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圣人大家对于修身养性都十分重视，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的一位重要的人物，尤其注重自身修养的修炼。他始终信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内外兼修，终被后人尊为一代奇人。
曾国藩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渺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以诚为本，诚信做人
《中庸》认为：“遵道而行”，要有“择善而故执之”的主观精神——诚。曾国藩以“诚”为本，认为“诚”就是天道。掌握做人学问，诚是最基本的原则和思想。所以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曾国藩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交战，作为将帅，他威震三军，权倾天下，但他待部下却处处不忘一个“诚”字，并且向手下人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内心之诚乃“血诫”。他还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亦避”，“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
曾国藩自身坚持“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发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
“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这是曾国藩对文武之臣对“诚”的不同表现的分析。
曾国藩也将“血诚”这一精神贯穿了整个人生。我们来看一个故事：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了，曾国藩请假回到老家荷叶塘服丧。一天，他在一家饭店写对联，被一名叫韦永富的太平军看见了，太平军要曾国藩帮忙抄几份告示，并说：“我们太平军尊重读书人，你归顺我们，包你有吃有穿，仗也不要你打，日后我们天王坐了江山，给你一个大官当。”
曾国藩先是有点紧张，但马上镇定下来思考对策，这告示是绝对不能抄的，否则曾国藩就是不“诚”的人了。那人见曾国藩犹豫，就说不跟我们走算了，帮我们抄完告示就放行。按常理说曾国藩为了顾全自身可以答应，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替太平军抄告示岂不是在为反贼做事?
韦永富把曾国藩带到一个村庄，将他安置在一间屋子里。一会儿，太平军端来了饭菜，说：“先生，吃饱了，然后抄三份告示。”说罢将写着告示内容的纸展开放在曾国藩的面前，曾国藩一看，见是《奉天讨胡檄》。曾国藩看完后，气愤地拍桌子骂道：“胡说八道!天诛地灭的贼长毛!”他把告示推向一边，做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
我们尚且不管太平军是否顺历史而为，仅看曾国藩内心对清政府的诚意却是真实的，这也与他做人的基本原则相符合。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异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破不详。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之纷者以静。”
事实证明，曾国藩做到了言行一致，他装病不写告示，恪守“血诚”。太平军的将领罗大纲听说军中来了一个读书人，便连夜跑来看望，希望他归顺太平军。可曾国藩却以敌意的目光看着罗大纲，不为所动。罗大纲是位爱惜人才的将领，他没有计较曾国藩的态度，在曾国藩身旁坐下，以尊重的口气说：“老先生路上辛苦了，兄弟们少礼，你受委屈了。看样子你是个饱学之士，我们太平军中正缺你这样的人，你留下来吧，我向天王举荐，你就做我们的刘伯温、姚广孝吧!”
曾国藩回答道：“刘伯温辅助朱元璋打江山，姚广孝却是朱棣篡夺侄儿位子的帮凶，这两个人怎能并称?”
罗大纲哈哈大笑，他说：“先生，你也太认真了。刘伯温、姚广孝都是有学问、有计谋的好军师，如何不能并称?至于是侄儿做皇帝还是叔叔做皇帝，那是他们朱家自己的事，别人何必去管!方孝孺不值得效法。我看成祖也是个雄才大略的英明之主，建都北京便是极有远见的决策。老先生若是对此感兴趣，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商榷。”
曾国藩没有料到太平军中也有人才，谈起历史人物是颇有见地。罗大纲临走时希望曾国藩抄几份告示，因为第二天要用。曾国藩说自己病了，头昏脑胀，无法胜任。罗大纲上前摸了摸曾国藩的额头，果然滚烫，便不再为难他，叮嘱手下人去找医生来给先生看病。
谁知与罗大纲一起来的一个湘乡籍士兵认出了老先生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罗大纲。罗大纲惊讶不已，他冲到曾国藩面前吼道：“你原来是个大清妖头，险些被你骗了!你不在北京做咸丰的狗官，为何跑到这里来了?”
面对怒气冲冲的罗大纲，曾国藩只要向反贼乞求饶命，不仅性命可保，还会捞个官当当，但那就不是曾国藩的为人风格了，宁做方孝孺，不做姚广孝，大不了一死罢了。儒家讲中庸，但并不提倡明哲保身，“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儒家一直把“诚”视作中庸德性观的轴心，它是联结天人，使之合一的规范，是人的道德思索与行为规范的凭借；“诚”是贯通天地人的普通规范，它能够将三者有效连接，从而使人的生存处于一种相互和谐的格局之中；“诚”既允诺了在具体的、不完满的伦理实践中，达到全体的、完满的道德理想的可能性，从而开启了“血诚”作为实践导向的大门。
曾国藩对这些道理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使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任凭罗大纲威逼利诱，就是坚守对清政府的“赤诚之心”，让罗大纲无计可施，后来，曾国藩在义士康福的帮助下逃出了太平军大营。假使曾国藩没有逃脱太平军的魔掌，我们也可以猜到，他定会心怀“血诚”而慷慨就义的，因为忠诚之心已经作为他的人生准则而不可动摇。
在曾国藩看来，“诚”可表现天地之真，充实天地之美，完成天地之善。“诚”为人性中第一美德，为英雄豪杰、伟大人物立德、立言第一要素，有了真诚才能体现人的文明与高尚。
曾国藩修身绝学
要让自己的话使别人相信，就得把握一个“诚”字，这是人能够立下大业、成就大业的根基。曾国藩把“诚”字作为自己立身的根本，他一向以“诚”字来训导自己的下属，要他们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做起，说实话，做实事，以诚相见。他还专门举了北魏高允的故事，用来说明“诚”字的重要，并感叹：“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
严以律己，身先士卒
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服众，就需要不断完善自己，只有使自己不断趋于完善才能树立威信，才有资格对别人加以指导。最好的推出自己的方法就是成为众人的榜样。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办事总能达到让人满意的效果，因为他们对自己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为人处事讲究原则，高标准、高要求获得高效率。但能做到对人的过错不计较、不苛责的领导者并不多见，曾国藩却是这方面的典范。
有一个故事生动地表现了曾国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官员作出示范，使大家深受教育。秦淮河是古都南京名胜，也是游船画舫的聚集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日渐萧条凄凉。战争结束后，秦淮河畔出现了昔日的画舫，恢复了繁荣景象。
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对这种情形极为不满，便通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把此事的处理结果禀报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对涂廉访说：“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后感到很不好意思。
没过多久，曾国藩约来各位官员共游秦淮河，并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想游弋而不敢游弋，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以身作则，不只凭个人喜好处理事情，对秦淮河灯船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府中的官员启发很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采取积极措施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恢复了六朝旧迹，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任人唯贤并听取贤者的意见和建议，是为官之人的基本素质。但曾国藩自认为有权之人是很难做到的，但他还是尽力而为，在选用人才上尽量做到宽容有度，贤者优先。
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员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息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此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对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凡是那些在官场上奔波的人，仕途大都坎坷不平，身败名裂的也为数不少，有些人因为无形中卷入党派之争、官场是非，稀里糊涂地就被罢官免职了。曾国藩总结出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字：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这四败：“昏惰任侠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居官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职，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只有知人善任才可构成一支结构合理、战斗力强的队伍。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正如某人后来的表现，验证了他的预言。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问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做事讲究原则，对部下要求也很严厉，但不管是多急多大的事情，他都能冷静、客观地对待，不义气用事。他认为陈国瑞率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军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很是嫉妒，于是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但他采用的方式过于激进，又杀人又抢夺激怒了刘铭传，刘铭传把陈国瑞的士兵全部打死并将他软禁。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耳闻，火并事件发生后，他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十分不满，但在向皇帝的呈禀中，他仍客观地讲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只是受到了适宜的制裁。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不仅对部下要求严格，而且能够做到身先士卒、严于律己，他提倡节俭就由自身做起。一般认为，做官的人都很贪图安逸，而曾国藩则是一个例外。曾国藩的日常生活及其简朴，对家人也同样这样要求。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儿媳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织麻纺纱之事。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却与普通家庭并无两样。曾国藩在过三十岁生日时，添置了一件青缎马褂，但平日并不穿在身上，只有遇到庆典或者过年时才穿一次，所以，虽然那件衣服伴随了曾国藩几十年，拿出来仍然如同新衣。
曾国藩做京官十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分内的事。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虽然只是普通的家书，但是却反映了他严于律己的作风。
身为一家之长、一国重臣，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忠于职守；对部下，他赏罚严明，管教有方；对子女，他言传身教，管理有道，曾国藩为人处世始终有自己的原则。既是名人就必有非议，功过是非必有定论。作为后世的人，要学会借鉴前人，取长补短，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曾国藩修身绝学
《论语·子路》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曾国藩严于律己，凡事都以身作则，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忠于职守；对部下，他赏罚严明，管教有方；对子女，他言传身教，管理有道。总之，曾国藩为人处世始终有自己的原则，为下属、子女以及后人都做出了良好的表率。
坚韧不屈，成就事业
“坚韧”是两个极奥妙的字，“坚”可以理解为勇于进取、坚强不屈、坚定不移；“韧”即忍，可以理解为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能伸能屈、不计荣辱。二者一刚一柔、一强一韧、一方一圆，合在一起，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道理十分相合。一个人只要能坚能韧，就会无敌于天下。
“坚韧”一次可以，“坚韧”一生却难。曾国藩正是一生“坚韧”，所以，最终成就了令后人敬仰的事业。他的身心虽然因此而备受煎熬，但也终有所值。
曾国藩一生的功绩不能算空前绝后，但也算是数一数二。他的成功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韧”是密不可分的。
曾国藩对坚韧的理解是：君子稳重而有威严，有坚强忍耐的性情，灾难面前毫不畏惧，刀架在脖子上就当作没看见。想立功德创伟业就必须要有“坚韧”之心，战场上有此心就会所向无敌，生活中有此心就会有所修为。对外无敌、对内有为才是厚德载物的境界。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5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子说：“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
曾国藩就是靠坚韧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韧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韧战胜了磨难。他懂得忍辱包羞、屈心抑志的道理才能安稳地渡过坎坷。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湘军将士虽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阶有的比他还高。这时，曾国藩要靠什么才可以在无奈的环境中生存?靠的就是坚韧。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激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曾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如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靠这种坚韧，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不只在于军事，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他曾国藩，这使他率兵三四载一直处于孤立无援之境，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权，使他在江西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因为没有钦差之衔，地方官轻视他，他在江西用兵，军饷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总认为他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输饷是额外负担，因此不肯出饷。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惨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八十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身念念不忘。势力、人心、友情、困境太多东西在他心里纠结，使他在逆境中看清楚了官场和世事，做到人情冷暖心中自知。
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毕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粮饷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1855年)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做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景德镇城下。曾国蒲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四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内容十分凄婉动人。
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受到全国人的唾弃。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好几次被逼自杀。思前想后，就感到越来越凄愤，以至于不想再过问世事。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
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二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至l860年11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渡过险难。l861年4月，他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均告失败。
在4月14日的日记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焦虑的心情，大意是说：今天各营进攻徽州，我的心忐忑不安，多次登楼观望。到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心如火燎的更加不安了。傍晚接信知道各部都因雨而败，心中又忧又气。这场仗关系重大，若能拿下，则周围三县皆有粮饷接济，若拿不下，三县都保不住。夜里竟然着急得睡不着，口干舌燥。并且，当曾国藩看到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越发着急，而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时，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湘军大败。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他悲观到了极点，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做料理。伤心归伤心，他仍旧未忘记战略考虑，为了稳定军心，将湘军分兵于安庆和祁门。除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作的许诺，克尽他作为两江总督的职守，他还多次表示，自己驻守皖南，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自己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作了这样的预测：若皖南再坚持两三个月，则皖北、安庆有必克之理，大局有必转之机。他愿意用自己的苦守坚持、内心的反复伤痛换得战事的转机。
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不仅可以减轻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能导致太平军两大主力之间的相互矛盾，使之相互仇杀。
直到l861年曾国藩才从祁门离开。曾国藩为安庆会战做了最大的投入。
曾国藩修身绝学
要想成就大业，恒心是必不可少的。恒，贵在坚持。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不低头，而以“坚韧’面对。坚持得久一点，胜利就近一点。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得益于坚韧二字，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知足慎独，戒傲自律
世上有两种人：一是不知足者，二是自我满足，自我满足者又有两种：一盲目满足，二知足常乐。前者就是物欲横流，后者心灵通达。曾国藩不计较得失，知心足志方为好，并以“知足慎独”为人生学问，可谓智者!
曾国藩有一首诗最能代表他的“知足”观：
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
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
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宦海多年的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困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
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对曾国藩而言，名心太切和俗见太重，大概是他出道入仕之初的最大缺点了，这不仅损害了他的人生境界，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躯体。
人生有许多因素可导致失败，其中戒傲为一。不理解此学问，永远是一个可怜的失败者。曾国藩深知其理。
曾国藩为人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誉太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1)为官戒傲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他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5月25日)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同治二年(1863年6月)，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己。一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
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6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总之，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是他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而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
(2)居家戒傲
曾国藩认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他不仅自律甚严，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咸丰十一年(1861年3月14日)，他曾对专在家中主持家务的澄弟写信，要他加强对在家子弟的教育。并对骄傲的几种表现形式做了阐述：“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并说自己以不轻易讥笑人为第一要义。对澄弟表现出来的骄傲，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他对军营中的“诸君子”“讥评其短，且有讥到两三次者”。由此可推知澄弟对乡间熟识之人，更是鄙夷之至了!他认为傲气可表现在言语、神气和脸色上，所以要做到“谦退”，须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
曾国藩告诫子弟，千万富不忘贫，贵不忘贱。既已做了仕宦之家，他便力戒子弟不染官气，他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他对家人坐轿一事都严加规范，指出四抬大桥“纪泽断不可坐，澄弟只可偶一坐之”，这种大轿不可入湘乡县城、衡阳府城，更不可入省城。并嘱咐澄弟对轿夫、挑夫要“有减无增”，随时留心此事。曾国藩也力戒家人在家乡干预地方行政。他给家中写信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长官疑为倚势凌人。”又告诫诸弟：“宜常存敬畏，勿谓家中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
他力戒子弟不要递条子、走后门。儿子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到府城参加岁考科考，都不顺利。同治七年(1865年7月)，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特地写信告诫纪鸿：“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纪鸿没有中举，曾国藩就把儿子接到金陵衙署中亲自教学，始终未去走后门。
(3)为学戒傲
千古以来，文人相轻，已成为一种老毛病。曾氏对此有清醒认识，力倡以“戒傲”医文人之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20日)他给家中的四位弟弟写信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已之所做诗文，实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告诫弟弟们不要恃才傲物，不见人家一点是处。傲气一旦增长，则终生难有进步。在信中他又以自己的求学经历劝勉弟弟们。
曾国藩深知“谦受益，满招损”之理，在他所有的事业中，戒傲是第一要义，也是他人生不败之法。
曾国藩修身绝学
曾国藩为人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誉太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谦而不欺，立身之本
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成就，多高的社会地位，谦虚做人的要求都是立身之根本。谦而不欺是一种低调的做人品格。谦是礼，不欺是果，与人为善但并不被人所欺。
《尚书》中说：“满招损，谦受益。”谦虚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又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曾国藩说，人若保持谦虚，自可进境无穷。自身的充实和完善皆由好心态开始。所以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谦虚，才能算做真正的君子。
《说苑·敬》中概括出六种谦逊的美德：“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由此可见，谦逊美德能使人获益良多，拥有谦逊就拥有了福气。
一个谦虚的人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怀着一颗上进之心。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使他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更是修养自我的保身之道。
谦虚之人必为低调之人，不招人厌恶，不引祸端，即使有祸也能避过。
在读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必得虚心。”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埋头看书，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坚持看到一百岁，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算是知识渊博了。但是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即使有人认为他已经博览群书，而他所看过的书与整个史籍比较，却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个人不能自满，天下之大，强中更有强中手。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常常自责，“惟有敬濯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在那个年代，曾国藩能这样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他要求湘军内部自将领至兵卒，必须精诚团结，努力作战，有功不能骄傲。受他的影响，湘军虽然屡立战功，但从不自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一代圣贤的过人之处。
在仕途方面，曾国藩年少轻狂，经常轻议时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对，经历过挫折之后，他改变了为人处世之道。在长沙城的绿营中，他主动谦虚地与当地官员交好，不仅给他人台阶下，也缓和了人际关系。
曾国藩视为立身之本的是“谦”字。若要做到以谦立身，首先要戒除骄气，因为，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曾国藩认为骄必然会导致败，他经常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于己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谦虚也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体现，只有尊重他人，才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当然凡事皆有度，不夜郎自大也无需妄自菲薄，这两种做法都只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不要过分谦虚，这样不仅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看轻自己。
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本来自己做得不错，却说成一塌糊涂，本来自己很有能力，却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过谦的表现，也就是虚伪。谦虚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发自本心的由内而外的个人素质的体现。
谦虚必须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谦虚的对象和程度都要因人、因时而异。这样的“谦”才是应该提倡和追求的。
曾国藩一生恭谦，他作为长房长孙，给予家族的威仪和他作为三军统帅给予诸将的严厉，谈得最多的，也是他一直最为担心的，便是家族和三军的傲气。家书中劝诫幼辈要戒骄戒躁，军事上亦同。正是因为他的“谦”使他的人生更加辉煌。他也是低调为人高调做事的典型代表。
曾国藩修身绝学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使他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更是修养自我的保身之道。
修身恕道，内圣外王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汇、选择的历史巨变时期，曾氏正是处于这个转型时期的精英人物。作为儒家学者，他的身上灌注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实权人物，他处于政治一军事一文化舞台的中心，身系朝局安危的重任。双重身份使得他在西洋文明面前不能不仔细考虑，审时度势地处理问题。
在适应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对个性不断加以调整，实现自我，是曾国藩实现其文化人格的途径。
在现实方面，曾国藩的整个仕宦生涯都充满了冷静的理性和灵活的机智。致仕之后，如何运用理性应对世事的原则方法，则因人而异。封建官场如战场，祸福难测。曾国藩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官场的险恶，要求自己谨言慎行；另一方面为了在保护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就必须理性地设计和机智地应对。为此，曾国藩规定了自己从政的原则：
一、对朝廷尽心竭力。
二、处理好同僚关系，做到不使不求。
三、尊重权臣，但绝不攀附。
四、修身齐家。
在湘军的组建、人事安排、湘军的裁撤方面，曾国藩就是按照上述原则来施行的。清政府迫于旗兵的腐败无能，任命曾国藩组建湘军，在心理上又忌疑汉人带兵。曾国藩深知此点，既要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又不能犯满人的大忌，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组建湘军之初，他主动安排满人塔齐布为副将，以换取统治者的信任；湘军壮大为国家军队主力时，直接推荐担当军政大臣的是皖籍的李鸿章而不是湘籍将领，以此来消除朝廷对他结党营私的怀疑。攻陷天京以后，主动撤裁湘军，消除朝廷对他拥兵自重、图谋不轨的嫌疑。
他凡事小心谨慎。想在是非之地做个闲人是很困难的事情，但他还是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言：“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俗话说，好习惯成就一个人，坏习惯毁灭一个人。坏习惯的革除和好习惯的养成最能证明一个人的恒心和意志，而曾氏在这两方面都有值得后人效仿的例证。其一是戒烟，曾氏自少抽水烟，烟龄长达二十多年。后来，自觉有害。进入而立之年后立志戒烟，将水烟袋捣碎，发誓说：“若再食言，神明近之。”但长期养成的烟瘾，并非那么容易戒掉。最初几日痛苦难熬，凭着坚强的忍耐力，终于断然戒烟。其二是坚持日课、月课，规定自己每天、每月要坚持完成任务，内容包括：“读熟书十页，应看书十页，习字一日，记日记一则。”这些课程一两天容易做到，若要长期坚持，则需非凡的意志和毅力。
另外，在情感方面，曾国藩充满了对皇帝的忠和对本阶级的爱。作为理学大师，曾国藩继承了儒家“仁民爱物”的品德，并能言行一致。他了解民情，体恤百姓所受的疾苦。他说：“设官为民，官不爱民，余所痛恨。”在他的家书、诗词中，无不透露出亲爱家人、和睦邻里、匡时救民的心情和愿望。
曾国藩在修身应世方面也是明清两朝儒家学者中的佼佼者。曾国藩儒臣、大臣的双重身份是其内圣外王文化人格的写照。他以儒学治政、治军，并在从政带兵的实践中普及儒学，在“立身”与“辅世”，“守道”与“救时”，即内圣外王的结合方面成效卓著。
曾国藩的修身原则、恕道精神都是其内在修为的理论总结，也是在对先儒学习、体验、取法的基础上加以抽象概括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在当时乃至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疾恨贪暴，多次犯颜直谏，尽忠竭力，为整顿吏治、缓解阶级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武官，功绩更是显赫。最初在湖南创办团练，在整饬湖南吏治民风方面颇有立竿见影之效。人送他绰号“曾剃头”，一方面反映他杀人之多，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惩处贪暴肃正风气之功。他以儒学训练湘军，使之成为富有战斗力和号召力的军队，并最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晚年，他出任外交大臣，对外交涉的首要原则就是坚守儒家的“忠信诚敬”，推诚相与，采取谦让的原则。他说，“为封疆将帅者，虽内怀勾践栖会稽、田单守即墨之志，而外却十分和让”，要求“谦怀抑抑以待洋人”。在妥协退让的同时，也表现了据理力争、“坚持不允”的尊严。曾国藩的外交原则不是消极的，而是弱国涉外事务的积极有效的原则，背后隐藏着儒家忍辱负重、徐图自强的苦志。另外，曾国藩有别于一般士大夫的方面还在于：他不仅能恪守古训还有创新精神，对新生事物能纳为己用，也正因此才能在洋务运动中获得成绩。
自古以来，朝代更替，争斗不休。每一次新政权的建立，都要随之产生一批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官吏。
在东西方文化产生碰撞时期，曾国藩不仅是封建伦理的捍卫者也是中国现代科技文明的先驱，他的忠诚与睿智非常人所能及。他手握重权，军事实力足可以与清廷鼎力抗衡；他绞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于清王朝战功无数；他关心民生疾苦，采取措施，减少税费。他的一生可以用精彩纷呈来形容。
在官场上混迹多年，位高权重，没有经受过大的波折；对皇帝，他尽忠尽孝，但并不盲目服从，他会采取一套委婉的办法来应付；对同僚，他尊重有加，并不曲意奉承；对下属，他以诚相待，不会傲慢无礼；对洋人，坚持国家主权的原则，大事苦争，小事放松。后代许多名人都对曾国藩推崇有加。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曾国藩曾经手握重兵，左右了晚清政局，由于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谋略，延续了清王朝的“历史寿命”。由此可见，纷乱的外世影响不了明智的内心。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只要理性、善变、多谋还是可以挽救一时的危难的。