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处世交友是成就大事业的最大财富。曾国藩曾说过：“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不错，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
巧诈不如拙诚，真诚待人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却能占不少便宜，但是若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以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轻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宁和、淡泊。这样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人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他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
在一个虚浮伪滑的世界，惟有守“拙”的人才获得成功，惟有至“诚”才能收实效。取巧和虚伪，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便宜，终究必定是失败的。曾国藩的一生事业，就靠着“拙诚”二字而成功。
曾国藩生在湖南山间，亢直的民族性，使得他去“伪”而崇“拙”。他也未尝不想到取巧，但他以为：
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需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机巧来，我仍以含混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
所以他的“诚拙”的态度，非但帮助他事业的成功，并且能变化他人的气质。
李鸿章的才气，是曾国藩所赏识的，并且自以为不及的，但他江南人的虚伪，远非朴质的曾国藩所能看得过，他看出李鸿章的才干可用，而浮巧为其弱点，所以当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时，曾国藩有一次借端对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
李鸿章为之悚然。可是后来李鸿章的功业，未尝不是他老师一番苦心所造成。
所谓“拙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埋头苦干”，就是多做实际工作，不作口头宣传。这虽不能完全包括“拙诚”二字的意义，但它的精粹就在于此。所以专说大话而不知埋头苦干的人，是曾国藩所最瞧不起的。所以他的湘军的首领，都是些不善于说话的人。他认为湘军之所以能胜利就在于此。——其实这就是拙诚二字的实效。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会对你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发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真诚一点比较好。曾国藩的处世之道中有一条“拙诚”，他认为聪明对精明，但以愚诚做事反而显得轻松，心中明白就可以了。曾国藩在给陈岱云的信中劝慰好友，大意是说：在外省做官比在京城为官要复杂得很多，要多留心。俗话说“看透水中的鱼是不吉祥的”，愿阁下像未雕琢的玉那样浑含不清，不要像水晶那样光明剔透，那么就可以保全自己而没有闪失。可见他对于保身之道有深刻的认识。
曾国藩认为：“凡是要办成一件大事，总要以诚心去办，虚心对待。心诚就会专心致志而信心足，千难万险也不改变我们的态度，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谦虚谨慎地去做就不用客气，不夹杂私心杂念，最终可以使人们都谅解。”
曾国藩提出“以诚换诚”，相信人是可以被感化的，他说：“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曾国藩交朋友不分高低贵贱，对于有才能的人，他都会一视同仁，尊重有加。他的朋友罗泽南家境非常贫寒，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轻视他，他被罗泽南刻苦读书的精神所感动，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罗泽南与曾国藩同为衡阳县，他时运不济，命运多舛，早年母亲去世，接着兄嫂也离他而去，他的三个儿子连续夭折，妻子悲伤欲绝，哭瞎双眼，但罗泽南却“溺苦于学，夜无油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曾国藩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怜悯之心肃然而起，他为罗泽南发挥才能、建立功勋提供了门路。后来，罗泽南以儒生的身份带兵打仗，立下了赫赫战功。
曾国藩的朋友中有个叫朱尧阶的人，也是他用“诚心”换来的至交，朱尧阶的父亲是个经营有方的商人，所以家中经济较为宽裕，而曾国藩家由于人口多、收入少，过得相对比较拮据。朱尧阶为了让曾国藩安心科举，避免后顾之忧，时常慷慨资助曾国藩，希望好友早日达成心愿。曾国藩有了朋友的资助，不再担心家里，对朱尧阶感激备至，他在家书中说：“朱尧阶每年赠谷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难回报，今年必当辞却。”
当曾国藩在京城就职时，他的几个弟弟都先后当过朱尧阶的学生。这段时间里，曾国藩与朱尧阶来往甚多，交情很深。后来曾国藩步步高升，官位越做越大，但他与朱尧阶的情谊并没有因两人地位的悬殊而淡化疏远。朱尧阶60岁的时候，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虽然日理万机，但他还是从百忙中抽出一些时间，给老友写了一副寿联：“铁杖寄怀两千余里，金兰结契三十五年。”
到了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60大寿，朱尧阶也写了一副寿联祝贺：“祝寿于四千里外，挺生在五百年间。”
曾国藩与朱尧阶的友谊长达40年之久，在这之中“诚”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像一条纽带一样将志同道合的两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以诚换诚，就是指以自己的诚心与人相处，一定会得到心性相通、志趣相投的朋友，一定会赢得好的人缘。这是曾国藩的经验之谈，也是曾国藩坚持一生而不变的信条。
曾国藩交友绝学
在一个虚浮伪滑的世界，惟有守“拙”的人才获得成功，惟有至“诚”才能收实效。取巧和虚伪，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便宜，终究必定是失败的。曾国藩的一生事业，就靠着“拙诚”二字而成功。
胸怀坦**，虚怀若谷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
在同治二年(1863年)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则借李白等人的诗文风格来比喻人生的道德修养，他说：“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然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则豁达处多……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有胸襟也。
吾辈现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望勤劳……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余所以令刻“劳谦君子”印章与弟者，此也。”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告诉弟弟，自己兄弟虽然掌握兵权，但一定要以豁达的气度来待人处世，保持恬淡冲融的气度，而不要参与争名夺利的斗争。
曾国藩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对于胸襟豁达坦**、虚怀若谷的君子，他从内心感到敬佩，并以此自勉，因此他一生虽然追求功名，却绝不贪图名利和私欲，而是能够推功于他人，始终保持着一颗宽容大度之心。
当时，清朝太平军四起，为了剿捻，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难免有被骗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谈笑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
只见这个人言辞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左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骗。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欺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
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
第二天，此人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像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只好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后，曾国藩双手把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
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织，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人敌营，为害实大。区区千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曾国藩十分注意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和不满，在官场和军队中实施以礼动人的社交战略，竭力使自己的言语行动都符合礼的要求，并以此来感化同僚，以共图大事。
曾国藩在任职两江总督时，朝廷派满人出身的贪官官文到湖广，让其以总督的身份监视汉人。曾国藩的湘军都十分憎恶这个人，曾国藩本人对他也很厌恶，但是，为了大局着想，他仍告诫部属对官文要以礼相待。
一次，正值官文宠幸的六姨太三十岁生日，总督衙门向武昌官场大发请柬，要为六姨太庆祝一番。湖北司道府县大部分官员平日对官文都没有好感，更不屑于为一个姨太太祝寿。
曾国藩手下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从湘军利益出发，以礼服人，主动前去祝贺。到了那一天，胡林翼甚至还带来了老母和正妻静娟夫人，并让自己的夫人以太太之礼，给官文的六姨太送了一份厚礼。
官文的六姨太自幼丧母，对此十分感动，认胡太夫人为母。胡太夫人也高高兴兴地收下这个义女。官文对六姨太向来百依百顺，官胡两家认了干亲，从此不再给胡林翼找岔子了。自此以后，湖北的军事民事，全交付予胡林翼一手办理，他只在上面盖章而已；而胡林翼也表面上对他恭敬顺从。
一时间，武昌城里督抚关系如此亲密，成为全国之首。由这件事也使曾国藩认识到了“以礼动人”的重要性，从而加强了他推崇以礼治军的信心。
曾国藩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在治军理政的过程中，这种影响体现得尤为明显。正是因为怀有仁心，他的下属对他才由衷敬服。
在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他们的矛盾冲突有时是十分尖锐的，而曾国藩却能以德报怨，在左宗棠穷困潦倒、处于危难之时，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施以援手，尤为难能可贵。
咸丰十年(1860年)，清朝廷接到曾国藩的上述奏章后，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幕僚。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
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上专折为他们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尽是溢美之词，对其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以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初二，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奏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
之后，到了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又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这场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果然，左宗棠于第二年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廷命左宗棠的部下蒋益澄为浙江布政使。
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为什么呢?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
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实心实力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初任命为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
三年之中，左宗棠由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疆吏大臣，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和战功，而如此不断地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宰相肚里能撑船”，的确，曾国藩胸怀宽广，颇有雅量，他看重的是左宗棠的才能，是清朝的大局，因此，他不但赢得了大家的肯定，还赢得了左宗棠的钦佩。
然而，作为同胞兄弟的曾国荃与兄长相比，却逊色许多。曾国荃远远不如曾国藩那样看得开，在取得战功之后，急于争功夺利，结果不仅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高官厚禄，反而受到其他朝臣的猜忌和诽谤，以至于气急攻心，染上疾病。所以，胸襟坦**、虚怀若谷也是曾国藩交友处世中高人一等的功夫。
曾国藩交友绝学
曾国藩告诉弟弟，自己兄弟虽然掌握兵权，但一定要以豁达的气度来待人处世，保持恬淡冲融的气度，而不要参与争名夺利的斗争。曾国藩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对于胸襟豁达坦**、虚怀若谷的君子，他从内心感到敬佩，并以此自勉，因此他一生虽然追求功名，却绝不贪图名利和私欲，而是能够推功于他人，始终保持着一颗宽容大度之心。
敬则身强，不可轻慢
曾国藩崇尚居敬。早年，曾国藩与朋友交往时，多次谈到对“敬”字的体验。好友吴竹如(吴廷栋)告诉他：舍“敬”字别无下手之方，总以严肃为要。他自己也深知“敬”字是吃紧下手处。
在日记中，曾国藩这样写道：
每天自昼至夜，瑟间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总有放松的意思，及见君时，又偏觉整齐些，是非所谓掩着者耶?《论语》日：“望之俨然。”要使房闼之际、仆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气象对之方好，独居则火灭修容。切记!切记!此第一要约。能如此，乃有转机，否则堕落下流，不必问其他矣。
《诗经》中的有句话是说，淇水河的河岸弯曲的地方，翠绿的竹子长得光泽茂盛。而有学问的卫武公，在制作切锉骨器那样严谨、一丝不苟；他修身就像琢磨玉器那样谨慎、精细。他的仪表庄重而威严，他的品德公正而美好，他的德行至善至美。这样的富有文采思想品德至盛至善的君子，怎能叫人忘记呢!
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他对“敬”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是下过一番切实工夫的。
曾国藩对敬字还有一番特别的体验。朱熹是居敬而穷理，曾国藩是主敬则身强。他认为，恭恭敬敬就能强身健体，他常常感到，一天不敬不静，就会疲劳困乏。他说，庄重恭敬日益强大，安逸放纵则日益减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虽然自己年迈体弱，可是一遇到坛庙祭祀的时候，或者战事危急的时候，人不知不觉就会精神抖擞起来。“神为之悚，气为之振”，这充分说明恭敬可以强身健体。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在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
从本年十月立志自新，专门立下课程，从“敬”字开始做起，并为“敬”字做出自己的解释：“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I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奉旨出山。他先去拜访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与这些湖湘实力派人物言之甚欢。接下来，他遍访各衙门，就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也亲自登门，礼数甚恭。湖南官场上下对他的印象都非常好，纷纷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他在长沙逗留了十几天，随后乘船到了武昌。在武昌他也是谦恭依旧，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然不消说了，其他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全力支持。然后，曾国藩又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五十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水师部队，湘军大将李元度、鲍超、杨国栋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共商军情。
曾国藩和这些久违了的部下见了面。曾国藩指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南下，我们不能被他牵制。目前浙江形势很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易言战。所以下一步的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脚点是安庆；其余各部则由曾国藩本人率领，驰援浙江。
计划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会同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一千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河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知道曾国藩这次出山的来头，不敢像过去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主动答应为曾国藩供给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粮饷这一关。
两个月后，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双港等地驻守。一个月后，移驻江西建昌。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时人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则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曾国藩几乎有脱胎换骨之感。而且，处世的方式一变，做起事来也如同顺水行船，占尽了人和，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难堪地位。后来，在与太平天国的战斗中，曾国藩也非常尊重友军，也很尊重与自己地位相当的官员，收到了协同作战的功效。
对此，曾国藩是如何理解“敬”的呢?这自然也有他的一番道理，他说：
内而专修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平天下，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必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
在这里，曾国藩对内强调心无杂念，谨慎小心；对外强调严肃整齐，庄重有礼；干事情则兢兢业业，毫不轻率，做NT这一切，就可以达到物顺人和、天下太平之气象，这就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世界。
敬，作为对人对事的一种道德要求，首先要自敬，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清代张履祥说：“欲人之敬己，须自敬其身始。能敬其身，则不期人之敬而自敬矣。”自敬，在外表上要严肃、整洁，干净利落，在内心则要有恭敬之态度。其次，对别人要尊敬，无论对方官大官小，无论对方贫与富、长与幼，都应该恭敬有礼，不可轻慢。
居敬，对个人来说，有两方面的要求，可以达到两方面的效果。对内则要求专静统一，以养大体，对外则整齐严肃，以养小体，如此下去，才会日渐强健。
曾国藩交友绝学
曾国藩崇尚居敬。早年，曾国藩与朋友交往时，多次谈到对“敬”字的体验。好友吴竹如(吴廷栋)告诉他：舍“敬”字别无下手之方，总以严肃为要。他自己也深知“敬”字是吃紧下手处。
自以为是，言多必失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
中国有“祸从口出”、“多言必失”的箴戒，但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喜欢直来直去，“每H总是话过多”，而且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当朋友间切磋学问时，曾国藩又常常自持己见，强言争辩，“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争强好胜，对于年轻人总是一般性的常情，但曾国藩自己承认，“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他简直成了不受人欢迎的人。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兑卦》，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志诞语”。掌灯时又与汤鹏一同到何家下围棋。回到家里“已亥正”。当天他的《日记》中说：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辨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小岑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小岑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说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一天，岱云到曾家来，彼此谈了很久，曾国藩又口若悬河，讲了很多自己做不到而要求别人做到的话。岱云见曾国藩依然故我，只好将话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小珊也前来，席问二人的语言碰撞，曾国藩的父亲看在眼里。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通过在京城与儿子相居的日子，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日节欲、节劳、节饮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气亦非保身体之道。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矣。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尤悔并生”。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向，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俗话说“远了亲，近了分”嘛。但还是没有效果。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曾国藩一时感到难于处人，只好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吴竹如却不这样看，他开导曾国藩说：“人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由尽没尽人力所决定。但说到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日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他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曾国藩交友绝学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但是，随着时间的磨练和阅历的增长，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他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息事宁人，化解纷争
有很多时候，人们往往因为斤斤计较，由鸡毛蒜皮的小事引发出深仇大恨，以致对峙公堂，最后落得人财两伤，后悔莫及。过后再回过头来想一想，就会觉得息事宁人、委曲求全实在是一种高明的做法，而这却需要一个人有较高的涵养和气度。
曾国藩在青年时代虽是血气方刚，但那时他的涵养和气度就已经不同凡响了，这一点可以通过如下事例看出来。
他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时候，有一位性情偏躁的同学总是找他的麻烦。有一次，他看见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就蛮不讲理地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被你挡住的，你快点让开吧。”曾国藩没说什么，就默默地把书桌让开了。到了晚上，曾国藩掌灯读书，那人又说：“你白天不读书，晚上还要影响别人吗?”曾国藩无奈，只好低声默诵。不久，曾国藩中举人的喜讯传来，那人听了又恨又嫉地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就是我的，全叫你夺去了!”在一旁的同学听不下去了，就说：“你也太过分了，书桌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移开的吗?”但那人依然无理取闹，同学们都替曾国藩呜不平，但曾国藩面色如常，反过来还宽慰其他同学。
不过，早年的曾国藩也有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毛病，在这方面也有一个不良记录。一次，他在家中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也前来助兴。吃饭的时候，两人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结果曾国藩跟这位朋友吵了起来，几乎忘了场合和身份。
再往后曾国藩才知道世事的险恶，他的经历开始让他一点点地沉淀下来。他在江西的时候可以说是受尽了当地大员的排挤。他一直是按团练大臣的身份来创办湘军的，但他又以此身份领兵打仗，自然就被许多人看不过眼去。到了l855年的时候，情况虽好了一些，但他仍没有地方实权，湘军的地位也较八旗、绿营低得多。湘军是以客军的身份出省作战的，所以，军饷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江西，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实在不好受。曾国藩要在江西聘人筹饷，被视为越权行为，引来了许多白眼和谩骂。甚至有一次，地方官竟唆使兵丁闯入他住的地方，想加害于他。
江西巡抚陈启迈本是曾国藩的同乡，此次曾国藩到江西来与他并肩作战，他觉得湘军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他处处为难曾国藩。江西有个叫彭寿颐的举人，此人积极配合曾国藩办团练，曾国藩对他很重视，于是想把他调入幕府，但彭寿颐与当地知县不睦．正在对簿公堂。在这种情况下，陈启迈以为曾国藩是想有意袒护彭寿颐，从而达到向自己示威的目的，于是一怒之下将彭寿颐打人大牢，还动了重刑，曾国藩无奈只好向朝廷求助。后来江西巡抚换成了文俊，可此人对曾国藩的态度并没有好多少。对于这一切，曾国藩咬着牙都硬挺了过来。
曾国藩脾气最坏的时候，是咸丰皇帝免去他的兵权、他回家守制的时候。这期间，曾国藩因为心情不顺，性情变得格外暴躁，经常因为一此小事大骂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他在家的一年中，与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闹过别扭，而且这些别扭还都是由曾国藩挑起来的。曾国藩后来对这段经历感到后悔，尤其是曾国华战死于三河镇，使他更是深深陷入了自责之中，认为正是自己的情绪化反应引来了这样的灾祸。此后的曾国藩下了一番大力气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逐渐改掉了自己易怒的毛病，即便碰到不顺心的事情，也都能理智地去处理。尤其是在成为一方统帅之后，他的胸襟越来越开阔，已经是一番见惯世事、波澜不惊的样子了。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他的最大困难，不是敌手的强大，而是清政府本身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弱点，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本身缺少战斗经验，难当大敌。因此在以后的六七年中，曾国藩虽然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而来自各方面的挫折和打击，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而在这种境遇下他能够立足，主要就是他奉行了“息事宁人，委曲为官”的处世哲学。
这时又发生万载知县举人彭寿颐与办理团练不和，互相纠控一案。经曾国藩查得有受人贿赂，弃城逃走等罪；而彭寿颐却为人刚直，办理团练，也颇具才华。可是巡抚陈启迈却有意曲庇，而加罪彭寿颐。曾国藩也只得委曲忍让不想与陈发生正面冲突，于是面商陈氏，咨调彭寿颐至军营效力。用意不过想藉此平息李、彭的控案，息事宁人，化纷争于无形而已。
不料陈启迈却认为曾国藩干涉了他的统辖权力，勃然大怒。不仅拒绝将彭寿颐调用曾营，反命按察使恽光宸将彭逮捕下狱，用刑逼供，坐以诬告之罪。这分明是要给曾国藩难堪了。曾国藩至此忍无可忍，也发了火，立即具折参了陈启迈一本。罗列陈氏诸项劣迹，请旨惩处。这时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地盘，清廷全仗曾国藩支撑。得奏不敢迟疑，立将陈启迈、恽光宸先行革职；所参各案，着新任巡抚文俊查奏。
1858年6月，曾国藩被命再出，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之在江西，虽有守土却敌之功，然与各地乡团不相和睦，常常被团丁伏击截杀，竟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又逢疫病流行，营中军士纷纷病倒。因此曾国藩再至江西以后，深感诸多问题棘手。9月间，安徽传来败讯，李续宾、曾国华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全军覆没，李、曾以下，湘军官兵阵亡6000余人。这支军队是湘军的精锐劲旅，被歼以后，全军为之震动。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连连失利。幸赖曾国藩与胡林翼等竭力挽救，大局才得稳定。
而这时的曾国藩，忽而奉命援浙，继又改令赴闽，不久又命筹援安徽。及石达开有由湘入蜀之势，朝旨又令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同时命其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并留兵防守江西。朝令夕改，杂乱无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他自知因无固定地盘，只好由人摆布，委曲求全，精神极感苦恼。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也要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
1861年8月，曾国荃攻下安庆，长江千里，已全归湘军掌握。曾国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区，准备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最后致命一击。可是曾国藩所遭遇的困难，仍是纷至沓来。先是最能与他合作无间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积劳病死，顿使曾国藩失去一个最有力的伙伴，
未免平添后顾之忧。曾国藩为之彻夜不眠。而三路东向的大军，只有曾国荃一军，因为是亲弟弟，始终听命于他。其余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不合作的态度，使曾国藩伤透脑筋。但按曾国藩的为官之道，还是按捺性情，息事宁人，没有激化矛盾。
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虽未发生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屯兵城下日久，师老兵疲，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忧心忡忡，日夜焦灼。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因为粮饷缺乏，每天喝稀饭度日，几个月不发饷，更是常事。曾国荃对那些家乡子弟兵，渐感难以约束。他们甚至发生把营官捆绑起来，勒发欠饷的暴行。至于抢掠平民、**妇女的事，也层出不穷。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自感无颜以对部属，只好置之不问。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体，不能支持，军纪败坏的湘军，随时有叛变崩溃的可能；一面还要承受来自清廷的猜疑、言官的谤劾、僚属的离心等等打击。当时湘军缺饷，不仅限于金陵的曾国荃军。其余各部也很严重。大营所设山内粮台，竟遭驻守附近的两营湘军的自行抢劫一空。曾国藩身体素来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并发，饭后呕吐、牙痛、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痛不可忍，至于不能工作，逼得只好奏请给假调养。
所以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在矛盾丛集、内忧外患的十分艰难的境况下秉持一种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观，而对于当时为官的他，可以说是“无奈”中的“有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