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事上绝学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人们都知道他处处以小心谨慎、谦忍退让、委屈求全作为准则，而往往不知道他的处事之道中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条，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虽然体现并不算多，却往往用的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进退有度，适可而止
李鸿章为了坚持正确意见，竟然敢于顶撞自己的老师。墨不恕这也是曾国藩影响的结果，说明在曾国藩的指教下，正在逐步成熟起来。正如吴汝纶后来所总结的：“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人士，其能正义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李鸿章是首屈一指的人才。曾国藩的奏疏，大多是李鸿章起草的，其中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一节，最得曾国藩欣赏。当时翁同书对练首苗沛霖的处置失常，以致激成大变，翁本人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没有尽到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对此，曾国藩十分愤慨，打算上疏严劾。翁同书是前任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翁心存的儿子，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加上门生弟子布满朝列，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弄不好就会激化矛盾。究竟如何措辞才能使朝廷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说情，实在很费了一番脑筋。李鸿章代拟一稿，曾国藩看后，觉得文意极为周密，字正词严，有理有据，使皇帝无法徇情曲庇。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欣赏，当即采用此稿人奏，不久，翁同书就被奉旨革职拿问，充军新疆，最后死在了外地。
曾国藩认为李鸿章此稿深得奏议文字的“辣”字诀，使人无可置喙于其间，从此对李鸿章更是另眼相看。
李鸿章还经常给老师出谋划策，大多都被采用，但有时也避免不了产生分歧。李鸿章虽然精通圆滑处世的方法，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却很敢坚持己见，即使对自己的老师也敢说不。
咸丰十年(1860)五月，清廷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督办事务，催促曾国藩率领湘军东进，逼近太平天国的都城。
李鸿章提出建议说，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北上淮扬，高屋建瓴，另一条是力克安庆，雄踞上游，两条都是上策。曾国藩生性谨慎，出于自己的考虑，他采取了南进皖南、扎营祁门的下策。北路和中路都是强敌，他不敢碰硬，只好选择皖南，因为这样可以屏护后路江西粮道，进可攻，退可守。祁门在长江之南，位于黄山之西，四周山丘环绕，形如锅底。曾国藩认为只要占领四周制高点，扼守要路，足以自守。李鸿章当即不客气地指出：祁门四周万山环绕，形如釜底，是兵家所忌的“绝地”，一旦被围，后果不堪设想。曾国藩却没有听进去，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将面临一次生死考验。
在进军祁门的时候，曾国藩派李元度任皖南道，领兵驻守徽州。李元度是曾氏最亲信的幕僚和门生之一，从曾国藩创办湘军开始，他一直追随左右，即使最危急的时刻都没有离开。曾国藩在靖港被太平军打得大败，要跳水自尽，幸亏李元度把他救起来。曾国藩称他是自己“三不忘”的恩人。
李元度是典型的读书人，不适合领兵作战，因此，尽管他和曾国藩关系非常密切，曾国藩却没有大力提拔他，这也是为了保护他。但李元度却一直存有梦想，强烈要求独当一面。曾国藩无法，只得答应。在临行前，曾国藩与他约法五章，要他坚壁自守，不要轻易出战。谁料一到徽州，李元度就把这些告诫扔到脑后，听信部下怂恿，擅自带兵出城击敌，结果惨败，所属六七千人被太平军全部消灭，徽州落入太平军手中。当时曾国藩被围祁门，形势极其危险，对此事一无所知，还指望突出重围，去徽州安身。
徽州失守后，李元度徘徊在浙江边境迟迟不归，没有人知道他的死活。但是，不久他又出现在曾国藩大营中。回来后，又在检讨报告中文过饰非。在对他进行调查之前又径自离营他去。对其兵败失地，曾国藩本来已十分恼怒，而兵败后不等待处分，反而私自回家，更使他火冒三丈。曾国藩一怒之下，上疏奏劾，吩咐李鸿章起草奏章，准备严词参劾，请斩李元度以明军法，并自劾用人不当，请求朝廷处分。
李鸿章和李元度的私交也很不错，认为他“血性足以干事，而知人则不甚明；其才识足以谋事，而带勇则非所长”。这段话有弦外之音，是说给曾国藩听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元度的短处，你兵败时，人家患难相救；而人家初遭挫折，你就严词弹劾，未免不够仗义。
李鸿章不光自己不愿拟稿，还带着其他幕僚前去为李元度说情。最后对曾国藩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生气地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曾国藩冷冷地答道：“听君之便。”
就这样，李鸿章离开了曾国藩的幕府，前往江西。
九月十三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从曾国藩手书日记原稿看，曾国藩在“而”与“又见”之间，圈掉“少荃”两字，他的原意可能要写“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可见，他对李鸿章的做法很不满意。但李鸿章的建议是有道理的。曾国藩上书弹劾了李元度，使他后来一直没有崛起的机会，多年以后，曾国藩为此后悔不迭，为了补偿，还同李元度结成了亲家。
李鸿章所以敢于直接顶撞老师，是他羽翼逐渐丰满，逐渐成熟的反映，也是他不甘心做一个幕僚，向曾国藩要权力的一招快棋。他知道，自己在曾国藩身边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文书方面，曾国藩已经离不开自己，到了该说话的时候了。
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李鸿章所料。这年的八月，太平军占领徽州后，立刻分兵三路，大举进入皖南。太平军杨辅清等部攻克宁国府，击毙了清军提督周天受。李世贤部率四万之众出广德，进逼徽州；驻守广德的太平军攻入丛山关。十月，太平军逼近祁门。李秀成率数万精兵，攻克黟县。曾国藩大本营处于太平军重围之中，几成瓮中之鳖。湘军原由江西供应粮草，此时四面受困，粮草连续三个月运不进祁门。曾国藩只得移驻休宁，并企图突围。此时的曾国藩如同瓮中之鳖，叫天不应，呼地不灵，他甚至给儿子写好了遗嘱，准备一死报国。这时的幕僚都跑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程桓生，曾国藩向他提到李鸿章的时候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
后因其弟曾国荃在安庆对太平军发动强大攻势，胡林翼又在太湖策应，陈玉成率部回援安庆，加上鲍超等各部清军拼死抵抗，太平军未能攻克祁门、休宁，曾国藩这才侥幸逃生。
曾国藩后来对弟弟曾国荃说，自己一生有三次危机，有三次差一点自杀，祁门被围，危在旦夕，是最惊险的一次。经过这次，曾国藩更认识到李鸿章的能力。
危机过后，曾国藩立刻把大营搬到宿松，然后主动写信给李鸿章邀请他回来。从咸丰十年(1860)底到第二年中，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两封信，多次催促李鸿章回来。
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十五日，曾国藩在信中说：“去冬以来，诸事皆废，惟每日与尚斋(即程桓生)围棋二局，不敢间断。比棋子散落不全，请代买一付，阁下自行带来。去冬托王霞轩买袍褂料十付，除赏玉山诸将外，所存无几，请再买二十付，交委员搭解来营，或线绉江绸，或摹本缎，或大呢，皆须好者。近来营中将领眼眶大，下等衣料不足激发之也。”
他不但认为李鸿章要来，还让他给自己捎来一付围棋，为手下将领买袍褂布料，由此可见，曾国藩认为李鸿章肯定会很快回来的。
但是李鸿章迟迟不回，曾国藩仍没死心，反而劝他出来任事，帮助处理江西事务。在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十七日的信中，曾国藩写道：“保江西即所以庇湖南，即吾湘人自为室庐丘墓计，亦不能不出死力以保卫江西。更请阁下力劝铺堂竭力支撑。仆又劝阁下亦出而任事，料理江西城守事宜。江西倘有不虞，则令兄筱泉亦为无巢之鸟，尊府亦乏一枝之栖。阁下如见允许，当以公牍奉委，并附片具奏。”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一日，曾国藩又给他写信，让他把有关情况转告鲍超和李瀚章等人。咸丰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曾国藩又让他催问粮饷。
此外，还有多封信件，是向李鸿章通告消息情况的，由此可知，尽管李鸿章离开了曾国藩幕府，但是他们的联系并没有断。只不过李鸿章还在摆谱，没有明确表示回来。曾国藩终于忍不住，在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八日的信中问道：
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起灭不测?以私情论，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险，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间东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穆生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小岩而外，尚拟添请五、六人，分手办理，庶事无停格，而人得更休。
李鸿章离开曾国藩幕府已经半年多了，谱也摆得差不多了。这时，沈葆桢劝阻李鸿章到别地任职，郭嵩焘也写信来力劝，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你要想崛起于草茅之中，必然要有所依靠，试想今日之天下，除了曾公还有谁能依靠?你尽管和他闹过不愉快，但最后还是要依赖他建立功名。
就这样，李鸿章在南昌料理了夫人的后事之后，又重新回到曾国藩身边。有了这一番经历，李鸿章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就提高了许多，而他飞黄腾达的机会，也很快就来到了。
曾国藩事上绝学
曾国藩一向主张进退有度，适可而止，而李鸿章作为曾国藩幕下的人才是最得其法的人。李鸿章为了坚持正确意见，竟然敢于顶撞自己的老师。墨不恕这也是曾国藩影响的结果，说明在曾国藩的指教下，正在逐步成熟起来。正如吴汝纶后来所总结的：“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人士，其能正义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
权变事上，谋求发展
对于上级的命令，公开抵制会有很大的危险。曾国藩对其中的情况分别处理。如果是为了朝廷的利益，他选择了直接或者委婉的拒绝，这样上级知道他出于公心，不会过于为难他。既保证了自己的利益，也给足了上级面子。曾国藩正是领悟了其中的奥妙，所以才应用自如，有备无患。
曾国藩是晚清最有实力的大臣。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忠心，消除了朝廷的顾忌，敢于向自己放权。另一方面，他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权势，用实力说话，即使朝廷有顾忌，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既维护了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悲惨结局，又保持了国家的安定，避免了政治局面的大动**。
但是清朝毕竟是满洲贵族的天下，他们重用曾国藩等汉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内心深处，仍然有强烈的民族歧视。为了防止曾国藩离心离德，背叛自己，朝廷在重用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同时，也安插了湖广总督官文、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满蒙贵族钳制他们。对此，曾国藩心知肚明。为了消除朝廷的疑忌，太平天国刚刚被镇压下去，他就下令将自己直属的曾国荃部湘军大部分裁撤。当时朝廷也认为这是最安全的。他们觉得太平天国被消灭了，保存一支自己无法控制的军队，才是最危险的。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除了湘淮两系，清朝其他的武装力量已经彻底腐朽，难堪重任了。
同治三年(1864)，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及其马队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接连损兵折将。清廷万般无奈，命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朝廷的这次调遣，对湘军非常不利，所以曾国藩的态度也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廷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势，曾国藩不得不避其锋芒，自翦羽翼，以释清廷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分、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公开拒绝不服从，是一个封建臣子难以做到的，而遵命前往，又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万难之中，只好采取拖延之法。他上奏折推辞说：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三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其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
果然，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这位皇亲国戚竟然被一个年轻的捻军战士杀死。经过这一仗，捻军声势更加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洞南，威逼津京。朝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弁均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
这本是曾国藩预料中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是采用拖延之法。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经历了诸多政治变故，颇有些心灰意冷。当他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连连接到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从催令中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这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困难却很大。
湘军经过裁减后，曾国藩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门下，要像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另外，在匆忙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且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于是，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征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宣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作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宠臣，在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的条件下，与捻军周旋四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本人也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征，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推辞说：“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曾国藩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好听，可就是不出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说：“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
尽管他向清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无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脱延缓之际，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同治四年五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二十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六月十八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正是通过拖延的办法，曾国藩赢得了应付事态的时机，也避免了与朝廷上司的直接冲突，能够在骑虎难下、进退维谷之际，促使或者等待事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于万难之间做到了游刃有余。
作为曾国藩最得力的部下和心腹，李鸿章亲身领受到了曾国藩这种权变之术，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也应用得得心应手，一点也不比老师差。
在所有的上级关系中，最微妙，也最难令人捉摸的，是他和慈禧太后的关系。慈禧太后是个不折不扣的顽固派，李鸿章则是引领时代潮流的改革派，本来应当势同水火，实际却恰恰相反。其中奥秘，耐人寻味。
对李鸿章来说，他最大的上级就是慈禧太后，如何得到这位野心家和权力狂的信任，是最关键的。同治十三年(1874)，两宫皇太后谒祖陵的时候，召李鸿章护送，这就给了慈禧太后一个判断李鸿章的个人品性的机会，也给了李鸿章得到慈禧欣赏的机会。第二年，围绕着同治帝去世和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帝推上帝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慈禧提供了另一个机会以验证李鸿章的忠诚和能力。由于朝廷中的一些大臣极力反对慈禧让他的外甥继承帝位的计划，慈禧便向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求援，请他率兵进京支持自己的行动。
李鸿章没有亲自率军进京，而是派了一支淮军，让慈禧的心腹亲信、护军统领荣禄指挥进京，对反对派给予镇压，终于把光绪皇帝推上了帝位。
李鸿章没有亲自前去，是不愿意加入到最高权力的争夺中，成为别人的牺牲品。但当时手握大权的是慈禧，他又不得不服从命令。他把军队交给慈禧的心腹，既表示向慈禧效忠，又避免了深入到权力斗争的核心，即使事情不成，他也可进可退，游刃有余。
政变两个星期之后，李鸿章才从天津到达北京。四天内，他三次觐见慈禧太后，表达了他对慈禧的尊重和服从。这样，他在慈禧太后心里的地位更高了，这也是慈禧一直放心把很多大事交给他办理的原因。
百日维新之后，慈禧企图废了光绪，另立皇帝，想争取李鸿章的支持。李鸿章向慈禧太后明确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口头上表示不参与，实际上是不同意慈禧的做法。虽然李鸿章当时已经失势，但在慈禧的心目中，仍然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李鸿章用这种不参与的方式委婉地拒绝了慈禧，在内外强烈反对面前，慈禧也不敢贸然行事，这一废立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慈禧对于维新变法的志士采取了大肆屠杀和打击的对策，对此，李鸿章大胆指出“捕新党之谬”，没有明确支持，而且暗中设法为一些“新党”开脱，对逃往国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安危深表关心。但在慈禧太后面前，他又不得不对康、梁及其他维新变法的志士故作贬低之词，迂回周旋，以达保护自己的目的。慈禧太后曾经向他询问康梁是什么样的人，李鸿章回答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乃书院之书生，属市井讼师之类人物一无可忧虑。”慈禧太后又问是否有外国人作庇护?李鸿章回答：“外国人不知中国之情况，误以其国家志士以待之，故容留他们，然最终当识破其面目，至其时驱赶他们恐其不解其恨。”一面避免牵连自己，一面委婉缓解慈禧太后对康、梁等人的仇恨，减轻对“新党”的残酷镇压。
权变事上，有很大的风险，给自己留下余地，绝不越雷池一步，其中的分寸最难把握。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学到了其中的奥妙，所以才应用自如，有备无患。
曾国藩事上绝学
对于上级的命令，公开抵制会有很大的危险。曾国藩对其中的情况分别处理。如果是为了朝廷的利益，他选择了直接或者委婉的拒绝，这样上级知道他出于公心，不会过于为难他。既保证了自己的利益，也给足了上级面子。曾国藩正是领悟了其中的奥妙，所以才应用自如，有备无患。
有求于上，有备而发
多请示，勤汇报，肯定没错。但是伸手就向上司要东西，上司即使答应，心里也一妻恼火。曾国藩有求于上的时候，小事情明说，大事情多绕几个圈子，及让朝廷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给自己留好了台阶。
向上司请示没有风险，要索取一点东西，则如虎口拔牙，不得不小心从事。尤其是利害攸关的事情，更应该仔细斟酌，有备而发。下级的资源和权力都来自于上司，要想办好事情，就要得到相应的权利，因此很多时候，必然有求于上级。在这方面做好文章，会大大减少办事的阻力，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曾国藩的权力是自己在枪林弹雨中换来的，但是如果没有较高明的策略，很可能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为了在为朝廷办事的同时确保自己的权益，他在奏折上下足了功夫。当时地方官员和朝廷沟通的主要方式就是上奏折。奏折起源于康熙年间，在雍正朝确立为“密折制度”，成为朝廷控制地方，地方奏报中央的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并不是每个地方官都有直接上奏的权力。一般来说，地方只有督抚等大吏才有这样的权力。其他官员只能通过督抚代奏。曾国藩办团练以后，并不是地方大员，但是他有着兵部侍郎和团练大臣的头衔，拥有直接上折的权利。由于出山之战失败，他差一点失去了专折奏事的权力，如果失去了这个权力，他在地方将是呼天不应，呼地不语，只能受制于人。为此他专门上折，恳切请求，终于保住了。
奏折的文字千篇一律，似乎平淡无奇，但实际上却是大有玄机。曾国藩是这方面的大行家。他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也知道什么才能说，什么不能说，而怎样说更是关键。在向朝廷有所请求时，小事情可以直说，这样显得坦诚，皇帝也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轻易驳自己的面子。但是大事情往往涉及到重大的利益和人际关系，朝廷在选择的时候也会费一番心思。如果直接索要，则显得过于跋扈，甚至还有要挟之嫌，即使本来皇帝可能同意，也可能因此把事情搞黄。所以曾国藩在这种问题上，尽最避免正面提出要求，而是旁敲侧击，让朝廷知道自己的意思，同时也留够了回旋余地。万一朝廷不准，自己不失颜面，朝廷也不会难堪。如果朝廷批准，也是其主动的示恩，而非自己强取?这样对上下双方都有好处。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从困守江西的局面中解脱出来，针对自己的部下大多归属于湖北巡抚胡林翼，他在九江劳师后，就上了《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折。
在奏折中，他反复强调李续宾、杨载福所统率的湘军，本来是自己的部下，因为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调给胡林翼的，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就连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他虽然没有明确说，但是言外之意是要求清廷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拨还自己节制。尽管他没有说自己是李续宾、杨载福的上级，但在奏片中却为他们请饷、催饷，实际上仍然是以李、杨所部的直接指挥者自居。湘军后来分出很多支派，归属于不同的人统领。但是有一点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他是湘军的实际创始人，即使有的部队已经不归他直接指挥，但是仍然要奉他为精神领袖。
由于湖北省位于中心地带，武汉尤其重要，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不久，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根据地，曾国藩部湘军一度受到重创，但是他仍然顶住了压力，等待胡林翼攻克武昌。罗泽南在战斗中病亡，他的部下就归学生李续宾指挥。后来胡林翼终于攻占武昌，增援的任务已经完成，按理也应该归还曾国藩了。
曾国藩在给朝廷上奏片的时候，也抄送了胡林翼。胡林翼一看就知道曾国藩的意思，他心领神会，命李续宾、杨载福统率的湘军水陆东下，自己却不随军指挥。曾国藩迅速赶到九江劳师，会晤李、杨，收回了实际的控制权。
尽管曾国藩这个奏折没有明确要求朝廷归还李、杨所部，但是他绕来绕去，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朝廷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局，也只好同意杨、李所部仍归曾国藩指挥。
曾国藩在保举人的时候，也采取这种办法。对于普通的州县小官，他就明确说应当任命为什么县的知县，什么州的知州，但是对于独当一面的大员，特别是巡抚一级的封疆大吏，他从不直接说明，而是非常谨慎。他保举李鸿章的时候，并没有说他应当担任什么，而是称其“堪膺封疆之寄”，也就是具备担任封疆大吏的能力。当时李鸿章的还是一个候补道员，直接推荐他担任巡抚，越过了好几级，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在此之前，他已经命令李鸿章编练淮军，并且率队东下，救援上海，实际上掌握了江苏地区的大权。这份奏折的实际意思，是让朝廷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处理江苏上海地区的军政事务，实至名归。朝廷也乐得做顺水人情，当即调署理巡抚薛焕回京，正式任命李鸿章为江苏巡抚。
曾国藩的这种做法，最后被李鸿章继承下来。李鸿章主持北洋三十年，推荐的官员不计其数，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因此很少遭到拒绝。
曾国藩事上绝学
多请示，勤汇报，肯定没错。但是伸手就向上司要东西，上司即使答应，心里也一妻恼火。曾国藩有求于上的时候，小事情明说，大事情多绕几个圈子，及让朝廷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给自己留好了台阶。
为公当强，争名当退
俗话说，适者生存。不同的时代对适者的要求也不同，变化多端。
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任何时候，人都不止百种。有坦**无私的，也有巴结奉承的。前者多是默默无闻，后者却常常是臭名昭著，只因为这样的人危害太大。
曾国藩早早涉入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贪图享乐的庸俗官僚了如指掌，他既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陷入不必要的势力之争中，由于清王朝是满人的天下，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这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深思远虑，以免出现差错。这点从他的日常公务中就可见一二。
左光八是湖南的反清义军，后来被地方官府捕押，当地很多乡绅纷纷出面保举。曾围荃致信曾国藩论及此事。曾国藩同意按乡绅们意见办理，他认为左光八不过是散兵游勇，成不了大气候，也可能与外边义军没有什么过密的联系。但他还是很小心，怕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告诫弟弟，断然不可激化官兵与群众的矛盾，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陷入僵局。
曾国藩认为，身居官场，势力甚多，为官时执行公事，处理公务更需慎重，因为政务之中的牵扯更多，后果难料。
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很是密切，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因此担心他会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到自身利益，便群起鼓动、倡仪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
曾国藩在回信中指出，官绅们发出这样的倡议言辞，不过是想名利双收，一旦付诸实践，出钱财的事还是要分摊到老百姓头上。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此事一日实施．就造成了恶劣的先例，以后官府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这种措施，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而且，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然为之。亏空补上也无助于官吏的去留，这显然表明公捐粮饷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名利的虚招而已。曾国藩对此看得通透。因此，他让自己的家人持一种旁观的中立态度，静等事变，随机而行。曾国藩考虑问题的全面与周密，行事的严谨与条理由此可见一斑。
文武之道，有张有弛。人生之路，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只进不退，定生祸端；只退不进，无所作为。老子日：“功成身退，天子道。”
同治三年三月间，曾国藩的日子过得郁郁寡欢。其实他本可以高枕无忧，一则自己兵霸一方，水陆两部均存旗下；二则自己劳苦功高，战绩威震天下，金陵指日可待；三则自己对皇帝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心直身正；四则曾国荃也厉兵秣马，相与照应。
然而，曾国藩仍然“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音”。一是因为军饷拈据，怕因此而功败垂成；二是户部奏折似乎有意在他与皇上之间设置障碍；三是担心朝廷内外怀疑他擅权专制，兵权太重，这是让他最忧虑的事情。
曾国藩想，自古以来位高权重的人，没有一天不是在忧患之中，现在自己上下难当，左右难处，怎么办呢?江西争厘的事如果小成功，那么就会饷缺兵溃，当然可忧；即使争厘成功，名声更为显著，也是可惧。权衡再三，曾国藩做出决定，解除兵权，称病引退。这样一来可以平息别人的怀疑诽谤；二来可以向朝廷表明自己不敢久握兵权，无任何图谋；三来对自己还有避其重取其轻的意思。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官场的险恶看得最清楚，深知一入仕途人就毫无“自由”。但是，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谁能改变得了?更何况，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借助权力可以说是毫无作为。因此，对官场是进是退，难以决断。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遇见圣明的君主尚保平安，如果遇见猜忌之君，脑袋不搬家就算最好的结局。因此，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曾国藩临终立下遗训：后世子孙可以不做官，但不可废耕读。曾国藩对自己的进退虽然感到难以决断，但凭他的老道经验还是能够掌握火候。
曾国藩认为：凡遇事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诺退；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守成安乐，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居家与妻儿享乐时，应当谦退。他还认为，如果一方面建功立业，在外声名赫赫，另一方面义求田问舍，以图家资厚实，这两方面都有盈满的迹象，完全没有一点谦退的意念，那样的人家断定是不能长久的。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人要懂得知足常乐的道理。
曾国藩曾作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他精神世界的两重性，一方面战战兢兢，一方面坦坦****；一方面悲观主义，一方面乐观主义。这表明他能生不忘死，居安思危，也使他能辱中求荣，挫时思奋斗。
曾国藩事上绝学
曾国藩认为：凡遇事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诺退；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守成安乐，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居家与妻儿享乐时，应当谦退。他还认为，如果一方面建功立业，在外声名赫赫，另一方面义求田问舍，以图家资厚实，这两方面都有盈满的迹象，完全没有一点谦退的意念，那样的人家断定是不能长久的。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人要懂得知足常乐的道理。
置身官海，慎字为先
古人对“谨慎”二字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谨慎是成事的基础，是保身的法宝。谨慎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是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树的人，在奋斗的过程中都应该具备的思想。
曾国藩的谨慎也是从失败中获得的。如果不谨慎地分析失败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造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的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要求自己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是不公开的。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诉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曾国藩心生恐惧，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涉进去。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的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因此，曾国藩比较敬重他。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闿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屏障，没有了湘军，即使太后能够垂帘听政，也不会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曾国藩遭遇不测，各地的军营必定混乱。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她不想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
曾国藩深知慈禧的打算，所以心中很是矛盾，多次写信给家人发泄情绪。在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自己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又觉得更为不安，反而不如以前舒坦。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的厚待，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慈禧太后的野心在辛酉政变后变得更加明显，她干预朝政，并且不满足于与别人分治。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她施展阴谋逼迫奕诉下台，最终独揽大权。曾国藩见此情景不免胆颤心惊，他分析局势认为：奕诉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一个外族大臣，自己的处境就好比站在了悬崖边上。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年)再次踏人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甚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被御史佛尔国反参，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才将曾国荃免过。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的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忽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他在信中强调，为官之人，满汉有别。这一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要学会隐忍，学会适应。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时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彻而真切。
他曾说过：“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声名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衍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在曾国藩去世前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艰难，不畏人言藉藉，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是想让兄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毁了自己辛苦创下的基业。
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伟人的崇拜，这与他凡事谨慎有很大的关系。他终日警醒，战战兢兢，而且官越做越大，他就越充满忧惧。
比如，当朝廷下令让曾国藩节制江南、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政的时候，曾国藩写了一个折奏称：“东南寇分，蔓延日久，生灵涂炭深矣!我受命两年了，可无一兵达于苏境，无一旅进攻宁冈。左宗棠苦战瞿、严，独任其难，我不能分兵往助；赵景贤困守湖州，坚贞盖世，我不能设法往援。徒有兼辖之名，并无统筹之实。”因此，他请朝廷收回成命，这样他才能心安，而“尤感圣慈之曲尽矣。”
越是功高，他就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后来朝廷又下达命令：朝廷信用湘军，就因为你曾国藩忠勇发于至诚，你与朝廷推心置腹，朝廷要靠你来挽救东南全局。当时，他以安庆为大本营，居中控驭，广辖数千里，清军十道并出，都由他节制。他的弟弟国荃和贞擀，一路循江北岸至于和州，一路循江南岸于南陵，两路进兵，稳扎稳打，彭玉麟水军中江而下助剿两岸，是为直捣金陵之师。李鸿章领湘、淮陆勇，佐以黄翼升淮扬水军，突过贼境，是为援剿苏、沪之师；大江以北，多隆阿为围攻庐州之师，李续宜为派援颍州之师；大江以南，鲍超为进攻宁国之师，此外，如曹督袁甲三及李世忠淮上之师，都兴阿防江北之师，冯子材、魁玉守镇江之师，或不出自楚军，或不归公节制，可都奉旨由他统一指挥。
当然，朝廷的信任总是有限度的。有这样一个说法，说咸丰帝听说湘军攻下武汉之后，不但不高兴，还仰天长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咸丰有这样的想法确实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太平天国已经走了下坡路，而湘军的军威士气却是如日中天，更何况两人同为汉人呢。
所以，官场上的那些名来暗去的手段就再没停过。当清廷委署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照例要客气推辞一番，谁知他写的谦辞信还没有送出大门，“收回成命”的诏谕已经下达，让他仅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统兵作战。
曾国荃打下天京，当天晚上就给朝廷报捷，以为会大受赞赏，谁知当头就挨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问，不应立即返回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接下来的日子里清廷步步进逼，大事小事一概揪住不放。数日后，又追查天京金银的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以备拨用。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又提出了严重的警告。接下来又有李秀成的事件，总之，”来自上面的压力始终没有停过，这让曾国藩对官场的险恶有了极深的认识。
在战争的间隙，曾国藩有时会和自己的幕僚们闲谈，来舒缓紧张的神经。幕僚们讲到的一些官场小故事引起了他深深的思
考，官场斗争的凶险使他明白，采取行动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方可保住自己的生命。
但政治斗争是风云变幻难以捉摸的，这让曾国藩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更有了一层沧桑的身世之感。
人在官场，确实是需要慎之又慎的，而曾国藩谨慎的为官之道又深深地影响了他身边的很多人，李鸿章更是受益多多。他为人处世也以谨慎为先，当有人指出他的一些不当之处时，他就会欣然笑纳并心存感激。
曾国藩事上绝学
古人对“谨慎”二字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谨慎是成事的基础，是保身的法宝。谨慎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是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树的人，在奋斗的过程中都应该具备的思想。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伟人的崇拜，这与他凡事谨慎有很大的关系。他终日警醒，战战兢兢，而且官越做越大，他就越充满忧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