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办洋务，救国救难
曾国藩原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理学家，以后演变为最早的洋务派大官僚，在当时位高权重，由传统的封建政治思想转变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对内维持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从各方面保证了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成为他们倾销商品和鸦片的市场，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因此破产；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和满足更加奢侈糜烂的生活需要，加重了封建剥削，阶级矛盾斗争日益尖锐。早已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终于汇成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面对日渐严重的内忧外患，一向抱有“救世”之志的曾国藩，为挽救清王朝的灭顶之灾而开始探索救国之路。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重视并引进了西方的武器，他承认“逆夷所长着，船也、炮也”。在清政府与资本主义列强相抗衡的过程中，他承认资本主义列强的力量强大，他说：“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刀之末”。
洋务运动是在农民革命的大风暴中产生的，有绞杀农民革命的一面，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是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近代的里程碑，从这点上说，它是具有相当革命性的历史变革。洋务运动把“师夷长技以制夷”从纸上、口头上变成行动，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结构及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历史前进了一大步。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开创者。
曾国藩作为一个封疆大臣，他倡导和创办洋务，其流风余韵对晚清影响很大，他开创了洋务运动的先河，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曾氏早年潜心于程朱理学的研究，但他并不局限于理学的空谈，而倡导经世致用，也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官僚，只知安享富贵尊荣，他面对国家民族深重的危机，承袭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向西方学习以求富国强兵。
他曾倡言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求时第一要务”。早在1856年，他就向咸丰帝奏称“制造轮船为救时之要策”。当然，曾国藩从来都不是一个只将行动停留在口头上的“言论家”，很快，他一旦征得清政府的首肯，就立刻积极地投入创办洋务的实践活动中。
曾国藩注意到了西方国家的情况，他提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曾国藩把购买外国的坚船利炮当作具有全局意义的政策。同治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用徐寿等制造轮船，接着又派容闳“前往西洋购办制器之器。”同治四年，他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厂，附设译书局。同时，曾国藩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和情况的人才。同治十一年，他和李鸿章联衔会奏，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由买船而主张造船，由造船进而主张仿制工作母机，由仿制工作母机进而认识到“洋人制器出于算学”，主张了解西方在技术领域中的某些专门理论；同时主张设立译书局，“专择有研制造之书，详细漏出”；由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和情况的人才，进而主张有意识地培养和造就。
曾国藩在办洋务活动中对资金筹集有一贯的思想，就是重视农业，坚决反对向农户摊派。
他兴办军事工业的费用，主要以军费开支，这些军费中有一部分直接来自厘金，但从未向农民摊派过团练费用。曾国藩对于洋务资金的使用很是珍惜，他坚持铢金寸累的方式办工业，并谆谆告诫下级要爱惜各色物料，并具体提出了各色物料的管理办法。
曾国藩晚年在办洋务运动的生涯中，主要精力是放在了西学东渐、培养科技人才方面，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他的认识也不断提高。
由于翻译西书，使曾国藩认识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性，于是他又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了兵工学校，并推行留学教育。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曾国藩接受容闳的建议，奏请选拔幼童出国肆业。
在他的努力下，1870年中国派遣120名幼童分批赴美国留学。为了长久之计，曾国藩在美国修筑了坚固壮丽的楼房，设立了留学生事务所，此举被容闳誉为“将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曾国藩开风气之先，洋务派继续于后，继派幼童赴美留学后，又陆续向欧洲和日本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科技人才。
在学习外国方面，曾国藩反对全盘照抄，认为“善学者自须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他学习外国的方针是根据中国的特点和需要，有针对性地学，“学其所长”的过程中一定要“去其所短”，他能开眼看世界，更能洞察外夷的长短。曾国藩办洋务运动的具体方针政策是立足于自己的动手试制，逐步提高制造能力，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创办自己的工业基础。
曾国藩开创了办洋务的先例，所办洋务虽然项门少、时间短，但意在影响他人。曾围藩在十年间不讲收获，只讲耕耘，以百折不挠的艰苦创业精神从事洋务事业，他所从事的事业不仅初见成效，而且影响深远。曾国藩所创办的安庆军械所后来发展成为规模宏大的造枪、造炮、造船的江南制造总局、该局的创办和发展为中国的军工制造业起了开拓作用和示范作用，在它的支援和推动下兴起了一批军、民用企业，构成了中国近代工业最初的基础。
曾国藩在培养人才方面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学教育之先河，他选送幼童进入美国中小学学习，冲破了封建传统旧教育的框架，是近代教育史上一项突出的改革，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这批留学生在美国接受了资产阶级新教育的熏陶，学习了近代的科学基础知识，多数人都成了我国最早的造船、铁路、矿务、电报、制造、海防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随着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增多，逐渐形成了我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促进了我国近代社会的不断进步。
应该说，曾国藩所举办的洋务运动，其主导动机乃是为了抵抗外来侵略。他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刺激了中国近代军事、民用工业的发展和壮大，对以后向西方学习经济、科技、军事等，也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另外，洋务运动在抵抗外来军事、经济侵略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军工、民用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装备军队和投向国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强化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军事手段。例如1874年日本人侵台湾时，沈葆桢奉命加强台湾防务，当时“护送兵勇，转运军粮，接济粮食，均由轮船自达重洋，克期而集”，而这些轮船都是由福州船政局制造的。1876年至l878年清廷收复新疆时，甘肃制造总局又发挥了重要作用。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天津机械局各厂“添做夜工”，枪弹日产增加一倍。金陵制造局在此期间，“蓐展兴，篝火夜作”，除供应北洋军需外，还接受广东、云南、台湾等省定制的大炮l75尊。
可见，洋务运动的展开使中国的武器装备能力乃至国防力量大为加强，这对于中国避免全盘殖民化和被肢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这其中，曾国藩是功不可没的。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曾国藩原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理学家，以后演变为最早的洋务派大官僚，在当时位高权重，由传统的封建政治思想转变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对内维持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
为国为家，心怀天下
成大事比拼的不是一两个梦想的实现，而是眼界和志向。获得一次成功不难，难的是运用长远的发展眼光一直把自己置于优势位置上，在以宏伟的志向为导向审时度势的过程中，寻找成大事的契机。对于心怀天地的人来说，每天的每一步都是一种发展。
据说，有一天晚上约11点钟，曾围藩亲自审讯李秀成后，中军向曾国藩报告：“请见大帅，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30余人忽然云集大厅。”曾国藩似乎明白了他们的来意，于是便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即其弟曾国荃)，中军回答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令立即召见曾围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他，他也只好抱病来见。
曾国藩听说曾国荃已到，这才整装步入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后，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则不敢再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随员去拿纸笔，随员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最好的大红纸，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写后掷笔起身，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不知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l4个大字，分两行上下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完此联有些惶然，众将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最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向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万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事件充分反映了在南京城破后，湘军一心拥护曾国藩为帝的一幕，可是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杀九族的危险举动，所以谁也不敢明言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来意，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大家相互之间都不点破。
曾围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在关键时刻是进是退?何去何从?他看得十分清楚。他坚拒纵横家王闿运劝其称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国藩的品格特征和处世风格。
王闿运是湖南湘潭人，二十几岁扦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但他通经在于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术是权术，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手段，即所谓纵横之术。王闿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
王闿运的这种抱负随着太平军起义的爆发愈演愈烈。起义军进入湖南后，曾国藩奉清政府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闿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国藩的重视。后因为王闿运是独子而未能从军，但是他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次到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
咸丰五年(1855)，王闿运劝曾国藩自立不成。咸丰十年(1860)，他再入曾府，仍喋喋而谟，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但曾国藩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点点划划。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闿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见上面依稀有个“妄”字。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此时的曾国藩正准备北上“剿捻”，一见王闿运到来极为高兴，但因有了前两次的“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闿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王闿运的弦外之音，还是让他做曹操!曾国藩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闿运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三次纵横计不就，王闿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说曾国藩再次出山已“变节为巽顺”，虽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担当。直到晚年，王闿运已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重大的历史事变，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了改变。自惭形秽，并书一联日：“花鸟总知春浩**，江山为助意纵横。”书毕，他对身边的人说：“吾不敢著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王闿运对曾国藩的霸才悔过，对曾国藩恪守名分的行为赞叹不已，这说明曾国藩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为人之道的确是精深的。
人生在世，时空在变，世态也在变，因此人们一定都经历过或止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境遇，而每一种境遇的抉择，往往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以后的命运。“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依然是今天人们的行为准则。
人生在世，有可为之事，也有不可为之事。可为之事，当尽力为之，这就是尽性；不可为之事，当尽力从之，这就是知命。
曾国藩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但是他从不怨天尤人，而是不断努力，他认为尽人力以促天力是事业成功的法宝。
曾国藩说：“虽然天下事常由命不由人。”但是，我们只有不安于现状，才会有一线成功的希望，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做到尽最大努力，成功不自得，失败不气馁，更不能怨失尤人，这才算得上是正确的处世方法。
在防守安庆时，曾国藩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道：“做大事，一半靠人力，一半靠天意。这次把守安庆，战壕挖得很深，城墙也筑得很坚固，日夜守卫巡视不敢有丝毫懈怠，这就是尽了人力；到最后会不会凶一个小漏洞而造成全线崩溃，那就是天意了。各路增援兵马也已安排妥当，多、鲍是正援集贤之师，成、胡为后路缠护之兵。助守墙潦之军，在人事方面我已尽了全力，但最后交战能否得手，能否小被敌人算计，能否不让敌人逃走，这些都是天事，我自当竭尽全力做好我能做的事。”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曾国藩处世的态度，尽人力安天命。当你全心全力去做一件事，即使没有成功，也会觉得无怨无悔，如果没有尽力就不免要感到遗憾。付出努力去做一件事情，不见得就能得到理想的结果，但不付出努力就一定得不到理想的结果。做事在人，成事在天，家国天下，正气浩浩，灭人合一，必然成功。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曾国藩说：“虽然天下事常由命不由人。”但是，我们只有不安于现状，才会有一线成功的希望，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做到尽最大努力，成功不自得，失败不气馁，更不能怨失尤人，这才算得上是正确的处世方法。
忍辱负重，顾全大局
做人不要表现欲太强，要学会容忍，曾国藩常常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对于生性浮夸之人往往不予大用。
曾国藩认为，为人应力戒浮夸。在他看来浮夸之人虽才能有大小浅深的差别，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知足，不安本分。因此，曾国藩不仅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僚属中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章来到他幕府中。因年轻，李鸿章做事不拘小节，也不太受礼仪的约束。曾国藩特别喜欢他，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曾国藩的密室只有李鸿章可以随便地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的头目，都是名噪一时的理学大家。
曾国藩惊叹于他们的名声，就都把他们召进幕府奉至上宾，但只安排他们衣食住行，并不给他们事情做。有一天，曾国藩和李鸿章正在密室中谈得兴起，不巧有客人来访。曾国藩出去接见客人，留下李鸿章自己在室中，李鸿章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动心说》一首诗，是一位老儒所写，而老儒即是所说的十个圣贤中的一个。诗文后面这样写道“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李鸿章看到这里，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扔下笔就跑了。曾国藩见完客人回到密室，见到所题文字，连声叹息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章，这时李鸿章已经不在府中，曾国藩猜他很可能又去秦淮河上风流去了。曾国藩令差官拿着令箭四处寻找，差官找了半天，在一个歌姬的船中找到了正在饮酒赋诗的李鸿章，差官对他说，中堂大人找他有急事，请他速速回府。
李鸿章一昕中堂大人找他，赶忙起身回府，见到曾国藩，曾国藩指着他所写的问道：“是你干的吧?”李答：“是。”曾说：“这些都是沽名钓誉之辈，他们的言行肯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现在能有这样的名声和地位，靠的就是这个虚名。现在你硬要揭穿他，使他从此失去了衣食来源，那他对你的怀恨，是平常言语之间的怀怨不能比的，你杀身灭族的大祸就隐藏在这里面了。”李鸿章听了曾国藩的一番话冷汗直流，此后做人大有收敛，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主张做人要谦虚，切勿表现欲太强。他曾说“因卑让谦恭甘于处下的，是美名佳行迅速增长的通道，自高自大侵夺欺凌的，是自毁声名自塞言路的隘途。因此君子行为举止不敢超越法规，思想志向不敢侵凌常度，内勤于修身养性以让自己受益，外谦虚礼让以示敬重戒畏。因此怨恨非难不会牵扯到身上，而荣华富贵却能够持久通达。那些小人们却不是这样，自傲自大又爱炫耀才能，并喜欢欺凌别人，因而当他们走在人前时有小人害他，当他有功绩时有小人毁谤他，当他受毁败覆时小人们会幸灾乐祸。因此他们争强好胜彼此不分高下，往往两败俱伤，而使后来者居上，乘机超过他们。由此论之，争执和谦让之间的差别就区分得很明白了。”
曾国藩在培养幕僚方面很有一套方法，他常常告诫他们，做人要懂得进退，懂得进退的人容易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好感，取得的成就不仅大，而且能够持久。得志便猖狂的人属古书上讲的“小人”，这种人即便一时得志，由于轻狂自大，目无他人，容易遭到别人的嫉恨，生出祸端，这样成就就难以持久，荣福也往往短暂，昙花一现。
一个人如果自高自大，很容易对周围的事物变化失去准确的判断，因此成就难以持续下去。再加上一猖狂，得罪了其他小人，又平添了无数阻力和困难，自然难以持久。
曾国藩自己就是一个可以忍辱负重的人，特别是对他人生造成重大伤害的“天津教案”，更能体现出他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得失。
晚清内忧外患，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开战是一打必败。自古弱国无外交，满清王朝与列强实力悬殊，曾国藩在这种情形下，只能实施务实外交的原则，委曲求全，以图自强。
仅仅从务实外交的角度出发，曾国藩的处理方案尽管忍让过度，但也算是一种相对合理的解决之道。“天津教案”即是一个实例。
“天津教案”从表面事实看，洋人被殴死男女数十，特别是殃及无辜，但从更深层的背景看，则是多年积怨造成的结果。自洋人人华以来，强行布教，时时与民众相冲突。而地方官僚委曲求全，处理不能持平，民众的怨气得不到伸张。因此，当事情发生时，群众采取过激行动，实际上是多年仇恨的发泄。然而，曾国藩还是将天津的守官革职发配，将“凶犯”充军处死并赔偿抚恤金共计四十九万七千余两白银，派遣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
不料办“天津教案”使他声望一落千丈，转瞬之际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举国欲杀的千古罪人，正如后人形容的那样，“一转眼间，钟鼎世勋，圣相威严，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
曾国藩分析当时的社会形势，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足见其心胸之广，见识之深，顾虑之长。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一个人如果自高自大，很容易对周围的事物变化失去准确的判断，因此成就难以持续下去。再加上一猖狂，得罪了其他小人，又平添了无数阻力和困难，自然难以持久。
曾国藩自己就是一个可以忍辱负重的人，特别是对他人生造成重大伤害的“天津教案”，更能体现出他以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得失。
忠心耿耿，以礼居敬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之所以被称为君子，是因为他们把“敬”放在重要的位置。一旦离开了“敬”，那么君子也就失去了他的魅力；没有了“敬”，自然也就没有了与他人互动的基础。因此，即使是一根烟的功夫，君子也不会丢掉“敬”；即使是在百忙之中，坎坷之际，他也不会忘记“敬”。
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一方面是自我向内的，即心理空间要大，一方面是向外的，即思维的格局要大。要想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就要从这两方面着手，心理要平衡，思维要活跃，心胸要宽广，敬人又敬己。
有一次，曾国藩的弟子向他请教说：“先生，您讲的诚、谨、敬都是极好的。人人相爱，以仁义待人，确实是一种美德。我想敬重别人，但我活在世上也是有欲望的。假如敬重与利益之间发生了冲突，该怎样处理呢?”曾国藩严肃地回答道：“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孔子说过，凡是真正的志士仁人，都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损害仁义，应该为了成全仁德，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弟子恭敬土也给曾国藩施礼，表示敬服。
曾国藩在几十年的人情练达过程中总结出：“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所以，他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扬人之长，避人之短。隐藏别人的短处并不是护短，而是选择恰当的时机指出人家的缺点，并且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宣扬别人的长处不是成天奉承，而是视别人的优点为自己行为的参照，让自己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曾国藩说：“礼文不可不敬也。”总而言之，恭维时要掌握分寸，不要弄巧成拙。不合乎实际的评价其实是一种讽刺，违心地迎合、奉承和讨好也有损自己的人格。适度得体的恭维应建立在理解他人、鼓励他人、满足他人的正常需要，以及为人际交往创造一种和谐友好气氛的基础上，那种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曲意逢迎是为世人所不齿的。
湘军是曾国藩经过千难百折创建的队伍，它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有着本质的差别。
湘军成立后，进攻的对象就是太平军。在曾国藩的指挥下，湘军倚仗洋枪洋炮攻占了太平天国的部分地区。为了尽快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镇压下去，在清朝正规军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清廷于1861年11月任命曾国藩统率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务，这四个省的巡抚、提督以下的文武官员皆归曾国藩节制。自从有清以来，汉族人获得的官僚权力最多是辖制两三个省，因此曾国藩是有清以来汉族官僚中获得最大权力者。
对于这份殊荣，曾国藩并没有洋洋得意，也不敢过于高兴。他能够很准确地分析把握当局的形势，并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怀着戒惧之心，能够居安思危，韬光养晦。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因立下大功，被封为毅勇侯，世袭传承。这份封赏足以令曾国藩光宗耀祖，光耀门楣，但是，思虑深远的曾国藩此时并未感到春风得意，神清气爽，相反，他却感到十分惶恐，更加谨慎。他在这个时候想得更多的不是如何欣赏自己的功德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遭忌，位险招祸，恐遭飞鸟尽、良弓藏的厄运。他想起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身居权要的重臣，因为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死名败，于是越发谨慎。
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劝他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叫弟弟认真回忆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度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
他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湘军许多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是清廷的一个潜在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曾国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捉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是挠到清朝统治者的痒处，于是清廷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的去留问题上，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曾国藩对朝廷忠心耿耿，誓死力保，没有半点不恭之处，由此取得了清朝统治者的信任，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他既成就了功业，又保全了身家性命，成为清廷举足轻重的人物。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曾国藩对朝廷忠心耿耿，誓死力保，没有半点不恭之处，由此取得了清朝统治者的信任，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他既成就了功业，又保全了身家性命，成为清廷举足轻重的人物。
国家利益，据理力争
人的行为除了要和自己的思想一致外，更应该符合时局的要求。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正确地保护自己，发展自己。
曾国藩是清朝的重臣，由于所处的地位特殊，他不可能跟普通人一样，面对的只是日常的琐屑小事，他每天要处理的政务，常常涉及国家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曾国藩积累了自己的外交经验。他提出“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主张，这就形成了他在处理问题上既有坚持抗争的一面，又有妥协退让的另一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的农民起义运动尚未镇压下去，清朝政府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向洋人摇尾乞怜，“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曾国藩不想一直受制于洋人，更不想见到自己国家的主权一直受到侵害。但如果要抵抗外同侵略者，以图富国强兵，起码要一二十年的时间。但是任务艰巨，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恐怕就没有自立自强的日子了。为了争取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在总结前面的经验教训之后，他特别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约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他想以合约的内容为限制，为自己的发展争取时间。不过他还是低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
在中国出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负责组织舰队的问题上，曾国藩以为小事上的不予计较可以换来暂时的相安无事，以便自己抓紧时机变强些，所以在l861年8月，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个奏疏，要求购置外国船炮，用精锐武器装备水师，并由清军将领主办此事。他特别提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然而，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全用英国人，阴谋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外国人控制的侵华工具。曾国藩闻知此事，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卖国求荣。他明确提出：“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身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他认为这种引狼入室的做法万万使不得。
曾国藩经过深思熟虑，本着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上策是给洋兵发点工资，然后由阿思本带回英国，并将李泰国革职，不准他再干预中国事务。所花费的银两能追回最好，追不回也没有什么，保护主权最重要。下策是这七艘船中拨几艘给阿思本带，可以用洋兵，其余的给蔡国祥统领用华兵。在曾国藩的坚决反对之下，李泰国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肥缺，阿思本没有成为满清的水师提督，结果以曾国藩的胜利宣告结束。
在关于西方列强利用通商条约掠夺中国资财，扩大经济侵略特权的问题上，曾国藩在总体上“坚守条约”，即使条约已定，在有关问题上也应“苦争”和抗拒。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英、法、俄等同逼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通关条款。曾国藩对外国商品倾销中国市场的危害性特别关注。他主张改变由大臣统辖诸多省无暇顾及偏远地区的情况，由地方官员实地进行监督。
对于洋人以条约为凭恣意妄为，如在中国建造铁路，私运盐米，传教城镇乡村，残害国人之事，曾国藩进行丁相当程度的抗争。他反复指出：“军兴以来，中国之民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蹩，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商贩之生路穷矣；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当他发现洋商违例私运盐米等违反条例规定的事情后，愤怒指责英国人，认为洋人袒护朝廷要缉拿的罪犯是违规行为，并强调此后凡于船只经过之处，“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后，令洋汉一律严惩”。对于洋商无理提出的减轻落地税，加收华商行商税银的要求，曾国藩立即照令对方“批驳不行”。随后，洋商又怂恿公使对总理衙门施加种种压力，企图逼迫撤去落地税，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人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能“垄断独登”。因为洋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他建议总理衙门洞察其好，善筹对策。
1867年，当外国侵略者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等要求时，曾国藩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至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在处理对外问题上，曾国藩始终以一个中国官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时刻为天下苍生着想，这是天经地义的职责。如果洋人争辩不休，要挟多端，也要力争。
曾围藩坚信，即使朝廷勉强答应了洋人的要求，亿万百姓也会悲愤到极点从而有反叛之心的，这不是官员可以抑制的。所以，为官者要为百姓请命，即使决裂也不要害怕。自己是以拯救苍生为己任，并非有意挑起不和，上可对天下可对心，心中无愧，无怨无悔。
由此可以想到现实社会中，据理力争，才能保证集体的利益不受损害。与人交往时，应懂得退让宽容，该进则进，该退则退，明白个人与集体的联系与影响，学习大局意识，提升自我。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为官者要为百姓请命，即使决裂也不要害怕。自己是以拯救苍生为己任，并非有意挑起不和，上可对天下可对心，心中无愧，无怨无悔。曾国藩在对待洋人的问题上可谓是深谙进退之道，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退让，不妥协，为争取国家利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忠诚体国，以为天下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计小利。国家、民族、社会、自我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势，待人以诚，为国有忠是为人之根本。
曾同藩就是一个心怀天下之志的人，他在京都任职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围，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可见，他对时务的关心更甚他人。
在闲暇的时候，曾周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都已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准备下的学问，拿出来应用。他眼光长远，凡事皆有准备，所以书生带兵还能报捷绝非是幸运可以解释的。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心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他的成功，有多么地来之不易了。
曾国藩身为臣子，能恪尽职责，忠君体国，这一点可以于国家危难之际体现。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咸丰皇帝即位。他继位以后的时局颇为艰难，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正在广两地区酝酿成熟，时刻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咸丰帝颁诏求言，封章密奏。许多朝臣应诏陈青，直谏流弊，这其中就有曾国藩。他当时掌理全围庶政的六部中除了户部之外五部的侍郎，因此他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民牛疾苦与军事外交。日睹时局危急，政风颓靡，就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内容大致是推荐用才之法。督官之道。在用才上建议在官员中树立学习风气，提高自身修养；考察官员时推荐“奏折”形式以方便直谏，陈述忠言。他还对官员的腐败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朝廷正值用人之际，应该设立完善的举荐制度广纳天下英才。虽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奏折评价很高，但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曾国藩上的其余各疏，对于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方面切要的问题，也都详细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对当时的利弊，都有全面深入地了解。他还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加强武备的具体措施。他认为国家的忧患大致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围家可用的后备资源不足；一个是军队精干力量的匮乏。
面对财用不足，应从根本上杜绝不必要的开支，其中节饷就是一项。他列举了各地军队的种种腐败状况后认为，医者在治疗痈病时，会割掉患者的腐肉使其生出新肉来，军队中能力差体质弱的士兵，也应该适量地优胜劣汰，再加以强化训练。这就好比忍痛割腐长新，否则，是无法改变武备废弛的现状。其后，他义说明了“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
在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还是他在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小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曾氏的忠心还表现在他所写的家书、日记中。他写在家书罩的报国之愿大意为：我现在身居高位，想忠诚为国，为国家社稷而鞠躬尽瘁，所以不会阿谀奉承来换取皇帝的喜欢，这样做会让祖宗蒙羞的，也会辜负长辈的教诲与希望。其在平定太平大国期间，将之变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置生死祸福于度外”的思想，他在家书中讲道：“天下纷纷，沅弟断不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促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
曾国藩忠诚体国除去其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责任感之外，还有其识见之原因。他对“忠”、“勤”二字的理解尤为深刻，他认为开圉创业之初，大多能人所创的丰功伟业都是顺势之举，人事的作用相对较小。到了建设国家、发展国家的时候，天命和人事人致是一半对一半。若以人事和命运抗争，只能以“忠”、“勤”二字当先。乱世之中，多是虚伪奸佞的小人，只有绝对忠心的人才能克制他们。当人们越来越懒惰的时候，只有勤劳的人才能够出类拔萃。忠心的人不一定要有什么过人的才智，尽心竭力就可以了；勤劳的人也不必有过人的精神，尽力而为就可以了。这就是平凡之中最不平凡的人了。
由以上可看出，曾国藩忠诚体国，始于其志，定于其识，成于其行，贯穿于其为官之生涯中。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计小利。国家、民族、社会、自我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势，待人以诚，为国有忠是为人之根本。曾国藩忠诚体国，始于其志，定于其识，成于其行，贯穿于其为官之生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