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修身绝学

曾国藩的修身原则、恕道精神都是其内在修为的理论总结，也是在对先儒学习、体验、取法的基础上加以抽象概括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在当时乃至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平静之心，以静修身

在古代，圣人大家对修身养性中的“静”就十分注重，并有箴言教训流传于世。例如，孔子说“仁者静”，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

修身养性是完善自我的第一步。良好的修养是提高自身素质的保障，也是人生有所成就的前提。圆满的人生和良好的品德是不可分的，唯有修养自己的品行，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和恒久的快乐。

在社会动**、战火连天的险恶环境里，曾国藩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这与他的修养关系密切。曾国藩是一个内心涌动着极大热情的刚烈之人，在使得他最初在静以修身的过程中有不少纠结，往往在动与静的牵引下左右徘徊。他每天坚持静坐来平息内心的躁动，认为“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他的这种做法使他得到很大的好处。翻阅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言论。

面对嘈杂喧闹、物欲横流的世界，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想静就能静下来，的确很难得。曾国藩深信静以修身的要点是“制欲窒忿”，所以他以淡泊为皈依，戒除**思奢欲，能在受**之前就大彻大悟，从而享受宁静安泰的至高境界。

曾国藩非常赞同借鉴前人，他能将古代先贤的人生智慧与精华融化到自己的思想中，通过反省自己以求得养心保身之法。中年过后，面对众多大事，他有意识地克制自己，从而使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以便从容应对扑面而来的时代浪潮。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正在老家为父亲守丧，朝廷命令其编练团练，用来抵抗太平军。那时的他在朝野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当他在众多的团练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时，朝中大臣都为曾国藩在军事上的过人才华而惊叹，一介儒生竟然在军中龙腾虎跃，这怎不令众人百思不得其解并向他竖起大拇指呢?其实这与他在任京官时能抓住时机给自己充电，并且能在清静中立下大志有很大关系，这也体现了诸葛孔明所说的“宁静致远”。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勤奋苦读，博览群书，学业超群；中年率军打仗，屡败屡战，直到胜利；晚年勤政为官，编纂古籍，致力洋务，追求不息。他不仅具有百炼成钢的魄力，而且具有百折不挠的韧性，在追求事业的人生征途上能够始终保持坚不可摧的意志、矢志不移的进取精神和充沛精力。这正是因为他能将“养其身”与“有作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思想引领行动，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时代使命。

茫茫大千世界纷繁复杂，熙熙攘攘，这容易引起浮躁的心理。为了克浮止躁，曾国藩在“静”字上狠下功夫，他说：“治身不静则身危。”然而，这也需要有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像平常人一样不懂得如何保持内心清净，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在写给弟弟的书信中说：“应酬日繁，予以素性浮躁，何能着实养静?”可见心浮气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如何不断完善自己。

由于“静”字功夫欠缺，曾国藩也曾吃过大亏。他刚刚踏人社会的时候，由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不懂得如何收敛自己，造成了很多不愉快。一次，他在家中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前来做客，吃饭的时候，他与朋友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结果他跟这位朋友吵了起来，不欢而散。后来，曾国藩也承认自己过去无意中在人前流露出高傲不凡、咄咄逼人的神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而缺乏“静”字功夫。

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来到湖南衡州办团练，他经常指责别人的不是，与绿营兵勾心斗角，摩擦不断，与湖南官场开始貌合神离，后来分道扬镳，他还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明争暗斗，这些事情都把他推人尴尬艰难的困境，无意间为自己增加了更多的障碍。锋芒毕露、心气过高、性情过烈，必然会伤害太多人，给自己设置许多绊脚石，从而埋下许多意想不到的陷阱。

咸丰三年(1853年)，因团练刚刚建立，曾国藩不敢轻举妄动，皇上多次催促他出兵，他都陈述理由按兵不动。但经过一段时间招募训练，湘勇人数逐渐增长，多达万人，他就以为自己的力量强大了，以致失去了平静，仿佛已经稳操胜券，一切功名利禄将信手拈来，更显得有些心高气傲。其实，那时的他对太平天国的思想主张根本就不太清楚，对敌手的战术更是不甚了解。他熬了一宿亲自执笔的《讨粤匪檄》，怎么看都觉得别扭，他由于对这个檄文不满意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讨粤匪檄》并没有直指太平天国的要害而重手出击，他绕开了太平天国的思想主张而大谈卫道保教，里面提到了“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等等，这些都不是太平军的致命点。与其说曾国藩不善于抓住对方的要害，不如说他事前不够心静，并没有潜心分析、仔细研究太平天国的战术战略和指导思想。

曾国藩当时不但不了解太平天国最有号召力的“蛊惑”究竟是什么，更不了解太平天国的军事布署，对沿途的军事要地也没深人研究，便带水陆两万湘勇迎兵出击，以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太平军设下的圈套。明明进了圈套，他还不知误入虎口，自以为旗开得胜，为轻易地得到了岳州城而洋洋自得。由于他放松警惕，甚至连夜间巡逻的人都不派出就高枕而眠，结果被太平军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由此亦可见平心静气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

曾国藩修身绝学

面对嘈杂喧闹、物欲横流的世界，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想静就能静下来，的确很难得。曾国藩深信静以修身的要点是“制欲窒忿”，所以他以淡泊为皈依，戒除**思奢欲，能在受**之前就大彻大悟，从而享受宁静安泰的至高境界。

崇尚节俭，戒奢戒侈

“俭”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项美德。《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中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意思是说，节俭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和来源，而奢侈则是所有恶行中最为严重的。这部先秦经典将“俭”字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上，充分地展示了节俭的重要意义。这种祟尚节俭的精神，在以后历代都受到推崇发扬，有的人从学理上阐发之，更多的人则是在行动中实践之。

曾国藩一生生活俭朴。他自己衣着朴素，布袍鞋袜，都是其夫人、媳妇所做。吃的也是粗茶淡饭。即使是官至大学士，每次吃饭也仅一个荤菜，如果不是有客人来，从不增加。因此时人戏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指的就是“一荤”。一件衣服，平时舍不得穿，只在庆典或过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服穿了30多年，到他去世时，还像新的一样。对此，他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其实，曾国藩的节俭的作风，是其家风影响的结果。他的父亲曾麟书虽是个穷教书先生，生活贫寒，却刚强自立，主要是凭借节俭的生活习惯。他在山村教育子弟，经常告诫曾国藩说：“俭约者不求人。”曾国藩两个友人的父亲、也都以此告诫。曾国藩认为，他们“交相毖勉，力求所以自立者，以图无忝所生。”曾国藩的生长、交游环境，使他培养了俭以自立的志气。

曾国藩作为同辈长男，从持家之始，就将“俭”字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他教育子侄说：‘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其中的“俭”字，又与“勤”字相关联，所以曾国藩常常将“勤”“俭”并举。不用奴婢和仆役，固然是为了少花钱，但更重要的目的却是为了培养家人亲自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的习惯。曾家的男子要亲自下地耕田，妇女更要亲自纺织。为儿子娶妻，也选勤俭之家，而不愿与官宦之家联姻，以免长奢惰之习。纪泽刚刚结婚，曾国藩就告诫儿子，要他引导媳妇织布做衣：“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而当时曾国藩已经是位尊权重的大军统帅、封疆大吏了。

清朝官吏的俸禄很低，尤其是在清初的时候，县官、知府每月薪银只有几两、十几两。许多人无以为生，只好借机克扣，导致了康熙晚年吏治腐败的局面。雍正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风气，设立养廉银制度，大大提高了地方官员的俸禄，也缓解了贪污现象。但京官的俸禄仍然较低，特别是没有实权的翰林等闲职。因此许多人科举之后，一心希望散馆外放，得到肥缺。

曾国藩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在当时这是储才之处，预示着后来的飞黄腾达。但他一开始就面临着清贫的生活。他给家里写信说：“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每月的薪银根本无法满足庞大的开支。作为长男，他要寄钱孝敬父母，作为长兄，他要接济兄弟，作为一家之长，他要供养一家人。此外，官场应酬，更是不可缺少的开销。但一个闲职官员，又没有别的收入渠道，要想生活，只有自力更生了。曾国藩的交游圈子基本上是与他同时或前后考中的进土，也都是穷翰林。为了共渡艰难，他们经常互相拆借，彼此接济。但这毕竟不是根本的办法。曾国藩认识到，节俭才是惟一的良策。

其中吴廷栋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曾国藩以师礼事之，极为钦服，后来成为理学名臣。他的节俭，较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他所任都是京官清要之职，没有实权，俸禄微薄，他又从不贪取，以至他退休后，连一间完整的房子都没有，日食不给，他也处之晏然。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见他过于贫寒，中秋节时，带着300两银子，亲自去探望。询问他近来情况，吴廷栋说：“贫吾素也，不可干人。”意思是贫寒惯了，不愿打扰人，实际上则是以俭自强，不希望求助他人。曾国藩知其深意，竟没有敢将银子拿出来。曾国藩的旧交，大多如此。因此培养了一代自强的风气。

曾国藩为维持生计，也曾经向他人借过钱，借钱的辛酸使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也坚定了他自立自强的决心。他曾告诫曾纪泽：“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向别人借钱，低声下气，看人脸色，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有强烈自尊心的人来说，是非常难堪的。

另外，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借人一回钱，就欠一份人情，不是简简单单还钱就能了结的。次数越多，心里的包袱越重，最后总觉难安。倘若持身节俭，偶尔一借，别人敬重，也会鼎力相助。但如果为人奢侈，以致用度不足，很少有人愿意借给，会被人轻贱。用度奢，往往是欠债难还，债上加债，既失信于人，又进一步刺激了自己的物欲，不仅极大地破坏了个人形象，也将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所以，曾国藩的节俭并不是要省几两银子，积少成多，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富翁。他不爱钱，不敛钱，不聚钱，直到去世时，家中仅有1万多两银子，比一般士绅富户都不如。他的真正目的是使自己保持勤俭风气，更主要是为了儿女们能自尊自立，以免养尊处优，丧失努力进取的动力。他经常说：“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有余财则子女必趋于骄奢，只有保持节俭自立，才可成才：“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

同时，曾国藩重视勤俭持家，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家是一个人事业的根基，治家与治国相通相关。不善治家者，必不能治天下。一个人即使再有能力，倘若家庭出了问题，也就如木拔其根，难以立足。曾国藩有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看法，他认为为官不是长久之计，而家庭则与一个人的一生相始终。所以，他认为治家比为官更重要。他曾经给自己的夫人写信告诫说：

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廉恭节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他曾专门给四弟写信，告诫他要节俭。节俭之法，是戒好动：“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作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其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他的告诫，简直不厌其烦。同治三年(1864)二月二十四日，他又在信中说：弟之勤为诸兄弟之最，“俭”字工夫，日来稍有长进否?诸住不知俭约者，弟常常训责之否?

曾国藩的节俭还表现在一些特殊的事情上。他认为，日常持家应当把一些零碎物件，如碎布、小纸片都要收集起来，以备使用。如他所言：“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积少成多，就会变废为宝。这样家里既显得整齐，又节省了财物，还养成勤动手、办事有条理的好习惯。

曾国藩从政治军，每件书信、文牍、奏章都要抄一副本，收藏在家中。早在成丰四年(1854)五月，他就对几位兄弟说：

凡谕旨、章奏等件付至家中者，务宜好为藏。我兄弟五人，无一人肯整齐收拾者，亦不是勤俭人家气象。他还特别告诫：“余寄回片纸只字，俱请建四兄妥收。”经过日积月累，曾家所藏的书籍、文献已经汗牛充栋。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后来都成了珍贵的史料，堪称无价之宝。

曾国藩修身绝学

曾国藩节俭，对“自立”二字看得极重，这就使他的认识又提高了一层。“俭”字不仅可以使有限的财物发挥最大的效益，还可以塑造自立自强的个人形象。

不求名利，淡泊明志

胸怀大志者，所关心者大，所注意者繁，因此往往都是劳心伤神、忍辱负重之人。当此之际，便应以淡字求得舒解。曾国藩一生忙碌不堪，却以恬淡养生，以冷淡处世，以平淡为官，以远淡治学，胸中自有一片淡定之天，得人生极乐。

做人，于名于利，不刻意；为官，不媚上，不欺下，如此，才能活得清爽。

曾国藩一生政务、军务缠身，要说他没有功名利禄之心是不可能的。他在初次进京赶考时，就充满希望。他的好友刘蓉在评价当时的曾国藩时，用了“锐意功名，意气自豪”一语。

曾国藩在考中进士时，名列三甲，按照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进入翰林院，曾国藩又羞愧又失望，差一点儿就打道回府了。后来，由于几个好友的尽力规劝，年轻气盛的曾国藩才留下来，按时参加朝考。

有功名利禄之心，并为此锐意进取，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把功名利碌看得过重，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求名利上，就走向了极端，走进了死胡同。人生丰富多彩，除了功名利禄，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可以去尝试，这样才是享受人生乐趣的做法。

曾国藩涉身军务，战争的激烈、残酷，人事上的相互猜忌、争权夺利，时时刻刻让他处于紧张焦虑之中。为此，曾国藩常感身心疲惫至极，描述自己身体状况的言语时常载于他的日记和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之中，而一旦谈及身体状况，就免不了涉及古人心胸开阔、恬然物外的自怡之趣，曾国藩对此充满了羡慕之情。

一次，曾国藩读苏轼的诗，其中有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曾国藩看后沉思良久，又添上了两句自己的话：“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这四句话中，前面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要靠个人的奋斗，后面则是功利上的东西。若能够达到这四句话所说的境界，那么就可以算作一个心胸宽广，懂得乐生之人了。

曾国藩的名利之心比较重，尽管他自己也不愿意这样。但曾国藩常常做不到这一点，经常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而茶饭不思，寝食不安。对此，曾国藩心欲改之而又无可奈何，在日记中可以看到当时曾国藩矛盾徘徊的复杂内心世界。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初九，曾国藩在日记中对自己进行了批判：至书铺，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

曾国藩认为，与人争名争利，则流于小人之列，这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又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谨记谨记!又每日游思，多半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日能拔此根株?

曾国藩以古人开阔胸怀、淡然物外的生活处世态度为榜样，除了排解自己心中汲汲于功名利禄之心思外，还在于养生、长寿。他对幕僚李续宜说：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虽逆境亦畅天怀。

向每谓沉闷非养生所宜，乃以润帅之轩昂豁达，亦复不登中寿，则知命之修短，事之成败，名之显晦，皆有冥冥者主持。吾辈但求大德不甚逾闲、此外正当委心任运，淡泊相遭。阁下劝我宽怀，仆亦愿阁下旷然自适也。

郁郁不乐是养生之大敌，要想生活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去掉为名之心，没有了为名之心，政务、军务中的烦恼、不顺也就可以淡然处之。为此，曾国藩曾经作一对联以自励：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虽逆境亦畅天怀。

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之路上，有成也有败，这些都与个人的运气有很大关系，不单纯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什么事都这么想得开，自然就心情舒畅了。为了去掉好胜争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内容。“忮”是嫉贤害能；“求”是贪利贪名。怠惰的人自己没有修养，嫉妒别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曾国藩认为要想取得成功，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如果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而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如果完全没有求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就都是卑污。

曾国藩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客观的认识。他说：“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说孟子生活的时代，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动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砺百世者矣”。苏秦是个读书人，据说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不甘心现状，在动**的社会中跃跃欲试。他把战国时的游说之风，以及士人汲取名利的求实态度发挥到极至。

曾国藩身处名利中，又能时刻戒惧名利，因此他能对功名保持一定距离的窥伺。为此，曾国藩也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缓解，学习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断追求的，但人的性格一旦形成，往往很难有所更易，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要说不计名利是不可能的。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不断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在其中表达出来的光明磊落之心。

除了学习这些古人胸怀，体会其胸襟之外，曾国藩比别人更高一筹。别人胸怀虽淡，笔下却难以写出来，曾国藩却可以用笔写出淡定之怀。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争名争利，凡人尚且难免，何况曾国藩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他能在繁忙的公务之外保留一分平淡之心，确实难能可贵，尤其在功成之际，悄然身退，自削兵权，力求不显山、不露水，其修养非平常者所能及，这是因他精识“淡”字妙用之故。

曾国藩修身绝学

胸怀大志者，所关心者大，所注意者繁，因此往往都是劳心伤神、忍辱负重之人。当此之际，便应以淡字求得纾解。曾国藩一生忙碌不堪，却以恬淡养生，以冷淡处世，以平淡为官，以远淡治学，胸中自有一片淡定之天，得人生极乐。

自强不息，立身之本

自胜者强，自强者胜。战胜别人的人只是有力量，而战胜自己的人才算坚强。自强与成功有着内在的联系，虽然自强者未必都能成功，但“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

自立才能自强，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却并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到。曾氏家族为什么能一门英杰?正是曾国藩以自立要求子弟，以自立姿态立身行世的结果。曾国藩以自强为立身之本，他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他的这一理念，正来自于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曾国藩读过《周易》之后，他对自身有了更深一层的感触。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仁者以厚德载物。”并且，他还对《周易》中的“自强”思想加以发挥补充，使“自强”一直贯穿于他处世应变的行为当中，并且内化为了自己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曾国藩的一生。从个人的求自立，到国家的求富强，一直贯穿着这种自强的思想。他对王大之刚直不阿的性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对子弟说：天之生贤人也，大抵以刚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无以全其纯固之天……国藩尝采辑国朝诸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峰……王而农(王夫之)……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故常全其健之质，跻之大寿而神不衰。不似甘俗孱懦竖子，依违濡忍，偷为一切，不可久长者也。

正是有了这种刚强的意志，曾国藩才能够成就大事业。曾国藩奉行一生、奋斗一生的最高理想是“立言、立功、立德”，这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四处传阅着；立功，他或许可以说挽救了清王朝，使清王朝统治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立德，他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谨慎小心，注重品德修养。他既是湘军的创始人和领袖，也是洋务运动的领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

曾国藩的成功来自自强不息的精神，他没有任何权势支持，全靠自己努力奋斗。他身患重病，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其事业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

曾国藩经常谈论“刚强”二字，以懦弱无刚为大耻，他一生的事业，与他刚强的性格是分不开的。曾国藩提倡自强、倔犟，这都是大丈夫立世治人所必不可缺的。曾国藩常以自立自省并省人，对子弟从不娇惯纵容。在家不染无赖之气，为官不染官宦之气，哪怕是在个人和家庭的“小事”上，都体现出曾国藩决断的高明之处。

曾国藩的性格使得他养成了不求人的习惯，自己站直了腰，别人便把他当成可以乘凉的树。曾国藩曾说办大事要多得帮手，但他主张关键之处还在于自己。如果自己立得住，很多人都来帮助；如果自己不成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恐怕仍是形单影只。对此，曾国藩有切身体会。在他治军从政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磨难。

咸丰七年(1857年)，他因不满清廷不重用，索性借口父亲去世，回乡守制。当时军中情势危急，许多人对他都很不满，包括一些亲朋好友。有些人认为他不能成大器，因此离开了他。幸亏他后来反省了自己，重新出山，人们才回到他身边。从此他知道了，别人之所以帮助你、跟随你，是觉得你能成大事，也会给他们带来荣誉和利益，并非因为你个人，但每个人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很难想象谁会一辈予跟定你，为你甘心付出，不求回报。

一个人的成功不在其有多高的天赋，也不在其有多好的环境，而在其是否具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明确的目标。脚踏实地，百折不挠，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崇高的理想迈进，总会有所收获，有所成就。

自强是什么?是努力向上，是奋发进取，是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和不懈追求。自强者的精神所以可贵，在其依靠的是自己的拼搏奋斗，而非父辈的荫庇提携。自强是自立的前提，不自强无以自立；自立是奉献的前提，不自立何谈奉献。

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自省自强确实令人感佩!

曾国藩修身绝学

自立才能自强，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却并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到。曾氏家族为什么能一门英杰?正是曾国藩以自立要求子弟，以自立姿态立身行世的结果。曾国藩以自强为立身之本，他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他的这一理念，正来自于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

敢于改错，不夸大言

人不是圣贤，都会有过失错误，但能不能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至关重要。曾国藩的修身法中，不惮改过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有什么好处。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蕙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技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好名的虚荣心理在作怪啊!都是不诚实的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却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1842年2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难了，何况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汤海秋说：别人道德行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处，与抱怨者相处而能保持心情平静，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

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并通过每天的《日记》反省自我，以促进自己改正缺点。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初三日，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歇斯底里，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肆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过了几天，好友冯树堂来访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

《日记》日：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类择者矣。

过了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三月十六日，他出门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饭后，等侯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惩忿无功，溃决至此”。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习气。他的《日记》中载，六月初五日，写《治心经》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写《治心经》一本。初十日，又写《治心经》一册。

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又说：“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还是在经历多次磨难后，尤其是成丰八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曾国藩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而这广大，则应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又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曾国藩正是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越能有所长进，就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改掉缺点毛病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不多见的，对他一生性情方面的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时常指出自己的缺点，二是记日记，借此每天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

曾国藩大概是对自我反省和批判最多的古人之一，不仅严厉，而且苟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许你不佩服他的功业，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对自我剖析的勇毅。

曾国藩修身绝学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吝啬)”这一方面告诉人们过错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

曾国藩则认为，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通过此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持之以恒，死而后生

俗话说：“坚持就是胜利。”这是一种坚强的信念。坚持了，说明已经尽力，即使没有成功也会无怨无悔；没有坚持，就等于早早放弃，更不可能获得成功。

曾国藩自始至终担起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责，在连年的征战生涯中，他遭受了旁人难以想象的挫折与磨难，几度九死一生，但他始终不放弃，坚持到底，最终取得了胜利。

曾国藩的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坚持到底，并不断努力。其弟曾国荃开始在雨花台扎营时，曾国藩劝说曾国荃道：“太平天国军气势犹如旺盛的火焰，现在不可对他们有什么意图。”他又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希望曾国荃明了清军所面临险境，速速退兵。曾国荃却认为在坚固的城池下面驻兵，可以持久，因此他无论如何都不退兵。

当时整个战局对曾国藩很不利，曾国荃不听劝阻轻兵冒险前进，力量薄弱，这时湘军各营又遭到疾病的困扰，战斗力大大下降。一旦天京城下的湘军被太平军击溃，再想组织足够的力量形成包围之势简直难上加难，其结果不只是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曾国藩无法向朝廷交代。所以，曾国藩根本睡不着觉。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自己这两个月十分忧心战事，牙痛得也厉害了，心情更是糟糕。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曾国藩费尽心思，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用以援助危在旦夕的雨花台大营。为了得到最为真实的消息，从而做到没有私毫偏差的判断，曾国藩躬身前往雨花台大营进行视察。一路上劳苦奔波，未加休息的曾国藩就急于听取曾国荃的汇报；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原则下，曾国藩又亲自视察了雨花台的防护措施，看到曾国荃的所有防御工事都井然有序、有条不紊，脸上终于露出了喜色。此后，曾国藩从大胜关赶赴金柱关、龙山桥，随后由东西梁山入裕溪口小河，查看了雍家镇、运漕镇、石涧埠、无为洲，接着从神塘河出发回到了北京。短短一个月内，曾国藩不顾舟车劳顿，查阅了进兵天京的各部湘军的防御工事，他认为“曾国荃围军坚定，水陆楫睦”，决心取消撤兵的念头。曾国藩将双方力量进行反复对比、全面分析后得出湘军不能撤，撒军恐怕扰乱军心，军心动摇则胜利遥不可及的论断。

最终，曾国藩凭着自己坚强的忍耐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耐力是人适应周嗣环境的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的总和。曾国藩的战略中最忌打持久战时“势穷力竭”。他认为作战时将士们的精力、士气，整个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布局、全部的作战计划、粮饷的补充都至关重要。两军对峙时没有这些准备，根本就没有力量与对方抗衡，更谈不上取得战争的胜利。曾国藩带兵打仗并不求胜心切。与此相比，他更注重战势的发展，认为在持久战中要让士兵充分休养，养精蓄锐，抓住时机再举兵攻打，以得到最后的胜利。

曾国藩在《有恒箴》里说道：“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即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牵，曾未间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义说：“闻同知录：易经有日‘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日：小恒其德或承之羞。’读之不觉愧?”曾国藩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小断反省自己．认识到有恒实是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他在日记中说道：“我几十年来因循守旧不肯下苦功学习作文，现在我已渐渐衰老，悔恨也来不及了。”

由此可见，曾国藩无论做人，还是带兵打仗，都有一种坚韧进取的精神。不下决心则已，一旦下了决心认定其正确性，那么无论条件如何艰苦，前途如何险恶，他都义无反顾、不避艰难、奋进拼搏，从死中求生。

自咸丰三年曾国藩带兵作战，直到攻下安庆，在这个时期，他可以说天天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几度九死一生。但他坚持不懈，奋勇进取，从困境中寻找生机，终于获得成功。曾国藩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屡受挫折，但愈挫愈勇，不论在什么环境中都不忘坚韧和进取，令人不得不佩服他。

曾国藩的有恒和进取不仅表现在战事上，更在家训中。他说：“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暮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叮见年五分老少，事五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蓄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可见，为人做事，贵在一个“恒”字，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观点虽然简单易懂，但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曾国藩无论做人，还是带兵打仗，都有一种坚韧进取的精神。不下决心则已，一旦下了决心认定其正确性，那么无论条件如何艰苦，前途如何险恶，他都义无反顾、不避艰难、奋进拼搏，从死中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