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七年(1837年)人京会试未中，他只得怏怏返乡。
转年，偏偏又是闰年。闰年有恩科，可发联袂会试。为了能让曾国藩不错过这次机会，二次进京赶考，祖父星冈公卖了三次地还差十几两的缺口，父亲曾麟书也急得连着几夜不能入睡。此时的曾麟书已近知天命之年，知道自己天生是秀才的气数，不要说进士，就是举人也无望了。但是他要在儿子身上补上这缺憾。为了儿子，他不惜想尽办法。最后终于从亲戚家借了些银子，这才使得曾国藩有了进京城的路费。
曾国藩临进京时就已下定了决心，这进士考不中便罢，若中了，就一定十几二十几倍地报答家人。他明白自己的命运终究要靠自己去改变，再多的艰难都不应该觉得难。到京后，曾国藩找到在京的长沙会馆住下，便不顾一个多月长途跋涉的旅途劳累，静下心来认真读书。
几经周折之后曾国藩才正式走上了官道。从一个农家青年到治军大吏，这种飞跃性的命运得益于他自身的努力和造诣，更得益于他的求学之旅。
不仅如此，在曾国藩以后的从政经历中，更是显示了他超前的智慧与远见，他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形式，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主动地向先进的西方人学习，并把这些新鲜的血液注入自己治学、治军的实际中。
当疯狂的西方列强迈着侵略的铁蹄踏上中国这片沉睡的大地时，曾国藩显得很冷静，他知道考验的时候到来了，他更知道之前所读的圣贤书在洋人那里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要变强就要先学习。因此，他开启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之风，给闭塞的清王朝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
在同治元年(1862年)十二月，曾国藩对现代科学有了初步认识，光学、重学，流学、电气学、磁石学、动物学等。虽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研习，但他已经知道这些就是帮助西方人变强的知识，他认为只有先弄懂这些才能找到救国的根本办法。
曾国藩认为，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因此，通过其他方法很难改变人的本性，但是学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本性。通过学习就可以改变一切。因此，曾国藩首先提出了以学习求变的方法。
曾国藩把学习新知识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读书是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的一生从来没有间断过读书。虽然他明白起步太晚了，但只要不停下脚步就有变强的机会。爱国心和身为中国人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放任列强的凌辱和掠夺。对他来说，读书不是为了消磨时光，是为了不断地汲取新的养分和智慧，以及增加求变的积累，救国于危难。
他认为要强国就要先自救，你要变强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他先从自身开始做起，由朱理学到法家再到庄家，现在又是现代科学，多次求变只为救国救己。
在我国近代史上，除曾国藩之外还有一些开明的有识之士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推行洋务。在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中国人在思想意识领域的一大进步。
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先进的思想与远见，主要是因为他对学习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知识的热忱渴求。他的府中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例如精擅边境史地学的张穆、何秋涛，还有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华衡芳，以及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
这些杰出的人才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也引导了当时中国科学研究的浪潮，充实了曾国藩的思想与观念，使他对局势的发展有了更为直观和真切的了解，也使自己的责任感更加强烈了。
曾国藩求知若渴，他不仅精心拜读过上述几位的著作，而且还对《溯方备乘》、《校那庐抗议》《几何原本》等书有过专门的评价，不仅如此，他还让自己精通数学的儿子曾纪鸿为饥何原本》译本作序。
曾国藩治学绝学
知识是促使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动力，也是一个人各方面能力发展的源泉。古人信奉“学而优则仕”，但是，做官若不能为人谋福为国解忧，学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既然学了，就要学有所用，及时地更新自己的思想与观念，加快自己日益落后的步伐，这一信条才是救国之道。曾国藩正是深知这个道理，不断地自我学习，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学而优则仕。
遵守孝道，提携弟辈
从一个人对待父母兄弟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修养与人品，通过修养与人品，就可判断他是否出类拔萃，能否成就一番大事业。
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凡父母、祖父母之一言一行都会认真遵守，并且用文字记录，以待日后警醒自己，教导子弟，传为家训。在他看来，作为晚辈首先要想到尽孝，在父母有生之年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的言行，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所以心中无论有多少事、多大的事，但总要有一处空间是留给父母的，并且时刻记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赡养父母、孝顺父母是儿女的福分，也是儿女的本分。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年轻时就很仗义，他心地善良，胸怀宽广，对那些老成端庄的人，星冈公总是很恭敬地对待他们，也从不懈怠其他各种人，譬如乞讨的、借宿的。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们，他都很热情地给予接待。街坊邻居、亲戚好友有好事，他就去祝贺，有丧事他就去探访，有人生病就去看望。乡亲们出现了纠纷，他常常在中间调解，主持公道。他从不畏惧强势，对那些做事特别不讲道理的人，常常不给他们情面，对其严加斥责。他还主动帮助整修乡里坏掉的道路，帮助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和年幼儿童。由于星冈公为人正直，慷慨大方，在当地受到人们的尊重。
家庭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父传子，子传孙，好的家训代代相传，良好的家风永不衰落。星冈公上了岁数身患重病，行动很不方便，说话也不清楚了，生活不能自己料理。儿子曾麟书孝顺至极，日夜侍奉在前，星冈公要东西，用眼睛示意，不舒服时就皱皱眉，曾麟书心思细腻，常常在父亲想问题之前就想到了。星冈公每晚小便六七次，又非常要面子，不愿仆人帮忙，曾麟书衣不解带侍奉在一旁，一看见父亲要起来，赶快将器皿放好，待一会儿功夫再走过去，从不让父亲感到难堪。冬天大便，让别人帮忙挪动父亲的身体，曾麟书就在旁边挡住，父亲身上弄脏一点马上就换洗。父亲病了三年，曾麟书没睡一夜安稳觉，这打破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说法，星冈公的长期生病更显示出曾麟书对父亲的孝道。
从以上两个故事可以看到，曾国藩为人恪守孝道，与他良好的家教是分不开的。教育向来就有言传身教之说，星冈公讲话向来条理性强，分析问题精辟、透彻，很多话都成了家规，这大概就是言传；“麟书公对父亲孝顺，时间虽长却更加用心，没有任何怨言”这大概就是身教。星冈公与麟书公与后世的教育方法虽然不同，但对于教育儿孙，成为乡人的榜样却起到了相同作用。
曾国藩官职在身，长年在外奔波，在家时间较短，但从来不忘惦记双亲。他经常通过书信告诉父亲自己的现状，让父母不必担忧。每次写信给父母，开头总是：“男国藩跪临父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万寿金安”，末则写上“男谨禀”或“男谨呈”。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即使远在千里，对父母也是非常关心的。
由于在外做官，不能对卧病在床的祖父尽孝道，在家书中他说：“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剧。父叔率众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须央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他除了自己常写信回家向父母问安，也常要求兄弟、子侄写信汇报父母的身体情况。
有一次，曾国藩从弟弟的信中知悉父亲因过多地为家中之事劳累，以致累坏了身体时，马上写信给父亲，在信中他说道：“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萌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男恭窃卿赢，服役已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他又写信给弟弟，让弟弟一定要照顾好父母，一片孝心不表自明。
曾国藩要做什么事时，总要征求父母的意见，有时两位老人不同意或想不开时，他便很耐心地给父母解释、开导。老人实在想不通而不答应时，曾国藩便听从他们的意见不去做。
曾国藩虽然位居高官，但对父母的孝心未曾有半点改变。他时时牵挂着家中父母，渴望回归故里亲自侍奉双亲，但是官场事务繁多抽不开身，只好把这种惦念和关切通过书信的问候向父母传递。
曾国藩的孝顺不仅只对双亲，他一直主张“贵体孝道，推祖父母之爱以爱叔父，推父母之爱以爱温弟之妻妾儿女及兰、惠二家”，并努力去实现它，真正做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孝子。
曾国藩的三叔曾骥云一直在家务农，生活比较艰苦，曾国藩时常惦记他，并在生活上尽力给予帮助，待他如同父亲。他在曾国藩兄弟的帮助下，生活慢慢好了起来。
曾国藩不仅是一位孝顺长辈的子女，更是提携兄弟、照顾小辈的长辈，他更是弟兄、小辈的榜样。
作为兄长，曾国藩对兄弟的爱是多方面的，爱之以德，对德的苛求，这是曾国藩的突出之处。他自知出身贫贱，得志之时切不可忘乎所以，更应在品德修养上齐头并进。宦海生涯，曾国藩看透了无德之人为人诟骂的本质，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无愧天地，无愧于心的崇高境界。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军事上颇有才华，在曾国藩的提携下加入湘军，很快成长为一名得力干将，并立下了许多战功。但他性情有些骄傲，曾国藩常常苦口婆心给予教导，耐心帮其分析身上的弱点，指出正确的行为方法。
曾国荃攻下天京后，起居奢华，言语傲慢，行为放纵。曾国藩写书直言相告，劝其顿去恃功享乐之心，重修德业反省之课。他的严词责备是不加掩饰的，甚至是尖刻的。他始终认为：今天进一分德，便可算是积了一升谷；明天修一分业，又算剩一文钱。只有德和业都增进，那才算真正的成功，而成功亦不足悖……
曾国藩在兄弟们的眼里是令人敬畏的。他代父教弟，不苟言笑，不怒自威，更以德行服人。一次，曾国藩和友人小珊因一件小事发生争执，虽过错在于小珊，然而曾国藩事后仍内疚不已。兄弟几人劝曾国藩勿以为怀，曾国藩却说道：“一朝之愤，不近人情。我德有缺损，可想可见。”他不顾兄弟们的劝阳，坚持要去登门谢罪。
在生活中，曾国藩对兄弟们也倍加关照。有一次，曾国荃左臂疼痛不能伸缩，曾国藩特别担心，后来专门派人给弟弟送去三幅膏药。曾国藩得到一个“一品”的名额，不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却给了弟弟的儿子曾纪瑞，事先并没有告诉弟弟。
从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在家中是一个孝顺父母、关爱兄弟、舍己为人、眼光长远的人。他是长辈眼中的才俊，是兄弟眼中的榜样，也是众人眼中的楷模。
曾国藩持家绝学
曾国藩治家有方，兄弟多有建树，子孙也人才辈出，家中一团和气，携老扶幼，子孝妻贤，因此也被世世代代广为流传。
严教子女，规以治家
“璞玉等人琢，良木要人培。”家是温室还是锻炼场所全看持家人的教育方针。家教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甚至国家的发展。曾国藩一生深得儒学之精义，受益匪浅。他在成名之后，对家教非常重视。
在治家上，曾国藩奉行“治家贵严”的准则，提倡“进德修业”、“俭朴持家”。曾国藩认为“进德修业”，就是在积累无形的财富，完全是由自己做主。因此，在曾国藩去世时，清政府上谕称赞他为“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他的德业修行之深由此可见。
他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学问博深，见识广远，阅历丰富，位高权重，要求严格，他把所有的经验、智慧、理想、兴趣、已成之志、未竟之业全部压过来。做曾国藩幸运，做曾国藩的儿子更幸运。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经验和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儿子，他为儿子提供了远比一般人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他为儿子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挑战困难和失败的机会，他把儿子看做他的躯体和心灵的新的延续。
曾氏家族的治家传统是以“严”著称的。据曾国藩说，他的祖父星冈公对父亲曾麟书督促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其大声呵斥。有时别人惹得他不高兴，他却以斥责儿子的方式发泄。每当此时，曾麟书总是屏住气，靠着墙，快走慢行，面色和悦如初。家风如此，曾国藩自然深受熏陶。他提倡以严治家，教导子弟律己戒骄，一生从不怠慢。
曾国藩对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他强调：“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于不可胜言矣。”
传统儒家对子女的爱不仅体现在养，还体现在育。吃饭、穿衣是重要的，子女的教育问题更重要。儒家强调在家教过程中要培养子女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存技能，只有学会了这些才能于将来在社会上立足，从更长远更高的方面来说，才能踏上仕途，成为人上人。
教育子女的方法，古今相同之处很多。首先强调长辈的威严，但又强调循循善诱的重要性。爱的方式也崇尚理性化，溺爱是害而非真爱。这些观点都是一致的。
子女们长大后做出非法之事，多是由于做父母的在其小时候过于溺爱、宽容的结果。在子女的品德教育、功课学习上，曾国藩也是倾注了很大心血。他经常写信回家，指导孩子们的学习，从科目的选择，到课程表的制订，都详加叮嘱。有时候，曾国藩还让孩子们把作业寄过来，自己亲自批阅。有时候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老师，曾国藩也要下不少功夫去考察。正是由于如此细心的全面教导，他的子女都走上了成材之路，他的心血没有白费。长子曾纪泽担任过驻外大使，在办理中外交涉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另一个儿子曾纪鸿精研数学，有著作流传后世。孙辈中有诗人，曾孙辈中有教育家和学者，可谓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曾国藩提倡治家严谨，对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其深知“其身正，不令亦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重言传更重身教。
以严治家，曾国藩首先率先示范，并把自己的经验归纳总结以教导子弟：“自己儆戒的方法是什么呢?不外清、慎、勤三字。我近来把清字改为廉字，慎改为谦字，勤改为劳字，尤为浅显易懂，也确有可以实行的方法。”后来，他又把自己恪守的“廉、谦、劳”作为一种功夫在家书中用以提醒弟弟们，使之成为曾家人人遵守的家风。这就是曾国藩与弟弟们说的廉字功
曾国藩说：“我因为名气太盛，官位太高，常恐祖宗积阴德留下的福气由我一人享尽，所以时时用劳、谦、廉三字自我戒惧，也希望两位贤弟用此自戒。”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家人离开金陵返回家乡，他立即写信给两个儿子，对家人在家的具体事项做出周密安排，并告诫儿子，一个家庭要严树家风，大房须带个好头。
除了对子女的善教之外，曾国藩在事业成功后，在孝顺父母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尽管自己不能亲自回家照料父母，但经常写信回家问候。同时，经常给家中寄去银两，以资接济，把父母放在心上。
多数人都想为后代留下些好的东西。虽然这样想，但假若没有能力实现，也就罢了。麻烦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当官人，他们如果不能给儿孙留下可观的遗产，即使子孙不说什么，自己也感觉对不住后代。这遗产若为金钱等物质财富，终究是有穷尽的；若是精神财富则可以代代相传。所以说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曾国藩对此也有自己的一番理解。
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人，但也绝不是一位没有财产的人，还远远没有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
曾家先祖星冈公在世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以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他说，如果子孙误入歧途，性情必有变化，将来必定计较锱铢，到那时就难以挽回了。
曾国藩认为只有自强才会有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请弟弟曾国潢将自己在家乡的五马冲的田产都不留给子女。俗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所有的获得都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只要自己肯努力，不靠家产，也不用担心没饭吃。
曾国藩在外做官，始终不忘对子女殷殷教诲。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信近两百封，教子如何读书、作文、做人。如何做到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他教导儿子读圣人之书，并能身体力行，学有所用。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家人的严格，不但大到品德的修养、与邻里族亲的友善、不干涉公事等，还涉及一些细节，如对男子要规定做收粪、锄草、扫屋、抹凳，女子要做鞋、纺布、下厨、做调料、酿酒。他事无巨细，都要严格要求，没有怠慢轻懈过。他常教育家人要“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记此二语也”。他认为，要树立好的家风，治家更应居安思危、精打细算、目光长远。
曾国藩持家绝学
在治家上，曾国藩奉行“治家贵严”的准则，提倡“进德修业”、“俭朴持家”。曾国藩认为“进德修业”，就是在积累无形的财富，完全是由自己做主。因此，在曾国藩去世时，清政府上谕称赞他为“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他的德业修行之深由此可见。
和气治家，家和事兴
中国人讲求家和万事兴。曾国藩作为士大夫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二者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但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一个大家庭真要做到“和”的境界并不容易，这需要一种气度、一种责任心，更需要一种无私心的信念。
曾国藩共有兄弟姊妹九人，一姊、三妹、四个弟弟。曾国藩在兄弟五人中排行居长，二弟曾国潢比曾国藩小九岁，虽然一直潜心钻研《四书》、《五经》，但没有太大的成就。后来以监生候选县丞，这也是曾国藩出钱替他捐的。当时，父亲曾麟书还健在，曾家的大事也全由父亲一人决断，后来父亲去世，家里的事情主要也就由曾国潢一手操持了。或许是仰仗曾国藩的权势，在曾国藩治军期问他在家乡办团练，常常借势杀人，为患乡里。县官对他也毫无办法。曾国藩回去后，知其所为，遂用锥刺其股。曾国潢大声唤痛。曾国藩回敬遭：“你杀人就不痛吗?”这次的教训，他铭记在心，在其后未见有滥杀无辜的记载。
曾国藩在京为官十年，后又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剿”捻等，一直很难回家，对家庭的关心常常体现在家书上。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六日给父母的家书中，曾国藩写道：
六弟(曾国华)实不羁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心志。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即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毕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什两，至金竺虔家。
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即此敬禀叔父之人，恕不另具。六弟将来必为叔父克家之子，即为吾族光大门弟，可喜也!
曾国华，字温甫，比曾国藩小十一岁，是曾国藩的三弟，由于在族中兄弟问排行第六，所以曾国藩称其为六弟，从小过继给其叔父曾骥云。曾国藩一直认为三弟资质较聪，但读书期问并未有过人的表现。曾国藩为其“纳贡入监”，乡试也未中。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坐困江西，随时有被石达开生擒的可能。曾国华与其父曾麟书赶至武昌，向胡林翼讨救兵。胡林翼拨五千人由其带领，前往营救。此后，曾国华跟随李续宾转战于皖北，三河镇一战，与李续宾同时殉难。
四弟曾国荃，字沅甫，小曾国藩十三岁。他十六岁就跟随曾国藩在京读书。曾国藩对其极为疼爱，对其管教极严。因此，曾国荃一直对曾国藩非常敬畏。由于在族中兄弟中排行第九，所以曾国藩称其为九弟，军中多称其为九帅。曾国荃十八岁回湖南家乡，兄弟二人依依惜别。曾国藩一直将其送过卢沟桥，并赋诗一首，以示鼓励。曾国荃虽天资很高，但无恒劲，在长沙岳麓书院毕业两年，跟随罗泽南攻文，但一直没有长进。曾国藩时常在家书中，告诫其“有恒”的道理，但无论其兄对曾国荃期望有多高，他在科举上却一直不甚得意。二十四岁人县学、二十五岁补廪、二十九岁选为优贡。
曾国荃虽然科举不甚得志，但在军旅上却颇有建树。自随曾国藩治军以后，便不负期望，围攻安庆，荣获首功，一时间名声大噪。随后又顺江东下，驻军雨花台，包围天京，两年中披肝沥胆，终于独获首功。然而，曾国藩却害怕兄弟功名太盛，以免出现功高盖主的局面，所以极力压抑曾国荃，保升诸将，后以曾国荃受谤返家。在家他极力劝导曾国荃持盈保泰，以免曾国荃及家族受到迫害。曾国藩一片苦心，最终使兄弟化干戈为玉帛。
曾国藩的五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贞干，字事恒，比曾国藩小十七岁，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幼年就有些超人的见解，二十三岁人县学后，即不肯做举子业。最初随曾国藩练湘军，始僚佐杨载福、彭玉麟，以为非常器，己愿下之，后杨、彭果成名将。他避居紫田山，谢绝人事。及曾国华战殁，才出来带兵，投效胡林翼，与曾国荃会师安庆、南京，因功晋升为知府。后来，为疫病所染，病死于军中。曾国藩说他“智足以安危乱，而名誉不并于时贤”。
曾国藩共有四个弟弟，在生活和从军也避免不了互相支持和帮助。当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之时，他又常常想自己的身边要是有几个亲兄弟帮助，一定比现在的这帮人可靠。他的苦处，曾国华等在湘乡也明显地感觉到了。曾国藩几个月不通家信，便使他们心中极为不安。特别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更是思儿心切，一连数日，饭茶不香，明显消瘦，脸上的颊骨又突了出来。几个儿子成天围着他，不知如何是好。曾府的气氛压抑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曾国荃和曾国华终于憋不住了，去找父亲和其他的兄弟商议办法。大家计议，总觉得不能在家中干等着，应该找人帮助曾国藩一把。去找谁最合适呢?无非就是在长沙的左宗棠和在武昌的胡林翼。左宗棠虽与曾国藩有些矛盾，但毕竟是仗义之人，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想他也不会撒手不管。至于胡林翼，曾家对他历来不错，这个人也最懂得讲究大局，自然会想方设法帮助曾国藩。他们最后商定，分两头进行联系，而将重点放在胡林翼的身上。于是，曾府给骆秉璋和左宗棠各发去一封信。请求他们组织援军以解救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部队。在家人的努力下，终于组成三支救援的队伍开到江西，于是曾国藩深深感到亲族血缘的关键与珍贵。因而他也赶紧给兄弟送去温情回报，再也不反对其弟弟进入军营。
曾国藩很快就对他们都寄以厚望。他不断给曾国华和曾国荃写信，介绍带勇、扎营和打仗的方法。还告诫他们，湘军的特色之一在于它大量地招揽书生办理军务，因而必须设法处理好与这些绅士的关系。他强调，军营之中用绅士不比用官，绅士本无任事之责，又多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而出以急公事?所以，对于绅士，最好的办法是奖之以好言，优之以薪银。如果发现有一个好的，就要大加吹捧。如果发现有不好的地方。则要深藏不露。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为你所用。
从此后，曾国华和曾国荃一直随营军中，而且很快各当一面，曾国藩有兄弟相助，自然底气也足了许多。
曾国藩是国荃的兄长兼老师，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修身、处世、治军、治家等各方面给予教导，其关系之厚，可谓兄弟间的典范。因此，当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上任时，其弟国荃竟丢箸大哭，是毫不奇怪的。
弟有成则贺，弟有隙则谏：容弟误解己之为，但不容己纵容弟之错，曾国藩在诸兄弟之间始终是一位如严父一般的“好大哥”。
治家是儒学理想的一部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和，在理论上是一种修养、一种信念；在实践上往往体现为一种策略。“和”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曾国藩在治家方面颇有心得。他说“家和则福自生”，“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反目，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
曾国藩持家绝学
曾国藩在治家方面颇有心得。他说“家和则福自生”，“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反目，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
言传身教，皆而有之
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率先垂范，身体办行，才能给别人做示范。
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无论自己获得的地位、财富有多么地耀眼，也只是一代。如果子女不成器，他们的境遇并不被看好。越是富人、官家的孩子，越应该谦虚慎行，加强自身的修养。一个人的成功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自己。历观往代，他总结出居家中的四败：奢**、骄怠、不和、侮师慢客。因此不管他多么繁忙都不忘教育子女成败兴衰的道理。他是典型的主张言传与身教兼而并重的人物，他写了上千封家书，主要是针对子弟们的教育。同时，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则，是率先垂范的典型。他明白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说的话也才更有说服力。他的示范主要涉及生活、工作、读书、修养、教友、清廉六个方面。
在生活上，曾国藩告诫家人以勤俭自持。他常常痛自惩责，他对曾家寄予了厚望，希望家人力行节俭。
他教导儿子，要成大器必须谨守简朴。他认为凡世家子弟，若能在衣食起居上与一般人家相同，就能有出息。若沾染上富人的奢侈习气就难有作为了。自己身为将相，但所有衣服加起来还不足三百金。孩子们若也能坚持这种简朴作风就是一种福气了。
他告诫弟弟力戒骄奢，以勤俭为本。在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中，他提及了对“俭”的理解，大意是说：对于节俭弟弟也狠下功夫，我为此感到欣慰。只是这个“俭”字做到并不容易，由奢入俭比登天还难。就好比家里雇轿夫去县城，往年只有轿夫二名，挑夫一人，而今已经是十名有余。别说减到三西名，就是七八名也很难做到了。曾国藩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事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曾国藩统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时，他几乎隔几天就要给弟弟曾国潢写一封信，反复告诫他，持家要以俭为本。
在工作上，曾国藩一直非常投入，他每日从早到晚，很少休息。对于一些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晚年时，虽然他的右目失明，但是仍然坚持阅读公文，写作诗文日记。在任直隶总督时，他一意清理积压起来的狱讼。对于一些重大案件，他均亲自鞠讯，半年之间，竟然了结了四万一千余件，多年的陈牍均清理完毕，由此可见他工作时的勤奋与执著。
在读书上，曾国藩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可他却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他以商量的口吻，中肯的态度，教育子女认识自己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他指出，学习贵在恒心，读书贵在有常。他严于律己，自订十二种功课，并且力行不懈。为了使自己每天都可以遵守十二“常课”，他专门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在上面列出了详细的表格，他每天都要在表格中填写“常课’的相应内容。这十二种功课分别为：
1．主敬：整齐严肃。做事专心不二，日求精进。
2．静坐：每日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此为一天内“勤”的开始。
4．读书：一书未看完，断不看他书，且每日以十页为率。
5．读史：细研圈点，每日十页，从不问断。
6．谨言：刻刻留心，不讲废话。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节欲节食，善待于己。
9．日记：每日一则，体味生活。
10．陶冶情操：每月作诗文数首，培灵感养盛气不丧心志。
11．习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以此为课不做拖延。
12．夜休：劳心疲神之事，切戒切戒。
这十二条的实用性自然不用多言，按照此规条管理，必有成效。
在修养上，曾国藩有极大的成功，因此被称之为“圣相”。他时刻检点自己．力求心安理得，努力上进。他所作的五箴，不仅可以律身，亦兼可教诫子弟，垂范后世。
在孝亲上，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他告诫兄弟以及子女对于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要谨守毋违，且为文纪之，以示子弟，传为家训。曾国藩把兄弟和睦、贵体孝道、实行勤俭作为家运之兴的根本。
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十六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教育弟弟，大概意思说：我细细思考，发现天下官宦人家，多只福泽一代，子孙多奢骄毫无作为，到第二代还优秀的都很少。商人的家庭，勤俭的能延长到三四代，耕读为生的人家，能延长到五六代，其中孝敬老人，亲友互相爱护的就可以福泽十代八代。现今我们乘祖上的福泽，少年得志，就担心一辈子就用完，所以希望各位弟弟和孩子们，努力做耕读孝友似的人家，不做官宦的人家。曾国藩反复强调家势兴衰与个人的修养、立志有很大的关系，孝友会使家庭兴旺发达，长久延绵而不致衰败。
在清廉上，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官，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立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认为收取不明之财是一种最可耻的事情。他告诫家人应当自谋生计。在京做官十年，他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后来勉强凑足了一千两银子寄回家中，还一再吩咐需以四百两分赠予戚族的贫穷者。以后带兵多年，担任总督时，也从来没有占有公家一丝一毫钱财。
由此不难看出，人一生的学习有很多的内容，想做一个优秀出众的人才，不完善自己，不努力管束自己是不行的。不管是思想品德还是外在条件，都应该有所长进才是。
曾国藩持家绝学
曾国藩是典型的主张言传与身教兼而并重的人物，他写了上千封家书，主要是针对子弟们的教育。同时，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则，是率先垂范的典型。他明白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说的话也才更有说服力。
以谦为怀，不仗势欺人
在封建社会里，一家中出了个有权有势的，家里的人不免要仗势欺人。曾国藩在这方面非常注意，尤其是家里与其他人发生纠纷的时候，更是让家里以谦退为怀。
曾国藩力戒子弟不要习染官宦之气。他教导说：
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填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荼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佚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
有一次曾家相中了一块风水宝地，准备将先人改葬在这里。不想另一家也看中了这块地，两家于是就争了起来。曾家的人便写信给曾国藩，让他出面摆平这件事。然而曾国藩却写信劝家里人放弃这块地。他说，不是我不想要这块地，如果这块地经过争执之后才到了我们家里，就没有什么吉祥可言了。改葬先人是求得福气，这样与人争执，哪里有什么福气可言?先人改葬在那里，也不会心安的。在他的坚持下，曾家主动让出了那块地。
还有一次，曾家建了一座新宅，为了地界的事情与邻居家发生了争执，官司打到了湘乡县。曾国潢将此事写信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之后，立即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首诗：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首诗，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位大学士作的。曾国藩将这首诗转送给家里人，就是要教给家人以宽容为怀。他的家人于是将地退缩了三尺。曾家的这一举动也感动了邻居，邻居见自家的地方确实方便曾家，便也让它三尺又何妨，将地方转让给了曾家。
尽管曾国藩家教很严，但他的家人中不免还是有一些不听教导的。尤其是他的二弟曾国潢，更是在家乡里依仗权势飞扬跋扈。
湘乡有一座桥叫定胜桥，这座桥是嘉庆年间一位名叫王佐的人独自出资修的，到了咸丰年间，因为时间太长，桥已经塌了，王佐的后人王友交出面，由王氏家族出资，将这座桥进行了重修。桥修了两年，最后终于修成了。修成之后举行试桥庆典，也就是由一个人先走过去。原来计划请曾国潢，结果议论之声四起，有人说“将相之家，不一定会屈身来试桥的”，有的说“姓王的修桥，为什么却要姓曾的来试呢”?王友交便决定自己试桥，结果刚一试完，曾国潢就来了，他见王友交已经试了桥，十分愤怒，顿时怀恨在心。
不久，太平军打了过来，县令让县里的人组织团练，并推王友交为首，王友交因为重病在身，不能应命。曾国潢就趁机发泄宿怨，诬告王友交“通匪”。他命人用绳索将王友交捆在马尾上，然后策马狂奔，王友交被拖得血肉模糊，惨死在曾国潢的手下。
曾国潢报复王友交的事情传开后，乡民十分愤怒，大家集资推动王姓上京告状。曾国藩闻讯后也十分恼火，于是寄了一根绳子，一把剃刀回家，让他自杀。只是后来有人从中斡旋，王姓放弃了告状，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同治年间，湖南的民间会党组织哥老会势力很大，特别是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原来参加湘军的人很多，这些人退伍之后，无事可干，就纷纷参加哥老会。曾国潢在家乡里便以剿杀哥老会为名，凡是地方上有他憎恶的人，他就捆到县府里，说是哥老会，要求杀掉。
曾家势力很大，凡是他送去的人，县里不敢不从，有时曾国潢送去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可以生还的。当时的湘乡县令是个信佛的人，佛教讲究不杀生，每当曾国潢送人来的时候，不答应吧，害怕曾家的权势；答应吧，又要受良心的折磨，所以每当接受曾国潢送来的人，都要号啕大哭，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哭，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
曾国潢在家乡为人所恨，曾国藩都听说了，他多次警告曾国潢不要作恶，但收效甚微。后来曾国藩回家的时候，听说曾国潢还是这样，很生气，趁曾国潢睡午觉的时候，用锥子猛刺曾国潢的大腿，曾国潢大喊：“疼死我了!”曾国藩质问他：“我只用锥子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此后曾国潢果然大为收敛，在待人接物的态度上也好了很多。
曾国藩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观《汉书·霍光传》，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霍光是霍去病的异母弟弟，他的外孙女儿被立为皇后，霍光以皇后外祖父的身份专制朝政，权力非常大，甚至谁当天子都由他说了算。霍氏家族在朝廷中势力也很大。霍光的儿子霍禹和他哥哥的孙子霍云是中郎将，他哥哥的另一个孙子霍山掌握着兵权，他的两个女婿分别是东宫、西宫的卫尉，霍氏家族的其他子弟、女婿之类也都有相当的职务。霍光死了以后，霍禹成了右将军，霍山掌握了代理尚书的职务。然而，霍氏一门奢侈无度，最终盛极而衰，霍云、霍山自杀，霍禹等人则被处以腰斩之刑，因为受霍氏家庭牵连而被灭族的也有几十家。
曾国藩从历史上大家族尤其是官宦之家兴衰的历史中，得出了“不旋踵而败”的结论。这个结论也许是很残酷的。大凡创业者都经历过一个艰苦的过程，所以深知家业来之不易，但下一代自幼生活于富贵之中，见惯了大排场，没有了吃苦的意识，而骄，而奢，而**，而逸，而无恶不作，于是到了这一步，也就离败家不远了。这几乎成了官宦之家的规律。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月满则亏，日中则昃。”齐家之道，同样也是如此。如何对待权位和富贵，也就成了一个为官者家族命运的关键。曾国藩在曾氏家族最兴盛的时候，就提出了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提出不要干涉地方的公事，提出仗势欺人是败家之道，这无疑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也是非常明智的持家之道。曾氏家族后来长盛不衰，每一代都有杰出的人才出现，像曾纪泽成了杰出的外交家，曾纪鸿在数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曾广钧是著名的诗人，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曾国藩的这些家训。
曾国藩持家绝学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月满则亏，日中则昃。”齐家之道，同样也是如此。如何对待权位和富贵，也就成了一个为官者家族命运的关键。曾国藩在曾氏家族最兴盛的时候，就提出了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提出不要干涉地方的公事，提出仗势欺人是败家之道，这无疑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也是非常明智的持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