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刚柔并用

凡事都应有个度，特别是在对人才的使用上，太宽了会导致人员散漫，没有拘束；太严了又会令他们畏首畏尾，不能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只有把握好宽严的度，才能令他们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曾国藩以善于用人而著称，说起来，他用人的手段并不神秘，还是那种刚柔相间、宽严相济的管理方法。按照中国儒家的看法，刚与柔共用，宽与严并举的好处就是它能“致中和”，达到中正和平，而“使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历史经验证明，实施中庸之道，避免过激和片面性，是有助于人际关系的改善和问题的正确处理。

曾国藩一直有一个原则和信念，就是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即使意见相左，也要学会吸取对方正确的一面，欣赏对方的长处，而绝不是伤了和气。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李鸿章是最有成绩的一个。最初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很好，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李鸿章将这些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曾国藩很满意，对他人说：“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最合适，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老师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不过，并不是说他们之间就总不闹矛盾。有一次，因为李鸿章不同意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两个人几乎彻底闹翻，李鸿章也暂时离开了曾国藩幕府。

李鸿章的出走，当然也是有着他深层的心理原因。他是一个很有雄心和抱负的人，但是现实和机遇总是不青睐于他，而他一直都在寄人篱下。他离开祁门，想返回南昌自己兄弟的家里，途中他遇到了胡林翼，跟他谈了谈日后的打算。胡林翼知道李鸿章是一个有大才略的人，于是就对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但是你总要有一个靠山啊，若没有曾涤生，你升迁的道路一定是非常漫长!”李鸿章此时正处在激烈的心理情绪中，听不得这样的话，他昂然说道：“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豪杰之士，今天才知道我看错人了。难道不依靠别人，我就发展不起来了吗?”说完，李鸿章拂袖而去。胡林翼大人有大量，他并不生气，又派人追到李鸿章下榻之处，一再挽留。李鸿章气消了些，放下行装与胡林翼饮酒畅谈，只是不再提曾国藩。

过了数日，胡林翼给曾国藩写信，一再劝说道：“李终有一日会发达，不如为我所用。”曾国藩经过冷静的思考，认为胡林翼的说法很有道理，便两次写信给李鸿章，请他担任要职。李鸿章也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两个月后，他也确信当今可赖以立功名者唯有曾国藩，因此捐弃前嫌，重新回到曾国藩的幕府。

曾国藩的宽容和合使得他的朋友们在他的面前敢于直言，就连他的学生也敢大胆地批评他。有一次，李鸿章竞当面说曾国藩胆子小，办事效率差，曾国藩听了深以为然。

也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得到了朋友们发自内心的尊重。有一次，吴竹如与曾国藩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友之道，他把曾国藩当作平生第一知己，对曾国藩推心置腹进以直言，而曾国藩则能用宽容和真诚与朋友进行交往。

从刚走上仕途到建立湘军这段过程，曾国藩走过了l0余年的风风雨雨，已经是极为历练。他对待下属有一个宽大原则，但在具体的管理上，他认为严比宽的效果要好。如果上下过分亲密，一遇大事，下属以上官为倚仗，而抛弃公家应尽之义，这就会妨碍成大事。

1860年8月，曾国藩的心腹幕僚李元度即将挂印出征，行前，曾国藩谆谆教诲说：“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不得与此类人接近。”又说：“对待属员不可太谦恐启宠而纳辱也。”

虽然他与李元度谈了几次，但曾国藩仍不放心。李元度赴徽州，曾国藩与之约法五章，严格要求。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还用柔情主义来联络李元度。咸丰七年，曾国藩被削除兵权后，在籍守制。闲居家乡，感怀故旧，便写信给李元度，表示不忘李元度长期相随，历尽艰险，维护曾国藩和湘军的恩德与苦心，信中还提到要与李元度结成儿女亲家。

李元度以道员奔赴浙江后，曾国藩千叮咛万嘱咐，唯恐这位老部属出了差错。可李元度命运不济，在徽州一战中大败而归，曾国藩对其不遵约束以致败绩深表气愤，断然向朝廷弹劾他，后来在众人的救护下才免于发配边缘地区充军之苦役。

所以，曾国藩不是一味地宽，而是宽严相济，他很能把握其中的分寸。他曾经向人传授过管理手下悍将的经验，很多人都夸曾国藩能够驾驭悍将，能够人尽其才。他像是一个高明的演员，今天是温文尔雅的贤者，明天则又变成杀气腾腾的武将。他给人举了一个曾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就是李世忠。

李世忠是投诚过来的湘军将领，因战功显赫而官至一品。但他为人残暴而险诈，很不驯服，部下也常常仰仗着他的权势为非作歹，像这样的人在湘军中还有好几个。那么曾国藩是怎样对待这样的部将的呢?他用的是二宽二严之法，也就是两个方面宽容，两个方面严格。

宽容的方面，一是在金钱上对他们慷慨大方，绝不计较，资金充裕时动辄拨给他几十万上百万，视金钱如粪土，资金困窘时，宁可自己受穷，也要对他解囊相与；二是不与他争功，一起打了胜仗后多归功于他，有保荐的机会也优先照顾他。

严格的方面，第一是与其保持距离，尽量少打交道，不与其攀交情，避免频繁往来，来往的书信简明扼要，一句话也不多说；第二是明辨是非。比如李世忠部手下与老百姓争斗告上来的，一律分清是非曲直，决不袒护，要求李世忠严加惩治。

类似的例子还有陈国瑞。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是一个无比鲁莽的人，除了他的主子没人能够治得住他。僧王死后，曾国藩接受“剿捻”事宜，开始与陈国瑞打交道。对于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曾国藩确实动了一番脑筋。他知道用单一的手段对付这个人是不灵的，于是他拿定主意先来硬的，用声色俱厉的言辞给他一个下马威，再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对他的憎恶。当这一手起到效果，陈国瑞开始有些灰头土脸，有退缩之意时，曾国藩又话锋一转，表扬他的勇敢，以及不贪财、不好色的优点，告诉他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人才，切不可因一时的冲动毁了大好前程。陈国瑞闻听此言又重新振作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趁热打铁，与之促膝谈心，像一个关心他的长辈一样耐心地劝导他，让他老老实实接受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这一手果然收到奇效，陈国瑞从此对曾国藩心服口服。

曾国藩后来自己总结说：“宽者，利也，名也。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曾国藩驭下绝学

曾国藩以善于用人而著称，说起来，他用人的手段并不神秘，还是那种刚柔相间、宽严相济的管理方法。按照中国儒家的看法，刚与柔共用，宽与严并举的好处就是它能“致中和”，达到中正和平，而“使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

以利激人，赢得人心

曾国藩一生清廉，不爱钱财，不重名利，因此他在选将上也将不爱钱财不好名作为一条标准。他说：“为名利而来的人，提拔稍迟一点就怀恨不已，薪水略少一点就计较不止，这种人胸无大志，最没有出息。”但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使其得到了一直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这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畜”。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一钱；出征本省“剿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剿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一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饷差不多加了一倍。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银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将领高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汀营饷项，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曾图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募则急出效命”。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穷苦农民的第二职业，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除了兵将，曾国藩幕府里还养了众多幕僚，大有战国时平原君、春申君的风范。这些幕僚都是文人，有的还是“鸿儒”，名声很大，乃至列入所谓“三圣七贤”。这样，武将给钱，文人给什么呢?曾国藩的做法是：给名。

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有一个“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材。

曾国藩从军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如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者仅占百分之三。l855、1856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而已，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至。回顾往事，亦甚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居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有所触动。

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赵烈文说：“阁下爱贤奖士，天下所并知。远者可无论，仅近相继离开者，是他们负阁下呢?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时，人志日嚣，凡属那些器识才能略有称数的人，成忠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固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假如不是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利而呆耳。假如诚实得不到发展的场所，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乎?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与人共患难之际，必须对荐举别人的事情十分慎密，因为这无异自削羽翼、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则亦为损甚微，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赵烈文的话讲得情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揣摩风云，一变前志”。从l856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1861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保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战争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酌量黜陟”，依据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正因为这一点，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l861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八字考语极有力量，说李“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在左宗棠评语中，又加“才可独当一面”，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清廷很快准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抚，沈葆桢授江西巡抚，李鸿章授江苏巡抚，由此可见密保作用之大。

鉴于封疆大吏不干涉清廷用人这一原因，曾国藩保奏实缺官员十分谨慎，按级别大小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保奏巡抚一级官员，曾国藩只称其才堪任封疆，并不指缺奏保。保李、沈时说，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保奏左宗棠帮办军务时则说：“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远略，度越时贤。可否吁恳天恩，针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俾事权渐属，储为大用。”而对于司、道官员则指缺奏荐，不稍避讳。如保奏李榕时说：“该员办理臣处营务两载以来，器识豁达，不惮艰险。现委办善后局务，实心讲求。可否仰恳天恩，准令江苏候补道李榕署理江宁盐巡道缺，随驻安庆，俾臣得收指臂之功。”对于州县官员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且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吏部议驳者，仍要力荐。

1858年曾国藩再出领军后，奏保幕僚较前为多，但又常遭议驳，难获批准。1859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即末获批淮，但随着他逐渐握实权，门庭广大，尤其是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至1861年至l865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极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郭嵩焘、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议其后曾国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人人都有升迁之望。

武人给钱，文人给官，这就是曾国藩的激励属下之法。

曾国藩驭下绝学

曾国藩在用兵上，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使其得到了一直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武将给钱，文人给什么呢?曾国藩的做法是：给名。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有一个“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材。

学会放权，发挥能力

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一个人要成就大业有所成就就必须得善于用人，该放权时便放权，该约束时坚决约束。

用人与善于用人是不一样的。曾国藩对军事基本上不是很通，但却能够平定太平天国，造就不世之功，善于用人就是一个原因。曾国藩在察人、用人方面有两点：一是善于发现人才，这点曾国藩确实很厉害，如果不能够发现人才就谈不上善用；第二点就是相信人。

“擦亮眼睛，精选人选”、“以私谊形成维系湘军中高层建筑的纽带”，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他实施放权，让将领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以促进湘军整体建设的提高，也可以说是他实施这一策略的基础。

那么，应该采用怎样具体的方法将实际的权力下放到中高层将领的手中呢?

对此，曾国藩可称得上是一个具有创新意识，敢于创新的改革家。可以说，他已经完全地把手中的权力下放给了湘军之中的每一位将领，而所采用的手段和策略也是令人震惊的。

曾国藩一改以往士兵归属国家所有的机制。熟知中国古代历史的人肯定知道，自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一直到宋朝的建立，造成战乱连绵的主要原因就是各地藩镇拥兵自重。因此，自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接下来的几个封建王朝，都采取种种措施，防止兵权落到带兵将领和地方大吏的手中。

一直以来，这种紧锁兵权的做法便被曾国藩所鄙夷。虽然这种方法对于维护统治阶级有着一定的益处，但带来的弊病也是让人望而生畏的。

例如，清朝的绿营兵规定：将领平时各住其府，有事便授予兵权，事情完了之后，便各回其府；而士兵则平时分驻在各地，当战事发生之后，便临时抽调在一起，共同迎敌。战事结束之后，便回到自己的驻地。

这样一来，就存在着两种弊端：其一是士兵与将领，士兵与士兵之间只有奉命应征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别无私情，兵将之间难以形成一个整体，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力量。其二，对于将领来说，也难以在指挥士兵的时候使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家军队，兵为国家之兵，将为国家之将，共同为朝廷负责。因此，他们就不能形成一个谋求某一派系或者家族利益的武装集团，兵权也自然就确保无误地掌握在了中央政府的手中，各地带兵的将领绝不能占为己有。

但是，也正是这种原因、这种授权方式，大大地打击了将领的积极性，使得他们在练兵的时候，马马虎虎不加注意，在对待士卒的时候也差强人意。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辛辛苦苦地练兵，将手下的士卒训练成为战无不胜的士卒，和自己又有多大的关系呢?到时候，自己训练出来的士卒又不知道归谁指挥，帮谁建功立业呢?

曾国藩就是从人性的优缺点之中看清了问题的关键，大胆地提出了兵役制度的改革。将世兵制变为募兵制，并规定一军之权交付于统领，大帅不可遥制；一营之权交付于营官，统领不得遥制。于是各层士兵层层招募，进退弃取皆由长官决定，统营官、哨官遂为大帅的私属，士兵也成了营哨官的私兵。“兵员自募，权归主将”，将军队的组建、人事升迁等所有的权力，完全地给予湘军之中的中高层将领。

可能有的人会存在疑问，这样地将权力下放给下属，特别是那些有着一定能力的下属，虽然能够让他们的能力充分地发挥出来，但是“人心隔肚皮”，谁又能够保证他们在自己的力量壮大了之后，不心存想摆脱曾国藩的指挥“自立门户”的念头呢?

其实，曾国藩当时也是想到了这一点的。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曾国藩采用什么方式来制约湘军之中的中高层将领呢?

首先，曾国藩对于每一个营都有着明确的人数限制。他的这一做法，就是通过规定的编制，来限制心存异心的湘军将领，以免他们心存骄横自满之心，而走向分裂湘军之路。其次，曾国藩对于每一个营官所招募来的新士卒，坚决地要求必须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才能开赴战场。为什么曾国藩如此地着重于对新招募来的士卒训练呢?其目的还是为了保障自己对于湘军保持有效的控制，对湘军有着绝对的指挥权，保证湘军的整体团结统一。曾国藩在练兵和训兵的时候，不仅重视对士卒作战能力的操练，更加着重于对士卒忠义血性思想方面的教育，要求对新招募来的士卒，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训练，其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曾国藩虽然采用了种种策略，但还是没有完全避免将领自立门户，导致湘军分裂的事情发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曾国藩与王鑫之间的事情。

王鑫是湘军建军之初的将领之一，深受曾国藩的赏识，一直准备重用他。然而，王鑫却认为自己是最早带湘勇之人，并不想接受曾国藩的约束，准备自己另立门户，自己干出一番事业来。在曾国藩将湘军的营地迁回衡阳之后，让王鑫回湘乡去招募湘勇。当王鑫回到湘乡之后，不但十分张扬，就像是朝廷大员出巡一样，还在招募湘勇的时候，比曾国藩规定的人数要多，竟达三千之多。更让曾国藩吃惊的是，当王鑫率领着这三千湘勇到达长沙之后，与湖南巡抚骆秉章交往过密，慢慢地显露出了自成一军，脱离曾国藩指挥的趋向。

曾国藩见此情景，严格地要求王龛除了仍然带领一个营的湘勇之外，新招来的湘勇另外编成两个营，由曾国藩另派人选为营官，但是，在这个时候，骆秉章却不命令王鑫裁员。使得王鑫拒不听命，自定营制，自派营官，在组织上、制度上独立于曾国藩之外，走上了彻底决裂之路。

曾国藩在这种情况发生之后，为了维护湘军的整体统一，向王鑫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王鑫只能自带一个营的湘勇，数量要严格地符合湘军的营制，勇丁必须在经过两个月的训练之后才能开赴战场。然而，王鑫却认为自己和骆秉章走在一起，比跟着曾国藩要有前途，便毅然拒绝，真正走向了决裂境地。

形势已经无法挽回，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出现，曾国藩只好忍痛和王鑫一刀两断，将王鑫逐出了湘军阵营，并且在给自己老师的信中对于王鑫大肆攻击，使得吴甄甫(吴文镕)不再调王鑫的军队北援，从此王鑫的军队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样一来，由于王鑫不能够出省作战，省内的财政又十分地困难，使得他不得不将三千四百人的军队减到两千多。由此，对于后来出现的效仿者也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

与此同时，曾国藩也进一步加强了笼络和控制部属的策略，要求湘军的将领在招募士兵的时候，必须严格地按照所规定的营规去办，包括人员编制、操演训练之法等，都必须依章行事，稍有越轨之处便会遭到革职或调离。

曾国藩并不是坚决地限制下属实力过分壮大，不允许下属自立门户，寻求发展。他的这一策略只是在湘军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得以壮大和成熟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湘军的整体统一而采取的策略。当湘军具有了一定的势力，具有良好的发展时机的时候，他却鼓励手下有能力的人独立门户。这也正是曾国藩在建设湘军，使得湘军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由于曾国藩一方面着力于对湘军之中人才的培养，在一定的时机内又采取允许下属独立门户的开明政策，适时地给予鼓励，使得湘军的发展速度很快，成为了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

曾国藩驭下绝学

“擦亮眼睛，精选人选”、“以私谊形成维系湘军中高层建筑的纽带”，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他实施放权，让将领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以促进湘军整体建设的提高，也可以说是他实施这一策略的基础。

量才施用，因人而异

运筹帷幄，靠帅才；决胜疆场，靠将才。一个人的智慧和才能毕竟有限，事事能干的人，自古就没有。况且，即使有这种事事能干的人，那么他的精力也不可能面面兼顾。所以，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不是表现在已有所长上，而是表现在能用人之长上。

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在识别人才之后，曾国藩还需要有用人之智，即将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发挥他的长处。对此，曾国藩曾说：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故世不患无才，惠有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

曾国藩以良药不适于病、梁丽之材用于窒穴、嫠牛捕鼠、良马守门等比喻，批评用人不当，指出对于人才必须“器使而适用”，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这就好比质地坚实的木梁可以用于冲击城门，而不可以用来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能用来捕捉老鼠；千里马不可以用来看守闾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还不如一般的斧头；古老的宝鼎用来耕田，还不如犁。只要是时间恰当，环境适当，一般的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功效。因此，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看如何去使用人才。

用其所长，这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蔡锷对曾国藩的用人之道评价较高，他说：“曾(曾国藩)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胡林翼)亦说人才由用人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之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

虽有良药，如果用得不对症，还不如一般的药，虽有贤才，如果不用在合适的地方，还不如那些庸人。曾国藩的观点，其实就是要求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即将每一个人才放到最合适他的位置，以发挥其最大的能力和功效。

塔齐布是与罗泽南齐名的湘军将领，姓托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开始练湘军时，塔齐布还只是个绿营守备，旋升用游击署参将，率兵与湘军一起操练。曾国藩每次见他早早到场，“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曾国藩就用戚继光法训练士卒，每当检阅步卒，塔齐布都穿着短衣，腿插短刀侍立一旁。

曾国藩对这位身材高大，面赤身红的满族军官感到很奇怪。后来，曾国藩便把他叫到自己帐中，与之相谈，大为赞赏。接着，又到他辖下的军中检查，见其训练精严，且能团结士卒。曾国藩退而叹息道：绿营兵有这样的已是凤毛麟角，因此更加敬佩塔齐布。

但是，此时的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饬。操演之期，从来不到操场督练，只管自己在署宫中偷闲，养习花木。因此，他极为忌恨塔齐布的才勇，常常在提督鲍起豹的面前讲塔齐布的坏话。而提督也不分青红皂白，多次羞辱塔齐布。

这件事被曾国藩知道之后，曾国藩便上疏弹劾副将清德，并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曾国藩向皇廷担保说：若塔齐布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果然，塔齐布后来在湘潭之战、岳州之战、小池口之战和武昌之战等湘军前期几次最大的恶战中，都表现了出众的勇敢，尤其在被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的湘潭之战中立了大功而被提升为提督。湘潭之战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湘军能否崛起，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可见曾国藩后来对其的注重。

咸丰四年(1854年)，塔齐布以收复湘潭有功，超升湖南提督，鲍起豹被革职。塔齐布位至大帅后，遍赏提标兵，收人心，并在左臂刺“忠心报国”四字，得士卒死力。每当深夜，呼亲卒相语家事，说到悲痛事，相对泣泪以流。塔齐布以严于治军，并能与士卒同甘苦著称。一次，德化县令给这位大帅送了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皆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立即下令退了回去。

该年底，曾国藩正驻军南昌，塔齐布驻扎九江，隔庐山相望，因太平军往来攻袭，两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国藩为此十分焦虑。除夕前一天，塔齐布攻九江，后因寡不敌众，单骑败走乡间，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后被一位乡农带回家中。次日，各军见到塔齐布仍未回来，于是以为塔齐布已经遇难，士卒们哭作一团。而曾国藩，也因此悲痛不已。直到了三更时分，一位乡农将塔齐布送回，士卒们才转忧为喜，大声欢呼。曾国藩、罗泽南听到塔齐布平安回营，都翻身跳将起来，光着脚就出去相迎，三人抱在一起，以泪倾诉劳苦。这时，塔齐布却谈笑自若地说：“我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

评价一个人才，要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塔齐布平时虽然看似有愚憨、无能之态，但一到战场便摩拳切齿，口流唾沫，一副好似要生吞对方的架式。尤其好单骑逼近敌垒，以侦视虚实，因此几次都陷入危境，之后才转危为安。

正所谓知人善任，曾国藩既要对上等人才加以引导、提拔，也要对下等人才加以勉励和推荐。曾国藩的知人之明，既表现在知道人的长处，还表现在知道他的短处。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李鸿章的长处在聪明，有才华，短处在于初步仕途，不免棱角太明，过于外露，正如曾国藩所说，“神采外腾”。所以曾国藩有意磨炼，使他能尽展其才，扬长避短。对于其他部下，他在指出其优点时．也一并指出其短处，加以告诫。

对于淮军名将郭松林，曾国藩则评价说：“郭公治事气足，而才不长，颇欠条理。难将多人，仍恐不克独当一面。”郭松林后来参与围剿捻军，轻敌冒进，结果兵败身死。而对于李元度，曾国藩一直提心吊胆，因为他知道“次青实不能治军”，李元度却不服，率军独当一面，后来在徽州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在评价刘铭传时，曾国藩说他：“所长在果而侠，其所短在欠谋蓄”，因此责令其防守沙河，“教之以坚忍，正所以勉其海量，进之于蓄也”。

曾国藩评价降将陈国瑞，说他：“气矜太甚，又其部下诸将不乐为用，终难独当一面。”评价另一位部将时却说：“用兵之道，知人之明，实非所长。”果如其言，陈国瑞因过于骄纵，终被流放，另一人也未有大功。

评价李鸿章之弟李昭庆，曾国藩说：“未尝多历艰苦，恐其视事太易。”李昭庆随曾国藩剿捻，总理营分，也无大建树，最后只升到记名盐运使，与他的两位兄长简直是天壤之别。

曾国藩对鲍超的认识最为深刻。他曾对鲍超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认为鲍超有几个致命弱点：

一是贪利。“春霆(鲍超)于‘利’字素看不薄，颇有不服众心之处”，“春霆所短，在用人不慎，取财无制。”因为他贪心，所以部下统领、营官、哨官惯扣勇粮，终致引发金华兵变。

二是贪名。曾国藩在给河南巡抚李鹤年的信中说：“春霆素好美名，好小殷勤，若于奏疏中偶说好话，渠感之最深，或送高丽参及鞍马、农服等事，渠亦历久不忘。阁下若于此等小事稍一留心，则大事最易商量，断不龃龉矣。”这样的人贪小失大，很难办成大事。

三是有勇无谋。咸丰十一年(1861年)，鲍超奉命与多隆阿并肩作战，令曾国藩很伤了一回脑筋。因鲍超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与多隆阿很快就产生了矛盾。曾国藩不得已派左宗棠前往调停，说：“鲍公勇多谋少，一切布置，皆求老兄指教，千万!千万!性命攸关，不可客气。”

他进一步分析说：“春霆之才，善于战守而不善于料理外事；惯于平原而不惯于深山穷谷；宜于坐营而不宜于屡次移动……”因此，曾国藩只将他作为冲锋陷阵的猛将，从不让他兼管地方政务，鲍超最后也只做到提督。

曾国藩驭下绝学

有材不用，固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在识别人才之后，曾国藩还需要有用人之智，即将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发挥他的长处。

见谅余下，促其进步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能改，善莫大焉”，所以，作为领导就应该既要在大事上坚持原则，又能在小事上做到“得饶人处且绕人”，只有这样才可以令部下不断进步，心存感激，拼死相报。

人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好的修养是积累的结果。据说曾国藩小时候是一个不饶人的家伙，9岁时，他寄居于桂花塘欧阳先生家中读书。一次，他与欧阳先生的儿子发生口角，欧阳先生偏袒自己的孩子，不分青红皂白便批评曾国藩。曾国藩将此事牢记心底，离开欧阳先生的家时，偷偷地将欧阳家的金鱼缸打破，弄得水干鱼死，然后怀着报复取胜的得意心情随父亲回家。l2岁时，曾国藩与伙伴在村子里的神王庙玩耍，不小心将神王像碰倒在地。父亲得知后狠狠地将他训斥了一番，还给神王重塑了金身。父亲怕曾国藩闯下更大的祸，决定让他到离家6里的故罗坪读书。曾国藩为此和神王像结了仇，每逢路过神王庙，就把系绳子的竹棍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我去读书，你要好好地替我看马，如果马跑了定不饶你!”

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两桩事，也许会觉得少年曾国藩天真有趣，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道理：曾国藩从一个调皮男孩成长为懂得爱、善于爱的道德建树者，说明人是可以改变的，大可不必对别人的缺点抓住不放，不可因人家犯了一次错误就一棒子将其打死。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占南京，宣告太平天国覆灭。朝廷里的最高统治者自然高兴，他们对湘军将领进行了褒奖，全军上下一片欢腾之际，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李臣典是个血气方刚、作战勇猛的悍将，他进城后兽性般抢占了不少女人，因纵欲过度，食**过量，一天后突然暴毙身亡。曾国藩闻说后，既生气又很伤心，部下出现这种情况谁的责任?他来到李臣典的床边，见几天前还是一个虎虎生气的战将，转眼却变成了一具尸体，他心里很难受，一边摸着李臣典的额头，一边念着李臣典的名字，泪如雨下。

就在李臣典死后不久，朝廷的赏赐上谕到了，李臣典被封为一等子爵，并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藩正在心里念叨李臣典无福消受，叹息再三时，一个叫朱洪章的人跑来对曾国藩说，第一个冲进金陵城的是自己，不是李臣典。曾国藩听了一震，眉头紧锁起来，他以为是朱洪章为了抢功故意这么说的，他正要发脾气，朱洪章给他说明了原委：六月十六日上午，地道挖好，点火进攻前，九帅集合各营讨论由谁为攻城先锋，大家都不敢领命，我出队领下了先锋之命并立下了军令状，我率焕字营1500兄弟从城墙缺口冲入，第一个进了金陵。李臣典虽未第一个进城，但却是最后打到天王宫，是李臣典经过贿赂起草折子的彭寿颐改动的。曾国藩勃然大怒，喊着要处分人。

当身边的人都离开之后，曾国藩陷入到痛苦和沉思之中，他想想这些年风风雨雨，那么多兄弟舍生忘死地跟着自己，实在不容易，他们的性格各异，涵养不同，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毛病，大家聚到一起共事，对于利益的竞争，谁都会犯下或大或小的错误，包括自己曾在衡州为了打串子会，标榜“严治”，不也一时失去理性而错杀无辜吗?为了激励将士们顽强杀敌，建立功勋，他亲授腰刀，承诺谁有功就上折举荐谁。除了少数人，哪个不想升官发财?对于九死一生的将勇们来说，胜利之后需要的当然是更多的荣誉。如果自己这时候严惩一批，不是冷了他们的心吗?以后作战谁还卖命?曾国藩认为，这件事要慎重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他还是让李臣典的儿子代领了封赏，并去做朱洪章的思想工作，以内部奖励方式安慰他，承诺以后定上折保举。对于徇私舞弊的彭寿颐，曾国藩严厉地批评了他一番，以“下不为例”四字原谅了他。

君子不仅要正确对待自己的过错，也要正确对待别人的过错，要容许别人犯错误，对别人过去的错误采取谅解的态度。对此，孔子提出“既往不咎”，即已经过去的事不要责备了，着重看现在和将来的表现。

同时，一个求才若渴的人，不在乎人才身上的小毛病，他们会以宽阔的心胸包容人才的不足，创造条件使其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善于挖掘人才、爱护人才的人。

湘军成立水师时，当地一些江盗不时进行偷袭。一天夜里，曾国藩正在与人下棋，有人来报说江上水盗又来了，曾国藩扔下棋子与彭玉麟一起来到江边看个究竟。只见江面上灯火闪烁，七八条水师长龙围住一条民船。曾国藩隐约看到民船上装着垒得高高的麻袋，他知道那麻袋里装的是湘勇的军粮，此时，他心里恨透了江盗。江面上，湘勇们已提着刀、举着火把把江盗围住了，只见一些湘勇纵身跳到民船上，与船上的江盗打了起来。

这时，曾国藩发出命令增派五条长龙舰，务必将民船上的人全部抓起来。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湘勇水师管带杨载福抓到了一个江盗，把他拖上了岸。这时是寒冬季节，只见被拖上岸的人脸色青灰，就像死人一般。接着其他湘勇又纷纷抓到了江盗l6人，曾国藩让杨载福进舱换衣，这时湘勇们高喊杀死强盗。

曾国藩没有搭理大家，他叫人拿来一些干衣服给江盗们换上，接着曾国藩亲自审讯这批江盗。江盗招供是因生活所迫前来盗窃军粮，为头的就是杨载福从水中拖出的那人，名叫申明标。申明标年近四十，长得五大三粗，一副凶恶的面孔，他见到曾国藩后双膝跪下，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甘受大人处罚。

曾国藩问他除了会偷盗外，还有什么本事。申明标说，偷盗并不是他的本事，只是这些天来弟兄们揽不到事干，家里老少都在挨饿，迫不得已才跑来偷湘军的军粮。原来申明标曾在关天培的手下干过把总，对水战略知一二，在这上下百余里的水面上，提起申明标的名字是无人不知。

曾国藩本来想狠狠治一治这帮江盗，但他忍住了心中的怒气，改变了处罚他们的念头，而起了留用他们的心思。彭玉麟看出了曾国藩的心思，说申明标无品行操守，若让他当了头目，他会坏了军风军纪把一群人带坏；若只是让他们当个普通勇丁，有谁能管得了他?但曾国藩觉得申明标虽是湘江上的水盗，但也确实是“饥寒起盗心”，他像梁山伯阮氏三雄一样勇敢并有些功夫，目前水师正需要人手，留下他们则可以发挥他们的技长。

这样做的话，曾国藩既扩充了自己水军的力量，江盗们也找到了用武之地，从而一举两得。

曾国藩驭下绝学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错能改，善莫大焉”，所以，作为领导就应该既要在大事上坚持原则，又能在小事上做到“得饶人处且绕人”，只有这样才可以令部下不断进步，心存感激，拼死相报。

和衷共济，上下一心

北宋刘书在《刘子·兵术》中说：“万人离心，不如百人同力。”宋人许洞也说：“和于国，然后可以出军；和于军，然后可以出阵；和于阵，然后可以出战。”

曾国藩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都认识到一个群体团结的重要性。他在给林源思的信中说道：“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彼营败走，此营不救；此营败走，彼营不救；此营欲行，彼营顾止。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

曾国藩深恶痛绝的是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

关于这一点，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他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他说：“今欲扫除更张，非万众一心不可。”

因此，他认为绿营军的种种恶习、积习、陋习必须一扫而光，他制定了“别开生面，斩断日月”、“改弦更张，赤地立军”的方针，立誓要创建一支崭新的军队。为了他新建团体的“纯”，曾国藩招募湘勇、组建湘军时，决定一个绿营兵也不要，他怕“一根鱼腥一锅汤”，怕勇丁染上官兵习气。

为此，他为自己所要编练的湘军确定了最基本的建军标准。用他的话说，这支军队必须要能够做到：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太平军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只有这样，才可以血战数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

为了使士卒与士卒之间，士卒与统领之间，统领与统领之间消除影响整个湘军团结的猜忌，曾国藩首先去做的就是用一个共同的利益，把湘军的士卒束缚在一起。让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虽然心存猜忌，却又不得不团结在一起。这是一种“求大同存小异”的策略。

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去做，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是建立在他对于人性的独特认识基础之上，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将人性的善恶，向积极有利的方向发展——有利于作为一个军队的特殊团队向不断壮大的方向发展。

他认为，人的“自私”在有的时候并不是一件坏事，只要适当地加以引导，就像洪水一样，加以正确的疏导，不仅不会使洪水泛滥成灾，反而还会使得洪水灌溉农田，促进农作物的生长。曾国藩建设湘军并使湘军迅速发展壮大，在很大的程度上，在于他知道怎样将人性中“自私”、“趋利”的弱点向有利于湘军这个团队壮大和发展的方向引导!

“自私”在那个时候，被人们片面地认为是产生罪恶的根源，不能够从一个全面的角度去认识“自私”。而作为传统儒家理学传人的曾国藩，虽然对于自己要求“廉”，并且是一种近似刻薄的“廉”，但是有着非凡洞察力和对于人性有着深刻见解的他，却站在了一个客观的角度，用一种辩证的观点去认识了“自私”。曾国藩认为，只要把握好一个度，因势利导就能够让人心中的“自私”为我所用。

曾国藩在很多的时候，便是通过对于人性之中所存在的这种本性，在一定的“度”内满足人因为“自私”所产生的欲望，从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由此，为了消除湘军之中所存在的猜忌，促成湘军内部成为一体，曾国藩采取了这样一种策略——以共同的利益，把湘军上下连成一体。所谓的相同利益，对于曾国藩来说主要有这样两点：

第一，从维护封建道德理论和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来引导人民。

中国是由儒、道、佛三种宗教文化所控制的国家。而其中儒家的道德思想在人们的脑海里面根深蒂固。他们崇尚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打出的却是基督教名号，以“上帝”的名义去号召受苦受难的普通人民。这样一来，无疑冲击了中国大地原有的宗教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在向传统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发出挑战。

深受近千年儒、道、佛三种宗教文化熏陶的庶民百姓，在心里面绝对不能够接受这个突然“舶来的邪教邪说”。更重要的是洪秀全只不过是借用基督教的名义，而去实现自己的目的罢了，所以他的“教义”也是不完全的，并且一些理论观点和信仰冲击了人们心目中的道德基石，这不仅让人们难以理解，而且还让人们在心里产生了恐慌。

人在受到外部刺激的时候，都会很明显地产生自然条件反射一般的抵抗。在洪秀全率兵围攻长沙的时候，左宗棠便去见过他。劝说洪秀全要想获得成功，最好是抛弃基督教，倡导儒家的孔教。

左宗棠的劝告完全是出自肺腑之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弊端所在，就是洪秀全所提倡的基督教，宣扬的基督教义，与原本中国传统的孔教、道教、佛教有着很大的冲突。

洪秀全和他的上层部属动辄巫婆神汉式的装神弄鬼，满嘴神话欺骗军民愚弄下属的行径，不仅让普通的中国人民感到反感，也让他们感到了一种威胁，也是对当时文人的一种羞辱。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便写了一份《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之中，曾国藩列举出了洪秀全的全部罪状，归结起来为下面四个方面：

一是，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莆牛马之不若；二是，窃上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读书典册，一旦扫地**尽；三是，毁宣圣之木主，污关岳之宫室，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四是，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以取息。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对此，他感到了痛心疾首，认为自己要：“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为百万生灵报戮杀之仇，为上下神祀被辱之憾。”并且发誓要以消灭太平天国为己任。

曾国藩所列举的以洪秀全为首恶的太平军的罪状，没有一条不与深受了千百年传统文化熏陶，崇拜孔孟关岳的民众思想倾向相冲突的。并且都是一些大逆不道的行径，严重地威胁到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因此，曾国藩巧妙地将存在于中国人思想之中根深蒂固的道德文化与宗教文化相结合，站在维护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宗教信仰的角度上写出了“檄文”。让湘军知道他们共同的利益正遭到破坏，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便必须紧紧地抱在一起，向破坏天下士农工商共同利益的敌人作战。

第二，用可以看得见的钱财和诱人的功名利禄吸引人力。

同前面所讲的一样，曾国藩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策略，也是出于自我对人性“自私”的认识。

共同的利益，就像是促使湘军全体团结的“润滑剂”，使得湘军士卒之间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而不得不暂时地放弃心中的猜忌，齐心合力将矛头指向了太平军。

曾国藩驭下绝学

曾国藩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从以往的经验和教训中都认识到一个群体团结的重要性。他在给林源思的信中说道：“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彼营败走，此营不救；此营败走，彼营不救；此营欲行，彼营顾止。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