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说：“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诚，勿言；无益于世，勿言；损益相兼，勿言；后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袭言；非吾力所及，勿轻言。”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他年轻时爱多话，且言语刻薄，得罪过一些人。后来他认识到，喜欢多说话的人往往爱吹牛、爱掩丑，易养成骄傲虚伪的毛病，而且祸从口出。他决定谨慎开口，不多嘴多舌。

亦官亦绅，办事必成

人的身份是有多重性，时尚称之为“多面人”。这不是魔术技巧。而是竞争和生存之所需。

曾国藩最初出山办团练，是以丁忧侍郎的身份来“入局”的。丁忧是为他母亲守丧，按儒家的礼制，无论官做多大，必须尽孝道，为父母守丧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朝廷要开去官缺，但仍享有原官品级的待遇，服丧期满，再到中央重新任职。也就是说，曾国藩有的是二品侍郎的虚衔，他这个“官”是虚职。同时，他又有“在籍”的身份，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于原籍，曾国藩在家乡守丧，因而义有了乡绅的身份。但他这个乡绅的身份也是虚的，因为他一旦服丧期满，又要离开湖南重返官场。而那些退休的官员才是真正的乡绅。就此而言，曾国藩的“亦官亦绅”都是虚衔，这就是他经常谈起“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原因。

曾国藩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常说自己是“非官非绅，办事不灵”，而刘蓉却说：“我看这句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亦官亦绅，办事必成”。侍郎公曾经有为官的身份，在朝廷上的影响绝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而侍郎公如此体贴民情，与我们这些书生能打成一片，也不是一般当官的人所能做到的。现在这支上万人的队伍，主要还得靠侍郎公。”

曾国藩听了这话，并不表态。他作为湘军统帅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也不用推辞。倒是刘蓉说他“亦官亦绅”，好像让他感悟到自己的身份也有其特定的优势，他今后应该想方设法发挥这种优势。

曾国藩何以有“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感慨呢?原来，曾国藩在长沙初练湘军的时候，由于他本来处于一种非官非绅的地位，可实际上却干着官和绅的事情，这样就必然要侵犯到他人的权利。再加上他常自以为是，一切只凭自己的想法去做，根本不知道迁就别人，也使得别人很难与之合作。起初，湖南巡抚张亮基是信任他的，又有左宗棠在中间沟通，所以矛盾还没有显露出来。不久，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左宗棠也跟着离开了长沙，由潘铎署理湖南巡抚，曾国藩与长沙官场之间的矛盾便公开化了。后来骆秉璋正式出任湖南巡抚，但他对曾国藩一时间同样也很不理解，矛盾并未有大的缓解。

尤其是其间发生了绿营兵冲击曾国藩公馆使他差点被枪伤而地方巡抚骆秉璋却敷衍塞责，不了了之的事，使曾国藩更加狼狈不堪。所以曾国藩感慨“办事不灵”。而这次到衡阳后，听了刘蓉的话，他倒决定利用自己的“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了，变原来的“不是”为“是”，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首先，第一个“有利”条件是，“非官非绅”的身份使曾国藩没有封疆大吏肩负的守土之责，从而“逃避”许多罪责。在太平天国发展前期，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江南几不为清廷所有。而丢弃城池是地方官的大罪，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都受到革职查办的惩处，甚至有不少钦差大臣为此受到斩首的严惩。曾国藩出山之初，因为无实权，因此叹息“办事艰难”，但他也因为“在籍侍郎”这块挡箭牌使自己免受清廷的惩处。等到太平天国势衰，曾国藩手中又有实权，也就不再慨叹“非官非绅”的身份之苦了。

其次，曾国藩以“官”的身份，打通官场，以博得当地官员的好感及支持。为此，他跟比自己小二级的衡州知府以“兄”相称。衡州知府陆传应在曾国藩到来之前已有巡抚的札文，照例开城相迎。知府官位仅是从四品，比曾国藩的二品大员低了二级，但曾国藩并不以高压下，照样以“兄”相称，给陆知府的印象颇佳。

经由陆传应的首肯，团练大臣的“署衙”很快有了着落，决定暂设于小西门演武场。这个演武场位于衡州西门外的蒸水滨，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开辟，场面很大，有现成的阅兵台和“行署”，实际上是一处大祠堂。曾国藩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练武场，觉得事情办得比在长沙时顺遂多了。

后来，曾国藩还利用他的名声、出身与人品赋予他的类似“绅”的身份，广招英才贤士，并通过各种方式结交地方乡绅，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军饷”问题，终于练成一支“忠诚”、“血性”之师，也一雪在长沙“非官非绅，办事不灵”之耻。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最初进入官场的时候，经常说自己“非官非绅，办事不灵”，因此在处事上面也经常遇到障碍，但是，到了后来，曾国藩听从了刘蓉的建议，合理地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更好地有利于官场，结交地方官绅，为自己的事业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审时度势，左右逢源

当自己身处迷宫，不知所措的时候要先学会思考和假设，走一步预测下一步，走过的路也记住，这样才能进退有道。曾国藩的一生就像是走一座迷宫，只不过他怎么走都走不出清政府的地盘。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在民族关系上是十分敏感的，作为汉族地主的一员，既要讨得满族主子的喜欢，也要在汉人大臣面前树立自己的威信。从清朝开国之初起，满汉不和就成为清朝最高统治者永远不能彻底解决的矛盾。清朝皇帝既要利用汉族地主为其服务，又加以严密防范。所以在处理这类关系上面，汉族地主官僚往往十分为难。而曾国藩对此则能左右逢源，应付自如。他对于满族的皇亲贵戚采取敬而不阿、以诚相待的态度，所以得到大多数满清贵族的支持与尊敬。而且在关键的时候，也常常得到他们的帮助。

早在曾国藩担任四川乡试主考官的时候，道光皇帝便派当时任大内侍卫的肃顺和台庄作为他的随行护卫。曾国藩知道肃顺是郑亲王的亲弟弟，台庄的祖上是得过“威猛巴图鲁”的满族皇亲，这两人虽是曾国藩的下属，但曾国藩从其出身、门第和相貌上判断出这两人日后不是等闲之辈。他看到肃顺年纪轻轻，不过二十几岁的样子，却偏偏戴着顶大沿帽子，虽是短打扮下人模样，腰间竟吊了块价值连城的玉佩。手上的玉石扳指纹路细密，图画特别清晰耀眼，绝非市面之物。青衣皂裤，里面都露出雪白的衬子，若是侍候的人少，绝不会有这么干净利落。台庄也是贵族人家出身，两人对曾国藩不亢不卑，尤其是看人的眼睛，似看非看，全不管面前人的反应。曾国藩明白道光皇帝为什么派这两人来给他伴差保护，明显地带有随行监督之意，由此他便明白这两人在道光帝眼中的位置，也可见他们日后的前途非同寻常。所以曾国藩虽然身为上司，对这两人也是倾心结纳，还和他们结成了好朋友。

在赴四川主考的路途中，经过直隶地面时，他深知直隶有拱卫京都之责，总督一职多由满大臣担任，道光以前很少有汉人担任直隶总督的。所以直隶的事情，几乎都是皇上亲自过问。尽管曾国藩在汉人大臣中以敢于任事而著名，也曾以剃头的铁腕手段闻名后世，但他知晓个中利害，所以在直隶除了晚上歇息几乎没有停留，只管一路往前赶。十天后，总算出了直隶，进入山东地面，这才放慢脚程，一路走一路观光。

在这次主考四川途中，曾国藩处理了许多不法的满清亲贵，而且每有大事必和肃顺等商议。曾国藩曾经很仔细地观察过肃顺，感觉此人有位登宰辅之份，也有横尸街头之祸，属于大福大贵大权大祸之相。所以每次和肃顺谈话，曾国藩都很小心应付，以防埋下对以后不利的祸根。

肃顺很早就对曾国藩的为人处事怀有敬佩之意，曾国藩的尊上不媚上、敬下不欺下、崇权贵而不专事权贵的性格就很对肃顺的脾气。肃顺深知在武学方面，满人强于汉人，但在文化义理方面，汉人是属于世界前列的，所以他对曾国藩十分敬重。曾国藩在这次任主考过程中也曾被满清亲贵所诬告下狱，几乎丧了性命，多亏肃顺从中说明斡旋，才得以逢凶化吉。而且此后肃顺果然飞黄腾达，成为权倾朝野的权臣，这也说明了曾国藩有识人之才，能够正确处理与满清贵族的关系，从而为他们所赏识和重用。

除此之外，曾国藩又深知汉族地主与满清贵族之间的矛盾是无时不在的，在结识满族贵戚的同时，又与之巧妙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以清朝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为原则，所以在汉大臣中以敢于触犯权贵而著称。当有汉族大臣说他是满人的一条狗时，他却问心无愧地说：“别人说我是满人的一条狗，太小看我了，我是大清国的一条狗。”曾国藩是想让他人明白他是以悍卫中国的传统道统为己任，他作为一介书生之所以挺身而出为清政府效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主要还是为了维护中国的道统不致沦丧。

他虽然深知没有满亲贵族的支持不能在仕途和事业上有所作为，但也时时注意和满清贵族中的腐朽势力划清界限，所以当权倾一时的穆彰阿倒台时，作为其得意门生并受恩匪浅的他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反而在变幻不定的动**局面中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人初识洋人的时代，其时鸦片战争刚过去不久，各级官员谈夷色变，都知道夷案最难办。在这次主考四川的过程中，就有人向他问起如何处理涉洋案件的事情，曾国藩也深感头痛，他对于洋人的情况也不甚了解，所以只能以得过且过来应付一时。

他认为洋人不只表面蛮横，内心也狡诈，用鸦片掠夺我大清的金银，以此削弱了国家的人力和实力，正是祸害匪浅。尤其是林则徐被治罪以后，气焰就更加嚣张了。朝中站在洋人那边的人也越发得势了，可是洋人岂是占了便宜就会收手的。长此下去，早晚会出大祸乱。

后来，曾国藩把四川简阳发生的夷案原原本本地记载下来，而且在最后写道：“与夷人交涉最难持平，只能相机决断而已，别无他法。”顿了顿，他又写道：“夷人仗船坚炮利，从无道理可讲。我大清文化发达，文明久远，地广人众，如何就落后耶?深以为怪哉!”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也是进行过深思熟虑的，只不过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时代的局限性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答案，所以只能以官僚的习惯做法来应付，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说明了曾国藩具有兴洋务图强的想法。他在晚年处理涉洋案件时也是奉行这种办法，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牺牲人民的利益。曾国藩和外国人之间也曾经发生过一些矛盾和斗争。他反对外国人控制中国军队，对那些崇洋媚外的中国士大夫也非常反感。

在对外交涉中，曾国藩则特别强调应以对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准，凡条约上明文规定者信守不移，绝不去争，不管这种条约多么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民族利益，也不管这种条约是在什么情况下签订的。而对于洋人超越不平等条约的一些做法，曾国藩认为应该据理力争，在一般情况下也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一旦洋人开动兵船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便立刻软了下来，后来经过几次碰壁，他连力争的勇气也没有了，这都是由当时中国国情与他所受教育及独特经历而决定的。有心无力是他最终的感受。

曾国藩的一生也是多事而局势多变的一生。外有洋夷侵略，内有统治阶级的猜忌，还有诸多的社会问题。他身处在各种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但他能够审时度势，左右逢源，巧妙地处理好与各种人物、各个方面的关系，这无疑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的一生也是多事而局势多变的一生。外有洋夷侵略，内有统治阶级的猜忌，还有诸多的社会问题。他身处在各种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但他能够审时度势，左右逢源，巧妙地处理好与各种人物、各个方面的关系，这无疑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刚柔并用，以柔克刚

人生是由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编成的网。面对它的时候，必须能屈能伸才能在空隙间自由穿梭。在面临挫折和挑战的时候，不要意气用事，也无须不知所措，刚柔相济、处世圆融才能使事情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1857年1月，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呈上的《附陈近日军情请催各省协饷片》奏折，就体现了以柔克刚，刚柔相济的道理。

奏折中的第一点，他反复强调李续宾、杨岳斌所统率的湘军水陆师都是自己的部队，是因为湖北的胡林翼急需用人才去支援的。他并没有直接去要求清政府将李、杨统率的湘军水陆师拨还给自己节制调遣，而是说，现在不但湖北省城武昌已经收复，即如湖北的蕲州、黄州沿江城市也已克复。奏折中的第二点，旨在张扬他的旧部李续宾、杨岳斌部水陆师的赫赫战功，为湘军涂脂抹粉，为自己贴金。奏折中的第三点，强调李、杨所部水陆师力量的强大，借此抬高自己的地位。奏折中的第四点，是奏折中的要害。他不说自己是李续宾、杨岳斌所部水陆师的司令，但在奏折中却为李、杨所部湘军请饷、催饷，无异以李、杨所部指挥者自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处世的高妙、策略的高超。

曾国藩的请求自有其道理。自从1855年10月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后，不久，翼王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江西省根据地，曾国藩部湘军一再受到沉重打击。他承受了许多风险，经历了很多困难，以至退守南昌，在危急的境地中日夕盼望骆秉章、胡林翼派兵前来，以解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挥湘、楚军及早攻占武昌，然后水陆东下，与自己会师于浔阳江上。现在胡林翼终于占领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军水陆师，其中李续宾统率的湘军是胡林翼奏调去的；杨岳斌统率的外江水师，是曾国藩派去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的。所以，曾国藩认为：清政府应该将杨、李所部湘军水陆师拨还给他。

胡林翼是聪明人，有意命李续宾、杨岳斌统率的湘军水陆师东下，自己却不随军指挥。胡林翼把这个球发过去，曾国藩心领神会，立刻把球接了过来，两人心照不宣下了一步明棋。l857年1月15日，曾国藩兴冲冲地从吴城镇迅速赶到九江劳师，会晤李续宾、杨岳斌。他们对曾国藩的尊重不减当年，这让曾国藩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标志着他在湘军中的核心地位依然存在，强大的凝聚力依然不减。

曾国藩说，这次九江劳师，目睹湘军水陆师军容甚盛，兵力强大，感到不胜欣慰。他真正感到宽慰的是胡林翼在湖北长期发展、扩编湘军水陆师，能够始终坚持沿用湘军营制，提拔重用的是曾国藩所欣赏的人物。

纵观曾国藩上述四条，没有一处明确表示他还要朝廷归还李、杨所部等主张，而是绕来绕去，曲意示衷。曾国藩就是这样向他的上司——皇帝和清政府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的。这也是以柔克刚之手法，清廷果然准奏，杨、李所部仍旧归曾国藩指挥。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就不能自强，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人孤立，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矫；柔，并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然而，太刚则折，太柔则靡。刚性事物性坚而易裂，易于进取而难守。柔性东西性钝而有韧，易于守成而难攻。所以太刚易折，太柔则废，刚猛有利于进攻，柔弱有利于守成。各有长短，只有刚柔相济，方能无往而不胜。

在曾国藩看来，刚柔兼济在于：以刚压柔则猛，以柔克刚则巧。曾国藩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还要靠对刚柔尺度的把握。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如果把随波逐流当作是坎坷中的精神**和权宜之计，或许还有自立于人的时候，而如果真的把它当作人生信仰、理念，那必将一事无成。一个永远自甘平庸、无进取之心的人，不仅与成功无缘，而且也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最易使人成功的勇敢，当还属于策略性的勇敢，曾国藩“按兵”“抗上”则可属于这一种的勇敢。

1862年，咸丰帝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不可推辞，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人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人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人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下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但鲍超不明底里，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还是胡林翼善于做思想工作，写信劝诫说：曾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唯谨。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如果说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而曾国藩对待鲍超的这番良苦用心则可谓是另一种的“柔”。曾国藩在这里将刚与柔天衣无缝地柔和在了一起。

曾国藩处事绝学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就不能自强，刚就是一个人的骨头。人也不可无柔，无柔则不亲和，不亲和就会陷人孤立，柔就是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在曾国藩看来，刚柔兼济在于：以刚压柔则猛，以柔克刚则巧。曾国藩认为人要想立得住，主要的还要靠对刚柔尺度的把握。

大智若愚，藏巧于拙

有大谋略的人都懂得以聪明装糊涂。俗话说“人生在世，难得糊涂。”说明“糊涂”二字并不是只有贬义，它也有更深的内涵。曾国藩就是一个装得糊涂大智若愚的人。

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阐述了自己的为官之道——妙在貌似浑然“不知”世态。自古官场风高浪急，一不留神就可能会被打下船头，跌入海底。而时时留神却难免失于疏忽，诚如《红楼梦》里的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家书中可看出来，曾国藩最初的追求正是如此，然而随着年岁渐长，他明白了这条路是一条曲径，而非坦途，真正的坦途在于“妙在全不知世态”。

与人交往的确要有技巧，但更须有真意，官场行事虽然靠的是人脉，但人脉的形成首先要求自己有一颗浑厚的心。为人真诚、性格浑厚、心胸宽广，这些才是一个人牢固立足于世的根本，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心好比一个人成事的器具，只有把心这个器具修炼好了，才能成就不衰的大业。

“难得糊涂”本是清代著名文士郑板桥手书的一条横幅上的四个字，而如今已成为一句几乎家喻户晓的成语。郑板桥在这四个大字后面写有一行小字，是对这四个字的一段绝妙的解释：“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一图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王蒙先生也曾说过：“对待关系宁肯失之糊涂失之疏忽，也不要失之精明失之算盘太精太细。”说的都是为人对世态人情的心态与看法。

人们在交往之中，往往喜欢与心地单纯的人交往，这是因为与之交往放松、随意、自然，在话语与做事上都不必太担忧。其实给人感觉心地单纯的成年人，并不代表看不透人情世故，相反，可能是对此看得太透。这种人往往比那些貌似聪明伶俐、八面玲珑的人具有更高的心智与胸怀，懂得淡泊、清澈的内心世界，不但为人受用，更为己受用。这样的人选择了一种温和浑厚的处世方式，把注意力放在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和更有益身心的事上，这样的人的内心随着岁月的沉淀，已经被雕琢成一块璞玉。

能够拥有一颗如璞玉之心的人，是有福气的；能够结识这样的朋友，也是有福气的；能够在官场之中保持一颗璞玉之心的人，尤为难得。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攻克天京以后，曾国藩手中的权力几乎控制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身居高位的他心里非常明白：自己手掌重权，军事实力过于强大，利则能以此立身，弊则会招致杀身之祸。

于是，曾国藩为了保身之见，亲自下令裁减湘军，削减实力，这项措施使得清政府逐渐消除了对他手握重兵的猜疑。

除此之外，曾国藩也多次在给朋友、家人的书信中流露出“辞荣避位”的想法。他曾写信劝手握重权的弟弟曾国荃说：“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并一再诉说自己的心情“时时作罢官衰替之想”、“余决计此后不复做官”。曾国藩这种功成身退的想法在攻克天京以后更根深蒂固，看着周围同僚的荣辱升降，他的想法更加深了一步：“大约凡做大官，处荣安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的担忧。在他的儿子曾纪泽劝他辞去两江总督的官位时，他说：“平世辞荣避世，即为安身良策，乱世仅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以上是曾国藩“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积极想法。曾国藩的一生受后世人敬仰，在朝为官之际他很少受朝廷的弹劾、少受下属参奏，这就是秘密所在。

曾国藩处事绝学

有大谋略的人都懂得以聪明装糊涂。俗话说“人生在世，难得糊涂。”说明“糊涂”二字并不是只有贬义，它也有更深的内涵。曾国藩就是一个装得糊涂大智若愚的人。

急流勇退，明哲保身

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退。曾国藩很清楚自古以来有大权、有高位而又名声显赫的人物，没有几个人能够善始善终的。所以，他总想方设法将自己的“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少几分，以退来保全自己。

慈禧上台只十八天，便命曾国藩于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之外，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节制，同时，曾国荃也以记名按察使“赏给头品顶戴”。对于这种特殊的待遇，曾国藩的心中是既复杂而又矛盾。一方面，他感恩图报，另一方面他又深恐权位过高会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灾，甚至是杀身之祸。

曾国藩为了保全自己，就围攻天京之事上疏说：“臣自受任两江以来，徽州失守，祁门被困”，并且“受命年余，尚无一兵一卒达于苏境，是臣于皖则无功可叙，于功则负疚良深”，“至于安庆之克，悉赖鄂军之功，胡林翼筹划于前，多隆阿苦战于后，并非臣所能为力”。曾国藩把自己无功受禄数落了一顿之后，又把攻克安庆之功完全算在满人多隆阿身上，而绝不提曾国荃，这实在是用心良苦。但是，慈禧等当权者却说曾国藩“谦卑逊顺，具见悃忱真挚，有古大臣之风”，着实把他赞扬了一通。

当然，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曾国藩想要的，这并不能使曾国藩放下伴君如伴虎的那颗悬悬之心。所以春节刚过，他又上疏再辞节制四省军务之命。他在奏折中写道：“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惭。”他摆出一副悲天悯世的架势，以防止外重内轻的议论来消除朝廷的疑虑。其实，自咸丰中兴以来，团练四起，权在督抚，清代早已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而湘军在当时尤有举足轻重之势。对于这点，朝廷清楚，曾国藩更加清楚，只是薄薄的窗纸无需捅破，因为一方要利用另一方去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则要利用对方的威势来保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自己谋求进身求利之阶。1月23日的上谕说：“当此江浙军务吃紧”之际，“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甚至加封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

但是，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并没有因为朝廷的这么几句评语，而放松对清廷态度的时时观察。同治元年秋天，湘军中瘟疫流行，曾国藩于8月12日上奏请求朝廷“简派在京亲信大臣，驰赴江南，与臣会办诸务”，“求德器远胜于臣者主持东南大局，而臣亦竭力经营而左右之”。

他的意思是要挽厄运，而自己退居主持东南大局的次要人物的位置。这显然是因为困难很大，而职责很重，担心月盈则亏，趁早为脱身设计，同时，也是为了再一次试探清廷对自己的态度。所以，8月21日的上谕针对曾国藩的隐情，明确地表示：“此无可如何之事，非该大臣一人之咎。”并且温旨慰留说：“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实难其选。”勉励曾国藩在此“时势艰难”的时候，“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少懈”。

而当天京城破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以至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使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他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省的协饷。当时湘军将领已有十人位至督抚，凡曾国藩所举荐者，或道府、或提镇，朝廷无不如奏除授。此时的曾国藩真可谓位贵三公，权倾朝野，一举手一投足而山摇地动。

曾国藩的连连上奏无疑是他的以退为进之计。除此之外，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也不断提起进退开合的活兵之法。用兵半活半呆、半轻半重、时活时呆、亦轻亦重、进退开合、变幻莫测方为上策。

“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可以退而谓之退。”这一以退为进的计策，能够更为巧妙地解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错综复杂关系：看似前进了一步，实则在心中更疏远戒备了一分；看似谦让了一分，而实则在靠近自己的目标方面赢得了可贵的条件；在实际中冒进了一步，其实在思维高下较量中可能就退了一步；而在思考中多周到一分，在实际中就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纷争。所以，应像实干家那样思考，像思考者那样行动，进退开合，收放自如。

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往往进退失据难以拿捏，这就只有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毕竟针对不同的个人、不同的情况，何时为进，何时可退，抓住致命点是一件不容易的选择。

曾国藩却把握得那么恰到好处：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退，该取的时候取，该舍的时候舍。曾国藩清楚地知道他应该去的方向，但是当他在自己的方向上撞上“南墙”的时候，他不会执著地用头撞“南墙”，他会暂时地“妥协退让”，以便有充分的时间来绕过“南墙”、翻过“南墙”，从“南墙”下边钻一个“地洞”爬过去。他的聪明之处，也是他能够成功的关键之处，他深得“进退之道”。

曾国藩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在消灭了太平天国之后，他位列三公，权倾朝野，得到了一个汉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利和权势。但是，他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的道理。面对着如此的位高权重的处境，曾国藩希望能够将权位退让些，责任减轻些，尽量离政治漩涡远一些。

天京平定后不久，朝廷命他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而节制三省，权势不可谓不大，但他自叹“精力日颓而责任弥重，深为悚惧”!因而先后三次请求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成命。他这样恳请的理由，开始只一般地说自己才菲而体弱：“今则精力衰颓，公事废弛，心神则无故惊怖，多言则舌端蹇涩，自问蒲柳之姿，万难再膺巨任”；“不特微臣难胜任，即才力十倍于臣者筹办此贼，似亦不必有节制三省之名”，接着便大谈名实相符的问题：“臣之兵力，只能顾及河南之归、陈，山东之兖、沂、曹、济，其余各府，万难兼顾；直隶则远在黄河北岸，臣力恐不能逮。徒冒虚名，全无实际，寸心懦懦，深抱不安。”这些都是实话，但是，他只有到了两次恳请而不允的情况，才真正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臣博观史册，近阅世情，窃见无才而高于众，则转瞬必致祸灾；无德而权重于人，则群情必生疑忌。”

曾国藩深知“功高震主”一语的内涵，所以他想到了清政府在八旗兵和绿营兵已腐败不堪使用的时候，必定会依靠汉族地主和汉族官僚来对付太平天国。当太平天国已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数十万的湘、淮军的存在，对曾国藩本人来说，当时简直不是福，而是祸，他是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曾国藩的政治敏感性和他的老成练达，不能不让世人佩服。所以，在金陵攻下不到一个月之后，曾国藩便接连采取韬晦之计。

1865年一l866年，曾国藩因剿捻无功，受到严旨诘责七次，被御史参劾五次。这样的急风骤雨，不能不使他胆战心惊，“直觉无处不疚心，无日不惧祸也”。于是，他的韬晦之计进而发展为引退的念头。他多次拟奏请开缺回籍，终老林泉，却被亲友所劝阻。他哀叹说：“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苦恼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唯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他悲观到了极点，甚至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人闭眼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加上他逐渐步入垂暮之年，身患重病，“登阶升降需人扶持”，精力的衰竭，加深了他害怕风浪，但求敷衍平稳的态度。曾国藩晚年的一部分时间正是抱着这种谨慎的心态，在努力平衡各方面的力量。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在大功告成之后巧妙退休。人生恰似一场复杂的牌局，聪明的人要学会在最恰当的时机暂时退让，在最关键的时刻收住场，不要一味地冒进，要适可而止，正所谓“乱闯天下胜者寡”；而在最准确的机遇之处强力猛进，展开自己的局面，猛攻对方主帅；而一旦到了进退维谷的时刻，更要学会在夹缝中求生存，所谓此一时，彼一时，随着节奏调节自己的心态。

中庸之道，高标处事

曾国藩曾提到过的“龙蛇伸曲之道”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是韬光养晦、以图长远发展的生存之道。蛟龙未遇，潜身于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这种坚韧正是中庸之道的核心之秘。

曾国藩长年领兵打仗，他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战争犹如一架天平，而作战双方犹如这架天平两端的砝码。双方都力图使用各种手段增加自己的砝码，减少对方的砝码，使胜利偏向自己。在战争中，交战的重心会偏向优势的一方，并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当双方激烈抗争，交战重心适中，双方保持相对平衡时刻，就是作战达到**顶点的时刻。此时，哪怕是很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心的偏移，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曾抱怨说：当时如果再多几十根铁钉，胜利就是我的!可见，把握平衡术，就是善于合理使用自己的力量，在最关键时期打出自己的王牌，使战场重心向己方倾斜，才能赢得战场的主动权。

说到韬光养晦和保存实力，李鸿章也是个历史上很有名的人物，当然这里面也有曾国藩的谆谆教导之功。

那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放出话来，答允太平军在一年之内不会进攻上海、吴淞以及附近百里之地。李鸿章得了一个空儿，就抓紧时间操练淮军。到了第二年，李秀成奉洪秀全之命从杭州移师准备进击上海，这时，英法联军出面了，悍然宣布“保卫”上海周围百里以内之地。由于洋人的加入，使事情一下子变得复杂了很多，曾国藩得到这个消息思考了很久，给李鸿章发出指示说：“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出则不可，近而嘉定金山、南汇、远而苏、常、金陵，皆它处也。”

曾国藩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事发突然，英法联军进入内地作战，虽说是替清政府打仗，但这里牵扯的外交方面的事情太多，而且确实也没有得到朝廷明确的指示；再说，英法军队进来易出去难，以后能不能顺利地送走还是未定之数，所以这件事须慎重考虑。

不过，有了曾国藩的“会防不会剿”这五个字的锦囊妙计，李鸿章心里也算有了谱。他下定决心与洋人好好周旋一番，在上海站住脚。

其实李鸿章也面临着重重的压力，他咬着牙一天天挺着，坚决不退缩。他坚持保本自强，反复想着曾国藩送给他的五个字“会防不会剿”，而把手握得紧紧的，专心经营西南线等待时机。5月21日机会来了，那一天，上海大雨倾盆，在西南郊虹桥，忠王大军一部约三千人在撤退中无心恋战，与在该处驻防的淮军程学启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此时，李鸿章一刻也没有耽搁，他集中全军六分之五以上的兵力，亲自带队火速前去增援。这一仗打得时间并不长，因为忠王大军已决定全线后撤，只不过是虚放一枪的掩护战而已，他们只是做主动进攻的样子来阻击敌人的追击，是在作战任务完成后就准备匆匆转移，但李鸿章得到的好处可想而知，甚至于经此一战而成名。可见，在时机上处于弱势的时候就要“伏藏”。

曾国藩善于韬晦的故事对我们今日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很有意义。一个人有才干是好事，这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里露出来是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一个人如果时时处处都在展露自己的才华，只会招来嫉恨和打击，他的事业可能会因为这些难以预料的因素而中途夭折，显然这不是智者的制胜之道。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即使你天分再高也应切记含而不露，时时注意保存实力，这样才可能使自己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走得稳健。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具备一体两面，一面是儒家中庸思想，一面是道家的方圆智慧，交相运用，因时而变化，应势而取舍。做事不过分，亦不过犹不及，善于权衡利弊，拿捏分寸；圆融中有刚毅，严厉中有柔情。他相信“天意”，更相信“人力”。做任何事情都“尽其在我”，即锐意进取，成功与否听凭“天意”，那么即使一事成功也是偶然的，绝不会事事成功，所以他“困知勉行”把主观努力放在第一位。

有人会说中庸之道教人变得世故、圆滑、全无棱角，使人变得毫无斗志和闯劲，而曾国藩能以中庸之用，不仅做成了惊天动地、改变历史的大事，而且还成为后世人道德上的标准高度，这就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说法。大凡以中庸之道低调做人者，其处世的标准都很高；而那些张扬的高调做人者，其处世的基调却往往很低。

曾国藩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他都会给人留下一个意蕴丰富的剪影；从任何一个方向去思考，他都会给人留下一个弥足可贵的智慧空间。万世的功业都会付之流水，但曾国藩立德、立业、立言三方面均恢弘博大，至今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跟曾国藩学中庸，就是要学习他高标处世、低调为人的生活哲学，学习他不贪图功名利禄、勇于功成身退的冷静心态，学习他进退自如、大智若愚的雍容气度。愿诸君也能像曾国藩一样的为人处世，或做官，或为民，不管做什么，都能游刃有余，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不争强斗胜，选择一个好的环境展示自己的抱负，从容地对待人与事，虔敬地对待天和地，最终有一个平静祥和的福祉，这是人生最重要的。

曾国藩处事绝学

有人会说中庸之道教人变得世故、圆滑、全无棱角，使人变得毫无斗志和闯劲，而曾国藩能以中庸之用，不仅做成了惊天动地、改变历史的大事，而且还成为后世人道德上的标准高度，这就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说法。大凡以中庸之道低调做人者，其处世的标准都很高；而那些张扬的高调做人者，其处世的基调却往往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