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交友绝学

有很多时候，人们往往因为斤斤计较，由鸡毛蒜皮的小事引发出深仇大恨，以致对峙公堂，最后落得人财两伤，后悔莫及。过后再回过头来想一想，就会觉得息事宁人、委曲求全实在是一种高明的做法，而这却需要一个人有较高的涵养和气度。

网结天下，雀无所逃

人是社会中的人，一旦结成凝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了。俗话说，没有永久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曾国藩说：“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关系”之学对于曾国藩来说，简直是每天的必修学问。曾国藩所结成的关系网，也许是最有效的，他用其庞大的关系网来保证了两点：一是，进可以为所欲为地按自己的意志施政；二是，退可以用来自保其身。按曾国藩自己的话说：“网结天下，雀无所逃。”

曾国藩从乡野之民走向二品大员，在中央十余个部门任职，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要职。由此可以推想，他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是非常懂得建立自己的人脉资源来“借网捕鱼”的。

曾国藩幕府盛况，当时人们赞颂不已。清人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说：“曾氏幕府，集天下俊彦之士多达八十三人。”而且，这个数据，薛福成本人还未列入其中。而后世学者有的统计则超过了薛福成的统计数字。在这八十余人中，后来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的有李鸿章、李翰章、郭嵩焘、左宗棠、刘蓉、唐训方、彭玉麟、钱应溥、黎庶昌、何璟、倪文蔚、李宗羲等十余人，还有科学技术专家如徐寿、华衡芳、李善兰等。拥有这些人才组成的智囊团参谋其事，曾国藩的成功是不难理解的。

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前后，是曾国藩“台面”的极盛之时。两广总督劳崇光，与曾国藩一向不睦，在筹饷问题上又不合作，曾国藩急欲去之而后快。当时广东最为富庶，除地丁、漕粮外，还有海关、盐场、劝捐和厘金，在其他省份征收一两项就已经不错了，而广东一地则四者兼而有之。所以，曾国藩为了达到除去劳崇光的目的，曾以军饷奇缺为由，上奏皇室，要求重新指派大员到广东办理厘金事务。

劳崇光自然不肯就此罢休，但朝廷深知曾、劳矛盾不能协作，为了能够及时筹到军饷，皇室不得不调走劳崇光，而重新指派曾国藩的同年及好友晏端书、黄赞汤接任广东省督抚，帮助曾国藩征管厘金事务。

由于有曾国藩这一位“统帅”，湘军出身的各地方封疆大吏就能够互相照应，从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编结成了一张特殊的关系大网，使他们痛痒相关，呼吸相从。以致整个晚清时期，地方督抚重要的职位都由湘、淮两军将领出任。朝廷有大的兴革、动作前定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除了多年旧部可以联盟互助以外，曾国藩还用联姻的方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与有实力的人，有才能的人，有权力的人联姻，这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建立关系的手段，这样就能够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分力量。联姻在传统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深谙人情世故的曾国藩肯定也不会例外，他当然会利用这种手段来扩张与巩固自己的阵地，令自己做起事来更加容易。

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后来都结为了亲家。另外，曾国藩的至交兼亲家郭嵩焘也是湖南湘阴县(今属汨罗市)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郭嵩焘出生于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与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郭嵩焘从小就受传统教育，走上了科举功名的道路。十八岁时，郭嵩焘考中秀才，第二年进人著名的岳麓书院读书，正是在岳麓书院，他与曾国藩、刘蓉等结识了。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嵩焘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鼎力相劝，以图明年再考，之后二人共酌酒数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三月，郭嵩焘再一次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因此，郭嵩焘还是从内心里感激曾国藩的，而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

由于有着上述原因，后来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终于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须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做主，于咸丰八年(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同治四年(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参劾而推迟至同治五年(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后来，曾国藩还为失去这个贤婿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为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也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命护卫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人曾国藩幕府。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旧好，加之李鹤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了儿女亲家一李鹤章的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使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

由于有众多部下联手互助，又有如此之多的贤“亲家”相助，曾国藩如虎添翼，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分力量。后来，曾国藩密保干员，取代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节制浙江省，并破格任命刘蓉为四川布政使，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李续宜回安徽巡抚本任，甚至任命大员，清廷也都听从于曾国藩的意见。因为清朝政府为了稳定新体制，从派系关系、军事实力考虑，都不得不依附于湘军集团。

人是社会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际关系也越复杂，因为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友道”，而要打上很多互相借助、互为利用的印迹，也就变成了一体。通常说，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实际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理。曾国藩善于建立自己的人脉资源，并懂得如何经营人际关系，并且随着地位越高越善于经营，越善于注重与人“牵手”，真可谓明白人做明白事。

人生在世，单个人是无法做成任何事情的。凡想做成大事者，都必须经营好自己的关系网络，学会如何借别人的力来成就自己的事业。

曾国藩交友绝学

曾国藩说：“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关系”之学对于曾国藩来说，简直是每天的必修学问。曾国藩所结成的关系网，也许是最有效的，他用其庞大的关系网来保证了两点：一是，进可以为所欲为地按自己的意志施政；二是，退可以用来自保其身。按曾国藩自己的话说：“网结天下，雀无所逃。”

广交良友，志同道合

在每个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的朋友，这是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一个人立足于世、有所发展所必备的。俗话说，一个篱笆三根桩，一条好汉三个帮。因此，一个人要想取得一定的成就，就需要多交友，博采众友之长，“择其善者而从之。”

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现实和古训都告诫我们交友需要谨慎，不慎会致祸。人的一生如果结交了好的朋友，就可以患难与共，相互砥砺，不仅可以成为情感的慰藉，更可以成为事业的基石。

同治十年(1864)七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写给他的次子曾纪鸿的信中就强调说：“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

曾国藩的处世经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立功、立言、立德三并不朽，也可说都是在朋友的相互砥砺和影响之下取得的。因此，他深刻地领悟了人生择友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都十分注重广交益友。这一点在他十三年的京城生活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在他写给家人的书信中，曾这样介绍过当时结交的部分朋友：

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土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从书信中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所结交的这些朋友，对他个人的影响和后来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他专攻古文经学，精通于考据。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弥补了自己古文字功力上的不足。l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期间，便向他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正因为自己只在古文经学方面有所造诣，于是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这样，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拓展了自己的学识，在学术领域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他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和志向时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不计门户，取长补短向来是成功的方向。”

何绍基，字子贞，他精通书法，擅长吟咏。曾国藩在与他的交往中，觉得何绍基所擅长的，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经常与何绍基探讨书法诗赋，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此外，他还经常与吴延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诸如此类的朋友，他们在京城都具有一定的名气。曾国藩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自己的学识，也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在京城的个人声望。他在家书中称自己“昔在京颇著清望”。善交友，也是他在京城迅速发迹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在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志向相投的旧朋友。那个时期，在学术观点和思想上和他比较相近的人还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是湖南湘乡人。郭嵩焘字筠仙，是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于是三人“欣然联欢为昆弟交”。

江忠源，字岷樵，是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时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两人第一次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听曾国藩的话都觉得十分诧异。刘蓉称赞江忠源说“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一位重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虽然他的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注重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导致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如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对他十分敬重。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来，他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当年曾国藩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卧床不起，幸遇欧阳兆雄，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才逃过一劫。从此，二人便成为了好友。

曾国藩所交的这些益友，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的给他出谋划策，有的对他赏识提拔，有的在他危难之时，两肋插刀。从各个角度托举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虽然广交朋友使曾国藩的平生事业打下了重要的根基，使他的事业辉煌兴盛，但他更知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曾国藩认为更重要的是交友不可不慎。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在曾国藩看来，慎交友的原因是“相友可知人”，“习俗染人”。他曾这样说：看到你的朋友，就可知道你的为人，因为朋友的好坏，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一个人在世上若有几个好朋友，相互帮助和交流，生活和事业就可能有好的局面，相反，如果交了坏朋友，受到坏的习气的影响，生活和事业就可能出现坏的局面。

这虽然是古人的交友标准，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具有警醒作用，具有借鉴意义。

曾国藩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助，砭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丈，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所以交朋结友，不可不选而择之。

择友一般都要以道取友。所谓道不合不相谋。有着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才会有相同的话题，才会相聚一起，共行一路。欧阳修说过，“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只有志同道合，才有共同语言，才会相互吸引，才会惺惺相惜，结成深厚友谊。因此，要在创业中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择友还要讲究要以德择友。德为立身之本，做人德为先。古人强调，人生在世，要“立功、立言、立德”。历史经验证明，有德无才是君子，有才无德是小人，德才兼备是圣人。交友就不可交无德的小人。与小人交友，不仅容易受害，而且可能使自己变坏，也成为小人。

曾国藩交友绝学

曾国藩的处世经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立功、立言、立德三并不朽，也可说都是在朋友的相互砥砺和影响之下取得的。因此，他深刻地领悟了人生择友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都十分注重广交益友。这一点在他十三年的京城生活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广纳忠言，广交谏友

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当别人真诚提醒的时候就是自己应该仔细聆听的时候。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要善于学习朋友的优点和长处，不断提高自身的学问和修养。对待朋友要真诚坦率，反过来真诚坦率的朋友提出的建议自己也要能听得进去。曾国藩善于结交朋友，更善于学习他人的优点，进而不断完善自己。

曾国藩对“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并作了详尽的解释，大意为：想来古代圣贤的人大多与人有善。以言语教诲别人是善教于人；以德行影响别人是善养于人。别人的优点，我学习我得益，我的优点也可以使别人获得益处。这样良性循环下去，获益就会无穷无尽。君子之间的相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师生间的也是这样。由此可见，在曾国藩这里，取和予是相互推动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他把孟子对这句话一方面的理解化成了两个方面，寓意更深远了。

与此同时，曾国藩把“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在与人交往、处理政务的时候就坚持实践这一原则，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得曾国藩的事业人才聚集，逐渐兴旺发达起来。l859年曾国藩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写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可见，曾国藩把处世的原则化为处理政务的方法了。

另外，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数不胜数，他的幕僚对曾国藩尊敬有加，甚至崇拜他，事事效法他，把曾国藩当成为人处世的楷模。性格、为人、气度、办事方法无所不学。反过来，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也很多，如接受别人的谏言，采纳僚属的意见，婉辞皇帝的圣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也一样。

曾国藩遵循父亲的教诲，天不亮就起床，随后即用早餐。在东流大营时，幕僚欧阳兆熊及李肃毅、程尚齐等人认为晚睡早起太辛苦了。曾国藩知道后，戏称早饭为“进场饭”。在湘军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置酒为饯，在席间婉言提出自己的想法：“早晨起得太早，也太辛苦了，不如‘进场饭’就免了吧。”曾国藩笑着答应他，其实曾国藩早就意识到大家都对“进场饭”有意见了。这件事虽小，但由此可见曾国藩善于接受别人谏言的胸怀。

俗话说，“忠言逆耳”，“刀子嘴豆腐心”。人生在世，朋友多种多样，聪明伶俐的、博学多才的、热心助人的……但最有益的朋友应该是当面敢批评的谏友。他们提出的意见往往切中要害，更有利于我们看清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提高自己的学问、修养和境界。虽然这样的朋友可能一开口说话就揭人所短，但被揭的人若能静思己过就会获益匪浅，所以这样的朋友比口蜜腹剑之辈强过不止百倍了。

在曾国藩的同年进士中，有一位同乡陈源衮堪称他的谏友。早在1838年曾国藩会试京城中进士后，就与陈源兖成了亲密的朋友。两人相互帮助，坦诚相见，经常毫不客气地直言对方的缺点、毛病。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岱云(陈源兖)来，久谈，彼此相劝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贵人者。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

曾国藩切实感到这位同年好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缺点，以致发出“直哉，岱云克敦友谊”的感叹。谏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也只有真正的知己才会有亲如手足般的情谊。陈源兖大病时，曾国藩经常去看望，有时甚至会通宵达旦地照顾他。曾看到他病情反复心中很是着急，一时竟手足无措，夜不能寐。陈妻因病去世的时候，曾国藩大力协同陈源兖操办丧事，并亲自为陈妻撰写墓志铭。

同样，曾国藩对于陈源兖也直言批评。陈源兖心地高傲，有时言行和常人有所不同，以致常常引起别人的误解。曾国藩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广交朋友，为以后好相见。你的妻子去世之后，不少朋友都送了奠幛之类的礼物，你应该回谢，但你没有给雷鹤皋谢书，这是不应该忽略的。这是很重要的礼节，反映了为人做事的原则，务求三思。”

陈源兖的脾气不好，有时会因为生活中的琐事影响到公务处理。对此，曾国藩致信严厉批评责怪他不注意惩愤。俩人亲密无间的关系使曾国藩感到自己在京城时的生活非常充实愉快。

1845年，当陈源兖奉旨赴任吉安太守时，曾国藩感到惆怅。他撰写了一篇《送陈岱云出守吉安序》，勉励好友洁身自好，清正廉明为官。当曾国藩接到陈源兖从江西寄来的书信后欣喜若狂，并在高兴之余，即兴作了一首诗怀念他们同在京城友好相处的日子：“计与阁下相处八年，忧戚爱憎，无一不相告问，每有称意之言，与不可于心之事，辄先走白阁下。今遽乖分，如何可任。”

陈源兖在广西有所作为，担任吉安府后不久即调任广信知府。曾国藩深知自己老友的毛病，在书信中提醒他不要锋芒毕露，以免引起别人的忌恨和不满。这种恳切的劝告更让人感动。

由此可见，朋友的作用在于互相学习提醒，分忧解愁。不论是直言还是曲意都出于一片赤诚的心。所以，广纳言，交谏友是人生一大收获。

曾国藩交友绝学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要善于学习朋友的优点和长处，不断提高自身的学问和修养。对待朋友要真诚坦率，反过来真诚坦率的朋友提出的建议自己也要能听得进去。曾国藩善于结交朋友，更善于学习他人的优点，听取他人的意见，进而不断完善自己。

柔中取巧，善于应酬

曾国藩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因此，曾国藩认为“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时，甘愿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具备了挺然持立不畏强御的精神，他也因此而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

曾国藩最怕应酬，但不得不应酬，因为大家需要他，他也不能脱离大家。

同治七年(1868)底，曾国藩以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勇毅侯爵、钦差大臣的多重显赫身份回到了阔别l7年的京师。他的弟子黎庶昌在为其教师作《年谱》时写下这样几句话：“时在廷诸臣，想望丰采，退朝之际，千官瞩目焉。”这并非夸张之词。l7年前，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投笔从军，经十数载艰苦卓绝之努力，终于把定都金陵十数年，几乎推翻清王朝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这在未曾参加这场惊心动魄的朝中大臣而言，曾国藩创造了一个“神话”和“奇迹”，在朝臣的眼中，他不仅是功臣，更像是一位“英雄”。并且，l7载星移斗转，当年的高官显贵早已物故人非，对于朝中的新贵而言，无论是资历，还是功绩，他们都难以望曾国藩之项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仰视这位在宫中下马处弯着腰走下轿的五十八岁的重臣曾国藩。

在京的一个多月里，曾国藩分明感受到了生命中的“辉煌”和仕途中的“得意”。他的日程排得比平时还要满，除了每天要接见十余次来访者外，他还要外出拜访各界人士。他需要太多的应酬。因为在他看来，拒绝别人则是“傲”之一端，是脱离官场、走向败落的一大忌。

曾国藩过去在京师作过几个部的侍郎，在地方任两江总督后节制四省，因此，凡是他作官之处，都有各部、各省公请。

对这种吃请宴送，曾国藩十分熟悉，但这次他是以主客的身份参加，当然今非昔比。请他的人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希望关照。因为曾国藩“宠眷”未衰，受朝廷倚重，他的话自然朝廷要尊重的。为巴结取悦这位重臣，有一位尚书不但在席间盛赞曾国藩所作《江忠烈神道碑》，而且还“背诵如流”，不遗一字，令曾国藩不胜感慨。

在应酬往来之际，曾国藩感受到京师远非久留之地，他感到有千手千眼在抓着他、看着他。他感到还是在外面、在地方为官自在。他在《日记》中说：在京酒食应酬，“每日疲精以徇物，远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问胸次，添出许多鄙俗之念，殊无谓也。”他每天拖着疲倦之躯，奔走赴宴，无非是“徇物”，即给别人面子，让别人说好话。这与他在地方为官，每天弈棋几局，倦极即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他痛切地感受到人心风俗之不可改变。崇尚权势，朝野大臣们都眼盯着权势，巴结、顺从、阿谀、媚态，种种令人看不惯的东西已经几十年了，自己怎能改变呢?他写道：“余生平于酬酢之际，好察人情之顺逆厚薄。京师势利之薮，处处皆有向背冷暖之分，余老矣，尚存于心而不能化。甚矣，余之鄙也!”

这就是一个柔中取巧善于应酬的曾国藩!

曾国藩在同僚相处上，更体现出了“柔”的原则。曾国藩帮助僚属部下建功得赏，举荐升迁；僚属部下也帮助曾国藩扶危解难，兴旺发达。于是湘军这个大群体则成为一个和衷共济，互相映衬、充满活力的战斗群体。使其“事业”的“雪球”越滚越大。要想取人为善，首先得与人为善。正是由于曾国藩的这种首先与人为善的相处之道，才使得曾国藩摆脱了在家守制时的不利局面。

曾国藩一方面本心善良，另一方面巧于伪装，防止暗算。

曾国藩在家守制的一年多时间里，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离开江西时，太平军与湘军正在相持苦战，九江、吉安、瑞州等城尚在太平军手中。但是，由于太平军的内讧，石达开先是离开湖北战场，后又于咸丰七年五月率太平军精锐出走，湖北、江西的兵力大部跟随石达开而去。湘军乘机攻陷九江、瑞州、抚州、湖口、临江，湖北方面的武昌等城也再度为湘军攻陷。湘军控制了两湖、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开始向安徽进攻。

由于湘军作战有功，其将领们一个个升官晋爵。今非昔比。到咸丰八年(1858年)，胡林翼加太子少保，杨载福官拜提督，李续宾也官至巡抚，赏穿黄马褂。其他将领，也都得到相应的官衔。然而，在籍守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仍然是原来的侍郎官衔。这两年他虽信奉老庄，但相比之下也太悬殊了，心里不免激愤不平。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还说，湘军官员都“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他亲手创建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下殊勋，将领们升官扬名，他自己却在关键时离开了战场，自然也就失去了立功扬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机会。主帅离开了战场，前线战士却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对守制欲复出的曾国藩来说是太不利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后悔非要回家守制。他曾想给咸丰帝上书，要求马上返回战场，但碍着面子，毕竟拿不起写折的笔。

但是，湘军在曾国藩家居的一二年内，虽然顺利地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实则是由于太平军上层领导的内讧提供的大好机会。而湘军毕竟是曾国藩亲手创建，湘军将领都是曾国藩亲手培植，曾国藩是湘军统帅。他虽然家居一二年，湘军将领与他仍然联系密切，仍起到遥制作用。在作战中，别的人很难统一指挥，他的作用仍无人可以代替。因此，由曾国藩保奏而升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时刻想着让曾国藩出山。

咸丰八年(1858)，石达开率20万大军出走，由江西的饶州、广信转入浙江，攻占了浙江的常山、江山等地，对衢州发起攻击。胡林翼于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九日(5月12日)上奏，请求起复曾国藩带湘军进援浙江；湖南巡抚骆秉章也推波助澜，于五月二十五日(7月5日)上奏。咸丰帝看到形势又紧张起来，环视周围，的确无将可用，因此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遂于五月二十一日即在骆秉章出奏之前发布了起复曾国藩，令其率兵援浙的谕旨。

曾国藩六月三日接旨，再不提任何条件，于六月初七日便离开荷叶塘，赶赴战场，再度出山率领湘军作战。

曾国藩这次再度出山，固然因为大清王朝的身边无人，而更主要是得利于曾国藩的昔日部下的鼎力相助，给他创造了这一绝好时机。

一个成功者，需要的是怀柔，还是刚直，这是天机。

中国的太极拳讲究动静结合，一动一静都有章法可循，这一动一静其实就是一刚一柔。刚柔结合，进退有序，是智者的处世之道。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只有如此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才会具有光彩照人的生命旅程。“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庄子在《山木》篇中讲到了东海有一个名叫“意怠”的鸟，这种鸟非常柔弱，总是挤在鸟群中苟生，飞行时他既不敢飞行在鸟队的前边，也不敢飞到鸟队的后边；吃食的时候也不争先，只拣其它鸟吃剩的残食。所以，它既不受鸟群以外的伤害，也不引起鸟群以内的排斥，终日悠哉悠哉，远离祸患。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处世的方法。古往今来，有多少功臣名将由于过“刚”而遭遇不幸。关龙逢、比干由于刚直不阿，直言进谏，而残遭夏桀和商纣的杀戮；海瑞由于秉性耿直乏柔而一生坎坷不受重用。在曾国藩看来，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

曾国藩交友绝学

在曾国藩看来，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曾国藩正是因为善于柔中取巧、善于应酬才会仕途一路坦途。

朋友重要，事业更重要

有些朋友难以做到底，尤其如果在事关事业大局的问题出现严重分歧的话，曾国藩的选择是“朋友重要，事业更重要”。

咸丰二年(1852年)，各地开始办团练，以对付日盛一日的太平军。这时，曾国藩刚得到在籍办团练的指令，李元度应召投奔而来，并以“天岳山樵”上书大谈兵略战守。曾国藩读后大加赞赏，立即要见这位上书人。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元度，二人一见如故，并对其称赞道：“非君之才，何以能写这样的文章!”曾国藩便保举李为候选知县，加内阁中书衔；后又保举同知衔，赏戴花翎。从此，李元度便进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两人之间患难相依的交情也开始建立起来。

他的朋友中，李元度应该算是能与他共生死的，在江西最艰难的时候，李元度一直陪在他身边。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在靖港遭到惨败。曾国藩神情沮丧地回到坐船上，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灰心，便决定跳水自杀，一死了之。李元度见曾国藩支开随从，神情有异，便让幕僚章寿麟乘小船尾随其后，以备不虞。果然，曾国藩行到靖港对岸的铜官渚时，便一头扎入了水中。章寿麟见状，跃身入水将其救起。因此，说李元度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应不为过。

然而，曾国藩却因为战败被革去了礼部侍郎衔。按照清朝的制度，革职的官员不再有专折上奏权，凡皇帝的谕旨皆由大帅传知。因而每次听到提督、总兵喊“听圣旨”，曾国藩叩头大拜时的难堪，不仅感觉自己失去了自尊，也让以师事曾国藩的塔齐布等颇不自在。因而，曾国藩对此也一直一筹莫展。

原来，康熙皇帝发明的这项“专利”，是专为君臣沟通上下感情之举，即让最亲近的人专写奏折，由皇帝亲自批阅，再交上奏人执行，可谓单线联系，是连接最高层中枢神经的“特权”。而到了雍正时，能写这种奏折的官员更多了，除了总督、巡抚外，道府中的个别人也特许奏事，因而被剥夺专折奏事，则是最大的惩罚。

更重要的是，臣情无法上达，皇帝自然很难了解下边人的苦衷，不能专折，只能“会奏”，即同地位身份相等的人一同上奏，但须意见一致，而且奏什么，大家都知道，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更何况，皇帝下发谕旨属公文性质，由军机处“廷寄”，仍由巡抚、提督传谕。因此，曾国藩对皇帝如此“折磨”他，真是有苦难言。

在当时，专折奏事虽不如老祖宗时那样重要，但最普通的东西一旦失去，也觉重要，更何况这还是一件“秘密武器”。

李元度深知失去专折奏事权将意味着什么。他为曾国藩的前途忧虑，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一天夜晚，李元度将一份《革职待罪臣曾国藩乞请专奏以速戎机事》的奏疏呈给了心绪纷乱的曾国藩，但曾国藩见后却大为不悦，因为革职后专折奏请本属“犯法”之事，加之咸丰帝此时猜忌很多，上奏的结果肯定会凶多吉少。他以为成功的可能要小于加罪的结果。

李元度说：“设无此项权利，他人沸沸扬扬，日达圣上，而我终不发一语，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非无以辩白。”曾国藩说：“此中利害，我岂能不知。只是军中情形复杂，不逊朝中。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做正人难，做正人君子更难，欲做愤然不欲之官难上加难。”但李元度一再坚持，并以受死赴难相请，曾国藩只好听天由命。

后来，李元度又将原折一改再改，并以军情变化万端，随时奏报圣上为主旨。写完后，密封上达。几日后，朝廷即下谕特许曾国藩单线专奏。这不仅是皇帝打破常规之举，也是曾国藩获得的“异数”之一。

李元度为曾国藩争取专奏权后，曾国藩对他更加信任不移。两人卧同室、游同舟、饭同食，形影不离。由此有关奏折或信缄之类的文件，也大多出自李元度一人之手。之后，曾国藩九江之败，南昌之困，“元度无不相从艰危中，多以勖助”。而曾国藩的多次寻死觅活，也“皆以元度防救得复”。

曾国藩没忘他的这位师爷的功劳。咸丰四年(1854年)，他以收复湘潭有功，保升李元度为知县，加内阁中书衔。在半壁山、田家镇诸多会战中，李元度又因立功卓著，被保升同知，赏戴花翎。然而，曾、李之间的友谊没有经得起考验，起因是李元度欲自立门户，“分裂”湘军。

咸丰八年(1858年)一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二月奉命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入浙的开始。

当时，太平军占有苏南，浙江巡抚王有龄所部大半是江南大营的残兵败将，扰民有余，作战无能。王有龄企图分化湘军，便欲把李元度从湘军中拉过来，作为保护浙江的军事力量，但李元度仍然像浑然不觉一样。不过，曾国藩已经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不能容忍湘军被分化，更不能容忍湘军将领被分裂出去，维护其政敌何桂清集团的地盘，为此他多次责怪李元度。

至此，曾国藩与王有龄在旧恨之外，又结下了新仇。而曾国藩与王有龄、李元度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起来。

曾国藩同幕僚之间关系的维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曾国藩要尊重幕僚，以礼相待，而幕僚也必须忠于曾国藩，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李元度是在曾国藩最困难时人幕的，多年来患难与共，情愈家人。不料，咸丰十一年(1861年)末，不甘寂寞的李元度接受浙江巡抚王有龄的邀请，募勇援浙。之后，李秀成攻破杭州，王有龄自杀。李元度便逗留在赣、浙交界的广信、衢州一带。在此之前，从湖南出发，经过义宁、奉新、瑞州等地，驻防太平军自行撤退，李元度一概奏报“克复”，因此开复上次革职的处分，并赏加布政使衔。

身为两江总督、统辖江西的曾国藩对这种行为极为不满，旧恶新恨，涌上心头，遂两次参劾李元度，说他“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请求将“该员”开复、赏加的职衔“注销”，“仍行革职”，并将其所募勇营“全行遣撤”。

因此，奉旨李元度即行革职，并加恩免其治罪，仍交左宗棠差遣使。左宗棠当时受命督办全浙军务，故将打着援浙旗号的“革员”李元度交由差遣。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患难之交，但曾国藩却几次弹劾李元度，对此，曾国藩也时常感到内疚，觉得平生不负人，只对李有愧疚感。他对曾国荃等说：“次青(李元度)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唯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唯与我昔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败，不能挽回，兹其所以耿耿耳”……

曾国藩交友绝学

李元度曾与曾国藩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也结成过同生共死的交情，但最终还是因为志同而道不合不得不反目成仇。通过曾国藩与李元度反目成仇的过程我们看到，曾国藩重视友谊，但有一个底线就是不能危害事业。如果其行为触到这一底线，友谊至如李元度者也弃之如敝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