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由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编成的网，面对它的时候必须能屈能伸、亦圆亦方才能自由穿梭。曾国藩作为清王朝中后期具有独特影响力的人物，能够取得当时的成就，这和他谨慎行事、处事如线的风格分不开。
自我节制，甘于恬淡
曾国藩说：“身处大权高位的人，而兼享有盛名，自古以来能有凡人能善始善终呢?总应该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一些，减去几成，那么晚节可以渐渐得以保持。这种方式就是功成身退术。”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务，真可谓勋威冠时。但他仍然小心翼翼，谨慎操持，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尤其不敢稍见骄满之色。他时时告诫诸弟，世道反复，月有阴晴圆缺，聪明的人应该在灾难到来之前就避免它，因此不可以太盈满，作为跻身官场几十年的老手，为了做到功成身退，曾国藩早已缜密地做好了长远打算。
为了探讨保身进退的策略，曾国藩曾经研究过《易经》的思想，探索过盈虚消长的道理，从而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太阳升到最高点就会向西偏，月亮圆满之后就会亏缺。而且天缺西北，地缺东南。因此曾国藩在手握大权，拥有重兵之时，总是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他指出：一般人只看到身居高位的人处于花团锦簇之中，而没有看到他们正处于荆棘、陷阱和沼泽之中，他们正处于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稍有不慎，就会遭遇杀身之祸。即使没有杀身之祸，倘若官做得越久，那么他的弱点就暴露得越充分，他被曾国藩告诫他的两个弟弟，在军中打仗要勇往直前，论功行赏时要求他们甘居其后。他深知自我节制才能成功的道理，要求兄弟们不要太骄傲，太自满，做人要清洁廉明，处理问题要谨慎、谦虚，做事要勤劳，不要贪图钱财，以势压人，受到别人的讥讽嘲笑，管好自己身边的仆从随员，重视自身的名声，日日反省得失。
自古以来，不能节制自己的统帅人物都难于善始善终。这是因为统帅因地位高于大家，权力重于别人，怀中拥有大名，所以一旦受到不同寻常的赏识和宠遇时，就更加感到居此高位要越发恭谨。这一点早在春秋时期越国名臣范蠡就做到了。
而曾国藩也从范蠡那里学到了自我节制的重要性，并更加严格地去实施。他一生清淡节俭，常给人一种家世清贫的感觉。他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全都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穿极为普通，甘于恬淡寡欲，连婚丧嫁娶花费也不超过200两纹银，而且作为家训家规代代相传。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从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风雨交加的天气，抱病怀忧的时候，也常常是一听鸡叫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几十年如一日。
曾国藩“克己”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治学治家到个人生活，从治政治军到处事待人，无不自察自省。例如，他年轻时爱抽烟，时常捧着一根水烟袋。他自觉抽烟无益有害，力求戒除，但戒而复吸，前后三次。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戒烟以来，感到精神空虚，六神无主。戒烟想不到这么难!看来不挟破釜沉舟之势，就不能成功!”
他终于挟破釜沉舟之势，在严肃的“克己”中戒掉了吸烟恶习。此虽小事，却见其“克己”的力量。同治元年八月和闰八月问，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争而瘟疫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军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国荃部也死亡相继，士气低沉。正在这个时候，李秀成率二十万大军救援天京，自闰八月二十日起，日夜猛攻雨花台的曾国荃部，达半月之久。落地开花的洋炮，时时从雨花台上空呼啸而下；与此同时，皖南重镇宁国已落入太平军之手，且有上图江西之势；小丹阳的太平军也时时可冲到长江，冲断湘军的江中粮道；河南境内的捻军已进入鄂东，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之说。总之，湘军在军事上处在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还有，战争使大江南北数省，特别是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亡地荒，满目疮痍。
曾国藩记述道：“惟敝处所苦者，在今年(1862)下半年。目下，舍弟金陵一军及鲍军门宁国一军，米价至七千馀文一石，肉至三百文一斤，蔬菜至六十馀文。”金陵、宁国两军疾疫流行，死者比比皆是，军中粮饷非常匮乏，积欠多者至十一个月。行军于宁、池、太三府境内，常终日不见住户，不逢行人。茫茫浩劫，不知到何时才了?”当时曾国荃和鲍超部共约七万人，每月需粮三四百万斤，粮饷从何而来?兵勇每月获饷不过四成，只得饥一餐、饱一顿地过日子，士气何来?
曾国藩没有向他的“直接下级”沈葆桢发泄这些愤懑，更没有张牙舞爪，训斥“直接下级”，强迫下级如何如何。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淡淡地说：近来，“幸亏军饷来数较多，这在今年还是没有的事，勉强还行。如果像这个月人款，以后就是全停江西漕银的接济也能支持。惟恐以后人款不常像此月一样。万一不行时，我去信尊处相商通融办理。”
这是多么宽厚的长者风度!沈葆桢小曾国藩九岁，因为有曾国藩的多次推荐，才得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他从江西本位出发，恃才傲上，且不加节制，于第二年(1863)再次截留经朝廷批准解送曾国藩粮台的九江关洋税三万两，同治三年(1864)第三次奏请截留江西的全部厘金，导致两人最后决裂。曾国藩则截然相反，同治元年(1862)九月于沈葆桢截留漕折时反省自己“忧灼过度”，“皆由于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同治三年沈葆桢奏请截留江西全部厘金时，曾国藩于三月十二日上《沈保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折》，对比当时的情况说：“臣统军太多，月需饷额五十馀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摸可以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所统各军之饷，均发至八成以上。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就是以民因而论，皖南及江宁所属各地人吃人，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江西还没到这地步。”
又陈述军事局势说：“今苏、浙等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指日可成，元恶指日可毙。”故绝不可因粮饷奇绌而“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曾国藩又进一步从情和理上分析道：“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日分，日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诸坐名《敕书》。……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沈葆桢既违分又违情，曾国藩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朝廷没有准奏，而是将江西厘金分江西地方军与曾国藩大营各一半。曾国藩于三月二十七日接到廷寄后，在日记中写道：“皇上仿佛偏袒巡抚，仍命督抚各分江西厘金之半。考虑到围攻金陵正处于关键时刻，恐军心涣散，经总理衙门于上海奏拨银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其中二十九万虽不甚可靠，其二十一万则立刻可起解，足济燃眉之急。因念枢廷苦心调停，令人感激；而劳逸轻重之间，又未尝不叹公道不明也。”这是曾国藩运用“克己之学”的典型一例。
曾国藩处事绝学
综观曾国藩的一生行谊，他的“克己之学”，使他在困窘潦倒时坚而不拔，在功成名就时谦而不傲；使他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风暴，越过了满汉矛盾的险滩，走出了同僚倾轧的隘巷；使他学识渊博，为人清正，终身廉洁，晚节纯粹。
巧隐锋芒，以假乱真
深藏不露之人，很多时候会被别人视为胸无大志，实则不然，他们只是不愿意在言语和行动上显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懂得，言语锋芒，便会得罪旁人或惹来．旁人的妒忌，旁人就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
曾国藩针对“藏锋”有过精辟的论述：“言多招祸，行多有辱；傲者人之殃，慕者退邪兵；为君藏锋，可以及远；为臣藏锋，可以及大；讷于言，慎于行，乃吉凶安危之关，成败存亡之键也!”
同治三年，天京攻破，捷报传来，曾国藩让百官列于疏捷之首，既有谦让之意，又恐功高震主，所以主动裁减湘军，同时还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曾国藩位高权重能全身而退，究其根源，在于他深知锋芒太露，则难免为当权者所嫉恨，由此可见他的藏身之术，收益良多。
通过曾国藩的“掩藏锋刃”之术，我们清晰地看到：如果一个人内外皆愚柔，人生必败矣，倘若外表愚柔，而内在则聪慧，那么就一定是一个能成就大事的英雄豪杰。面对人生的是非曲直，即使是再精明的人也很难很好地把握自己，所以曾国藩善用“藏身”、“藏心”之术，目的是“有藏有露再试锋刃”。
曾国藩的藏锋蓄志，伸屈自如，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价值的生存之道。屈是为了伸，藏锋的本意是为了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梁启超评价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外。”又说：“吾生平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昆耳。”
曾国藩从不漠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对于他所谓的无才，实质上是谦德的表现。
有道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容易烂。锋芒外露，于交友、处世都不利。自恃满腹经纶，在人前口若悬河，人们难免将你视为狂妄自大之徒，当面对你“洗耳恭听”，转身却对你“嗤之以鼻”。在工作中要学会“夹起尾巴做人”，时时谦虚，事事谨慎，才能获得人脉与人缘。只有先俯下身去，然后才能昂起头来。
聪明才智之人不足畏，唯沉潜入道、澄心观理者为可畏。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官场是最能成就人，也是最能毁灭人的地方。对于官场中的酸甜苦辣，在每一个为官者的心里都会有深刻的体会，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一生为官，经历了无数的荣辱、恩怨、是非、风险，对于官场的体会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头脑，稳扎稳打，以稳致胜。
咸丰元年三月九日，曾国藩对当时的局势进行了全局性的战略思考后，递上《议汰兵疏》，对当时军队的冗员耗饷进行猛烈抨击。他说：“如今天下大患有两个弊端，一是国用不足，二是兵伍不精。也正是这两种祸端导致了鸦片战争的二千一百万赔款；癸卯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全国税务欠缴几近五千万；连年水旱灾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中央财政岌岌可危，差不多要进入破产清盘程序。如今社会穷困，经济衰败，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不可能再刮油水，所以开源增赋之策不可行，唯一的办法只有裁兵减饷。”
尽管曾国藩提出的意见很有道理，尽管咸丰帝也认识到养兵无用，不如不养，但是他并没有采纳曾国藩的意见。
曾国藩深知咸丰帝圣意已决，就没有再次上奏，到了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出任江西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湖，收到母亲逝世的消息，旋即回乡办理丧事。十二月十三日，他接到皇帝的谕旨命其帮办团练。终于，曾国藩又等来了一个机会，来实现他在北京时未能实现的理想。
曾国藩认为，用团练来对付太平军犹如半空中走钢丝，极其危险，简直就是空想。但是，他即使明知团练无益大局，也不敢公然拒绝。因此他心生一计，他就给皇帝打马虎眼儿，明办团练，暗练新军。明着，他这么说：“圣谕团练乡民一节，诚为此时急务。然团练之难，不难于操习武艺，而难于捐集费资”；财政困绌，不像嘉庆年间可以“官给练费”，而民间捐款，暂时还是画饼望梅，当不了指望。所以由此造成帮办团练的拖沓，可以获得谅解。暗里，他就不求其名，但择其实，阐述了练新军的办法：“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贵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
一般来说，团练都在州县就地办理，省城、重镇的防务还是依靠绿营；他提出在省会长沙办团，与办团的宗旨是互相抵触的。戚继光练的是新军，傅鼐办的是民团，根本是两码事，他却把二者混在一起，揣着明白装糊涂。日后，湘军的制度几乎照搬戚继光理论，而再没有提过傅鼐一个字。愚钝的皇帝并没有发现他的小把戏，把这份奏折当作跟其他办团大臣照例回复的官样文书，作了草草批示：“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曾国藩一直没有向咸丰提起“新军“一事，他一直在背后稳稳当当地操练着，这一练就是八年，直到后来的局势和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后，曾国藩才得以把这番苦心揭示出来：“臣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就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
曾国藩就用了瞒天过海这一招，使“湘军”的创意得到了圣谕批准，曾国藩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完成了平乱大业。
曾国藩是一个很精明的人，他不会盲目地服从，更不会一致地敌对，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经过自己精心谋划的长远之策。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的社会，作为一个领导也好，一个员工也罢，这种稳中求胜，不浮躁，不盲目，为了达到最后的胜利始终保持清醒，时刻提醒自己不放纵自己，永远比什么都更重要。
形醉而神不醉，不要得意忘形而露出锋芒。在政治风云中，事事难料，一旦风险落到自己头上时，通过以假乱真的方法巧妙隐藏自己，以达到瞒天过海的目的，是非常必要的。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的藏锋蓄志，伸屈自如，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价值的生存之道。屈是为了伸，藏锋的本意是为了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梁启超评价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外。”又说：“吾生平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昆耳。”
谨慎行事，巧于用智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再有把握的事情，再简单的过程都应该仔细地面对，不狂喜不深悲才能明白得失，头脑清醒。
曾国藩为官一生，活跃在千变万化的政治舞台上，权倾朝野，位列三公，伴君数十年得以自保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他的官运亨通，但从不以此自傲，还常常告诫家人为人要内敛，不可嚣张。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亲朋故友偶尔会有一些万难之事求助于他，并且是一些实有的冤屈之事。不帮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是一帮就难免落人口实，所谓的“众口铄金”不可不顾及。这就要发挥聪明才智了。
同治年间，衡阳挨近双峰大界的地方，有一个忠厚而又倔强的老农。老人一生勤劳俭朴，自食其力，日子过得蛮好，不想有一年清明节去扫墓时，与别人发生了纠纷。一户人家仗着自己有钱有势，毫不讲理地硬将一冢坟迁到他家的祖坟上来。老农哪能让人家这样欺负他，于是跑到衙门去告状，但势单力薄对有钱有势，衙门当然偏袒后者。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没个公道的。倔老头急得直想上吊自杀。
经友人的提醒老头才想起干儿子在南京做官，兴许能帮上忙。主意一定，老头四处筹措去南京的盘缠，凑足钱后，背上包袱雨伞，就直奔南京。可是衙役不认识他，就是不让他见总督。
正在这时，督署里传出讯令，总督大人要出门来。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老头儿人老，眼可没花，一眼就窥见轿中坐的正是曾国藩。老头欣喜万分，操着家乡口音一声大喊：“宽一!”坐在轿中的曾国藩猛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乳名，忙叫轿夫停轿，下轿后他又惊又喜地说道：“这不是干爹?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他赶快把干爹迎到家中。
曾国藩夫妇热情地招待远道而来的干爹，不住地问他家乡的情况。老头儿满腹委屈，见了干儿来不及品尝美酒佳肴，来不及消受干儿的孝心一片，赶忙就说明了来意。曾国藩温和地接过干爹的话头：“暂莫谈这个，您老人家难得到这儿来，先游览几天再说吧。”接着曾国藩把一个同乡衙役叫来，对干爹说：“因有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玩，就请他陪同您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庙啦，南京的名胜及热闹地方都去看看。”老人家根本无心游览，玩了几天，再也忍不住了。一天晚上，他对干媳妇细说了来意，求她向宽一进言，给衡州府下个二指大的条子。欧阳夫人说：“不要担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干儿大。”老人家听干儿媳一说，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过了几天，曾国藩办完一天公事后，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的事。夫人劝曾国藩：“你就给干爹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大声叹气：“这怎么行呀?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让他们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干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干爹是个本分的人，你总不能看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曾国藩思虑片刻：“好!让我再想想。”
第二天，正逢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职，南京城内达官显贵都来庆贺。曾国藩把干爹让到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向大家介绍，并极力推崇干爹为人忠厚，一生勤劳，文武官员一听，都起身致敬。曾国藩拿出一把折扇，说：“干爹执意要返家乡，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留下宝墨，以作纪念。”文武官员听总督大人一说，争相留名，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满了，曾国藩高兴地收好折扇，用红绫包好，双手送给干爹。
回到乡里，老人手执折扇去衙门，他大摇大摆走进公堂，知府想要将他治罪，一看折扇气焰矮了半截。据说老头从衡州府衙门后堂退出来后，知府还热情款待一番，他的官司当然也顺利地了结了。
折扇虽小，但从中看出了曾国藩处事的智。这种事情如自己出面恐会招来闲言闲语，但谨慎行事，借人之力达成所愿，实在高明。
曾国藩为官几十年，深谙官场的险恶，即便是这种小事也要大费周章，谨慎处理，由此可见他做人处事的过人之处。智慧的处事方法都是经过冷静的研究的，小心多一分，安全就久一点。越是困境越是混乱的时候，越要注意这一点。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为官几十年，深谙官场的险恶，即便是这种小事也要大费周章，谨慎处理，由此可见他做人处事的过人之处。智慧的处事方法都是经过冷静的研究的，小心多一分，安全就久一点。越是困境越是混乱的时候，越要注意这一点。
圆通知变，机巧处事
在曾国藩的人生经历中，遇到一件很棘手难的事情。在曾国藩居京期问，有—个叫欧阳兆熊的湘人曾一度与他同寓。有一次，曾国藩得了大病，还多亏了这个人的照料和护理，因此也算得上是个挚友，以后两人的交往也比较密切。这个欧阳兆熊就曾在笔记中说曾国藩“一生三变”，认为他的书法、学问和为官这三个方面都有三个不同的阶段。如果单说为官方面，他在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而经过丁父忧回籍之事再出，便“一以柔道行之”。这个评价可以说是与事实大致相符的。
曾国藩在居京期间，他在“格书”与“检身”方面一度的确是做得如痴如狂，时刻都是按照程、朱理路笃言笃行，誓言要成“内圣外王”之业，做个“天地完人”。
至于说他出山办理“团练”军务后又变为申韩（所谓申韩，是战国时申不害和韩非两人的合称，这两个人都是法家，主张刑名之学），也非虚枉。曾国藩出山办团练时，也的确是执严刑峻法的。他曾以团练大臣的身份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或向上捆送“会匪”、“莠民”，他嫌地方官署对所捕“匪类”惩办不力，自行设立“审案局”，对“案犯”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最轻也要“鞭之千百”，几个月下来，所杀害的人不下数百，曾国藩也因此落了个“曾剃头”、“曾屠户”的骂称。
待到丁父忧回籍之后再出，曾国藩便“一以柔道行之”，这个转变确实是一大变化。
曾国藩的再次出山是在咸丰八年(1858)六月。他没有真的在籍守孝三年，只在家待了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段时间他表面上安闲，心里边却翻江倒海的一般。
朝廷顺水推舟地允准曾国藩在家守制的请求，使得曾国藩“欲进故退”的计策落空，他也吃了一回哑巴亏，有苦无处言。而且当时的舆论也一点都不怜悯他的处境，甚至大有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的架势。朝中官员多以他擅自委军为非，湖南地方上也对他颇有微词。当时，湘阴人氏左宗棠还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别看他成为一大名臣还是后来的事情，但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幕客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操纵巡抚的非常权势，他也对曾国藩一番大肆诋毁，犹如火上浇油，致使舆论一时“哗然和之”。
曾国藩既负亡父之哀痛，又为朝廷所“婉弃”，再加外间的这些非议，真可谓是百不遂意，忧郁难解。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稳严肃的他，这时也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时常会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漫骂诸弟，甚至怒斥弟妇，性情显得反常地粗暴起来。
这个时候，他真的表现出了一种病态。欧阳兆熊作为一个旁观者，自然了解他的病因何在，便借推荐医生为之诊病的由头婉言讽之，说是岐黄可以医身病，黄老可以医心病。意思就是说应效黄老“无为”之道，改刚为柔，这样才会防止被人嫉恨攻讦，从竞争的累身累心之苦中解脱出来。
这可真是对症下药，曾国藩回忆练兵领兵这数年来的经历，反思自己策略手段上的得失，于是决意改弦更张，奉行黄老之“柔道”。
在再次出山的问题上，他果然显示出了乖巧。咸丰八年上半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进攻浙江，军情比较紧急。湖北巡抚胡林翼由于与曾国藩有着深挚的同党之谊，又是湖南老乡，便乘机奏请朝廷，让曾国藩出山援浙。这时，曾国藩见梯即下楼，再也没有半点讨价还价的意思。痛痛快快地就应了命，也赢得了皇帝的表扬：“汝此次闻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曾国藩再次出山之后，仍是以“剿贼”为己任，对太平军自然是抱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恨不能一个早上灭它个根株净尽，决没有丝毫柔让的意思。但是在处理官场内部关系方面，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与前几乎判若两人。
比如与左宗棠的关系，本来“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的他，在此次出山路过省城长沙时，特意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请左宗棠为他书写篆联，这一举动实际上是隐示自己“守雌”让步的态度，两人之间由此迅速改善了关系。如果说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改善难免有一种“湘人同党”间顾全大局的宽容因素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在与非湘人同党人物关系的处理上，曾国藩也同样有着明显的策略改变。欧阳兆熊把曾国藩的此番变化看作是他终能成就“巨功”的重要条件，不是没有道理的。曾国藩自己也对官场交际之策的这番调整非常看重，颇有得意之感。在当年十二月的一封家书中，他就这样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此后多年，他也时常以此作为经验来告诫家人。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他在给当时己任湖北巡抚的国荃弟写信时，就言词谆谆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
自从丁巳、戊午(按指咸丰七年、八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
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当时，曾国荃在官场上的人际关系也是很僵，处境艰难，心情不佳，又刚好赶上寓所发生火灾，他怀疑这是有人故意报复，但又拿不到真凭实据。曾国藩写信告诫他不能大惊小怪，胡想乱猜，免得节外生枝，为仇家所利用，要“处处泰然，行所无事”。接着，就现身说法地道出了上述的一番经验之谈。
原来，丁巳、戊午居家期间，他对自己的官场处事之道进行反思的最大成果，就是悟得了一个“悔”字。也就是要接受以往自负的教训，不要过高地自负，要多检讨自己的不足，多看别人的是处，做到“不怨不尤”。但这又绝不是意味着要自暴自弃，甘拜下风，这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是“用”而不是“体”。他明确指出“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他的“悔”字诀实际上就是一种以柔包刚、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以退促进的策略手段。
曾国藩还常喜欢把“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句借诸他人的话挂在嘴边，作为警句、箴言，意在于“隐忍”之中立志发愤，以求一逞，自然也是其“悔”字诀中所能包含的意蕴。
如果文雅一点讲，这是曾国藩所说的“机巧”，如果直白地说，就是一种以笃实做包装的奸诈。曾国藩丁父忧家居期间，他写给当时带兵在外的曾国荃弟的信中就这样说：
“吾自信亦笃实一路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需要将笃实复还，万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
曾国藩在这里是用“去机巧，返笃实”来告诫其弟。其实，世事多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妙境，有时候，真假虚实连当事人自己也要蒙在鼓里。就在写这封信的十天之后，曾国藩又给曾国荃写有一信，信中却这样说道：
“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亦随时斟酌也。”
曾国藩在这里分明又是说处事不能徒凭真意，还必须讲文饰，不然就会“到处行不动”，这当然也是他忧居期间大悟前非的结论。那么，“文饰”与“机巧”之间是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意境呢?说穿了，经丁巳、戊午的忧居反省，曾国藩是较前变得圆滑、机巧和世故了一些，深深悟得了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奥妙。
曾国藩处事绝学
曾国藩的一生“三变”并不奇怪，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他既然不能离开官场，那就必须以改变自己来适应官场环境。尽管他本来打心里厌恶并试图在行动上对抗官场的某些弊习，但屡撞南墙，头上碰了一个又一个的包，疼而抚之，便要寻觅通路。现代人说，人改变不了环境，就要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用到曾国藩的“变”上，可谓恰如其分。
举止要重，发言要慎
曾国藩说：“立言有六禁：不本至诚，勿言；无益于世，勿言；损益相兼，勿言；后有流弊，勿言；往哲已言，勿袭言；非吾力所及，勿轻言。”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他年轻时爱多话，且言语刻薄，得罪过一些人。后来他认识到，喜欢多说话的人往往爱吹牛、爱掩丑，易养成骄傲虚伪的毛病，而且祸从口出。他决定谨慎开口，不多嘴多舌。
在一个团体里，对人说话语气轻一点儿、重一点儿，与某人多说几句、少说几句，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一个团体内会有不同的派系，各派势力都会盯着你看，看你倒向谁一方，看你爱与谁交往，看你说话时站在哪一面的立场上……因此，在团体中你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得罪某些人，而你却不知道，稀里糊涂地便卷入到复杂的人际关系斗争旋涡中去了。这对于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来说，绝不是一桩好事。
曾国藩门下有众多宾客幕僚效命，他对吸收人入幕很慎重，管理得也较严。曾国藩和同为清代的魏裔介说：“慎言语，养德之大”，“慎言谨行，是修己第一事。”而且，曾国藩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召集幕客们一起吃饭，幕客们都会按时来就餐，从不敢违背。他知道，只要管好身边的人，就能少给自己招惹很多麻烦。
曾国藩把慎言当做自己修炼德行、砥砺操守的关键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要求家人做到慎言。曾国藩在《英雄诫子弟》一文中，特意引证马援训诫子弟的话——马援的子侄好讥议别人，爱和侠客交往，马援告诫子侄们说：
吾欲汝曹(你们)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龙氏始祖)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马援有两个尚未成年的侄子，一个叫马严，另一个叫马敦。马援很关心他们的成长，但身在军营，不能当面教导，就给他们写了这封信，介绍了龙伯高和杜季良。马援希望子侄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自己父母的名讳一样，耳朵可以听，嘴巴有时却说不得。因为好议论别人的长短，妄评法度的是非，最易招惹是非和横祸，所以马援最厌恶信口乱说话的人，宁死不愿子孙有这种行为。
从马援到曾国藩一千八百年间，凡想成大事且终究成大事的人大多都把慎言当成一个必要条件，否则不仅成不了事还会危及身家性命。因此，曾国藩在给儿子纪泽、纪鸿的信中说：
尔之短处在言语欠钝讷，举止欠端重，看书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峥嵘；若能从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功，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自尔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举止要重，发言要切。尔终生要牢记此二语，无一刻可忽也。
并且，曾国藩也要求弟弟慎于言语，并引用孔子的话，让弟弟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情况掌握得不确切时，绝不妄下断语，评头品足。
咸丰十年(1860年)春夏之交，英法两国以“修约”为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于闰三月二日占领舟山，四月七日侵入大连，十三日侵入烟台，六月十五日占领北塘，七月五日夺得大沽口炮台，八日攻入天津。八月四日攻陷北京东面的张家湾和通州，七日进至距北京城只有数十里路的八里桥。次日，咸丰帝被迫到热河“避暑”，只留下弟弟恭亲王为钦差大臣，驻守北京。
这次英法联军攻取北京，完全是由于僧格林沁及胜保所部兵败所致。僧部在天津、通州各役，虽均惨败，但却是“挟全力与逆夷死战”。曾国荃得知兵败的消息后，对僧王很是埋怨，并称僧王已不被皇上重用云云。曾国藩严厉地告诫弟弟不要乱讲，一则这不利于缓和满汉矛盾，二则曾国荃之言确有不对的地方。
多思慎言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诸如“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等至理名言就可知道一二。古语云：“口舌者，祸患之宫，亡灭之府也。语言者，性命之所属，而形骸之所系也。言出患人，语失身亡。身亡不可复存，言出不可复追。其犹射也：悬机未发，则犹可止；矢一离弦，虽欲返之，弗可得也。”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是无法收回的。
饶舌的人常常会吃亏；慎言的人，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有一句话说：“害人的舌头比魔鬼还厉害……上帝仁慈为怀，特地在舌头外面筑起一排牙齿，两片嘴唇，好让人们在开口讲话之前多加考虑。”这是文学家的语言，意思是说我们在说话之前一定要多加考虑。在没有成熟的意见之前，宁可慎言，甚至不言。
感悟曾国藩的进德，“走路要重，说话要钝”，君子慎言，尤为重要。因此，能管住自己的舌头就是做人最大的成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