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事业人生的成功，无不来源于他为人处事的智慧和安身立命的宗旨，而人生观和世界观无不是由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决定的。曾国藩最后以少有的志向和坚定不移的恒心毅力，一生不断学习，在古文、理学和书法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造诣，被誉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之一。
同时，曾国藩在持家治家方面也体现了一代奇人的智慧与处事原则，正是体现了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个治家的楷模，曾国藩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专心潜读，明道经世
读书需潜心，人对于自己想拥有的，想坚持的事一定不能放弃。世间最珍费的东西就存在于不放弃的精神之中。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曾竹字长期苦学，但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牛员。他的祖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曾国藩的父亲督责最严。至于他的父亲，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愤教育儿子们。
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遭，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围藩几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牛的学问基础。可见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都可以没有，但是就不能没有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会试落第后，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
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围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儿，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
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即使回程要省吃少用点也要把书买回来。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就是这本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曾国藩的一生，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书成为他终身的知己，为他的胸襟和眼界打下基础。
同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你借钱买书我不会怪你，只希望你能细心研读，这样就不会辜负我了。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每日读上页绝不间断。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读完，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看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纸上谈兵实不可取，但对于善研致用之学的曾国藩而言，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他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了做学问对实践指导的意义。
曾国藩在任五部侍郎期间还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民生疾苦和军备不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败，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使曾国藩旗下的将领少有莽夫。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这说明虽然“隔行如隔山”，但只要不断学习就能达成自己的目标，学习对于人生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相伴终生。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旧坚持阅读。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
他认为生老病死，世事变迁是谁都改变不了的，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鸩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这时，书对他而言已经不是有形的物体而是无形的精神依靠。
曾国藩治学绝学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都可以没有，但是就不能没有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不靠天分，勤能补拙
人们常说业精于勤。勤是发展事业的唯一途径。孔子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孟子将四体不勤之人视为不孝之辈。历代家训中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便是“勤训”。
为商者只有勤于生意才能财源广进；为官者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懒惰懈怠，必然使民受其弊。
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夜读汪辉祖《学治臆说》等书，深为叹服。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汪龙庄先生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曾国藩同意汪氏的观点，认为为官应以勤为首。
曾国藩对“勤”字的认识也很有深度。在他看来，“勤”字是人生第一要义，是修身、齐家、为官、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前提。他认为，千古以来，圣贤豪杰之士，立身于世能功成名就，无一不是因为勤。人如果勤奋，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反之就会一事无成，还可能招致灾祸。
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他每当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不是天资绝顶聪明的人。他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勋，可以说全是“勤”字所致。这与其勤俭家风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曾国藩自身修养的结果。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人们常说的“勤能补拙”就是这个道理。曾国藩说，居官应以“动廉明恕”四字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响较大，而其余三字则可由学习而至。“勤”字是实践所有事业的根本和前提，所以尤为重要。
曾国藩治学，认为除“勤”之外别无他途，勤奋方能有恒，才能点点滴滴，坚持不懈。他从青年起便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即使从军之后仍旧不改。他教导手下将士说：“勤”字之义，在于平日勤加训练，勤于治事，稍有余暇，则读书不辍。
曾国藩一生最辉煌的成就虽是军事，但他的爱好读书也是为时人传诵的。从曾国藩一生读书的经历来看，他在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读的是“子曰诗云”，习的是帖括制艺，眼界不广，学识不宽。会试报罢，暂留京师，开始涉猎诗、古文，尤好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孜孜细读，将近一年。这才使他的学识逐渐开拓。道光十八年入翰苑后，清闲少事，他更励志学习，广泛阅览，且勤作笔记，分“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抄、诗文草”等5门，手抄笔摘；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切磋扶持，不间时日，因而学识大进。可以说，京宦l2年，是曾国藩后来成为一代大儒的坚实的奠基期。
12年中，曾国藩博览经、史、子、集。道光二十二年，他“定刚日读经，柔日读电”，所订“日课”十二条中，也有“读史”一项。他读得最细的，是《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易知录》等。
曾国藩统领湘淮两军，如此繁重的职务下，他每天仍能利用闲暇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他自从向倭仁学习写日记后，几乎从未中断。他的日记也有几种，《过隙影》、《茶余偶记》、《求阙斋日记》等，仅留传下来的就有百万字之多。他所写的奏章、批牍更加不可胜数。这种好学习惯，至老弥笃。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诗数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编序》，述古今以来文章源流，见解精辟，是传世不朽的佳作。
曾国藩的晚年也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是曾国藩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当时，他患病已多年。这年正月二卜三日，他右足麻木，中医称为“肝风”。病愈后，他对二女纪曜说：“吾适以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二十六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路过金陵，他出城迎接，在轿中还背诵《四书》。忽然间，颤抖的手指着旁过的戈什哈，似欲说点什么，却口噤不能出声，“似将动风抽掣者”，只得急回署中。延医服药，医者均谓他“心血过亏”随后，病情旋发旋止，旋止旋发。但他依然不辍公事，不废阅读，《理学宗传》数本，日不释手。
二月初三日，他还阅看了《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写了日记。而这天的日记，竟是他从道光十九年以来极少间断的日记册中的最后一页，他在上面留下了他生平写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天午后，他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后的西花园散步时，屡向前蹴，忽喊足麻，却已抽搐，儿子急扶他至花厅，他已不能言语。于是更衣端坐，家人环集左右。三刻钟后，即目瞑气息。
这位16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又温文尔雅的曾国藩，只活到62岁，就带着“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的自艾自责而过早地谢世了。但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确实可以称得上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
曾国藩治学绝学
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他每当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学有所择，才有所得
书与文化、与知识总是相连的，书是学习的媒介。这一点并没有错。然而，书分几类几种，有的书能学习文化、能学到知识，但有的书却能误人子弟、贻害终生，所以学知识、学文化与一味地读书并不是一回事。
读书是曾国藩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他日日读书，日日写作。因此，曾国藩对读书应有所择有所得的认识也比较深刻，他认为：
盖自西汉至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日义理之学，日考据之学，日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
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清楚则身体力行有原则，待人处世有根基。辞章之学，亦是用以发挥义理的工具。欲读经书史学，就应当研究义理，那样专心一致才不会心绪杂乱。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这都是有志者万不可改变的。就是圣人再生，也一定不可能更改。因为这些都有裨于躬行和经济，正所谓“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做人”。
人生天地间，大约总想明白些事理的。如果想生活得更好，更有质量，更符合自己的理想，那就一定要明白些事理。当然，有人终其一生也不见得就明白多少事理，这种人，生得糊涂，死得也糊涂，所以他的生命不会留下痕迹。顾炎武曾说：世间有两种读书人：一日“通儒”，一日“俗儒”。曾国藩便是中国标准的“通儒”。先从学问上下工夫，融会贯通了，便身体力行，扩充而及于立身、处世、为政、治家、整军各方面，完成了他的全部人格。
曾国藩在京师做官、做学问十二年，书友书师颇多，这对他一生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他也就更认识到读书的意义和目的。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谈得十分诚恳：“乡间苦于无书，然尔生今日，吾家之书，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书不都是为念的，有的是浏览翻阅的，有的是参考备查的，有的是应熟读背诵的。有些书只能浅尝，有些只能吞咽，只有少数一部分书才值得细嚼慢消化。我们在读书前首先得先问自己：我为什么读这部作品?我想从中得到些什么?我想从中学到什么新的信息?然后再开始阅读，这样，那些自己感兴趣的或是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就会被选取、吸收。
读书的技巧在于有选择地读。有了明确的价值取向，那么，我们所见到的只是我们想知道的。有目的，有选择，阅读效率、能力必然会提高。要记住，阅读是最重要、最需要的严肃工作之一，不是“随便的事”，不是“消闲”；所读书中至少精读一本，并要全力以赴，不要吝惜时间和精力；要同思维和想象的懒惰作斗争；每一个地方都完整清楚地搞懂；什么地方也不要放过不读；不要半途而废；哪里需要想象——就要“尽量地”想象；要拿着笔读，写摘要、批语和摘录；要学会使用目录；不要只是“从左往右”读，还要常常“从右往左”回读；先很好理解，然后再评论；读完原文后才读别人的评论；搞清它的实质并把扼要记下。
曾国藩善于做札记。曾国藩说：“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之者，即有一人摘抄之法。”
做好札记的笔、纸要准备好，读书不动笔，等于白读，读书不作记，读也白读。《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他认识到了读书有为人与为己两种目的。正是由于曾国藩深知做学问与明义理之道，读书修业也便成为了他终生的为己之分。
曾国藩在学习古人诗词方面不敢贪多求全，而是挑选出对自己最为适合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四位大家，作为自己专心学习效仿的对象。《庄子》的“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对曾国藩来说是至理名言。只要翻看曾国藩的诗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对庄子的许多感叹和敬佩。例如在《圣哲画像记》中，曾国藩将庄子与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并称，说“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
当然，在古今文章大家中，曾国藩最佩服韩愈。入仕以前，曾国藩作文主要宗法桐城派方苞、姚鼐等人，考中进士后，他发现桐城派的源泉在韩愈，于是改奉韩愈为楷模。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中年以后别有所宗”。并且，他在《送梅伯言归金陵》诗中写道：“文笔昌黎百世师，桐城诸老实宗之。”意思是说桐城派各大家宗法韩愈，只有韩愈的文章才可称为“百世之师”。道光二十四年(1843年)三月，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我近来读书不多，只有古文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刚学韩文就想和韩愈相抗衡，未免言大，但也表明了曾国藩心中高远的志趣。所以，他在任京官期间，给自己订立了必修课程，除了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必通必精的十三经外，还有四门课必读，那就是《史记》、《汉书》、《庄子》和韩愈的文章。
曾国藩教育子弟读书，主要是以自己的学习经验为例相训导。他认为，读书不在多，而在精。他曾告诫曾纪泽说：“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有所择。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在选择经典读本上，也以韩愈为参照。接着他又自述道：“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
《史记》是曾国藩一生中非常重视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他自己对《史记》“嗜之成癖”，认为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熟读这本著作，如果能够读懂《史记》，那么对于以后的读书和治学就会有不可限量的促进和帮助作用。而对于司马迁的豪侠与任气精神，曾国藩也十分欣赏，他自己就经常以豪侠自任。尽管曾国藩认为司马迁也有不足之处，与圣贤的“自得之乐”稍有差距，但是可以说从治学与做人等方面来看，曾国藩受司马迁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曾国藩治学绝学
曾国藩在京师做官、做学问十二年，书友书师颇多，这对他一生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他也就更认识到读书的意义和目的。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谈得十分诚恳：“乡间苦于无书，然尔生今日，吾家之书，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读书有志、有识、恒久
中国人向来推崇那种坚持不懈、奋斗不息的精神。古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籍《孟子》中便有“一曝十寒”的典故，意在告诫人们做事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中国先秦时期的杰出思想家荀子也在其著名的《劝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思是说，只要有恒心，平凡之才也可以创造出骄人的成绩，缺乏恒心，即使是天纵英才也将一事无成。而且，古今中外无数鲜活的事例都证明了“恒”心对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性。
曾国藩强调：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曾国藩认为，人不应因困苦变故而废学，读书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乐趣。
曾国藩在读书时曾为自己立下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像云中展翅翱翔的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引起九州震动，如同深山中的巨木一样，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在给儿子的家书中，他将有志视为取得成功的首要品质，说：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然而，古往今来，总是立志者芸芸，遂志者寥寥，原因便由于许多人立志不坚，立志不真，正所谓：“无志之人常立志。”因此，曾国藩一再告诫子弟们必须真立志，立长志。他担任京官期间给在家乡诸弟的信中写道：
“倘能发奋自立，则日不可不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放泵，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亦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正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曾国藩为了激励自己树立远大志向，曾在湖南涟滨书院时改号为涤生，取涤其旧染之习，焕然新生之意，可以看出曾国藩希图长进的志向和决心。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叫做进德与修业。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进德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和淑世，也可以说是成己成物。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所谓“有民胞物兴之理”；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冲动，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控制，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
在京城，曾国藩先后拜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两位前辈为师，请教进德修业之术。在两位师长的教诲下，曾国藩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这个课程表，曾国藩终生行之不辍。他的读书方法，学术见解，道德修养，都取得了很大的效益。
曾国藩严于律己，除自立课程十二条以外，还为自己编订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
有心得，能自觉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必有收获。曾国藩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开始做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后来基本没有间断过。从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断过一天。行军、生病的时候，也仍然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便可以看出曾国藩持之以恒的毅力。
曾国藩虽然在科举上已达到巅峰状态，并且做了高官，却还在读书治学上按对一个学生的要求，严格规定自己的功课，毫不苟且，按日施行。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在古人中，也很难得。坚持不懈是事业成功最基本的条件。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曾国藩，在元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下一句慨言，以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三月五日这天，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还要阅读《二程全书》，而且在迎接途中的马车上还在背诵《四书》，然而这时的他只能用手在空中比画了，欲有所言，口嗓已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可见其读书的恒心。他后来的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溢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谏何极!”
在晚清“同光中兴”诸将帅中，曾国藩个人的天资禀赋即使不如某些人所说的鲁钝，起码也不是最突出的，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几乎无一不是天分极高的人中龙凤，曾国藩既非天纵英才，也无父祖的权势荫庇，他之所以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出将人相的“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对后世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他那做事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有志向的人一般都不会甘于平庸，有见识的人则知道学海无边，不会满足于现状，井底之蛙这种人都是一些没有见识的人。所以，那些有恒心的人，肯定也没有办不成的事。所有读书人都应记住曾国藩的这句：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
曾国藩治学绝学
在晚清“同光中兴”诸将帅中，曾国藩个人的天资禀赋即使不如某些人所说的鲁钝，起码也不是最突出的，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几乎无一不是天分极高的人中龙凤，曾国藩既非天纵英才，也无父祖的权势荫庇，他之所以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出将人相的“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对后世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他那做事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切己体察，贵专有恒
凡有所成者，无一是三心二意，轻言放弃之辈。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专注与恒心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曾国藩学问上之所以有如此大之成就，与其善于总结的治学方法，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有的史书中这样记载曾国藩生命的最后时光：
同治十一(1871年)年正月，曾氏已如风中残烛。二十三日这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二十六日，出城迎候前河道总督苏廷魁，途中在车上“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而口噤不能出声”。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那十几天中他每天都读修身养性的《二程全书》，希望在身心修养上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月初二，曾又发病，“因告二子，丧事宜遵古礼，勿用僧与道”。是夜仍读《二程全书》。
二月初三，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晚饭后阅书中《张子》一卷。《理学宗传》是曾氏所读的最后一部书。次日即逝世。
就凭最后这一点，我们就足以明了曾有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了。“坚持”二字笔画不多，说起来也不难，但能切实做到的又有几个人呢?不专注的喜爱不能称之为喜爱，半途而废的志向也不能称之为志向。
曾氏治学，强调有志、有识、有恒。他认为只要是读书人，首先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的人就不甘于人后而发愤图强；有见识的人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不会自以为是地像一只井底之蛙；有恒心的人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关于具体的读书方法，曾国藩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家书中这样说道：“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传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镇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渚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除看、读、写、作之外，曾氏又说求业之精在于专，其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八日的家书中提及，大意为：求业在于精学，除此之外再无他法，每日专心致志就可以了。谚语里有句话：“艺多不养身”说的就是不专一的坏处；多面挖井也没有泉水可以喝，说的就是不专一的后果。各位弟弟都应该努力专一地做学问。如果九弟志在练字也不用荒废其他，但每天练字的时候要专注而有神。不知四弟六弟是否专心，如果志在经义就专守一尽经；志在制义就专看一家之言；志在做古文就专看一家的文集，作诗和试帖也是如此，千万不能多管齐下，这样只会一无所获。以后写信来，各位弟弟要把自己的专业写明白，并且谈谈心得，使我一看信就能知道志向见解。凡是专一的人必有心得也必有疑问，弟弟们的心得可以与我分享，疑问我们也可以共同分析。详细写信的内容，就好比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面对面地交流，不也还是一件乐事吗?
而在另外的一封家书中，曾国藩介绍了读经和读史的具体方法：强调不但要专一还要有恒心。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恒”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恒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问。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除此之外，曾国藩提出了一个内在的要求：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曾国藩认为读书应该有心得体会，如果没有就说明没有虚心去体会，没有联系自己所思考的问题。这种状态下做学问，即使只研究一种学问并坚持到底，收效也是微弱的。在读书之前先要摆正自己的学习心态，同时能把学到的内容与自身联系解说文意，深刻地反省自己，尽力弥补不足之处。
古人之治学业就是今天人们所常讲的学习方法。好的方法可以使人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常言道：学乎其上，得乎其中，学乎其中；得乎其下。曾国藩总结的这一套学习方法，无论是学习态度，精神还是具体方法都对于今天的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曾国藩治学绝学
凡有所成者，无一是三心二意，轻言放弃之辈。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专注与恒心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曾国藩学问上之所以有如此大之成就，与其善于总结的治学方法，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学以致用，学而优则仕
命运是可以被改变的，改变命运的方法有许多种，以学习改变命运并非捷径，但一定会有效用。
曾国藩生逢封建社会末世，长在湖南山乡一个普通的农家。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环境中，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别无他途，只有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曾国藩少年时代便经历了这样的阶段。自然，此时他读书的志趣并不高，完全是为了科举考试。但通过顽强刻苦的学习，随着知识层次的提高和心智的不断开发，曾国藩的人生志向也逐渐得以树立并不断提高，正是这种顽强的志向推动曾国藩跳过了科举考试的龙门，成为成千上万读书人中的佼佼者。
少年时期的曾国藩资质一般，但他读书舍得下功夫，又在父亲的训导下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自8岁读《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9岁时居然把五经读完了。父亲曾麟书继续指导他念《诗经》，同时开始教习他做八股文。14岁那年，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来家中看望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章和诗作，大加赞赏并决定将女儿许配给他。曾国藩因为才学得剑了夫人，而他成功的人生也才刚刚开始。此后，曾国藩除继续苦学八股文之外，父亲还教他读《史记》、《文选》等其他书籍。
道光六年(1826年)，曾国藩去参加长沙府的童子试，名列第七。祖父曾玉屏与父亲曾麟书认为曾国藩的确有培养前途，继续跟曾麟书学习，恐怕会贻误这孩子的前程，遂决定将曾国藩送往衡阳，后义将他送到本县的涟滨书院，接受名家的指点。曾国藩从较为沉闷、呆板、狭隘的私塾学习环境进入比较正规、活跃的书院读书，心情十分振奋。为了立志向上学有所成，曾国藩在涟滨书院改号，以此激励自勉。
经过刻苦的攻读与名师的指点，曾国藩的学业果然大有长进。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年23岁，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就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亲曾麟书苦苦拼搏了20多年，才于前一年考取了这份功名。第二年，曾国藩进入岳麓书院读书，准备参加这年的乡试。
岳麓书院是中国最古老的书院之一，名闻天下，在宋代便被称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出了许多位在学术思想上有影响的人物，如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曾长期在岳麓书院讲学。岳麓书院具有务实的学风，十分注重对学子道德情操的培养，是湖湘学派的中心基地。进入岳麓书院后，这里浓厚的理学气氛，对曾国藩产生了深深的影响。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给他的长进创造了条件。虽然学习的内容不外乎是应乡试、中举人，以应会试所需，但在书院期间，曾国藩读书之刻苦是有名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入学岳麓不到一年，道光十四年(1834年)，二十四岁的曾国藩在湖南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在科举之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