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依靠湘军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在打造这支队伍的过程中，则出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曾国藩凭着自己的过人胆略，冲破重重阻挠，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曾国藩的奋起之术，除了当时的天时、地利，还和他积极入世，树立宏图大志分不开。曾国藩正是那种胸怀大志的人，在平时积蓄力量，做好准备，并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脱颖而出，一举成名。
志存高远，精益求精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既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正是这种坚定不移的人生信念，使曾国藩得以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曾国藩曾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明者。”当时的曾家，就是湖南湘阴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生活虽日渐宽裕，但根本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曾国藩幼小的心灵里，便立下了发愤苦读，求取功名的远大志向。为了考取功名，他在青少年时代发愤苦读，百折不挠。
1833年，时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在这一年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就考中了秀才。比起他的父亲苦苦拼搏二十多年，才于前一年考取这份功名，曾国藩可谓是功业早成，对于全家来说，自是欢欣鼓舞。同年l2月，曾国藩又与欧阳氏喜结连理，这一年的曾家可谓双喜临门。但是，这个功名距曾国藩的远大志向还相差甚远，小小的秀才只不过是他功名前程上迈出的第一步。为了获取更大的功名，此后，他不惜背井离乡，继续求学深造。
1834年，二十四岁的曾国藩进入湖南最高的学府岳麓书院读书，同年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远离家乡独自北上，准备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不料却没能考中。
1838年，曾国藩再次准备到北京参加会试，但由于家中寒苦，已拿不出什么钱，直到行前才向戚族们借贷到二十二串钱。曾国藩尽管一路省吃俭用，到京城时也就只剩3串钱了。幸好“皇天不负苦心人”，这次会试得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
曾国藩取中进士以后参加朝考，成绩位列一等第三名。待试卷进呈道光帝御览之后，道光皇帝又特地将他拨置为一等第二名。于是，他便被选入翰林院深造，成了庶吉士。也应验了那句“朝为田舍郎，暮为天子堂”的人生写照。
曾国藩一路走来，也正是靠着自身的勤奋努力和刻苦攻读，才取得进身资格，走入上流社会的。
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非常远大。晚清时期的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很多人一旦到了翰林这个地位，便不再在书本上用功，专心钻研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坐等散馆授官。但是来自农村的曾国藩，秉性淳朴，不仅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的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了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为此，他还特地将自己的名字“子城”改为“国藩”，暗寓“为国藩篱”之意。
曾国藩改名已不是第一次，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可以说很多时候他都充满了自信与豪迈。二十一岁的曾国藩还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便改号“涤生”，意寓“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在青少年时代“锐意功名，意气自豪”，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也正是这高远的志向和远大的抱负，一直激励着他要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古语有云：“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警示后人：富足安乐的环境可以让人失去奋发自立的动力，从而消磨自身的斗志。相反贫困艰苦的环境却可锻炼一个人的心志，使其在这种环境中觉醒，从而萌生改变现状的动力。曾国藩处在安适、舒心的生活里，仍念念不忘自立自强是值得后人敬佩和学习的。环境的好坏对于心境是有影响的，但是并非决定性作用。
人的一生应勤于思，善立志，多想想自己要如何生活、如何奋斗。即使某一天身先死了，也能为世界留下点什么。正因为如此，人活在世上都应自强自立，努力追求那些旁人不敢追求的东西，努力去做旁人不敢做也无法做到的事情，有此自强自立之精神才能报效国家，兴旺家业，才对得起自己。
所以，做人的第一根本就是树立志向，以此让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让自己振作起来，有了目标和方向，人生才不致陷入迷途。只有远大志向才能不断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有所作为。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能干出一流的事业，但能干出一流事业的人必定是一流的人物。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业者，就必须要先立志。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人一生如果没有奋斗的方向，便像没有舵的船，只会四处漂流，遇险也不懂避，遇激流也不慎行，终无所成。曾国藩说：“人行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曾国藩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百般苦学，广泛阅读。尤其在翰林院、詹事府任闲散文职时，悉心钻研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各朝治理国家的经验。曾国藩读书如此用功，绝非为了求得高官厚禄，对他而言读书更多是为了“进德”、“修业”。
曾国藩与平常人一样，也有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目光短浅的时候。一次，他曾无情地鞭笞自己：“没有人生志向，生活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内心也就无法自由，这一切的一切其根本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我对事情常常持有偏见，往往不能容忍小的事情，因此一些微小的事情，也会让我想一个晚上，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会没精打采的，这正是我思虑过多的原因。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自己见识又肤浅，想得到心灵的宁静与自由，简直太难了。更何况想的都是粗陋的拙见。在与人交往时爱往小处计较，而引起自身的大不快，又无时间调整自己，长此以往，就是自己在耽误自己啊。”
从这里可见，曾国藩勇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晦暗的一面，可以毫不掩饰地对待，反省也很彻底，现代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
曾国藩说，人要是立有志向，也就能做圣人，做英雄。没有什么无法做到的事，也就无需求助于人，这就是强才自强。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必定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曾国藩深信自己如深山中不为人知的巨木，终有一日将成为支撑国家的顶梁柱。他也确实实现了心中理想。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曾国藩刚到京师时，不免六神无主，心神不静，他认为自己心神不静是因为没有志向，后来他发奋立志，改名为国藩，决心要成为国家之藩篱。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发愤图强，为自己的志向不懈努力!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古书所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可借此展现志向，拼搏进取。三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曾国藩奋起绝学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既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正是这种坚定不移的人生信念，使曾国藩得以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适时自荐，当仁不让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勇于在恰当的时间抓住机会推出自己，从而显露自己的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人生的价值，是有才能的人的明智之举。大凡胸怀大志的人都会在平时积蓄力量，做好准备，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脱颖而出，一举成名。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能成为清朝的中兴之臣。
有个叫周寿昌的人非常善于与人打交道，是湖南籍京官在湖南的包打听，是朋友当中无所不知的“顺风耳”、“百事通”。可他在个人生活上极不检点，经常出现作风问题，是青楼里的常客。有一次，曾国藩意外听到人们对周寿昌的议论，感到周寿昌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会把大好前程耽误掉。作为真诚的朋友，他找到周寿昌，直言其过，狠狠地把他批评了一顿。周寿昌当时有些不太理解，听了这些批评后心里很不高兴，事情过后就不愿和曾国藩有所往来，有时远远看到他就迅速绕道走开，两个人的关系渐渐淡漠了。可时间一长，周寿昌意识到曾国藩对自己的指责是出于真诚和关心，是苦口良言，于是对曾国藩感到十分歉疚。他在京城信息灵通、路子宽广，有一次得到了一个绝密的消息，皇上一直在考虑起用曾国藩，但未最后拿定主意，皇上分别召见了恭亲王奕诉和内阁学士肃顺，二人都主张起用汉人镇压太平军。得到这个情报后，曾国藩非常感激周寿昌，因为自己满腔热血，满腔抱负，只苦于没有机会施展，这样一来心中有谱了，他决心抓住这次机会，于是立即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建议在长沙建湘勇大团。顺理成章，他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
曾国藩认为与人交往时，遇到自己不想参与的事，而自己又有急需解决的其他问题的时候，就要懂得在机会面前衡量利弊。
曾国藩一生多次为贤德或是有功之人奏请封赏或代写碑铭类的表扬文章，而有一次他却选择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这要从湘军创建之初的难处讲起。
当时湘军最大的难处莫过于军饷。数万人马天天要吃饭，可是湘军却得不到国家正当的粮饷供给。当时，武汉的形势很紧张，朝廷让他出兵武汉，他迟迟未动。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军饷如何出征?他四处向人求助，恳求商绅捐资，但都收效甚微。这时，有个在籍的户部候补员外郎杨江肯捐资，但他的附加条件是让曾国藩代他上奏准许其为祖父建乡贤祠。曾国藩知道他的祖父是湖北巡抚，但是生前的名声很坏，有贪污受贿的行为。当时在位的道光帝也知道这件事，所以就没有批准。
如今为了军饷问题要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这确实与道德不符，不过迫于无奈只能同意。杨江当即就拿出了两万两白银，其他的乡绅见此情景也纷纷捐助，一下子就筹集了十万两有余。道光帝看了曾国藩的奏折之后下旨斥责他，还降了他两级的官衔，但是曾国藩觉得此事做得值，十万两白银解救了自己的队伍，这个选择他并不后悔。
在有机会拯救自己并只此一条路可选的时候，要学会见机行事，方能安渡难关。这里的关键是要随机应变，要能看到顺境逆转以致陷入逆境时，还有什么可供利用的因素。此时必须沉着分析，看到全局，看到未来，将事情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及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通通看透，最大限度地发挥可以利用的因素，由此找出重整旗鼓的机会来。
通往成功的旅途中，世事变幻无常，机遇是一闪而过，要想快速适应变化，并从中捕捉到成功的契机，就要有变通的思维和敏锐的观察力。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知变而善变就能获得成功。
当时，朝廷任命了43个团练大臣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打仗，除了曾国藩，其他人有的战死沙场，有的兵败后远走高飞，没有一个能成就一番事业的。曾国藩脱颖而出获取成功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他抓住了机遇，并充分利用好这个机遇，冲破坎坷阻挠将事情做到极致，从而成就千秋功业，青史留名。
当时，清政府只是叫大家办团练，将地方维持好，但不让地方建军队。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皇帝是满人，他最大的忌讳就是汉人有军队，但是，曾国藩还是把团练当作军队来训练。江忠源在湖北打仗的时候，军队死了很多人，希望湖南给他提供兵源，帮他在地方训练军队。曾国藩抓住了这个机会，短短几个月，就将团练从l千人扩大到1万人，还很有远见地建立了水营，加上这些辅助人员共1.8万人。
打下武汉后，曾国藩给朝廷写了一个报告，请朝廷将攻打南京的任务交给他。当年打南京是任重道远的大项目，可这个国家项目被湘军这支地方军队拿下来了，这意味着湘军就是当时中国第一支劲旅，意味着曾国藩带领的队伍就是第一。从分散在县里的散兵游勇，到担负着打南京的军事任务的正式军队，湘军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这就是曾国藩抓住机遇的结果。
曾国藩奋起绝学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毛遂自荐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吧，勇于在恰当的时间抓住机会推出自己，从而显露自己的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人生的价值，是有才能的人的明智之举。大凡胸怀大志的人都会在平时积蓄力量，做好准备，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脱颖而出，一举成名。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能成为清朝的中兴之臣。
危难之际，要靠自己
俗话说：靠人不如靠己。危难来临之时，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就是自己，如果寄希望于别人，后果极其危险。越是危机的时候，侥幸心理越是要不得。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危难之际当然可以请求别人的帮助、但是，无论何时，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围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国藩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天京城高池深，城围辽远，想要轻取这座城池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没有轻举妄动，而是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做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然而，曾圉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李续宜和鲍超都因各种原因难达天京。这时，可指望的援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围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借以不赴天京之援。事实上，多隆阿心里不服曾国藩，根本无心相助。
曾国藩因为没有援兵而有些乱了阵脚，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人心到底如何，只有在发生了事情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一信中说：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致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珍惜小心地使用这支队伍，把尺度拿捏好。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经过这惊险之后，曾国藩认为，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招。咸丰五年(1855年)，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堪忧。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庸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信函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一一列出，反复叮咛。但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六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尽管曾国藩如此苦口婆心，但李元度仍然不能将他的陆师部队训练成能战敢战之师。曾国藩寝食难安，预感很不好。在陆师方面，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的统领周风山和李元度也都不很出色。曾国藩花在他们身上的心血很多，但还是不放心。因此，曾国藩在自救的同时，不得不求救。
曾国藩首先写信给湖北的胡林翼和罗泽南，请求罗泽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驻江西湘军的坐困之危。同胡林翼函商，则是打算将彭玉麟调到江西来充内湖水师统领。胡林翼知道彭玉麟与杨载福矛盾甚深，尽管经过他的苦心调解，双方仍不能尽释前嫌，也正愁如何安置他们，所以便非常痛快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彭玉麟于1856年初才赶到江西南康。
但湘军在汀两樟树镇很快遭到太平军袭击而大败。樟树镇位于吉安与南昌之间，是赣南重镇和南昌南路的重要屏障。1856年2月，周风山见石达开率部来攻，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全部营盘竟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兵和勇丁溃向南昌。
曾国藩闻汛，惊骇不已，从南康乘坐一艘小舟，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他过去曾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溃散的勇丁，一律不准重新招募入营。但这一次他看太平军来势凶猛，而自己手下又再无可战之军，同湖南重新招募更是远水不解近渴，最后只得违背定制，将溃勇重新召集起来，编组成军。然而，他仍决定将统领革职，另委黄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写奏折请求成丰帝同意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那支能征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但却遭到了咸丰帝的拒绝。曾国藩还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他的处境救他于危难。
罗泽南、胡林翼都各有各的理由不能相助。且不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进军，曾国藩更加困难重重。当年五月，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圻、崇阳入江西义宁，于八月抵达瑞州城下。同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也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两千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勇两千人，合共四千人，组成一军，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称之为吉字营。
这样，到l856年9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一万三千余人援赣。这些湘军部队的到来，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稻草。正在此时，曾国藩发现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不久知道天京发生内讧。
依靠求救、自救、天赐良机，曾国藩终于渡过了难关。事后，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于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抱怨是徒然的。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是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曾国藩奋起绝学
俗话说：靠人不如靠己。危难来临之时，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就是自己，如果寄希望于别人，后果极其危险。越是危机的时候，侥幸心理越是要不得。而曾国藩也认为，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招。
羽翼不丰，绝不妄动
“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未丰不可以高飞。”万事没有俱备的时候要禁得起考验与**，要明确自己的终极目标，不作中途的无谓牺牲。
曾国藩对此体会深刻，尤其是他与太平军对峙期间。1853年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不断扩大着势力范围，连克数城后，如狂风般进攻湖北；次年春，黄州的清兵大营被士气高昂的太平军攻破。
清军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节节败退，毫无战果，咸丰皇帝坐立不安。他不愿大清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不想坐以待毙，但又苦于没有良策，最终只有下旨让曾国藩率领湘军前去支援。
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安徽、湖北各地纷纷告急，曾国藩接到了出兵救援的诏令。
但曾国藩只是上奏解围之法，依旧按兵不动。这惹怒了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大笔一挥，一纸朱批发给曾国藩：“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然而，咸丰皇帝的激将法在曾国藩的身上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曾国藩不接旨出兵是因为他理性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太平军与以往的农民军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如果没有一支实力颇为雄厚的军队，是很难与之对抗的。曾国藩的军队虽小有规模，但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仍无法与太平军相比。他认为如果要战胜太平军，不但要加强军队训练，更要考虑到“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
曾国藩下定决心，在提高军队素质的同时，组建水军和炮队。在海上工事方面，曾国藩花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力求精益求精。造船的木头质地要好，船要造得大而坚固，做工还得精细，洋炮虽价格不菲，但杀伤力强，质量好，炮队必须要用洋炮来装备。曾国藩明白，如果军队素质和装备没有达到要求，贸然出兵多半会一败涂地，所以前期的准备显得尤其重要。
但曾国藩从大局考虑的同时，心中也难免有些悲伤和内疚。因为自己的按兵不动只能眼看师友战死沙场。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任湖广总督，太平军打到湖北后，湖北向清政府告急，曾国藩很快接到了出兵支援湖北的圣旨，不久恩师吴文镕亲自向他求救。
曾国藩忍住内心痛苦，回信告诉吴文镕自己的难处，讲明其中道理。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没有以老师的资格去逼迫曾国藩前来支援，而是在信中告诉曾国藩，要他不要因师生情分而贸然出兵，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国家大局重要，只有等到有把握的时候方可迎战。他希望曾国藩能够稳重，切忌焦躁。曾国藩听了老师的话，按兵不动，结果吴文镕战死。
江忠源是曾国藩的挚友，他遇到危难时，曾国藩也未去营救。
就在江忠源升任安徽巡抚的这年年底，太平军打到了安徽。江忠源殊死搏斗，在庐州被围，急切需要支援。然而，曾国藩迟迟不出兵，江忠源没有盼到援军，最终战死疆场。
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可以说是他的一根重要的政治支柱，如果吴文镕健在，凭着二人的密切关系，曾国藩的仕途路无疑会平坦许多；江忠源则是一位有大将风度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不战死，作为书生的曾国藩就不用领兵打仗，只需好好经营部队，训练精兵，交给江忠源即可，凭着江忠源的才能，定能够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
他们二人的死，对曾国藩来说，是很大的损失。站在自己情感的角度，他十万个不愿意失去师友；可站在大局的角度，自己去救援只会损兵折将还会陷朝廷于更大的危机之中。
1864年，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及其马队却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并且接连损兵折将。清政府遂命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此次对于清政府的调遣，曾国藩态度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政府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分、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万难之中，还是只有用“缓”字应之。因此，他上奏推辞道：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三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他，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其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400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以自己临阵指挥并非其所长为借口，拒绝北援，同时又不愠不火，以钦差三人不宜聚在一起，借以讽刺不懂兵法，不谙谋略的僧格林沁和官文，四百里内大军云集，却奈何不得一支捻军。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结果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道：“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
当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捻军声势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清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弁均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
此一结果，是曾国藩预料之中的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须以“缓”字应之。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在经历了这诸多政治变故后，日益变得心灰意冷，在曾国荃的复出问题上，颇能反应出他此时的心境。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沅弟出处大计，余前屡次言及，谓腊月乃有准信。近来熟思审处，劝弟出山不过十分之三四，劝弟潜藏竞居十分之六七。”
当曾国藩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他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都接到了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在这一份份催令中，已清楚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可这只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前的困难是很大的。
湘军经过装减以后，曾国藩的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但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的门下，要它与湘军一样，作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
另外，在匆匆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到。
为此，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只好再以一“缓”字应之，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曾国藩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兵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
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作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的宠臣，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与捻军周旋了4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连僧格林沁本人也落得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兵，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推辞道：“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很好听，可就是不出山。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谈到：“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尽管他向清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拖延缓之时，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1865年5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20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6月18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人生中的选择，利害轻重都要细细端量。生命固然重要，但与国家、集体的利益相比仍旧是小事。
曾国藩奋起绝学
“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未丰不可以高飞。”万事没有俱备的时候要禁得起考验与**，要明确自己的终极目标，不作中途的无谓牺牲。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往往权益利害关系，从不轻举妄动。
排除万难，缔造湘军
曾国藩依靠湘军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在打造这支队伍的过程中，则出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曾国藩凭着自己的过人胆略，冲破重重阻挠，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支经受了千锤百炼的队伍，为曾国藩立下了赫赫战功。
曾国藩选取兵将的标准是：要用“玩命干”的。这是曾国藩在队伍建设上的宗旨。要想创业成功，选人用人极其关键!曾国藩的湘军能够“逆风狂飚”，首先在于选对了人。且看曾国藩是怎么选人的：在中高管理层，他任命了一批郁郁不得志的书生文人。他清楚，野心勃勃但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在科举仕途寻不到出路时，打起仗来就会不要命，玩命也要通过这条路出人头地。在普通士兵的选择上，他是只要农民、山民、土匪、地痞，城市出生的“小资”坚决不要。总之一条，他要的都是敢玩命干的无产者。贫穷有力量，当兵有饭吃，给饭吃就玩命；打赢了有银子分，钱最能够提升战斗力。
曾国藩考核成绩时，本着不重苦劳，重功劳。最容易成功的团队，总是那些坚决奉行“不重资历重绩效，不重苦劳重功劳”的团队。曾国藩有个纪律很厉害，打了败仗的团队，不管是连级还是团级单位，只要打仗不得力，从连长、团长等一锅端，一个不留，然后迅速重新招人从头开始练兵，没任何废话可讲。打赢了，就有酒、有肉、有钱，还给发中央级的奖状——皇帝赏给的黄马褂作为奖励。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兵将们的积极性，保持了军队的纯度，增强了战斗力。
湘军经过千磨百折才逐渐成长起来。曾国藩多次说，造物主对大功大名是十分吝惜的，“必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他饱尝的人间苦难是不计其数的。曾国藩曾说：“平生受挫受辱之时多矣，无一次不打脱牙和血吞。”一向傲视群伦，挟“帝王之术”而又以霸才自诩的王闽运在观览曾国藩的奏疏时，也感其“悲苦，令人泣下”，当读到“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时，发出“《出师表》无比沉痛”。
曾国藩的磨难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因为他走的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给他铺就的路。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办团练，但他没有像其他团练大臣那样，他要“赤地立军”，这是他的成功所在，也是他历经磨折的由来。薛福成作为他的四大弟子之一，道出了这番道理，他说当时团练大臣虽有几十位之多，但或者有名无实，或者以身殉国，或者闻敌即逃，只有曾国藩走出了团练的框框，“是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气功，扩勇营之规则也”他还说曾国藩虽以团练发轫，“然惟早变其实，并变其名，所以能有成功，否则前事可睹矣”。由于曾国藩打造了湘军这条船，而且湘军在出征不久就把武汉打了下来，他的突出表现让倚食国家饷禄的正规部队感到汗颜。
但湘军这条船实在是造得太大、太显眼，磨折也就接连不断。直到曾国藩40多岁时，他还说自己是“命薄福浅之人”，不足以当大任。尤其是每当关键时刻，总有大的突发事情降临到他的身上，为此他说“事机不顺，似天在磨折”，这或许是他后来总结的成大功大名“人天各占一半”的由来。
再就是军饷养兵。曾国藩深知打仗是要死人的，尤其是战时状态，因此他在组建湘军时，采取厚饷养兵用其死力的办法。在确定一名勇丁的月饷时，他找来几位勇丁，对他们在家务农一年的收人情况进行了调查，有人回答自己一年的收入大约有十多两银子。
他又对现行的绿营饷章进行了认真的计算，尽管绿营兵的月饷不多，但加上打仗时所发的行粮，每月也达到白银4两多。他想，当兵的应该比种田的收人多三四倍，这样算来，每月就得发给他们白银4两上下。这个数字也正好略低于绿营月饷与行粮的总和，一旦朝廷询问起来也有个说法，不至于授人以口实。他拿定了主意，湘军正勇的月饷被定为白银四两二钱。
清朝的绿营兵平时每月饷银马兵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清朝初年尚可维持生活，但200年一贯制，绿营兵饷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哪会有战斗力!江忠源等人募勇时，规定每人每月饷银四两五钱，已是绿营兵的近3倍，湘军比此还要高。不过，曾国藩讲究“技巧”，将绿营的行粮也加在一起统算，表面上湘军饷银不高多少，实际上绿营兵很难发足饷，往往发到二三成，至于行粮，就更不能保证了。换言之，他算绿营兵时用的是“虚数”，他发给湘军的是实数，可见曾国藩还是动了相当心思的。
曾国藩为了使士兵卖命，还给每营增加长夫120人，以减轻士兵的劳役负担，这对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很有益处。原来军队中兵、役混杂的情况至此大为改观，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明显分开，军队向近代化转变。而将领的标准当然更高，规定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夫介银六十两，共计二百六十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统统包括在内。其他各士兵每月饷银为哨官九两，哨长六两，什章官与陆师营官同，头篙、舵长与什长同，唯哨官薪水为陆师两倍，每月银十八两。总计湘军饷用，大约平均每人每月需银六两。如果统计其各项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六十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以上者三百九十两，五千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薪饷的优厚刺激了湘军的发展，其兵源也就不成问题，曾国藩用的正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策。
于是，“将士愈饶兵，争求从军”，这对于调动湖南农民，尤其是绅士、文生的从军积极性有很大作用，但为日后筹饷却带来困难。为解决这个矛盾，湘军采取发半饷的办法，一般只发五成饷，欠饷数月以至半年成为普遍现象，久而久之形成风气，士兵亦习以为常。
为防止士兵离营，湘军甚至有意拖欠军饷，或扣下大部分银钱存入公所，等失足遣散或假归时进行核算，酌发部分现银以充川资，其余部分由粮台发一印票，至湖南后路粮台付清。若士兵擅自离营，欠饷、寸饷即被没收，不再发给。这样，士兵苦无川资，又恋于饷银，也就不会轻易离营了。同时，士兵一旦假归或遣散回家，就能领到一大笔银两，对未曾应募入伍的人也可以产生巨大的**力。这样，曾国藩就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既减轻了筹饷的困难，又防止了士兵的逃跑，还能引诱大批农民和书生踊跃应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