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奋起绝学
曾国藩依靠湘军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在打造这支队伍的过程中，则出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曾国藩凭着自己的过人胆略，冲破重重阻挠，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支经受了千锤百炼的队伍，为曾国藩立下了赫赫战功。
积蓄力量，后发制人
在曾国藩领兵打仗的漫长岁月里，他有一个基本思想贯穿其中，这个基本思想在他的用兵中清晰可见，那就是积蓄力量，后发制人。
曾囤藩在作战时喜欢避其锋芒，察见其形，先削弱敌人的力量，使敌人的弱点暴露无遗，在动态中捕捉和创造战机，待条件成熟果断决战，可夺取胜利，在而后的对抗中掌握主动。这是一种非常高明而积极的战略思想。
曾国藩明确提出了后发制人的思路。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这样写道：“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这样应战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所以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
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与强悍的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人完全没有漏洞、毛病的情况下，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了。不要趁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进攻，不要对大家的议论所动摇，就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鬼谷子曾经说过：计谋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仪”。上谋是无形的谋略，他使事业成功但不为人所知；中谋是有形的谋略，他帮助成就事业但留下痕迹，不过，因为用得巧妙，大家都称赞他；下谋是迫不得已使用的下下之策，他也能扶危济困，但费力伤物。以上三种计谋相辅相成，可以制定出最佳方案，皆可称为奇谋。奇谋既出，所向披靡，自古而然。据此，鬼谷子提出：“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取反与。”这就是利用事物相辅相成的规律，从反面达到正面的方法。鬼谷子还强调：对方所不欲，勿强加于人；不要指出对方的错误而教导别人；别人有短处就避而不说出来；圣人的谋略是秘密的，唯有蠢人才喜欢张扬外漏。
曾国藩发现，将老子和鬼谷子的愈夺先与的策略运用到军事上，则可收到奇效。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曾称霸一时，朝中的权臣智伯贪得无厌，向另一权臣提出割地要求。桓子大怒，欲与之火拼．这时，他的一个部下任章却老谋深算地说：“我们不妨暂时割地给他，他定会欲壑难填，从此不断向人提出领土要求，惹得国人天怨人怒。然后，各诸侯联合起来，他必死无葬身之地。”后来智伯果然被各领主追杀，被迫自尽。
曾国藩认为，这个例子就说明了“后发制人”战略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实，春秋时期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魏文侯欲借赵国之路去打中山，赵肃侯这下遇到一个不小的麻烦。如果拒绝，就得承认与大国交恶的后果；如果同意，让别国军队踏上自己的领地，实在是心有不甘，思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时，赵刻劝谏道：“事情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魏国打不下中山，魏必疲弱，也就没什么可怕的；如果打下了中山，表面上魏国胜利，实际上他无法把中山带回，收益的将是我国，所以应当让魏国军队通过，我们保存实力，最后根据情况再做下一步安排。但是请大王注意一点，如果您满脸喜色地答应，魏王必然怀疑，会停止行动的。大王应表现出不大情愿的样子，最好是勉强答应，这样才能做到完美。”赵肃侯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欣然采纳，果然，最后削弱了魏国而得到了中山。赵肃侯假手于敌，不战而胜，这就是“后发制人”。
可以说，曾国藩老于谋略的军事思想，直接得益于他为学尚变通。儒家思想也好，道家思想也好；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有它们各自的局限性。独尊某一种思想、某一种哲学，而排斥另一种思想和哲学，这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曾国藩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年绿营兵在长沙火宫殿寻衅闹事，和湘勇打了起来，很明显是绿营兵有意挑起事端。罗泽南劝曾国藩忍下这口气，但曾国藩认为绿营兵怯于战阵，勇于私斗，他要借此整顿这股歪风。而绿营兵是归鲍起豹提督管制的，曾国藩无权指挥，但他还是就绿营兵的种种劣行给予了强有力的教训，曾国藩的这一举动得罪了鲍起豹。由于曾国藩眼中揉不得沙子，使得自己和长沙的官员矛盾重重，最后在长沙站不住脚，只得退到了衡阳。这些事情有着很深远的后果，当曾国藩战斗受挫时，长沙官场听说这个消息后幸灾乐祸。
后来曾国藩来到江西，仍然采用在长沙官场那种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方法，和江西官场又闹得不可开交，真可谓是举步维艰。曾国藩利用鸦片事件参劾了江西巡抚陈启迈，陈启迈的巡抚一职虽然被罢免，但曾国藩因此得罪了江西官场上上下下的官员，曾国藩的处境不但没有好转，相反越来越恶化。江西官场联合参劾曾国藩，最后，曾国藩不得已同意康福暗杀皇上派来的德音杭布，阻止奏折送上朝廷。曾国藩在江西官场怨声四起，处处掣肘，已无法立足，这时，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于是他趁回籍奔丧逃离了江西。
曾国藩一心要报效清王朝，而清王朝统治下的湘、赣官场却容不下他；他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嫉恨，面对这一切，曾国藩感到十分困惑，很迷茫，他想不通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只有在家守制期间，他接触到黄老之学和中庸之道，才痛感自己昔日的不当做法。
《左传》中，魏文侯向赵国借道的故事，引起了曾国藩深深的思考。他认为，这个战略思想包含了两个十分重要的原则：一是不露声色地蓄力，二是出其不意地发力。就运用力量对抗的战略而言，“以迂为直”就是要避开敌方的锋芒，减弱或消除对方对抗的力度，在对方无备和无力的情况下顺利达成预定的目的。
曾国藩奋起绝学
曾国藩明确提出了后发制人的思路。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这样写道：“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这样应战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所以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
把握时机，择时而动
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亦难有机会。这是曾国藩从不断的挫折得到的启示。
曾国藩从办团练那一天开始，既无实权，又无军饷，兵力发展非常缓慢，称得上是惨淡经营。而他想要实权以便办事的想法，更是屡遭挫折。至咸丰十年止，曾国藩办团练，建湘军，剿杀太平天国已有七八个年头。其间，咸丰三年攻克武汉，巡抚一职与他擦肩而过，后来，他费尽心机，甚至剥下理学家的面具，在守父丧期间伸手公开向清政府要督抚的位置，但遭到拒绝，再往后，听到石达开要进入四川，胡林翼等人闻风而动，鼓动官文上疏请清廷将四川总督大印交给曾国藩，事情还是没有成功。
曾国藩知道清廷不到万不得以时，是不会真正重用自己这样一位“汉人”，毕竟是“满汉有别”，所以曾国藩耐下心来等待机会。曾国藩知到，只要自己的局面越做越大，清廷早晚有一天会依靠自己的。咸丰十年四月，清军江南大营溃败，曾国藩敏锐地意识到绝好的机会要到了。于是，胡林翼等湘系高级首脑立即聚于曾国藩的大营宿松，开始了紧张的密谋。
当时的江南大营拥有重兵七万余人，集中了清廷正规军中最精锐部分。三月十五日，经过与太平军九天九夜的激战，江南提督张国梁淹死在河中，总兵阵亡。到了四月初六日，清廷倚为干城的统帅和春败走常州后在浒壁关惊悸而死。屏蔽江南财赋重地的江南大营最后落得了个将死卒亡的下场。
正是在这突如其来而又事关湘军集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湘军首领开始陆续赶赴曾国藩所驻防的宿松。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胡林翼、李元度等，在曾国藩的住地宿松进行了长达二十三日夜的“畅谈”，达成了“共赴”艰难的共识，对湘军的发展影响甚大。
由于，此次会议关系重大，会后这些湘军首脑也没有闲下来，他们又开始与相关人士频繁的通信，以就时局交换意见。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说：“左季高在余营二十余日，昨已归去。渠尚肯顾大局。”又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说：“四月之季，胡润帅、左季高俱来宿松，与国荃及次青、筱荃(李瀚章)、少基诸人畅谈累日，咸以为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庶几挽回于万一。”在胡林翼在的信中也说：“季公之事，天心大转。然此身已公之于国，不复可据为已有。霖哥清恙，日萦于心，三五日后，由水程返湘矣。”所谓“天心大转”，即指清廷以左宗棠出处咨询曾国藩之旨；所谓“霖哥”，则指宗棠长子孝威。左孝威时为其父之案，忧急致病甚危，故左宗棠亦急于回家探视。
宿松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是讨论湘军核心人物曾国藩的位置以及湘军如何应对这场突然的变故，尽快取代正规军成为朝廷的干城之具。
宿松会议是湘军集团的发展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经终结，对稳定湖南非常有好处。尤其是咸丰帝旨的最后一节，问到左宗棠多年“拂郁之隐”，左宗棠对此感激涕零，表示“此后再不意气用事，听候曾国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执。”第二，壮大了湘军集团的力量，湘军集团的重要人物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三，对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廷可能进行的重大人事调整进行了预测，认为两江总督一缺，曾国藩与胡林翼两人中必有一人担此大任。这对鼓舞“士气”，有重要意义。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为全国所知。曾国藩的幕僚黎庶昌编订《曾国藩年谱》时就曾明确指出：左宗棠“留营中两旬，朝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可以说，江南大营的溃败，在政治、军事上为湘军势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左宗棠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不解，左宗棠又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浩**，而后来者可以措手。”大家听后茅塞顿开。
果然不出湘军将领所料，宿松会议结束当天，清廷就下旨让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才可以名符其实地大干一场了。
曾国藩之所以成功，与其精明的判断、深刻的体察、准确的定位、适度的手法有关。曾国藩为同僚讨奖励又是一个充分的证明。
咸丰四年十月，在官军对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国起义无能为力的时候，曾国藩的地方武装湘军却攻占了武汉。这是湘军所攻占的第一座省城，也是它通过进攻作战从太平军手中所夺取的第一座省城。而且，湘军攻克武汉，前后只用了4天的时问。伤亡官兵只有200多人。相反，太平军在这次作战中却损失战船近千艘，伤亡官兵数千人。两相比较，湘军称得上是用极小的代价换取了很大的胜利。曾国藩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写道：
事机之顺，处处凑泊。此则仗我皇上威福，天心笃佑，不特非臣等筹谋所以及，亦非臣等梦想所敢期。
咸丰皇帝第一次得知湘军攻克武汉的消息是在10月20日，是署理湖广总督杨霈用日行800里的最快速度送来的红旗捷报。这一胜利使咸丰皇帝惊呆了，他一时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于是，咸丰皇帝又下旨让曾国藩详细复奏。又过了整整6天，曾国藩从武昌发出的奏折到了北京，咸丰反复地读着这封盼望已久的奏文。读着读着，他变得激动起来，在奏折后面朱批道：
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分恃，叩天速赦民劫也。
这位24岁的皇帝，自从登基以来，久已习惯于听到农民造反和清军战败的坏消息。偶尔有些胜利的消息传来，也往往是虚假的。他虽然不能对这些奏报的内容一一进行查核，但他总是以怀疑的心态来看待奏章中的内容。现在，湘军届然在4天之内就将武昌这样大一座省城攻打下来，的确让他感到非常意外。
曾国藩是个极善于把握机遇的人，他决不会放弃这次胜利带来的机遇。于是，曾国藩在这个时候适时地向咸丰皇帝提出要对湘军官兵大加奖励：李孟群由广西升用道请加按察使衔；罗泽南山候选知府请以道员用；李续宾由候选知县请以直隶州选用；杨载福由升用游击请以参将用，并加副将衔。其他开单请奖人员总数竞达百多人。
这时的咸丰皇帝还在为这次胜利而倍感激动，对于曾国藩在奏报中所提出的各种奖项自然是“照单全收”，不仅如此，咸丰皇帝又特别下谕对曾国藩进行了特殊的奖赏，这封上谕写道：
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塔齐布着赏穿黄马褂，并赏给骑都尉世职。
虽然后来，咸丰皇帝冷静下来之后，又取消了曾国藩的巡抚之职。但是，湘军重要将领的奖赏还是讨到了。其中如罗泽南、杨载福、李续宾等人都是后来水陆师的主要领导人，让这些人一开始就“物有所值”，无疑对鼓舞士气、激励将心有很大的作用。
曾国藩奋起绝学
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其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亦难有机会。这是曾国藩从不断的挫折得到的启示，他善于抓住机遇，不仅壮大了湘军，更为自己的事业打开了道路。
裁旧纳新，择时进言
古人进谏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方式。曾国藩关注时局并力图改变时弊，是晚清官场上的有胆有识之士。曾国藩在十年京官生涯中，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和批评清末政治，显露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忠君报国的忠心，谋求施展自身抱负的用武之地。
曾国藩早年为了科举功名沉湎于攻读四书五经，先后担任过翰林院侍讲、侍读和国史馆协修，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并不熟悉。这些官职虽然地位不低，但没有实权，依然以读书提高修养为主，“储才养望”而已。随后他担任过礼部、工部侍郎等职，情形与翰林大致相仿。
在这段时期，曾国藩以较多的时问和精力去关注时势和社会状况。在和师友通信讨论学术问题的同时，也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以增进对现实政治真相的了解。
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动**不安的社会现实促使曾国藩更加深入地研究现实。面对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不断涌现的情况，曾国藩焦虑不安，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清朝政治的腐败和官吏的昏聩无能，并对此提出了大胆的批评。
他认为清朝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官吏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败。曾国藩认为自道光末年以来，官吏的贪污现象尤为严重，地方官吏鱼肉百姓的行为也屡禁不止。尤其在所谓“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情景更是恶劣，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其最终结果就是酿成农民运动不断发生，从而危及整个统治。
第二，是非混淆，法如虚设。曾国藩认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缺乏公正的法制和舆论环境，贪官污吏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逍遥法外，国家机构没有对造反者进行有效地镇压，也没有严格按照传统的道德法则予以制裁。他还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他对这种状况痛心不已：“国藩人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园，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面对时局的艰难和人心的涣散，面对法制上有法不用的混乱局面，曾国藩感到忧心忡忡。
第三，人心冷漠，世风日下。曾国藩认为，这正是政治腐败的关键，甚至比吏治和司法腐败更为严重。他愤激地指出：“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迟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朝野上下的各级官吏，办事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不求进取。为官皆如此，世间当如何?他指出，不管是京官还是外官做事都有通病。
“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颟顸。退缩者，互相推卸责任，表现为不作为。琐屑者，斤斤计较，护己私利。敷衍者，只顾眼前的应付，不考虑今后的困难。颟预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这一段话真实记录了当时官吏腐败的情景，也说明曾国藩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和严重性，清朝的时局已经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1851年1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势力迅速蔓延，遍及东南数省。这就是积弊成疾，担心的事情总归还是发生了。曾国藩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内度身世，即暑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阁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1851年4月，曾国藩再次上疏皇帝，提出裁减军队和加强军队训练的建议，试图从军队改革人手，开创全新的政治局面。
他很明白当时的军队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风纪无存，赌博的、抽鸦片的比比皆是。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承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重任。他说：“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面对这样一种将不知兵、兵不能战的局面，曾国藩主张裁旧纳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战局。紧接着，曾国藩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提出裁减军队节省开支、提高士兵战斗力的建议。“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
按照曾国藩的计划，如果这一办法付诸实施，每年可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如果这笔费用用于救荒赈贫，可以大大改善社会的情况。然而，这次上奏和上次一样，咸丰皇帝并没有采纳曾国藩的意见。
与此同时，前方战场的接连失利使得曾国藩感到忧心忡忡，也为自己的建议不受重视而感到愤懑不已。因此，曾国藩怀着一片忠诚之心决定再次直谏。
1851年5月，他再次卜奏疏。这封奏疏言辞十分激烈，将锋芒直接指向咸丰皇帝，一是批评皇上的“骄矜”之气和朝廷阿谀奉承的不良风气。对于咸丰皇帝，曾国藩认为他虽然天资聪颖，但因为满朝文武都只知道捡好听的话说，在长期的悦耳的赞美声中咸丰帝不免骄矜。曾国藩的这封奏疏一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小的细节而疏略了大的局势，并指出对派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员安排有不当之处。
例如臣下觐见皇上，该穿什么款式和颜色的衣服，本有明确的规定，皇上却不厌其烦反复过问，这是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但“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要善”。如姚莹年近七十，在军队中具有较高的威望，仅“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其地位不高，资望也很浅薄，但皇上委托其办理粮草的重任，“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对咸丰帝没有分才而用，不考虑客观情况的盲目任用产生了质疑。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注重文辞而忽视了实际。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以来，多次表示要开言路求善言，对于所有大臣上奏的奏折，有较好建议的要给予奖励。但结果“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奖励了个别的大臣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毫无实际的效果。而且朝令夕改，譬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显然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三是批评皇帝食言还不知悔改。曾国藩说咸丰皇上继位以来，曾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一改常态，这是不守信用的表现。况且目前情势紧急，广西军务大计皇帝一人运筹帷幄，臣下极少参与。即使一时取胜，上下则会“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之大惧也”。最后，曾国藩警告咸丰皇帝说：如果皇上再如此骄矜下去，觉得直言进谏的臣子可恶，觉得口蜜腹剑的佞臣可爱，那么各种弊端就会毁损朝廷的根本。
奏疏一上，咸丰帝很生气，立即召集军机大臣要严办曾国藩。幸亏有祁篙藻、季昌芝等人苦苦为曾国藩求情，曾国藩才没有被从严惩处。曾国藩的犯颜直谏使得朝野上下都对曾国藩一片好评。咸丰皇帝本人深思熟虑后，也被曾国藩忠君的诚意所感动，后来降旨褒奖曾国藩。自古忠言皆逆耳，不爱听的话更要耐心地听，也许这就是一个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良机。
曾国藩奋起绝学
古人进谏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方式。曾国藩关注时局并力图改变时弊，是晚清官场上的有胆有识之士。曾国藩在十年京官生涯中，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和批评清末政治，显露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忠君报国的忠心，谋求施展自身抱负的用武之地。
把握关系，借梯登高
在官场里，有时候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善于借下——借手下能人的力量为己所用：也善于靠上——依靠上层要人的力量为自己撑腰说话。一个人能力强只是其成功的要素之一，而善于借势是促其成功的明智之举，这样的机会在一生中抓住那么一两次就够了。
曾国藩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他l838年中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l847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1849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他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载四级，迁擢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
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一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要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
穆彰阿，字子朴，号鹤舫，满洲镶蓝旗人，任军机大臣二十年之久，深受道光帝信任。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三上春闱，穆彰阿时为总考官。从此二人有了师生之谊。穆彰阿对曾国藩的学问、文章和行事都大为赞赏。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翰林散馆大比，穆彰阿再次担任总考官。试后，曾国藩拜会穆彰阿，并把自己的考卷清清楚楚抄写了一遍，呈送给他。于是曾国藩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穆彰阿对曾国藩可以说是关怀备至。
有一天，穆彰阿对他说：“明日上朝，我决定正式向皇帝推荐你，你要有个准备，把四书五经多加背诵，皇上或许要试你的才学。”曾国藩听了受宠若惊，躬身作揖说：“多谢恩师栽培，晚生自当珍惜这个机遇。”
第二天，穆彰阿上朝向咸丰皇帝保奏了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请求皇上重用。咸丰皇帝听了，问道：“你说这个门生才堪重用，不知他有什么超人才能?”穆彰阿就大表特表了一番曾国藩的才能，最后还说：“他还有一个超人之处，就是善于留神，过目不忘。”咸丰皇帝听了也没有说什么，穆彰阿便告退了。
两天后，咸丰皇帝命太监传旨给穆彰阿，让曾国藩初一卯时在中和殿候见。穆彰阿大喜过望，忙叫来曾国藩，把这事告诉了他，并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好好准备，以应付皇上的测试。曾国藩信誓旦旦，表示绝不辜负恩师厚望。
初一这日天未亮，曾国藩即穿戴整齐，去了皇宫，随太监来到中和殿。他不敢坐，挺直身子站着，可是等了很久，仍未见太监前来，他心里惶恐起来，不知道是凶是吉。后来，他站得腰也酸了，便在大殿上左走右踱，见到大殿四壁挂着大清历代先皇的圣训，由于心神不定，他也无心细看。后来，太监终于来了，对他说：“皇上今日没空，命你明日再来。”
曾国藩怏怏不乐地走出皇宫，到军机大臣府把情况禀告了恩师。穆彰阿听了，沉思良久，突然问：“你说大殿四壁挂着历代先皇的圣训，你记住了多少?”曾国藩摇摇头说：“当时我心慌意乱，只留意殿外动静，哪有心思去细看字幅。”穆彰阿说：“糟了，这定是皇上为试你是否有善于留神、过目不忘的才能而刻意安排的。皇上必定会很快再召见你，这怎么办呢?”曾国藩也有些着急了。
后来，还是穆彰阿买通了宫中的太监，让他将中和殿上所挂历代先皇的圣训抄好送来。穆彰阿令曾国藩晚上必须把圣训全部背熟，并告诫说：“你的前途，全在此一举了。”曾国藩接过抄录后，回去彻夜诵读，背得滚瓜烂熟。果然，第二天一早，圣旨传曾国藩面见圣上。咸丰皇帝问曾国藩：“昨天在中和殿上，你一定看见了所挂的大清历代先皇的圣训，你可曾留意先皇的圣训都说了些什么?”曾国藩跪奏，将圣训背诵如流。咸丰皇帝很是高兴，几月后圣旨下来，曾国藩从此开始了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之路。
曾国藩很重视这层关系，从其日记可以看出，两人交往很是频繁。穆彰阿位高权重，曾国藩有心攀他做靠山；而曾国藩有才有识，穆彰阿也乐于提携，两人互为欣赏又各有所图。然而，从后来穆彰阿倒台曾国藩未受牵连的情况看，曾国藩又很明智地与穆彰阿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由此可见，曾国藩不是光靠依附某个人升官发迹的，他毕竟不是靠吹吹拍拍起家的，他拉关系但不惟关系，反而是一个典型的“官场学者”。
穆彰阿被罢官后，曾国藩每过其宅，都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进京面君时，还专程拜访穆彰阿。后来，曾国藩赴天津处理教案，因自己无机会进京，于是专门写信令儿子曾纪泽前往穆宅，向穆彰阿的儿子萨廉致意。
曾国藩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官运亨通。从最初的翰林到侍读、侍讲，到后来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
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唯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
曾国藩恩宠有加，平步青云。不难发现，穆彰阿在曾国藩升迁过程中是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若不是穆党中人，他怎会有“速化”如此的官运!
曾国藩奋起绝学
在官场里，有时候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善于借下——借手下能人的力量为己所用：也善于靠上——依靠上层要人的力量为自己撑腰说话。一个人能力强只是其成功的要素之一，而善于借势是促其成功的明智之举，这样的机会在一生中抓住那么一两次就够了。
敢作敢为，不退不缩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样的人一方面对自己充满了自信，认为狭路相逢勇者胜。同时，他们充满胆量，对凶猛的对手毫不畏惧。这需要大智大勇，将生死置之度外。人生旅途中有明摆着的危险，但依然要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
军队在战场上就要具备这种大无畏精神，哪一方具备了视死如归的士气和所向披靡的实力，哪一方就能取得战场上的优势，就可以稳操胜券。曾国藩不满绿营军的方面就是他们有功便抢，有难便逃。他的人生信条不允许自己不忠，更不允许自己逃跑。为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信条，他曾多次因战场失利无颜面圣而想自杀。
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无路可走，写下书信向诸位兄弟交代，这等于一篇遗嘱，大意为：看现在的情形，恐怕坚持不过今年了。我自从1853年冬天以来，就早已经把身家性命献给了国家，愿死在沙场而不隐居山林，这是我的本愿。近年来在军中办事，也算尽心尽力无愧于天地了，死也瞑目了。
曾国藩几次自杀，坚持要必死报国，杀身成仁。“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在沙场是善终。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已经身患重病，甚至连寿木都运到了保定。明知凶多吉少，但他不避祸害。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一直规劝他安心养病为重，多数人则主张曾国藩不宜仓促赴津，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为由，请朝廷另选别人。但曾国藩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还是决定临危受命。
对于天津教案的紧急状况，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这次去天津绝没有成功处理案件、满意答复国人的希望，而且极有可能使多年艰辛得来的声望毁于一旦，落得身败名裂、万人唾骂的下场。因为案件涉及到了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视大沽口，中国将再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而中国老百姓激于义愤，正在使事情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情况万分危急，如何既避免战争，又安抚好百姓，是一个十分难办的事情。
曾国藩是从大风大浪中一路走来的，并不惧怕风险与失败，然而一生功业名望付之东流，又被万人责骂，他对于这样惨痛的结局几乎是不能忍受的。但曾国藩却有着明知必败却不避刀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当曾国藩要来天津审案的消息一经传出，天津官绅、市民都雀跃鼓舞。因为曾国藩早年所作《讨粤匪檄》中有批判洋教的言论，所以天津的官员、绅士认为他是反对“洋教”的官员，一定可以为天津市民主持正义，公正判决这一案件。在曾国藩到达天津城门前，早有众多官员、士绅及百姓，包括与案件有涉的人前来迎接，并拦轿鸣冤。曾国藩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从曾国藩本意来讲，他并不赞成洋教。但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吃了败仗，朝廷才被迫允许洋教来中国活动。天主教独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的做法，与中国礼仪伦常大相径庭，扰乱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明。曾国藩认为，洪秀全就是拿来这一套理论蛊惑民众组织反叛的，所以，他在讨伐太平军时，就是以反对异教，捍卫中国伦理纲常相号召的。然而，曾国藩这次面对的是传教行为得到中国皇帝允许的英、法、美、俄诸国，他们的军事力量远比中国强大，所以他绝不能轻言与洋人开仗，因为上谕明文令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既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
舆论认为崇厚卖国，而以为曾国藩会替天津人出口气，所以对他抱着希望，等着他来为受害的百姓说话，因而并未发生大的行动。一旦他又违众意，大家希望破灭，究竞会出现何等结果，他心中的确无数。但相反的情况，顺应民意也是很危险的，一旦引起洋人的武力进攻，后果不堪设想。
可客观地分析，民众对于洋教的“恶行”也有夸大之处，所列罪状亦有无据可考之处。曾圉藩心里明白，不论怎样做都不会有好的结果。不做“卖国贼”令国人唾弃，自己就可能成为战争的“点火者”，陷朝廷于危难之中。
天津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各国联合起来，就会对中国频频施加压力；反对洋教的群众亦不在少数，要想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实在是比登天还难。
曾国藩日思夜想，终无计可施，他举步维艰，左右为难。
结果是曾国藩坚持以“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这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义愤。当他决定将天津地方官员交刑部严办及捕拿“凶手”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人士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王闽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勋名而毁于众谤之中。对于一个功勋卓著的人来讲，这样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这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了，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
曾国藩回顾事情的始终，现在他的预料果然成了现实，当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天下人眼中的千古罪人。曾国藩完全是按照清政府的授意来办理此事的，现在政府却一声不响地让曾国藩做了替死鬼。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1878年)，奉命作为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需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时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义，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事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了。”他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慈禧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话。事实上这种体恤显得很虚伪，人已死，再多的感叹也无济于事。
由此可见，人一生中若遇到不可躲、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的时候，做与不做的结果都不会如愿，事情的发展往往非自己所能预测，就只能选择勇敢面对。事实证明，任何时候积极人世比消极应对的态度更有意义。
曾国藩奋起绝学
军队在战场上就要具备这种大无畏精神，哪一方具备了视死如归的士气和所向披靡的实力，哪一方就能取得战场上的优势，就可以稳操胜券。曾国藩不满绿营军的方面就是他们有功便抢，有难便逃。他的人生信条不允许自己不忠，更不允许自己逃跑。为实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信条。立自强，掌握主动
挺膺负责，成事可冀
生于人世即行人道，立于天地间就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是理学倡导的观点。如宋代理学家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这似乎就是曾国藩的平生缩影。
曾国藩以书生起家，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救国，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相传曾国藩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家人，家中的老翁请来了一位贵客，准备留这位贵客吃饭。就叫儿子到市场上去买菜。但是，时间已近中午，儿子还没有把菜买回来，老翁很着急。就到窗口去看，只见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一条田埂上，儿子正挑着菜担子与一个挑着京货担子的人面对面地站着，互不相让。
老翁急忙出门，赶了过去。他对挑京货担子的人说：“老哥，我家里来了客人，正等着这些菜去做饭。请你行个方便，往水田里让一让，等我儿子过来，你老哥也就过去了。”
那个挑京货担子的人说：“你儿子怎么不下水呢?”
老翁说：“我儿子个子矮，要是下到水里，担子里的菜就被水浸湿了。你老哥个子高，下到水里也碰不到水。因为这原因，我才请你让一下。”
那人说：“你儿子的担子里不过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将就着吃。我的担子里全是京广贵货，万一沾上一点水，就不值钱了。我的担子比你儿子的担子贵重，怎么叫我让路呢?”
老翁不能说服此人，便挺身过去说：“来!来!这样吧，我下到水田里，你把货担子递给我，我顶在头上，你空着身子从我儿子的身边闪过去，我再把担子交给你。这样行吗?”老翁说着就脱下鞋袜准备下田。
那人看到老翁如此举动，觉得过意不去，就说：“既然您老人家这样费事，我就下在田里，你把担子递给我。”
故事之中老翁躬身入局，化解了一场纠纷，使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老翁能换位思考，把关怀他人当成自己应做的事情，所以能得到对方的认同。
曾国藩主张积极入世，充满着对国家、文化的使命感。他非常钦佩唐朝中兴名将郭子仪。郭子仪认为身为臣子理当心系万民，为国家排忧解难，任国家驱使，不计个人荣辱名利。曾国藩以郭子仪为榜样，树立了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使自己成为了一代名臣。
当太平军崛起，清廷面临危亡时，他挺身而出，编练湘军。功成之后，又奉命剿捻。剿捻不力，他不放弃，自愿留营效力。他回两江总督任上，依旧尽职尽责，为李鸿章出谋划策，打气鼓劲。后来他接任直隶总督，办理“天津教案”，因为恐怕激怒洋人，导致战争，退让较多，引起全国公愤，人人都视之为“卖国贼”。
俗话说：“不在其位难谋其事”，在此事件中曾国藩的功过是非不是简单的好与坏，有太多的非人力因素掺杂其中。后来李鸿章办理，基本上维持原议。如丁日昌所说：“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曾国藩勇于任事，挺身入局，其动机不说，这种精神，却是值得借鉴的。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时，咸丰皇帝刚刚登上宝座，对处理国家大事还没有多少底气。不过他毕竟很有才能，很快便沉着起来了。他采用了下臣的“以汉人治汉人”的建议。由于曾国藩的名声，咸丰皇帝的将点到了他的头上，命令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襄办团练，协助地方“防剿”反清起事。
接到皇帝的圣旨之时，曾国藩正在家里守丧。也许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从内心出发，曾国藩还是想去建功立业的。只是母亲的丧事还没办完，自己正处在守丧期，不宜回应，于是表示：我要守丧，不能遵旨。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曾国藩写好了奏章，准备托人上奏皇帝。
好友郭嵩焘对曾国藩发起了一场游说活动，甚至搬出来他的父亲曾麟书，曾国藩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按捺不住建功立业的冲动，也无法推辞了，于是投笔从戎了。天下安危大任一下子落于肩上，他感到充实的同时也神色凝重起来。
曾国藩虽然领了旨，但是，实实在在地说，他绝对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摆在他面前的是，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建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需要的钱饷又从何而来……太多问题困扰着他了。面对重重困难，曾国藩在一步一步地前进。
他认为，清政府的八旗兵、绿营兵是已经腐化的没有战斗力的部队，自己训练的士兵应该有更大的战斗力，应该有独特的精神。办团初期，曾国藩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可是太平军很快就从广西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湖北。
曾国藩想循序渐进，咸丰帝却已经急不可待，要曾国藩立即出兵攻打太平军。白手起家的曾国藩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训练出能征惯战的军队的，湘军刚刚建立，用这样的军队去与太平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出兵还是抗旨，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非常难办的。他多次上奏说：“事势所在，关系至重”，不能草率而出，并向朝廷建议“实行四省联防”。咸丰皇帝对此很不满，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批道：“近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
从这种讥讽的口吻中可以发现，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好高骛远、自吹自擂的书生，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因此又下令曾国藩出兵。
曾国藩并不因为自己受到了讥讽就出兵，继续上奏，大意是说：臣自知学问少见识也少，但确是忠诚不二的，成败利弊对于臣来说没有什么，但皇上责备臣了，臣就一定会警醒。臣只是认为与其以后毫无功绩受欺君之罪，不如现在据实以告。臣不熟悉用兵之事，若臣之前先弃丧带兵被人嘲笑，后又大言不惭被人嘲笑，臣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地之间呢?臣每晚都焦急忧愁难以入睡。所以恳请皇上体谅臣的进退两难和谨慎行事，不要再责怪微臣了。臣自当为国竭尽心力，绝不狂妄自大，更不会临阵退缩的。
曾国藩的这一片血诚还真的打动了咸丰皇帝，从此不再下令催促。由此可见，只有把万事装进心里，再与自己的志向相结合，才能顺势而发掌控大局，否则只会徒劳无功罢了。
曾国藩奋起绝学
曾国藩以书生起家，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救国，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