，死得十分惨烈，因此他要为弟弟立传扬名于天下。
祸不单行的是，四年后曾国藩的小弟弟曾围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的心情更加悲痛，还写了一副情意深切的挽联：“天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接连夕匕于军中，他发出“举室效愚忠”的慨叹，认定急国家之难是最大的公。在他写的挽联中“同哭天涯急难人”一句，不仅抒发了自己的悲痛，更是替天下因为战火而骨肉分离的人们心痛。曾国藩还致信李鸿章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由此可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公与私之间如何取舍是人生一道必做的选择题。
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二十日晚，曾国藩和赵烈文像往常一样在一起闲聊。曾国藩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无祷。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割。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扑，尔后九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意思是说，全国统一安定的局面已经很久了．势必渐渐走向分裂。但皇帝的权威一向很重，割据风气尚未形成，除非中央政府首先烂掉，否则不会出现国家土崩瓦解的局面。以我的揣测。将来的祸患必是中央政府首先垮台，尔后天下无主，人自为政，这种情况的发生大概不会超出五十年了。曾国藩一听，立刻皱起眉头，过了好久才说：“然则当南迁乎?”赵烈文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就是说，恐怕是彻底灭亡，不会再像晋、宋两代那样，出现政权南迁、南北分治的局面。
曾国藩有些不服气，同赵烈文争辩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说：“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曾国藩无言以对，沉默良久方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柘之陨。”实际上多少默认了赵烈文之论。
从此，曾国藩开始反复考虑赵烈文提出的问题，有时他同意赵烈文的看法：“京师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愤乱，恐非能久之道。”有时又不同意赵烈文的看法：奕诉为人“聪颖”．清朝“君德正，勤于政事”，那拉氏大权独揽，遇事“威断”，为前代所无。意思是，清朝大概不会发生像赵烈文所说的那种危机。为此，赵烈文同他争辩说，奕??“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悚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还说，“勤政”无补于兴亡，“威断”则易受蒙蔽。“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有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
曾国藩最后虽无言以对，但并未心服，对清朝的所谓“中兴”仍抱有幻想。不久，清政府发来上谕，依总理衙门奏请，令督、抚、将军就外交问题各抒己见，具折奏闻。据说。总理衙门在“折中开诫布公，于十年仓卒定约及历年办理情形，尽去虚文讳饰：于日后如何杜其要挟及条约应准应驳，殷殷下问，颇有中外一家之象”。曾国藩请赵烈文过目后非常兴奋地说：“此折所关甚大。枋国不能如此，中兴其有望乎?”接着又慷慨陈词地说：“国运长短，不系强弱．惟在上者有立国之道，则虽困不亡。”并举南宋和晋朝在强敌威逼下幸存一时的例子得出结论说：“其妙如此．圣人所以动称天命也。”意思是，清朝说不定能像宋晋两代那样，偏安一隅，苟延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的这种侥幸心理一直保持到同治八年(1869年)赴任直隶总督之后。
同治八年，曾国藩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先住在金鱼胡同贤良祠，后移居宣武门外法源寺。在此期间。曾国藩除访亲问友会见各方要员外，还先后四次受到那拉氏的召见，两次参加国宴，并在宴会上以武英殿大学士排汉大臣班次第一。这是曾国藩一生中最感荣耀的活动。在此之前，曾国藩还没有见过那拉氏、同治帝以及奕诉、文祥、宝鋆等军机大臣，通过观察、谈话和访亲问友．他对清政府中的核心人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二月九日。曾国藩从北京动身，沿途巡视永定河等水利设施，直至十六日才到达保定，接任直隶总督。通过一个时期的了解，他发现清朝的实际情况比他原来预料的还糟。到处是一片混乱。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可以依赖的人才，整个清王朝已经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只好眼看着它一天天地沉没下去，再也没有浮起的希望。
五月二十八日。赵烈文到达保定的当天晚上，曾国藩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吐露了自己的悲观心情：直隶“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仰资于徭役；民则健讼成性，藐然于宪典。加以土瘠多灾，暂晴已旱，一雨辄潦”，使他深感诸事棘手，“一筹莫展”。但最使他失望的还是清政府领导核心中根本没有一个足以力挽狂澜，复兴大清之业的人。他分析清政府中的主要人物说，“两宫(指慈安、慈禧两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诉)、文(文祥)、宝(宝鋆)数人。恭邸极聪明而晃**不能立足；文伯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良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众更碌碌，甚可优耳”。
曾国藩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他与赵烈文关于清朝能否中兴问题争论的一个总结。赵烈文早就认为，清朝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之后。虽然不少人大肆渲染所谓“同治中兴”，但从上到下竞相腐败，根本没有复兴的希望。经过两年的争论和观察思考，曾国藩基本上同意了赵的论断．得出大体与赵烈文类似的看法：清王朝从上到下都腐败无能。再没有复兴的希望，它的灭亡不过是个时间和具体方式问题。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曾国藩为官是有责任感的。他并不把自己的权力看得太重要，而是把自己一生能做多少事、多大事作为关心的内容，凶为在他看来，这样才不枉做一个好官。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曾国藩由学入仕，作为清王朝的一名汉族官员，真正做到了不辞劳苦、勤于政务，以朝廷和百姓为重；忠于朝廷，大公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