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死后一百多年，对他政治上的评价，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但是，曾国藩会识才用才这一点上，一百多年来却没有异议。曾国藩在世的时候，李秀成说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天王不识贤臣”，而曾国藩的成功则是因为“善识人才”。

曾国藩用人有两点非常值得学习，一是爱护干部，二是注重培养接班人。他认为对一个人要以鼓励为主，要多看到别人的好处。曾国藩有两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对待部属要“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

“勤”“慎”“诚”，选才之道

曾国藩指出，军队中选用将才，要特别注重那种朴实勇敢的人，同时要看他们的气概。怕的是有些人不全是发自内心的忠义之气，这些人轻浮、骄气，并不是真正的气概。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是中国的一个识人的古语，它说明在人才不易识的情况下，相对一般人才而言，千军易得，一将就更难求了。在作为社会生活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的军事领域里，统帅的决心具有重大作用。军事领导人才是统御部队的人才。

作为一支部队，一个组织，没有领导人才的控制、驾驭之意，必然是一盘散沙，缺乏战斗力，遇有困难和敌情，定将一触即溃。俗话说，蛇无头不行，讲的正是此理。因此，在识人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识别平时能练兵，战时能打仗的一般军事人才；更重要的是能识别平时能治军，战时能指挥作战的各类指挥人才。

曾国藩指出，古时候治理军队，先寻求好的将领，然后再去挑选士兵；现在搞军事的人，往往首先招兵，却并不选择将领。这样做就像拿衣服一样，不提着衣领，结果搞成一团糟，只会自取灭亡。因此，治理军队，首先要能找到能帮助自己的将领，这就像提衣服要提衣领一样，是管理的关键部位。曾国藩在这里强调了选择将才的重要性。

曾国藩告诫幕僚们：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二字当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立意要将此事知得透，办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人之生也直，与武员之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哀，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他认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日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作为一军将领，朴实廉正耿直是最可贵的。狡猾的将领，一遇到危险，他神情流露的变化，足以动摇扰乱军心；他言语的圆滑，足以颠倒混淆是非，所以湖南军团历来不喜欢用只善于言辞的将领。

选取良臣贤将是每位领导的心愿，一个企业或单位的实力也是由拥有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决定的，那么怎样的人才能称为人才呢?所谓将才，必须有运筹帷幄的本领，因为他是领导者与最基层执行者之间承上启下的纽带和桥梁。因此，任用帅才须注意把握好以下五个标准：

——要分、明、勤。不分则不能使人心诚服，没有凝集力的集体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不明则是非不清，意图不明，会使人无所适从；不勤则纪律荒废，事务得不到认真及时的处理。所以，只有将才自身做到分、明、勤，才能带出一支高素质的队伍。

——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将才要有一点舍生忘死的精神，作为带兵之将要有身先士卒、敢于冲锋陷阵的精神，才能引导士兵抛头颅、洒热血；作为从政之将，要有献身事业，以身作则的精神，只有把精力全部贯注于事业之中去，才有资格要求自己的属下做到这一点。

——不追逐名利。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来的将才，必然不会很好地控制个人的欲望，当自己晋升得慢一些时就会怨气冲天，这样的将才再有才能，他也会影响属下去争抢薪水的高低、待遇的优劣，进而导致为毫厘之利而伤和气。

——要身心健康。为将之才上要沟通领导，下要联络士卒，既动脑又动手，十分操劳辛苦。如果身体虚弱的人，会因过度劳累而吃不消，容易生病；如果缺乏精神支柱的人，就会因日久而产生厌烦情绪，离心离德，难当重任。所以，对于将才来讲，体格强健、精神饱满是很重要的。

——要有忠义血性。如果说，为将之才必须要同时具备以上五点要求有些过分苛求的话，那么这第五点就是绝对不可少的。因为帅才有优劣之分，也有擅长的区别，有的人多谋善断，有的人勇敢沉着，有文经之才也有武纬之士，各自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但无论何种人才，若没有起码的忠肝义胆，血气良心，则最终是无法使人信赖和依靠的。

这就是曾国藩选才的标准，当然，这对于现在领导选才、用才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曾国藩驭下绝学

曾国藩指出，古时候治理军队，先寻求好的将领，然后再去挑选士兵；现在搞军事的人，往往首先招兵，却并不选择将领。这样做就像拿衣服一样，不提着衣领，结果搞成一团糟，只会自取灭亡。因此，治理军队，首先要能找到能帮助自己的将领，这就像提衣服要提衣领一样，是管理的关键部位。曾国藩在这里强调了选择将才的重要性。

求才爱才，知人善用

晚清以来，内忧外患不断，选才自然也有变通，因而曾国藩大胆举荐人才。举荐人才，只注重人才的才识而不管这人与自己有无仇隙，曾国藩在举荐左宗棠时就是如此。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二人甚是不合。但曾国藩爱惜其才，虽二人交恶，仍多次举荐。

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氏以兵部郎中用。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遇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

果然，左宗棠于次年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疏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朝廷推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儿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由于封建科举制的弊端，朝廷不能广招真正有才能的人士，故而慧眼识人，不拘一格荐举人才，为国为民谋福利，这是曾国藩作为朝廷大员的职责，也是一种胆识。

说到求才，大家自然就会想到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这句千古名言来自战国时期的一则故事。当时沉埋于民间的贤能之士汗明问春申君说：“君听说过千里马的故事吗?千里马到了可以乘用的年龄，拉着载盐的车子上太行山，伸蹄屈膝，垂着尾巴，皮肤一块一块地溃烂，嘴和鼻子喷着白沫，大汗淋漓。到了半山坡，它再也走不动，驾着车辕，不能向山顶爬。这时，正好碰上伯乐。伯乐一见，就从车上下来，拉着马哭了。伯乐脱下自己穿的麻布上衣盖在它的身上，它被感动了，就低下头喷着鼻子，抬起头发出长鸣。它的声音响彻高高的天空，就像从金钟磐里发出的乐音。为什么这匹马会这样呢?因为它认出伯乐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曾国藩为了求才，更是用尽了千方百计。他之所以取得成功，和他的网罗人才，把一大批有各方面才能的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成为他的幕僚，为他出谋划策是分不开的。曾国藩的识人之誉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薛福成曾经放言：“曾国藩知人之誉，超秩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

俞樾在道光庚戍复试于礼部时，面对“淡烟疏雨落花开”这道并不吉祥的出题，发诗泉而不唐突，敷衍以文而不失缜密，先作五言律一首，然后洋洋洒洒地撰文解答了这道难题。从复议的保和殿下得场来，俞樾心中仍然惴惴不安，因为这位俞举人虽然才华横溢，但自幼不娴于小楷，而彼时科场尤重于应试者的书法。自明末以来，有一种名为馆阁体的字体已经在科场流行，这种严谨端庄的字体，遂逐渐成为闱场中的专用字体。宗师一将墨卷拿到手中，先审视的便是应试者书法上的功底，然后再浏览全文，因运笔

窳劣误了锦绣前程的无疑是大有人在；写得一笔漂亮的馆阁体而博得阅卷者欢心，寅缘一跃龙门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俞樾胸中的隐忧，绝不是庸人自扰。

及至宫门传胪，黄榜挂出，俞樾不但被赐进士及第，而且在保和殿一同复试的诸人当中居然名列第一。过了一段日子，俞樾才得知自己的卷子是经了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审阅后定夺的。曾不但是这次殿试的执事官员，而且与主管科举的礼部尚书同为该部堂官，因此，在阅批朱卷时有着很大的发言权。他看了俞樾的诗文之后，不禁抚案激赏有加，他立即示之于内阁大学士杜翰等阅卷诸公，并且执意要将俞樾举为第一。同僚们聚而观之，咀嚼那份朱卷良久之后，纷纷摇头以为不可。“文则佳矣!然则仓促间安能出此佳构，定然是录旧作以塞责罢了!”

曾国藩仍然执著己见，拈须道：“不然，其诗亦相称，难道诗也是宿构吗?”“文义发端于何处尚待考究，拔置之第一，恐难服众。”“此与‘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有暗合之处，咏落花而无衰讽之意，此生他日成就，未可量也!”

曾国藩的一番话顿时令阅卷诸公无言再驳，俞樾也由此得中殿试第一，恩荣及第，赐宴礼部，被授进士及第入翰林院庶常馆为庶吉士，三年后终于捱得壬子散馆，得以引见入宫，在宫禁森严的紫禁城一睹圣容。咸丰帝见其谈吐学问俱佳，温言垂询之余，似有所瞩，果然，引见后不久，俞樾便蒙恩得授翰林院编修。

俞樾究竟写了一段什么样的雄文，令曾国藩这位八股大师折服?其实说来也令人瞠目，这位大人先生一瞅见那首五言律诗的首句：“花落春仍在”，便叹服了，这大概与曾国藩那执著的人生态度有暗合之处，以至于惺惺相惜的心态油然而生。

后来，曾国藩受命督抚两江，驻节子虎踞龙盘的南京，俞樾也以儒生的面目、巾服游于曾国藩的幕中，往来如处士。俞樾在给曾

国藩的信中，将自己比作当年袁枚从游于君相幕府。而曾国藩对俞樾，则常有“闳才不荐，徒窃高位”之叹。

曾国藩结识大将彭玉麟也有一段感人的故事。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七月，曾国藩到四川任乡试正考官，途经开封，有一天在街上随便转悠，看见一位守画摊的年轻人，观其气质，怎么也不像一个闯**江湖的人。摊子上还放着一套古书，曾国藩蹲下身子，把古书打开一看，见是《公瑾水战法》，不由得又看了一眼年轻人。

曾国藩边翻边问：“请问先生，《公瑾水战法》是难得的私家珍藏本，留世很少，为什么要卖呢?”

年轻人看了曾国藩一眼，叹了一口气说：“不瞒仁兄，小弟是湖南衡阳渣江人，外出访友不慎失盗，流落在此。此书乃祖传之物，有识得货的换个盘缠而已。”

果然是饱读诗书的人，曾国藩与其谈了一会儿后，觉得对方是个人才，便打听他的经历。年轻人做了介绍，他叫彭玉麟，字雪琴，父亲曾做过怀宁三桥巡检，离任后得痨病故去，家道自此衰败。这本书是父亲传下的，他常带在身边翻看，他曾中了个秀才，可脾气不好，得罪了教谕，被革除了，于是看淡了功名。

曾国藩愈加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很诚实，并认为他对兵书如此感兴趣，一定有所见地，国家正处危急时刻，懂得兵法战术的人的确很难求，于是他有心与彭玉麟交个朋友，将来自己需要用人的时候就可以聘请他。

于是曾国藩便说自己是湘乡荷叶塘人，现在京师翰林院当差。彭玉麟非常惊喜，说：“原来是曾大人，闻名久矣!”两个人就这样你谦我让成了相见恨晚的朋友。

两个人谈了一会儿后，彭玉麟说：“大人真有用得着我的那一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饭后他们走进客房，彭玉麟便掏出《公瑾水战法》一章一节细细讲述起来。

曾国藩看到大清只注重马背上的功夫，但缺乏水上作战经验，而彭玉麟不仅把这部《公瑾水战法》读得熟、吃得透，而且还谈了许多曾国藩第一次听到的设想，不由得耳目一新。

第二天，曾国藩与彭玉麟作别时，他向彭玉麟赠银二十两。彭玉麟坚持把《公瑾水战法》留给曾国藩，曾国藩无论如何也不收。

后来，曾国藩创建水师，立马想到了彭玉麟，招来相谈，说：“这是上天所赐兄弟的水师奇才，真是朝廷之福!我请你暂时屈就水师右路指挥官，左路的指挥官我已委任于南路团练统带的杨载福。”

江忠源第一次上门拜见曾国藩，谈话之后，曾国藩就告诉身边的人：“这个人将来必定名扬天下，但因气节太强烈而不得善终。”十多年后，江忠源果然以战功名扬天下，可是在庐州与太平军发生交战时，由于弹尽粮绝而以身殉难。

曾国藩制订了他的用人标准：操守、学识、才具，他认为“德为本质，才为功能，德如水之养育众生，才如水之载物溉田。”

正因为曾国藩识才、爱才，才使得天下有才之士竞相为之效命，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他的事业的发展。

曾国藩驭下绝学

曾国藩为了求才，更是用尽了千方百计。他之所以取得成功，和他的网罗人才，把一大批有各方面才能的人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成为他的幕僚，为他出谋划策是分不开的。曾国藩的识人之誉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薛福成曾经放言：“曾国藩知人之誉，超秩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

培育人才，磨练人才

一个人能否经受住磨砺，直接关系到其是否能成才。历来人们提到人才学问，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去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曾国藩则明确提出人才由磨砺而成的学问，这实在是发人深省的。

曾国藩强调人才“皆由勉强磨炼而出”，强调《中庸》所说的“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功夫，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和实践出真知的过程。他指派幕僚担任方面军的指挥者以前，大多先派他们在营务处等直属单位磨炼一番。他不但对才能的形成强调磨炼，对品德的形成更强调磨炼。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要求幕僚，并要求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

曾国藩在人才的培养和磨砺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李鸿章的培养和关于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奏折上。

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的湘军在江西北部同太平军作战，攻陷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就像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他认为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灿烂辉煌的前程。于是，李鸿章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小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的湘军行营，投奔了曾国藩。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预料的那么称心如意。他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但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太忙，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他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鼐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只顾与左右的人说事，根本对他的到来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便对曾国藩说：“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使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说到这里，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咸丰八年(1858年)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旧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爿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也成了他沉重的负担。

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活：“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战。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也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牛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师，糊里糊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师，如同有了指南针。”

另外，曾国藩在注重培养人才方面值得赞颂的就是派遣出国留学人员。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初三，曾国藩在一折奏稿中，疏议大清每年选派十三四岁至二十岁的人三十名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学，目的是使西方人擅长的技术让中国人能够掌握，之后就可以渐渐谋图自强，十五年后学成回国，但是，留学生去前要考试，在读期间不准加入外国籍、逗留国外，或者私自另谋职业，学成后听候派用，委以重任。以二十年计算，约需库银一百二十万两。留学一事，虽是丁日昌动议，李鸿章也多次来信与曾国藩商议，但他们两人都不及曾国藩德高望重，所以真正促成留学一事的人应该说是曾国藩。

但是经过多年的曲曲折折，曾国藩有时也不免有几分感慨：在用人这一点上，实为万事的根本。“德”、“才”二项要取其一已属很难。而要二者兼备，则极为少见，但这并未动摇他对德才兼备，更重德操的人才标准的信念。同治十年(1871年)，他撰《才用》一文，检讨说：“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这是他晚年对自己践履德才兼备标准的一个深刻的反思。

曾国藩驭下绝学

曾国藩强调人才“皆由勉强磨炼而出”，强调《中庸》所说的“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功夫，即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和实践出真知的过程。他指派幕僚担任方面军的指挥者以前，大多先派他们在营务处等直属单位磨炼一番。他不但对才能的形成强调磨炼，对品德的形成更强调磨炼。他常以“恒守‘清慎诚戒’四字”要求幕僚，并要求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

广收而至，勤交而成

人才的重要性在各个时代、各个领城都一再被强调，作为一代政治、军事英杰的曾国藩更是把它放在决定事情成败的首位。在练兵之初，他既没权又缺钱，硬是靠一批忠勇能干的人才训练成为一支善战之师。

曾国藩的幕僚人数较多，按其人员所做的事务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为曾国藩推荐人才的人。

第二类为运筹帷幄，出奇制胜的人。这种人才高学富，识见宏远，智深沉勇，晓畅兵机，其取舍去留关乎战争成败。

第三类为筹集军饷，补充后备的人。这种人头脑明晰，有计划理财的能力。

第四类为领军作战的人，即后来的所谓中兴名将。

第五类为办理文书奏章的人。这种人文思敏捷，笔墨严谨，数千文字，倚马可待。

第六类为幕中文士。这些人皆饱读诗书，或为文苑精英，或为学术巨子，秉横溢之才气，作惊世之文章，与曾国藩多有唱和之作。这种人既可以点缀儒将门辕，又可在江南兵荒之际使学术免于衰弱。

第七类则为天文、地理、算学、化学、机器等方面的专门人才。

曾国藩在延揽、造就人才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准则，他说：“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曾国藩认为，人才并非天生的，必须靠辛勤的培养才可以用，要想得到得心应手的人才，就要学会亲自动手，培养训练。于是，曾国藩的幕府就有了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二是育人，使幕府成为了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

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时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

培养人才，是曾国藩设立幕府的一项重要宗旨，从后来的发展可以看到，晚清军政文化各个领域的人才，从曾国藩的幕府中出去的大多都被人认为是奇才。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将当时切于实用的知识学问概括为四项内容，令每个幕僚自选一项进行习练，并将此列入条令，人人都必须遵守。他在《劝诫委员四条》之三《勤学问以广才》中说：

“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日军事，日吏事，日饷事，日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则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他在《劝诫绅士四条》之四《扩才识以待用》中又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日“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日“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功夫也。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

这里说的是虽是带兵将领，而用之于幕僚身上也是有相似之处的。在曾他在曾国藩的《书札》与《批牍》中保留不少文字，对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总是谆谆嘱咐，既有鼓励、鞭策，也有告诫。对一些亲近幕僚的训诫更是不胜枚举。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带兵期间，李瀚章在主持江西赣州厘金局期间，曾国藩都连连写信，有禀必批，有函必答，于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厌其烦，循循诱导。

曾国藩尤其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各人的特点进行培养。有的人，如张裕钊、吴汝纶文学基础很好，曾国藩就令其在幕中读书，专攻古文，以求发展，而不让他们做具体工作，征得他们的同意，也不荐举做官。大将鲍超，英气勃发，勇猛惯战，但学养浅薄，缺乏心计。在作战中，曾国藩常让他冲锋临阵，却不准其参与军机谋划。

曾国藩在聚集与培养人才方面的确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他自己讲育才之道约有三条：日访察，日教化，日督责。探访如鸷鸟、猛兽之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须辨其贤否，察其真伪。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从于不自知也。督责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也正因为这一点，曾国藩幕府对士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正像有人评论的那样：“公任兼圻，虽于幕府外设书局、忠义采访局以安置士人之贤者，而薪俸仅足赡其家，但能随人之才以成就之，故归之者如流水。”不少幕僚受其感动，拜他为师。

人才既经“广收”而致，然后饬以“勤教”陶冶而成，因此能担起维护统治秩序的重任，形成了巨大的实力。薛福成说，曾国藩“遭值时变，一以贤才为夷难定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其成之也，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则楹栋榱，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志，斯所以能回轮轴而变风气也”。薛福成作为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深深地感受到了曾国藩在造就人才上所费的苦心。

曾国藩驭下绝学

曾国藩认为，人才并非天生的，必须靠辛勤的培养才可以用，要想得到得心应手的人才，就要学会亲自动手，培养训练。于是，曾国藩的幕府就有了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二是育人，使幕府成为了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

利已利人，达己达人

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有过这样的论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是儒家道德修养中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个重原则。

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是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基础。古时代英雄的事迹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许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认为建立基业的必要条件，就是规模宏大。他又进一步具体地解释说：“就像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

要想使自己的事业规模宏大，就需要放权，让手下的人自主发展。但是，什么时候让手下去另谋发展，却是大有讲究的。曾国藩的做法是：局面小的时候，坚决维护手下队伍的团结统一，对另立门户者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自己的事业刚刚起步之时，手下就自立门户，无异于分裂队伍、瓦解自己。但是当自己事业的发展具备了一定规模，是自立于世的时候，他又放手让手下另谋发展。这不仅是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之道，更是自己事业的扩大，因为手下另谋发展之后，终归还是自己的属下，可以为自己所节制；即使完全独立出去，也还可以互相照应。

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局面做大时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对于鼓励人才，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曾国藩并不是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气氛。相反，他一直都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他认为在方法上必须着重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则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到对方的自尊。

曾国藩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

在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也体现了他鼓励下属谋求发展的这种精神。

1861年，太平军在江浙进犯，使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随时被占领的威胁。从清廷到江浙地方的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一个极好时机，不能将精锐派到上海，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队。

当时曾国藩在考虑这个人选时，也颇费了一番心事，他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有大益处，断不会成为掘墓人。

经过再三权衡，他最后举荐了李鸿章。1862年2月28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务必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才有机会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还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也将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对其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客二离”规之，沈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也深受教益，他在给李桓的复信中就这样表示：手谕诲爱谆切，感佩无量。

李鸿章到上海后，铭记老师的教诲，处处以弱军自居，抱定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都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军，就将他调离。但李鸿章仍然没有回话。清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李，于是又令曾国藩劝李出兵作战。李鸿章特向老师诉苦，曾国藩知道个中奥秘，开始支持他按兵不动，待清廷令他劝李出兵的谕旨下发后，曾国藩又出一招，让李“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并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因为曾、李都清楚，自己不能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了洋人的用意，原来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鬼，他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自此以后，李鸿章处处秉承老师的旨意办事，在上海的六个多月时间里，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即有四十四封之多。他把曾比作佛祖释迦牟尼，而自己则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他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创首，有何大政方略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也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赴上海练淮军，曾国藩对他说：“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问少一臂助，奈何?”李鸿章再请，曾国藩不但欣然同意，还送上马，扶一程，这种师生之谊令李鸿章终生铭记。

李鸿章所招募的淮勇到达安庆后，一切都效仿湘军，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1862年，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曾国藩亲临祝贺。这个时候，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他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无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为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淮军的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想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倡”，以陶铸淮军风气，因而欣然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新兵两营，由韩正国统事，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带，程学启系陈玉成部太平军的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四千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于是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骨干队伍，共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人。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的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只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他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

李鸿章对曾国藩如此厚爱赏识，确也能投桃报李，此后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两就达四万之多，洋枪洋炮更是不计其数。

攻陷天京前后，曾国藩实际上是清军的前线总司令，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

至于左宗棠，虽然在多种场合曾对曾国藩有微辞，两人也曾几年不通音讯，但在收复新疆时，他还是第一个荐举了左宗棠。

由于曾国藩在属下自立门户的问题上政策开明，适时加以鼓励，湘军的力量得以快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一直都以曾国藩为其共同的精神领袖。曾国藩的事业规模也随之迅速扩大，到十年后，湘军集团中的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相近者就有二十多人。这些军队与督抚谐调行动，互相配合，使得曾国藩的声望也如日中天。

曾国藩驭下绝学

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局面做大时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对于鼓励人才，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

知人用人，扬长避短

知人用人，扬长避短，这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他将此计传授给李鸿章时说：“凡教人，当引其所长，策其所短。”也是同样的意思。

曾国藩认为，人才是根据求才者的智识高低而出现的，需要用才者善于鉴别、善于使用。用人就像用马，如果得到千里马却不认识，或者即使认识了，却不能充分发挥它的能力，那当然就只会喜欢那种衰弱无力的马而抛弃雄壮剽悍的骏马了。

知人善用是曾国藩人才观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而且，凡具一技之长者，曾国藩都要广为延揽，在使用时更是小心谨慎，尽可能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

曾国藩慎用人才的一个基本内容是量才器使，才尽其用，但要真正做到量材器使，首先要知道如何去认识人。他说：“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他指出：古人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这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他要求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有失去捕抓大鱼的机会，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

有关知人善用，曾国藩重用容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曾国藩曾重用并委派容闳赴欧美采购机器。这位广东香山县人，自幼接受西方教育，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后人美国籍。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人都向曾国藩举荐过。尽管容闳到过太平天国和天京，还向干王洪仁王干上书，提出过发展资本主义的七项建议，以后又与太平天国多次做过茶叶生意，曾国藩对此却并不怪罪。

曾国藩接连三次发出邀请。三十六岁的容闳初次登上总督衙署大门，次日便受到了曾国藩的接见。

曾国藩在了解容闳的经历和学识以后，认为他确是个既了解西方又有胆识的人才。在问及当前对中国最有益、最重用的事情当从何处着手的问题，容闳答以莫过于仿照洋人建机器厂，尤需先办制造工作母机的工厂。曾国藩十分赞许，及时拨发巨款，委派他赴欧美采购机器。

多年来一直在异国他乡做着中国富强之梦的容闳，受命之日，十分感奋。一年后他从美国采购来的机器，就安装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军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中，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还有一次，那是一个炎炎夏日的午后，曾国藩收到学生李鸿章的一封书信。

在信里，李鸿章向恩师推荐了三个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在老师的帐前效力。曾国藩放下学生的信，照例背着双手出去散步。

黄昏的时候，曾国藩刚刚回府第，家人立刻迎了上来，低声告诉曾国藩，李大人推荐来的人已经在庭院里等待很长时间了。曾国藩挥挥手，示意家人退下，自己则悄悄走了过去。

这时，只见大厅前的庭院里站了三个年轻人，曾国藩就悄悄地在离他们不远处的地方停了下来，暗暗观察这几个人。只见其中一个人不停地用眼睛观察着房屋内的摆设，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另外一个年轻人则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在庭院里；剩下的那个年轻人相貌平庸，却气宇轩昂，背负双手，仰头看着天上的浮云。

曾国藩又观察了一会儿，看云的年轻人仍旧气定神闲地在院子里独自欣赏美景，而另外两个人已经颇有微词。

曾国藩继续观察了一会儿，胸有成竹地悄悄回到房间里。

很快，曾国藩召见了这三个年轻人，和他们攀谈起来。渐渐地，曾国藩发现，不停打量自己客厅摆设的那个年轻人和自己谈话最投机，自己的喜好习惯他似乎都早已熟悉，两人相谈甚欢。相形之下，另外两个人的口才就不是那么出众了。不过，那个抬头看云的年轻人虽然口才一般，却常常有惊人之谈，对事对人都很有自己的看法，只是说话过直，让曾国藩有些尴尬。

谈完话之后，三个年轻人纷纷起身告辞。曾国藩待他们离开之后，立刻吩咐手下对三个人安排职位。出人意料的是，曾国藩并没有把和自己谈得最投机的年轻人委以重任，而是让他做了个有名无权的虚职；很少说话的那个年轻人则被派去管理钱粮马草；最让人惊奇的是，那个仰头看云，偶尔顶撞曾国藩的年轻人被派去军前效力，他还再三叮嘱下属，这个年轻人要重点培养。

在大家实在想不通时，曾国藩说出了用人的秘诀：“第一个年轻人在庭院里等待的时候便用心打量大厅的摆设，刚才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明显看得出来他对很多东西不甚精通，只是投我所好罢了，而且他在背后发牢骚发得最厉害。由此可见，此人表里不一，善于钻营，有才无德，不足托付大事。第二个年轻人遇事唯唯诺诺，谨小慎微，沉稳有余，魄力不足，只能做一个刀笔吏。最后一个年轻人不焦不躁，竟然还有心情仰观浮云，就这一分从容淡定便是少有的大将风度，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显贵他能不卑不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很有见地，这是少有的人才啊!”曾国藩一席话说得众人连连点头称是。

“这个年轻人日后必成大器!不过，他性情耿直，很可能会招来口舌是非。”说完，曾国藩不由得叹息了一声。

那个仰头看云的年轻人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厚望，在后来的一系列征战中迅速脱颖而出，受到了军政两界的关注，并因为战功显赫被册封了爵位。不仅如此，他还在垂暮之年，毅然复出，率领台湾居民重创法国侵略军，从而扬名中外。他便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不过，正如曾国藩所言，性情耿直的刘铭传后来被小人中伤，黯然离开了台湾。

作为领导，知人善任是最起码的要求。他懂得用眼睛所见来纠正耳朵所闻的讹误。而不善于了解人的人，却用耳朵所闻来代替眼睛所见的事实。过去人们在评论人才时，要是一人说好，大家都说好，要是一人说不好，大家也都说不好，这样得出的结论未必真实可信。

知人是对人才实施科学管理的重要环节，知人是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同时也是激励人才奋发进取的有效措施。

曾国藩驭下绝学

曾国藩认为，人才是根据求才者的智识高低而出现的，需要用才者善于鉴别、善于使用。他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而且，凡具一技之长者，曾国藩都要广为延揽，在使用时更是小心谨慎，尽可能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