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场上，和上司打交道是必不可免的，也是最难的。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既能得到信任又能坚持自己的原则，这就是需要一定的事上技巧。曾国藩在官场上升迁速度是有目共睹的，除了他个人的才能，和他善于研究事上心法分不开。在上司面前，知道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更知道如何为何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曾国藩仕途坦**的原因之一。
善于事上，升官有术
曾国藩入仕途的道路可谓一帆风顺，官运亨通。从最初的翰林到侍读、侍讲，到后来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
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迂擢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
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要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颇为洞悉内情的王芋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
穆彰阿(1782—1856)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甚得道光皇帝信任，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曾国藩与穆彰阿交好，来源于共同的爱好，便是对于古书画的喜爱。在曾国藩初点翰林之时，去穆家谢座师，两人因共同爱好有了良好的关系。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闲暇时专喜好古玩，尤对字画甚爱。为这，他拜湖南翰宝斋老掌柜齐师傅为师，专门学习鉴定古玩的知识。对古字画的用笔、用纸、用绢及装裱逐一研究，硬是练就了一双好眼睛，连搞了一辈子古玩鉴定的齐师傅也不得不夸一句“火眼僧”。翰宝斋是一爿老字号古玩店，齐家三代经营，后堂收藏有上千件的古字画真迹。唐摹本的《兰亭序》，曾国藩就是在这里看到的，唐伯虎及宋徽宗的真迹也各有小幅在案。
曾国藩来京里会试时古玩齐为了鼓励他，特意选了一件宋丞相蔡京的斗方送给他。
点翰林的第二天，他来穆府谢座师。礼毕抬头的时候，他见座师的墙上挂了一幅中堂，古色古香的很像是一幅古字面。在声震寰宇的大学士家里，刚刚入翰林的曾国藩不敢有丝毫的越轨举动，但是又禁不住那画的**，告辞的时候，他终于鼓起勇气对座师道：“恩师，学生有一个请求。但又怕恩师怪罪。”
穆彰阿一愣，问：“曾翰林你讲吧，你是初次来老夫这里，老夫焉有怪罪之理?”曾国藩用手往墙上一指：“学生想好好看一看墙上的这幅画。”
穆彰阿一听这话，惊异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年轻人竟跟自己有相同的嗜好，于是就欣喜地说：“好，你走近前来看吧。”
曾国藩大着胆子走到墙边，这才看清这是一幅唐朝周防的仕女图。从用笔用纸用绢看，都是唐时风格。曾国藩在古玩齐那里见过周叻的摆扇仕女图，而这幅却是鼓琴仕女图。
曾国藩一路看过去，渐渐地也便沉浸在这幅画当中，他边看边道：“快把放大镜拿过来。”
穆彰阿既诧异又惊愕，只得把案上的放大镜递过去。曾国藩接过放大镜，看了许久，才道：“可惜了!”
“什么?”穆彰阿瞪大眼睛问。
曾国藩两眼望定画，边摇头边说：“可惜我看不到落款。”
穆彰阿这时情绪却出奇地好，他竟然拿过画杆，亲自将画摘下来，小心冀翼放到案面上。
曾国藩把放大镜贴在画上反复观瞧，许久才直起身，自言自语：“可惜了这幅赝品!”
“什么?”穆彰阿终于忍无可忍了。
曾国藩一下子清醒过来，知道自己闯祸了。他忙跪倒，边磕头边道：“学生该死!请恩师恕罪!”
穆彰阿喘着粗气说：“你说这幅画是赝品?哼!老夫眼拙了?”
曾国藩早就听说穆中堂是京师八旗子弟中鉴定古字画的高手，所以只管磕头，再也不敢言语。
许久，穆彰阿长出了一口气：“曾翰林，你起来吧，老夫并没有怪罪于你，来来来，你给老夫说说这幅画。”
曾国藩起来后，红着脸道：“谢恩师不怪之恩，学生学识尚浅，再不敢妄言了。恩师就不要再羞臊学生了!”
穆彰阿脸一沉，手抚胡须自言自语：“老夫年近花甲，最见不得有始无终的事情。”
曾国藩迫于无奈，才道：“整个画卷，学生都没有看出什么，只是这落款有些疑问。恩师知道，唐时宣纸较粗糙，而落款处的宣纸纹路却很细腻，这定然是把原款提掉，后补的款。看这宣纸的成色，像是明人所为。请恩师明察。”
穆彰阿拿起放大镜认认真真地看起来。
半晌，穆彰阿抬起头，冲外面喊一声：“来人，快快摆酒，老夫要与曾翰林一醉方休!”
曾国藩的一颗心嗵地落了地。两个人的距离也一下子拉近了。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来即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相同。唐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明清以来，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专决，相权也就不存在了。道光帝嗣位后，“尤虑大权傍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惟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曹振镛死后，穆彰阿继之，“其用人行事一遵其辙”。他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无所不用其极。鸦片战争时打击抵抗派，陷害林则徐，极力怂恿道光皇帝对英妥协投降，就是施展的这种手法。穆彰阿多年来利用衡文大权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上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
曾国藩事上绝学
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
推让功劳，巧避嫌疑
永远不做别人的箭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尤其对于位高权贵者而言。权力是一把双刃剑，露出锋芒的同时更要小心不割伤自己。
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他手握军权，但因为明白权力的双面性，所以采取了放权但不全放的办法应对潜在的危机。因为军权适度，从而能够在不被清廷猜忌的前提下，更好地为国效力，更好地保全自己。
同治元年(1862年)，曾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曾国藩身居将相之位，弟弟曾国荃、曾国华也多有人马，还多次拜受皇恩。面对如此浩**皇恩，曾国藩早已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喜出望外，他十分地清醒冷静，知道自己之所以被重用，关键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存在。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自己很可能会一无所有。清廷不想在消灭了太平军之后，又有湘军谋反。
所以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攻陷武昌后，咸丰皇帝对他的封赏一再延迟，正是考虑到这些。当时，捷报传来，咸丰皇帝很高兴，立即下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并且夸奖曾国藩，说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能够立下大功。但与此同时，咸丰也意识到了曾国藩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所以赏是要赏的，可是权力却不能再给。
曾国藩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危机，心中不免有矛盾。因为要想做精忠报MY．要做到功成身退，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古往今来能做到这．的人寥寥无几。曾国藩的想法在他的日记中屡屡表露：
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二十五日
日内因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日具折请病，以明不敢久握童柄之义。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七
是日，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也有类似的隐退表示，大意是说自己辛苦多年没必要留恋什么官职，若从此能远离重要的职位就能保自身安危了。
曾国藩不是一个不知足的人，与权力野心相比他更喜欢平安。也许这就是看尽繁华，历经磨难之后的一种感悟。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
他认为知足的人会觉得心中豁然，生活更加美好。相反贪得无厌的人因为总是不停止欲求，不停地追逐和计较，所以会觉得连宇宙都十分的狭小。追名逐利不知道满足的人，即使达成一个愿望又会生出更多的愿望，因为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整日为此伤神，精神也会越来越不济，灾祸就容易降临了。
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的时候不要“乐极”，遇到患难也不要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个都没有依赖。比自己贫困的人有的是，但只要平安健康地生活还有什么不能忍耐，又有什么值得叹息的呢?对世界少一分索取就多一分快乐。
俗话说：一个不能彻底拔除名利思想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告知家人，又以自己的学识、阅历和权威规劝家人。他认为曾氏家族的荣耀背后隐藏着危机，所以应该将“功成身退”的想法灌输给家人。
“功成身退”不是让人失去积极的进取心，从而满足于现状，而是一种永远把自己放在最安全位置上的明智之选。“功成身退”仅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见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学也包括了“功成身退”的思想。认为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人生难免会有舍有得。无论名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两年，曾国藩一直在过问军事。虽然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正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却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下令解散了军队。
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回避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常遇到的功高震主的问题。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只有推美让功，才能做到保身有道。
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的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制自己，使自己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攻破天京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采取相应的处理办法，那就是裁军不辞官。
攻破天京后，曾国藩被皇帝封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任疆吏，都视他为精神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心怀不满。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却容易因此被朝廷误解发生不必要的猜忌。
所以，曾国藩自动解除兵柄，又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就等于给清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曾国藩一贯主张“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多策略，巧避嫌”的一个典型事件。
由此可见，事不在功高，有退路就行。不管做什么事情，投资还是创业，风险都不可避免，但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
曾国藩事上绝学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露出锋芒的同时更要小心不割伤自己。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他手握军权，但因为明白权力的双面性，所以采取了放权但不全放的办法应对潜在的危机。因为军权适度，从而能够在不被清廷猜忌的前提下，更好地为国效力，更好地保全自己。
储存能量，厚积薄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说明能量的储蓄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这就需要持之以恒、厚积薄发，只有这样才可能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曾国藩一手打造湘军的过程就是一个积蓄能量的过程。它像休眠的火山，当能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喷薄而出，势不可挡。曾国藩的湘军就是凭着强大的势力和夺人的锐气打败太平天国的军队，从而为曾国藩赢得了莫大功勋，一身荣耀。
一个人成败的关键在于个人能力，这也是生存竞争的根本。一个民族兴亡的关键在于强大的军事力量，因为军队素来是维护政权的有力工具，掌握着国家的命脉。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在湘军之后又组建了淮军。
早在咸丰九年(1859年)，曾国藩就看出了作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湘军兵力不足，难以抵抗太平军的强大攻势；其次，太平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攻击，湘军兵力过于分散，战线被拉长，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战果一般。
为了解决摆在面前的这些问题，曾国藩有了筹建淮军的念头。第二年，他便奏请皇上，提出编制淮勇的建议，但由于种种原因，该建议一直被搁置。
咸丰十一年(1861年)，湘军组建了淮扬水师九营，为了能够配合水师作战，曾国藩采纳了胡林翼的建议，开始招募淮勇。
其实在这之前，湘军中已经有三个由淮勇组成的营了，他们分别是震字营、春字营和济字营。震字营是由马从震领导的，马从震的父亲马三俊原是桐城的团练首领，在太平军起义初就被杀害。春字营是李鸿章的旧部张遇春领导的。济字营则由太平军降将李济元领导的。
1861年，李鸿章在曾国藩的督促指点下开始组建淮军，以便援助在上海作战的湘军。李鸿章对庐州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他知道此地的旧有团练所招募的淮勇甚为强悍，于是直接将庐州各地旧有的团练进行改编，很容易就组建了淮军。另外，李鸿章还邀请了张树声来帮助自己组建淮军，张树声在招募淮勇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很快，李鸿章便招募了数营淮勇。
在招募淮勇的过程中，李鸿章坐镇安庆，统一部署管理。以淮勇为主的淮军到达安庆后，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淮军的营伍规定、器械使用规定、士兵待遇与粮饷分配都仿照湘军的相关规程，训练的方法也和湘军一致。1862年春，李鸿章率淮军驻于安庆城北门外。曾国藩前来祝贺并帮其分析利弊，还从湘军中抽调了八个营的兵力扩充到淮军中。到此时，淮军的组建初具规模，它包含13个营，共计6500名淮勇。曾国藩稍后对新组建的淮勇进行了检阅，并给予肯定。
虽然淮军由李鸿章一手操办、组建，但对它的绝对控制权还在曾国藩手中。统而不带，用而不亲领，由曾国藩的属下、弟弟、亲信间接地为他排忧解难。亲兵营的两个营是曾国藩手下直属的标亲兵；开字营是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统率的湘军中调过来的；陈飞熊统带的熊字营和马先槐统带的垣字营都是曾国藩在湖南新招的湘勇。因此，淮军虽不是曾国藩亲自组建，但仍被曾国藩所用。
淮军不仅在规模上发展迅速，在武器装备上发展得同样很迅速，因为当时各地的洋务运动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着。同治三年(1864年)前后，淮军已弃用冷兵器，换上了能够远距离作战且具有很强杀伤力的火器，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在时局动**的社会中，曾国藩虽位高权重，风险重重，却能够站稳脚跟，这与他手中握有实力强大的军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在封建社会里，军权又不能过重，因为军权定会让最高统治者不安，于是，曾国藩采取自保措施，裁湘留淮。曾国藩将手中的军权掌握得恰到好处，既不会因重权而被清廷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也不会因权轻而被人随意宰割。实力不足的时候要懂得借机培养，做事谨慎，而不要夜郎自大，也不用妄自菲薄，只有蓄养实力，等待时机才是最正确最明智的选择。
学习是积蓄能量的一种快捷方法，即使最聪明的人也要不断学习，因为知识的能量是无限的，是会厚积薄发的。
曾国藩注重储才养望，对于自己人格修炼上的缺失，他通过修身弥补。此外，他还意识到自己真才实学的缺失，这是很多人一生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利用在翰林院比较空闲的时间，曾国藩如饥似渴地读了很多经世致用的书。
还有就是“养望”，培养自己的声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高知名度。当时没有媒体，没有电视，曾国藩主要靠诗文来提高知名度。他的文章的确写得很有水平，创建了湘乡文派。曾国藩后来在做侍郎的时候，写了很多有名的奏章，都是反映国计民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情民意，一反当时奏折报喜不报忧的局面。尤为可贵的是他还批评刚刚登基的20岁的咸丰皇帝，说他有很多毛病。这些奏折虽然直接上到朝廷，但抄本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为曾国藩树立了很高的社会声望。
这些都为曾国藩日后的建功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储存了能量。
曾国藩事上绝学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说明能量的储蓄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这就需要持之以恒、厚积薄发，只有这样才可能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曾国藩一手打造湘军的过程就是一个积蓄能量的过程。它像休眠的火山，当能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喷薄而出，势不可挡。
不妒不求，耐心应万事
耐烦是一种境界，唯有不焦躁者能够做到；不忮不求是一种处世观点，唯有无欲者可以做到。正因为无欲，才有心平气和、与世无争的态度。
生活中难免遇到很麻烦的事情，做官也是一样，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承受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麻烦就要以耐得住相对付。
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当官之所以会有烦恼，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所以做官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的心态。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服众，服众才能做出有效的指挥，才可能获得成功。不然的话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对“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他认为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一次，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献计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伏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曾国藩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他说“耐”，其意是要让我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耐”靠近。可见，耐心的求教于人和受教都是值得后世学习的。
曾国藩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平常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耐性是一种看起来平实无华，实际上意味深远的特性。它与学问、志向都有关系。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个性爽直却都不免气躁，所缺少的正是一个“耐”字。为此，曾国藩告诫众人，人要自强，但首先应该耐得住El积月累的磨炼。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会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耐心。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妒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妒不求’。所谓‘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实怀惠。所谓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
“妒”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货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妒忌的心。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
曾国藩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不仅如此，他还提醒弟弟们要想心地干净，也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由此可见，耐得住性情，才可经得起考验，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不骄不躁才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只有不放纵自己的心绪，不嫉妒不贪求，才能有属于自己的获得。
曾国藩事上绝学
曾国藩对“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他认为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妒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妒不求’。
婉拒命旨，以磨心智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自然明白自己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官场上往往派系纷争，勾心斗角，要混迹其中，与领导、上司关系的处理至关重要。曾国藩有过切身的体会，自己居丧期间向清廷要官，几乎断送了一生的前程。经过这件事后，他对与上司相处有了自己的把握。
对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态度，曾国藩大体有四种：一、逆来顺受；二、以死忠孝；三、无奈的时候，“缓”与“拖”；四、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利用这几招，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站稳脚跟，并能获得实惠，步步高升。尽量减少直言诟病，任何时候都不洋洋自得，婉转而低调是他悟出的保身之道。
当曾国藩对朝廷有所请求，一般说来，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侧击，迂回转折，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用这种方式，他往往可以得到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皇室的体面。
1857年，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上《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的奏折。奏折的实际意图是想把借调给别人的军队调回自己的部署，但考虑到军权话题的敏感，怕给人以贪权的印象而未做直接要求。四点陈述中只反复提及被借调部队的优点，句句都是指挥者的口吻，让皇帝自然意识到这两支部队原属于谁麾下。
曾国藩的请求自有他的道理。自从1855年10月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后，不久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了江西根据地，曾国藩的湘军一再受到沉重打击，不得不退守南昌。曾国藩孤守危城，一心盼望骆秉章、胡林翼派兵前来，以解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挥湘、楚军，及早攻占武昌，然后水陆东下，与自己会师于浔阳江上。现在胡
林翼终于占领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军水陆师，其中李续宾统率的湘军，是胡林翼奏调去的；杨岳斌统率的水师，是曾国藩派去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的。因此，曾国藩请政府将杨、李所部湘军水师拨还给自己。
清政府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将李续宾、杨岳斌部水师拨还给了他。令曾国藩更为欣慰的是，由于胡林翼在湖北长期发展、扩编水陆师，使得湘军水陆师军容甚盛，兵力更加强大。
由此可见，在与上方的沟通中，曲线表达意思比直言相告更容易获得好的效果。曾国藩就是采用间接的方式，向皇帝和清政府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最终如愿以偿。
清政府派遣曾国藩与胡林翼分兵四路进攻太平军，大军浩浩****直奔天京。l858年底至第二年初，在和太平军的战斗中，清军取得了连续性胜利。曾国藩率部已进驻安庆二十余里外的高桥，多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的青草塥，作为两路策应。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下旨，要求曾国藩领军东援江南大营，曾国藩极不愿意。
曾国藩认为，根据战争经验必须以上游为立脚的根本，攻取安庆是尤为关键的一战，认为这一战关系到淮南地区的整个局势，也是以后收复金陵的前提和根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据上游而失败，如果现在离开安庆而去增援苏常就等于重蹈覆辙。同时，他又根据当时的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在两个月之内巩固好江楚三省防线，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
因此，曾国藩看来，朝廷要求东援，在战略上是错误的。但是清廷催促很紧，在清廷看来，复苏保浙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朝廷的旨意不可违抗，战略错误不能明知故犯，最终打败的话，朝廷还是会怪罪自己，追究自己的责任的。因为与朝廷有不同意见，曾国藩不愿意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朝廷留下不好的印象。
曾国藩采取的方法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照顾到朝廷的尊严，在部署时加以敷衍。这样，做到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骜不驯的印象，不久后的事实证实了这一方针的正确。虽然这是有点冒险的举措，但是围攻安庆，太平军并未北进；攻下苏常后，太平军又未及进攻浙江。
在处理君臣关系上，曾国藩认为忠者不必有超过别人的才智，竭尽自己的心思就可以了；殷勤不必有超过别人的精神，竭尽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了；对君王能推心置腹，忠心到了，智慧也随着产生了；能苦劳筋骨，以对付大的困难，勤到了，真也就产生了。曾国藩认为，古代称得上“忠勤”的贤人不乏其人，自己是妄有虚名。如果能出去担负艰巨的任务，应当励行“忠勤”二字弥补自己的缺点与遗憾。“忠”应该积累在于年日，从不妄说开始；“勤”也应该年日积累，从不安逸开始。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朝臣，忠君思想是曾国藩约束自己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重要方面，他不可能超越这一根本性的规范。但在遵从这一规范的前提下，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处世智慧。
由此联想如今，社会竞争的激烈堪比古代战争，每个人都忙碌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中，为立足于社会而努力，但又不能仅仅为了工作，放弃自己的原则。对于领导布置的错误任务，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保全对方的面子，还让事情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和谐的氛围里达到自己的目的。
曾国藩事上绝学
官场上往往派系纷争，勾心斗角，要混迹其中，与领导、上司关系的处理至关重要。曾国藩有过切身的体会，自己居丧期间向清廷要官，几乎断送了一生的前程。经过这件事后，他对与上司相处有了自己的把握。
少树敌手，不结党私
没有人拉一把，是很难脱颖而出的。做不好，则可能有拉帮结派的嫌疑。曾国藩在道光朝依靠穆彰阿，在咸丰朝依靠肃顺，在同治朝依靠恭亲王奕诉。这些人都是当时最大的权臣，但是三人最后都失权丢势，曾国藩却青云直上，官越做越高，权越来越大，居高不危，可见，找靠山也要有技巧。
在封建官场中，“朝中有人好做官”被称为为官之道的首招。对于那些谄媚求官的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铁则。但对曾国藩来说，却并非如此。不过他也知道，千里马如果没有伯乐来发现，其命运甚至还不如一般的马匹，作为一个志向远大，不甘平庸的人，固然不能把自己绑在别人的战车上，但是也应当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帮助自己实现目标。在刚开始的时候，更要少树敌，多交友。但是有一条是最忌讳的，千万不能结党营私。权臣之所以成为权臣，主要靠的是结党，而这一点正是最高统治者最担心的。为什么权臣绝大多数没有好下场呢，原因就在于此。
曾国藩在从政初期，不显山不露水，他广泛结交杰出的人才，而这些官员中，却很少有达官贵人。但恰恰是这些人，后来对曾国藩事业的发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要在众多的官员中崛起，引起皇帝的重视，必须得到掌权者的注意。为达到这个目的，曾国藩也采取了“倚人而起”的策略，力争打好人仕以来第一张牌。这张牌就是师生关系。
穆彰阿执掌朝政，道光帝对他言听计从，直到道光朝结束。自嘉庆朝以来，他主持过三次乡试、五次会试。凡是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没有一年不参加评阅文章的。国史馆、玉牒馆、实录馆等馆，都以穆彰阿总裁官。他的门生故吏遍布朝廷内外，知名之士大多都受到他的引荐，时人把他们称为“穆党”。
曾国藩早期仕途上所以一帆风顺，与他的老师穆彰阿是大有关系的。
到了咸丰朝，曾国藩已经是二品侍郎的高官，但是这个时候，随着帝位的更替，大臣也发生了变化。穆彰阿由于结党，受到严厉处分，曾经攀附在他门下的官员也都受到不同的处罚，但是曾国藩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这说明，当时无论大臣还是咸丰皇帝，都没有把他当成穆彰阿的同党。这就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了。他借助权臣的力量，但是始终保持着严格的距离，避免加入任何一个党派，这样，在任何一次政治角逐中，都不会成为斗争的牺牲品。
咸丰朝，曾国藩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受到重用。因为他和扳倒穆彰阿的肃顺又搭上了关系。肃顺是咸丰最信任的大臣，一时间炙手可热。而不久之后，曾国藩回乡办团练，更要借助这位皇帝的心腹的力量了。但是奇怪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找不到曾国藩和肃顺直接交往的证据。
曾国藩没有和肃顺直接交往，并不说明和肃顺没有任何关系。从处理左宗棠一件事来说，就可以推测出二人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
肃顺是满洲贵族中少有的开明人士，在他的倡导下，汉人开始得到重用，曾国藩才逐渐成为晚清政治舞台的主角。肃顺也喜欢和汉人文人交往，王闽运和郭嵩焘都是他非常赏识的人，也是他的心腹幕僚。而这两个人都是湘军系统的成员，与曾国藩更有非同一般的关系。
曾国藩之所以被任命为权大势重的两江总督，也是肃顺起的作用。在咸丰朝以前，两江总督例由满洲贵族担任，但是咸丰朝以后，基本上是由汉人担任，这与肃顺重用汉人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兵败被治罪，这个最重要的职位很多人都眼热。湖广总督官文更是视为囊中之物。就连胡林翼也认为，非官文莫属。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成为至交的莫友芝和其他一些官员商议，认为只有曾国藩才能胜任。高心夔此时在肃顺家中，就把这个建议告诉了肃顺。肃顺第二天向咸丰提议，四月，曾国藩就被任命为署理两江总督。六月，实授为两江总督，并且加钦差大臣衔。
从这一年开始，湘军的将领纷纷在仕途上崭露头角。短短一年之间，湘军的势力扩展到江南各个省份，几乎控制了除太平天国以外的所有省份。这固然是曾国藩等人拼命的结果，但也和肃顺的支持分不开。倘若没有这样大规模的任命，曾国藩想控制这么大的地方，恐怕是不可能的。
咸丰后期，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因为得到咸丰帝的信任，权力越来越大。三人结党专权，同干大政。肃顺敢作敢为，尤其热衷于权力的争夺。他主持朝政以后，一方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另一方面，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扩大自己的势力，为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
树高易折，楼高易倒。曾国藩认为，肃顺为人过于跋扈，专权擅政，不是好兆头。因此，他非常注意自己的行为，几乎从来不和他进行直接的交往。由于曾国藩注意与朝廷权臣交往的分寸，再一次保护了自己的利益。
咸丰帝去世不久，慈禧和恭亲王奕??发动政变，摧毁了肃顺集团。在查抄肃顺的家时，抄出许多朝野大吏、文武大臣与肃顺往来的书信，却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多疑的慈禧认识到，尽管曾国藩受到过肃顺的恩惠，却并非肃顺一党，认识到曾国藩是忠臣。为了征服曾国藩的心，她掌权后，很快授予曾国藩更大的权力，任命他节制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四省军政，几乎把半壁江山都托付给了曾国藩，可见对曾国藩的信任。
为什么曾国藩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能游刃有余，不断得到信任，当自己的顶头上级换来换去的时候，自己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越来越得势?其中肯定有很多原因，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应该是“少树敌，不结党”。
在和上司打交道方面，李鸿章完全遵照曾国藩的遗法。曾国藩生前，李鸿章基本上是在曾国藩的手下，很少直接和朝廷以及其他地方大员交往。曾国藩不但是他的保护人，而且为他打通了“天线”，铺平了向上的道路。曾国藩从在北京任职时起就广交朋友，作为自己和弟子们的奥援。这些关系资源，也是李鸿章后来的资源。同治朝，曾国藩在朝廷最有力的援手是恭亲王奕沂。同治元年，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并且负责和洋人打交道。他每件事情都要向曾国藩请示。曾国藩为了使他能打开局面，特地指示他，以后凡是洋务的事情，必须向总理衙门请示。当时奕??兼任总理衙门大臣，靠着曾国藩和他的影响，特别是在曾国藩的引荐和指导下，李鸿章和恭亲王拉上了关系。奕沂在满洲贵族中，是思想最开放，最懂得洋务的一个，有了他的支持，李鸿章在地方办事，减少了许多麻烦。
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必须自己面对朝廷的复杂关系。在这方面，他严格遵照老师的心法，尽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绝对不参与到纷纭复杂的派系斗争中去。晚清朝廷以李鸿藻为首领，形成了势力很大的“清流派”，他们大多数是没有实际权力的官员，专门批评时政，利用舆论制造影响，慈禧太后有意识地加以利用，用来控制一些权势比较大的实权官员。李鸿章也遭受过很多批评，但是他既不曲意迎合，也不与其结怨，反而把清流派的主将张佩纶招为自己的女婿。
后来恭亲王奕??逐渐失势，醇亲王奕谖得到了慈禧的宠信，李鸿章既保持和前者的关系，同时也争取到了后者的支持。醇亲王是道光帝第七子、光绪帝的生父，具有特殊的地位。他的福晋则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有了这层裙带关系，他才受到重用，成为最重要的势力。李鸿章充分利用了这一点，通过醇亲王，他得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朝廷的决策。在建立北洋海军的过程中，李鸿章争取到了醇亲王的最大支持，这样才冲破了重重阻力，建立了中国的新式海军。但是从任何角度来说，李鸿章也没有结党的意图，这也是慈禧始终信任他的缘故。不过，在少树敌这方面，他做得不如自己的老师。由于他生性傲慢，得罪了不少人，湘淮系不和，与此有很大关系，朝廷之中，从李鸿藻到翁同觫，地方上的张之洞，都和李鸿章不睦，即使淮系内部，也有很多矛盾，这是李鸿章几次战败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事上绝学
在封建官场中，“朝中有人好做官”被称为为官之道的首招。但对曾国藩来说，却并非如此。在刚开始的时候，更要少树敌，多交友。但是有一条是最忌讳的，千万不能结党营私。权臣之所以成为权臣，主要靠的是结党，而这一点正是最高统治者最担心的。为什么权臣绝大多数没有好下场呢，原因就在于此。
刚直倔强，勇敢直言
在封建时代，士大夫一入官场仕途，就等于入了“局”，入了最大的“局”。但是，官场积习却常使英雄感到无用武之地。尤其是到了一个朝代的后期，要破官场积习就是很难的事了。更多的人都是随波逐流，俯仰任之。这也是许多人不能建功立业的基本原因之一。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人们都知道他处处以小心谨慎、谦忍退让、委屈求全作为准则，而往往不知道他的处事之道中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条，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虽然体现并不算多，却往往用的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日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缘故，曹答日：“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剪梅》形容官场积习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在这一世风之下，曾国藩却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这是何等的胆量!
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弊端、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当他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下诏求言而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在那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在1851年4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转变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胆识、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道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抵止”。然而这些话却不是自矜才智的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而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的人为了自保功名富贵，也决不肯把这种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说，以免皇帝一旦发怒，自己将顿罹不测之祸。即以曾国藩当时的情形来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亢直的谏疏。所以后人说他有古大臣“亢直之风”。曾国藩这种读书经世的风骨，在这里可以充分看出。
曾国藩所上的这一奏疏，对当时的政治风尚及皇帝个性，可说是痛下针砭。如果皇帝果真因此发怒，曾国藩的命运，真是在不可知之数。据说咸丰皇帝在初次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原疏掷之于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幸赖军机大学士祁隽藻一再疏解，咸丰皇帝经过一番深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终于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对曾国藩之敢言不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奖，命兼任刑部侍郎。曾国藩家书中有此时所写的致弟书云：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階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政治家的远见和抱负。在这一些话中已经透露得很清楚了。曾国藩之必能成就日后的事业，于此亦可窥见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日：“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由此说来，曾国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现了他的耿耿忠贞，而咸丰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之有担当、有抱负，可委以重任。此一奏疏对于曾国藩个人前途以至清王朝的前途具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对于自己的果敢，曾国藩自己也有正确的认识，他写信给家人说：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秉性并未因此消磨殆尽，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下社会上在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仅仅拿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之所以被刺激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这里是以“敢”字体现出了诚，足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体现出来的敢。有了这一“敢”字，才有了曾国藩后来的步步晋升。因此，曾国藩未曾明传的处世秘诀是，谦退自抑要有度，过于谦退，则也难于成事。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些“果敢”和“犯颜”，恐怕就没有以后曾国藩的显赫腾达及功成名就，也就不会为人们所称道了。因此文化大师郭沫若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